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民运的穷途末路--纪念六四下篇

这两天纪念六四。纪念六四，就不能避免地要涉及现在的所谓“海外民运”。

昨天的讨论里，我们谈到过一些。之后，有一位读者，把吴祚来的一个推特发给我。我去他的推特里去查，又发现了一些言论，摘几条为例：

“民主不是免费的，自由也不是免费的。民主义士们为公众争民主，公众当然应该经济支持，如果你不支持，就难有专职人员服务于民主事业，中国或世界上有数以百计的民运人士，总有一位符合你支持的标准，如果没有，你就自己站出来，为民主工作，经费不充足，就筹集经费，如果没有人支持，就接受奴役的命运。”

“许多民运人士都在努力推进，不要以偏概全，没有对民运有过支持或参与的人，严格来说无权批评民运，民运从来不应该有局外人，对大陆民主一声呼吁，对维权行动一次转发都是民运一部分。搞内斗互相谩骂的，总共有十个人或二十个人？这些人或性格有缺憾，或不是真民运人士，他们不是民主人士的全部。”

“人民争自由，垬说没有绝对的自由，你大爷偷换概念了，没人要绝对自由，只要法定的自由。我们说，民主人士应该有专业化的团队，并有捐赠或供奉，和尚道士有人供奉为什么民运人士没有或供给微弱？又有过激反应的来了：你们是神啊，得供着你们。人民如果真的要民主，就得供养自已的职业代言人。不是吗？”

“民主需要组织管理，这是一个学习过程。民主即麻烦。不怕麻烦不怕博弈的民族才能民主自由。”

“民主政治需要专业人员，希望吃民主饭的人更多，更专业，有更多的供奉者。业余民主运动难持续。”

我先来举一个Jason Chaffetz的例子。Chaffetz是众议院Oversight & Government Reform委员会的主席。他决定月底从众议院辞职。根据他的说法，离家住了1,500个夜晚，够了，该回到私营机构里去谋生了。

我89年在华盛顿搞游说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去华盛顿以前，觉得一百万是一大笔钱。到华盛顿一段时间以后，觉得一百万没什么。所以，他觉得，是回到私营企业去尝尝赚钱的滋味的时候了。他随即找到两个40多万基本工资的工作，然后就在科罗拉多滑雪场边上，买了一栋别墅。

中国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国进民退，换句话说政府权利太大。美国的问题，也是同样，Reagan、Clinton搞国退民进，两个Bush搞国进民退。后来Obama变本加厉。现在Trump缩小美国政府（当然左派媒体MSM没人关心）。

对于一个政府来说，如果不有意地遏制，政府就会自然而然地越来越大。这里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里的人，从来没有赚过钱。不知道钱是怎么赚来的。他们的工作，就是以冠冕堂皇的名堂，把老百姓辛辛苦苦赚来的钱，通过苛捐杂税收上来，供他们挥霍。

今天，在美国的“民运人士”完全不理解美国体制，一心想着中国人争取到民主之后他们海归摘桃。郭文贵对他们提了一个问题：你们这些“民运”这些年做了什么？民运的回答是他们做了很多工作。对于郭文贵这样的人来说，工作是工作，吐沫随风飞去不是工作。郭文贵是一个生意人，知道做实事的艰难。

其实，这些民运分子生活在美国社会里，如果有意做点实际工作，当下就有一个：我们华裔的利益，正在被美国的左派，以公然种族歧视的方式剥夺。这件事情，Ed Blum代表华人提起诉讼，但是可悲的是，没有中国团体进行这类的工作。

美国华人，比较来说，收入非常高。但是，就是不能团结起来，为我们这个群体的利益，做点什么。结果，我们就受欺负。这个问题，在中国的中国人中，同样存在。民运是不是可以通过解决这个问题，练一下兵？同时在郭文贵的意义上，做点事情？

如果“民运人士”为这里的老百姓做事了，然后再出来要公众资金支持，就有理有据。否则，不管民运是什么都没做（郭文贵的说法）还是做了很多（民运的说法），无可争议的是：这里的老百姓，没拿到什么实惠。在这种情况下，民运凭什么说“公众当然应该经济支持”？

