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杂谈十四：活到老，学到老

写了十三篇怎么教别人。其实，说到底，我见过的擅长教育别人的人，首先有能力教育自己。例如，一个拉里邋遢的人，很难教出一个利利索索的孩子；一个遇事就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的人，很难很难教出一个积极主动的孩子；如果一个人不意识到自由的唯一来源是人世间最高严格的一丝不苟，那他的孩子也很难意识到这一点。可惜的是，学校里只灌输知识，并不教育孩子这些最重要的人生观。因此，人生观的形成和完善，建立良好的学习习惯，不停地寻找自己爱好，不停地在社会上找到一个市场需求和个人爱好的最良好的交叉点等等工作，就落到家长和孩子们自己的身上。对于孩子来讲，这是自学。对于家长来讲，因为言传不如身教，即使从教育孩子的角度讲，也是一个自学的问题。

当今世界，一切都突飞猛进；人的思想，不进则退。我见过的活得比较顺畅的人，个个都是自学专家，也就是自己教育自己的专家。如果孩子能和这些人充分接触，朝夕相处，自然而然地会受到影响，这种教育是无言无形的。

人类文明的发展速度远远高于我们的身体适应外界环境的速度（人类文明只有几千年，不到从猿人进化到人类的一百万分之一的时间）。目前自然选择的减弱也降低了人类适应外界的速度。例如，我们的身体至今仍善于对付十分钟的压力（当动物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的身体通过血压升高，心跳加快等，进入高效运作状态），但是现代社会施加在我们身上的，是长期的压力。因为我们的身体没有一种处理长期压力的机制，所以就只好利用对付短期压力的方式对付长期压力。其结果常常是灾难性的。例如，最近的经济不景气，因为政府“救市”，使得企业家无法施展，而拖得很长。在经济危机的年代里，无论是老板还是雇员，都会遭受强大的压力。老板有一个寻找新机会，在困难经济中通过变通求生存的问题；如果老板变通不力，雇员就会面临被裁员的厄运。这种长期的压力，会造成我们身体内分泌系统紊乱，慢性高血压等。同时，我们饮食结构方面的问题，也会导致一系列的疾病。从心理上来说，长期的外界压力使很多人就变得麻木，导致他们遇事不主动。遇到任何情况，我们就会条件反射式地拖，看能不能把大事拖小，小事拖了。结果我们就会产生严重的心理压力。而心理压力之下，加上不主动，人会变得非常懒。孩子看到了，就会去模仿。

为了调节心理，我们经常需要做一些事情，这样可以骗过我们的心理机制（当我们采取行动以后，我们的心理就会迅速，而且是自动地放松下来，因为只要我们没有被动物吃掉，我们的心理就会自动认为我们的所作所为成功了。）这也就是很多人嗜赌、拼命找女人的原因，因为在压力下，赌博一场，会骗过我们的心理系统，让我们的身心放松下来。古人讲要放弃俗欲，我的理解就是不要用这些办法来解决心理问题。“自古大隐居尘世”也是这个道理。

当今社会越来越复杂，懒惰对我们的学习会造成阻碍。虽然从短期看，我们的逃避会减少心理压力，但是从长期角度来看，懒惰会导致我们缺乏对世界的了解，进而降低我们面对迅速变化的世界的应变主动性和正确性。一般来说，有逃避心理的人会被动绥靖。逐渐地，我们就会眼不见为净，对世界的了解会逐渐减少。当我们不了解情况，及所面临事物内部道理，我们就很可能无法找到最佳的应付这些问题的方法，因而遇到问题不知道从何下手，结果被迫人云亦云，盲目随大流。

上面讲到的很多问题，例如我们自身的生化、内分泌结构，是不能解决的。所以我们只可能尽量地通过各种方法来弥补我们的不足。除了积极主动之外，我们的办法就是自学。喜爱学习的人，遇到事情就会研究，这样自然就可以骗过我们自己的内分泌系统：我们了解了问题，寻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会导致内分泌系统不再收缩心肌，加强全身脏器供血，因而降低患高血压的机率。而且，知己知彼会提高我们在今天这个竞争社会里获胜的机率，这样也会进一步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

