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表演“唱支山歌给党听”

我原以为韩寒说浑话，只限于翻译（见拙文《读韩寒乱译Draanen有感》）。看他最近的文章，似乎他的中文也需要翻译别人才能看懂。

“在社会构成越复杂的国家，尤其是东方国家，革命的最终收获者一定是心狠手辣者”

译文：东方国家的人特别残暴和贱。（不知道韩寒的“东方国家”是不是中国的代名词？）

“其实对于国人，民主带来的结果往往是不自由”

译文：中国即便施行了民主也搞不好。国人不配民主。

“任何的革命都需要时间”

译文：请大家耐心等待。

“埃及，利比亚是被一个人独裁统治几十年，城市也不多，一个事件作为爆点，一个广场用来演讲，就可以革命 成功。中国......”

译文：......特贱。

“我不认为天鹅绒革命能够发生在中国”

译文：因为中国人特别贱

“相信天鹅绒革命其实就是选择相信了民众的素质，执政者的忍让，文人的领袖，这三者的共力才能形成天鹅绒革命，我认为这三者在中国全部不存在。”

译文：这个世界上就是中国人没有素质，只有中国执政者残暴，而且中国文人当不了领袖（实在忍不住反驳一句：难道当今的领袖是军人？）

“给执政者压力当然重要，但遗憾的是，执政者的配合更重要。这的确需要运气和人品。”

译文：路遇不公，要猛念“配合”真经。这的确需要一种特殊的人品。不知道运气和这件事有什么联系。

“现在社会各个阶层是割裂的，比如执政者，你动车事件闹得再大，他们依然淡定”

评论：显然韩寒能看到文件的级别不够高，不了解上面的紧张程度。

“共产党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 ...... 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

译文：这是“我把党来比母亲”的翻版

“文人到时候就应该扮演一颗墙头草”

译文：文人不能有善恶感，不能有信仰，不能有骨气，更不能有傲骨。我韩寒就在此为大家做个榜样。

“所以好的制度才是高素质的保障”

译文：我们的制度比较低，所以素质不好，所以就要猛念“配合”真经。

“我去了一些发达国家，我发现在表面的素质之下，其实深交下去，人性也都是这样的 ...... 先有好的制度，再有好的素质”

译文：大家都等着吧。

“美国的独立宣言再好，美国的宪法再好，美国的宪法修正案再好，是因为他们的政党和人民都做到了。我们宪法其实也好，我们的执政党说过不少只比独立宣言好不比独立宣言差的宣言……不能也不可能真正的操作起来。”

译文：中国不执行宪法，把宪法当遮羞布、幌子，是必然的。真正执行是不能和不可能的。（有件事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动不动就拿美国说事儿？难道不能针对中国的事，就事论事？难道美国不好中国就可以心安理得的不好？）

“国民素质又不高，的确看着像死结”

译文：素质不高的国民，只配猛念“配合”真经。

译累了，下面的略去，反正说来说去就那么几句话。

我们为韩寒表演的“唱支山歌给党听”鼓掌。

圣诞节一个朋友给我看了一本不久即将出版的刘峡摄影集，其呼唤的强度震慑了我。虽然韩寒倒下去了，但是中国人里的确还有长着脊梁骨的人。

2011.12.29


附：韩寒原文：

谈革命 (2011-12-23 06:09:34)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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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翻看了很多问题，革命和改革两个词被频频的问起。平时媒体也很喜欢问，但是也只是一问一听，无法见诸报端。写下来无论什么观点，八成也是不保的命。但作为这次冬至回读者问的第一篇，我就先用整个篇幅来回答我关于革命两个字的看法。我综合了读者和一些内外媒的提问，在这里一并作答。

问：中国最近群体事件频出，你认为中国需要一场革命么。

回答：在社会构成越复杂的国家，尤其是东方国家，革命的最终收获者一定是心狠手辣者。很坦率的说，革命是一个听上去非常爽快激昂并且似乎很立竿见影的词汇， 但是革命与中国未必是好的选择。。首先，革命需要有一个诉求，诉求一般总是以反腐败为开始。但这个诉求坚持不了多远。“自由”或者“公正”又是没有市场的， 因为除了一些文艺和新闻的从业者，你走上街去问大部分人，你自由么，他们普遍觉得自由。问他们需要公正么，他们普遍认为不公正的事情只要别发生在我自己身 上就可以了，不是每个人都经常遭受不公待遇，所以为他人寻求公正和自由不会引发人们的认同。在中国是很难找到这样一个集体诉求的。这不是需要不需要的问题，是可能不可能有的问题。我的观点是不可能也不需要。但如果你问我中国需要更有力的改革么，我说一定是的。

