在加州开车，请谨慎行使。
Traffic Tickets Fines (01/06/2010)
Violation of disabled parking provisions, second offense..............$1876
Parking in a bus loading area .........................................$976
Violation of disabled parking provisions, first offense................$976
Failure to provide evidence of 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insurance) ...$796
Passing a school bus with flashing red signals.........................$616
Mandatory use of child passenger restraints............................$436
Failure to stop at a red signal. ......................................$436
Unsafe Speed, 16 to 25 miles over the limit............................$328
No evidence of current registration....................................$256
Drive using wireless phone not hands free, For each subsequent offense.$256
Failure to notify DMV of address change within 10 days.................$214
Failure to stop at a stop sign. .......................................$214
Unsafe Speed, 1 to 15 miles over the limit.............................$214
Unlawful material on vehicle windows...................................$178
Adequate muffler required .............................................$178
Headsets/Earplugs over both ears.......................................$178
Motorcycle safety helmet requirements..................................$178
Drive using wireless phone not hands free, First offense ..............$148
Drive while wireless device to send, read or write text................$148
Minor drive using wireless phone.......................................$148
Mandatory use of seat belts............................................$148
Wednesday, April 28, 2010
Thursday, April 15, 2010
美国的高失业率可能会成为长期问题--企业增加员工应三思而后行
今年，经济开始复苏。但是，各方面对长期经济复苏的前景还是持悲观态度。我们提醒我们的商业客户，在工作量加大的情况下，尽量通过引进技术，通过增强管理，增加雇员的效率，并且鼓励加班，以减低雇用新人的压力。
美国自从Reagan总统上台，就是创造就业机会的一个机器。但是，最近一次的经济危机的情况有所不同。第一，失业的人找到工作的时间明显加长（一年以前，失业人中，失业时间超过6个月的不到25%，目前是44%）。第二，年轻人（25岁以下）失业率现在已经达到20%。虽然这个失业率还没有达到欧洲的程度，但是欧洲持续居高不下的年轻人失业率与欧洲社会主义政策的关系，可以作为预料奥巴马政府对有钱人开始课以重税和政府接管医药业的严重后果：高失业率，特别是年轻人的高失业率，很可能变成美国社会的慢性疾病。
原因很简单：有钱冒险的人拿自己的钱冒险开创新领域，要担很大风险。如果失败了自己倒霉；成功了却要把很大一部分钱要交给国家，那么他们的冒险精神就会大打折扣，他们的投资政策就会偏向保守。保守的投资政策不会产生大量的工作机会，特别不会导致全新的产业，因此对没有经验的年轻人不会有多少就业机会。（全新的产业，如前些年的电脑业，是年轻人就业的灵丹妙药。）
美国的老百姓普遍比较封闭，对于欧洲不太了解，因此不会去想，为什么在dot-com的时候，新公司（如微软、英特尔）都出现在美国，而没有出现在教育程度更高的欧洲？他们只看到近年来富人越来越多，同时收入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因此他们就投票给高唱社会主义的奥巴马，希望他来代他们出一口恶气。对于他们来说，奥巴马不负众望，立刻扩大政府（目前政府开支占GDP的25%），接管医药界，像败家子似地疯狂赤字开支，并且一浪高过一浪地加税。熟悉欧洲（甚至加拿大）的人都明白这种做法的后果。
更有意思的是奥巴马的支持者，很多是年轻人。如果年轻人在没有工作的情况下，继续支持奥巴马，美国的大政府局面，很快就会达到不能回头的局面。大家都知道美国教育改革之难，难就难在教师作为一个反对教育改革的实体，其实力超过所有支持教育改革的组织的总和（我们由衷地祝贺Michelle Rhee最近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教改的结果）；当医药界的既得利益集团建立起来以后，改革将是近乎不可能的。在这种局面下，美国的高失业率很可能会变成长期性的。
无论从经济方面，还是从政治方面，目前最好的办法，是观察今年11月份的中期选举。看看选民是否还是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如果选民像2008年那样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那么美国的经济就会呈现一种长期低迷的状况。例如投资者不会冒大风险去创造像dot-com那样的全新的产业，而奥巴马的所谓绿色国家计划也会因为政府补贴，而先天不足，导致前途渺茫。
因此，在目前情况下，即便生意增加，对人手需求增加，现在也不是到劳动力市场去抢购人才（特别是没有经验的年轻人）的时候。我们建议我们的商业客户先挺到11月，看看中期选举结果再说。否则，生意在一个比较低的平均水准上起落，雇主们很快就又会被逼到被迫裁人的境地。一雇一裁所造成的就是不必要的损失。在多事之秋，不妄动应为上策。
对于雇员来说，要珍惜手里的工作。在尽量为雇主创造财富的同时，扩展自己的skill set，以求长期发展。
2010.4.10.
美国自从Reagan总统上台，就是创造就业机会的一个机器。但是，最近一次的经济危机的情况有所不同。第一，失业的人找到工作的时间明显加长（一年以前，失业人中，失业时间超过6个月的不到25%，目前是44%）。第二，年轻人（25岁以下）失业率现在已经达到20%。虽然这个失业率还没有达到欧洲的程度，但是欧洲持续居高不下的年轻人失业率与欧洲社会主义政策的关系，可以作为预料奥巴马政府对有钱人开始课以重税和政府接管医药业的严重后果：高失业率，特别是年轻人的高失业率，很可能变成美国社会的慢性疾病。
原因很简单：有钱冒险的人拿自己的钱冒险开创新领域，要担很大风险。如果失败了自己倒霉；成功了却要把很大一部分钱要交给国家，那么他们的冒险精神就会大打折扣，他们的投资政策就会偏向保守。保守的投资政策不会产生大量的工作机会，特别不会导致全新的产业，因此对没有经验的年轻人不会有多少就业机会。（全新的产业，如前些年的电脑业，是年轻人就业的灵丹妙药。）
美国的老百姓普遍比较封闭，对于欧洲不太了解，因此不会去想，为什么在dot-com的时候，新公司（如微软、英特尔）都出现在美国，而没有出现在教育程度更高的欧洲？他们只看到近年来富人越来越多，同时收入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因此他们就投票给高唱社会主义的奥巴马，希望他来代他们出一口恶气。对于他们来说，奥巴马不负众望，立刻扩大政府（目前政府开支占GDP的25%），接管医药界，像败家子似地疯狂赤字开支，并且一浪高过一浪地加税。熟悉欧洲（甚至加拿大）的人都明白这种做法的后果。
更有意思的是奥巴马的支持者，很多是年轻人。如果年轻人在没有工作的情况下，继续支持奥巴马，美国的大政府局面，很快就会达到不能回头的局面。大家都知道美国教育改革之难，难就难在教师作为一个反对教育改革的实体，其实力超过所有支持教育改革的组织的总和（我们由衷地祝贺Michelle Rhee最近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教改的结果）；当医药界的既得利益集团建立起来以后，改革将是近乎不可能的。在这种局面下，美国的高失业率很可能会变成长期性的。
无论从经济方面，还是从政治方面，目前最好的办法，是观察今年11月份的中期选举。看看选民是否还是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如果选民像2008年那样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那么美国的经济就会呈现一种长期低迷的状况。例如投资者不会冒大风险去创造像dot-com那样的全新的产业，而奥巴马的所谓绿色国家计划也会因为政府补贴，而先天不足，导致前途渺茫。
因此，在目前情况下，即便生意增加，对人手需求增加，现在也不是到劳动力市场去抢购人才（特别是没有经验的年轻人）的时候。我们建议我们的商业客户先挺到11月，看看中期选举结果再说。否则，生意在一个比较低的平均水准上起落，雇主们很快就又会被逼到被迫裁人的境地。一雇一裁所造成的就是不必要的损失。在多事之秋，不妄动应为上策。
对于雇员来说，要珍惜手里的工作。在尽量为雇主创造财富的同时，扩展自己的skill set，以求长期发展。
2010.4.10.
