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州开车，请谨慎行使。
Traffic Tickets Fines (01/06/2010)
Violation of disabled parking provisions, second offense..............$1876
Parking in a bus loading area .........................................$976
Violation of disabled parking provisions, first offense................$976
Failure to provide evidence of 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insurance) ...$796
Passing a school bus with flashing red signals.........................$616
Mandatory use of child passenger restraints............................$436
Failure to stop at a red signal. ......................................$436
Unsafe Speed, 16 to 25 miles over the limit............................$328
No evidence of current registration....................................$256
Drive using wireless phone not hands free, For each subsequent offense.$256
Failure to notify DMV of address change within 10 days.................$214
Failure to stop at a stop sign. .......................................$214
Unsafe Speed, 1 to 15 miles over the limit.............................$214
Unlawful material on vehicle windows...................................$178
Adequate muffler required .............................................$178
Headsets/Earplugs over both ears.......................................$178
Motorcycle safety helmet requirements..................................$178
Drive using wireless phone not hands free, First offense ..............$148
Drive while wireless device to send, read or write text................$148
Minor drive using wireless phone.......................................$148
Mandatory use of seat belts............................................$148
Wednesday, April 28, 2010
Thursday, April 15, 2010
美国的高失业率可能会成为长期问题--企业增加员工应三思而后行
今年，经济开始复苏。但是，各方面对长期经济复苏的前景还是持悲观态度。我们提醒我们的商业客户，在工作量加大的情况下，尽量通过引进技术，通过增强管理，增加雇员的效率，并且鼓励加班，以减低雇用新人的压力。
美国自从Reagan总统上台，就是创造就业机会的一个机器。但是，最近一次的经济危机的情况有所不同。第一，失业的人找到工作的时间明显加长（一年以前，失业人中，失业时间超过6个月的不到25%，目前是44%）。第二，年轻人（25岁以下）失业率现在已经达到20%。虽然这个失业率还没有达到欧洲的程度，但是欧洲持续居高不下的年轻人失业率与欧洲社会主义政策的关系，可以作为预料奥巴马政府对有钱人开始课以重税和政府接管医药业的严重后果：高失业率，特别是年轻人的高失业率，很可能变成美国社会的慢性疾病。
原因很简单：有钱冒险的人拿自己的钱冒险开创新领域，要担很大风险。如果失败了自己倒霉；成功了却要把很大一部分钱要交给国家，那么他们的冒险精神就会大打折扣，他们的投资政策就会偏向保守。保守的投资政策不会产生大量的工作机会，特别不会导致全新的产业，因此对没有经验的年轻人不会有多少就业机会。（全新的产业，如前些年的电脑业，是年轻人就业的灵丹妙药。）
美国的老百姓普遍比较封闭，对于欧洲不太了解，因此不会去想，为什么在dot-com的时候，新公司（如微软、英特尔）都出现在美国，而没有出现在教育程度更高的欧洲？他们只看到近年来富人越来越多，同时收入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因此他们就投票给高唱社会主义的奥巴马，希望他来代他们出一口恶气。对于他们来说，奥巴马不负众望，立刻扩大政府（目前政府开支占GDP的25%），接管医药界，像败家子似地疯狂赤字开支，并且一浪高过一浪地加税。熟悉欧洲（甚至加拿大）的人都明白这种做法的后果。
更有意思的是奥巴马的支持者，很多是年轻人。如果年轻人在没有工作的情况下，继续支持奥巴马，美国的大政府局面，很快就会达到不能回头的局面。大家都知道美国教育改革之难，难就难在教师作为一个反对教育改革的实体，其实力超过所有支持教育改革的组织的总和（我们由衷地祝贺Michelle Rhee最近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教改的结果）；当医药界的既得利益集团建立起来以后，改革将是近乎不可能的。在这种局面下，美国的高失业率很可能会变成长期性的。
无论从经济方面，还是从政治方面，目前最好的办法，是观察今年11月份的中期选举。看看选民是否还是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如果选民像2008年那样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那么美国的经济就会呈现一种长期低迷的状况。例如投资者不会冒大风险去创造像dot-com那样的全新的产业，而奥巴马的所谓绿色国家计划也会因为政府补贴，而先天不足，导致前途渺茫。
因此，在目前情况下，即便生意增加，对人手需求增加，现在也不是到劳动力市场去抢购人才（特别是没有经验的年轻人）的时候。我们建议我们的商业客户先挺到11月，看看中期选举结果再说。否则，生意在一个比较低的平均水准上起落，雇主们很快就又会被逼到被迫裁人的境地。一雇一裁所造成的就是不必要的损失。在多事之秋，不妄动应为上策。
对于雇员来说，要珍惜手里的工作。在尽量为雇主创造财富的同时，扩展自己的skill set，以求长期发展。
2010.4.10.
美国自从Reagan总统上台，就是创造就业机会的一个机器。但是，最近一次的经济危机的情况有所不同。第一，失业的人找到工作的时间明显加长（一年以前，失业人中，失业时间超过6个月的不到25%，目前是44%）。第二，年轻人（25岁以下）失业率现在已经达到20%。虽然这个失业率还没有达到欧洲的程度，但是欧洲持续居高不下的年轻人失业率与欧洲社会主义政策的关系，可以作为预料奥巴马政府对有钱人开始课以重税和政府接管医药业的严重后果：高失业率，特别是年轻人的高失业率，很可能变成美国社会的慢性疾病。
原因很简单：有钱冒险的人拿自己的钱冒险开创新领域，要担很大风险。如果失败了自己倒霉；成功了却要把很大一部分钱要交给国家，那么他们的冒险精神就会大打折扣，他们的投资政策就会偏向保守。保守的投资政策不会产生大量的工作机会，特别不会导致全新的产业，因此对没有经验的年轻人不会有多少就业机会。（全新的产业，如前些年的电脑业，是年轻人就业的灵丹妙药。）
美国的老百姓普遍比较封闭，对于欧洲不太了解，因此不会去想，为什么在dot-com的时候，新公司（如微软、英特尔）都出现在美国，而没有出现在教育程度更高的欧洲？他们只看到近年来富人越来越多，同时收入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因此他们就投票给高唱社会主义的奥巴马，希望他来代他们出一口恶气。对于他们来说，奥巴马不负众望，立刻扩大政府（目前政府开支占GDP的25%），接管医药界，像败家子似地疯狂赤字开支，并且一浪高过一浪地加税。熟悉欧洲（甚至加拿大）的人都明白这种做法的后果。
更有意思的是奥巴马的支持者，很多是年轻人。如果年轻人在没有工作的情况下，继续支持奥巴马，美国的大政府局面，很快就会达到不能回头的局面。大家都知道美国教育改革之难，难就难在教师作为一个反对教育改革的实体，其实力超过所有支持教育改革的组织的总和（我们由衷地祝贺Michelle Rhee最近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教改的结果）；当医药界的既得利益集团建立起来以后，改革将是近乎不可能的。在这种局面下，美国的高失业率很可能会变成长期性的。
无论从经济方面，还是从政治方面，目前最好的办法，是观察今年11月份的中期选举。看看选民是否还是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如果选民像2008年那样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那么美国的经济就会呈现一种长期低迷的状况。例如投资者不会冒大风险去创造像dot-com那样的全新的产业，而奥巴马的所谓绿色国家计划也会因为政府补贴，而先天不足，导致前途渺茫。
因此，在目前情况下，即便生意增加，对人手需求增加，现在也不是到劳动力市场去抢购人才（特别是没有经验的年轻人）的时候。我们建议我们的商业客户先挺到11月，看看中期选举结果再说。否则，生意在一个比较低的平均水准上起落，雇主们很快就又会被逼到被迫裁人的境地。一雇一裁所造成的就是不必要的损失。在多事之秋，不妄动应为上策。
对于雇员来说，要珍惜手里的工作。在尽量为雇主创造财富的同时，扩展自己的skill set，以求长期发展。
2010.4.10.
政府打击支薪低于最低工资的公司
在移民社区里，有很多薪水低于法定最低薪水的工作。这经常被认为是一种没有受害者的犯罪。对于老板来说，他支付不起正常薪水，支付法定最低薪水就等于少招人；对于雇员来说，低于最低薪水至少比没有工作要好。
上周，劳工部部长Hilda Solis发起了一个“We Can Help”运动，鼓励雇员去政府告他们的雇主。同时，劳工部新雇用了250个调查员来处理这些雇员告雇主的事情。从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劳工部替214,000个雇员找回了$171,000,000的薪水。
对于雇主来说，除了要处理政府代理的正当案件，另一方面还应预防那些到政府去诬告雇主，借以出气的雇员。对于诬告最要的办法，就是有一套完整的文件制度。
2010.4.6.
上周，劳工部部长Hilda Solis发起了一个“We Can Help”运动，鼓励雇员去政府告他们的雇主。同时，劳工部新雇用了250个调查员来处理这些雇员告雇主的事情。从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劳工部替214,000个雇员找回了$171,000,000的薪水。
对于雇主来说，除了要处理政府代理的正当案件，另一方面还应预防那些到政府去诬告雇主，借以出气的雇员。对于诬告最要的办法，就是有一套完整的文件制度。
2010.4.6.
Tuesday, April 6, 2010
谈谈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
最近忙得不可开交，事务所里加了人手，还是不行。太长时间不登一篇，好像对不起观众，所以就从老文章里挑出来一篇。（《从中美国歌看两国人的性格差异》实际上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没完没了地听中美两国国歌后有感而发的。）没想到，这篇倒是真的产生了一些影响，伤害了一些中国人民的感情。复活节周末休整，刚好写一篇，针对“博主对中国有一种歇斯底里的仇恨，真不是个好东西”等言论，再发发感慨。
《从中美国歌看两国人的性格差异》一文，的确没有用太多笔墨来描写中美性格，因为我觉得话已经说到了。不必再描一遍。和中国人相比，美国人的性格就是对什么都吊儿郎当。而且对越貌似庄重的东西，越发要损它几句。例如，如果在美国讲“我把民主党来比母亲”，或者号召大家“紧密地团结在以奥巴马同志为首的民主党中央周围”，听者是会把刚吃进去的饭给吐出来的。而且，在美国骂老百姓，骂出格了，人家会告你（因为法律同时要保护别人的名誉、隐私等）；但是对总统，或者民主党，基本上可以夸大其词。美国晚上很多相声节目，就是以夸大、歪曲事实，取笑政府来给观众解闷儿的。（从纯法律角度上说，总统自己选择当公众人物，法律允许他人在很大程度上发表损害其名誉的言论。）
在美国讲某某“伤害了美国人民的感情”，听者会问：你说的美国人民指谁？在美国，每个人以个体形式独立存在（也就是平常说的美国人相互尊重对方的隐私）。各人有各人的想法。虽然两个人的世界观不同，但是互相完全可以尊重对方的意见，甚至互相可以就朋友。当年美国共和党总统Reagan（里根）和民主党的众议院议长Tip O’Neal私交很好（他们的家庭、个人奋斗背景相当相似），有一次Tip在公开场合对Reagan进行相当恶毒的人身攻击。Reagan听到后就打电话给Tip，说：“Tip，我们是好朋友，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Tip就说，“总统先生，我们六点以后才是朋友。那话是我六点以前，为了工作说的。”后来，Reagan笑嘻嘻地当着Tip的面把这件事当笑话讲给大家听。
中国人因为双方意见不同，就开始没有根据地乱扣帽子，然后加上谩骂。好像你说我“不是东西”，你就在理了似的。一个长治久安的社会的基础是让大家说话，而不是封别人的嘴。我这个人比较喜欢安安静静地研究事情，不喜欢在大型公众场面抛头露面。一个例外，就是当年六四学生第一次访问华盛顿，是由我负责组织的。（我带他们去酒吧喝酒，人家要查岁数，他们亮出来的是清一色的法国护照，而不是美国护照，很让我觉得丢脸。）然后，我们在十一搞了一个很大的活动。我开着一个大卡车，把当地好几个餐馆捐赠的满满一车的食品、饮料拉到林肯纪念堂。（当时，无一例外地，在每个餐馆装车以后，老板都问我：够不够？还要不要？很让我感动的。）卸车以后，我大汗未落，坐在一个角落里休息。一个认识我的CBS记者来和我聊天。她问：他们讲的这些事情，你到底赞同多少？我说：大概20%吧。她就调侃式地问：那你为什么还这么卖力帮忙？我说：有人把坦克开到大街上不许他们说话，我觉得我有义务给他们提供一个讲话的地方（forum）。这个记者接着问：你觉得他们明白民主是怎么回事吗？我摇摇头说：“I don’t think so.”
