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老实说，也就是一年多以前），我在洛杉矶AM1300做节目主持的时候，在网上做自媒体。当时，我是独立媒体（不拿美国纳税人钱的那种）的龙头老大（收视率排名第一）。现在，看到那么多人出来，在网上百家争鸣，而且最可喜的是各家言无不尽。对中国人来说，这真可谓是两千年未见之自由言论现象。对我来说，后继有人，我可以安然退休了。
但是，为什么我有一个乌烟瘴气的感觉呢？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是骡子是马，先拉出来溜溜再说。各路人马，在网上尽情自由发挥，揭露出一些问题，而且自由发挥本身也显示出了不少人的本色。我在上一篇里，得罪了吴祚来和夏业良。我觉得，对各路妖怪，都应该拿出来说一说，否则，吴夏二位，会说我不公平，所以今天就再得罪两位，以兹平衡。
说到夏业良，他看到郭文贵金猴奋起千钧棒，就立刻给郭文贵写proposal，向郭文贵要钱。没拿到。他随即就地一转，从向郭要钱替郭说话，一举变成了反郭的急先锋。几天的工夫，他从拥护郭文贵，改拥护郭的目标王岐山了。至少，根据夏的说法，即便王岐山有问题，也应该最后整。
夏转得这么快，这么干净利索，就引出一个问题。有多少民运分子，是夏业良这类的，对他们来说，民主只不过是一个幌子。他们说的法治，不是我们正常人意义上的法治，而是为达到个人目的不择手段。如果这样的人可以得势，中国将来的民主，可能比共产党现在的“民主”更好吗？
我最近太忙，没时间聆听夏前教授的教导，但据说，他反对郭文贵的依据，是他一拍脑袋，想出来了一个郭文贵没提供的证据（好像是什么护照的影印件）。根据夏的说法，如果郭文贵拿不出那个证据来，其它证据全部归零。作为北大教授，夏业良发表这么独特的、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过的证据学说，有两种可能。第一，北大这个地方，学术水准还不如地摊上的骗子；第二，夏业良给郭文贵写proposal，折腾一圈，发现郭不给钱，夏就酸水大发，不光说葡萄树反动，干脆就一定要打倒这颗葡萄树了。文革红卫兵的那一套，在夏身上，生存得也太鲜活了一点。
北大开除夏业良，根据夏的观点，是因为他的言论，不是因为他的学术水准。根据一种网上的说法，他在经济学课上，不讲经济学，而谩骂政府。问题是，北大的过去和现在有多少夏业良在误人子弟？
如果有朝一日，夏业良真的实现了他的春秋大梦，去中国当权了，用他的学术水准和逻辑，去依“法”治国。那中国人民可就真的要倒大霉了。
书归正传，我今天想得罪的第一位：唐柏桥。
因为唐先生在我写了上篇文章的一周以后（6月13日），开始在YouTube连续几天讲述民运之穷途末路的来龙去脉，和我的文章，产生呼应效果，难能可贵，所以，出于私心，我对他，就采取客气态度，避开他言论中最不堪、最自损、最具自我讽刺意味的那部分，只评论一个比较mild的：唐说的事情，很多都是28年以前发生的。如果唐28年以前，就觉得民运如此没救儿，觉得胡平有那么多问题，为什么要憋28年？这28年，他在等什么？这些人，做事周期以28年为单位，他一辈子，打算活多久？
唐说胡平（不是我今天想得罪的人），勾起了我的一些回忆。例如，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跟我说，诺贝尔给刘晓波的授奖仪式，邀请了胡平。胡平首先screwed up他的飞机票（因为他的特殊身份，他犯了一个幼儿园级别的错误。我在这里，特别提这么一句的目的是要说明，这个人窝里斗搞得出神入化，真正做事的能力差到令人跌破眼镜）。然后，胡平跟我这个朋友说，他注意到，诺贝尔授奖仪式，包括一个晚会，需要white tie。在美国，租一个white tie燕尾服，大概是200来块钱。因此胡平说：因为他没钱租这个燕尾服，是不是可以不参加这个晚会？