从另一个方面讲，有学习习惯的人都了解，学习是有乐趣的。有一段时间，我工作得太累了，我就开始学西班牙语。当时住在我家里的一个亲戚就对此极其不解，开玩笑地说：你不是有什么病吧。和其他的消遣（例如喝酒、打牌）比，学习是一种主动过程，是一种主动乐趣。与学习相关的一个消遣是另一个主动过程：体育锻炼。这两者必不可少。经常学习，然后有几个朋友，过一段时间聚一聚，交流一下思想，其乐无穷。

中国人在这点上做得远不如白人。我以前认识一个大陆留学过来的伯克莱教授，他来我家，看到我的书，竟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这些书是买房子的时候和房子一起买来的吗？”我就和他说：“这些书是我在二十年的时间里，亲自一本一本地买回来的。”结果，据说这位教授工作干得直便血，人家也不给他终身教授职位。美国这个地方，如果你好几次拿不到终身教授职位，就要自动离职。在被逼到死胡同以后，他就海归了。据说海归以后，摇身一变，变成一方专家。到处有人请他干这个干那个，忙得不得了，相当风光。

一个人的修养，到了一定年纪，就装不出来了。对于步入中年的人来说，修养是写在脸上的。即使一眼看不出来，共事一个星期一定会原形毕露。因为无论是好习惯还是恶习，都根深蒂固，很容易显示出来。很多中国人来美国留学，靠钻劲死读书，结果出的论文的确比别人多，但是心理问题达到临床的严重程度，自己还不知道。等到了教授投票生终身教授的时候，自然就会遇到问题。然后下不来台，只好带着一大堆心理问题海归。

在中国，很多人觉得努力最重要。在美国，大家觉得兴趣最重要。早在我上中学的时候，看家长和外国人的通信，就发现，外国人特别喜欢说到一句话就是对什么什么感兴趣。美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都一样。到了大学，我的英语硬起来了，就开始为他们的信捉刀，愈加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心里总觉得这些外国人真开玩笑，就算他们那里没有一切都由党安排，难道你兴趣一变，就换工作？所以当时以一种入乡随俗、跟着起哄的心态，我也动不动就写我对这个感兴趣，对那个感兴趣。

刚到美国的时候，被恶霸（又称导师、博导、老板、或者教授）恶性欺负，搞到我对物理研究兴趣全无，结果用写作维持心智健全。前些天，我去看斯坦福大学看一个老朋友，二十多年没见了，她主动提起我当年在弗吉尼亚通过写作维持心理平衡的事。现在讲起来，真是不堪回首。

在美国大学研究院被逼过的人，很难有什么真正的爱好。从七十年末到今天，来美国的中国杰出年轻人，不下几十万。在学术界里，没有一个真正大放光彩的。这就说明美国大学对理科博士生的压迫，远远超过一般人可以承受的程度。我当时从大学出来以后，心理留下的阴影，也是很多年挥之不去。我来美国之前，我的八卦掌师傅还说，我的心理可以顶住美国的压力。不是他过高地估计了我，就是他过低地估计了美国大学的这些恶霸的能力。我今天从象牙塔之外，向象牙塔里看，基本上可以确定，我师傅犯的错误是过低地估计了这些恶霸。

对于我个人来说，真正有规模、有计划的自学，是从大学出来以后开始的。我开始学习哲学，西方历史等，完全是出于自己对西方社会的一种好奇心。我当时的问题是：难道如此不讲理的社会竟能这么强大？当时我一方面生活在正常社会里，另一方面努力学习西方历史、哲学，慢慢地就懂得了西方社会的本质，这个本质，在学校里是看不到、学不到的。