在中国，很多人都觉得这帮学生是仇恨中国的。自然，像我这种帮助他们的人也是罪大恶极的民族败类。但是，根据我和这些学生的接触，他们每个人都真心地希望中国更好。虽然他们幼稚（例如他们在不了解民主的情况下，为民主事业不惜坐牢）。根据我对他们的了解，他们所争取的，无非就是一个可以自由讲话的权利。换句话说，他们想出了大学之后，生活在一个可以自由讲话的国度。套用一句韩寒的话，这些大学生冒着生命危险争取的，无非就是一个站着吃饭的权利，而不愿意像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那样，一辈子对着皇天后土跪着吃饭。
目前在国内的人广泛认为这些学生的本质是有问题的：否则他们为什么会为台独当吹鼓手，等等。这自然是这些学生的一个问题：他们之中很多没有在美国学到一技之长，混口正正经经的饭吃。结果只好仰人鼻息，谁给钱就给谁吹号。这是一个很可悲的结局。
很多来美国不久的中国人反美，是因为不能摆脱自己的那点“爱国主义”情结。说白了罢，就是不能正视自己，紧抱国内的那套“中国老大”的东西不放。在不知天高地厚的情况下，盲目觉得自己是天之骄子。结果，这种思想在美国处处碰壁。他们不反思，却继续觉得美国有问题，因而产生反感，继而导致反美。这种情结（也就是心理问题）的起因，自然还是在国内的时候受到的影响。所有封闭自由言论的政权，所使用的办法，就是一方面将反对声音魔鬼化（也就是极端化），另一方面把问题情绪化，并煽动老百姓的盲目情绪，并以此实施政策。中国目前的情绪化的主要办法，就是爱国主义。一切说中国不如外国好的言论都是不爱国的。发表这种言论的人，一定是妖魔，一定“不是个好东西”。
国歌只不过是一首歌，其特征是被选来代表一个国家。换句话说，其重要性是被选，而不是歌的本身（因其本身是和任何别的歌没什么区别的）。比较国歌，实际上是比较什么歌被选为国歌。这个选的过程，是反映民族性的。美国国歌开篇就来一个极端口语化的“O, say …”，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国歌是一个庄严的事，怎么可以这样不严肃？这种不同，促使我两年前写下了那篇文章。
美国人觉得“情绪化”是一个有害的东西。被情绪操控的人，会说一些极端的话。例如，新浪网友说：“尤其是美国的国歌，像发情的猪在叫唤，难听死了。加拿大的国歌，像只苍蝇在那里叫，没劲。英国的国歌，像是大英帝国的招魂曲。小日本的国歌听起来就象是一对性变态的日本男女在调情。”要知道，美国国歌里“发情的猪”们所讴歌的，是自由的土地上的英雄的人民。问题是，发情的猪会幽默地说“O, say ...”吗？美国国歌不是“难听死了”，而是“难唱死了”。没经过一点训练的人，是唱不下来这首歌的。“英国的国歌，像是大英帝国的招魂曲。”我不知道“招”这个字怎么讲，但是英国国歌代表着英国的魂，这的确不错。英国的魂是什么呢？魂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也就是英国当年在全世界搞无为而治，国旗插遍全球；区区两个野战旅把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堂堂大清帝国的皇帝逼着跪了下来（这里引用一句Bill Manchester的话），所依靠的就是这种精神。这也就是英国人（譬如说和法国人对比）更有一种敢想敢干，敢做敢当的精神。就像英国国歌里说的：“That men should brothers be, And form one family, The wide world ov'er（在这个广阔的世界上，人人皆应成为兄弟，形成一个家庭）。”一开始，英国人也不是要奴役殖民地，到后来财政出了问题，才渐渐蜕化成了殖民主义统治。即便英国给殖民地带来富庶，老百姓也不愿意受其统治。从波士顿Tea Party开始，从美国开始，殖民地一个接一个地造反，寻求独立。后来Palmerston打鸦片战争，用当时极力反对的Gladstone在下院演讲时用的话说，是“非正义地（unjust and iniquitous）”用大英国旗来保护“臭名昭著的非法走私（to protect an infamous contraband traffic）”。当时英帝国已经奄奄一息了。但是，美国今天的很多东西，包括联邦法和49个州的州法，都是沿袭英国的共同法，可以说是英国“魂”的一部分。我很喜欢加拿大国歌，因为它在庄重中优美。而且听起来真有“The True North strong and free!”的感觉。日本国歌是什么调，想不起来了。
在当局极端的“爱国主义”导向之下，所有要求自由、民主的声音，都可以被冠以想要“全盘西化”致使“国将不国”的帽子将其打杀。有意思的是，前两年中央曾搞了一个研究项目：中国未来最好的状况是什么样的？结论竟是全面变成美国目前的状态。但是从表面上，为了妖魔化不同声音，宣传口还是把很多事情都情绪化。中国情绪化的事情自古有之。我们不说义和团在先、过了一百年北京大学生在后，围打美国大使馆这类的事情。在中国近代史上，最情绪化的是毛的所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文革不是毛一个人的问题，更不能归罪什么“四人帮”。文革的基础是广大的中国老百姓太容易情绪化。文革就像希特勒杀犹太人，日本人四处通过屠杀搞什么东亚共荣圈一样。没有情绪化的老百姓，毛、希特勒、和日本天皇的政策是实行不下去的。邓去世前把重新评价毛这个事交给了胡，结果胡没有这个魄力，以“工作千头万绪”为借口，拒绝做这个工作。（我没想到这个和我同住过的清华十三号楼的学长这么没胆气。）结果是时至今日，宣传部门还是以“爱国主义”来情绪化各种事件，并以此控制民意。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毛很喜欢用“一小撮”这个词，因为当时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无论是三反五反、大跃进、反右、揭批一个又一个反党集团、还是最后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坚决拥护毛的。只有少数人觉得这些举动祸国殃民。这些少数人，和那些向毛磕头磕得不够响的人，都被打下去了。毛知道江青一伙只会捣乱，真的出了事，他们是镇不住的，所以毛使了用周留邓这一招。到了文革末期，又把邓找回来主持中央工作。毛的问题，不是不让大多数人讲话，而是不让少数人讲话。结果，中国人民受了那么多苦。相比之下，美国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允许少数人的声音存在。美国的所谓civil rights运动，就是一个少数人（黑人）在民主（多数人说了算的）社会里争取权利，并取得胜利的故事。读读世界史，就会发现：真理一开始往往是把握在一小撮人的手里，而且受到大多数人的反对。
在一个对不同声音持宽容态度的国度里，大家的日子过得都很平和。在美国，人就是人，大家都有长有短。我个人对奥巴马的所作所为从来就看不上，而且我并没有投他一票，我反对还来不及，为什么要和他团结？只有在情绪化的国家里，才会有人像“新浪网友”那样，只因为我发表一点看法，就说我“真不是个好东西”。他说“博主对中国有一种歇斯底里的仇恨”。说句老实话，我不觉得我现在对任何人或者国家有“仇恨”，更不要说“歇斯底里的仇恨”。我们这些人在美国住下来了，已经在社会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就我自己来说，我的心理已经经过相当的挣扎，摆脱了当年从中国带来的心理问题。我们这批来美国几十年的人，已经基本上心平气和了。“最后的吼声”（而且还是“被迫着发出”的）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很遥远的事情。我在写《从中美国歌看两国人的性格差异》一文的时候，只想比较一下两国国歌的异同。写作时候的精神状态，说感慨、解闷儿都行，要说“歇斯底里”，那就和事实相差太远了。
“资深移民留学专家”估计没有来过美国，所以这么偏激。看到他加在括号里的“您所谓的心理都有疾病的中国人”，我以为我竟然说中国人都有心理疾病。慌忙去查案底，才发现我的原文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中国人普遍有着相当重的心理疾病。”从逻辑上说，“普遍有”和“都有”是有区别的。这个区别就是我所说的“普遍有”不包括韩寒等人。当然，“资深移民留学专家”可能是学文的，搞不清楚这些逻辑问题。但是，不应该的，是他犯的中文错误。他不知道，引号里的，应该是我的原话。在他说“您所谓的心理都有疾病的中国人”时，他是不必（也不能）在他自己的话上加引号的。现在再想一想，不知“资深移民留学专家”当年有没有准备过高考。根据我的记忆，如何用冒号是小学里教的内容。不过看到“资深移民留学专家”连应两贴，估计他不忙，没什么人找他处理移民事务。（郑重声明：我对“资深移民留学专家”绝对没有“歇斯底里的仇恨”。我在这里，只不过是打趣而已。）
回来讲一点正经的，“新浪网友”说：“ 你还是把你的皮染白了，鼻子垫高了，眼睛更要弄一下然后再在这里贬低你的祖宗的国家，吹捧美国人吧，要不然，懂中文的美国人会很小不起你的！”其实在美国，长什么样无所谓。我在美国，出了大学门之后，老实地说，没受到过什么种族歧视。当然，歧视在美国是的确存在的一个现象，但并不像一般中国人想得那么普遍。当年我被一个高科技公司雇进去当开发部主任，就是一个白人CTO把我介绍给一大片白人下属，说：“这是你们的新经理。”大家也没因为我是中国人就不服我，或者和我捣乱。“染皮肤，垫鼻子”实在不必。我从来就和白人、黑人、老墨（华人对于西裔的一种戏称）们讲我是中国人，从来也没有觉得这里有过什么问题。中国人的心理问题，就是一方面心虚，另一方面只能听吹捧、奉承的话。对于这些人来说，你磕头磕得不响都不行。你要拿中国和美国比，只能说中国比美国好；一说到美国比中国好，那立刻就是大逆不道，变成“贬低你的祖宗的国家”。说句老实话，每一个决定呆在美国的人，都用脚投了“祖宗的国家”一票的。人为什么要活得那么紧张，那么累？当今中国，不知有多少人明白这个全世界人人皆知的道理：人家说你不好，是想让你变得更好；人家吹捧你，是想赚你的钱。“懂中文的美国人会很小不起你的”这句话，我看不懂。但是我们这帮人，走遍世界，对于人家瞧不瞧得起我们，早就不在乎了。试想，我能控制别人（特别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瞧不瞧得起我吗？人的一辈子，图个“好好做事，好好做人”也就够了，为什么要管别人瞧不瞧得起我？在乎人家瞧不瞧得起我是不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另一个“新浪网友”问：“是谁培养你成才？是中国人民的血汗钱。你可以仇恨中国ZF，GCD，但你不可以仇恨中国，仇恨中国人民，诋毁我们的国歌。是这片土地养育了你，是人民培养了你，而不仅仅只是你的父母。忘恩负义的东西。什么东西！”这个“中国人民的血汗钱”就是一种很模糊的说法。从美国人的观念来说，孩子上学时享受的义务教育、学费折扣是纳税人（即父母）付出来的钱。缴税之后，拿到社会福利，是政府实行社会主义，进行资产重新分配的一种结果，并不必心存感激。