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百年清华

任何人对于自己的大学都会有很深厚的感情的，倒不一定和大学本身有什么关系。对所有人来说，大学代表着大家初次离家独立生活那段日子。而且我们人生的起步，就在大学毕业那个时刻。那时的一闪念，对于我们后来的一生，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人生过得实在太快了。我第一次参加的清华校庆，是70周年校庆。一转眼，已经100年校庆了，好像不久就要过200年校庆似的。这人生鲜果，我还没怎么尝到滋味，难道已经下肚了？

回顾清华大学的百年历史，特别是在梅贻琦领导的那20年（包括抗战八年）以外的80年，就可以看到中国的百年sorry历史。清华大学的前身，是清廷用对美国的庚子赔款建立起来的“遊美学务处”及附设“肄业馆”。其目的是留美预备班（学生留美费用亦由庚子赔款支付）。刚办起来，清廷就倒了。在北洋军阀时期和民国初期，校领导一直搞不定。1928年梅贻琦再度出掌清华，经抗日期间的西南联大，直到1948年他离开清华南下，梅校长以其包容一切思想之精神，为清华的奠定了基础。“解放”以后，在党的严密领导下，自由之思想，再没有发声的机会。在文革期间，清华学生更被毛利用，充当反人民的急先锋的角色，终于导致全中国各民族的恶梦。文革以后，国门再次打开，大批清华毕业生，沿着梅校长当年的足迹，从清华来到美国，在新世界闯荡一个新的人生。目前，美国很多城市里的清华人聚会都数以千计。有些从中国来美国访问的人，和我们这帮清华人接触以后经常说，闹了半天清华还是出了不少人才，只不过跑道美国来了。可见，百年之后，清华又成为了留美预备班。

前些天，朋友带给我一瓶百年校庆内供酒，孩子见到漂亮的包装袋，就把酒从包装袋里拿出来，然后用包装袋装他们的垃圾宝贝（他们的宝贝，我眼中的垃圾），我见到以后，就立刻把袋子收了回来。后来想想，我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这可能就是对清华那五年的记忆在作怪吧。这瓶内供酒，就成了我清华五年的替身。在那五年的时间里，我想了很多事情、看了很多书、学了很多东西。最后，在毕业的那个时刻，在中国近代史上最长的一个和平改良时期之后（1978-1985），义无反顾地“自费”来到美国。当年所谓的“自费”实际上就是写一封信给美国学校，说我没有能力付申请费、学费、生活费。如果你不能免了我的申请费，就不必回我的这封信，否则请寄一份申请表给我。在那种条件下，我们来到美国学习美国社会。后来在1989年之后，下定决心，在新世界安家、生根，用脚投北京一票。

当年梅贻琦校长从来不听国民党大员的劝说，或者屈从于军统流氓的威逼。他广集天下人才，拒绝以政治理由开除教职员工。闻一多就是在他鼻子底下被军同特务暗杀的。当然，梅贻琦知道戴笠不敢杀他。但是，如今的当局却没有这个滞障，只要你有头上长有反骨，谁都敢抓。根据现代的做法，对于名流，当局倒是不杀了。这可能就是当局所谓的与时俱进吧。

清华最近的六十年，最可悲的，就是失去了闻一多拍案而起的精神，失去了朱自清不食嗟来之食的气概，失去了梅贻琦独立办学的可能。结果，一家之言控制整个学校，现在人讲清华，就说政a治b局c的d常e委f里g面有几个清华的。完全不问这些人到底是为老百姓做了好事还是坏事。校庆的时候，朱h熔i基j到经管学院也是一肚子抱怨，其中包括有关部门不让他发表他当k副l总m理、总n理o时的讲话、批p示、书信。看样子，中国的心正的人，受心不正的人辖制，还是同样的状况。但是，毕竟没有了梅贻琦。