问：你为什么不去领导一场起义呢？

回答：开玩笑，就算我认同革命，并在上海起义，而且还稍具规模，官方只要一掐断互联网和手机讯号，我估计不用政府维稳机器出马，那些无法用QQ聊天或者玩不了网络游戏看不了连续剧的愤怒群众就足以将我们扑灭，你也别指望着能刷微博支援我，你三天上不了微博就该恨我了。

问：那难道中国就不需要民主与自由了么？

回答：这是一个误区，文化人普遍将民主与自由联系在一起，其实对于国人，民主带来的结果往往是不自由。因为大部分国人眼中的自由，与出版，新闻，文艺，言 论，选举，政治都没有关系，而是公共道德上的自由，比如说没有什么社会关系的人，能自由的喧哗，自由的过马路，自由的吐痰，稍微有点社会关系的人，我可以 自由的违章，自由的钻各种法律法规的漏洞，自由的胡作非为，所以，好的民主必然带来社会进步，更加法制，这势必让大部分并不在乎文化自由的人们觉得有些不 自由，就像很多中国人去了欧美发达国家觉得浑身不自在一样。所以，民主和自由未必要联系在一起说，我认为中国人对自由有着自己独特的定义，而自由在中国最 没有感染力。

问：我认为中国顽疾太深，改革已经没有用了，只有来一场革命才能让社会好转。

回答：我们假设革命没有遭到镇压，当然这本身就是不可能的。我们幻想一下革命，假设，革命到了中段，学生，群众，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农民，工人，肯定不 能达成共识。而我们一直忽略了一个人群，那就是贫困人口，这个数目大概是两亿五千万。你平时都不能注意有他们的存在，因为他们甚至从来不使用互联网。既然 革命能够发展到中段，必然已经诞生了新的领袖。没有领袖的革命一定是失败的，白莲教起义就是很好的例子，而有了领袖的革命，也不一定好到哪里去，太平天国 又是很好的例子。中国式的领袖，绝对不会是你现在坐在电脑前能想象的那些温厚仁慈者。这样的一个领袖，八成独断专横自私狂妄狠毒又有煽动力，是的，听着有 点耳熟。但中国人就吃这一套，也只有这一套才能往上爬，这个社会习惯了恶人当道，好人挨刀。文艺青年们看好的领袖一个礼拜估计就全给踢出局了。而越是教育 水平高的人，越不容易臣服与领袖。所以这些人肯定是最早从革命中离开的。随着社会精英的离开，革命人群的构成部分一定会产生变化，无论革命的起始口号有多 么好听，到最后一定又会变回一个字，钱。说的好听一点就是把应该属于我们的钱还给我们，说难听一点就是掠夺式的均富。你们不要以为因为我觉得自己有点钱， 所以我怂了，害怕失去。在革命的洪流里，你拥有一个苹果手机，你是开摩托车的，甚至你会上网，你平时买报纸，吃肯德基，你都算是有钱人，甚至是有能力在互联网上阅读到这篇文章的人，都是充满着原罪的 被革命对象。有一亿家产的人比起有一万家产的人反而安全，因为他们打开家门，门口已经放的是纽约时报了。最后倒霉的还是中产，准中产甚至准小康者。以前人 们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自相残杀，现在的人们只认钱，所以很多人民已经被训练成只认钱的自相残杀者。所以你就想象吧。而中国人讲究清算，这也必然导致镇压。

任何的革命都需要时间，中国那么大的国家，不说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权利真空。稍微乱个五年十年的，老百姓肯定会特别期盼出现一个铁腕独裁者，可以整治社会 秩序，收拾一下局面。至于从百花齐放重新看回人民日报，这个真的没所谓。况且我们的一切假设都建立在军队国家化的前提下，所以这些都是幻想，连幻想都不乐 观，就别提操作了。