我父母为政府打工一辈子，得到了什么？真的讲得出来的就是一套房子和我的教育。十多年前，我有一次出差五天去帮一个公司解决一个问题，回来以后给我妈妈打电话，告诉她我挣到了多少钱。她（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教授）说，她这一辈子几十年都没有打出那么多钱来。我当年上小学、中学、大学，的确父母没出什么钱，但是政府给的钱，难道是地底下钻出来的？难道不是像我父母那样的人打工打出来的？我所受到的义务教育，用的就是我父母通过毕生辛苦换来的应得的那一份。提供钱的“中国人民”难道不正是我的父母？我现在工作，赚出来的钱，有一部分以不同形式给了我的儿子、女儿。这是做父母的义务，或者缴税后应得的福利。如果说“中国人民的血汗钱”把我“培养成才”，那这个中国人民不是我父母是谁？在钱之外，实际上培养我、教育我的，更加是我父母。宏观地来说，当年广大“中国人民”都在忙着互相骂，互相整，孩子一天到晚就是在外面玩，谁真的有时间来管我们一帮孩子？我爸爸（物理学教授，其工作之重要性是出了问题可以到周恩来家坐等解决的）为了买点像样的肉给我吃常常要花半天时间排长队。当年在京的全体政治局委员设国宴请他们二十来个人，以致谢意。吃到最后，他们说我们不能再吃了，这些香蕉水果外面买不到，我们要带回家给儿子吃。难道我所受到的义务教育不是我父母应得的吗？当然，我不是说我仅仅对我父母心存感激。记得我八、九岁的时候，遇到过一个算术问题，结果中国最著名的数学家之一坐在路边上慢慢地给我解释，过路的人看到这个场景都说：“杀机用牛刀”这个词，就是为你们两个发明的。但是，我理解不了当时那些醉心互斗、誓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人民”是如何培养我的。
以前的文章说过，我和我爸爸说我要加入美国籍，他眼泪都掉出来了。但是，我要加入美国籍，只能说是一种个人选择。你可以说我选择当美国人，是因为看不上中国的一些事情，但是这并不是仇恨中国。这就像我不喜欢吃南瓜，我只是不喜欢吃而已，并不对南瓜有什么仇恨。说我仇恨中国，仇恨中国人民，诋毁国歌，这并不符合实际情况。照这个“新浪网友”的意思，只要说不中听的话，就是“忘恩负义”，就是“什么东西！”这是一种过激情绪化思考方式。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种过激情绪之下闹起来的。这位“新浪网友”有没有想过：一个有思想的人，在美国，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毕生在用到某些词汇的时候，要用ZF，GCD这种代码；另一条是生活在一个以自由言论为基础的社会。90年我选择留在美国，现在看来似乎是必然的。其实，那些今天被国人不齿的学生领袖们，他们当年想要的，也不过是说话的自由而已。选择美国就意味着仇恨中国吗？老实说，无可奈何是一个更准确的描述。当年是无可奈何，今天还是无可奈何。我不这样又怎样？以美国的观念，在中国，孩子们目前在学校受到的不是教育，而是儿童虐待。在美国，一帮孩子在一个大礼堂里面，礼堂着火，绝对不会发生领导先走，然后让孩子在里面自生自灭的事情。我说这些中国的坏话，并不意味着我仇恨中国，或者想诋毁中国。
在现代社会里，一个孩子接受义务教育，是天经地义的；他成人之后自由选择自己的前途，也应该是天经地义。作为一个人，说说自己的真正看法，即使他表达错误的看法，或者荒诞不经的看法，都不应该是什么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大家可以通过讨论共同增进见识。中国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我说的“心理疾病”，就是太self-conscious（中文里好像没有这个词，这个词的意思是注意力集中在别人如何看自己，而不是如何把事情做好）。这种情绪化的根源，是缺乏自信力。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良药苦口。“新浪网友”只想听好听的，是不是应该自问一下：这样做是不是神经过敏。这种心理活动，是不是类似于那些杀尽忠臣的昏君？导致忠臣的标志就是被君王杀害。再有，我作为法律顾问，目前正协助一些中国公司在美国作业。也就是说，我的收入有些是从中国直接汇过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为什么要仇恨中国？
情绪化的背景，是要掩盖一个不愿意正视的事实。也就是心理学家所谓的“denial”。随之而来的，就是一些列“说法”。这些说法就是情绪化的载体。随时随地，有人出来说皇帝没有穿新衣服了，情绪化的人就可以把这些“说法”拿出来用一用。因为这种言论，只不过是要达到情绪化的结果，和骂大街差不了多少，所以为数极少的几种说法就可以覆盖所有的反对声音。中国的很多事情，需要自知自省，这才是出路。日本二战以后在穷得叮当乱响的时候，就每天保证每一个孩子有牛奶喝。中国现在“强大”了，有没有人问问，农村里有多少孩子中午还在学校里排队喝白水充饥？中国制造的食品，在美国的货柜上越来越少。商店促销，都要大字著名“台湾制造”。这难道是这些店家故意反华？情绪化的真正危害，一方面是让人不能正视问题。不能正视问题，自然也就不能解决问题。在另一方面，生活在一个情绪化的社会里，人人都需要随时随地说话小心。一不小心，就会得罪神经过敏的某人，而惨遭被吐沫星子淹死的下场。常住中国的人可能不觉得。像我这种在美国自由惯了的人，一旦回到中国，就立刻会感到这种约束，这种人与人之间很累的交流方式。飞机在洛杉矶下降的时候，就有一种“终于又可以胡说八道”了的感觉。对于一个有思想的人，去中国的时候，暂时失去这种“胡说八道”的自由，才会深深地感到自由言论与宽容社会之可贵。
至于到处哭哭啼啼，动辄感到外国人“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温所实行的是不是小女人外交，各人可以有各人的看法。如果那个不通逻辑、不会用引号的“资深移民留学专家”认为温是一个有胆气、有魄力的人，我不同意他的看法，但是我一不会有“个愤”，更不会像“资深移民留学专家”那样，自己推选自己出来作为民意代表来表达什么“公愤”。在美国，对于一个民意，你可以搞一个民意测验，然后说有多少人支持、多少人反对。至于“公愤”好像是指百分之百的人和你一起“愤”。中国人常常在辩论时常用这个字，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家涵养不够，动不动就要“愤”，而且是裹挟全民族一起“愤”。从概念上讲，“公愤”这个词，实在是非常无稽、可笑，属于文革之毒。在美国，无论是多么严重的分歧，在法庭上庭审的时候，双方的律师都是彬彬有礼，甚至时时幽默，整个程序也是平平静静，不像有些电影里描述的那样。社会里的大是大非问题，就是在这种平静气氛之下解决，谁也不必“愤”。老实说，我初来美国的时候，身上也带着这些情绪化的东西。后来经过磨炼才慢慢地摆脱了。那些仍然深陷其中的“新浪网友”，不知能不能理解，我对他们什么“愤”都没有。我写的这些文字，对于他们可能没有什么用处，但是对于那些正力图从这个情绪化泥坑里挣扎出来的人，特别那些身在美国的人，或许会有些帮助。
在中国，任何人说出不中听的话，就会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所以作为一个中国人，说话做事都要小心翼翼、三思而后行、不偏不倚、不轻不重、不冷不热、不阴不阳、不伦不类。美国比中国好（尽管目前在中国赚钱比在美国容易），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是在中国，为了不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更准确地说是为了赚中国人的钱），你就一定要指鹿为马，一定要说中国比美国好。这种生活，对我们这些出国几十年的人来说，实在是不可思议地太累了。相对而言，在美国，你可以自由思想，因为“美国人民的感情”作为一个概念是不存在的，美国人也不会有什么“公愤”。体现在国歌选择上，我欣赏美国人选择近乎调侃的《星条旗》作国歌：“嗨，问你一下，在黎明的晨光下，我们对着什么在骄傲地欢呼？在恶战中，城墙那边放射着勇敢光芒的，是谁的宽带和亮星？… 在清晨第一束光芒的照耀下，在河中的倒影闪烁着荣耀光彩的：正是星条旗。愿它长久地飘扬下去吧，在这自由的土地与英雄的家乡上空。”此时此刻，读着这些骂我的话，看看身边这些没心没肺的孩子，我由衷地感到，当年选择以美国为家，真英明之举也！
《从中美国歌看两国人的性格差异》一文，的确没有用太多笔墨来描写中美性格，因为我觉得话已经说到了。不必再描一遍。和中国人相比，美国人的性格就是对什么都吊儿郎当。而且对越貌似庄重的东西，越发要损它几句。例如，如果在美国讲“我把民主党来比母亲”，或者号召大家“紧密地团结在以奥巴马同志为首的民主党中央周围”，听者是会把刚吃进去的饭给吐出来的。而且，在美国骂老百姓，骂出格了，人家会告你（因为法律同时要保护别人的名誉、隐私等）；但是对总统，或者民主党，基本上可以夸大其词。美国晚上很多相声节目，就是以夸大、歪曲事实，取笑政府来给观众解闷儿的。（从纯法律角度上说，总统自己选择当公众人物，法律允许他人在很大程度上发表损害其名誉的言论。）
在美国讲某某“伤害了美国人民的感情”，听者会问：你说的美国人民指谁？在美国，每个人以个体形式独立存在（也就是平常说的美国人相互尊重对方的隐私）。各人有各人的想法。虽然两个人的世界观不同，但是互相完全可以尊重对方的意见，甚至互相可以就朋友。当年美国共和党总统Reagan（里根）和民主党的众议院议长Tip O’Neal私交很好（他们的家庭、个人奋斗背景相当相似），有一次Tip在公开场合对Reagan进行相当恶毒的人身攻击。Reagan听到后就打电话给Tip，说：“Tip，我们是好朋友，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Tip就说，“总统先生，我们六点以后才是朋友。那话是我六点以前，为了工作说的。”后来，Reagan笑嘻嘻地当着Tip的面把这件事当笑话讲给大家听。
中国人因为双方意见不同，就开始没有根据地乱扣帽子，然后加上谩骂。好像你说我“不是东西”，你就在理了似的。一个长治久安的社会的基础是让大家说话，而不是封别人的嘴。我这个人比较喜欢安安静静地研究事情，不喜欢在大型公众场面抛头露面。一个例外，就是当年六四学生第一次访问华盛顿，是由我负责组织的。（我带他们去酒吧喝酒，人家要查岁数，他们亮出来的是清一色的法国护照，而不是美国护照，很让我觉得丢脸。）然后，我们在十一搞了一个很大的活动。我开着一个大卡车，把当地好几个餐馆捐赠的满满一车的食品、饮料拉到林肯纪念堂。（当时，无一例外地，在每个餐馆装车以后，老板都问我：够不够？还要不要？很让我感动的。）卸车以后，我大汗未落，坐在一个角落里休息。一个认识我的CBS记者来和我聊天。她问：他们讲的这些事情，你到底赞同多少？我说：大概20%吧。她就调侃式地问：那你为什么还这么卖力帮忙？我说：有人把坦克开到大街上不许他们说话，我觉得我有义务给他们提供一个讲话的地方（forum）。这个记者接着问：你觉得他们明白民主是怎么回事吗？我摇摇头说：“I don’t think so.”
