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对于自己的大学都会有很深厚的感情的，倒不一定和大学本身有什么关系。对所有人来说，大学代表着大家初次离家独立生活那段日子。而且我们人生的起步，就在大学毕业那个时刻。那时的一闪念，对于我们后来的一生，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人生过得实在太快了。我第一次参加的清华校庆，是70周年校庆。一转眼，已经100年校庆了，好像不久就要过200年校庆似的。这人生鲜果，我还没怎么尝到滋味，难道已经下肚了？
回顾清华大学的百年历史，特别是在梅贻琦领导的那20年（包括抗战八年）以外的80年，就可以看到中国的百年sorry历史。清华大学的前身，是清廷用对美国的庚子赔款建立起来的“遊美学务处”及附设“肄业馆”。其目的是留美预备班（学生留美费用亦由庚子赔款支付）。刚办起来，清廷就倒了。在北洋军阀时期和民国初期，校领导一直搞不定。1928年梅贻琦再度出掌清华，经抗日期间的西南联大，直到1948年他离开清华南下，梅校长以其包容一切思想之精神，为清华的奠定了基础。“解放”以后，在党的严密领导下，自由之思想，再没有发声的机会。在文革期间，清华学生更被毛利用，充当反人民的急先锋的角色，终于导致全中国各民族的恶梦。文革以后，国门再次打开，大批清华毕业生，沿着梅校长当年的足迹，从清华来到美国，在新世界闯荡一个新的人生。目前，美国很多城市里的清华人聚会都数以千计。有些从中国来美国访问的人，和我们这帮清华人接触以后经常说，闹了半天清华还是出了不少人才，只不过跑道美国来了。可见，百年之后，清华又成为了留美预备班。
前些天，朋友带给我一瓶百年校庆内供酒，孩子见到漂亮的包装袋，就把酒从包装袋里拿出来，然后用包装袋装他们的垃圾宝贝（他们的宝贝，我眼中的垃圾），我见到以后，就立刻把袋子收了回来。后来想想，我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这可能就是对清华那五年的记忆在作怪吧。这瓶内供酒，就成了我清华五年的替身。在那五年的时间里，我想了很多事情、看了很多书、学了很多东西。最后，在毕业的那个时刻，在中国近代史上最长的一个和平改良时期之后（1978-1985），义无反顾地“自费”来到美国。当年所谓的“自费”实际上就是写一封信给美国学校，说我没有能力付申请费、学费、生活费。如果你不能免了我的申请费，就不必回我的这封信，否则请寄一份申请表给我。在那种条件下，我们来到美国学习美国社会。后来在1989年之后，下定决心，在新世界安家、生根，用脚投北京一票。
当年梅贻琦校长从来不听国民党大员的劝说，或者屈从于军统流氓的威逼。他广集天下人才，拒绝以政治理由开除教职员工。闻一多就是在他鼻子底下被军同特务暗杀的。当然，梅贻琦知道戴笠不敢杀他。但是，如今的当局却没有这个滞障，只要你有头上长有反骨，谁都敢抓。根据现代的做法，对于名流，当局倒是不杀了。这可能就是当局所谓的与时俱进吧。
清华最近的六十年，最可悲的，就是失去了闻一多拍案而起的精神，失去了朱自清不食嗟来之食的气概，失去了梅贻琦独立办学的可能。结果，一家之言控制整个学校，现在人讲清华，就说政a治b局c的d常e委f里g面有几个清华的。完全不问这些人到底是为老百姓做了好事还是坏事。校庆的时候，朱h熔i基j到经管学院也是一肚子抱怨，其中包括有关部门不让他发表他当k副l总m理、总n理o时的讲话、批p示、书信。看样子，中国的心正的人，受心不正的人辖制，还是同样的状况。但是，毕竟没有了梅贻琦。
但是这里面可能有一个比较说明问题的事情。当年欧洲是自由思想的发源地，很大程度上就是欧洲的国家互相之间相互独立。换句话说，一个思想家（例如伏尔泰）在一个国家（法国）受到通缉，他就可以跑到另外一个国家（普鲁士）被待若上宾。如果和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君主都谈不来，还可以干脆离开欧洲到新大陆。今天，和中国当局意见相左的诸君，可以去欧洲，或者像更多的那些人一样，直接来新大陆。这些人的思想会反馈回中国（就象美国的民主试验结果回过头来影响欧洲那样）。目前大量海归的认识，会或多或少地把美国的思想带回去一些（虽然他们很多人海归是因为在美国挣钱太困难，而他们挣钱太困难的原因是他们没有真正吃透、接受美国的思想）。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的未来，比两千年闭关锁国，要乐观得多。关于整个中国前途，正在我的《预测中国的未来》系列文章中讨论。不在这里重复。
衷心祝愿，母校（乃至全中国）在未来一百年，能够写下有骨头、有胆气的光辉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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