但是这里面可能有一个比较说明问题的事情。当年欧洲是自由思想的发源地，很大程度上就是欧洲的国家互相之间相互独立。换句话说，一个思想家（例如伏尔泰）在一个国家（法国）受到通缉，他就可以跑到另外一个国家（普鲁士）被待若上宾。如果和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君主都谈不来，还可以干脆离开欧洲到新大陆。今天，和中国当局意见相左的诸君，可以去欧洲，或者像更多的那些人一样，直接来新大陆。这些人的思想会反馈回中国（就象美国的民主试验结果回过头来影响欧洲那样）。目前大量海归的认识，会或多或少地把美国的思想带回去一些（虽然他们很多人海归是因为在美国挣钱太困难，而他们挣钱太困难的原因是他们没有真正吃透、接受美国的思想）。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的未来，比两千年闭关锁国，要乐观得多。关于整个中国前途，正在我的《预测中国的未来》系列文章中讨论。不在这里重复。

衷心祝愿，母校（乃至全中国）在未来一百年，能够写下有骨头、有胆气的光辉的历史。

预测中国的未来（四之三）：中国的理想主义

中国的经济改革给全中国人民一个1949年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尊严：如果我和党委书记，或者党支部书记合不来，不必忍一辈子。我可以对他说：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爷明儿个下海去了。中国的这个现实，已经很难改回去。

理想主义其实就是路见不公（而且和自己切身利益没有关系），拔刀相助。反过来说，如果在一个人，在能力所及，而且对自己的安全完全没有危险的情况下，路遇不公，就是不愿意出来说一句公道话，那他就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例如，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非理想主义骗子。他的理想主义说起来是劫富济贫，但他的做法、并不是把抢来的钱分给穷人。他一方面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向所有的人讲他们想听的话。另一方面，他把抢来的钱（赤字消费加上对老百姓克以苛捐杂税）发给各种工会及政府组织。在巨额赤字开支的同时，他在国际上搞道歉外交，向全世界的独裁政府献媚，干尽没有尊严的事。

虽然奥巴马身上没有任何理想主义光彩，美国的老百姓还是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每过几年，美国就会出版一本建国时期的书，这类书总是很畅销，因为美国老百姓很愿意看当年这帮土包子联合起来打败英军、建立起全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民主体制的故事。在美国，好的律师都会花一定的时间（按行规是20％），来免费地为社会公正工作。因为很多社会不公的受害者没有钱雇律师，所以如果律师都唯利是图，那这个社会就不会有公正，一方面穷人就不会有尊严，另一方面律师也不会有尊严。

中国从来不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国家。改革开放以前讲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那只不过是一种说法，一种不合实际的空谈，并不是什么人真正的理想。法国、德国搞社会主义，那还有一定的基础，中国这么穷的国家，搞什么共产主义色彩的独裁社会主义，对老百姓是完全不可能有好处的。而且，当今的法国、德国都意识到社会主义的荒唐之处，所以他们都开始放弃很多以前的社会主义的政策，用资本主义的政策刺激经济发展，给他们老百姓挣钱的机会，给他们做人的尊严。

年轻人最容易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当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以后，很多年轻人有强烈的理想主义愿望，他们希望自己可以在中国人有表达自己的思想的权利，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权利，有“路见不平，提笔相助”的权利。这种思想，和当局的管理方法，自然向抵触的。这种思潮发展的结果是那次理想主义的行为，几个月后被坦克和机枪给迅速压制了。（其实在中国，坦克和机枪只能用一次，一次以后如果没有镇压下去，就不可能再次使用。但是那次因为中产阶级在坦克机枪之后没有站起来，失败了。）在那以后，中国的年轻人，开始逆来顺受、认命了，自己的嘴里，也讲那套人生的真谛是“舍义而求生”，幸福的源泉是“为五斗米折腰”之类的鬼话。这种洗脑搞得如此彻底，很多人都有“天天回家能有饭吃就是幸福”，“如果大家有说话的权利，我们就谁也吃不上饭了”这类的想法。似乎做人的尊严对人生没有什么价值了。