做过生意的人，都知道：自由市场讲究自觉自愿的等价交换，政府讲究巧取豪夺。吴祚来的语言，充分表明，他挣钱，不愿意通过自由市场的等价交换，而想用国家机器的强权机制。

换句话说，这些民运，如果对做事不做事的定义，和平常老百姓有那么大的不同，将来他们有朝一日回到中国，会不会他们觉得他们做了很多，老百姓觉得他们什么都没做？结果，他们横征暴敛，冠冕堂皇，老百姓怨声载道，他们还说，“公众当然应该经济支持”？美国的左派，就是这么做的，结果老百姓选上去一个一点政府经验都没有的Trump。

我看到一篇报道，2016年，联邦的法令法规，给美国企业，带来了1.9万亿的费用。Obama这八年，说简单点，就是没完没了地通过增加法律法规，增加企业负担，从而实行变相的社会主义制度。结果，小企业基本上被搞得没活路了。今天，Trump现在正在一步一步地，取消那些法律法规。

首先，Trump没有政府经验，他当总统不也当得挺好的吗？而且，正因为他有私营企业的经验，他知道这些冠冕堂皇的政府法规，对企业带来多少负担。其结果，当然首先反映在中产阶级的生产效率上（从中产阶级荷包的角度讲，就是购买力）。

绝大多数老百姓，没有做过生意，所以他们不知道做生意、经营企业的风险和艰难。这样，政治人就很容易用冠冕堂皇的理由，让这些不明事理的老百姓，支持政府增加企业负担，似乎大家无需对这些负担买单似的。这种只见钱来，不见钱去的好事，何乐而不为？结果，首先买单的，是中产阶级。

所以，我们应该问的，应该是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不是成功的生意人、企业家，他怎么可能当一个合格的政治人？

说到中国，现在中国政治人的经验，是和权贵资产阶级勾结，通过垄断，挣不许别人挣的钱。所以从美国意义上说，他们没有经营企业的经验，也没有协助企业成功（例如减少企业负担）的经验。

根据吴祚来的说法，老百姓“该”对他们的“民运行为”付钱，他并没有问（至少没回答）：他们提供的民主服务，我们这些在美国的华人需要不需要。吴的态度，就是政府向老百姓横征暴敛时的嘴脸。

很多民运分子觉得，老百姓给他们钱，应该是义务，不应该问他们会做什么。难道政府横征暴敛的时候，不都是这样吗？都是以冠冕堂皇的语言，强迫的方式，做不可告人的勾当？

回过头来，中国一旦有了民主，那个民主一开始将是非常脆弱的，如果搞不好，新政府会很快失去民众的信心（而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在流了很多血以后，让一个拿破仑再次登基、复辟）。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我们在美国的华人，还要捐钱给这些人，好让他们有朝一日，回到中国，去用恶霸的形式，压榨老百姓，摧毁中国的民主？

在美国，大多数在政府顶层工作的人（political appointees），是通过自我牺牲为政府工作的，因为那些人如果到私营企业来工作的话，都可以挣更多的钱。他们的想法是，自我牺牲一段时间，来服务（serve）。美国人用serve这个词，就是这个意思。总统打电话请人出来工作的时候，都是用尽义务劝说，用serve来说服人走出茅庐，为政府工作。

为政府工作，不为赚钱。服务一段时间以后，回到私营企业继续赚钱。这是正常的美国政治逻辑。而现在的民主人士的问题是，他们在美国生活那么长时间，有些人生活了近30年，脑子里，还把政府当成饭票。将来他们回到中国以后，恐怕还会说，美国的政治人都是挣大钱的。（对于穷困潦倒的民运人士来说，美国的政治人是在挣大钱。但是，对于美国的政治人来说，他们是把政府当成服务的。）

当然，Obama是一个例外。作为破落户的Obama，对美国人民带来的危害，至少有几万亿，主要由中产阶级买单，同时得到糊里糊涂的老百姓（包括80%的华人），和别有用心的左派的热情支持。

说到挣钱，对于Clinton这一家子来说，他们出去演讲个三五次，40万就全有了。何必一年365天，天天都累到话都说不出来。当年他和Monica Lewinsky，凌晨三点的时候做那事儿，同时还在给议员打电话谈公事。当时就有comedian说：这么勤奋的总统，【该comedian对他老婆的评论在此删去】，接受点服务，难道不合理吗？

美国有240年的相对合理的体制，是一个很富庶的国家。在美国，对于一个有良好教育背景，有能力，有20年经验的人来说，挣几十万不算问题。即便我们中国移民，在美国一年挣几十万的，也大有人在。当然，很多人，挣钱虽不多，但他们注重生活方式。换句话说，他们不挣钱是因为不喜欢挣大钱的生活方式。