人在社会里，有时需要作一些决定。例如，当时我在洛杉矶dot com宦游开发部主任。在dot com走下坡路的时候，黄了一个dot com就再找一个。走来走去，走到了尽头，就要决定下一步要干什么。当时的状况可以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有各的办法。数年以后，各有各的结果。对于我来说，从技术、管理里面彻底跳出来干律师，是一个大智大勇的决定。我和朋友开玩笑说，我一辈子读的书，通过做事得来的经验，目的就是为了我做那个决定的那一刻，因为当时我并不完全知道律师这一行是怎么一回事。今天，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讲，这个决定无疑对我本人是完全正确的。（当然，换一个人，因为兴趣不同，这样做的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现在，作为一个律师，我需要了解极为广泛的知识。对于一个喜爱自学的人来说，这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每天学习，然后研究对付各种问题的办法，对于一个喜爱思考的人来说，实为幸事。当年我想以研究物理为业，其实真正期望的，也是这样一种生活方式。问题没有出在物理上，而是出在了大学这个系统上。在美国摸爬滚打二十年，最终竟然达到了我刚来美国时的梦想，真正过上了一杯茶、一支笔、一张纸的生活。但是这个途径是我事先万万想不到的。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去的是当年杰斐逊建立的弗吉尼亚大学。在弗吉尼亚大学，人人都没完没了地讲杰斐逊的事，包括请正在当农民的杰斐逊的后代来表演当年杰斐逊做过的事情。当年我曾经问过这位杰斐逊的后代：你为什么不搞政治？回答是：我对政治不感兴趣，只想当农民。我当时可是张着嘴，半天没合上。

寻找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然后生活出意境来，是摆在每一个人面前的课题。只有找到自己的路的人，才可能活得有意境。和找自己的路相辅相成的，是学到融会贯通。与此相反的，无论是为挣钱而挣钱，还是躺在父辈的银行账号上为花钱而花钱，都会将人生引到悲惨的道路上去。美国很多的富人都愿意把钱捐给慈善事业，而让他们的孩子自己出去奋斗。相对来讲，中国的富人却常常抱着下一代不愁没钱花的思想，不抓教育，一味地惯孩子，结果亲手把自己的宝贝孩子变成废物。

说来说去，一个美好人生的基础是自学，自我开发，然后将所学的知识用于社会，这样才能体现出自己的价值，然后才会有自信，才能活出意境来。“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其实是纯粹描述性的，因为只要孩子尝到自学的甜头，他们是不会停止的；反之他们也不会“活到老，学到老”。引导孩子自学的最好方法，就是家长身先士卒，身体力行，从开发自己的人生入手，然后再和孩子一起花一些时间，让孩子了解我们，这样孩子就会看到自学的乐趣和力量，进而心甘情愿地模仿。

换句话说，与其对孩子进行空洞的、他们无法理解的言教，不如家长们开始自学，然后让孩子来模仿。这样，一方面从思想上武装了自己，另一方面又教育了孩子，可称一举两得。

（待续）

教育杂谈十三：鼓励孩子当律师、医生明智吗？

很多华人喜欢和别人吹嘘，说自己的孩子在念法学院或医学院。我在《教育杂谈五：当今学校的最大问题》里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我们一帮律师和Arcadia华人协会一起搞活动，华协的一位女士很自豪地向我们这帮律师说：“我女儿现在哈佛上法学院二年级。”两个律师立刻同时说：“I am so sorry to hear that.”这位女士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很多华人家长有这个倾向。他们看到很多律师、医生有钱，而且看到很多律师、医生有社会地位，所以他们就得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所有的律师、医生都有钱，有地位。他们进而推断：如果我的孩子去读法律、医生，他们有朝一日，也会变得像那些有钱、有地位的律师、名医那样。美国人的一般看法是：孩子对什么有兴趣，就应该去干什么。

家长的这两种对子女选择职业的不同看法，对子女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因为家长给了子女一个错误的印象：行业比兴趣重要。中国的机会相当不均等，找对了行业，的确有很多优势。而美国是一个已经发展了一、两百年的国家，机会相当均等。例如，在美国开公司，无论哪行哪业，两年的存活率是80%，五年的存活率是 50%。而且，赚钱的时机也不重要。从60年代，美国经济变化很大，但是被动投资回报基准，一直在9%上下。换句话说，竞争优势要靠兴趣，而不是靠行业或者时机投机。