问：那你看埃及，利比亚⋯⋯

回答：埃及，利比亚是被一个人独裁统治几十年，城市也不多，一个事件作为爆点，一个广场用来演讲，就可以革命 成功。中国没有一个具体的个人能成为被革命的对象，城市，人口众多，而且各种千奇百怪的灾难都发生过，G点已经麻木，更别提爆点了。就算社会矛盾再激烈十倍，给你十个哈维尔在十个城市一起演讲，再假设当局不管，最终这些演讲也是以被润喉糖企业冠名并登陆海淀剧院而告终。

当然，以上更是废话，最关键是就大部分中国人一副别人死绝不吭声，只有吃亏到自己头上才会嗷嗷叫的习性，一辈子都团结不起来。

问：你的观点非常的五毛党，是被政府买通了么？为什么不能一人一张选票选主席。

回答：在这样一个非此即彼，非黑就白，非对既错，非带路党既五毛党的社会里，革命两字说起来霸气，操作起来危害更大。也许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一人一张选票选主席，其实这并不是中国最大的急迫。相反，一人一张选票，最终的结果还是共产党代表获胜，谁能比党更有钱？五百亿就能买五亿张选票。不行加到五千亿。一年税收都十万亿呢。你和人家比有钱?你觉得你周围的朋友的公正独立，那样的人加起来也就几十万张选票。你看好的有识之士，能有十万张都不错了。唯一能和共产党抗衡的就是马化腾，因为他可以在QQ登陆的时候弹出一个窗口：谁选我马化腾，谁就可以得500Q币。此举估计也能获得两亿张选票。但问题是，到时候马化腾一定会入党的。民主是一个复杂，艰难而必然的社会历程，并不是什么革命，普选，多党制，推翻XX，这些脱口而出的简单词汇可以轻易达成的。如果你对司法和出版都从来没有关心过，你关心普选有什么意义呢。无非就是说起来更拉风一点。这和那些一说起赛车只会提F1，一说起足球只知道世界杯的人有什么区别呢。

问：我觉得中国的革命和民主只是时机的问题。你认为什么时机最合适。

回答：革命和民主是两个名词，这两个名词是完全不等同的，革命不保证就能带来民主，这个咱们不是早就已经证明过一次了嘛。历史曾经给过中国机会，如今的局面则是我们爷辈的选择。现今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革命的国家，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急需要改革的国家。如果你硬要问我在中国，什么时候是个革命的好时机，我只能说，当街上的人开车交会时都能关掉远光灯了，就能放心革命了。

但这样的国家，也不需要任何的革命了，国民素质和教育水平到了那个份上，一切便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也许你能活着看见这个国家的伟大变革，也许你至死都是这个死结里缠绕的纤维，但无论如何，你要永远记得，错车时请关掉远光灯，也许我们的儿女将因此更早的获得我们的父辈所追求的一切。


冬至回读者问之一，完。




说民主 (2011-12-24 17:30:02)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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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革命不一定是暴力革命，天鹅绒革命就是完美的典范。

回答：我不认为天鹅绒革命能够发生在中国。不谈当时的国际局势，也不说整个捷克的人口只有北京的一半。相信天鹅绒革命其实就是选择相信了民众的素质，执政者的忍让，文人的领袖，这三者的共力才能形成天鹅绒革命，我认为这三者在中国全部不存在。你不能把一场完美的革命常挂在嘴边来反驳也许未来不完美的改革。我理解中国很多文人和学者对天鹅绒革命的感情，他们甚至能够在脑海中将自己代入哈维尔的角色暗自感动。但无论中国发生暴力革命或者非暴力革命，文人所处的地位和角色远远比他们想象的要低得多，更别说能作为领袖了。而且国民素质越低，文人就越什么都不是。你也不能用完美的民主，完美的自由，完美的人权从字面上解释应该什么样子的来逃避中国的现实。改革和民主其实就是一场讨价还价的过程，你不能盼着执政者看了几本书忽然感化把东西全送给你。你不能天天盼着天鹅绒革命，再由你来扮演哈维尔，并瞬间让每个中国人有一张选票，还都不能被贿选。捷克至今也不是普选。所以我的观点很简单，暴力革命我们都不愿意发生，天鹅绒革命不可能在近期的中国发生，完美民主不可能在中国出现，所以我们只能一点一点追求，否则在书房里空想民主和自由憋爆了自己也没有意思，改良是现在最好的出路。

问：你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人素质太低，不适合民主。政府有没有给你维稳的回扣啊？