政府打击支薪低于最低工资的公司
在移民社区里，有很多薪水低于法定最低薪水的工作。这经常被认为是一种没有受害者的犯罪。对于老板来说，他支付不起正常薪水，支付法定最低薪水就等于少招人；对于雇员来说，低于最低薪水至少比没有工作要好。
上周，劳工部部长Hilda Solis发起了一个“We Can Help”运动，鼓励雇员去政府告他们的雇主。同时，劳工部新雇用了250个调查员来处理这些雇员告雇主的事情。从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劳工部替214,000个雇员找回了$171,000,000的薪水。
对于雇主来说，除了要处理政府代理的正当案件，另一方面还应预防那些到政府去诬告雇主，借以出气的雇员。对于诬告最要的办法，就是有一套完整的文件制度。
2010.4.6.
上周，劳工部部长Hilda Solis发起了一个“We Can Help”运动，鼓励雇员去政府告他们的雇主。同时，劳工部新雇用了250个调查员来处理这些雇员告雇主的事情。从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劳工部替214,000个雇员找回了$171,000,000的薪水。
对于雇主来说，除了要处理政府代理的正当案件，另一方面还应预防那些到政府去诬告雇主，借以出气的雇员。对于诬告最要的办法，就是有一套完整的文件制度。
2010.4.6.
Tuesday, April 6, 2010
谈谈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
最近忙得不可开交，事务所里加了人手，还是不行。太长时间不登一篇，好像对不起观众，所以就从老文章里挑出来一篇。（《从中美国歌看两国人的性格差异》实际上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没完没了地听中美两国国歌后有感而发的。）没想到，这篇倒是真的产生了一些影响，伤害了一些中国人民的感情。复活节周末休整，刚好写一篇，针对“博主对中国有一种歇斯底里的仇恨，真不是个好东西”等言论，再发发感慨。
《从中美国歌看两国人的性格差异》一文，的确没有用太多笔墨来描写中美性格，因为我觉得话已经说到了。不必再描一遍。和中国人相比，美国人的性格就是对什么都吊儿郎当。而且对越貌似庄重的东西，越发要损它几句。例如，如果在美国讲“我把民主党来比母亲”，或者号召大家“紧密地团结在以奥巴马同志为首的民主党中央周围”，听者是会把刚吃进去的饭给吐出来的。而且，在美国骂老百姓，骂出格了，人家会告你（因为法律同时要保护别人的名誉、隐私等）；但是对总统，或者民主党，基本上可以夸大其词。美国晚上很多相声节目，就是以夸大、歪曲事实，取笑政府来给观众解闷儿的。（从纯法律角度上说，总统自己选择当公众人物，法律允许他人在很大程度上发表损害其名誉的言论。）
在美国讲某某“伤害了美国人民的感情”，听者会问：你说的美国人民指谁？在美国，每个人以个体形式独立存在（也就是平常说的美国人相互尊重对方的隐私）。各人有各人的想法。虽然两个人的世界观不同，但是互相完全可以尊重对方的意见，甚至互相可以就朋友。当年美国共和党总统Reagan（里根）和民主党的众议院议长Tip O’Neal私交很好（他们的家庭、个人奋斗背景相当相似），有一次Tip在公开场合对Reagan进行相当恶毒的人身攻击。Reagan听到后就打电话给Tip，说：“Tip，我们是好朋友，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Tip就说，“总统先生，我们六点以后才是朋友。那话是我六点以前，为了工作说的。”后来，Reagan笑嘻嘻地当着Tip的面把这件事当笑话讲给大家听。
中国人因为双方意见不同，就开始没有根据地乱扣帽子，然后加上谩骂。好像你说我“不是东西”，你就在理了似的。一个长治久安的社会的基础是让大家说话，而不是封别人的嘴。我这个人比较喜欢安安静静地研究事情，不喜欢在大型公众场面抛头露面。一个例外，就是当年六四学生第一次访问华盛顿，是由我负责组织的。（我带他们去酒吧喝酒，人家要查岁数，他们亮出来的是清一色的法国护照，而不是美国护照，很让我觉得丢脸。）然后，我们在十一搞了一个很大的活动。我开着一个大卡车，把当地好几个餐馆捐赠的满满一车的食品、饮料拉到林肯纪念堂。（当时，无一例外地，在每个餐馆装车以后，老板都问我：够不够？还要不要？很让我感动的。）卸车以后，我大汗未落，坐在一个角落里休息。一个认识我的CBS记者来和我聊天。她问：他们讲的这些事情，你到底赞同多少？我说：大概20%吧。她就调侃式地问：那你为什么还这么卖力帮忙？我说：有人把坦克开到大街上不许他们说话，我觉得我有义务给他们提供一个讲话的地方（forum）。这个记者接着问：你觉得他们明白民主是怎么回事吗？我摇摇头说：“I don’t think so.”
