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贵最近装醉黑柏桥，本身是一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一个人，如果没病，为什么要想郭文贵那样，用他自己的说法，自己惩罚自己？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性，是他和中共高层没完没了地的讨价还价，有了一些起色。看他到媒体上大谈宗教，大有一副用胡平或者夏业良的模式，通过作海外华人的革命导师，安全着陆的架势。
照郭文贵的说法，他还有无穷无尽的料可以报，而且大料都在后头。但是，最近他爆料的强度，急剧下降。现在还声明9月1日之前，暂停爆料了，而且显然不是因为他太忙（因为他有空上郭宝胜的节目去大谈宗教），这就让人匪夷所思了。他到底是要转弯了吗？想转到哪个方向去？
胡平、夏业良当革命导师，有他们的条件，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对中共造成过什么损失。你在海外，小骂大帮忙，对中共无害，那么即便中共给他们好处，也是情理之中。但是，对于郭文贵来说，无论中共现在怎么跟他说，中共怎么可能跟他善罢甘休？怎么可能不将他之置于死地而后快？郭文贵难道真的觉得，他能被招安吗？
前些日子，郭文贵在被中国多个个人和公司告了以后，找了所谓超级王牌律师David Boies。其实，Boies对这种案子（海外诉讼在在美国追讨）有没有经验，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如果他没经验，那么，郭文贵找他做律师，就有一个合算不合算的问题。当然，郭文贵有钱，可以找Boies这么贵的律师，咱们吃瓜的，没什么好插嘴的。
害得我又出来谈这个问题的原因是，根据网上透露出来的郭文贵和美国前国土安全部部长Jeh Johnson的一个对话录音，郭文贵是一件事，找一个律师；出了另一件事，就亲自出马，找另外一个律师。他自己居然没有一个律师，统筹他的法律业务（或者说法律麻烦）。在美国，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做法。
根据录音内容，这个对话应该是在5月份进行的。但是在录音中，提到他的L-1和B-1/B-2（B-1/B-2是旅游探亲签证）签证，已经分别于7月份过期。这就产生一个问题：移民法只允许一种签证。因此，郭文贵不可能同时拥有L-1和B-1/B-2签证。同时过期，就有一个问题。在录音里，我们没有听到Johnson问这个问题，所以没能听到郭文贵的解释。
联想以前的传言，郭文贵的L-1签证申请被拒。一个可能是，郭文贵现在是B-1/B-2身份，而所谓的L-1签证，是一个L-1签证的申请。郭文贵现在的状况是，L-1申请被拒，B-1/B-2签证过期。这两件事，都在7月份发生。
如果录音是同一段对话，那么这个谈话是在5月份发生的，里面说7月份过期，应该指的是去年的7月份。这样，郭文贵在爆料之前，就已经身份黑掉了。郭文贵再傲慢、荒唐，恐怕也不会到这步田地。所以这段录音可能是用几次对话拼凑出来的。换句话说，他5月底见过一次Johnson，7月以后又见过一次。5月份的时候，没有提L-1的事情，所以在7月以后的这个会见的时候，他的助理向Johnson，用过去时态，说明了他的身份问题。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有另外一个问题。如果郭文贵5月份就和Johnson有一个对话，为什么在7月份的会见，才向Johnson说明他的困境？难道以前郭文贵一直向Johnson隐瞒他的身份？更有意思的是，在录音里，是别人告诉Johnson他签证过期的，不是郭文贵自己。
郭文贵找到Johnson和Boies，无论谁先谁后，看样子是没有关系的。也就是说，郭文贵自己独立地找了这两个律师，想委托Boies为他处理商业案子，Johnson为他处理移民案子。郭文贵没有一个律师，帮他统筹他的法律业务。对于一个有商业经验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除了对法律的傲慢，我想不出来郭文贵为何如此（用他自己的话说）“惩罚[他]自己”。
录音在网上爆出来以后，根据网上报道，Johnson的律师事务所出来澄清，说他们并不代表郭文贵。
我今天有感而发，就是郭文贵闹出这么一场大乱。而且这个混乱，完完全全地，是郭文贵自己一手制作、导演的。为了讨论清晰，让我们还是从头说起。
照我们的假设，郭文贵来美国的时候，拿的是B-1/B-2签证，大概是有效期6个月。如果是今年7月失效，那么郭文贵是1月份进美国的。在进入美国的时候，他应该知道，这次来美国，就是为了拿他手里的材料报复傅政华、王岐山。
因为L-1的申请周期，是两个月左右。他7月份才对Johnson说出他的签证问题，也就是说，他的L-1签证申请，是5月份递上去的。1月进入美国，5月递申请，这对他自己，是一个多么不负责任的事情，恐怕到幼儿园里问问，都会得出清晰的答案。
如果他早有律师，这个L-1申请过程，应该在他来到美国之前，就完成。这样，他至少可以知道，他的L-1申请，会不会被批准。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他递L-1申请这么晚，很可能说明，他来美国报复王岐山，一个人和中共单挑，进入美国的时候，连一个美国律师都没有。瞧这傲慢！
换句话说，郭文贵递交这个L-1申请，很可能是来美国以后，才找了一个律师，帮他准备这个申请。而且，准备是在超常缓慢的速度下进行的。是不是因为他的傲慢，让他的律师拿不到所需要的资料？
他刚刚开始爆料的时候，中共就把他放到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告单上了。而且，中共显然不惜让他们在美国之音的渗透暴露，也要掐断对他的采访。而且，采访之后，还不依不饶，把美国之音对中共威胁最大的5个记者，全部停职调查。之后，网上又盛传中共对他的回击，采用的是前所未有的“不惜代价”策略，导致大量中共通过几十年在美国惨淡经营出来的各种渗透，全部浮出水面。郭文贵对中共造成的重大损失，还真不是钱的问题。因为中共现在可能再没有几十年的时间，来进行收买、打击、分化、瓦解。像唐柏桥这样，等了30年的人，又冒头出来捣乱了。这是中共万万不想看到的状况。中共对郭文贵，真是杀他一百遍，都不足以平对他的共愤。是可忍，孰不可忍？
对于郭文贵来说，国安部对他一点都不陌生。他单挑中共，后果会是如何，他应该知道。在这个情况下，他莫名其妙地如此大意，唯一的解释，恐怕只有傲慢。他对美国法律的傲慢，基本解释可能是：只要我有钱，在美国，什么事情，我不能摆平？
来美国以后，他不知找了哪个律师，代理他的L-1签证业务。其实，L-1签证申请，是一个比较常规的作业。虽然移民案子，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是总的来讲，一个案子有没有问题，有经验的律师，是能够事先看出来的。我没见过郭文贵的L-1案卷，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是原始申请的问题，还是RFE的问题，还是移民局不讲道理。总之，移民局没让他拿到L-1签证。
美国律师分两类，一类会事先给客人分析他的案子的问题、风险，另一类是对什么事都拍胸脯，上来就保证。郭文贵的傲慢，很可能让他找了后一类的律师。
我说这话的另外一个依据，是他在L-1被拒之后，居然没有一个Plan B。像他这样，来美国单挑一个国家机器，做移民申请这样说不定的事情，居然没有Plan B、Plan C、和Plan D。出了事情，他可真的不能怪任何人，只能怪他自己。
郭文贵按照他的Plan A（拿B-1/B-2进入美国转L-1）进入了美国。当L-1出了问题以后，他就开始犯傻。更有甚者，他的L-1被拒，坊间早就有谣传了。他的L-1申请早就被拒绝了，似乎他今天还没有一个Plan B，这就值得说说了。
在这种情况下，郭文贵以前爆料的时候说过，美国政府（大概是FBI）曾经提出要给他身份，让这个傻X生生给拒绝了（唯一合适的语言）。而且这个时候，他应该已经有律师了（替他申请L-1的那个）。我很怀疑，他和FBI的关系，他的律师知不知道。
单说以前坊间传言他的L-1申请被拒。这种事情，被律师泄露的机率非常小，所以应该是郭手下，知道他L-1申请的几个人里的一个。在这种情况下，郭文贵未能查清楚这件事，这回又掉到同一个坑里去了：和Johnson的对话，Johnson泄露的机率，也是小之又小，很可能还是郭文贵同一个手下干的事。为什么郭文贵能两次掉到同一个坑里去？除了傲慢，会不会还有愚蠢？
郭文贵的移民问题，找到Johnson，这件事本身也值得说说。他本来应该找一个移民律师。Johnson当律师的时候，专业是商业。郭文贵为什么找Johnson？郭文贵找Johnson，最后必然是Johnson找一个他们所里的移民律师，来处理郭文贵的案子。结果，郭文贵自己不找移民律师，而是找了一个Johnson，让Johnson帮郭文贵来找移民律师。
而且，看样子，郭文贵还没有对Johnson开诚布公，所以Johnson手里的资料，恐怕不是齐全的。即便他手里的资料齐全，Johnson对中国的状况，到底了解到什么程度，非常让人怀疑。
郭文贵来到美国，是来对中共发难的。所以，他这件事情，一定需要一个懂得中共的律师，来进行统筹。换句话说，Johnson和Boies，都不应该由郭文贵去雇，而需要由帮他统筹的这个懂中共的律师去雇。这样，这个统筹律师才能确保Johnson和Boies不会做出替他拆台，或互相拆台的事情来。但是郭文贵太傲慢了，他觉得他自己可以处理一切，他自己可以和不懂中国情况的，甚至不懂中文的律师沟通，自己充当了他自己的统筹律师。
