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们这帮来美国二十多年的人，早就已经把美国当成家了。不说别的，我们住在美国的绝对时间，已经超出中国。如果除去孩提时代，住在美国的有效时间，远远超过住在中国的时间。既然大人把美国当家，那么孩子的主人意识一般也不会成问题。可是，对于刚来美国的人来说，主人意识的确是一个普遍问题。这个问题的根源，一方面因为中国人在中国的时候，就缺乏主人意识。另一方面，来美国以后，不少人除了念书，就是在最底层打工（包括帮教授搞科研或者当助教）。无论是念书还是在底层打工，是不会培养出多少主人意识的。只有毕业、进入到社会以后，在公司打工的时期，大家的主人意识才会跟着在公司的主人意识成长。这第一需要时间，第二需要实干成果。从另一个角度讲，一个人要首先要通过实干，得到客户、公司同仁、公司管理层的认可，然后才可能获得自信。有了自信才会有所谓的平常心。用平常心来看公司、看社会，才会客观公正。只有用客观公正的眼光来看事务，才会有主人翁的感觉。所以，刚来美国的人往往很反美，不少人心中的那种盲目爱国主义恶性膨胀。只有在美国住了一段以后，才会了解美国，进而热爱美国。
就这一点，和不少留学生比，我可能有一点优越性。当年我来美国以后，在物理系找不到宣泄创造性的通道，就到学生报纸去搞摄影，后来改写专栏。一有政治事件（包括总统选举等），编辑就会来找我，说报纸需要政治文章。专栏与报道不同，报道要面面俱到，但专栏要有鲜明的立场。所以我就要研究一下那些参选的人，找个什么人我可以支持的，然后写篇文章来说我为什么支持他。我写了这些文章以后，总有不少读者来信（多半是支持对方的学生组织骂我的），报社就会发表这些读者来信。在美国，每一次选举都是一个讨论，报纸发表政治专栏，就相当于参与了这个讨论。不光是政治评论，我的很多专栏，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人（包括教授、学校中的团体）的批评，有些相当尖刻。在这个环境里，每周一篇，一来二去，我的确就有了一些主人感。因为我的文章立场比较鲜明，搞得校长都跟我很熟。有一次他开party。见到我，他就很自豪地说，我这里今天有三个大使。他问我认识不认识韩叙，我说认识；他就把我介绍给日本大使。那个日本大使到也有意思，他见到我后，就说：“啊，我们是老朋友了”（其实我们只是一面之交）。校长立刻就打诨：你这家伙交往面怎么会这么宽？然后我们三个人就笑了一场。在美国，专栏作家是有一定知名度的。当年刘冰雁夫妇来玩，我就出面请当地新闻界的名流和他吃饭，大家都觉得挺有意思。因为刘和我早年都练过八卦掌，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讨论了不少八卦掌的事情。可惜他后来得癌，过早地去世了。举另外一个例子，记得有一次，我见到一个法律系的访问学者，因为当时有一个女生和我们在一起，我想show off，就随手从街边上拿起一张报纸，开始和她大讲当时的一个新闻焦点问题。她立刻就说，你千万别相信那里面的东西。我问她为什么，她就开始跟我来那套美国媒体阴谋论，叫我不要相信报纸的胡说八道（这是八十年代中期的事）。我立刻翻开报纸，指着印得巨大的我的名字说：“可这篇是我写的。你说我胡说八道？”她当时的表情，很让我在那个女生面前洋洋得意。
无论怎样，在学校里发生的那些事情，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主人意识问题，因为真正的个人价值通过在学校为教授当牛做马是体现不出来的。我的主人意识，还是从学校里出来以后，在外面摸爬滚打了十几年，才真正建立起来了的。最后的一步，要算律师宣誓的那一刻。当时一个法官讲，你们以前见到社会上的不公，就抱怨。从今天开始，你们再没有抱怨的权力。如果你们感到了社会上的不公，而要采取行动。（美国律师约定，拿自己百分之二十的时间来做公益。一般来说，当穷人遇到过份的不公，总会有律师免费帮忙。我们当年在华盛顿游说国会，为留学生争取绿卡，就是华盛顿的一个律师事务所Arent, Fox免费为我们帮忙的。）听了这个法官的这番话，我才可以说，我从根本上觉得，我在美国是主人了。（显然，这个主人感，和自身在社会里的作用、能力、地位，多多少少是连在一起的。）