我当时在洛杉矶最大的电台AM1300做节目主持人（后来因为我妄图采访国会议员候选人，向华人介绍美国民主，被电台开除、立即执行了），听了这个故事，傻不叽叽地深受感动，就给胡平发了一个email，请他来我的节目，讲讲他是如何辛辛苦苦地推进中国民主的。胡平没回我的email，我就要来了胡平的手机号码，直接打电话给他，热情洋溢地邀请他来做我节目的嘉宾。他的回答，当时让我大惑不解，甚至莫名其妙。在电话里，他说：很遗憾我不能参加你的节目。然后，不阴不阳地“哼”了一声（胡平固有的说话方式），下面就无话了。我当时楞了，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我是很真诚地邀请他，他为什么要用这个态度？当然，人家让我那么感动，我只有敬佩的份儿，完全没道理逼人家做人家不愿意做到事情。所以我就谢了他，放下电话了事。
听唐先生爆料，胡平在多处（包括北京）都有房子。而且，唐发言好多天了，胡一直没有出来否认。这就让我想起当年胡某对我说的话，very interesting。这是我今天特别眷顾唐先生的原因之二。
书归正传，第二个我今天想得罪的人是郭宝胜。
郭宝胜牧师礼拜二（20日）向我们布了一个道，非常有意思。
我在介绍郭牧师的布道之前，需要老实交待，我这个人，从来没有坐过共产党的监狱。而且，说老实话，迄今为止，共产党没有对我个人进行过任何形式的迫害。我在小时候，毛搞文化大革命，让我好好地、痛痛快快地玩过了我的童年。我13岁的时候，毛死了，我开始发奋读书，一点儿都没耽误。后来，高考恢复，我考上了中国无可争辩的最好的大学（清华）。大学五年，共党一分钱学费都没找我要（当时清华就是五年，不是我笨，留级；其实当时的清华本科，相当于一个硕士的含金量），而且给了我足够的自由，让我在清华好好地读了一批书，为我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例如，特批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可以不参加政治学习）。邓小平搞开放，让我可以在85年毕业之后，立刻来到美国，避开了86年开始的“动乱”。共产党对我个人，一切都非常好。
郭牧师布道曰：搞民运要看你有没有做过奉献。你付出了，你号召别人，别人才能信服你。没有付出。你没有做什么事情，你自己，没有流过血，自己没有做过监，说话的底气是很难起来的。别人也不相信。你说得天花乱坠，人家也不相信。你这个人，说来说去是不是别有用心？（哇，没做过监狱就别有用心啊！）
郭某人接着说：人家看到过你的经历，知道你为民主自由献身过。确实实打实地牺牲过，就会觉得你这个人说话是可信的，不是骗我们的，因为你自己就是实践者。
照郭宝胜的说法，就是没坐监的人就是骗子。换句话说，郭宝胜这哥们儿，从来没见过我，就下了一个断言：我是一个骗子。而且，这还不够，干脆把所有没坐过监的人，大笔一挥，全部以骗子的罪名，打入十八层地狱。中世纪欧洲的那些教士，例如在西班牙搞Inquisición，似乎也没这么邪乎过。
郭牧师大开杀戒，让我想到了美国之音。我在做节目的时候，美国之音就说，所有华文媒体，都是五毛。我当时就说，我被抓五毛，至少需要有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我拿到了五毛钱。我给AM1300做主持人，在麦克风前，每个小时10块钱，加州的硬性最低工资（资本家如何残酷压榨太过懦弱的华人，不是我们今天的题目）。怎么说，我也没拿到我的那五毛。而且，照郭文贵的爆料，海外媒体做五毛，拿到的钱，是数以万计的。我一分钱都没拿到，辛辛苦苦地做节目，还白白地被美国之音骂做五毛，可谓有冤无处申。
郭牧师的说教，还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件事。那就是邓小平一恢复工作，就开始给华国锋捣乱。邓的一个办法，就是让文革期间被打倒的干部复出，让他们打倒文革期间没有被打倒的干部。要知道，文革期间，中国的经济，还是在有序地被控制的。而且，华国锋的所谓“洋跃进”（邓小平的叫法），也立刻被邓小平全盘接受，并加以扩大化（邓改称改革开放）。邓小平打击文化大革命期间管理中国经济的人，说老说去，还不是郭牧师的逻辑？