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我们律师，都有自己的执业领域。例如我的领域就是商业（除一般商业以外，我着重知识产权。第一因为我喜欢发明，第二因为美国的专利律师执照，只发给有工科学历的律师，所以我做这行，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商业类移民（因为我所在的地区，属于华人地区，有大量移民问题）。换句话说，我的工作是让那些想在美国发展的人先留下来，然后创业。
对于郭文贵来说，他首先需要找一个信得过的律师；其次需要一个了解中国的律师；第三需要一个了解他需要的法律领域的律师；第四当然是愿意在这种情况下帮助他的律师。有这样一个律师，当郭文贵犯傻的时候（经常发生），这个律师就会向他指出来。
郭文贵自己英文说得非常差，一天到晚喜欢和一堆白人混在一起，不能充分交流。有点莫名其妙。在美国，有一大帮中国人，对华人，有一种反向歧视。也就是说，自己是中国人，他反而歧视中国人。例如，我就没少听说过“为什么白人还骗我？”这种荒诞不经的抱怨。这是一种非常病态的心理，很多中国人有这个毛病。郭文贵恐怕也不例外。
如果郭文贵不被傲慢彻底冲昏头脑的话，他在来美国之前，就应该找定这样的一个律师。这样，律师就会劝他在他来美国之前搞定身份，以减少不定性。至少应该在几年之内有稳定身份。他拿着6个月的B-1/B-2签证，来美国耍大刀，他当时很可能觉得，他和中共的对抗，肯定能在6个月之内解决。他没想到的是，中共对他来了个“不惜代价” ，打了他个措手不及。北京操控这件事的人恐怕在说：郭文贵还太嫩啊。（当然，为了打败郭文贵，北京付出的代价，也够高的。）
看他的状况，他和FBI接触，恐怕也没律师介入。FBI在美国是一个调查犯罪的机构，他去和FBI接触，居然没有律师保驾，这是近乎自我毁灭式的傲慢。
根据郭文贵的说法，FBI曾经声称，要替他解决身份。FBI打算用什么办法，来替他解决身份，他知不知道？那个解决办法有没有可行性，他有没有评估过？（美国移民法那么复杂，不光郭文贵不太可能知道；就连和他谈话的FBI探员，恐怕也不完全知道。）
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对FBI说不了。从现在的状况看，似乎FBI不像要帮他解决身份问题。这里的问题处在什么地方，郭文贵本人知不知道？
郭文贵做事如此不牢靠，不老道，他那么多钱，是怎么赚出来的？有了这个问题，立刻就会有下一个问题。郭文贵这个人，有没有管理能力。如果他有管理能力，怎么会让中共，轻而易举地，渗透到他身边，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让他掉到同一个坑里？这可能就不单单是傲慢了，会不会还有愚蠢？换句话说，如果他有自知之明，至少来到美国以后，应该立刻找一个可信任、懂中国、法律领域相配、愿意帮助他，而且还能帮他管理的律师。他有这么多需求，就是没有自知之明，结果来美国耍大刀，自己给自己做手术，路越走越窄。
我自从去中国，直到回来以后，一直没时间听郭文贵说书。不知道他讲了些什么。但是，郭文贵一天到晚地一口一个支持习主席，就差滚到地上，向着北京的方向，磕30个响头。他到底打算干什么？
他一会儿说：共产党像一个大粪坑，只有蛆才可能在那个环境里存活。一会儿又说：共产党里绝大多数是好的。如此自相矛盾，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子，到底要怎么样？
在中国，政府可以通过控制媒体，胡说八道，没有后果。在美国这个自由社会里，自由言论允许大家说话。你这么蹦跶，只要有一个人看出问题，张嘴一说，所有人都会了解。在这种状况下，说话、做事之前不事先想清楚，只是傲慢，还是傲慢加愚蠢？一天到晚，自相矛盾。像那些民运分子那样，自己扇自己的嘴巴子没个够，他到底想对他自己干什么？
再举个例子，如果他真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觉得他的习主席是千年明君，那是不是应该让千年明君为他解决问题就行了。他一个人在海外，折腾个什么？如果他反共，反习，那他就是在说谎？这点小诡计，能骗过习近平吗？
最有意思的是，郭文贵一天到晚，张嘴就是依法治国。但是他对美国的法律，显示出来的，是如此的傲慢。他所谓的依法治国，到底是什么？有钱能使鬼推磨？雇了Boies或者Johnson就一切搞定？（如果任何人可以一切搞定的话，那还叫依法治国吗？）
郭文贵的所作所为，在美国，有一定普遍性。很多华人对律师的看法就是：在美国，律师都是骗子。有些人甚至当着我的面，对我说：“律师里一个好人都没有。”我的回答立刻就是：“我就是一个律师。你意识到你在说什么吗？”
美国是一个法治社会，司法基本上是公平、公正、公开的。在这个社会里，伸张正义的机会是存在的。如果美国的律师都是坏蛋、骗子，或者某人可以一切搞定，这个社会可能像现在这样公平、公正吗？怎么可能有这么多中国人，包括王岐山和郭文贵，想最终跑到美国来？
大陆来的中国人，从一个人治国家，来到美国这个法治国家，第一需要的就是谦虚学习美国的法治。郭文贵这个典型，凭着他手里有点钱，看着一大堆人，像苍蝇围着臭肉那样团团转。他一个大子儿不出，就在这些人里，决定一个人的死活。例如，郭文贵现在闹到夏痔疮比夏业良更出名。好玩归好玩。他是不是忘了挑战中共那档子事了？
围着他的钱转人的，看不出郭文贵的一毛不拔，这是那些人的可悲，不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当Johnson问郭文贵有没有捐过钱，郭文贵大言不惭地说：No，Never。就这么扯，还要自己给录下来。自己录下来不说，还不知道手下都是些什么人，让他们给泄露出去。这人难道仅仅只傲慢吗？
郭文贵一方面对别人特别小气。从他那儿，只听到雷声，见不到下雨。同时他对他自己，可以说是大手大脚。有意思的是，他在调动别人羡富情感的同时，还要装豪侠。他到底想享受几天优越感，还是想当一代豪杰，想清楚过没有？
郭文贵对美国法律表现出的傲慢，到底根据什么？我很感兴趣。美国有钱人遇到法律麻烦的，难道还少吗？郭文贵难道没见过一个有钱人？即便没见过，难道没读到过有钱人在美国遇到法律麻烦的故事？
因为傲慢，郭文贵以一己之躯，挑战一个国家机器。一无理论，二没计划，三反逻辑。他以为他是中共吗？可以像毛那样“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抑或邓那样“摸着石头过河”，“黑猫白猫”？
无知者无惧。好戏还在后头呢。
作者：郑朴捷
写于2017年8月27日
（作者为洛杉矶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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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August 27, 2017
Wednesday, August 23, 2017
别了，辛灏年
我的上篇文章谈到唐柏桥。谈到唐柏桥，就不能不谈谈辛灏年。
中国有些人，来到美国以后，就想当大家的革命导师。最近，我们就遇到过一位叫夏业良的，想当郭文贵的革命导师（实际上大概是以当导师为名，想从郭文贵那里抠笔钱出来），结果把自己搞成了社会上的笑柄。不说把美国智库的工作给丢了，连美国之音这种为中共服务的政府机构，都不再找他做一次几百块的节目，让他去传播他那些他自己都说不清楚的革命理念。
中国就是这样，因为洗脑，大家的想问题方法，都非常怪。怪到像我这样，来美国三十多年的中国人都无法接受。
美国的领导人，有想法就是想法，没人花时间精力，去把一大堆同义词进行排序，然后用这些词（“主义”“思想”“理论”“观念”什么的）来标注独裁者的伟大程度。
毫无疑问，毛泽东是一个有想法的人。例如，他利用日本侵华，让日本人和国民党去厮杀，他老哥自己集中注意力，发展共党的根据地，把早就被土改过的地方，再“土改”一次，并且要求村村见血。这样，他一方面肉体消灭了乡绅阶层；另一方面，他用逃出去的乡绅（还乡团）作为要挟，逼迫那些傻了吧唧的，双手沾满人家鲜血的农民，去为他做炮灰。到了战场上，他不给人家武器，叫人家冲在最前面，用肉体去换国民党的子弹。“革命”胜利了以后，又命令这些人拿着乐器，去韩国面对美国的枪炮（这些乐器今天在韩国的博物馆里可以看到）。
清洗了农村以后，毛泽东又通过阳谋，调虎出山，用邓小平这根棍子，一举打倒了所有在城里敢于思想的人。这样，毛泽东通过 “毛泽东思想”消灭了这个世界第一大国里所有有思想的人。
邓小平和毛泽东不同。他是个大老粗。他做事，只重结果不计手段。换句话说，他没想法。他“摸着石头过河”，或者“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傻子才去计较理论、程序。结果，邓小平被誉为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子无虚有的想法，被冠以“邓小平理论”。怎么说，他还有自知之明，没有把他的子无虚有，冠名为邓小平思想。
到了江胡时代，他们用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以显示他们不傻。到了习近平，情况有所改变。习近平喜欢别人叫他大大（不知是不是《金瓶梅》看多了）。然后，就闹出一个“习近平思想”。我上个礼拜在北京，书店里最显赫的地方，放着习近平的书。我拜读以后，莫名其妙。看来看去，除了党领导一切，还是党领导一切。党领导一切，不是习近平的发明。历史上所有的独裁者，都是这一套。我有一个问题：他习近平自己知道习近平思想是什么吗？