剩下的，就是赚钱的自由。多少年来，只要能是赚钱的事情，大家就可以干。只要是不赚钱的事情，就不干。结果，在美国华人超市里的中国产品，越来越少。最近听到很多国内的人患癌症，从发表的数据上看，中国的癌症从1990到2000增加了42%，从2000到2010提高了28%。肺癌1990到2000增加了61%，从2000到2010提高了51%。从数字上看，并不可怕，但是从印象讲，这个数字好像太保守了。大家不争的现实，就是癌症是由环境造成的。近20年度污染与癌症的20年的潜伏期正好相配。近20年来，环境日益变坏，食品的质量日益没有保证，一次又一次的丑闻，结果都是不了了之。因此，癌症的患病率，将会继续提高。同时，没有尊严的生活，一定是一个扭曲的生活，一定是一个很窝囊的生活。生活在这种环境里，也很容易患癌症。

中国的大批中产阶级一天忙到晚，挣出来的钱都用来缴房费了。仔细分析房价，买地和建房的成本，不足房价的百分之几，有时不足百分之一。有没有人出来问一问。那百分之九十多的钱都去了什么地方？这样分配原来属于国家的（也就是老百姓共同拥有的）土地，公平吗？让中产阶级辛劳一辈子，把所得的大部分交给那些坐收房价百分之九十多的那些人，合理吗？这些中产阶级，如此过忙忙碌碌的一生，尊严何在？

如果说买卖房子，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天经地义，没什么好说的。那么，买房者买到的到底是什么呢？照政策文件的说法，他们只有房产，没有地产，难道全中国那么多聪明的人看不出来拥有房产的同时不拥有地产这件事本身是荒唐的？在美国，如果有这样的国家政策，而且国会拒绝出台法律解释，一定会有律师站起来代理一些买房者状告政府，要求澄清政策。美国的法律，要求有切实的纷争，法院才可以过问（房产地产的纷争，70年以后才会切实地发生）。但是，美国法律对此有一个例外。有一次，有一些环境主义者告政府在一些国家公园的政策（相当于没有买房子的人起诉政府，要求澄清政府的只拥有房产，没有地产这个政策），政府出来辩解，说这些政策与这些原告的切身利益没有关系。这件事最后闹到最高法院，当时最高法院的一个大法官就说了一句很出名的话：“你们就不会找几个人，到那些国家公园里去转两圈，这样政府的政策不就和你们的切身利益相关了吗？”全世界，只有在中国，政府出台这种近乎荒诞的政策，竟然没有一个人能说话的人出来说一个不字。大概他们都是那百分之九十几的既得利益者，干嘛自己和自己的腰包过不去？这种不是被人鱼肉，就鱼与肉别人的生活，哪一方敢站出来说他们活得有尊严？

在中国的另一个根本的不公平，就是有些人能说得上话，有些人说不上话。说得上话的人，按照不成文的规矩，只能用内线说话，不能把问题挑到外面去进行公开辩论。当年王淦昌在个什么公开文件上签字了，他身上的压力就很大：你是说得上话的人，你有话，为什么不通过途径说，而要采用这种在公开信上签字的方法？结果他就说他没搞清楚他签了什么文件，这件事就这样糊里糊涂地作罢了。了解王淦昌的人都知道，这个人脑子清楚得很，一点都不糊涂。在中国，说得上话的人可以看到各种秘密文件，说不上话的人只能看到当局想让他们看到的东西。所以，大多数中国人对中国乃至世界的现状的了解，是有很大偏差的。如果他们一说当局不愿意听的话，立刻就会被抓起来判刑，杀鸡给猴看。外国一有人看不上这种事，当局就说：这个人一定就是亡我之心不死。生活在这样高压制造出来的稳定、和谐里，老百姓能有尊严吗？

人说政府不想听的话，就会被扣上“危害社会安定、和谐”的帽子，这个帽子其实是最没有道理了。当年我刚来美国的时候，Reagan总统在美国很受拥戴。但是媒体还是一天到晚地说Reagan的坏话。白宫的发言人就出来说过了一句让人笑掉大牙的话：你们为什么不报道政府政策成功地为老百姓谋福利的故事，一天到晚就钻研什么事情我们做的不妥，然后加以详细报道？他不明白的是：歌功颂德的故事没有什么读头，只有将政府把什么事情给搞坏了的文章，才会有人愿意读。但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包括中国政府，没有什么人怀疑美国政局的安定，或者质疑美国人生活得没有尊严。