回答：我不知道你如何看出了这个结论，我觉得我已经写的很通俗了。民主不是适合不适合的事情，它迟早会到来。国民素质低并不妨碍民主的到来，但决定了它到来以后的质量，谁都不希望来个卢旺达式的民主，虽然这并不是真正广义的民主。有时候缓缓来，有时候突然来。也许它来的不那么彻底，来的不那么全部，来的不那么美式，来的不那么欧式，但在你的余生里，它一定回来，回首起来，可能还来的有点平淡。

问：你的意思是一切只能靠执政者的恩赐，而不是人民自己的争取？

回答：给执政者压力当然重要，但遗憾的是，执政者的配合更重要。这的确需要运气和人品。现在社会各个阶层是割裂的，比如执政者，你动车事件闹得再大，他们依然淡定，觉得这是民间的事情，不费一兵一卒，时间自动摆平，执政者的家属可能完全不关心这事，只关心谁要上谁要下，谁的岁数差一点，XX位置怎么排。而在这样的舆论压力下，事情依然能自然过去。当然，更有可能是他们都没有感受到舆论压力。好比你账户里有十亿，你丢了一千块，你自然不紧张。文化界兜里加起来的总和就五百，而他们认为统治者兜里也就三千，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放大的统治者的焦虑。人家完全没考虑你的问题。而文化界很多人认为一切的问题就是体制的问题，仿佛改了体制一切都迎刃而解，他们虽然善良正义，嫉恶如仇，但要求农民和工人和他们拥有一样的认知，甚至认为全天下都必须这么思考问题。可事实往往有些让人寒心。

因为拉力赛都在偏远地方举行，我这些年去了上百个各种各样的县城，这些都不算特别封闭和贫瘠的地方，我和各种各样的人聊天，他们普遍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不如文化界想象的那么迫切，他们对强权和腐败的痛恨更多源于为什么不是我自己或者我的亲戚得到了这一切，而不是如何去限制和监督，只有倒霉到自己头上需要上访的时候才会从词典里捡起这些词汇来保护自己，只要政府给他们补足了钱，他们就满意了。一切能用钱解决的社会矛盾都不算什么矛盾。而知识界普遍把国民对这些词汇的这种应急应用当成了他们的普遍诉求，觉得与文化界形成了共识。我不认为在分歧和割裂这么大的国家里能有一场美好的革命。你也许觉得这正是执政者驯化的结果，所以要改变执政者。但现实就已经这样了，那一两代人已经这样了。但是幸运的是，我和他们的子女聊天时，互联网和各种传媒已经或多或少的打开了他们的眼界。所以我并不悲观。

中国共产党到了今天，有了八千万党员，三亿的亲属关系，它已经不能简单的被认为是一个党派或者阶层了。所以共产党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我认为极其强大的一党制其实就等于是无党制，因为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体制本身，所以问题并不是要把共产党给怎么怎么样，共产党只是一个名称，体制只是一个名称。改变了人民，就是改变了一切。所以更要着眼改良。法治，教育，文化才是根基。

问：如果革命到来，有影响力的文人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回答：文人到时候就应该扮演一颗墙头草，但必须是一颗反向墙头草。文人需有自己的正义，但不能有自己的站位。越有影响力就越不能有立场，眼看一派强 大了，就必须马上转向另一派，绝对不能相信任何的主张，不能跟随任何的信仰，要把所有的革命者全都假想成骗子，不听任何承诺，想尽办法确保不能让一方消灭 其他方而独大。所以未来的中国如果有革命，谁弱小，我就在那里，它若强大了，我就去它对手那里。我愿牺牲自己的观点而争取各派的同存。只有这样，才有你追求的一切。