在中国，很多人都觉得这帮学生是仇恨中国的。自然，像我这种帮助他们的人也是罪大恶极的民族败类。但是，根据我和这些学生的接触，他们每个人都真心地希望中国更好。虽然他们幼稚（例如他们在不了解民主的情况下，为民主事业不惜坐牢）。根据我对他们的了解，他们所争取的，无非就是一个可以自由讲话的权利。换句话说，他们想出了大学之后，生活在一个可以自由讲话的国度。套用一句韩寒的话，这些大学生冒着生命危险争取的，无非就是一个站着吃饭的权利，而不愿意像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那样，一辈子对着皇天后土跪着吃饭。
目前在国内的人广泛认为这些学生的本质是有问题的：否则他们为什么会为台独当吹鼓手，等等。这自然是这些学生的一个问题：他们之中很多没有在美国学到一技之长，混口正正经经的饭吃。结果只好仰人鼻息，谁给钱就给谁吹号。这是一个很可悲的结局。
很多来美国不久的中国人反美，是因为不能摆脱自己的那点“爱国主义”情结。说白了罢，就是不能正视自己，紧抱国内的那套“中国老大”的东西不放。在不知天高地厚的情况下，盲目觉得自己是天之骄子。结果，这种思想在美国处处碰壁。他们不反思，却继续觉得美国有问题，因而产生反感，继而导致反美。这种情结（也就是心理问题）的起因，自然还是在国内的时候受到的影响。所有封闭自由言论的政权，所使用的办法，就是一方面将反对声音魔鬼化（也就是极端化），另一方面把问题情绪化，并煽动老百姓的盲目情绪，并以此实施政策。中国目前的情绪化的主要办法，就是爱国主义。一切说中国不如外国好的言论都是不爱国的。发表这种言论的人，一定是妖魔，一定“不是个好东西”。
国歌只不过是一首歌，其特征是被选来代表一个国家。换句话说，其重要性是被选，而不是歌的本身（因其本身是和任何别的歌没什么区别的）。比较国歌，实际上是比较什么歌被选为国歌。这个选的过程，是反映民族性的。美国国歌开篇就来一个极端口语化的“O, say …”，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国歌是一个庄严的事，怎么可以这样不严肃？这种不同，促使我两年前写下了那篇文章。
美国人觉得“情绪化”是一个有害的东西。被情绪操控的人，会说一些极端的话。例如，新浪网友说：“尤其是美国的国歌，像发情的猪在叫唤，难听死了。加拿大的国歌，像只苍蝇在那里叫，没劲。英国的国歌，像是大英帝国的招魂曲。小日本的国歌听起来就象是一对性变态的日本男女在调情。”要知道，美国国歌里“发情的猪”们所讴歌的，是自由的土地上的英雄的人民。问题是，发情的猪会幽默地说“O, say ...”吗？美国国歌不是“难听死了”，而是“难唱死了”。没经过一点训练的人，是唱不下来这首歌的。“英国的国歌，像是大英帝国的招魂曲。”我不知道“招”这个字怎么讲，但是英国国歌代表着英国的魂，这的确不错。英国的魂是什么呢？魂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也就是英国当年在全世界搞无为而治，国旗插遍全球；区区两个野战旅把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堂堂大清帝国的皇帝逼着跪了下来（这里引用一句Bill Manchester的话），所依靠的就是这种精神。这也就是英国人（譬如说和法国人对比）更有一种敢想敢干，敢做敢当的精神。就像英国国歌里说的：“That men should brothers be, And form one family, The wide world ov'er（在这个广阔的世界上，人人皆应成为兄弟，形成一个家庭）。”一开始，英国人也不是要奴役殖民地，到后来财政出了问题，才渐渐蜕化成了殖民主义统治。即便英国给殖民地带来富庶，老百姓也不愿意受其统治。从波士顿Tea Party开始，从美国开始，殖民地一个接一个地造反，寻求独立。后来Palmerston打鸦片战争，用当时极力反对的Gladstone在下院演讲时用的话说，是“非正义地（unjust and iniquitous）”用大英国旗来保护“臭名昭著的非法走私（to protect an infamous contraband traffic）”。当时英帝国已经奄奄一息了。但是，美国今天的很多东西，包括联邦法和49个州的州法，都是沿袭英国的共同法，可以说是英国“魂”的一部分。我很喜欢加拿大国歌，因为它在庄重中优美。而且听起来真有“The True North strong and free!”的感觉。日本国歌是什么调，想不起来了。
在当局极端的“爱国主义”导向之下，所有要求自由、民主的声音，都可以被冠以想要“全盘西化”致使“国将不国”的帽子将其打杀。有意思的是，前两年中央曾搞了一个研究项目：中国未来最好的状况是什么样的？结论竟是全面变成美国目前的状态。但是从表面上，为了妖魔化不同声音，宣传口还是把很多事情都情绪化。中国情绪化的事情自古有之。我们不说义和团在先、过了一百年北京大学生在后，围打美国大使馆这类的事情。在中国近代史上，最情绪化的是毛的所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文革不是毛一个人的问题，更不能归罪什么“四人帮”。文革的基础是广大的中国老百姓太容易情绪化。文革就像希特勒杀犹太人，日本人四处通过屠杀搞什么东亚共荣圈一样。没有情绪化的老百姓，毛、希特勒、和日本天皇的政策是实行不下去的。邓去世前把重新评价毛这个事交给了胡，结果胡没有这个魄力，以“工作千头万绪”为借口，拒绝做这个工作。（我没想到这个和我同住过的清华十三号楼的学长这么没胆气。）结果是时至今日，宣传部门还是以“爱国主义”来情绪化各种事件，并以此控制民意。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毛很喜欢用“一小撮”这个词，因为当时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无论是三反五反、大跃进、反右、揭批一个又一个反党集团、还是最后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坚决拥护毛的。只有少数人觉得这些举动祸国殃民。这些少数人，和那些向毛磕头磕得不够响的人，都被打下去了。毛知道江青一伙只会捣乱，真的出了事，他们是镇不住的，所以毛使了用周留邓这一招。到了文革末期，又把邓找回来主持中央工作。毛的问题，不是不让大多数人讲话，而是不让少数人讲话。结果，中国人民受了那么多苦。相比之下，美国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允许少数人的声音存在。美国的所谓civil rights运动，就是一个少数人（黑人）在民主（多数人说了算的）社会里争取权利，并取得胜利的故事。读读世界史，就会发现：真理一开始往往是把握在一小撮人的手里，而且受到大多数人的反对。
在一个对不同声音持宽容态度的国度里，大家的日子过得都很平和。在美国，人就是人，大家都有长有短。我个人对奥巴马的所作所为从来就看不上，而且我并没有投他一票，我反对还来不及，为什么要和他团结？只有在情绪化的国家里，才会有人像“新浪网友”那样，只因为我发表一点看法，就说我“真不是个好东西”。他说“博主对中国有一种歇斯底里的仇恨”。说句老实话，我不觉得我现在对任何人或者国家有“仇恨”，更不要说“歇斯底里的仇恨”。我们这些人在美国住下来了，已经在社会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就我自己来说，我的心理已经经过相当的挣扎，摆脱了当年从中国带来的心理问题。我们这批来美国几十年的人，已经基本上心平气和了。“最后的吼声”（而且还是“被迫着发出”的）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很遥远的事情。我在写《从中美国歌看两国人的性格差异》一文的时候，只想比较一下两国国歌的异同。写作时候的精神状态，说感慨、解闷儿都行，要说“歇斯底里”，那就和事实相差太远了。
“资深移民留学专家”估计没有来过美国，所以这么偏激。看到他加在括号里的“您所谓的心理都有疾病的中国人”，我以为我竟然说中国人都有心理疾病。慌忙去查案底，才发现我的原文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中国人普遍有着相当重的心理疾病。”从逻辑上说，“普遍有”和“都有”是有区别的。这个区别就是我所说的“普遍有”不包括韩寒等人。当然，“资深移民留学专家”可能是学文的，搞不清楚这些逻辑问题。但是，不应该的，是他犯的中文错误。他不知道，引号里的，应该是我的原话。在他说“您所谓的心理都有疾病的中国人”时，他是不必（也不能）在他自己的话上加引号的。现在再想一想，不知“资深移民留学专家”当年有没有准备过高考。根据我的记忆，如何用冒号是小学里教的内容。不过看到“资深移民留学专家”连应两贴，估计他不忙，没什么人找他处理移民事务。（郑重声明：我对“资深移民留学专家”绝对没有“歇斯底里的仇恨”。我在这里，只不过是打趣而已。）
回来讲一点正经的，“新浪网友”说：“ 你还是把你的皮染白了，鼻子垫高了，眼睛更要弄一下然后再在这里贬低你的祖宗的国家，吹捧美国人吧，要不然，懂中文的美国人会很小不起你的！”其实在美国，长什么样无所谓。我在美国，出了大学门之后，老实地说，没受到过什么种族歧视。当然，歧视在美国是的确存在的一个现象，但并不像一般中国人想得那么普遍。当年我被一个高科技公司雇进去当开发部主任，就是一个白人CTO把我介绍给一大片白人下属，说：“这是你们的新经理。”大家也没因为我是中国人就不服我，或者和我捣乱。“染皮肤，垫鼻子”实在不必。我从来就和白人、黑人、老墨（华人对于西裔的一种戏称）们讲我是中国人，从来也没有觉得这里有过什么问题。中国人的心理问题，就是一方面心虚，另一方面只能听吹捧、奉承的话。对于这些人来说，你磕头磕得不响都不行。你要拿中国和美国比，只能说中国比美国好；一说到美国比中国好，那立刻就是大逆不道，变成“贬低你的祖宗的国家”。说句老实话，每一个决定呆在美国的人，都用脚投了“祖宗的国家”一票的。人为什么要活得那么紧张，那么累？当今中国，不知有多少人明白这个全世界人人皆知的道理：人家说你不好，是想让你变得更好；人家吹捧你，是想赚你的钱。“懂中文的美国人会很小不起你的”这句话，我看不懂。但是我们这帮人，走遍世界，对于人家瞧不瞧得起我们，早就不在乎了。试想，我能控制别人（特别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瞧不瞧得起我吗？人的一辈子，图个“好好做事，好好做人”也就够了，为什么要管别人瞧不瞧得起我？在乎人家瞧不瞧得起我是不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另一个“新浪网友”问：“是谁培养你成才？是中国人民的血汗钱。你可以仇恨中国ZF，GCD，但你不可以仇恨中国，仇恨中国人民，诋毁我们的国歌。是这片土地养育了你，是人民培养了你，而不仅仅只是你的父母。忘恩负义的东西。什么东西！”这个“中国人民的血汗钱”就是一种很模糊的说法。从美国人的观念来说，孩子上学时享受的义务教育、学费折扣是纳税人（即父母）付出来的钱。缴税之后，拿到社会福利，是政府实行社会主义，进行资产重新分配的一种结果，并不必心存感激。我父母为政府打工一辈子，得到了什么？真的讲得出来的就是一套房子和我的教育。十多年前，我有一次出差五天去帮一个公司解决一个问题，回来以后给我妈妈打电话，告诉她我挣到了多少钱。她（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教授）说，她这一辈子几十年都没有打出那么多钱来。我当年上小学、中学、大学，的确父母没出什么钱，但是政府给的钱，难道是地底下钻出来的？难道不是像我父母那样的人打工打出来的？我所受到的义务教育，用的就是我父母通过毕生辛苦换来的应得的那一份。提供钱的“中国人民”难道不正是我的父母？我现在工作，赚出来的钱，有一部分以不同形式给了我的儿子、女儿。这是做父母的义务，或者缴税后应得的福利。如果说“中国人民的血汗钱”把我“培养成才”，那这个中国人民不是我父母是谁？在钱之外，实际上培养我、教育我的，更加是我父母。宏观地来说，当年广大“中国人民”都在忙着互相骂，互相整，孩子一天到晚就是在外面玩，谁真的有时间来管我们一帮孩子？我爸爸（物理学教授，其工作之重要性是出了问题可以到周恩来家坐等解决的）为了买点像样的肉给我吃常常要花半天时间排长队。当年在京的全体政治局委员设国宴请他们二十来个人，以致谢意。吃到最后，他们说我们不能再吃了，这些香蕉水果外面买不到，我们要带回家给儿子吃。难道我所受到的义务教育不是我父母应得的吗？当然，我不是说我仅仅对我父母心存感激。记得我八、九岁的时候，遇到过一个算术问题，结果中国最著名的数学家之一坐在路边上慢慢地给我解释，过路的人看到这个场景都说：“杀机用牛刀”这个词，就是为你们两个发明的。但是，我理解不了当时那些醉心互斗、誓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人民”是如何培养我的。