律师这一行里面的苦，外面的人是看不出来的。有些人觉得自己很喜爱写作，就想干律师这一行。其实，写作对于律师来说，只是一个工具。虽然写作就是写作，其特性是一样的（例如，写作需要灵感，我经常因为没有灵感，要把一些法律文件放一放再写），但是写作毕竟是当律师很小的一部分。而且，我这里讲的是真正的写作，而不是国内训练的那种玩弄词藻的游戏。很多人觉得律师写的都是套话，其实真正写套话的是坏律师。好的律师，要有很强烈的正义感，他们在正义感情绪之下写出来的法律文件，读起来才有力量。很多不懂英语的人，分不出来好坏，觉得律师写的都是套话。

律师首先要处理好和自己客人的关系。律师的工作在这方面有点类似医生。来找律师的人，都是自己出了问题，不能解决，然后才找律师。一般来说，这些人在找律师的时候，心理压力都相当大。一天到晚和这些人一起，客人的心理压力，无形地就会传染到律师头上。因为律师要处理客人的问题，而且一个律师同时处理很多案子，所以一个好律师的心理压力承受能力，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见的。在美国，一个律师可以在一个熙熙攘攘的大厅里，认出站在另一头的另一个律师。有一次，我在北京首都机场等飞机，和一个白人闲聊，无非说说北京的环境污染，什么中餐好吃之类。没讲几句，他就问：你是搞专利的吧？我问：你怎么猜出来的？他说：我一见到你就知道你是律师。你一张嘴，显然你是学理工的，所以我就猜你是专利律师。

客户把钱给律师，是要律师代他对付什么别的人，无论是诉讼对方，还是专利商标局、SEC、移民局。对于一个好的律师来说，一定要把自己的客户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做。在一个对抗性的环境中，保持做一个很正直的人，一个心中有正义的人，不是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容易。

上面说的种种，其实还不是对律师最大的压力。律师最大的压力，是来自于和其他律师的竞争。美国的律师业从来就处于人浮于事、僧多粥少的状态。一般的20-80定律（即百分之二十的律师做百分之八十的生意，剩下百分之八十的律师分剩下的那百分之二十的律师不要做的生意），在律师这一行，很可能因为人满为患变成10-90定律。这种竞争，对于律师来说，有一种逼良为娼的效用。举个例子，有些人来问我移民案子，我明知道，如果我说可以办，他就会立刻交钱。但是，我心里知道，他的案子按照法律是不会被批准的。所以我就老实地和他说，你这个案子按照法律，是不会得到批准的。这些人当然就走了。有几次，他们到别的律师事务所和别的律师谈，别的律师和他们拍胸脯，说没问题，他们有把握把这个案子办成。有时，这些人没把握，又回来问我：为什么某某律师说他有把握？我自然是哑口无言。对于一个律师来说，生活的每时每刻都要选择做好人还是当骗子。如果做好人，说实话，已经到手的一笔钱，就流到另外一个律师的手里去。

今年夏天，我读了Melvin Urofsky写的《Louis D. Brandeis: A Life》这本书，其中就讲到当年Brandeis在波士顿自己出来开事务所，就立下一个规矩，那就是不论对什么人，他都尽他的能力讲真话。后来Brandeis的生意迅速提高，是因为有个大公司到波士顿打官司，问一个波士顿的大律师事务所，波士顿那个律师最好，那个所里的律师说Brandeis最好，因此Brandeis打开了局面，后来当上联邦最高法庭法官。对于律师来说，立这个规矩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特别是在生意缓慢，开不出工资，交不出房费的时刻。

简单地说，律师只有两个选择，那就是当老实人，还是当骗子。客人经常是搞不清楚律师是在说老实话，还是在骗人的。骗人这件事，就和当妓女一样，两腿一叉开容易，再想像正常人那样好好地挣一口饭吃就难了。换句话说，一个律师只要在任何一个时刻，意志一不坚定，嘴一松，一开始忽悠，那他就立刻成为另一条河里的水，另一条路上的人了。对于律师来说，时时刻刻都站在这个分水岭上。在他的钱不够花的时候，谈每一个客人，做每一个案子，都是对意志的考验。很多律师喜欢讲排场，在没有实力的情况下，买多大多大的房子，开什么什么牌字的车。这一点，在华人地区尤甚。很少有人能有足够的自信，不讲排场，正正当当地做人。我就认识一个律师，他做成了一个案子后，就借钱买了一辆大型号的奔驰车。我问他何必，他说反正会有新钱进来。结果新钱没进来，他却被逼得海归了。