补加一个问答，关于素质和民主：问：我去了一些发达国家，我发现在表面的素质之下，其实深交下去，人性也都是这样的，所以好的制度才是高素质的保障。

回答：我完全的赞同。但我们说的就是表面素质，不要因为觉得人私底下都是怎么怎么样的而小看表面素质。民主的质量就是由国民的表面素质决定的。一个人开车可能关远光灯，看见人彬彬有礼，遵守社会功德，但一交往，发现其实也是自私懦弱狭隘贪婪……这又如何呢。素质和人性放在一起谈没有意思，美国人的人性和中国人的人性说到底当然是大同小异的，全世界人类的人性都差不多。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鸡和蛋的问题，先有好的素质，再有好的制度，还是先有好的制度，再有好的素质。其实这个没有疑问，在能出现好的制度的时候，无论素质的好坏，都应该保障好的制度，因为好的制度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制度是实在的，素质是空幻的。问题是，当好的制度由于种种原因迟迟不能到来的时候。咱不能天天期盼从天上掉下来一个好的制度，然后一切才有开始的可能和动力，否则反正好的素质也没必要，又缓慢又不见得有效……好的制度以及好的民主有两个到来方式，一种是有一个纪念日，一种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日子，但要一两代人的努力。我觉得还是要实际一些，美国的独立宣言再好，美国的宪法再好，美国的宪法修正案再好，是因为他们的政党和人民都做到了。我们宪法其实也好，我们的执政党说过不少只比独立宣言好不比独立宣言差的宣言，但大多数没做到。他们是不会看着各种宣言而自省的，革命代价又太大太不可控，改良又慢又拖延，国民素质又不高，的确看着像死结。但我依然选择相信改良。暴力或者非暴力革命只能是督促改良的筹码，但不能也不可能真正的操作起来。



要自由 (2011-12-26 05:32:13)转载

标签： 杂谈

上上篇文章里说，每个人要的自由是不一样的，上篇文章里说，民主，法制，就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圣诞再打折，东西还是不会白送的。那我就先开始讨价还价了。

首先，作为一个文化人，在新的一年里，我要求更自由的创作。我一直没有将这个写成XX自由或者XX自由，是因为这两个词会让你们下意识的觉得害怕和提防。虽然这些自由一直被写在宪法里。事实上，它一直没有被很好的执行。顺便我也替我的同行朋友——媒体人们要一些新闻的自由。新闻一直被管制的很严。还有我的拍电影的朋友们，你不能理解他们的痛苦。大家都像探雷一样进行文艺工作，触雷就炸死，不触雷的全都走的又慢又歪。这些自由是时代的所趋，也是你们曾经的承诺。我知道你们一定对苏共进行过研究，你们认为苏共的失败，很大的程度源于戈尔巴乔夫开放了报禁，并将最高权力依照宪法约定，从党返还给了人民代表大会。所以这让你们对言论自由和宪政特别的谨慎。但是时代已经不同，现代的资讯传播终于让屏蔽形同虚设。而文化的限制却让中国始终难以出现影响世界的文字和电影，使我们这些文化人抬不起头来。同时，中国也没有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媒体——很多东西并不是钱可以买来的。文化繁荣其实是最省钱的，管制越少必然越繁荣。如果你们坚持说，中国的文化是没有管制的，那就太不诚恳了。所以在新的一年，我恳请官方为文化，出版，新闻，电影松绑。

如能达成，从我而言，我承诺，在文化环境更自由之后：不清算，向前看，不谈其在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谈及或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只对当下社会进行评判和讨论。如果文化界和官方能各让一步，互相遵循一个约定的底线，换取各自更大空间，那便更好。

但是如果两三年以后，情况一直没有改善，在每一届的作协或者文联全国大会时，我将都亲临现场或门口，进行旁听和抗议。蚍蜉撼树，不足挂齿，力量渺小，仅能如此。当然，只我一人，没有同伴，也不煽动读者。我不会用他人的前途来美化我自己的履历。同样，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的品质，所以我相信这些迟早会到来，我只是希望它早些到来。因为我觉得我还能写的更好，我不想等到老，所以请让我赶上。

以上是基于我的专业领域的个人诉求。我觉得在这场让大家都获益良多的讨论里，研究该是什么样，不如想想应该怎么办。据说一个人一次只能许一个愿望，我的愿望用完了，其他的诸如公平，正义，司法，政改，一切一切，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再提。虽然我觉得自由未必是很多人的第一追求，但没有人愿意常常感觉恐惧不安。愿各位没钱的能在一个公正的环境里变有钱，有钱的不再为了光有钱而依然觉得低外国人一等。愿所有的年轻人都能像这个圣诞一样不畏惧讨论革命，改革和民主，担忧国家的前途，视它为自己的手足。政治不是肮脏的，政治不是无趣的，政治不是危险的。危险的，无趣的，肮脏的政治都不是真正的政治。中药，火药，丝绸，熊猫不能为我们赢得荣誉，县长太太买一百个路易威登不能为民族赢得尊敬。愿执政党阔步向前，可以名垂在不光由你们自己编写的历史上。