在中国，很多人都觉得这帮学生是仇恨中国的。自然，像我这种帮助他们的人也是罪大恶极的民族败类。但是，根据我和这些学生的接触，他们每个人都真心地希望中国更好。虽然他们幼稚（例如他们在不了解民主的情况下，为民主事业不惜坐牢）。根据我对他们的了解，他们所争取的，无非就是一个可以自由讲话的权利。换句话说，他们想出了大学之后，生活在一个可以自由讲话的国度。套用一句韩寒的话，这些大学生冒着生命危险争取的，无非就是一个站着吃饭的权利，而不愿意像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那样，一辈子对着皇天后土跪着吃饭。
目前在国内的人广泛认为这些学生的本质是有问题的：否则他们为什么会为台独当吹鼓手，等等。这自然是这些学生的一个问题：他们之中很多没有在美国学到一技之长，混口正正经经的饭吃。结果只好仰人鼻息，谁给钱就给谁吹号。这是一个很可悲的结局。
很多来美国不久的中国人反美，是因为不能摆脱自己的那点“爱国主义”情结。说白了罢，就是不能正视自己，紧抱国内的那套“中国老大”的东西不放。在不知天高地厚的情况下，盲目觉得自己是天之骄子。结果，这种思想在美国处处碰壁。他们不反思，却继续觉得美国有问题，因而产生反感，继而导致反美。这种情结（也就是心理问题）的起因，自然还是在国内的时候受到的影响。所有封闭自由言论的政权，所使用的办法，就是一方面将反对声音魔鬼化（也就是极端化），另一方面把问题情绪化，并煽动老百姓的盲目情绪，并以此实施政策。中国目前的情绪化的主要办法，就是爱国主义。一切说中国不如外国好的言论都是不爱国的。发表这种言论的人，一定是妖魔，一定“不是个好东西”。
国歌只不过是一首歌，其特征是被选来代表一个国家。换句话说，其重要性是被选，而不是歌的本身（因其本身是和任何别的歌没什么区别的）。比较国歌，实际上是比较什么歌被选为国歌。这个选的过程，是反映民族性的。美国国歌开篇就来一个极端口语化的“O, say …”，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国歌是一个庄严的事，怎么可以这样不严肃？这种不同，促使我两年前写下了那篇文章。
美国人觉得“情绪化”是一个有害的东西。被情绪操控的人，会说一些极端的话。例如，新浪网友说：“尤其是美国的国歌，像发情的猪在叫唤，难听死了。加拿大的国歌，像只苍蝇在那里叫，没劲。英国的国歌，像是大英帝国的招魂曲。小日本的国歌听起来就象是一对性变态的日本男女在调情。”要知道，美国国歌里“发情的猪”们所讴歌的，是自由的土地上的英雄的人民。问题是，发情的猪会幽默地说“O, say ...”吗？美国国歌不是“难听死了”，而是“难唱死了”。没经过一点训练的人，是唱不下来这首歌的。“英国的国歌，像是大英帝国的招魂曲。”我不知道“招”这个字怎么讲，但是英国国歌代表着英国的魂，这的确不错。英国的魂是什么呢？魂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也就是英国当年在全世界搞无为而治，国旗插遍全球；区区两个野战旅把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堂堂大清帝国的皇帝逼着跪了下来（这里引用一句Bill Manchester的话），所依靠的就是这种精神。这也就是英国人（譬如说和法国人对比）更有一种敢想敢干，敢做敢当的精神。就像英国国歌里说的：“That men should brothers be, And form one family, The wide world ov'er（在这个广阔的世界上，人人皆应成为兄弟，形成一个家庭）。”一开始，英国人也不是要奴役殖民地，到后来财政出了问题，才渐渐蜕化成了殖民主义统治。即便英国给殖民地带来富庶，老百姓也不愿意受其统治。从波士顿Tea Party开始，从美国开始，殖民地一个接一个地造反，寻求独立。后来Palmerston打鸦片战争，用当时极力反对的Gladstone在下院演讲时用的话说，是“非正义地（unjust and iniquitous）”用大英国旗来保护“臭名昭著的非法走私（to protect an infamous contraband traffic）”。当时英帝国已经奄奄一息了。但是，美国今天的很多东西，包括联邦法和49个州的州法，都是沿袭英国的共同法，可以说是英国“魂”的一部分。我很喜欢加拿大国歌，因为它在庄重中优美。而且听起来真有“The True North strong and free!”的感觉。日本国歌是什么调，想不起来了。
在当局极端的“爱国主义”导向之下，所有要求自由、民主的声音，都可以被冠以想要“全盘西化”致使“国将不国”的帽子将其打杀。有意思的是，前两年中央曾搞了一个研究项目：中国未来最好的状况是什么样的？结论竟是全面变成美国目前的状态。但是从表面上，为了妖魔化不同声音，宣传口还是把很多事情都情绪化。中国情绪化的事情自古有之。我们不说义和团在先、过了一百年北京大学生在后，围打美国大使馆这类的事情。在中国近代史上，最情绪化的是毛的所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文革不是毛一个人的问题，更不能归罪什么“四人帮”。文革的基础是广大的中国老百姓太容易情绪化。文革就像希特勒杀犹太人，日本人四处通过屠杀搞什么东亚共荣圈一样。没有情绪化的老百姓，毛、希特勒、和日本天皇的政策是实行不下去的。邓去世前把重新评价毛这个事交给了胡，结果胡没有这个魄力，以“工作千头万绪”为借口，拒绝做这个工作。（我没想到这个和我同住过的清华十三号楼的学长这么没胆气。）结果是时至今日，宣传部门还是以“爱国主义”来情绪化各种事件，并以此控制民意。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毛很喜欢用“一小撮”这个词，因为当时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无论是三反五反、大跃进、反右、揭批一个又一个反党集团、还是最后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坚决拥护毛的。只有少数人觉得这些举动祸国殃民。这些少数人，和那些向毛磕头磕得不够响的人，都被打下去了。毛知道江青一伙只会捣乱，真的出了事，他们是镇不住的，所以毛使了用周留邓这一招。到了文革末期，又把邓找回来主持中央工作。毛的问题，不是不让大多数人讲话，而是不让少数人讲话。结果，中国人民受了那么多苦。相比之下，美国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允许少数人的声音存在。美国的所谓civil rights运动，就是一个少数人（黑人）在民主（多数人说了算的）社会里争取权利，并取得胜利的故事。读读世界史，就会发现：真理一开始往往是把握在一小撮人的手里，而且受到大多数人的反对。
在一个对不同声音持宽容态度的国度里，大家的日子过得都很平和。在美国，人就是人，大家都有长有短。我个人对奥巴马的所作所为从来就看不上，而且我并没有投他一票，我反对还来不及，为什么要和他团结？只有在情绪化的国家里，才会有人像“新浪网友”那样，只因为我发表一点看法，就说我“真不是个好东西”。他说“博主对中国有一种歇斯底里的仇恨”。说句老实话，我不觉得我现在对任何人或者国家有“仇恨”，更不要说“歇斯底里的仇恨”。我们这些人在美国住下来了，已经在社会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就我自己来说，我的心理已经经过相当的挣扎，摆脱了当年从中国带来的心理问题。我们这批来美国几十年的人，已经基本上心平气和了。“最后的吼声”（而且还是“被迫着发出”的）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很遥远的事情。我在写《从中美国歌看两国人的性格差异》一文的时候，只想比较一下两国国歌的异同。写作时候的精神状态，说感慨、解闷儿都行，要说“歇斯底里”，那就和事实相差太远了。
