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改革给全中国人民一个1949年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尊严：如果我和党委书记，或者党支部书记合不来，不必忍一辈子。我可以对他说：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爷明儿个下海去了。中国的这个现实，已经很难改回去。
理想主义其实就是路见不公（而且和自己切身利益没有关系），拔刀相助。反过来说，如果在一个人，在能力所及，而且对自己的安全完全没有危险的情况下，路遇不公，就是不愿意出来说一句公道话，那他就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例如，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非理想主义骗子。他的理想主义说起来是劫富济贫，但他的做法、并不是把抢来的钱分给穷人。他一方面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向所有的人讲他们想听的话。另一方面，他把抢来的钱（赤字消费加上对老百姓克以苛捐杂税）发给各种工会及政府组织。在巨额赤字开支的同时，他在国际上搞道歉外交，向全世界的独裁政府献媚，干尽没有尊严的事。
虽然奥巴马身上没有任何理想主义光彩，美国的老百姓还是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每过几年，美国就会出版一本建国时期的书，这类书总是很畅销，因为美国老百姓很愿意看当年这帮土包子联合起来打败英军、建立起全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民主体制的故事。在美国，好的律师都会花一定的时间（按行规是20％），来免费地为社会公正工作。因为很多社会不公的受害者没有钱雇律师，所以如果律师都唯利是图，那这个社会就不会有公正，一方面穷人就不会有尊严，另一方面律师也不会有尊严。
中国从来不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国家。改革开放以前讲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那只不过是一种说法，一种不合实际的空谈，并不是什么人真正的理想。法国、德国搞社会主义，那还有一定的基础，中国这么穷的国家，搞什么共产主义色彩的独裁社会主义，对老百姓是完全不可能有好处的。而且，当今的法国、德国都意识到社会主义的荒唐之处，所以他们都开始放弃很多以前的社会主义的政策，用资本主义的政策刺激经济发展，给他们老百姓挣钱的机会，给他们做人的尊严。
年轻人最容易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当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以后，很多年轻人有强烈的理想主义愿望，他们希望自己可以在中国人有表达自己的思想的权利，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权利，有“路见不平，提笔相助”的权利。这种思想，和当局的管理方法，自然向抵触的。这种思潮发展的结果是那次理想主义的行为，几个月后被坦克和机枪给迅速压制了。（其实在中国，坦克和机枪只能用一次，一次以后如果没有镇压下去，就不可能再次使用。但是那次因为中产阶级在坦克机枪之后没有站起来，失败了。）在那以后，中国的年轻人，开始逆来顺受、认命了，自己的嘴里，也讲那套人生的真谛是“舍义而求生”，幸福的源泉是“为五斗米折腰”之类的鬼话。这种洗脑搞得如此彻底，很多人都有“天天回家能有饭吃就是幸福”，“如果大家有说话的权利，我们就谁也吃不上饭了”这类的想法。似乎做人的尊严对人生没有什么价值了。
剩下的，就是赚钱的自由。多少年来，只要能是赚钱的事情，大家就可以干。只要是不赚钱的事情，就不干。结果，在美国华人超市里的中国产品，越来越少。最近听到很多国内的人患癌症，从发表的数据上看，中国的癌症从1990到2000增加了42%，从2000到2010提高了28%。肺癌1990到2000增加了61%，从2000到2010提高了51%。从数字上看，并不可怕，但是从印象讲，这个数字好像太保守了。大家不争的现实，就是癌症是由环境造成的。近20年度污染与癌症的20年的潜伏期正好相配。近20年来，环境日益变坏，食品的质量日益没有保证，一次又一次的丑闻，结果都是不了了之。因此，癌症的患病率，将会继续提高。同时，没有尊严的生活，一定是一个扭曲的生活，一定是一个很窝囊的生活。生活在这种环境里，也很容易患癌症。