民主社会里，只要政治人能为老百姓谋到福利，就会受到拥戴。而在中国这种地方，所有的政客，都要弄一个博士头衔，真是滑稽可笑。我这次在中国见到某省的组织部长，名片正中央，赫然印着“博士生导师”的字样。中国的官僚如此这般，居然自己不觉得无聊，这恐怕还真不止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他们的思想家，就极其无聊地，以小学程度，和红二代身份，在清华弄了一个博士文凭）。当然，清华两腿一叉就开卖，把多年的传统（至少是当年刘达拒绝开后门的精神）丧失殆尽，是另外一个问题。
中国人的这种莫名其妙，也同时充斥海外。辛灏年就是一个例子。据说他35岁就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而且在1988－1993年任安徽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委。这说明，他对中共洗脑的那套是有相当造诣的。他1994年来美国以后，在一些学术机构做了一段访问学者。等没人再请他以后，就干脆什么都不做，靠太太的收入生活。
我提辛灏年在海外的阅历，是因为在海外民运圈子里，很多中国人来到美国以后，都自封highbrow。结果，他们只去那些与世隔绝的学术机构做所谓的研究，拒绝对美国社会做任何贡献。
我以前的文章里提到过夏业良，别人说他送外卖，他觉得人家骂他。送外卖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一定要去美国之音混？夏业良来美国后的经历，和辛灏年非常近似。他来美国以后，先吃学术机构的饭。等学术机构不要他了，他就吃美国之音的饭。出了个郭文贵，他就写proposal，想吃郭文贵这碗饭。郭文贵不给他钱，他就干起反郭这个行当来了，也不知道他反郭的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现在，郭文贵要淡出了，不知夏某又将如何蹦跶。这种仰人鼻息的生活，一天到晚，折腾来折腾去，像个要饭的，有什么好？为什么不在美国这个自由世界里，选择一个正经营生，开始一个有尊严的人生？
据辛灏年自己说，他生活非常贫苦。一度，他住在别人的房子里，满美国找便宜房子。真是怪了。我在美国，这么多年，只听说过人满世界找工作，还真的没听说过满世界找便宜房子的。据辛灏年说，在这种困苦情况下，他还在努力搞民运。（有关辛灏年思想，我们后面细说。）
在美国这个社会里，只要你愿意对社会做贡献，换句话说，只要你愿意做有市场价值的事情，凭辛灏年，甚至夏业良的能力，进入美国的前十分之一，应该不是问题。换句话说，只要他们愿意把他们的聪明才智，用来为这个社会做贡献，他们每年就能挣10万美元。（确切的数据是只要他们能进入美国的前11.6%，就能每年挣到10万。）
对于想搞民运的人，去基层工作，还有另外一层意义。民主社会和专制社会是不一样的。如果他们想让中国有朝一日获得民主，他们首先需要的，不是闭门造车，而是真的出来，看看民主社会是什么样的。否则，辛、夏之流，对美国的社会的了解，停留在游客水准，无论在美国住多少年，日后怎么可能对中国民主做贡献。
辛、夏只是例子。这种highbrow观念，在海外民运圈子里，非常盛行。结果渐渐地，整个民运圈子，都与世隔绝。这些人躲进小楼成一统，在他们的封闭小圈子里，过他们的互相打嘴巴子的生活。看到这个状况，自然没有新人进这个圈子。结果，民运分子的平均年龄，据说现在是60岁。
与世隔绝的结果，就是这些人的想法，还维持在当年中共洗脑的层面上。而且，这些人还不愿意倾听不同的意见。
对于辛灏年来说，这接近于荒唐。他来美国20多年了，居然还认为孙中山领导了辛亥革命。当有人指出，辛亥革命的时候，孙中山在丹佛打工。辛灏年就反对说：照这个说法，山东台儿庄跟日本人打仗，蒋介石没有在战场上，所以这场战争就跟蒋介石没有关系。他还指责别人，说主张孙中山没领到辛亥革命的人，主张毛泽东共产党才领导了抗战。首先，虽然蒋介石不在台儿庄，但他是国军的领导。孙中山和新军工程营后队正目（相当于班长）熊秉坤和熊拉来一同起义的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没有任何关系。辛灏年自己举出新军里有别人受到孙中山影响，但是他似乎并不知道这两个人怎么看孙大炮。
至于毛泽东有没有领导抗战，这和孙中山有没有领导辛亥革命，是两个没有关系的事情。辛灏年的逻辑，是一个人在一件事情上犯错误，就必定在所有事情上犯错误。他自己也不问问，这种逻辑荒唐不荒唐？
对于不了解孙中山的人，或许我应该在这里多说两句这个孙大炮（不是我给他起的外号）。孙在日本，剽窃了一句日本右派的话，叫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他在中国是怎么做的呢？他要驱逐西方民主国家，单单欢迎专精红色恐怖的苏联。恢复什么不说，他要的是枪口对准同胞。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来认识这个人，并且了解孙中山对中国人造孽之深。美国人是一个很可爱的国家。我上的大学（清华大学）就是美国人不愿意接受中国的赔款，用庚子赔款建立的。当年，一战以后，Tom Lamont可爱病大发，跑到中国，想贷款两千五百万美元给中国，进行战后重建。
他在上海见到孙中山，问他一个Wilson（总统）的问题：中国会不会有南北和平？猜孙中山对他说了什么？孙中山说：给我你的2500万，我装备两个军，我们马上就会有和平。孙中山自己都不意识到，他在说什么。人家是给你钱搞重建的，你竟然说得出口，要用这个钱来残杀你的同胞。后来，全国的民主运动，如火如荼。湖南通过一人一票，选出了自己的政府。浙江等省也积极筹备民选。如果民选出来的各省代表，汇聚北京，讨论国是，中国很可能就民主了。当然，这是苏联赤共及其走狗国民党万万不能容忍的事情。国民党首先把这种民主潮流，称之为军阀割据，其次，行天下之大不违，拿苏联人的顾问、钱、和武器，进行北伐，屠戮同胞，中断了中国的民主进程。
当然，我要顺便说一句，北方的徐世昌也不是个东西。他对Lamont说：如果政府贷款不成，他自己倒想借500万。
结果，原来是因为不想得罪日本人，Lamont才安排了中国之行以后，路过一下日本。到了日本，他见到了三井的井上準之助。不用说，他把这个钱贷给了日本，并且协助日本经济发展。向日本贷款之后，Lamont为日本的事忙得不可开交，就把中国给忘了。日本日后的国力，和Lamont的贷款和努力是分不开的。
举另一个国民党作恶的例子：日本关东军进攻东三省，蒋介石为了私心（保留自己的武装，日后用来残杀自己的同胞，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攘外必先安内”），不向东北发兵，采取不抵抗政策，结果让日本军国主义者当道，所有的理性之声，都被军国主义者消灭。井上于1932年被刺杀。
孙中山、蒋介石、国民党，一心想用外国人的钱，杀中国人。他们的所作所为，让中国没有得到机会，学习美国，并且利用美国的资本，发展中国经济。就这一点，他们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大罪，就足以把孙中山和国民党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辛灏年之流，却把孙中山这样的小人（这不是我的话，这是Lamont见过孙以后对他的印象）奉为他们革命的祖宗。
如果辛灏年不是一个傻子，我倒有一个问题：他想要的革命，是什么革命？中国人屠杀中国人？
即便辛灏年一脑子的中共洗脑，那么他是不是可以去读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言以蔽之，不就是政府主导一切的社会主义吗？如果他主张政府主导一切，中国现在就已经如此了。不说革命，有改良的必要吗？孙中山的革命理想，今天在中国已经全面实现了。辛灏年应该高兴才对，还革什么命？
孙中山把总统让给袁世凯之后，就利用国民党控制的国会，剥夺袁世凯的权利。其小人之心，被国人识破，孙中山就拿着苏俄的枪，用苏俄的顾问，枪口对准中国人民，对准民主，悍然发动二次革命。一次不够，日后再来一次北伐。这样苏俄的钱，通过孙中山的手，将中国的民主，掐死在了摇篮之中。
就这么个辛灏年，他开讨论民国的会，竟然拒绝邀请那些对孙中山有微词的人。就凭这个涵养；就凭他在美国住20年，拒绝为社会作出任何贡献；就凭他抱着错误的理念，还想把自己打造成唐柏桥革命导师的傲慢，他将来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损害，难到会小于那些被中共渗透的人？
他先对唐柏桥提议开民主大会，然后唐柏桥要开了，他自己却退出来了。这种背信弃义，和郭文贵真有一拼。辛灏年在视频中表达的意思，就是唐柏桥幼稚，他老道。但是，我们美国民族本身就是一个幼稚的民族，不像中国民族，把什么事情，都搞得那么肮脏、龌龊；那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这半年，海外民运大浪淘沙，首先，郭文贵把那些吃民运饭、同时不想让中国民主的人，淘了出去；之后，郭文贵的一反常态，将很快把他自己淘出去；现在，辛灏年通过他的视频，庄严宣布，他自己出局（谢谢辛的合作，让我上篇文章言中了）。
我发了上篇文章以后，发现唐柏桥跟了我的推特（我一共就三个半推友，所以很容易发现）。这说明，唐在幼稚之外，还在努力倾听别人的声音（我不认识唐，不知道他是怎么发现我的，我也不认识辛）。所以我也哥们儿义气一把，不顾刚刚度假回来的工作繁忙，开个夜车，再加上一篇，为唐柏桥的幼稚，为唐柏桥敢于向风车进攻的精神，为了唐柏桥近30年的契而不舍，叫个好！
作者：郑朴捷
写于2017年8月22日