“资深移民留学专家”估计没有来过美国，所以这么偏激。看到他加在括号里的“您所谓的心理都有疾病的中国人”，我以为我竟然说中国人都有心理疾病。慌忙去查案底，才发现我的原文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中国人普遍有着相当重的心理疾病。”从逻辑上说，“普遍有”和“都有”是有区别的。这个区别就是我所说的“普遍有”不包括韩寒等人。当然，“资深移民留学专家”可能是学文的，搞不清楚这些逻辑问题。但是，不应该的，是他犯的中文错误。他不知道，引号里的，应该是我的原话。在他说“您所谓的心理都有疾病的中国人”时，他是不必（也不能）在他自己的话上加引号的。现在再想一想，不知“资深移民留学专家”当年有没有准备过高考。根据我的记忆，如何用冒号是小学里教的内容。不过看到“资深移民留学专家”连应两贴，估计他不忙，没什么人找他处理移民事务。（郑重声明：我对“资深移民留学专家”绝对没有“歇斯底里的仇恨”。我在这里，只不过是打趣而已。）
回来讲一点正经的，“新浪网友”说：“ 你还是把你的皮染白了，鼻子垫高了，眼睛更要弄一下然后再在这里贬低你的祖宗的国家，吹捧美国人吧，要不然，懂中文的美国人会很小不起你的！”其实在美国，长什么样无所谓。我在美国，出了大学门之后，老实地说，没受到过什么种族歧视。当然，歧视在美国是的确存在的一个现象，但并不像一般中国人想得那么普遍。当年我被一个高科技公司雇进去当开发部主任，就是一个白人CTO把我介绍给一大片白人下属，说：“这是你们的新经理。”大家也没因为我是中国人就不服我，或者和我捣乱。“染皮肤，垫鼻子”实在不必。我从来就和白人、黑人、老墨（华人对于西裔的一种戏称）们讲我是中国人，从来也没有觉得这里有过什么问题。中国人的心理问题，就是一方面心虚，另一方面只能听吹捧、奉承的话。对于这些人来说，你磕头磕得不响都不行。你要拿中国和美国比，只能说中国比美国好；一说到美国比中国好，那立刻就是大逆不道，变成“贬低你的祖宗的国家”。说句老实话，每一个决定呆在美国的人，都用脚投了“祖宗的国家”一票的。人为什么要活得那么紧张，那么累？当今中国，不知有多少人明白这个全世界人人皆知的道理：人家说你不好，是想让你变得更好；人家吹捧你，是想赚你的钱。“懂中文的美国人会很小不起你的”这句话，我看不懂。但是我们这帮人，走遍世界，对于人家瞧不瞧得起我们，早就不在乎了。试想，我能控制别人（特别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瞧不瞧得起我吗？人的一辈子，图个“好好做事，好好做人”也就够了，为什么要管别人瞧不瞧得起我？在乎人家瞧不瞧得起我是不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另一个“新浪网友”问：“是谁培养你成才？是中国人民的血汗钱。你可以仇恨中国ZF，GCD，但你不可以仇恨中国，仇恨中国人民，诋毁我们的国歌。是这片土地养育了你，是人民培养了你，而不仅仅只是你的父母。忘恩负义的东西。什么东西！”这个“中国人民的血汗钱”就是一种很模糊的说法。从美国人的观念来说，孩子上学时享受的义务教育、学费折扣是纳税人（即父母）付出来的钱。缴税之后，拿到社会福利，是政府实行社会主义，进行资产重新分配的一种结果，并不必心存感激。我父母为政府打工一辈子，得到了什么？真的讲得出来的就是一套房子和我的教育。十多年前，我有一次出差五天去帮一个公司解决一个问题，回来以后给我妈妈打电话，告诉她我挣到了多少钱。她（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教授）说，她这一辈子几十年都没有打出那么多钱来。我当年上小学、中学、大学，的确父母没出什么钱，但是政府给的钱，难道是地底下钻出来的？难道不是像我父母那样的人打工打出来的？我所受到的义务教育，用的就是我父母通过毕生辛苦换来的应得的那一份。提供钱的“中国人民”难道不正是我的父母？我现在工作，赚出来的钱，有一部分以不同形式给了我的儿子、女儿。这是做父母的义务，或者缴税后应得的福利。如果说“中国人民的血汗钱”把我“培养成才”，那这个中国人民不是我父母是谁？在钱之外，实际上培养我、教育我的，更加是我父母。宏观地来说，当年广大“中国人民”都在忙着互相骂，互相整，孩子一天到晚就是在外面玩，谁真的有时间来管我们一帮孩子？我爸爸（物理学教授，其工作之重要性是出了问题可以到周恩来家坐等解决的）为了买点像样的肉给我吃常常要花半天时间排长队。当年在京的全体政治局委员设国宴请他们二十来个人，以致谢意。吃到最后，他们说我们不能再吃了，这些香蕉水果外面买不到，我们要带回家给儿子吃。难道我所受到的义务教育不是我父母应得的吗？当然，我不是说我仅仅对我父母心存感激。记得我八、九岁的时候，遇到过一个算术问题，结果中国最著名的数学家之一坐在路边上慢慢地给我解释，过路的人看到这个场景都说：“杀机用牛刀”这个词，就是为你们两个发明的。但是，我理解不了当时那些醉心互斗、誓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人民”是如何培养我的。
以前的文章说过，我和我爸爸说我要加入美国籍，他眼泪都掉出来了。但是，我要加入美国籍，只能说是一种个人选择。你可以说我选择当美国人，是因为看不上中国的一些事情，但是这并不是仇恨中国。这就像我不喜欢吃南瓜，我只是不喜欢吃而已，并不对南瓜有什么仇恨。说我仇恨中国，仇恨中国人民，诋毁国歌，这并不符合实际情况。照这个“新浪网友”的意思，只要说不中听的话，就是“忘恩负义”，就是“什么东西！”这是一种过激情绪化思考方式。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种过激情绪之下闹起来的。这位“新浪网友”有没有想过：一个有思想的人，在美国，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毕生在用到某些词汇的时候，要用ZF，GCD这种代码；另一条是生活在一个以自由言论为基础的社会。90年我选择留在美国，现在看来似乎是必然的。其实，那些今天被国人不齿的学生领袖们，他们当年想要的，也不过是说话的自由而已。选择美国就意味着仇恨中国吗？老实说，无可奈何是一个更准确的描述。当年是无可奈何，今天还是无可奈何。我不这样又怎样？以美国的观念，在中国，孩子们目前在学校受到的不是教育，而是儿童虐待。在美国，一帮孩子在一个大礼堂里面，礼堂着火，绝对不会发生领导先走，然后让孩子在里面自生自灭的事情。我说这些中国的坏话，并不意味着我仇恨中国，或者想诋毁中国。