2011年底偶成

一清华同窗以程颢之《春日偶成》清雅怀旧，然吾等异乡谋生，岂敢“偷闲学少年”？诗以为证。

碌碌无暇忆当年
驱驹苦战力不堪
云风花柳知何物
痴心妄想一日闲

利用知识产权法律，摆脱单纯低价竞争

现代商业的基础是发明创新，这是不争的事实。在美国早就是这样了，创新成分低的行业，如果能移至海外，早就离开了美国；如果不能转移到海外（如清洁业），工资一直是每小时八块十块。相反，那些对创造力要求比较高的行业，工资却有很大提高。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主要竞争力，从改革开放到今天，一直依赖低价格。因为专业阶层的工资一直不低，所以中国制造业的低价格，主要依靠制造本身，也就是那些住在工厂里日以继夜的农民工。由于中国新一代的农民工已经渐渐不再满足于住公司集体宿舍，每年只有春节才能回家的生活。对于那些依靠廉价劳工的企业来说，问题已经不是他们的利润率是否会降到零，而是什么时候会降到零。

在美国，很多华人企业凭借国内的廉价劳动力刚刚在美国站住脚跟，就遇上了美国市场不允许涨价、国际原料价格因为中国内消增加水涨船高、中国劳动力价格稳步上涨、中国政府出台反企业反出口企业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单凭价格的华人公司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很多人看到自己的利润率见零，已经被迫改行。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似乎都知道：唯一的出路就是依靠发明创新，并且利用法律，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提高利润率。在美国，为了给所有的企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政府将垄断行为定为非法，但是专利是一个例外。在美国，发明者如果通过申请专利公布其发明，政府会授予其发明20年的专用权，即垄断权。当一个公司拥有一系列专利，而且不断地注册新专利的时候，它就可以依靠这些专利，与其它的知识产权法律协同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生产、营销方式，令别的公司无法复制。在这种情况下，利润率就更加取决于市场消化力，而不再依靠制造费用。苹果公司跻身于手机市场的历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企业家明白利用廉价产品挤进一个市场这一套。但是他们对于知识产权却了解甚少。有时会有人来咨询申请专利：“我们计划生产这款产品，所以请你为我们申请个专利。”当我说到有了专利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合法生产专利申请中描述的产品的时候，他们都会很诧异：“为什么我有了专利还不能生产，那么申请专利还有什么意思？”

说这话的人，显然不明白专利的本质。在解释上面的问题之前，我先举一个业内人所周知的例子，当年J. A. Fleming发明了电子二极管以后，成功地申请了专利。之后Lee De Forest成功地申请了电子三极管的专利。懂电子学的人都知道，电子三极管可以看成两个二极管对在一起。实际上，De Forest的专利也的确对Fleming的专利发生了侵权。专利商标局批准De Forest的申请，是由于电子三极管本身（用于放大信号，而不是用于限流）是一个革命性的新想法。

简单地说，专利商标局在审查专利申请的时候，考察的是专利申请是不是一个发明。也就是说，和一个现有专利或其它发明文件（即参照）相比，这个申请是否新颖（35 USC 102 – 美国法典第35部第102章）而且对于行业内人士来说，是不是显而易见（35 USC 103）。如果申请满足这两点中的任何一点，那么这个专利申请就被参照所预见（anticipate），因此申请不能成其为发明，专利商标局会拒绝该申请。

侵权是另外一个概念。每一个专利申请都有权利要求，定义权力范围。如果一个产品在一个专利的权利申请范围之内，那么这个产品就对这个专利发生侵权（infringement，35 USC 271）。

几年以前，有一个来免费咨询的人曾经问过我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既然专利商标局审查主要是看参照的权利申请，那么为什么专利商标局会批准一个侵权的申请？” 事实上，专利商标局审查的时候，的确是看申请的权利要求是否被参照的权利所涵盖。当申请的权利要求被参照涵盖的时候，简单地说，就要看申请是不是一个新的发明。这里最好的例子可能还是前面讲过的电子二极管、三极管的例子。