（作者为洛杉矶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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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些人，来到美国以后，就想当大家的革命导师。最近，我们就遇到过一位叫夏业良的，想当郭文贵的革命导师（实际上大概是以当导师为名，想从郭文贵那里抠笔钱出来），结果把自己搞成了社会上的笑柄。不说把美国智库的工作给丢了，连美国之音这种为中共服务的政府机构，都不再找他做一次几百块的节目，让他去传播他那些他自己都说不清楚的革命理念。
中国就是这样，因为洗脑，大家的想问题方法，都非常怪。怪到像我这样，来美国三十多年的中国人都无法接受。
美国的领导人，有想法就是想法，没人花时间精力，去把一大堆同义词进行排序，然后用这些词（“主义”“思想”“理论”“观念”什么的）来标注独裁者的伟大程度。
毫无疑问，毛泽东是一个有想法的人。例如，他利用日本侵华，让日本人和国民党去厮杀，他老哥自己集中注意力，发展共党的根据地，把早就被土改过的地方，再“土改”一次，并且要求村村见血。这样，他一方面肉体消灭了乡绅阶层；另一方面，他用逃出去的乡绅（还乡团）作为要挟，逼迫那些傻了吧唧的，双手沾满人家鲜血的农民，去为他做炮灰。到了战场上，他不给人家武器，叫人家冲在最前面，用肉体去换国民党的子弹。“革命”胜利了以后，又命令这些人拿着乐器，去韩国面对美国的枪炮（这些乐器今天在韩国的博物馆里可以看到）。
清洗了农村以后，毛泽东又通过阳谋，调虎出山，用邓小平这根棍子，一举打倒了所有在城里敢于思想的人。这样，毛泽东通过 “毛泽东思想”消灭了这个世界第一大国里所有有思想的人。
邓小平和毛泽东不同。他是个大老粗。他做事，只重结果不计手段。换句话说，他没想法。他“摸着石头过河”，或者“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傻子才去计较理论、程序。结果，邓小平被誉为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子无虚有的想法，被冠以“邓小平理论”。怎么说，他还有自知之明，没有把他的子无虚有，冠名为邓小平思想。
到了江胡时代，他们用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以显示他们不傻。到了习近平，情况有所改变。习近平喜欢别人叫他大大（不知是不是《金瓶梅》看多了）。然后，就闹出一个“习近平思想”。我上个礼拜在北京，书店里最显赫的地方，放着习近平的书。我拜读以后，莫名其妙。看来看去，除了党领导一切，还是党领导一切。党领导一切，不是习近平的发明。历史上所有的独裁者，都是这一套。我有一个问题：他习近平自己知道习近平思想是什么吗？
民主社会里，只要政治人能为老百姓谋到福利，就会受到拥戴。而在中国这种地方，所有的政客，都要弄一个博士头衔，真是滑稽可笑。我这次在中国见到某省的组织部长，名片正中央，赫然印着“博士生导师”的字样。中国的官僚如此这般，居然自己不觉得无聊，这恐怕还真不止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他们的思想家，就极其无聊地，以小学程度，和红二代身份，在清华弄了一个博士文凭）。当然，清华两腿一叉就开卖，把多年的传统（至少是当年刘达拒绝开后门的精神）丧失殆尽，是另外一个问题。
中国人的这种莫名其妙，也同时充斥海外。辛灏年就是一个例子。据说他35岁就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而且在1988－1993年任安徽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委。这说明，他对中共洗脑的那套是有相当造诣的。他1994年来美国以后，在一些学术机构做了一段访问学者。等没人再请他以后，就干脆什么都不做，靠太太的收入生活。
我提辛灏年在海外的阅历，是因为在海外民运圈子里，很多中国人来到美国以后，都自封highbrow。结果，他们只去那些与世隔绝的学术机构做所谓的研究，拒绝对美国社会做任何贡献。
我以前的文章里提到过夏业良，别人说他送外卖，他觉得人家骂他。送外卖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一定要去美国之音混？夏业良来美国后的经历，和辛灏年非常近似。他来美国以后，先吃学术机构的饭。等学术机构不要他了，他就吃美国之音的饭。出了个郭文贵，他就写proposal，想吃郭文贵这碗饭。郭文贵不给他钱，他就干起反郭这个行当来了，也不知道他反郭的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现在，郭文贵要淡出了，不知夏某又将如何蹦跶。这种仰人鼻息的生活，一天到晚，折腾来折腾去，像个要饭的，有什么好？为什么不在美国这个自由世界里，选择一个正经营生，开始一个有尊严的人生？
据辛灏年自己说，他生活非常贫苦。一度，他住在别人的房子里，满美国找便宜房子。真是怪了。我在美国，这么多年，只听说过人满世界找工作，还真的没听说过满世界找便宜房子的。据辛灏年说，在这种困苦情况下，他还在努力搞民运。（有关辛灏年思想，我们后面细说。）
在美国这个社会里，只要你愿意对社会做贡献，换句话说，只要你愿意做有市场价值的事情，凭辛灏年，甚至夏业良的能力，进入美国的前十分之一，应该不是问题。换句话说，只要他们愿意把他们的聪明才智，用来为这个社会做贡献，他们每年就能挣10万美元。（确切的数据是只要他们能进入美国的前11.6%，就能每年挣到10万。）
对于想搞民运的人，去基层工作，还有另外一层意义。民主社会和专制社会是不一样的。如果他们想让中国有朝一日获得民主，他们首先需要的，不是闭门造车，而是真的出来，看看民主社会是什么样的。否则，辛、夏之流，对美国的社会的了解，停留在游客水准，无论在美国住多少年，日后怎么可能对中国民主做贡献。
辛、夏只是例子。这种highbrow观念，在海外民运圈子里，非常盛行。结果渐渐地，整个民运圈子，都与世隔绝。这些人躲进小楼成一统，在他们的封闭小圈子里，过他们的互相打嘴巴子的生活。看到这个状况，自然没有新人进这个圈子。结果，民运分子的平均年龄，据说现在是60岁。
与世隔绝的结果，就是这些人的想法，还维持在当年中共洗脑的层面上。而且，这些人还不愿意倾听不同的意见。
对于辛灏年来说，这接近于荒唐。他来美国20多年了，居然还认为孙中山领导了辛亥革命。当有人指出，辛亥革命的时候，孙中山在丹佛打工。辛灏年就反对说：照这个说法，山东台儿庄跟日本人打仗，蒋介石没有在战场上，所以这场战争就跟蒋介石没有关系。他还指责别人，说主张孙中山没领到辛亥革命的人，主张毛泽东共产党才领导了抗战。首先，虽然蒋介石不在台儿庄，但他是国军的领导。孙中山和新军工程营后队正目（相当于班长）熊秉坤和熊拉来一同起义的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没有任何关系。辛灏年自己举出新军里有别人受到孙中山影响，但是他似乎并不知道这两个人怎么看孙大炮。
至于毛泽东有没有领导抗战，这和孙中山有没有领导辛亥革命，是两个没有关系的事情。辛灏年的逻辑，是一个人在一件事情上犯错误，就必定在所有事情上犯错误。他自己也不问问，这种逻辑荒唐不荒唐？
对于不了解孙中山的人，或许我应该在这里多说两句这个孙大炮（不是我给他起的外号）。孙在日本，剽窃了一句日本右派的话，叫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他在中国是怎么做的呢？他要驱逐西方民主国家，单单欢迎专精红色恐怖的苏联。恢复什么不说，他要的是枪口对准同胞。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来认识这个人，并且了解孙中山对中国人造孽之深。美国人是一个很可爱的国家。我上的大学（清华大学）就是美国人不愿意接受中国的赔款，用庚子赔款建立的。当年，一战以后，Tom Lamont可爱病大发，跑到中国，想贷款两千五百万美元给中国，进行战后重建。
他在上海见到孙中山，问他一个Wilson（总统）的问题：中国会不会有南北和平？猜孙中山对他说了什么？孙中山说：给我你的2500万，我装备两个军，我们马上就会有和平。孙中山自己都不意识到，他在说什么。人家是给你钱搞重建的，你竟然说得出口，要用这个钱来残杀你的同胞。后来，全国的民主运动，如火如荼。湖南通过一人一票，选出了自己的政府。浙江等省也积极筹备民选。如果民选出来的各省代表，汇聚北京，讨论国是，中国很可能就民主了。当然，这是苏联赤共及其走狗国民党万万不能容忍的事情。国民党首先把这种民主潮流，称之为军阀割据，其次，行天下之大不违，拿苏联人的顾问、钱、和武器，进行北伐，屠戮同胞，中断了中国的民主进程。
当然，我要顺便说一句，北方的徐世昌也不是个东西。他对Lamont说：如果政府贷款不成，他自己倒想借500万。
结果，原来是因为不想得罪日本人，Lamont才安排了中国之行以后，路过一下日本。到了日本，他见到了三井的井上準之助。不用说，他把这个钱贷给了日本，并且协助日本经济发展。向日本贷款之后，Lamont为日本的事忙得不可开交，就把中国给忘了。日本日后的国力，和Lamont的贷款和努力是分不开的。
举另一个国民党作恶的例子：日本关东军进攻东三省，蒋介石为了私心（保留自己的武装，日后用来残杀自己的同胞，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攘外必先安内”），不向东北发兵，采取不抵抗政策，结果让日本军国主义者当道，所有的理性之声，都被军国主义者消灭。井上于1932年被刺杀。