在现代社会里，一个孩子接受义务教育，是天经地义的；他成人之后自由选择自己的前途，也应该是天经地义。作为一个人，说说自己的真正看法，即使他表达错误的看法，或者荒诞不经的看法，都不应该是什么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大家可以通过讨论共同增进见识。中国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我说的“心理疾病”，就是太self-conscious（中文里好像没有这个词，这个词的意思是注意力集中在别人如何看自己，而不是如何把事情做好）。这种情绪化的根源，是缺乏自信力。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良药苦口。“新浪网友”只想听好听的，是不是应该自问一下：这样做是不是神经过敏。这种心理活动，是不是类似于那些杀尽忠臣的昏君？导致忠臣的标志就是被君王杀害。再有，我作为法律顾问，目前正协助一些中国公司在美国作业。也就是说，我的收入有些是从中国直接汇过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为什么要仇恨中国？
情绪化的背景，是要掩盖一个不愿意正视的事实。也就是心理学家所谓的“denial”。随之而来的，就是一些列“说法”。这些说法就是情绪化的载体。随时随地，有人出来说皇帝没有穿新衣服了，情绪化的人就可以把这些“说法”拿出来用一用。因为这种言论，只不过是要达到情绪化的结果，和骂大街差不了多少，所以为数极少的几种说法就可以覆盖所有的反对声音。中国的很多事情，需要自知自省，这才是出路。日本二战以后在穷得叮当乱响的时候，就每天保证每一个孩子有牛奶喝。中国现在“强大”了，有没有人问问，农村里有多少孩子中午还在学校里排队喝白水充饥？中国制造的食品，在美国的货柜上越来越少。商店促销，都要大字著名“台湾制造”。这难道是这些店家故意反华？情绪化的真正危害，一方面是让人不能正视问题。不能正视问题，自然也就不能解决问题。在另一方面，生活在一个情绪化的社会里，人人都需要随时随地说话小心。一不小心，就会得罪神经过敏的某人，而惨遭被吐沫星子淹死的下场。常住中国的人可能不觉得。像我这种在美国自由惯了的人，一旦回到中国，就立刻会感到这种约束，这种人与人之间很累的交流方式。飞机在洛杉矶下降的时候，就有一种“终于又可以胡说八道”了的感觉。对于一个有思想的人，去中国的时候，暂时失去这种“胡说八道”的自由，才会深深地感到自由言论与宽容社会之可贵。
至于到处哭哭啼啼，动辄感到外国人“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温所实行的是不是小女人外交，各人可以有各人的看法。如果那个不通逻辑、不会用引号的“资深移民留学专家”认为温是一个有胆气、有魄力的人，我不同意他的看法，但是我一不会有“个愤”，更不会像“资深移民留学专家”那样，自己推选自己出来作为民意代表来表达什么“公愤”。在美国，对于一个民意，你可以搞一个民意测验，然后说有多少人支持、多少人反对。至于“公愤”好像是指百分之百的人和你一起“愤”。中国人常常在辩论时常用这个字，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家涵养不够，动不动就要“愤”，而且是裹挟全民族一起“愤”。从概念上讲，“公愤”这个词，实在是非常无稽、可笑，属于文革之毒。在美国，无论是多么严重的分歧，在法庭上庭审的时候，双方的律师都是彬彬有礼，甚至时时幽默，整个程序也是平平静静，不像有些电影里描述的那样。社会里的大是大非问题，就是在这种平静气氛之下解决，谁也不必“愤”。老实说，我初来美国的时候，身上也带着这些情绪化的东西。后来经过磨炼才慢慢地摆脱了。那些仍然深陷其中的“新浪网友”，不知能不能理解，我对他们什么“愤”都没有。我写的这些文字，对于他们可能没有什么用处，但是对于那些正力图从这个情绪化泥坑里挣扎出来的人，特别那些身在美国的人，或许会有些帮助。
在中国，任何人说出不中听的话，就会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所以作为一个中国人，说话做事都要小心翼翼、三思而后行、不偏不倚、不轻不重、不冷不热、不阴不阳、不伦不类。美国比中国好（尽管目前在中国赚钱比在美国容易），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是在中国，为了不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更准确地说是为了赚中国人的钱），你就一定要指鹿为马，一定要说中国比美国好。这种生活，对我们这些出国几十年的人来说，实在是不可思议地太累了。相对而言，在美国，你可以自由思想，因为“美国人民的感情”作为一个概念是不存在的，美国人也不会有什么“公愤”。体现在国歌选择上，我欣赏美国人选择近乎调侃的《星条旗》作国歌：“嗨，问你一下，在黎明的晨光下，我们对着什么在骄傲地欢呼？在恶战中，城墙那边放射着勇敢光芒的，是谁的宽带和亮星？… 在清晨第一束光芒的照耀下，在河中的倒影闪烁着荣耀光彩的：正是星条旗。愿它长久地飘扬下去吧，在这自由的土地与英雄的家乡上空。”此时此刻，读着这些骂我的话，看看身边这些没心没肺的孩子，我由衷地感到，当年选择以美国为家，真英明之举也！
《从中美国歌看两国人的性格差异》一文，的确没有用太多笔墨来描写中美性格，因为我觉得话已经说到了。不必再描一遍。和中国人相比，美国人的性格就是对什么都吊儿郎当。而且对越貌似庄重的东西，越发要损它几句。例如，如果在美国讲“我把民主党来比母亲”，或者号召大家“紧密地团结在以奥巴马同志为首的民主党中央周围”，听者是会把刚吃进去的饭给吐出来的。而且，在美国骂老百姓，骂出格了，人家会告你（因为法律同时要保护别人的名誉、隐私等）；但是对总统，或者民主党，基本上可以夸大其词。美国晚上很多相声节目，就是以夸大、歪曲事实，取笑政府来给观众解闷儿的。（从纯法律角度上说，总统自己选择当公众人物，法律允许他人在很大程度上发表损害其名誉的言论。）
在美国讲某某“伤害了美国人民的感情”，听者会问：你说的美国人民指谁？在美国，每个人以个体形式独立存在（也就是平常说的美国人相互尊重对方的隐私）。各人有各人的想法。虽然两个人的世界观不同，但是互相完全可以尊重对方的意见，甚至互相可以就朋友。当年美国共和党总统Reagan（里根）和民主党的众议院议长Tip O’Neal私交很好（他们的家庭、个人奋斗背景相当相似），有一次Tip在公开场合对Reagan进行相当恶毒的人身攻击。Reagan听到后就打电话给Tip，说：“Tip，我们是好朋友，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Tip就说，“总统先生，我们六点以后才是朋友。那话是我六点以前，为了工作说的。”后来，Reagan笑嘻嘻地当着Tip的面把这件事当笑话讲给大家听。
中国人因为双方意见不同，就开始没有根据地乱扣帽子，然后加上谩骂。好像你说我“不是东西”，你就在理了似的。一个长治久安的社会的基础是让大家说话，而不是封别人的嘴。我这个人比较喜欢安安静静地研究事情，不喜欢在大型公众场面抛头露面。一个例外，就是当年六四学生第一次访问华盛顿，是由我负责组织的。（我带他们去酒吧喝酒，人家要查岁数，他们亮出来的是清一色的法国护照，而不是美国护照，很让我觉得丢脸。）然后，我们在十一搞了一个很大的活动。我开着一个大卡车，把当地好几个餐馆捐赠的满满一车的食品、饮料拉到林肯纪念堂。（当时，无一例外地，在每个餐馆装车以后，老板都问我：够不够？还要不要？很让我感动的。）卸车以后，我大汗未落，坐在一个角落里休息。一个认识我的CBS记者来和我聊天。她问：他们讲的这些事情，你到底赞同多少？我说：大概20%吧。她就调侃式地问：那你为什么还这么卖力帮忙？我说：有人把坦克开到大街上不许他们说话，我觉得我有义务给他们提供一个讲话的地方（forum）。这个记者接着问：你觉得他们明白民主是怎么回事吗？我摇摇头说：“I don’t think so.”