中国的大批中产阶级一天忙到晚，挣出来的钱都用来缴房费了。仔细分析房价，买地和建房的成本，不足房价的百分之几，有时不足百分之一。有没有人出来问一问。那百分之九十多的钱都去了什么地方？这样分配原来属于国家的（也就是老百姓共同拥有的）土地，公平吗？让中产阶级辛劳一辈子，把所得的大部分交给那些坐收房价百分之九十多的那些人，合理吗？这些中产阶级，如此过忙忙碌碌的一生，尊严何在？
如果说买卖房子，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天经地义，没什么好说的。那么，买房者买到的到底是什么呢？照政策文件的说法，他们只有房产，没有地产，难道全中国那么多聪明的人看不出来拥有房产的同时不拥有地产这件事本身是荒唐的？在美国，如果有这样的国家政策，而且国会拒绝出台法律解释，一定会有律师站起来代理一些买房者状告政府，要求澄清政策。美国的法律，要求有切实的纷争，法院才可以过问（房产地产的纷争，70年以后才会切实地发生）。但是，美国法律对此有一个例外。有一次，有一些环境主义者告政府在一些国家公园的政策（相当于没有买房子的人起诉政府，要求澄清政府的只拥有房产，没有地产这个政策），政府出来辩解，说这些政策与这些原告的切身利益没有关系。这件事最后闹到最高法院，当时最高法院的一个大法官就说了一句很出名的话：“你们就不会找几个人，到那些国家公园里去转两圈，这样政府的政策不就和你们的切身利益相关了吗？”全世界，只有在中国，政府出台这种近乎荒诞的政策，竟然没有一个人能说话的人出来说一个不字。大概他们都是那百分之九十几的既得利益者，干嘛自己和自己的腰包过不去？这种不是被人鱼肉，就鱼与肉别人的生活，哪一方敢站出来说他们活得有尊严？
在中国的另一个根本的不公平，就是有些人能说得上话，有些人说不上话。说得上话的人，按照不成文的规矩，只能用内线说话，不能把问题挑到外面去进行公开辩论。当年王淦昌在个什么公开文件上签字了，他身上的压力就很大：你是说得上话的人，你有话，为什么不通过途径说，而要采用这种在公开信上签字的方法？结果他就说他没搞清楚他签了什么文件，这件事就这样糊里糊涂地作罢了。了解王淦昌的人都知道，这个人脑子清楚得很，一点都不糊涂。在中国，说得上话的人可以看到各种秘密文件，说不上话的人只能看到当局想让他们看到的东西。所以，大多数中国人对中国乃至世界的现状的了解，是有很大偏差的。如果他们一说当局不愿意听的话，立刻就会被抓起来判刑，杀鸡给猴看。外国一有人看不上这种事，当局就说：这个人一定就是亡我之心不死。生活在这样高压制造出来的稳定、和谐里，老百姓能有尊严吗？
人说政府不想听的话，就会被扣上“危害社会安定、和谐”的帽子，这个帽子其实是最没有道理了。当年我刚来美国的时候，Reagan总统在美国很受拥戴。但是媒体还是一天到晚地说Reagan的坏话。白宫的发言人就出来说过了一句让人笑掉大牙的话：你们为什么不报道政府政策成功地为老百姓谋福利的故事，一天到晚就钻研什么事情我们做的不妥，然后加以详细报道？他不明白的是：歌功颂德的故事没有什么读头，只有将政府把什么事情给搞坏了的文章，才会有人愿意读。但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包括中国政府，没有什么人怀疑美国政局的安定，或者质疑美国人生活得没有尊严。
上面说的都是理想主义范畴里的东西，也就是孟子说的“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在中国，近几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考量自己的生活，问这个问题。他们的下一步就会寻找公开讨论的方式，因为从最基本的层面上讲，一个国家想变得更好，就一定需要国家里所有的人都进行思考，然后把这些思考拿出来，让大家评论，看那个想法对大家比较更好。只有充分讨论，才会有好想法，才能把国家搞得公平、合理，才能让生活在这个国家里的人生活得有尊严。这是中国人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现在没这个权利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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