孙中山、蒋介石、国民党，一心想用外国人的钱，杀中国人。他们的所作所为，让中国没有得到机会，学习美国，并且利用美国的资本，发展中国经济。就这一点，他们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大罪，就足以把孙中山和国民党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辛灏年之流，却把孙中山这样的小人（这不是我的话，这是Lamont见过孙以后对他的印象）奉为他们革命的祖宗。
如果辛灏年不是一个傻子，我倒有一个问题：他想要的革命，是什么革命？中国人屠杀中国人？
即便辛灏年一脑子的中共洗脑，那么他是不是可以去读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言以蔽之，不就是政府主导一切的社会主义吗？如果他主张政府主导一切，中国现在就已经如此了。不说革命，有改良的必要吗？孙中山的革命理想，今天在中国已经全面实现了。辛灏年应该高兴才对，还革什么命？
孙中山把总统让给袁世凯之后，就利用国民党控制的国会，剥夺袁世凯的权利。其小人之心，被国人识破，孙中山就拿着苏俄的枪，用苏俄的顾问，枪口对准中国人民，对准民主，悍然发动二次革命。一次不够，日后再来一次北伐。这样苏俄的钱，通过孙中山的手，将中国的民主，掐死在了摇篮之中。
就这么个辛灏年，他开讨论民国的会，竟然拒绝邀请那些对孙中山有微词的人。就凭这个涵养；就凭他在美国住20年，拒绝为社会作出任何贡献；就凭他抱着错误的理念，还想把自己打造成唐柏桥革命导师的傲慢，他将来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损害，难到会小于那些被中共渗透的人？
他先对唐柏桥提议开民主大会，然后唐柏桥要开了，他自己却退出来了。这种背信弃义，和郭文贵真有一拼。辛灏年在视频中表达的意思，就是唐柏桥幼稚，他老道。但是，我们美国民族本身就是一个幼稚的民族，不像中国民族，把什么事情，都搞得那么肮脏、龌龊；那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这半年，海外民运大浪淘沙，首先，郭文贵把那些吃民运饭、同时不想让中国民主的人，淘了出去；之后，郭文贵的一反常态，将很快把他自己淘出去；现在，辛灏年通过他的视频，庄严宣布，他自己出局（谢谢辛的合作，让我上篇文章言中了）。
我发了上篇文章以后，发现唐柏桥跟了我的推特（我一共就三个半推友，所以很容易发现）。这说明，唐在幼稚之外，还在努力倾听别人的声音（我不认识唐，不知道他是怎么发现我的，我也不认识辛）。所以我也哥们儿义气一把，不顾刚刚度假回来的工作繁忙，开个夜车，再加上一篇，为唐柏桥的幼稚，为唐柏桥敢于向风车进攻的精神，为了唐柏桥近30年的契而不舍，叫个好！
作者：郑朴捷
写于2017年8月22日
（作者为洛杉矶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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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August 20, 2017
海外民运的一线生机 -- 郭文贵已经被招安了吗？
今年以来，海外的中文圈子里，几乎一直就只有一个主角，也就是郭文贵。其他的人，被郭文贵分成两类。第一类以唐柏桥、郭宝胜、吴建民、袁红冰等人为代表，他们支持郭文贵爆料。第二类，以夏业良、章立凡、胡平、魏京生等为代表，他们主要反对郭文贵。反对的主要依据是郭文贵的爆料，没有证据基础。但是，从第一天开始，反对派就没能解释，为什么共产党对郭文贵爆料的反应，如此强烈。这里头，还加上了美国之音公开出来反对郭文贵，公开打击和迫害试图报道、采访郭文贵的记者。结果，郭文贵这么一折腾，把在海外民运圈子里的小骂大帮忙，全暴露了出来。这些人，嘴里反共，但是从行动上来说，真的有人出来威胁中共了，他们就跳出来，非要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当然，嘴里还是没完没了地反共）。从北京传出来的消息是北京现在要不惜代价。这个不惜代价，把他们全部暴露了出来。
有意思的是，这些吃民运饭的（这些人根本就不想让中国民主，因为中国一民主了，他们这碗民运饭就吃不成了）把他们自己的身份暴露了不说，还连累了多少年来，被公众认为是推动民主的美国之音这类的美国政府宣传机构。郭文贵就点名道姓地指出来，中共渗透到美国之音管理层里的特务是谁。这些人，现在使用的办法是不出声、不辩解，等风头过去了，他们可以继续吃民运饭。
美国之音现形，对中文圈子里的老百姓的教育意义，不可低估。美国之音把想采访郭文贵，让郭文贵说话的记者，弄出来没完没了地调查。这些记者就是想报新闻而已，有什么好查的？倒是那些反对报道的人，很值得查一查。连美国之音的前任台长，都公开出来说，要查也应该两方面都查。当然，美国之音作为一个非常讲“平衡”的“媒体”（美国之音自己的话），是不会这么做的。其实，“平衡”是美国左派媒体的惯用伎俩，他们只给支持左派声音的人发声的机会，不报道反对言论。当年加州要修改加州宪法，歧视亚裔，《洛杉矶时报》采访了我好几个小时，后来出报道的时候，貌似面面俱到，但是根本就没有反对歧视的言论。《洛杉矶时报》的报道里，说话的各方都觉得亚裔应该被欺负，这就是左派“平衡”的结果。
折腾来折腾去，据说美国之音花了美国纳税人几十万的律师费（可能最近已经上百万了）。老百姓的民脂民膏，就被这样挥霍、“平衡”掉了。据说被停职的记者的律师费，在6万左右。我是一个律师。五个人一个多礼拜被美国之音雇的律师的审问，单单就这一个礼拜，律师费就应该远远不止6万。换句话说，这些代表记者的律师，在律师费上，大大地为这些记者打了折扣。与此同时，记者们还筹到了2万多捐款。结果，每个人付出的律师费，也就在1万左后。被政府折腾，一个人出几千块律师费，应该说，这些记者是非常运气的了。
在美国之音开始用纳税人的钱，折腾那些有报道欲望的记者，并同时包庇那些阻挠揭露中共、搞“平衡”报道的管理层的同时，根据曹长青的推特，美国之音最近下令禁止采访第一类人（支持郭文贵爆料的人），包括曹长青、郭宝胜、赵岩、和夏业良（美国之音做决定的时候，夏还没因为拙劣反郭变成社会上的笑料，当时他还外表支持郭文贵，实际上力图从郭文贵身上炸出点钱来）。
这样的结果就是，在美国之音出现的那些专家，都属于小骂大帮忙那种。用美国之音的说法，现在美国之音的报道，终于“平衡”了。真正揭露中共的声音，没有了；有的都是“平衡”的、吃民运饭的、或者说小骂大帮忙的声音了。
我今年夏天，回国看父母。在中国，我平常获取新闻的渠道，一概被屏蔽。唯一可以听到一些声音的途径，就是那些纯粹投资的信息渠道。看来，中国铁桶一般的网络长城，并不屏蔽大家在美国炒股票。当然，如果我在中国，看不到一般新闻，虽然技术上可以炒股票，但是，在这个你死我活的商场上（你死我活说过了，实际上，炒股票是一个把别人口袋里的钱，划到自己的口袋里的游戏），有这么大的信息不对称，在中国抄美国股票，凭什么决定是买还是卖？凭什么把别人兜里的钱，给划过来？
我在国内，出行一般乘公交，这样可以和百姓有一些近距离接触。只有当时间接不上的时候，才坐出租车。这样我有过和出租车司机聊天的经验。在中国，出租车司机可算是社会最底层。和他们聊天，结果都是破口大骂共产党，但是我接触的出租车司机，都不知道郭文贵何许人也。所以，美国之音及时掐断对郭文贵的报道，有效地“平衡”掉了国内草根了解郭文贵爆料，实属功不可没。
国内的精英们，当然是了解郭文贵的。因为郭文贵在北京折腾过，有些人根本就认识郭文贵。我问一个朋友：听说过郭文贵没有？他上来就一句：郭文贵这小子满嘴跑火车，他的话，你也信？显然，郭文贵在北京的声誉，至少不是完美无缺的。
但是，对于郭文贵的爆料，也就是王岐山家族的腐败，问题并不是郭文贵的爆料里有多少谎话，问题是，郭文贵的结论（即王岐山腐败）是不是错了。换句话说，郭文贵爆料说王岐山在美国买了很多房子，包括Saratoga的一条街。问题不在于王岐山买了几条街，问题在于王岐山有没有在美国买一栋房子？他的妻子（六四主张镇压学生，整肃赵紫阳、胡启立的政治局常委姚依林的女儿）是不是美国籍？郭文贵说王岐山控制20万亿资本，问题是王岐山是不是控制20亿？甚至2000万？要知道，王岐山抓的人，其贪腐的数额，很多连2000万都不到。薄熙来当年事发，不就是几千万吗？习近平讲依法治国，为什么到了王岐山，就不依了呢？从国内传过来的消息，北京的说法是，不惜一切代价，保卫王岐山。大有为了王岐山，我共党的这个老脸不要了的阵势。
中国这个地方，专精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去中国，飞机从首尔去北京，需要两个小时，但是飞机在首尔飞机场，呆了三个小时。每过一段时间，机长就出来澄清，说不能起飞的原因不是他们，而是北京航空管制不给他们起飞许可。我从北京回洛杉矶的时候，从进入北京首都机场那一刻，到我抵达洛杉矶，共计40多个小时（本来应该不到20小时）。换句话说，所有去中国的人，进去的时候，中国打你一个嘴巴。出来的时候，再给你一个大嘴巴。生怕你对中国留下好印象。
我这一趟，发现中国飞机晚点是常态。坐在飞机场，没完没了地听到广播里对旅客晚点道歉。中国这个地方，为了让空军显示其傲慢，让全国人民，都对政府没完没了地抱怨，一点不在乎政府的形象。习近平除了阅兵的威风，这个军委主席当得也真够可以的。
我以前在这个系列里，讲了很多民运分子，搞民运不专业，但是互相扇嘴巴子，或者自己扇自己的嘴巴，扇得出神入化（或者说惨不忍睹）。我折腾了40多个小时，一到洛杉矶，听到的第一个消息，就是郭文贵拉黑了唐柏桥（郭的一号粉丝和支持者）。我不相信，到推特上去找。找到了郭文贵自己的话：