在中国，很多人都觉得这帮学生是仇恨中国的。自然，像我这种帮助他们的人也是罪大恶极的民族败类。但是，根据我和这些学生的接触，他们每个人都真心地希望中国更好。虽然他们幼稚（例如他们在不了解民主的情况下，为民主事业不惜坐牢）。根据我对他们的了解，他们所争取的，无非就是一个可以自由讲话的权利。换句话说，他们想出了大学之后，生活在一个可以自由讲话的国度。套用一句韩寒的话，这些大学生冒着生命危险争取的，无非就是一个站着吃饭的权利，而不愿意像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那样，一辈子对着皇天后土跪着吃饭。
目前在国内的人广泛认为这些学生的本质是有问题的：否则他们为什么会为台独当吹鼓手，等等。这自然是这些学生的一个问题：他们之中很多没有在美国学到一技之长，混口正正经经的饭吃。结果只好仰人鼻息，谁给钱就给谁吹号。这是一个很可悲的结局。
很多来美国不久的中国人反美，是因为不能摆脱自己的那点“爱国主义”情结。说白了罢，就是不能正视自己，紧抱国内的那套“中国老大”的东西不放。在不知天高地厚的情况下，盲目觉得自己是天之骄子。结果，这种思想在美国处处碰壁。他们不反思，却继续觉得美国有问题，因而产生反感，继而导致反美。这种情结（也就是心理问题）的起因，自然还是在国内的时候受到的影响。所有封闭自由言论的政权，所使用的办法，就是一方面将反对声音魔鬼化（也就是极端化），另一方面把问题情绪化，并煽动老百姓的盲目情绪，并以此实施政策。中国目前的情绪化的主要办法，就是爱国主义。一切说中国不如外国好的言论都是不爱国的。发表这种言论的人，一定是妖魔，一定“不是个好东西”。
国歌只不过是一首歌，其特征是被选来代表一个国家。换句话说，其重要性是被选，而不是歌的本身（因其本身是和任何别的歌没什么区别的）。比较国歌，实际上是比较什么歌被选为国歌。这个选的过程，是反映民族性的。美国国歌开篇就来一个极端口语化的“O, say …”，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国歌是一个庄严的事，怎么可以这样不严肃？这种不同，促使我两年前写下了那篇文章。
美国人觉得“情绪化”是一个有害的东西。被情绪操控的人，会说一些极端的话。例如，新浪网友说：“尤其是美国的国歌，像发情的猪在叫唤，难听死了。加拿大的国歌，像只苍蝇在那里叫，没劲。英国的国歌，像是大英帝国的招魂曲。小日本的国歌听起来就象是一对性变态的日本男女在调情。”要知道，美国国歌里“发情的猪”们所讴歌的，是自由的土地上的英雄的人民。问题是，发情的猪会幽默地说“O, say ...”吗？美国国歌不是“难听死了”，而是“难唱死了”。没经过一点训练的人，是唱不下来这首歌的。“英国的国歌，像是大英帝国的招魂曲。”我不知道“招”这个字怎么讲，但是英国国歌代表着英国的魂，这的确不错。英国的魂是什么呢？魂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也就是英国当年在全世界搞无为而治，国旗插遍全球；区区两个野战旅把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堂堂大清帝国的皇帝逼着跪了下来（这里引用一句Bill Manchester的话），所依靠的就是这种精神。这也就是英国人（譬如说和法国人对比）更有一种敢想敢干，敢做敢当的精神。就像英国国歌里说的：“That men should brothers be, And form one family, The wide world ov'er（在这个广阔的世界上，人人皆应成为兄弟，形成一个家庭）。”一开始，英国人也不是要奴役殖民地，到后来财政出了问题，才渐渐蜕化成了殖民主义统治。即便英国给殖民地带来富庶，老百姓也不愿意受其统治。从波士顿Tea Party开始，从美国开始，殖民地一个接一个地造反，寻求独立。后来Palmerston打鸦片战争，用当时极力反对的Gladstone在下院演讲时用的话说，是“非正义地（unjust and iniquitous）”用大英国旗来保护“臭名昭著的非法走私（to protect an infamous contraband traffic）”。当时英帝国已经奄奄一息了。但是，美国今天的很多东西，包括联邦法和49个州的州法，都是沿袭英国的共同法，可以说是英国“魂”的一部分。我很喜欢加拿大国歌，因为它在庄重中优美。而且听起来真有“The True North strong and free!”的感觉。日本国歌是什么调，想不起来了。
在当局极端的“爱国主义”导向之下，所有要求自由、民主的声音，都可以被冠以想要“全盘西化”致使“国将不国”的帽子将其打杀。有意思的是，前两年中央曾搞了一个研究项目：中国未来最好的状况是什么样的？结论竟是全面变成美国目前的状态。但是从表面上，为了妖魔化不同声音，宣传口还是把很多事情都情绪化。中国情绪化的事情自古有之。我们不说义和团在先、过了一百年北京大学生在后，围打美国大使馆这类的事情。在中国近代史上，最情绪化的是毛的所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文革不是毛一个人的问题，更不能归罪什么“四人帮”。文革的基础是广大的中国老百姓太容易情绪化。文革就像希特勒杀犹太人，日本人四处通过屠杀搞什么东亚共荣圈一样。没有情绪化的老百姓，毛、希特勒、和日本天皇的政策是实行不下去的。邓去世前把重新评价毛这个事交给了胡，结果胡没有这个魄力，以“工作千头万绪”为借口，拒绝做这个工作。（我没想到这个和我同住过的清华十三号楼的学长这么没胆气。）结果是时至今日，宣传部门还是以“爱国主义”来情绪化各种事件，并以此控制民意。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毛很喜欢用“一小撮”这个词，因为当时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无论是三反五反、大跃进、反右、揭批一个又一个反党集团、还是最后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坚决拥护毛的。只有少数人觉得这些举动祸国殃民。这些少数人，和那些向毛磕头磕得不够响的人，都被打下去了。毛知道江青一伙只会捣乱，真的出了事，他们是镇不住的，所以毛使了用周留邓这一招。到了文革末期，又把邓找回来主持中央工作。毛的问题，不是不让大多数人讲话，而是不让少数人讲话。结果，中国人民受了那么多苦。相比之下，美国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允许少数人的声音存在。美国的所谓civil rights运动，就是一个少数人（黑人）在民主（多数人说了算的）社会里争取权利，并取得胜利的故事。读读世界史，就会发现：真理一开始往往是把握在一小撮人的手里，而且受到大多数人的反对。