因为当家作主是一个心理反应，所以一定要有意识地去争取。如果一个人一直觉得他被歧视，而且把身边发生的事情（如公司提职、提薪没有轮到自己，好工作安排给了别人）都往歧视上归结。那么，这个人把一切问题归结为歧视，而不去解决真正的问题。这会使他闭上眼睛，不再发现、解决自身的问题，因此使他停步不前。这个问题，在很多人身上存在。
住在华人社区的人，一定要意识到中文媒体在这方面起的反效果，特别是大陆出资办的那些媒体。目前，洛杉矶最大的两家报纸是《世界日报》和《侨报》。《侨报》是大陆投资办的，在美国不为赚钱，也不怕亏钱。一开始，《侨报》要闯天下，就在美国编辑。那时连我父母来美国的时候，都很喜欢读《侨报》。有几年，我为《侨报周末》（《侨报》的周末版，免费赠阅）写专栏，合作一直很愉快。慢慢地，“移民咨询”版也给我写成“移民与法律”版了。
后来，《侨报》把编辑功能搬到北京去了。这一搬，我当时就说，我这个专栏恐怕是凶多吉少。北京在发了两次我的文章以后，就再也不发了。后来，经过《侨报》在美国的负责人亲自发火，终于和北京又联系上。北京的那个编辑是个典型海归，他们觉得留在美国的人，都像他们那样说话言不由衷。我们说在美国当家作主，都是打肿了脸充胖子。我一写有关在美国当家作主的文章，他就不登。后来我追问，这个海归想出来的一个方案：他要我只写讨论移民法的技术性文章（他叫法律文章），不要说开去。说句老实话，在美国，只有初到美国的人才用得到移民法，而且每人只需要用一回。移民法变来变去，极其缺乏稳定性。除了律师，别人想去搞懂，实在是意义不大。对于移民来说，最好的方式，是找一个移民律师代理，而将省下来的精力放到学习、工作中去。结果，写了好几篇都不能发表。我那百分之二十的时间哪里经得住这样花法。所以这件是不久就作罢了。
《侨报》的北京编辑都是海归。这些海归的一大特点，就是觉得美国这棵树上长的葡萄，一定都是酸的。所以，他们登的文章都是这个口气。为了证明这件事，我随便到路边捡了一份《侨报周末》（2010年9月26日 ––– 注：这个系列是九月份一口气写下来的）。B版（A版是大陆的内容）的首页是《在美30载，陈冲难掩寄存感》，下一页是讲“侨社内各侨团是旧金山中国城内酒家酒楼的主要客户”的文章。在美国经常在外面吃饭的人就知道，酒家酒楼的主要客户是当地的居民，侨社内各侨团，无论是大陆的还是台湾的，都很有限，只可能在某一天成为某一个酒家的主要客户。因为大陆的侨团总去很便宜的酒楼，如果好的饭店等着这帮人来，早就倒闭了。下面是两篇有关中国的文章。再下面的一篇（“移民咨询”版），讲的是移民局针对第九法庭的一个有关杰出人才移民的案子发出的备忘录，讲来讲去也没讲清楚，最后就说“备忘录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也不知道作者想让移民律师重视，还是让一般老百姓都放下手里的工作去重视这个案子。再下面是一篇《〈金童玉女〉写尽创伤失落 旅美作家李翔云：中国背景是脱不掉的印记》。下面是华工被贩卖到秘鲁的悲惨历史，再下面开始八卦了（《观肚脐，知健康》）。
在海外，只要华人找到立足之地，很少有人像海归们鼓噪的那样，“难掩寄存感”，或者日夜向往海归，或者抛弃高薪待遇海归。移民没那么多闲功夫，而且美国也不作兴动那些弯来绕去没用的脑筋。大家都集中精力创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来，然后就是过日子。像我们这些年纪稍大一些的人，工作之余，就想着见见朋友，交流交流思想。例如，我们从西班牙回来以后，就约了几个朋友，开两瓶好酒，吃一些从西班牙学来的Tapas和Paella，其乐无穷。