律师说话不实，搞得华人社区里的事情，真真假假。有一次，我做一个知识产权案子，因为客人以到律师协会告我为要挟，要求降低律师费。我坚决恭请他另请高明。结果他找了一个号称也做知识产权侵权的律师。这个律师把案子接过去以后，居然不知道向联邦法庭递文件是在网上进行的（因为知识产权受联邦法管辖，所以纠纷大都由联邦法庭审理）。我听说了这事以后，也吃了一惊。他递的第一份文件，因为他在联邦法庭网站没有账号，竞是由另一个律师代他提交的。一个既不在联邦法庭办案子，又没有专利律师执照的人，可能做的，只有注册商标一件事。我上网一查，此君有史以来，只拿到过三个商标（倒是提过12个申请）。

有一次我在一个朋友那里吃饭（这个朋友在我当律师的路上，帮过我的大忙），讨论如何找客人。我就说：我就说老实话，是怎么样就怎么说。他立刻就长篇大论式地对我发表了一场演说，说不忽悠，我是会饿死的。我就说，我一不要买飞机，二不要买大炮，人生所需很少，没必要做那么多生意。更重要的，如果一个人需要骗才给我钱，那这个人可能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换句话说，就是我把工作做得再好，他也不会明白的。我何必要自寻烦恼？我对做生意，一直持有做不做无所谓的态度，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这位朋友显然不知道这种意境之可贵。“不求”和“做老实人”，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但是，他始终觉得我的书呆子气太重。

在洛杉矶的律师界，有很多律师，早就发现他们不是做律师的料，早就想转行了。但是，对律师来说，这行有点像如来佛的手心，无形地，把律师圈在里面，让你跳不出去。我认识的一个还算很成功的律师就和我说过，他想转行，就花几年时间，去读了一个MBA。但是拿到MBA以后，奔波了一番以后才发现，律师执照加上MBA，没有基层经验，公司并不愿意招他们去做中、高级经理。结果，他白费了几年的时光读了个百无一用的MBA学位。

当然，有坚强毅力的律师，干脆出去创业，也的确做出了轰轰烈烈的业绩。Jim Barrett当年放弃了律师工作，去做葡萄酒，走了不少弯路以后，他造出来的葡萄酒（1973 Chateau Montelena Chardonnay）于1976年在法国打败法国酒，一举摧毁只有法国人才能制造高质量的葡萄酒的神话。另外两个律师，Rick Rosenfield和Larry Flax，1985年凑了50万（绝大多数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和银行贷来的）开始运营California Pizza Kitchen。结果一炮打红，七年之后，Pepsi以1亿元购买了CPK三分之二的股份。今天CPK在九个国家有230多个分店。

孩子们的人生，要往哪条路上走，一定要让孩子自己决定。家长包办实属不智之举。看到有些（着重“有些”两个字）律师能赚到大钱，就鼓励孩子去学法律。哪知道，如果孩子对法律没有特殊而且强烈的兴趣，那他从法学院出来以后的路，是必定会万分艰险的。况且，孩子自己选择职业，即便错了，日后改变不迟。而且走弯路对孩子是一个很好的训练。我在清华学电子学，觉得太简单，就跑到美国来学物理。被美国的教授老爷欺负的七荤八素以后，跑出来搞电子学、软件、市场，然后自己主动跳出来搞dot com。如果没有这些经历，dot com出了问题之后，我可能不会有这种勇气，当机立断，去法学院注册，彻底改行，改当律师。

医生和律师大同小异。我当年在北京上的是北京医学院附属中学。北医附中里满是医生子弟。我前两年回国，见到了一个同学的爸爸。他就和我说，他的孩子，了解到了医生生活的本质，个个儿都不想干医生，就是这个女儿，跑到美国去当医生。他摇着头，对他这个女儿选择干医生，很觉得不解。

我的一个在洛杉矶的医生朋友，原来对他女儿上哈佛法学院很骄傲。但是女儿毕业了，居然找不到工作。这位朋友看到了医生这个行业的艰辛，就鼓励女儿去读法学院，但是没想到，宝贝女儿跳出了虎口，却又进了狼窝。