上面说的都是理想主义范畴里的东西，也就是孟子说的“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在中国，近几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考量自己的生活，问这个问题。他们的下一步就会寻找公开讨论的方式，因为从最基本的层面上讲，一个国家想变得更好，就一定需要国家里所有的人都进行思考，然后把这些思考拿出来，让大家评论，看那个想法对大家比较更好。只有充分讨论，才会有好想法，才能把国家搞得公平、合理，才能让生活在这个国家里的人生活得有尊严。这是中国人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现在没这个权利了。

（待续）

预测中国的未来（四之二）：中国的中产阶级

中国的中产阶级，无论是企业家（有钱的），还是专业人员（有学问的），从人生观角度来讲，大家都把钱看得很重。很多人至今仍然认为，任何个人生活的问题，钱都可以解决。这和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例如美国）的中产阶级重视精神人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这里的区别是，人是为了精神活着，还是为了物质活着。在精神方面，一个人需要白天干自己喜爱的工作，晚上回到一个洋溢着爱的家庭。如果一个社会是讲理的社会，那么一个人干自己喜爱的工作，就应该能够挣一碗饭吃，而且应该是一碗不错的饭。相比之下，人仅仅是为了挣钱而从事一个事业，不应该能让他赚到大钱。试想，一个人干自己喜爱的事情，晚上睡不着觉，都会津津乐道地想起自己心爱的事情，干它一番。相反，一个人干自己不喜爱的事情，晚上做的都是烦恼无穷的噩梦，醒来以后结果一定是愁眉不展，尽可能避免想那些事情，而且还很可能患上慢性失眠。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是赚钱的地方，很多人干着自己不喜爱的事情赚钱。很多中国人来美国的时候，我和他们讲要选择自己爱好的行业，他们都不解。生活到底是物质，还是为精神，这就是中美之间的区别。在中国，有些人干脆和我说，虽然他们挣很多钱，但是他们常常觉得他们是为他们的公司 、雇员、家人工作。在公司里奋斗，常常有坐监狱的感觉。曾几何时，他们还觉得只要有了钱，一切都可以解决。他们会立刻过上满足、幸福的生活。现在有钱了，他们却觉得，生活竟是如此空虚。他们现在后悔，是创业之初，没有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方向，结果造成了被围在公司里面跳不出去的局面。

所以说，中国的中产阶级，和几年前相比，已经有了很大改变。原来意气风发，一心想挣钱的企业家，今天已经开始考虑生活质量。他们对中国社会上的一些坏现象，例如食品安全问题，都已经开始有看法，而不是前些年的那样，只要能挣钱，别的都不用去管。他们之中的很多人都经常来美国，有些人已经把家小搬到美国来了。他们知道，在美国，不管你如何吹嘘你多么多么真心实意地为你的客户服务，只要你的产品出了问题，那任何一个客户都可以起诉你，而且就算你是奥巴马的儿子都没什么作用（如果你是奥巴马的儿子，那你在应诉的时候，还会有一大帮记者围着。）但是在中国，这种谋财害命的黑心企业家，就可以借维护社会稳定之名，不受惩罚。

转回来讲专业人员。十年前，大学毕业生，都可以找到一份不错工作。有经验的专业人员，特别是有工作经验的海归，是很容易在中国找到一份高薪工作，有时薪水比美国还高。我原来在美国认识的很多人，回到国内，都作上了公司的CEO。但是，这种状况近些年有了一些变化。在我毕业的1985年，中国只毕业了三十万大学生。到了2000年，中国每年的大学毕业生人数接近一百万。今年中国会毕业7百多万大学生。但是中国目前的经济完全不能消化这些大学生。而且这些应届大学生毕业以后，还要和去年的毕业的尚未找到工作的人竞争。现在市面上有的工作，很多也属于销售类工作，卖不出东西去就拿不回来多少钱。