“再听唐柏桥先生给我的二十几分钟的语音留言．我感到我的醉酒直播事件让唐先生愤怒失望 … 好像我罪该万死！我真的错了！… 我只能惩罚我自己．拉黑我与唐先生之联系”。
自己扇自己的嘴巴子，能扇得如此出神入化的，真还少见。
郭文贵在同一天还有另外一个推：
“尊敬的推友及美猴王：刚刚看了您与唐栢桥先生的视频．我越看越生我自己的气．从7月初至今美猴王与雾亭出来挺文贵近月来．美猴王付出那么那么多！如果没有她与唐栢桥先生等的支持．文贵早完蛋了！… [所以]我决定自罚自己拉黑她与我自己”
郭文贵拉黑美猴王，证明他拉黑唐柏桥，是有意而为。
问题是，郭文贵的说法，makes no sense。他的借酒发飙，欲盖弥彰，更加低级幼稚。难道你是在我们美国逗小孩玩吗？如果夏业良有耐心，等到今天，他就可以跳出来说：虽然我没钱买你那么贵的船，但是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设计任何船（还不要说他那么贵的船）的一大宗旨就是驾驶室的手柄优先任何形式的遥控。你郭文贵以为我们没那么多钱，就缺心眼儿吗？你编，我看你接着编。如果夏有点耐心，到今天还可以如此这般，当年轻人的革命导师，继续毁人不倦，而不会沦为世间笑柄。可惜他没耐心，早早地，就把一世英名给毁于一旦了。话说偏了，咱们书归正传，既然郭文贵make no sense，那就值得分析分析。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唐柏桥这个夏天，不好好度假，辛辛苦苦，每天做一个视频，支持郭文贵。结果是这样一个下场，被郭文贵拉黑。从最低的层面上来看，郭文贵拉黑唐柏桥有一个效果，那就是下次在有谁想支持郭文贵，就需要自问一句英文：“Fool me once, shame on you. Fool me twice, shame on me.”也就是说，谁再帮助郭文贵，就要认识到，等郭文贵背叛他，把他卖了，该被嘲笑的，将是他，而不再是郭文贵。
郭文贵这么折腾，以后还想在美国混吗？对于专精人事关系的郭文贵，他一定能够看到这一点。而且，他这么一搞，他的形象，怎么说他也成了一个小人，丝毫没有什么豪侠之气可言了。
郭文贵是一个商人，商人付出代价至少是需要等价补偿的。根据郭文贵的说法，他一天到晚和中共高层开会。开什么会？无非就是讨价还价。结果，在没完没了地讨价还价之后，郭文贵来了这么一招，咱们暂且不问郭文贵会得到什么。这一点，将来发生的事实会很快验证。我们现在应该问的问题是：中共花大价钱让郭文贵扇自己的嘴巴子，中共得到了什么？
郭文贵拉黑唐柏桥，是因为唐柏桥要开民主大会。这是郭文贵自己说的。郭文贵对民主大会有那么大意见，本来是匪夷所思，make no sense。郭文贵自己搞报平安视频，为什么？不就是扩大影响？唐柏桥开民主大会，为什么？不也是扩大影响？会开起来了，有人参加了，美国主流媒体就会报道。中共的这张不要了的老脸，就会进一步地暴露在全世界人民的眼前。海外民运这么多年以来的死气沉沉，也会发生改变。说到底，我们在海外，除了揭露，还能做什么？郭文贵说唐柏桥应该干实事，干什么？夏业良别动队？郭文贵自己刚刚说夏业良开玩笑，他自己怎么随即也开起玩笑，当起夏业良第二来了？
从另外一个方面说，共产党在这几十年里，在海外花那么多钱，搞大外宣。这是公开的秘密。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营造一个他们可以控制的媒体。连我在洛杉矶的KAZN（AM1300）电台当主持人，想采访一个竞选国会的人，都会被立刻开除。为什么？不就是因为中文媒体不希望“外国人”有任何介入吗？这样，他们想的不是做媒体，而是如何控制。中共砸大钱的结果，就是我们见到的那么多“民运人士”一天到晚骂共产党。一到关键时候，虽然嘴里还骂共产党，但是他们推进的，是共产党的论点。
根据这个看法，唐柏桥开民主大会，一旦开起来，共产党这几十年的经营，就面临土崩瓦解。如果唐柏桥弄出来几百个新的民运分子。中共就又要花巨款，来重新对这些人进行收买、分化、瓦解。而且，中共这一轮的“不惜代价”，已经把他们这几十年营造的资源，消耗殆尽了。唐柏桥开会，从某种意义上说，比郭文贵爆料，对共产党的打击更大。共产党的问题是，即便他们有钱，他们还有几十年的时间，来重新分化瓦解唐柏桥聚集起的这一批新人吗？如果唐柏桥弄出一批讲人话的“新民运”，如今这些人有网路媒体，共产党该如何应对？这一点，恐怕包子的智囊们心里都没数。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中国发生危机，海外有一大堆人在用中文说人话，这可如何了得？
中国的紧迫感，是显而易见的。我在北京住了一个礼拜，前天刚回来。现在的北京，可以说是表面歌舞升平，没有一点异样的表象，但是美国每次经济危机之前，都是如此 –– 过份地没有异样表现、过份地歌舞升平。举个例子，北京街头，有大量的共享自行车，多到成灾。我一开始以为是政府出资。但是一个朋友告诉我，这些车，是私人筹资办起来的。这就真的可怕了。因为这些营运，短时间，一点盈利的可能都没有；长时间的回报，也是一点踪影都看不见。对这样一个糟糕的投资渠道，居然有那么多人出资，这就说明，中国的钱，已经毛到了什么程度。中国的投资机会，已经少到了什么程度。
再举一个例子，因为害怕房价下跌，共产党现在开始控制房子出售。中国老百姓，一辈子，就那么个投资，现在共党大笔一挥，不让他们兑现，完全欺负人。不过好在中国老百姓逆来顺受，不会有人因为受欺负造反。但是，问题是，中国的钱，已经很毛了（参见上面那个例子），这几十年，中共印的钱，是靠房奴辛辛苦苦地工作，然后把工资所得，老老实实地交还给银行。如果中共真的开始控制房地产买卖，这个局不存在了，如何把放出去货币收回来？
中共现在冒天下之大不违，出台如此下下策，结果搞得出租车司机，提到共产党，就满口脏字，破口大骂。我在清华学校里打了一个车（现在清华门卫很严，一般人进不去），他问我，你是受过教育的吧。我不无调侃地说，各种教育都受过。他就还连带着，把受过教育的人，也骂了一遍。北京表面上的歌舞升平下面，可以说是暗潮汹涌。中共在这种情况下统治，是需要各种钱来打理的。如果不能像以往那样大肆印钱了，那么维稳、军费什么的，从什么地方出？恶性通货膨胀的一个特点，就是不来就不来，一旦来了，常规性手段（例如增加利率）是无能为力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在海外，唐柏桥拉出一批（用魏京生的话说）“圈子”外的人进民运。共产党想要的，就是唐柏桥的会不能开起来。据说郭文贵一开始要给唐柏桥钱来开会。其实，对于唐柏桥来说，这个钱是一个坏事，连路费都出不起的人，不老老实实地工作、挣钱，开什么民主大会？唐柏桥需要的，是能够自己出路费的人，去开他的民主大会。从这个角度讲，郭文贵拉黑唐柏桥，对唐柏桥来说，应该是一件好事。实际上，没了郭文贵，唐柏桥开民主大会，噪音会更小些。
当然，老一代的民运，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一个想法，就是唐柏桥成功了，唐柏桥就会出名。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坏事。所以，很多原来支持唐柏桥、支持郭文贵的人，都出来反对唐柏桥开会。
六四学生上街，知识分子就出来劝学生回家。香港搞雨伞运动，胡平等智者就去劝学生回家。唐柏桥要开民主大会，就有多少人，貌似从唐柏桥的利益出发，语重心长，劝他别开。其实，开大会，有特务参加，那是肯定的。这件事，没什么好回避的。当年我的一个政策就是，对美联社说的话，我们也对新华社说。这样一来，这个问题不就不存在了吗？民运人士，开几十个人的会，难道就没有特务？问题是，来特务又有什么可怕的？难道夏业良搅局就比特务搅局更容易对付？当然，如果夏前教授已经跟了胡平、魏京生的后尘，我这句话，等于没说。对于唐柏桥来说，他开会，人多了，中共不能再花几十年来分化、瓦解、渗透。这是问题的根本。
所以说，今年迄今为止，郭文贵作为一个试金石，把“民运分子”中，那些不想让中国民主的，想在美国专业吃民运饭的那帮人，给挑了出来。现在唐柏桥开会，会把那些阻挠唐柏桥搞民运的那批“智者”再给挑出来。自由言论的力量，就像大浪淘沙，把好的思想，有好思想的人，给挑出来。网上有人说，辛灏年已经退缩了。无论辛灏年怎么做，这种大浪淘沙，对唐柏桥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些人现在退出，比日后和他们窝里斗，损耗要小。
如果郭七爷被招安了（否则他为什么和他的第一号支持者断交？），郭就会很快地淡出大家的视线（其实共产党报仇，十年不晚，郭文贵对共产党造成那么大损害，难道是出卖一个唐柏桥就能抹平的？郭文贵的短视，倒是跟我那个朋友对他的评论很吻合）。郭文贵淡出了，接力棒就传到唐柏桥手里了。这一天，唐某人可是等了近30年了。接力棒在手，他起跑的第一步，就是民主大会。他能跑起来吗？
对我们吃瓜群众来说，好戏还在后头。
作者：郑朴捷
写于2017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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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July 13, 2017
Liu Xiaobo Died
The Nobel Peace Prize winner Liu Xiaobo, who is the first Chinese to be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the second to be awarded the prize while in jail, died today in captivity.