以前的文章说过，我和我爸爸说我要加入美国籍，他眼泪都掉出来了。但是，我要加入美国籍，只能说是一种个人选择。你可以说我选择当美国人，是因为看不上中国的一些事情，但是这并不是仇恨中国。这就像我不喜欢吃南瓜，我只是不喜欢吃而已，并不对南瓜有什么仇恨。说我仇恨中国，仇恨中国人民，诋毁国歌，这并不符合实际情况。照这个“新浪网友”的意思，只要说不中听的话，就是“忘恩负义”，就是“什么东西！”这是一种过激情绪化思考方式。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种过激情绪之下闹起来的。这位“新浪网友”有没有想过：一个有思想的人，在美国，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毕生在用到某些词汇的时候，要用ZF，GCD这种代码；另一条是生活在一个以自由言论为基础的社会。90年我选择留在美国，现在看来似乎是必然的。其实，那些今天被国人不齿的学生领袖们，他们当年想要的，也不过是说话的自由而已。选择美国就意味着仇恨中国吗？老实说，无可奈何是一个更准确的描述。当年是无可奈何，今天还是无可奈何。我不这样又怎样？以美国的观念，在中国，孩子们目前在学校受到的不是教育，而是儿童虐待。在美国，一帮孩子在一个大礼堂里面，礼堂着火，绝对不会发生领导先走，然后让孩子在里面自生自灭的事情。我说这些中国的坏话，并不意味着我仇恨中国，或者想诋毁中国。
在现代社会里，一个孩子接受义务教育，是天经地义的；他成人之后自由选择自己的前途，也应该是天经地义。作为一个人，说说自己的真正看法，即使他表达错误的看法，或者荒诞不经的看法，都不应该是什么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大家可以通过讨论共同增进见识。中国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我说的“心理疾病”，就是太self-conscious（中文里好像没有这个词，这个词的意思是注意力集中在别人如何看自己，而不是如何把事情做好）。这种情绪化的根源，是缺乏自信力。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良药苦口。“新浪网友”只想听好听的，是不是应该自问一下：这样做是不是神经过敏。这种心理活动，是不是类似于那些杀尽忠臣的昏君？导致忠臣的标志就是被君王杀害。再有，我作为法律顾问，目前正协助一些中国公司在美国作业。也就是说，我的收入有些是从中国直接汇过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为什么要仇恨中国？
情绪化的背景，是要掩盖一个不愿意正视的事实。也就是心理学家所谓的“denial”。随之而来的，就是一些列“说法”。这些说法就是情绪化的载体。随时随地，有人出来说皇帝没有穿新衣服了，情绪化的人就可以把这些“说法”拿出来用一用。因为这种言论，只不过是要达到情绪化的结果，和骂大街差不了多少，所以为数极少的几种说法就可以覆盖所有的反对声音。中国的很多事情，需要自知自省，这才是出路。日本二战以后在穷得叮当乱响的时候，就每天保证每一个孩子有牛奶喝。中国现在“强大”了，有没有人问问，农村里有多少孩子中午还在学校里排队喝白水充饥？中国制造的食品，在美国的货柜上越来越少。商店促销，都要大字著名“台湾制造”。这难道是这些店家故意反华？情绪化的真正危害，一方面是让人不能正视问题。不能正视问题，自然也就不能解决问题。在另一方面，生活在一个情绪化的社会里，人人都需要随时随地说话小心。一不小心，就会得罪神经过敏的某人，而惨遭被吐沫星子淹死的下场。常住中国的人可能不觉得。像我这种在美国自由惯了的人，一旦回到中国，就立刻会感到这种约束，这种人与人之间很累的交流方式。飞机在洛杉矶下降的时候，就有一种“终于又可以胡说八道”了的感觉。对于一个有思想的人，去中国的时候，暂时失去这种“胡说八道”的自由，才会深深地感到自由言论与宽容社会之可贵。
至于到处哭哭啼啼，动辄感到外国人“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温所实行的是不是小女人外交，各人可以有各人的看法。如果那个不通逻辑、不会用引号的“资深移民留学专家”认为温是一个有胆气、有魄力的人，我不同意他的看法，但是我一不会有“个愤”，更不会像“资深移民留学专家”那样，自己推选自己出来作为民意代表来表达什么“公愤”。在美国，对于一个民意，你可以搞一个民意测验，然后说有多少人支持、多少人反对。至于“公愤”好像是指百分之百的人和你一起“愤”。中国人常常在辩论时常用这个字，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家涵养不够，动不动就要“愤”，而且是裹挟全民族一起“愤”。从概念上讲，“公愤”这个词，实在是非常无稽、可笑，属于文革之毒。在美国，无论是多么严重的分歧，在法庭上庭审的时候，双方的律师都是彬彬有礼，甚至时时幽默，整个程序也是平平静静，不像有些电影里描述的那样。社会里的大是大非问题，就是在这种平静气氛之下解决，谁也不必“愤”。老实说，我初来美国的时候，身上也带着这些情绪化的东西。后来经过磨炼才慢慢地摆脱了。那些仍然深陷其中的“新浪网友”，不知能不能理解，我对他们什么“愤”都没有。我写的这些文字，对于他们可能没有什么用处，但是对于那些正力图从这个情绪化泥坑里挣扎出来的人，特别那些身在美国的人，或许会有些帮助。
在中国，任何人说出不中听的话，就会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所以作为一个中国人，说话做事都要小心翼翼、三思而后行、不偏不倚、不轻不重、不冷不热、不阴不阳、不伦不类。美国比中国好（尽管目前在中国赚钱比在美国容易），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是在中国，为了不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更准确地说是为了赚中国人的钱），你就一定要指鹿为马，一定要说中国比美国好。这种生活，对我们这些出国几十年的人来说，实在是不可思议地太累了。相对而言，在美国，你可以自由思想，因为“美国人民的感情”作为一个概念是不存在的，美国人也不会有什么“公愤”。体现在国歌选择上，我欣赏美国人选择近乎调侃的《星条旗》作国歌：“嗨，问你一下，在黎明的晨光下，我们对着什么在骄傲地欢呼？在恶战中，城墙那边放射着勇敢光芒的，是谁的宽带和亮星？… 在清晨第一束光芒的照耀下，在河中的倒影闪烁着荣耀光彩的：正是星条旗。愿它长久地飘扬下去吧，在这自由的土地与英雄的家乡上空。”此时此刻，读着这些骂我的话，看看身边这些没心没肺的孩子，我由衷地感到，当年选择以美国为家，真英明之举也！
Tuesday, March 30, 2010
从中美国歌看两国人的性格差异
虽然国歌和国旗、国徽一样，只是一个标志，但是一个民族，选择什么样的标志，很说明这个民族的性格。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较一下中美两国的国歌，应该很有意思。
中美国歌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两位诗人写作时的年纪相仿：田汉37岁，Francis Scott Key 35岁。其次，中美国歌都是在两国被外强入侵，面临亡国的关头写下来的。第三，两首国歌都是在作者被拘押时写下来的。
《义勇军进行曲》是田汉在1935年被国民党（特别注明：不是日本人）抓起来的时候，写在卷烟纸上的。后来稍经修改，成了抗日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同年，这首歌由EMI出版唱片。1949年这首歌被定为国歌。文革期间，田汉锒铛入狱，并于1968年被害死在狱中。《东方红》一时取代《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1978年《义勇军进行曲》被重新填词，作为国歌。1982年恢复田汉原词。
1812年英军大举进犯，Key当时去和英军谈判，要求释放年长的医生William Beanes。因为Key了解到了英军要进攻巴尔的摩的计划，英军进攻时就把Key拘押的英国军舰上。英军进攻巴尔的摩未遂后的第二天，Key将诗写在信纸的背后，然后保留在他的口袋里。在被英军释放了以后，他在Indian Queen Hotel完成了这首诗。当时起名《Defence of Fort McHenry》。当Key把这首诗给了他的内弟Joseph H. Nicholson法官后，Nicholson用the Anacreontic Song（一个1760年代的英国老歌）的曲子配曲后发表。成名以后，巴尔的摩的音乐店老板Thomas Carr以《The Star-Spangled Banner（星条旗）》为题重新发表该诗，其知名度立刻飙升。直到1889年独立纪念日，海军部长Benjamin F. Tracy命令升旗时奏《星条旗》。至于立法将《The Star-Spangled Banner》定为国歌，那是1931年的事。1821年战争以后，Key一直在巴尔的摩作律师，于1843年死于胸膜炎。
仔细读一下这两首国歌，就不难发现，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抽象的。它以口号的形式号召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而《星条旗》却不然，它立足于对情景的描写。被拘押在HMS Surprise上的Key，用随意的口吻，问：“嗨，问你一下，在黎明的晨光下，我们对着什么在骄傲地欢呼？在恶战中，城墙那边放射着勇敢光芒的，是谁的宽带和亮星（意味星条旗）？”
比较两首诗，《义勇军进行曲》很有一点如果你不立刻发出“最后的吼声”就要当“奴隶”的意思。读这首诗，很有一点中日战争已经打到最后一个人的境地了。而《星条旗》却在近乎顽皮的口气中充满了信心。要知道，在Key写诗的上一个月，英军刚刚打入华盛顿，焚毁了美国首都。在这种情形下，被押在英军军舰上的Key还说“炮火那耀眼的红光，和在空中爆破的炸弹，整夜地证明，我们的的旗子还在。”他用随便的口吻问：“嗨，问你一下，那星条旗还在这自由的土地与英雄的家乡上空迎风飘扬吗？”诗里通过口头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乐观，和田汉那种近乎歇斯底里的呼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时人唱《星条旗》，只唱第一段。在第二段里，Key加大了力度，不再顽皮：“在清晨第一束光芒的照耀下，在河中的倒影闪烁着荣耀光彩的：正是星条旗。愿它长久地飘扬下去吧，在这自由的土地与英雄的家乡上空。”由此可见田汉和Key两人被关押时思想境界之不同。很多中国人看不惯美国人对什么事情都吊儿郎当的处世哲学。但是，在美国住长了，就会发现其可爱之处。
说起国歌，脑子里就会想到奥运会。美国政府对运动员训练，分文不出。而中国政府不光斥巨资培训运动员，而且对越冷门的项目越不遗余力。这可能就是中国的金牌数量高出银牌、铜牌数量的原因吧。相对之下，其他国家的金、银、铜牌的数量都基本相当。这也让我想起当年周恩来的那句话：“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如果那些钱用来发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岂不比从幼儿开始以牺牲正常教育为代价培养专业运动员，并以金牌数量煽起更高的爱国热情，更有实际价值？
附：中美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
起来！
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
前进！
进！
The Star-Spangled Banner
Oh, say can you see by the dawn's early light
What so proudly we hailed at the twilight's last gleaming?