在一个对不同声音持宽容态度的国度里，大家的日子过得都很平和。在美国，人就是人，大家都有长有短。我个人对奥巴马的所作所为从来就看不上，而且我并没有投他一票，我反对还来不及，为什么要和他团结？只有在情绪化的国家里，才会有人像“新浪网友”那样，只因为我发表一点看法，就说我“真不是个好东西”。他说“博主对中国有一种歇斯底里的仇恨”。说句老实话，我不觉得我现在对任何人或者国家有“仇恨”，更不要说“歇斯底里的仇恨”。我们这些人在美国住下来了，已经在社会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就我自己来说，我的心理已经经过相当的挣扎，摆脱了当年从中国带来的心理问题。我们这批来美国几十年的人，已经基本上心平气和了。“最后的吼声”（而且还是“被迫着发出”的）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很遥远的事情。我在写《从中美国歌看两国人的性格差异》一文的时候，只想比较一下两国国歌的异同。写作时候的精神状态，说感慨、解闷儿都行，要说“歇斯底里”，那就和事实相差太远了。
“资深移民留学专家”估计没有来过美国，所以这么偏激。看到他加在括号里的“您所谓的心理都有疾病的中国人”，我以为我竟然说中国人都有心理疾病。慌忙去查案底，才发现我的原文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中国人普遍有着相当重的心理疾病。”从逻辑上说，“普遍有”和“都有”是有区别的。这个区别就是我所说的“普遍有”不包括韩寒等人。当然，“资深移民留学专家”可能是学文的，搞不清楚这些逻辑问题。但是，不应该的，是他犯的中文错误。他不知道，引号里的，应该是我的原话。在他说“您所谓的心理都有疾病的中国人”时，他是不必（也不能）在他自己的话上加引号的。现在再想一想，不知“资深移民留学专家”当年有没有准备过高考。根据我的记忆，如何用冒号是小学里教的内容。不过看到“资深移民留学专家”连应两贴，估计他不忙，没什么人找他处理移民事务。（郑重声明：我对“资深移民留学专家”绝对没有“歇斯底里的仇恨”。我在这里，只不过是打趣而已。）
回来讲一点正经的，“新浪网友”说：“ 你还是把你的皮染白了，鼻子垫高了，眼睛更要弄一下然后再在这里贬低你的祖宗的国家，吹捧美国人吧，要不然，懂中文的美国人会很小不起你的！”其实在美国，长什么样无所谓。我在美国，出了大学门之后，老实地说，没受到过什么种族歧视。当然，歧视在美国是的确存在的一个现象，但并不像一般中国人想得那么普遍。当年我被一个高科技公司雇进去当开发部主任，就是一个白人CTO把我介绍给一大片白人下属，说：“这是你们的新经理。”大家也没因为我是中国人就不服我，或者和我捣乱。“染皮肤，垫鼻子”实在不必。我从来就和白人、黑人、老墨（华人对于西裔的一种戏称）们讲我是中国人，从来也没有觉得这里有过什么问题。中国人的心理问题，就是一方面心虚，另一方面只能听吹捧、奉承的话。对于这些人来说，你磕头磕得不响都不行。你要拿中国和美国比，只能说中国比美国好；一说到美国比中国好，那立刻就是大逆不道，变成“贬低你的祖宗的国家”。说句老实话，每一个决定呆在美国的人，都用脚投了“祖宗的国家”一票的。人为什么要活得那么紧张，那么累？当今中国，不知有多少人明白这个全世界人人皆知的道理：人家说你不好，是想让你变得更好；人家吹捧你，是想赚你的钱。“懂中文的美国人会很小不起你的”这句话，我看不懂。但是我们这帮人，走遍世界，对于人家瞧不瞧得起我们，早就不在乎了。试想，我能控制别人（特别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瞧不瞧得起我吗？人的一辈子，图个“好好做事，好好做人”也就够了，为什么要管别人瞧不瞧得起我？在乎人家瞧不瞧得起我是不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另一个“新浪网友”问：“是谁培养你成才？是中国人民的血汗钱。你可以仇恨中国ZF，GCD，但你不可以仇恨中国，仇恨中国人民，诋毁我们的国歌。是这片土地养育了你，是人民培养了你，而不仅仅只是你的父母。忘恩负义的东西。什么东西！”这个“中国人民的血汗钱”就是一种很模糊的说法。从美国人的观念来说，孩子上学时享受的义务教育、学费折扣是纳税人（即父母）付出来的钱。缴税之后，拿到社会福利，是政府实行社会主义，进行资产重新分配的一种结果，并不必心存感激。我父母为政府打工一辈子，得到了什么？真的讲得出来的就是一套房子和我的教育。十多年前，我有一次出差五天去帮一个公司解决一个问题，回来以后给我妈妈打电话，告诉她我挣到了多少钱。她（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教授）说，她这一辈子几十年都没有打出那么多钱来。我当年上小学、中学、大学，的确父母没出什么钱，但是政府给的钱，难道是地底下钻出来的？难道不是像我父母那样的人打工打出来的？我所受到的义务教育，用的就是我父母通过毕生辛苦换来的应得的那一份。提供钱的“中国人民”难道不正是我的父母？我现在工作，赚出来的钱，有一部分以不同形式给了我的儿子、女儿。这是做父母的义务，或者缴税后应得的福利。如果说“中国人民的血汗钱”把我“培养成才”，那这个中国人民不是我父母是谁？在钱之外，实际上培养我、教育我的，更加是我父母。宏观地来说，当年广大“中国人民”都在忙着互相骂，互相整，孩子一天到晚就是在外面玩，谁真的有时间来管我们一帮孩子？我爸爸（物理学教授，其工作之重要性是出了问题可以到周恩来家坐等解决的）为了买点像样的肉给我吃常常要花半天时间排长队。当年在京的全体政治局委员设国宴请他们二十来个人，以致谢意。吃到最后，他们说我们不能再吃了，这些香蕉水果外面买不到，我们要带回家给儿子吃。难道我所受到的义务教育不是我父母应得的吗？当然，我不是说我仅仅对我父母心存感激。记得我八、九岁的时候，遇到过一个算术问题，结果中国最著名的数学家之一坐在路边上慢慢地给我解释，过路的人看到这个场景都说：“杀机用牛刀”这个词，就是为你们两个发明的。但是，我理解不了当时那些醉心互斗、誓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人民”是如何培养我的。