（待续）

教育杂谈十二：在美国的主人意识教育

像我们这帮来美国二十多年的人，早就已经把美国当成家了。不说别的，我们住在美国的绝对时间，已经超出中国。如果除去孩提时代，住在美国的有效时间，远远超过住在中国的时间。既然大人把美国当家，那么孩子的主人意识一般也不会成问题。可是，对于刚来美国的人来说，主人意识的确是一个普遍问题。这个问题的根源，一方面因为中国人在中国的时候，就缺乏主人意识。另一方面，来美国以后，不少人除了念书，就是在最底层打工（包括帮教授搞科研或者当助教）。无论是念书还是在底层打工，是不会培养出多少主人意识的。只有毕业、进入到社会以后，在公司打工的时期，大家的主人意识才会跟着在公司的主人意识成长。这第一需要时间，第二需要实干成果。从另一个角度讲，一个人要首先要通过实干，得到客户、公司同仁、公司管理层的认可，然后才可能获得自信。有了自信才会有所谓的平常心。用平常心来看公司、看社会，才会客观公正。只有用客观公正的眼光来看事务，才会有主人翁的感觉。所以，刚来美国的人往往很反美，不少人心中的那种盲目爱国主义恶性膨胀。只有在美国住了一段以后，才会了解美国，进而热爱美国。

就这一点，和不少留学生比，我可能有一点优越性。当年我来美国以后，在物理系找不到宣泄创造性的通道，就到学生报纸去搞摄影，后来改写专栏。一有政治事件（包括总统选举等），编辑就会来找我，说报纸需要政治文章。专栏与报道不同，报道要面面俱到，但专栏要有鲜明的立场。所以我就要研究一下那些参选的人，找个什么人我可以支持的，然后写篇文章来说我为什么支持他。我写了这些文章以后，总有不少读者来信（多半是支持对方的学生组织骂我的），报社就会发表这些读者来信。在美国，每一次选举都是一个讨论，报纸发表政治专栏，就相当于参与了这个讨论。不光是政治评论，我的很多专栏，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人（包括教授、学校中的团体）的批评，有些相当尖刻。在这个环境里，每周一篇，一来二去，我的确就有了一些主人感。因为我的文章立场比较鲜明，搞得校长都跟我很熟。有一次他开party。见到我，他就很自豪地说，我这里今天有三个大使。他问我认识不认识韩叙，我说认识；他就把我介绍给日本大使。那个日本大使到也有意思，他见到我后，就说：“啊，我们是老朋友了”（其实我们只是一面之交）。校长立刻就打诨：你这家伙交往面怎么会这么宽？然后我们三个人就笑了一场。在美国，专栏作家是有一定知名度的。当年刘冰雁夫妇来玩，我就出面请当地新闻界的名流和他吃饭，大家都觉得挺有意思。因为刘和我早年都练过八卦掌，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讨论了不少八卦掌的事情。可惜他后来得癌，过早地去世了。举另外一个例子，记得有一次，我见到一个法律系的访问学者，因为当时有一个女生和我们在一起，我想show off，就随手从街边上拿起一张报纸，开始和她大讲当时的一个新闻焦点问题。她立刻就说，你千万别相信那里面的东西。我问她为什么，她就开始跟我来那套美国媒体阴谋论，叫我不要相信报纸的胡说八道（这是八十年代中期的事）。我立刻翻开报纸，指着印得巨大的我的名字说：“可这篇是我写的。你说我胡说八道？”她当时的表情，很让我在那个女生面前洋洋得意。

无论怎样，在学校里发生的那些事情，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主人意识问题，因为真正的个人价值通过在学校为教授当牛做马是体现不出来的。我的主人意识，还是从学校里出来以后，在外面摸爬滚打了十几年，才真正建立起来了的。最后的一步，要算律师宣誓的那一刻。当时一个法官讲，你们以前见到社会上的不公，就抱怨。从今天开始，你们再没有抱怨的权力。如果你们感到了社会上的不公，而要采取行动。（美国律师约定，拿自己百分之二十的时间来做公益。一般来说，当穷人遇到过份的不公，总会有律师免费帮忙。我们当年在华盛顿游说国会，为留学生争取绿卡，就是华盛顿的一个律师事务所Arent, Fox免费为我们帮忙的。）听了这个法官的这番话，我才可以说，我从根本上觉得，我在美国是主人了。（显然，这个主人感，和自身在社会里的作用、能力、地位，多多少少是连在一起的。）