当然，很多毕业生会出国深造。但是那对缓解中国大学生就业难这个问题，是杯水车薪。去年，中国来美国的留学生人数接近13万，比前年的10万增长很多。但这个数字里面，包括来美国读本科生的人，所以像我当年那样来美国读研究生的人数，和应届中国毕业的7百万人比起来，非常有限。

就是出国的那批人，在美国也不容易。我们当年来美国，正赶上Reagan总统改革成功，美国的经济20年飞速发展，毕业以后，很容易找工作。但是，今天不一样了，因为美国经济停滞。没有新经济推动，所以年轻人不吃香（因为他们只有干劲，没有经验），年轻人的失业率两倍于社会平均值。这个数字是经济停滞的社会的特征，很多欧洲国家都一直这个数。今天，西班牙的失业率是20%多，25岁以下的失业率在40%。美国劳工部在算失业率时，不考虑的那些因为长期找不到工作而停止找工作，只算那些目前仍在找工作的那些人。如果加上那些对找工作失望了的人，美国目前的实际失业率高于11%。有些报道说，54%的美国年轻人没有工作。

目前美国的状况，是由于在美国没有新兴产业，所以新人（有干劲但是没经验）的价值不大，所以他们很难找工作。中国目前其实也是处于这种状况。以往，年轻人找工作很容易，从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中国的新兴产业不断涌现，从一开始的低端制造业销产品，到制造目前世界上最高端的产品。但是，到了今天，全世界最高端的产品已经全在中国生产了，而且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还没有健全起来，所以对于一个中国企业来说，花大力量取研发新产品，能不能有保障日后不被他人侵犯，是一个未知的问题。所以，中国的企业，大都还是干利用西方技术的事情，真正创新还没有开始。所以说，当美国的创新因为奥巴马的政策受到严重阻碍的时候，中国的中产阶级前景，以致整个中国经济发展，都受到威胁。

（待续）

预测中国的未来（四之一）：两种隐性力量

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提高了全民族的的生活水准，并且造就了一个由中小业主和各类专业人员组成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中的中小业主，自然因为他们的财产，属于中产阶级。如果仅仅从收入来讲，很多专业人员实在不能算作中产阶级。但是，由于他们的思想高度，和在西方与他们有同等地位的人一般都有中产阶级的收入。所以我们把这些人也算作中产阶级。

中国中产阶级的力量毋庸置疑，单单这些年只上不下的房价，就说明这个中产阶级的购买力。我们住在美国，也可以感到从中国出来的人购买力之强。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发财靠的不是出口，而是来源于内销。从这个方面看，卖东西给中国人，比卖东西给外国人更能要到好价钱。

现在中国的中产阶级，都基本上还觉得有钱就是一切，其它都是瞎扯。对于他们来说，一个人只要有饭吃、有衣穿，就应该没有什么好埋怨的。相对来讲，目前西方心理学界不争的结论是，当一个人的生活水准达到贫困线以上（即有饭吃，有衣穿），钱的多少就和幸福与否无关了。

其实很多中国人也意识到这点，他们来美国访问的时候就抱怨，说他们一天到晚，虽然不少挣钱，但是没完没了地疲于奔命，经常有被自己的企业和自己的员工绑架的感觉。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在问这个问题：钱真的就可以让人幸福吗？生活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西方有一句话，只有奴隶才会在做事之后算钱。近几年来，我们已经渐渐看到从中国传出来的理想主义的光芒。很多中国人让我们感到他们也是有感情、有好恶的动物。居然有人出来讲，光讲吃穿那是猫和狗的要求。我们且不深究猫和狗的情感需求，作为人生在世这短短的一辈子，光能吃饱，实在不能算幸福。抱着有钱就会幸福这种想法的人，赚到钱以后，就会感到，生活怎么会越来越不顺心。

显然，中国社会目前正在觉醒。上面讲的两种力量正在推动中产阶级的精神生活意识，与追求吃穿之外的生活水平的意识。

我们下面分头讨论这两个力量。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