Whose broad stripes and bright stars thru the perilous fight,
O'er the ramparts we watched were so gallantly streaming?
And the rocket's red glare, the bombs bursting in air,
Gave proof through the night that our flag was still there.
Oh, say does that star-spangled banner yet wave
O'er the land of the free and the home of the brave?
On the shore, dimly seen through the mists of the deep,
Where the foe's haughty host in dread silence reposes,
What is that which the breeze, o'er the towering steep,
As it fitfully blows, half conceals, half discloses?
Now it catches the gleam of the morning's first beam,
In full glory reflected now shines in the stream:
'Tis the star-spangled banner! Oh long may it wave
O'er the land of the free and the home of the brave!
And where is that band who so vauntingly swore
That the havoc of war and the battle's confusion,
A home and a country should leave us no more!
Their blood has washed out their foul footsteps' pollution.
No refuge could save the hireling and slave
From the terror of flight, or the gloom of the grave:
And the star-spangled banner in triumph doth wave
O'er the land of the free and the home of the brave!
Oh! thus be it ever, when freemen shall stand
Between their loved home and the war's desolation!
Blest with victory and peace, may the heav'n rescued land
Praise the Power that hath made and preserved us a nation.
Then conquer we must, when our cause it is just,
And this be our motto: "In God is our trust."
And the star-spangled banner in triumph shall wave
O'er the land of the free and the home of the brave!
中美国歌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两位诗人写作时的年纪相仿：田汉37岁，Francis Scott Key 35岁。其次，中美国歌都是在两国被外强入侵，面临亡国的关头写下来的。第三，两首国歌都是在作者被拘押时写下来的。
《义勇军进行曲》是田汉在1935年被国民党（特别注明：不是日本人）抓起来的时候，写在卷烟纸上的。后来稍经修改，成了抗日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同年，这首歌由EMI出版唱片。1949年这首歌被定为国歌。文革期间，田汉锒铛入狱，并于1968年被害死在狱中。《东方红》一时取代《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1978年《义勇军进行曲》被重新填词，作为国歌。1982年恢复田汉原词。
1812年英军大举进犯，Key当时去和英军谈判，要求释放年长的医生William Beanes。因为Key了解到了英军要进攻巴尔的摩的计划，英军进攻时就把Key拘押的英国军舰上。英军进攻巴尔的摩未遂后的第二天，Key将诗写在信纸的背后，然后保留在他的口袋里。在被英军释放了以后，他在Indian Queen Hotel完成了这首诗。当时起名《Defence of Fort McHenry》。当Key把这首诗给了他的内弟Joseph H. Nicholson法官后，Nicholson用the Anacreontic Song（一个1760年代的英国老歌）的曲子配曲后发表。成名以后，巴尔的摩的音乐店老板Thomas Carr以《The Star-Spangled Banner（星条旗）》为题重新发表该诗，其知名度立刻飙升。直到1889年独立纪念日，海军部长Benjamin F. Tracy命令升旗时奏《星条旗》。至于立法将《The Star-Spangled Banner》定为国歌，那是1931年的事。1821年战争以后，Key一直在巴尔的摩作律师，于1843年死于胸膜炎。
仔细读一下这两首国歌，就不难发现，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抽象的。它以口号的形式号召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而《星条旗》却不然，它立足于对情景的描写。被拘押在HMS Surprise上的Key，用随意的口吻，问：“嗨，问你一下，在黎明的晨光下，我们对着什么在骄傲地欢呼？在恶战中，城墙那边放射着勇敢光芒的，是谁的宽带和亮星（意味星条旗）？”
比较两首诗，《义勇军进行曲》很有一点如果你不立刻发出“最后的吼声”就要当“奴隶”的意思。读这首诗，很有一点中日战争已经打到最后一个人的境地了。而《星条旗》却在近乎顽皮的口气中充满了信心。要知道，在Key写诗的上一个月，英军刚刚打入华盛顿，焚毁了美国首都。在这种情形下，被押在英军军舰上的Key还说“炮火那耀眼的红光，和在空中爆破的炸弹，整夜地证明，我们的的旗子还在。”他用随便的口吻问：“嗨，问你一下，那星条旗还在这自由的土地与英雄的家乡上空迎风飘扬吗？”诗里通过口头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乐观，和田汉那种近乎歇斯底里的呼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时人唱《星条旗》，只唱第一段。在第二段里，Key加大了力度，不再顽皮：“在清晨第一束光芒的照耀下，在河中的倒影闪烁着荣耀光彩的：正是星条旗。愿它长久地飘扬下去吧，在这自由的土地与英雄的家乡上空。”由此可见田汉和Key两人被关押时思想境界之不同。很多中国人看不惯美国人对什么事情都吊儿郎当的处世哲学。但是，在美国住长了，就会发现其可爱之处。
说起国歌，脑子里就会想到奥运会。美国政府对运动员训练，分文不出。而中国政府不光斥巨资培训运动员，而且对越冷门的项目越不遗余力。这可能就是中国的金牌数量高出银牌、铜牌数量的原因吧。相对之下，其他国家的金、银、铜牌的数量都基本相当。这也让我想起当年周恩来的那句话：“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如果那些钱用来发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岂不比从幼儿开始以牺牲正常教育为代价培养专业运动员，并以金牌数量煽起更高的爱国热情，更有实际价值？
附：中美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
起来！
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
前进！
进！
The Star-Spangled Banner
Oh, say can you see by the dawn's early light
What so proudly we hailed at the twilight's last gleaming?
Whose broad stripes and bright stars thru the perilous fight,
O'er the ramparts we watched were so gallantly streaming?
And the rocket's red glare, the bombs bursting in air,
Gave proof through the night that our flag was still there.
Oh, say does that star-spangled banner yet wave
O'er the land of the free and the home of the brave?
On the shore, dimly seen through the mists of the deep,
Where the foe's haughty host in dread silence reposes,
What is that which the breeze, o'er the towering steep,
As it fitfully blows, half conceals, half discloses?
Now it catches the gleam of the morning's first beam,
In full glory reflected now shines in the stream:
'Tis the star-spangled banner! Oh long may it wave
O'er the land of the free and the home of the brave!
And where is that band who so vauntingly swore
That the havoc of war and the battle's confusion,
A home and a country should leave us no more!
Their blood has washed out their foul footsteps' pollution.
No refuge could save the hireling and slave
From the terror of flight, or the gloom of the grave:
And the star-spangled banner in triumph doth wave
O'er the land of the free and the home of the brave!
Oh! thus be it ever, when freemen shall stand
Between their loved home and the war's desolation!
Blest with victory and peace, may the heav'n rescued land
Praise the Power that hath made and preserved us a nation.
Then conquer we must, when our cause it is just,
And this be our motto: "In God is our trust."
And the star-spangled banner in triumph shall wave
O'er the land of the free and the home of the brave!
加州因为缺钱，开始释放罪犯
下面是加州检察官Alex Reynoso发出来的警告email：
Message from LA County DA's office
I just wanted to share some information that the West Valley detention as of today released 50 inmates; not only West Valley, but also San Bernardino, and Riverside Counties. By the end of the month they will be releasing about 750 inmates. They are counting on it saving the state millions of dollars.
So I was warned to make sure I'm aware of my surroundings at all times. Make sure you lock your doors to your house and car. Don't walk out at night by yourself. When leaving your house, get in your car, lock the doors, and start it before you open your garage.
They are expecting a lot of things to happen since these guys need money and won't be able to find a job. Share this info with your kids so they are aware since I know some of us have kids that walk to and from school. Share it with your family and friends. So everyone be safe, be aware...pass it on to make them awa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lex Reynoso
Los Angeles County District Attorney's Office
Victim-Witness Assistance Program
3204 Rosemead Blvd., Suite 200
El Monte, CA 91731
(626) 283-5314 Office Videophone
(626) 569-9541 Fax
Message from LA County DA's office
I just wanted to share some information that the West Valley detention as of today released 50 inmates; not only West Valley, but also San Bernardino, and Riverside Counties. By the end of the month they will be releasing about 750 inmates. They are counting on it saving the state millions of dollars.
So I was warned to make sure I'm aware of my surroundings at all times. Make sure you lock your doors to your house and car. Don't walk out at night by yourself. When leaving your house, get in your car, lock the doors, and start it before you open your garage.