这些编辑写什么“中国背景是脱不掉的印记”这种标题，是一个完全不了解美国现状的说法。他们不知道，在美国，大家都是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的。大家都以自己的印记为荣，没人想“脱掉”这个“印记”。在美国，“印记”只怕少，不怕多。这些海归编辑，从来没有在暑假到这边的中文学校去看看华人孩子学中文的热情。美国这个地方，印记不光越深越好，而且越多越好，我们做家长的，除了日常的英文、数学等学习以外，拼命给孩子加上中国印记、欧洲印记、美洲印记。估计这些海归编辑的心理是：你们这些人在美国，肯定脱不掉中国印记，所以肯定不会变成地地道道的美国人，所以就一定会“难掩寄存感”。不信？请看看当年华工被贩卖到秘鲁的悲惨历史。绕了三个圈，这些海归想向我们海外的人证明：葡萄是酸的，我们这帮人都寄人篱下，不是主人。
有意思的是，国内头头脑脑一来美国，《侨报》的负责人就有模有样地向他们汇报。这次温家宝来美国。那个为我这个专栏发火的负责人就在9月22日率领了一大批走卒，向温总理汇报工作去了。他具体讲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查一下该人以往的言论，也不难猜。无非就是“我们办报最深的体会是，读者是上帝”，“除了关于住在国社会生活的信息，华侨华人最关心、最需要的就是有关住在国同中国的关系以及来自中国的最新报道。”这些话，真是说的冠冕堂皇，任何人听了，都会觉得在这个人身上一年花个几千万很值。不知道温家宝听了这些冠冕堂皇的说法之后，有没有去捡一份免费的《侨报周末》，以品其酸。
由此想来，温家宝的日子也真的不好过。一方面，他听到的是冠冕堂皇的话，另一方面下面人做的是莫名其妙的事，在他写的《再回兴义忆耀邦》一文中，就谈到这个问题。除了《侨报》之外，美国还有很多组织拿着北京的钱在这里做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例如，领事馆花了很多钱搞什么侨社侨团。有关这方面，我的《洛杉矶领事馆花大钱上演滑稽戏》一文，已经作过描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在这种大环境下，如果一个人生活在华人社区，就一定要有意识地，摆脱误导，以自己辛勤的劳动，换来主人翁的自信。只有这样，才能把这种主人翁的意识传达到下一代的脑子里去。要知道，如果下一代认为他们是“寄居”在美国（也就是说把所有负面的事情都归咎于歧视），那么他们就不能就事论事地认清自己的不足，提高自己，天天向上。他们将来的生活，也就会因此遇到很大的问题。要知道，美国很多的黑人世世代代就是在这种被害者心态之下生活的。当年黑人演员Bill Cosby出来批评黑人的这种心态，遭到黑人民运组织的围攻。（我来美国的时候，Cosby是美国知名度最高的人。当年北京中央电视台搞智力竞赛节目，问在美国谁最出名，参赛者答：Bill Cosby。赵老师说：错了，美国最著名的人是总统里根。结果《华尔街日报》专文调侃这事。）要知道，美国社会实际上没有这种歧视。我个人在公司里的闯荡的时候，也屡撞南墙。但是，次次失败，都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例如，我在富士胶卷要求去市场部，他们说没钱；我就贸然和东京的市场经理说：你出这个钱如何？日本人通知美国他们愿意出钱建立这样一个位置后，美国这边就没完没了地拖着（因为美国的市场副总裁都无权直接和日本人接触，他们怕我去了以后作太上皇），直到六个月后以我主动辞职，然后他们从另一个公司挖了一个市场经理过来了事。这种事情，如果我是一个白人，也是同样的结果。在最坏的情形下，如果家长跟着孩子屁股后面说美国社会如何歧视华人，无非就是为孩子找了一个万能的失败借口，并且鼓励孩子失败。这是万万要不得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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