历史的教训不容忽视。美国当年革命，是一帮吃穿不愁的人闹革命（Jefferson、Washington都是Virginia最大的奴隶主），法国革命是破落户革命（如Robespierre），结果就是流血流血再流血，弄来弄去，通过拿破仑登基，回到原点。即便我们不说前功尽弃，也是多少人鲜血白流。

对于认为“民主义士们为公众争民主，公众当然应该经济支持”的吴祚来们，我有一个建议。咱们立一个规矩，一年挣不到10万，就不要来谈民运。美国有自由市场，大家都凭本事通过竞争赚钱。如果一个人，通过这样公平竞争机制，挣不到钱，他有什么资格来谈民运？（换句话说，经济基础都不行，谈什么上层建筑？）这样做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避免民运成为找不到工作的人和不屑于介入经济基础的人得以继续自大骄妄的藏身处。

设想，一堆每年至少挣10万的人聚在一起讨论民运，讨论的将是民运。而今天，一堆穷困潦倒的Robespierre们聚在一起，真讨论的，恐怕是以民运的名义，怎么多搞点钱。除此之外，就是吴祚来发的感慨，觉得人家都欠他二百吊。这些人将来去中国加入民运，对中国的危害性，有Robespierre的前车之鉴，绝不可低估。

现在，海外民运有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趋势。例如，民运们自己抢夺话语机会还来不及，圈子外面的人就失去了说话的机会。在民主过程中，兼听则明很重要。当年法国大革命的问题，就是这样的劣币驱逐良币，结果酿成悲剧。

吴祚来谈到训练管理，其实，训练管理，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军事运作，另外一个是商业运作。天下可能没有哪一个国家，肯把军队拿出来，让这些民运分子来练手。所以，练管理的唯一途径，就是企业管理。（在今天民运圈子里混，专业搞窝里斗，怎么说也不能叫训练管理。）

吴祚来说到博弈，通过商业博弈学习政治博弈特别适合这些民运分子。因为在一个民主制度里，问题不是要打败对方，而是和对方一起研究，找出一条双赢的路子来。这和民运分子通过窝里斗学到的，是完全不同意义上的博弈。

网上盛传北大前教授夏业良送外卖。我去查了一下，夏教授在他的推特上说：“去年10月初的谣言，司马南也兴奋地转发过。一群脑残的自慰游戏。”显然，夏大教授觉得别人说他送外卖是在骂他。

我觉得吴先生和夏先生第一应该去送外卖。通过送外卖，了解了解钱是怎么挣出来的。让夏先生真正明白明白supply（供给）和demand（需求）的关系。日后他们回到中国，对老百姓横征暴敛的时候，至少不会那么理直气壮，或许稍微会有点怜悯心。就现实而论，他们不会见到一个郭文贵就写proposal。闹哄不闹哄？

现在的民运分子，觉得说他送外卖是在骂他，完全暴露了他们的弱点。结果，从博弈论的角度讲，他们的言论和心理弱点，让使领馆的五毛，掐住了他们的五寸。弄得他们以后连外卖都不敢送了，让他们在美国死要面子活受罪。

海外民运脱离民众、生活在一个幻想世界里。相对来说，郭文贵是一个正常人。结果民运和郭文贵没有共同语言，走上穷途末路还不自查。这是海外民运28年以前的问题，今天还没改。就这个学习速度，还想将来对中国产生正面影响？

今天的民运分子们，以吴先生和夏先生为首，都应该走出民运圈子，从送外卖开始，首先make an honest living。从经济基础开始努力，日后吃穿不愁了，再出来谈上层建筑不晚。

只有那样的海外民运，才是真正的民运，而不是一大帮人以民运为名，行窝里斗之实。走在大街上，还觉得人人都欠他二百吊。张嘴就是共产党的那一套，你们只许吹喇叭，不许批评。批评他们就是破坏民主、反党、反华，什么的。民运分子们，首先需要做的，是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经济基础。之后，才会明白郭文贵说的做事是什么意思。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他们才会从一群可怕的Robespierre，变成受人尊敬的、像Jefferson、Washington这样的君子。

只有这样，将来那些住在中国的中国人，争取到了自由、民主，他们才可能回去做点正面的贡献。

写于2017年6月6日

作者为洛杉矶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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