They are expecting a lot of things to happen since these guys need money and won't be able to find a job. Share this info with your kids so they are aware since I know some of us have kids that walk to and from school. Share it with your family and friends. So everyone be safe, be aware...pass it on to make them awa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lex Reynoso
Los Angeles County District Attorney's Office
Victim-Witness Assistance Program
3204 Rosemead Blvd., Suite 200
El Monte, CA 91731
(626) 283-5314 Office Videophone
(626) 569-9541 Fax
Thursday, March 11, 2010
我为什么定居美国（二）
中国时兴搞很多人参加的那种有歌有舞的音乐会，来美国前，看了不知道多少场。在美国的二十多年，一次也没看过。今年国侨办主持的春节出演据说阵容比较大，《侨报》（美国主办方）客气，要几张票就送几张，再加上目前正值我在培养孩子们的音乐欣赏能力，所以我们一家欣然前往。
对于小孩子来说，他们最喜欢的是演出前在剧院门外的舞狮子，其次是舞蹈。对唱歌他们不敢什么兴趣。对陈军的二胡，我拿不太准孩子们的想法。因为我本人是拉二胡的，以前也多少次上台演出，所以对他的二胡功力，自然会更多地欣赏几分，因此没顾及孩子们对他的二胡的反应。因为这次出演的阵容是由总政歌舞团的精英加上中央音乐学院的男高音教授张英席组成，政治意味极其浓厚，多少年没有听过的歌曲，如《地道战》，《浏阳河》等等，又一次听到。除了张英席主动唱的《Il Sole Mio》，和谭晶在观众反复强烈要求之下唱的《乔家大院》插曲，节目选择基本上都是依照政治考虑。谭晶说，观众要求唱的那些歌，还是等以后来开个人演唱会时再唱。
整个节目，观众最受欢迎的，依照掌声强度、长度判断，要算是陈军的二胡了。最不受欢迎的，是那些刚刚在春晚唱过的新歌。有意思的是当报幕员刘小娜问“春节联欢晚会你们看了吗？”台下没几个人应声。倒是阎维文的《一、二、三、四》招徕了观众气势如虹的回应。
孩子们不喜欢他们的音乐，大概和曲目选择无关。他们不喜欢总政的这些演员，大概主要是因为这些人太紧张。其实如果不讲节目的内容，这次出来的演员的音乐功底，是无可挑剔的。节目过半以后有一个插曲，终于使节目从紧张刻板的模式中走出来了一下。音乐会主办方租场地，租到十一点。因为开场太晚，大家又要求返场次数太多，十一点不可能收场，因此面临被罚款，所以刘小娜直接在台上向台下的许主任（国侨办副主任许又声）请示。许主任说：“只管演，咱们不差钱。”赢得观众一片叫好。
二十多年后，看第一场政治性这么浓的节目，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我很难想象，我这辈子的前二十多年，就是在张嘴“毛主席”，闭嘴“共产党” 这样的文艺内容之下度过的。看完这场演出以后，我有一种不太好描述的感受。
当年来美国，自然是好奇心第一。六四以后，才真的考虑回不回国这件事。许主任的那句“咱们不差钱”的话，很说明一点问题。和中国比，的确目前美国不是赚钱的地方。那么我们这帮人为什么还那么乐于呆在美国，不回国赚钱呢？前些天，一个白人律师告诉我，他儿子被某公司派往中国，一年赚十几万，如今乐不思蜀，叫都叫不回来。
其实很多美国人也把美国梦简单地理解成赚钱的自由。如果自由就是用来赚钱的话，那么自然最好回国，因为在中国，一个人在某些条件下（包括不说不合时宜的话，该打点的地方一定去打点），也有赚钱的自由。相对之下，在美国也有限制，而且打下一片江山那么困难，呆在这里是何苦呢？根据我个人与海龟接触的经验，绝大多数海龟回国，不是因为喜欢中国，而是因为在美国谋生太难；相对之下，在中国谋生计相对容易。虽然回去的人都讲他们“放弃海外的高薪优质生活，回国效力”，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的海龟是让生计逼回去的。
很多海龟都抱怨，回国对于孩子的成长非常不利。在国内，孩子生活在一个腐败的大环境里，学校里的事情，很多都需要父母的钱和势力来搞定；每天做作业到深夜，完全没有自由发挥思想的空间；中国学校里的各种机会由老师独断。相对之下，美国的小孩子想搞活动就要自己筹钱，想当干部要靠自己拉票。在美国夸孩子，说他们如何独立；在中国夸孩子，说孩子“乖”。其实，英语里面没有“乖”这个字的（美国人对孩子讲的“Be good”和中文的“乖”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因为“Be good”包括与强权抗争）。
美国梦的真正意义，是任何一个人，都有作为一个个体独立存在的权利，不必（事实上也不能）依附于任何其它个体或组织。在美国，每个人通过自己的能力（skill set）和性格在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因此占有一席之地，过自己的生活。自然，父母有钱，可以帮子女一把，但是无论父母的钱和势力有多大，都不能解决子女的能力和性格上的缺陷对其前途造成的问题。有钱的父母可以惯孩子，但是绝对不敢在自己的公司里，强行提拔自己的子女（王安电脑就是王安家族硬要提拔王安的儿子，致使王安电脑在电脑业蓬勃发展时破产的），更不要说把自己的子女安插到别人的什么总公司里去当CEO。相比之下，在中国公司里，老板将子女提拔到比他们能力高的人之上的事情，被看作是人之常情。
用Thomas Jefferson的话说，美国梦就是让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对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注意Jefferson说的是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不是得到幸福的权利）。这些权利self-evident，也就是说不可剥夺。James Madison在起草宪法时，觉得不必罗列各种自由（他怕罗列自由的结果会伤害那些未经罗列的自由）。Jefferson从法国回来以后，说服Madison修宪。修宪的结果就是所谓的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Jefferson的观点是：言论、集会、结社、拥有武器等等自由，实在太重要了，一定需要罗列，一一加以保护。否则，当局就有可能把那些发表不合时宜言论的人抓起来，借全世界人民都在过圣诞节的时机，冒天下之大不韪，判他11年徒刑。这些权利，如果不加罗列，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想要获得尊严，就会难上加难？
在美国，只要一个人开发出自己的生存之道，他的尊严便受到宪法保护。在美国，老百姓可以随便骂政府官员，官员职位越高骂得就可以越离谱。（对于其他老百姓来说，法律还需要保护被骂的人的尊严。）至于打点政府官员这种事情，一经发现，因为物以稀为贵，是会上报纸头版头条的。有些从中国来的人和我说：钱不是问题，这件事情请你帮我搞定。我就说：你搞错了，这里是美国，是一个讲理的地方。钱不能解决一切问题。
那么，有朋友会问：活得有尊严，挺胸抬头、堂堂正正地做人，充分发挥个性，值多少钱一斤。有钱赚，才是正理，别的都是瞎扯。提这种问题的人，没有过堂堂正正做人的体会，所以回答这个问题，只能通过用“钱”的语言。在中国，想赚钱，就不能说不合时宜的话（否则就把你抓监狱里面去）；该低头的地方，就要低头（否则将举步维艰）。这种局面有两个后果：（1）在这种不自由的社会环境里，有些人可以赚其他人不能赚的钱。其结果就是构成一个利益集团。换句话说，这些集团里的人可以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为所欲为，而进入这个集团，靠得不是优胜劣败；那些有资格进入这个集团里面的人，不必多么努力、冒多少风险，就可以成为其中一员。（2）一个社会里有了既得利益集团（当年共产党曾把国民党统治下的那种社会很恰当地称之为官僚资本主义），这个集团就需要一个不讲理的国家机器来保护其既得利益。这种体系，因为不讲理，会对社会造成进一步的浪费。除了以上这两点以外，要特别指出的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内的成员，也不能挺胸抬头、堂堂正正地做人。
很多最近从中国来的人对我说：他们来美国一看，心理非常不平衡。美国商店里那么多“中国制造”的的东西，怎么会比中国商店里的同类商品更加价廉物美呢？我的回答是：这是因为中国系统里面的内耗太大，远远超过廉价劳工和无需远洋航运带来的优势。中国社会效益低下的后果，就是国内物价高昂。更简单地说，既得利益集团可以不讲理地赚钱、用各种国家机器保护其特权，致使集团外的人受到两面压力：（1）工资低--因为老板姓的工资一高，既得利益集团就没有多少剩余价值可以剥削了；（2）物价高--过高的内耗要分摊到每一块排骨，每一条鱼上。这样既得利益集团才得以生存。
除了钱以外，活得有尊严，挺胸抬头、堂堂正正地做人，充分发挥个性还有很多其他的好处。例如，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中国人普遍有着相当重的心理疾病。这些人脸皮极薄，一听到批评中国的言论，立刻暴跳如雷，什么脏话都可以讲出来，就是不讲理（因为他们下意识地了解：他们的心理问题，实际上属于皇帝新衣类别，通过讲理是解决不了的）。相对之下，美国人对别人如何看待自己，却能够泰然处之。美国人虽然不像中国人那样有仇美情节，但是损自己的玩笑，却比任何别的国家的人都损。从心理学角度讲，这说明美国人的自信，和中国人的缺乏自信。
无论是说“活得有尊严，挺胸抬头、堂堂正正地做人，充分发挥个性”，还是说“心理卫生”，人生的满意程度，或者说人的幸福程度，在得到了最基本（也就是说最低的）的物质生活条件以后，还是一个精神问题。中国人以“有钱”来回避这个精神上的问题，实际上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做法。很多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将敢于说话的人视若仇敌（因为他们心理上不愿意承认皇帝没有穿新衣），欣然接受社会里笑贫不笑娼的现状。与其说他们听不进不同的声音，还不如说他们在拼命地要说服自己，钱就是一切。（美国的心理学家把这种心理活动称之为denial。）
当年我在国内的时候，听过党内自由派胡耀邦的高论：任何人都有写作的自由，但没有发表的自由。胡不知道，一个人如果不能公开展示自己的性格，用不了多少时间，他所公开展示的那种言不由衷、色厉内荏的性格，就会变成他的真正性格。这一点，对大人的意义，绝对不低于孩子。
当一个人不能以一个个体的形式独立存在的时候，这个个体就需要依靠别人。当然，他首先需要依靠自己的亲朋好友。中国目前的这种有本事的靠朋友，没本事的靠亲戚的现状，就是这样产生的。我们这里说的，还不是一个人说不中听的话，另一个人就可以判他11年徒刑的问题。一个人生活在这种社会里，无论他处于哪一个阶层，都处于一个藕断丝连，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之中。这种关系对于做事的人来说，往往是绊脚石。仅仅干事需要走关系这点，对于社会资源，是一个巨大的浪费。没有真正适应美国的人，是不会理解那种社会关系对个性的摧残。这种状况对于美国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例如，住在我对门的白人老太太和我说过：她的父母和她老公不共戴天，见面就吵架。所以她去任何地方，都要保证双方不能见面。但是，在那种安排之下，她和她的父母，她和她的老公都过着相当幸福自在的生活。他们经常周游世界，中国去了好几次。欧洲、非洲早已让他们跑遍了。刚从中国来美国的人，会把这种互不依赖的生活，看成是人情冷漠。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的人，回国以后，不会感到什么互相关心的温暖，而立刻会觉得自己的隐私遭到亲朋的肆意践踏。
再举个例子，美国人各自依靠各自的能力赚钱，大家对此都觉得司空见惯。无论是公司里的CEO，还是CEO家里的保姆，都可以活得有尊严，挺胸抬头、堂堂正正地做人，充分发挥个性。对比之下，中国人就虚荣很多。当上CEO，就觉得自己如何如何，高人一等。当保姆，就觉得低人一等，不体面，见不得人。
有些人说，中国比三十年前已经好多了。纯粹地从“钱”的角度上讲，那是大实话。但是从精神方面讲，很难说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无论如何，中国的精神进步，不是我们这一代人可以看到的。对于下一代来说，我很愿意让小孩子在美国公立学校里养狗、养金鱼、培育一个大花坛，学习如何独立生活、如何与别人交往、如何独立思考、如何自由思想、如何发挥个性、如何维持自己的尊严、如何挺胸抬头堂堂正正地做人，然后得一个什么“最佳性格奖”（老实说我也不知道这个奖是怎么一回事），堂堂皇皇地在全校集会中上台领奖。在中国，这恐怕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不要说我回国对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不会作出什么贡献，即便我的大无畏的以卵击石的个人主义精神可以治疗全中国人民的这种笑贫不笑娼的全面心理 denial，我也万万不会让我孩子们那小小的心灵去体验中国社会上的那些肮脏（那些他们在美国生活一辈子都不会体验到的肮脏）。