因为当家作主是一个心理反应，所以一定要有意识地去争取。如果一个人一直觉得他被歧视，而且把身边发生的事情（如公司提职、提薪没有轮到自己，好工作安排给了别人）都往歧视上归结。那么，这个人把一切问题归结为歧视，而不去解决真正的问题。这会使他闭上眼睛，不再发现、解决自身的问题，因此使他停步不前。这个问题，在很多人身上存在。

住在华人社区的人，一定要意识到中文媒体在这方面起的反效果，特别是大陆出资办的那些媒体。目前，洛杉矶最大的两家报纸是《世界日报》和《侨报》。《侨报》是大陆投资办的，在美国不为赚钱，也不怕亏钱。一开始，《侨报》要闯天下，就在美国编辑。那时连我父母来美国的时候，都很喜欢读《侨报》。有几年，我为《侨报周末》（《侨报》的周末版，免费赠阅）写专栏，合作一直很愉快。慢慢地，“移民咨询”版也给我写成“移民与法律”版了。

后来，《侨报》把编辑功能搬到北京去了。这一搬，我当时就说，我这个专栏恐怕是凶多吉少。北京在发了两次我的文章以后，就再也不发了。后来，经过《侨报》在美国的负责人亲自发火，终于和北京又联系上。北京的那个编辑是个典型海归，他们觉得留在美国的人，都像他们那样说话言不由衷。我们说在美国当家作主，都是打肿了脸充胖子。我一写有关在美国当家作主的文章，他就不登。后来我追问，这个海归想出来的一个方案：他要我只写讨论移民法的技术性文章（他叫法律文章），不要说开去。说句老实话，在美国，只有初到美国的人才用得到移民法，而且每人只需要用一回。移民法变来变去，极其缺乏稳定性。除了律师，别人想去搞懂，实在是意义不大。对于移民来说，最好的方式，是找一个移民律师代理，而将省下来的精力放到学习、工作中去。结果，写了好几篇都不能发表。我那百分之二十的时间哪里经得住这样花法。所以这件是不久就作罢了。

《侨报》的北京编辑都是海归。这些海归的一大特点，就是觉得美国这棵树上长的葡萄，一定都是酸的。所以，他们登的文章都是这个口气。为了证明这件事，我随便到路边捡了一份《侨报周末》（2010年9月26日 ––– 注：这个系列是九月份一口气写下来的）。B版（A版是大陆的内容）的首页是《在美30载，陈冲难掩寄存感》，下一页是讲“侨社内各侨团是旧金山中国城内酒家酒楼的主要客户”的文章。在美国经常在外面吃饭的人就知道，酒家酒楼的主要客户是当地的居民，侨社内各侨团，无论是大陆的还是台湾的，都很有限，只可能在某一天成为某一个酒家的主要客户。因为大陆的侨团总去很便宜的酒楼，如果好的饭店等着这帮人来，早就倒闭了。下面是两篇有关中国的文章。再下面的一篇（“移民咨询”版），讲的是移民局针对第九法庭的一个有关杰出人才移民的案子发出的备忘录，讲来讲去也没讲清楚，最后就说“备忘录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也不知道作者想让移民律师重视，还是让一般老百姓都放下手里的工作去重视这个案子。再下面是一篇《〈金童玉女〉写尽创伤失落 旅美作家李翔云：中国背景是脱不掉的印记》。下面是华工被贩卖到秘鲁的悲惨历史，再下面开始八卦了（《观肚脐，知健康》）。