讲的详细一点，按照法律，这里的标准其实也很简单：在参照的范围内，申请是否有参照预料不到的结果（unexpected result）。也就是说，参照有没有在其范围内，有充分的说明，“预见”该申请。电子二极管（只允许单向电流）显然没有预见电子三极管（放大信号）的结果，所以尽管电子二极管的专利涵盖了电子三极管的权利要求，专利商标局还是批准了电子三极管的专利申请。

当然，如果De Forest依照其专利开始生产电子三极管，Fleming是完全可以以侵权为由起诉De Forest的。

上面的讨论，从商业角度讲，可能会清楚许多：专利是攻击性武器（别人的产品进入你的专利的权利要求涵盖范围，你就可以起诉对方），不能用于防卫（别人告你的时候，你拿出专利来辩护）。也就是说，专利确立申请者的权利要求，但是并不确定这个权利要求不对其它专利构成侵权。

知识产权是一个综合艺术。我把它称之为艺术，是因为只有艺术性地利用知识产权的各个成分，一个公司才能在最大限度上保护自己的对自己的产品的专用权。知识产权的组成部分包括：1、实用专利（utility patent，包括国内的所谓实用新型专利）；2、外观专利（design patent）；3、商标（trademark）；4、版权（copyright）；5、商业机密（trade secret）；6、州的公平竞争法（如加州的民法第1750-1984章；民事程序第1770章）。

来找我的人经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我卖了这个产品一段时间以后，某某也开始卖同样的产品。我又没有犯法制止他抄袭我的产品？”这时，如果没有前五项知识产权的保护，唯一的途径只限于第六项，即依照公平竞争州法起诉对方。这是一个非常弱的办法。比较强的办法，自然是主要依靠前五项。

我说知识产权是一个综合艺术，还不仅限于外观设计和商标设计的艺术性和统一性，实用专利中的权利要求撰写也一门艺术。如果权利要求写得不好，手里拿着专利也很难免眼巴巴地看着别的公司绕将过去（design around）。利用知识产权保护发明创新有很高的复杂性，绝不是手里有了一个专利、一个商标就大功告成了。

至于如何艺术性地、有机地、创造性地利用前五项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创新成果，非一篇短文可以尽述。这里只讲一件事。在美国，诉讼费用非常高；而且事实的争议性越大，诉讼费用就越大。所以，降低诉讼费的一个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地事先把别人的侵权作成无可争议。这个工作做得越好，就越能有效地防止别人侵权在先，雇律师强行辩护在后。

因此，树立及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个专利和一个专利不同，一个商标也与一个商标不同。这些事情，还是找个律师代理比较稳妥。前几个月，亚凯迪亚华人协会办活动，请我去讲专利、商标，我就去讲了一下午。最近，他们又要求我去讲商标DIY，我就谢绝了。他们就找了另外一个律师去教他们的会员DIY商标注册。

我不愿意教企业家DIY的原因很简单，虽然商标的申请手续看似简单，但是其中的内容相当复杂。我们先不说商标只是知识产权的一小部分，先不说在注册商标的时候要考虑日后如何用商标保护自己生产的产品，专利商标局印发的有关商标注册的手册就超过一千页。一个一天到晚忙于各种事情的企业家，如何可能搞清楚商标（乃至知识产权）的里里外外？

我觉得企业家把一天二十来个小时的时间，花在市场、销售、产品、质量、服务等方方面面都不够，哪里有时间坐下来，学习法律，当自己的律师，到专利商标局去注册商标？律师的作用，从某种角度讲，是从法律角度重新考察企业家的一些想法。大家在一起，从不同角度想问题，有一个“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效果。再有，律师并不像很多人想像的那么贵。我们申请商标的价位，在行业里算是中等，律师费$800。我的问题是：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为了省$800，逼自己不务正业，明智吗？

美国制定知识产权法律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大家的发明、创造。如果不充分地加以利用，岂不可惜？如果以为DIY一个商标，就达到了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的目的，岂不幼稚？如果为了省$800律师费，就不务正业，自己操刀，切自己的瘤子，岂不是对自己不负责任？

总而言之，如果一个企业想利用知识产权确保利润率，就要利用法律，在专业律师的协助下，形成一套以专利为首、商标辅佐，其它方面协同的有效方案，保护自己的发明、创新结果。只有这样，才能从劳动密集型低成本的框子中走出来。


注：本文作者持有美国联邦专利商标局颁发之专利律师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