毛的作恶，大概怎么说都不为过。但是，毛有一点，那就是他用的人，除了无赖打手，如刘少奇、林彪、江青等，就是有点本事的。举个例子，他提拔王洪文，是因为王在上海的鼓噪能力。王到了北京，毛发现他是一个饭桶，就开始冷淡王了。
邓上台之后，打击面，绝不仅仅在经济管理方面。他打击的，还包括外交（乔冠华）等其它方面。很多有本事的人，被邓排挤了，剩下的就只有“白猫黑猫”、“摸着石头过河”什么的了。换句话说，没人知道这些人在干什么（包括邓自己）。邓把地方上的赵紫阳和万里，提拔到中央，是因为他们的业绩，而不是因为他们的理论对路子。这就是邓的猫论：以成败论英雄、只重结果不重过程、成者王侯败者贼。而且，这些原则，很快就从经济领域，纯粹变到政治领域里去了。
赵紫阳和万里到了中央，没有有效、明确的理论辅佐，名不正而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到了六四，一方面三角债横行，另一方面，邓小平通过向外宾谈话的方式，逼着赵紫阳在不进行体制改革的情况下，搞什么价格闯关。根本就不是“摸着石头过河”，而是往死路里硬闯，结果就是六四。
六四以后，一盆脏水，泼在赵紫阳身上，这段历史，就算画了个句号，以后就不提了。据说有北大学生，被问到赵紫阳何许人也的时候，说赵是北大教授。不知道这哥们儿是不是夏教授的门徒。现在看来，赵紫阳的做事方式，似乎倒是很有北大伪学术的风格。
郭牧师然后叫大家奉献金钱。我想，他们这样正义凛然的人，是不会要我们这样骗子的钱的。对于中国的民主，用郭牧师的话说，我们这些说话没底气的人，说话别人也不相信的人，说来说去还是别有用心的人，一言以蔽之，我们这些骗子的钱，他们怎么可能要呢？中国的民主，肯定和我们这些骗子没什么关系。
我担心的是，如果把中国交给郭宝胜、唐柏桥这样的人，他们会不会以冠冕堂皇的道理，对老百姓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进行大肆搜刮、滥用？解决起问题来，以28年为时间单位，拖了再拖？
我对郭宝胜的思想方向，倒也并不是完全不赞成。我的问题是：我们这些没有被共产党迫害的人，不能对中国的民主做什么，难道你们这些被共产党迫害过的人，就能做什么？至少，我们承认什么也没做。你们做了28年，有什么成果，可不以说出来让我们见识见识？
郭某人接着说到公布财产的事。我们知道，这些职业民运人士，或者职业革命家，张嘴冠冕堂皇，实际上，对钱、地位，很多人是眼睛发绿的（根据唐的爆料，胡平就是一个例子）。这些民运人士，都有很严重的共产主义情节。公布财产之后，还有点钱的人，如何可以不把他的钱捐出来平分、共产，以谢天下？
郭宝胜接着谈起隐私什么的。不过，郭宝胜是牧师，不是律师，郭宝胜的隐私论，就像夏业良的证据论，我不想和他们计较。但是郭宝胜呼应美国之音，在美国之音说我是五毛、大外宣的基础上，干脆把我发展成了骗子。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我被迫出来得罪他一把。而夏业良，张嘴闭嘴就是法治，真让人不寒而栗。
今天郭宝胜们和夏业良们在美国，在这个合理的制度下，只能乱说，没有乱动的机会。夏业良们的努力工作，充其量也就是削弱郭文贵。我担心的是，如果有朝一日，当住在中国的那些中国人，争取到了民主，傻不叽叽地让这些人跑去中国。这些人用他们花里胡哨、冠冕堂皇的高论，去蛊惑那被洗脑了两千多年的中国民众，去贯彻他们版本的“民主”和“法治”，那倒是很可能导致实际恶果的。
写于2017年6月24日
（作者郑朴捷为洛杉矶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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