以前的文章说过，我和我爸爸说我要加入美国籍，他眼泪都掉出来了。但是，我要加入美国籍，只能说是一种个人选择。你可以说我选择当美国人，是因为看不上中国的一些事情，但是这并不是仇恨中国。这就像我不喜欢吃南瓜，我只是不喜欢吃而已，并不对南瓜有什么仇恨。说我仇恨中国，仇恨中国人民，诋毁国歌，这并不符合实际情况。照这个“新浪网友”的意思，只要说不中听的话，就是“忘恩负义”，就是“什么东西！”这是一种过激情绪化思考方式。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种过激情绪之下闹起来的。这位“新浪网友”有没有想过：一个有思想的人，在美国，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毕生在用到某些词汇的时候，要用ZF，GCD这种代码；另一条是生活在一个以自由言论为基础的社会。90年我选择留在美国，现在看来似乎是必然的。其实，那些今天被国人不齿的学生领袖们，他们当年想要的，也不过是说话的自由而已。选择美国就意味着仇恨中国吗？老实说，无可奈何是一个更准确的描述。当年是无可奈何，今天还是无可奈何。我不这样又怎样？以美国的观念，在中国，孩子们目前在学校受到的不是教育，而是儿童虐待。在美国，一帮孩子在一个大礼堂里面，礼堂着火，绝对不会发生领导先走，然后让孩子在里面自生自灭的事情。我说这些中国的坏话，并不意味着我仇恨中国，或者想诋毁中国。
在现代社会里，一个孩子接受义务教育，是天经地义的；他成人之后自由选择自己的前途，也应该是天经地义。作为一个人，说说自己的真正看法，即使他表达错误的看法，或者荒诞不经的看法，都不应该是什么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大家可以通过讨论共同增进见识。中国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我说的“心理疾病”，就是太self-conscious（中文里好像没有这个词，这个词的意思是注意力集中在别人如何看自己，而不是如何把事情做好）。这种情绪化的根源，是缺乏自信力。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良药苦口。“新浪网友”只想听好听的，是不是应该自问一下：这样做是不是神经过敏。这种心理活动，是不是类似于那些杀尽忠臣的昏君？导致忠臣的标志就是被君王杀害。再有，我作为法律顾问，目前正协助一些中国公司在美国作业。也就是说，我的收入有些是从中国直接汇过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为什么要仇恨中国？
情绪化的背景，是要掩盖一个不愿意正视的事实。也就是心理学家所谓的“denial”。随之而来的，就是一些列“说法”。这些说法就是情绪化的载体。随时随地，有人出来说皇帝没有穿新衣服了，情绪化的人就可以把这些“说法”拿出来用一用。因为这种言论，只不过是要达到情绪化的结果，和骂大街差不了多少，所以为数极少的几种说法就可以覆盖所有的反对声音。中国的很多事情，需要自知自省，这才是出路。日本二战以后在穷得叮当乱响的时候，就每天保证每一个孩子有牛奶喝。中国现在“强大”了，有没有人问问，农村里有多少孩子中午还在学校里排队喝白水充饥？中国制造的食品，在美国的货柜上越来越少。商店促销，都要大字著名“台湾制造”。这难道是这些店家故意反华？情绪化的真正危害，一方面是让人不能正视问题。不能正视问题，自然也就不能解决问题。在另一方面，生活在一个情绪化的社会里，人人都需要随时随地说话小心。一不小心，就会得罪神经过敏的某人，而惨遭被吐沫星子淹死的下场。常住中国的人可能不觉得。像我这种在美国自由惯了的人，一旦回到中国，就立刻会感到这种约束，这种人与人之间很累的交流方式。飞机在洛杉矶下降的时候，就有一种“终于又可以胡说八道”了的感觉。对于一个有思想的人，去中国的时候，暂时失去这种“胡说八道”的自由，才会深深地感到自由言论与宽容社会之可贵。
至于到处哭哭啼啼，动辄感到外国人“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温所实行的是不是小女人外交，各人可以有各人的看法。如果那个不通逻辑、不会用引号的“资深移民留学专家”认为温是一个有胆气、有魄力的人，我不同意他的看法，但是我一不会有“个愤”，更不会像“资深移民留学专家”那样，自己推选自己出来作为民意代表来表达什么“公愤”。在美国，对于一个民意，你可以搞一个民意测验，然后说有多少人支持、多少人反对。至于“公愤”好像是指百分之百的人和你一起“愤”。中国人常常在辩论时常用这个字，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家涵养不够，动不动就要“愤”，而且是裹挟全民族一起“愤”。从概念上讲，“公愤”这个词，实在是非常无稽、可笑，属于文革之毒。在美国，无论是多么严重的分歧，在法庭上庭审的时候，双方的律师都是彬彬有礼，甚至时时幽默，整个程序也是平平静静，不像有些电影里描述的那样。社会里的大是大非问题，就是在这种平静气氛之下解决，谁也不必“愤”。老实说，我初来美国的时候，身上也带着这些情绪化的东西。后来经过磨炼才慢慢地摆脱了。那些仍然深陷其中的“新浪网友”，不知能不能理解，我对他们什么“愤”都没有。我写的这些文字，对于他们可能没有什么用处，但是对于那些正力图从这个情绪化泥坑里挣扎出来的人，特别那些身在美国的人，或许会有些帮助。
在中国，任何人说出不中听的话，就会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所以作为一个中国人，说话做事都要小心翼翼、三思而后行、不偏不倚、不轻不重、不冷不热、不阴不阳、不伦不类。美国比中国好（尽管目前在中国赚钱比在美国容易），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是在中国，为了不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更准确地说是为了赚中国人的钱），你就一定要指鹿为马，一定要说中国比美国好。这种生活，对我们这些出国几十年的人来说，实在是不可思议地太累了。相对而言，在美国，你可以自由思想，因为“美国人民的感情”作为一个概念是不存在的，美国人也不会有什么“公愤”。体现在国歌选择上，我欣赏美国人选择近乎调侃的《星条旗》作国歌：“嗨，问你一下，在黎明的晨光下，我们对着什么在骄傲地欢呼？在恶战中，城墙那边放射着勇敢光芒的，是谁的宽带和亮星？… 在清晨第一束光芒的照耀下，在河中的倒影闪烁着荣耀光彩的：正是星条旗。愿它长久地飘扬下去吧，在这自由的土地与英雄的家乡上空。”此时此刻，读着这些骂我的话，看看身边这些没心没肺的孩子，我由衷地感到，当年选择以美国为家，真英明之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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