老子说过：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里的“道”就是美国梦；“一”指的是个体独立存在；“二”是“对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三”便是美国《宪法》；至于那罄南山之竹亦难以尽书的“万物”，就是我决定定居美国的原因。
对于小孩子来说，他们最喜欢的是演出前在剧院门外的舞狮子，其次是舞蹈。对唱歌他们不敢什么兴趣。对陈军的二胡，我拿不太准孩子们的想法。因为我本人是拉二胡的，以前也多少次上台演出，所以对他的二胡功力，自然会更多地欣赏几分，因此没顾及孩子们对他的二胡的反应。因为这次出演的阵容是由总政歌舞团的精英加上中央音乐学院的男高音教授张英席组成，政治意味极其浓厚，多少年没有听过的歌曲，如《地道战》，《浏阳河》等等，又一次听到。除了张英席主动唱的《Il Sole Mio》，和谭晶在观众反复强烈要求之下唱的《乔家大院》插曲，节目选择基本上都是依照政治考虑。谭晶说，观众要求唱的那些歌，还是等以后来开个人演唱会时再唱。
整个节目，观众最受欢迎的，依照掌声强度、长度判断，要算是陈军的二胡了。最不受欢迎的，是那些刚刚在春晚唱过的新歌。有意思的是当报幕员刘小娜问“春节联欢晚会你们看了吗？”台下没几个人应声。倒是阎维文的《一、二、三、四》招徕了观众气势如虹的回应。
孩子们不喜欢他们的音乐，大概和曲目选择无关。他们不喜欢总政的这些演员，大概主要是因为这些人太紧张。其实如果不讲节目的内容，这次出来的演员的音乐功底，是无可挑剔的。节目过半以后有一个插曲，终于使节目从紧张刻板的模式中走出来了一下。音乐会主办方租场地，租到十一点。因为开场太晚，大家又要求返场次数太多，十一点不可能收场，因此面临被罚款，所以刘小娜直接在台上向台下的许主任（国侨办副主任许又声）请示。许主任说：“只管演，咱们不差钱。”赢得观众一片叫好。
二十多年后，看第一场政治性这么浓的节目，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我很难想象，我这辈子的前二十多年，就是在张嘴“毛主席”，闭嘴“共产党” 这样的文艺内容之下度过的。看完这场演出以后，我有一种不太好描述的感受。
当年来美国，自然是好奇心第一。六四以后，才真的考虑回不回国这件事。许主任的那句“咱们不差钱”的话，很说明一点问题。和中国比，的确目前美国不是赚钱的地方。那么我们这帮人为什么还那么乐于呆在美国，不回国赚钱呢？前些天，一个白人律师告诉我，他儿子被某公司派往中国，一年赚十几万，如今乐不思蜀，叫都叫不回来。
其实很多美国人也把美国梦简单地理解成赚钱的自由。如果自由就是用来赚钱的话，那么自然最好回国，因为在中国，一个人在某些条件下（包括不说不合时宜的话，该打点的地方一定去打点），也有赚钱的自由。相对之下，在美国也有限制，而且打下一片江山那么困难，呆在这里是何苦呢？根据我个人与海龟接触的经验，绝大多数海龟回国，不是因为喜欢中国，而是因为在美国谋生太难；相对之下，在中国谋生计相对容易。虽然回去的人都讲他们“放弃海外的高薪优质生活，回国效力”，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的海龟是让生计逼回去的。
很多海龟都抱怨，回国对于孩子的成长非常不利。在国内，孩子生活在一个腐败的大环境里，学校里的事情，很多都需要父母的钱和势力来搞定；每天做作业到深夜，完全没有自由发挥思想的空间；中国学校里的各种机会由老师独断。相对之下，美国的小孩子想搞活动就要自己筹钱，想当干部要靠自己拉票。在美国夸孩子，说他们如何独立；在中国夸孩子，说孩子“乖”。其实，英语里面没有“乖”这个字的（美国人对孩子讲的“Be good”和中文的“乖”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因为“Be good”包括与强权抗争）。
美国梦的真正意义，是任何一个人，都有作为一个个体独立存在的权利，不必（事实上也不能）依附于任何其它个体或组织。在美国，每个人通过自己的能力（skill set）和性格在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因此占有一席之地，过自己的生活。自然，父母有钱，可以帮子女一把，但是无论父母的钱和势力有多大，都不能解决子女的能力和性格上的缺陷对其前途造成的问题。有钱的父母可以惯孩子，但是绝对不敢在自己的公司里，强行提拔自己的子女（王安电脑就是王安家族硬要提拔王安的儿子，致使王安电脑在电脑业蓬勃发展时破产的），更不要说把自己的子女安插到别人的什么总公司里去当CEO。相比之下，在中国公司里，老板将子女提拔到比他们能力高的人之上的事情，被看作是人之常情。
用Thomas Jefferson的话说，美国梦就是让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对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注意Jefferson说的是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不是得到幸福的权利）。这些权利self-evident，也就是说不可剥夺。James Madison在起草宪法时，觉得不必罗列各种自由（他怕罗列自由的结果会伤害那些未经罗列的自由）。Jefferson从法国回来以后，说服Madison修宪。修宪的结果就是所谓的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Jefferson的观点是：言论、集会、结社、拥有武器等等自由，实在太重要了，一定需要罗列，一一加以保护。否则，当局就有可能把那些发表不合时宜言论的人抓起来，借全世界人民都在过圣诞节的时机，冒天下之大不韪，判他11年徒刑。这些权利，如果不加罗列，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想要获得尊严，就会难上加难？
在美国，只要一个人开发出自己的生存之道，他的尊严便受到宪法保护。在美国，老百姓可以随便骂政府官员，官员职位越高骂得就可以越离谱。（对于其他老百姓来说，法律还需要保护被骂的人的尊严。）至于打点政府官员这种事情，一经发现，因为物以稀为贵，是会上报纸头版头条的。有些从中国来的人和我说：钱不是问题，这件事情请你帮我搞定。我就说：你搞错了，这里是美国，是一个讲理的地方。钱不能解决一切问题。
那么，有朋友会问：活得有尊严，挺胸抬头、堂堂正正地做人，充分发挥个性，值多少钱一斤。有钱赚，才是正理，别的都是瞎扯。提这种问题的人，没有过堂堂正正做人的体会，所以回答这个问题，只能通过用“钱”的语言。在中国，想赚钱，就不能说不合时宜的话（否则就把你抓监狱里面去）；该低头的地方，就要低头（否则将举步维艰）。这种局面有两个后果：（1）在这种不自由的社会环境里，有些人可以赚其他人不能赚的钱。其结果就是构成一个利益集团。换句话说，这些集团里的人可以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为所欲为，而进入这个集团，靠得不是优胜劣败；那些有资格进入这个集团里面的人，不必多么努力、冒多少风险，就可以成为其中一员。（2）一个社会里有了既得利益集团（当年共产党曾把国民党统治下的那种社会很恰当地称之为官僚资本主义），这个集团就需要一个不讲理的国家机器来保护其既得利益。这种体系，因为不讲理，会对社会造成进一步的浪费。除了以上这两点以外，要特别指出的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内的成员，也不能挺胸抬头、堂堂正正地做人。
很多最近从中国来的人对我说：他们来美国一看，心理非常不平衡。美国商店里那么多“中国制造”的的东西，怎么会比中国商店里的同类商品更加价廉物美呢？我的回答是：这是因为中国系统里面的内耗太大，远远超过廉价劳工和无需远洋航运带来的优势。中国社会效益低下的后果，就是国内物价高昂。更简单地说，既得利益集团可以不讲理地赚钱、用各种国家机器保护其特权，致使集团外的人受到两面压力：（1）工资低--因为老板姓的工资一高，既得利益集团就没有多少剩余价值可以剥削了；（2）物价高--过高的内耗要分摊到每一块排骨，每一条鱼上。这样既得利益集团才得以生存。
除了钱以外，活得有尊严，挺胸抬头、堂堂正正地做人，充分发挥个性还有很多其他的好处。例如，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中国人普遍有着相当重的心理疾病。这些人脸皮极薄，一听到批评中国的言论，立刻暴跳如雷，什么脏话都可以讲出来，就是不讲理（因为他们下意识地了解：他们的心理问题，实际上属于皇帝新衣类别，通过讲理是解决不了的）。相对之下，美国人对别人如何看待自己，却能够泰然处之。美国人虽然不像中国人那样有仇美情节，但是损自己的玩笑，却比任何别的国家的人都损。从心理学角度讲，这说明美国人的自信，和中国人的缺乏自信。
无论是说“活得有尊严，挺胸抬头、堂堂正正地做人，充分发挥个性”，还是说“心理卫生”，人生的满意程度，或者说人的幸福程度，在得到了最基本（也就是说最低的）的物质生活条件以后，还是一个精神问题。中国人以“有钱”来回避这个精神上的问题，实际上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做法。很多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将敢于说话的人视若仇敌（因为他们心理上不愿意承认皇帝没有穿新衣），欣然接受社会里笑贫不笑娼的现状。与其说他们听不进不同的声音，还不如说他们在拼命地要说服自己，钱就是一切。（美国的心理学家把这种心理活动称之为denial。）
当年我在国内的时候，听过党内自由派胡耀邦的高论：任何人都有写作的自由，但没有发表的自由。胡不知道，一个人如果不能公开展示自己的性格，用不了多少时间，他所公开展示的那种言不由衷、色厉内荏的性格，就会变成他的真正性格。这一点，对大人的意义，绝对不低于孩子。
当一个人不能以一个个体的形式独立存在的时候，这个个体就需要依靠别人。当然，他首先需要依靠自己的亲朋好友。中国目前的这种有本事的靠朋友，没本事的靠亲戚的现状，就是这样产生的。我们这里说的，还不是一个人说不中听的话，另一个人就可以判他11年徒刑的问题。一个人生活在这种社会里，无论他处于哪一个阶层，都处于一个藕断丝连，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之中。这种关系对于做事的人来说，往往是绊脚石。仅仅干事需要走关系这点，对于社会资源，是一个巨大的浪费。没有真正适应美国的人，是不会理解那种社会关系对个性的摧残。这种状况对于美国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例如，住在我对门的白人老太太和我说过：她的父母和她老公不共戴天，见面就吵架。所以她去任何地方，都要保证双方不能见面。但是，在那种安排之下，她和她的父母，她和她的老公都过着相当幸福自在的生活。他们经常周游世界，中国去了好几次。欧洲、非洲早已让他们跑遍了。刚从中国来美国的人，会把这种互不依赖的生活，看成是人情冷漠。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的人，回国以后，不会感到什么互相关心的温暖，而立刻会觉得自己的隐私遭到亲朋的肆意践踏。
再举个例子，美国人各自依靠各自的能力赚钱，大家对此都觉得司空见惯。无论是公司里的CEO，还是CEO家里的保姆，都可以活得有尊严，挺胸抬头、堂堂正正地做人，充分发挥个性。对比之下，中国人就虚荣很多。当上CEO，就觉得自己如何如何，高人一等。当保姆，就觉得低人一等，不体面，见不得人。
有些人说，中国比三十年前已经好多了。纯粹地从“钱”的角度上讲，那是大实话。但是从精神方面讲，很难说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无论如何，中国的精神进步，不是我们这一代人可以看到的。对于下一代来说，我很愿意让小孩子在美国公立学校里养狗、养金鱼、培育一个大花坛，学习如何独立生活、如何与别人交往、如何独立思考、如何自由思想、如何发挥个性、如何维持自己的尊严、如何挺胸抬头堂堂正正地做人，然后得一个什么“最佳性格奖”（老实说我也不知道这个奖是怎么一回事），堂堂皇皇地在全校集会中上台领奖。在中国，这恐怕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不要说我回国对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不会作出什么贡献，即便我的大无畏的以卵击石的个人主义精神可以治疗全中国人民的这种笑贫不笑娼的全面心理 denial，我也万万不会让我孩子们那小小的心灵去体验中国社会上的那些肮脏（那些他们在美国生活一辈子都不会体验到的肮脏）。
老子说过：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里的“道”就是美国梦；“一”指的是个体独立存在；“二”是“对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三”便是美国《宪法》；至于那罄南山之竹亦难以尽书的“万物”，就是我决定定居美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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