在海外，只要华人找到立足之地，很少有人像海归们鼓噪的那样，“难掩寄存感”，或者日夜向往海归，或者抛弃高薪待遇海归。移民没那么多闲功夫，而且美国也不作兴动那些弯来绕去没用的脑筋。大家都集中精力创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来，然后就是过日子。像我们这些年纪稍大一些的人，工作之余，就想着见见朋友，交流交流思想。例如，我们从西班牙回来以后，就约了几个朋友，开两瓶好酒，吃一些从西班牙学来的Tapas和Paella，其乐无穷。

这些编辑写什么“中国背景是脱不掉的印记”这种标题，是一个完全不了解美国现状的说法。他们不知道，在美国，大家都是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的。大家都以自己的印记为荣，没人想“脱掉”这个“印记”。在美国，“印记”只怕少，不怕多。这些海归编辑，从来没有在暑假到这边的中文学校去看看华人孩子学中文的热情。美国这个地方，印记不光越深越好，而且越多越好，我们做家长的，除了日常的英文、数学等学习以外，拼命给孩子加上中国印记、欧洲印记、美洲印记。估计这些海归编辑的心理是：你们这些人在美国，肯定脱不掉中国印记，所以肯定不会变成地地道道的美国人，所以就一定会“难掩寄存感”。不信？请看看当年华工被贩卖到秘鲁的悲惨历史。绕了三个圈，这些海归想向我们海外的人证明：葡萄是酸的，我们这帮人都寄人篱下，不是主人。

有意思的是，国内头头脑脑一来美国，《侨报》的负责人就有模有样地向他们汇报。这次温家宝来美国。那个为我这个专栏发火的负责人就在9月22日率领了一大批走卒，向温总理汇报工作去了。他具体讲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查一下该人以往的言论，也不难猜。无非就是“我们办报最深的体会是，读者是上帝”，“除了关于住在国社会生活的信息，华侨华人最关心、最需要的就是有关住在国同中国的关系以及来自中国的最新报道。”这些话，真是说的冠冕堂皇，任何人听了，都会觉得在这个人身上一年花个几千万很值。不知道温家宝听了这些冠冕堂皇的说法之后，有没有去捡一份免费的《侨报周末》，以品其酸。

由此想来，温家宝的日子也真的不好过。一方面，他听到的是冠冕堂皇的话，另一方面下面人做的是莫名其妙的事，在他写的《再回兴义忆耀邦》一文中，就谈到这个问题。除了《侨报》之外，美国还有很多组织拿着北京的钱在这里做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例如，领事馆花了很多钱搞什么侨社侨团。有关这方面，我的《洛杉矶领事馆花大钱上演滑稽戏》一文，已经作过描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在这种大环境下，如果一个人生活在华人社区，就一定要有意识地，摆脱误导，以自己辛勤的劳动，换来主人翁的自信。只有这样，才能把这种主人翁的意识传达到下一代的脑子里去。要知道，如果下一代认为他们是“寄居”在美国（也就是说把所有负面的事情都归咎于歧视），那么他们就不能就事论事地认清自己的不足，提高自己，天天向上。他们将来的生活，也就会因此遇到很大的问题。要知道，美国很多的黑人世世代代就是在这种被害者心态之下生活的。当年黑人演员Bill Cosby出来批评黑人的这种心态，遭到黑人民运组织的围攻。（我来美国的时候，Cosby是美国知名度最高的人。当年北京中央电视台搞智力竞赛节目，问在美国谁最出名，参赛者答：Bill Cosby。赵老师说：错了，美国最著名的人是总统里根。结果《华尔街日报》专文调侃这事。）要知道，美国社会实际上没有这种歧视。我个人在公司里的闯荡的时候，也屡撞南墙。但是，次次失败，都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例如，我在富士胶卷要求去市场部，他们说没钱；我就贸然和东京的市场经理说：你出这个钱如何？日本人通知美国他们愿意出钱建立这样一个位置后，美国这边就没完没了地拖着（因为美国的市场副总裁都无权直接和日本人接触，他们怕我去了以后作太上皇），直到六个月后以我主动辞职，然后他们从另一个公司挖了一个市场经理过来了事。这种事情，如果我是一个白人，也是同样的结果。在最坏的情形下，如果家长跟着孩子屁股后面说美国社会如何歧视华人，无非就是为孩子找了一个万能的失败借口，并且鼓励孩子失败。这是万万要不得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