For me, Liu's passing marked the end of a 40-year period, during which the Chinese people expect the Communist leaders to give them freedom and democracy, eventually at some future time.
Twenty-eight years ago, when my generation was young, the Chinese people, mostly the young, took to the streets in China to push for the communist leaders to move in the direction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 They were met by tanks and mahine guns. When I saw the mechine guns in southern China, I decided to become an American. Friends said that I was a slow learner, although I thought that I was merely keeping options open for as long as possible.
With his death, people have come to the realization that the freedom and democracy would never come, under the Communists. In fact, the freedom that Hong Kong has enjoyed for decades is being taken away, as well as democracy that was granted to Hong Kong people by the last British governor Chris Patten. In Taiwan, President Tsai Ing-Wen is so careful these days not to offend China that she is sending Chinese dissidents escaped to Taiwan back to China to be punished. In China, it is silence today, just like tomorrow, the day after tomorrow ...
The light is out. The hope is dead.
I am thinking of the poem by Bei Dao written in 1976, another desperate time in the Chinese history:
Despicable is the license of the despicable;
Noble is the epitaph of the noble.
The despicables got their wish today. It is reported that Liu Xiaobo's family is being urged to spread his ashes over the sea, so there could be no epitaph.
7/15/2017 Update: According to Liu Xiaoguang, Liu Xiaobo's eldest brother, Liu's ashes were spread into the sea. The elder Liu said that it is the demonstration of the socialist superority.
By Pujie Zheng
Pujie Zheng is an attorney in Los Angeles.
First published on July 13, 2017
For discussions: http://www.facebook.com/pujie.zheng
For past articles: http://pujielaw.blogspot.com/
For past AM1300 (KAZN) programs in Chinese language: http://www.youtube.com/user/pujiezheng
For law firm business (business, patent, trademark, and business-based immigration), please write to info@pujielaw.com or call 626-279-7200.
For me, Liu's passing marked the end of a 40-year period, during which the Chinese people expect the Communist leaders to give them freedom and democracy, eventually at some future time.
Twenty-eight years ago, when my generation was young, the Chinese people, mostly the young, took to the streets in China to push for the communist leaders to move in the direction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 They were met by tanks and mahine guns. When I saw the mechine guns in southern China, I decided to become an American. Friends said that I was a slow learner, although I thought that I was merely keeping options open for as long as possible.
With his death, people have come to the realization that the freedom and democracy would never come, under the Communists. In fact, the freedom that Hong Kong has enjoyed for decades is being taken away, as well as democracy that was granted to Hong Kong people by the last British governor Chris Patten. In Taiwan, President Tsai Ing-Wen is so careful these days not to offend China that she is sending Chinese dissidents escaped to Taiwan back to China to be punished. In China, it is silence today, just like tomorrow, the day after tomorrow ...
The light is out. The hope is dead.
I am thinking of the poem by Bei Dao written in 1976, another desperate time in the Chinese history:
Despicable is the license of the despicable;
Noble is the epitaph of the noble.
The despicables got their wish today. It is reported that Liu Xiaobo's family is being urged to spread his ashes over the sea, so there could be no epitaph.
7/15/2017 Update: According to Liu Xiaoguang, Liu Xiaobo's eldest brother, Liu's ashes were spread into the sea. The elder Liu said that it is the demonstration of the socialist superority.
Pujie Zheng is an attorney in Los Angeles.
First published on July 13, 2017
For discussions: http://www.facebook.com/pujie.z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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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June 24, 2017
海外民运的穷途末路（续一）
这两个月来，因为郭文贵，很多在网上从未现身过的人，纷纷建立自媒体，而且很多人最近不知为什么，像打了强心针似的，每天都出节目，风雨无阻，甚是努力。而且，上来就是一个多小时，甚至更长。导致现在网上可谓一片热闹。（我怕挨骂，所以不敢说是一片乌烟瘴气。）
当年（老实说，也就是一年多以前），我在洛杉矶AM1300做节目主持的时候，在网上做自媒体。当时，我是独立媒体（不拿美国纳税人钱的那种）的龙头老大（收视率排名第一）。现在，看到那么多人出来，在网上百家争鸣，而且最可喜的是各家言无不尽。对中国人来说，这真可谓是两千年未见之自由言论现象。对我来说，后继有人，我可以安然退休了。
但是，为什么我有一个乌烟瘴气的感觉呢？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是骡子是马，先拉出来溜溜再说。各路人马，在网上尽情自由发挥，揭露出一些问题，而且自由发挥本身也显示出了不少人的本色。我在上一篇里，得罪了吴祚来和夏业良。我觉得，对各路妖怪，都应该拿出来说一说，否则，吴夏二位，会说我不公平，所以今天就再得罪两位，以兹平衡。
说到夏业良，他看到郭文贵金猴奋起千钧棒，就立刻给郭文贵写proposal，向郭文贵要钱。没拿到。他随即就地一转，从向郭要钱替郭说话，一举变成了反郭的急先锋。几天的工夫，他从拥护郭文贵，改拥护郭的目标王岐山了。至少，根据夏的说法，即便王岐山有问题，也应该最后整。
夏转得这么快，这么干净利索，就引出一个问题。有多少民运分子，是夏业良这类的，对他们来说，民主只不过是一个幌子。他们说的法治，不是我们正常人意义上的法治，而是为达到个人目的不择手段。如果这样的人可以得势，中国将来的民主，可能比共产党现在的“民主”更好吗？
我最近太忙，没时间聆听夏前教授的教导，但据说，他反对郭文贵的依据，是他一拍脑袋，想出来了一个郭文贵没提供的证据（好像是什么护照的影印件）。根据夏的说法，如果郭文贵拿不出那个证据来，其它证据全部归零。作为北大教授，夏业良发表这么独特的、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过的证据学说，有两种可能。第一，北大这个地方，学术水准还不如地摊上的骗子；第二，夏业良给郭文贵写proposal，折腾一圈，发现郭不给钱，夏就酸水大发，不光说葡萄树反动，干脆就一定要打倒这颗葡萄树了。文革红卫兵的那一套，在夏身上，生存得也太鲜活了一点。
北大开除夏业良，根据夏的观点，是因为他的言论，不是因为他的学术水准。根据一种网上的说法，他在经济学课上，不讲经济学，而谩骂政府。问题是，北大的过去和现在有多少夏业良在误人子弟？
如果有朝一日，夏业良真的实现了他的春秋大梦，去中国当权了，用他的学术水准和逻辑，去依“法”治国。那中国人民可就真的要倒大霉了。
书归正传，我今天想得罪的第一位：唐柏桥。
因为唐先生在我写了上篇文章的一周以后（6月13日），开始在YouTube连续几天讲述民运之穷途末路的来龙去脉，和我的文章，产生呼应效果，难能可贵，所以，出于私心，我对他，就采取客气态度，避开他言论中最不堪、最自损、最具自我讽刺意味的那部分，只评论一个比较mild的：唐说的事情，很多都是28年以前发生的。如果唐28年以前，就觉得民运如此没救儿，觉得胡平有那么多问题，为什么要憋28年？这28年，他在等什么？这些人，做事周期以28年为单位，他一辈子，打算活多久？
唐说胡平（不是我今天想得罪的人），勾起了我的一些回忆。例如，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跟我说，诺贝尔给刘晓波的授奖仪式，邀请了胡平。胡平首先screwed up他的飞机票（因为他的特殊身份，他犯了一个幼儿园级别的错误。我在这里，特别提这么一句的目的是要说明，这个人窝里斗搞得出神入化，真正做事的能力差到令人跌破眼镜）。然后，胡平跟我这个朋友说，他注意到，诺贝尔授奖仪式，包括一个晚会，需要white tie。在美国，租一个white tie燕尾服，大概是200来块钱。因此胡平说：因为他没钱租这个燕尾服，是不是可以不参加这个晚会？
我当时在洛杉矶最大的电台AM1300做节目主持人（后来因为我妄图采访国会议员候选人，向华人介绍美国民主，被电台开除、立即执行了），听了这个故事，傻不叽叽地深受感动，就给胡平发了一个email，请他来我的节目，讲讲他是如何辛辛苦苦地推进中国民主的。胡平没回我的email，我就要来了胡平的手机号码，直接打电话给他，热情洋溢地邀请他来做我节目的嘉宾。他的回答，当时让我大惑不解，甚至莫名其妙。在电话里，他说：很遗憾我不能参加你的节目。然后，不阴不阳地“哼”了一声（胡平固有的说话方式），下面就无话了。我当时楞了，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我是很真诚地邀请他，他为什么要用这个态度？当然，人家让我那么感动，我只有敬佩的份儿，完全没道理逼人家做人家不愿意做到事情。所以我就谢了他，放下电话了事。
听唐先生爆料，胡平在多处（包括北京）都有房子。而且，唐发言好多天了，胡一直没有出来否认。这就让我想起当年胡某对我说的话，very interesting。这是我今天特别眷顾唐先生的原因之二。
书归正传，第二个我今天想得罪的人是郭宝胜。
郭宝胜牧师礼拜二（20日）向我们布了一个道，非常有意思。
我在介绍郭牧师的布道之前，需要老实交待，我这个人，从来没有坐过共产党的监狱。而且，说老实话，迄今为止，共产党没有对我个人进行过任何形式的迫害。我在小时候，毛搞文化大革命，让我好好地、痛痛快快地玩过了我的童年。我13岁的时候，毛死了，我开始发奋读书，一点儿都没耽误。后来，高考恢复，我考上了中国无可争辩的最好的大学（清华）。大学五年，共党一分钱学费都没找我要（当时清华就是五年，不是我笨，留级；其实当时的清华本科，相当于一个硕士的含金量），而且给了我足够的自由，让我在清华好好地读了一批书，为我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例如，特批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可以不参加政治学习）。邓小平搞开放，让我可以在85年毕业之后，立刻来到美国，避开了86年开始的“动乱”。共产党对我个人，一切都非常好。
郭牧师布道曰：搞民运要看你有没有做过奉献。你付出了，你号召别人，别人才能信服你。没有付出。你没有做什么事情，你自己，没有流过血，自己没有做过监，说话的底气是很难起来的。别人也不相信。你说得天花乱坠，人家也不相信。你这个人，说来说去是不是别有用心？（哇，没做过监狱就别有用心啊！）
郭某人接着说：人家看到过你的经历，知道你为民主自由献身过。确实实打实地牺牲过，就会觉得你这个人说话是可信的，不是骗我们的，因为你自己就是实践者。
照郭宝胜的说法，就是没坐监的人就是骗子。换句话说，郭宝胜这哥们儿，从来没见过我，就下了一个断言：我是一个骗子。而且，这还不够，干脆把所有没坐过监的人，大笔一挥，全部以骗子的罪名，打入十八层地狱。中世纪欧洲的那些教士，例如在西班牙搞Inquisición，似乎也没这么邪乎过。
郭牧师大开杀戒，让我想到了美国之音。我在做节目的时候，美国之音就说，所有华文媒体，都是五毛。我当时就说，我被抓五毛，至少需要有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我拿到了五毛钱。我给AM1300做主持人，在麦克风前，每个小时10块钱，加州的硬性最低工资（资本家如何残酷压榨太过懦弱的华人，不是我们今天的题目）。怎么说，我也没拿到我的那五毛。而且，照郭文贵的爆料，海外媒体做五毛，拿到的钱，是数以万计的。我一分钱都没拿到，辛辛苦苦地做节目，还白白地被美国之音骂做五毛，可谓有冤无处申。
郭牧师的说教，还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件事。那就是邓小平一恢复工作，就开始给华国锋捣乱。邓的一个办法，就是让文革期间被打倒的干部复出，让他们打倒文革期间没有被打倒的干部。要知道，文革期间，中国的经济，还是在有序地被控制的。而且，华国锋的所谓“洋跃进”（邓小平的叫法），也立刻被邓小平全盘接受，并加以扩大化（邓改称改革开放）。邓小平打击文化大革命期间管理中国经济的人，说老说去，还不是郭牧师的逻辑？
毛的作恶，大概怎么说都不为过。但是，毛有一点，那就是他用的人，除了无赖打手，如刘少奇、林彪、江青等，就是有点本事的。举个例子，他提拔王洪文，是因为王在上海的鼓噪能力。王到了北京，毛发现他是一个饭桶，就开始冷淡王了。
邓上台之后，打击面，绝不仅仅在经济管理方面。他打击的，还包括外交（乔冠华）等其它方面。很多有本事的人，被邓排挤了，剩下的就只有“白猫黑猫”、“摸着石头过河”什么的了。换句话说，没人知道这些人在干什么（包括邓自己）。邓把地方上的赵紫阳和万里，提拔到中央，是因为他们的业绩，而不是因为他们的理论对路子。这就是邓的猫论：以成败论英雄、只重结果不重过程、成者王侯败者贼。而且，这些原则，很快就从经济领域，纯粹变到政治领域里去了。
赵紫阳和万里到了中央，没有有效、明确的理论辅佐，名不正而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到了六四，一方面三角债横行，另一方面，邓小平通过向外宾谈话的方式，逼着赵紫阳在不进行体制改革的情况下，搞什么价格闯关。根本就不是“摸着石头过河”，而是往死路里硬闯，结果就是六四。
六四以后，一盆脏水，泼在赵紫阳身上，这段历史，就算画了个句号，以后就不提了。据说有北大学生，被问到赵紫阳何许人也的时候，说赵是北大教授。不知道这哥们儿是不是夏教授的门徒。现在看来，赵紫阳的做事方式，似乎倒是很有北大伪学术的风格。
郭牧师然后叫大家奉献金钱。我想，他们这样正义凛然的人，是不会要我们这样骗子的钱的。对于中国的民主，用郭牧师的话说，我们这些说话没底气的人，说话别人也不相信的人，说来说去还是别有用心的人，一言以蔽之，我们这些骗子的钱，他们怎么可能要呢？中国的民主，肯定和我们这些骗子没什么关系。
我担心的是，如果把中国交给郭宝胜、唐柏桥这样的人，他们会不会以冠冕堂皇的道理，对老百姓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进行大肆搜刮、滥用？解决起问题来，以28年为时间单位，拖了再拖？
我对郭宝胜的思想方向，倒也并不是完全不赞成。我的问题是：我们这些没有被共产党迫害的人，不能对中国的民主做什么，难道你们这些被共产党迫害过的人，就能做什么？至少，我们承认什么也没做。你们做了28年，有什么成果，可不以说出来让我们见识见识？
郭某人接着说到公布财产的事。我们知道，这些职业民运人士，或者职业革命家，张嘴冠冕堂皇，实际上，对钱、地位，很多人是眼睛发绿的（根据唐的爆料，胡平就是一个例子）。这些民运人士，都有很严重的共产主义情节。公布财产之后，还有点钱的人，如何可以不把他的钱捐出来平分、共产，以谢天下？
郭宝胜接着谈起隐私什么的。不过，郭宝胜是牧师，不是律师，郭宝胜的隐私论，就像夏业良的证据论，我不想和他们计较。但是郭宝胜呼应美国之音，在美国之音说我是五毛、大外宣的基础上，干脆把我发展成了骗子。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我被迫出来得罪他一把。而夏业良，张嘴闭嘴就是法治，真让人不寒而栗。
今天郭宝胜们和夏业良们在美国，在这个合理的制度下，只能乱说，没有乱动的机会。夏业良们的努力工作，充其量也就是削弱郭文贵。我担心的是，如果有朝一日，当住在中国的那些中国人，争取到了民主，傻不叽叽地让这些人跑去中国。这些人用他们花里胡哨、冠冕堂皇的高论，去蛊惑那被洗脑了两千多年的中国民众，去贯彻他们版本的“民主”和“法治”，那倒是很可能导致实际恶果的。
写于2017年6月24日
（作者郑朴捷为洛杉矶律师）
讨论前往：http://www.facebook.com/pujie.zheng
以往文章：http://pujielaw.blogspot.com/
以往AM1300 (KAZN)中文节目录音：http://www.youtube.com/user/pujiez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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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老实说，也就是一年多以前），我在洛杉矶AM1300做节目主持的时候，在网上做自媒体。当时，我是独立媒体（不拿美国纳税人钱的那种）的龙头老大（收视率排名第一）。现在，看到那么多人出来，在网上百家争鸣，而且最可喜的是各家言无不尽。对中国人来说，这真可谓是两千年未见之自由言论现象。对我来说，后继有人，我可以安然退休了。
但是，为什么我有一个乌烟瘴气的感觉呢？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是骡子是马，先拉出来溜溜再说。各路人马，在网上尽情自由发挥，揭露出一些问题，而且自由发挥本身也显示出了不少人的本色。我在上一篇里，得罪了吴祚来和夏业良。我觉得，对各路妖怪，都应该拿出来说一说，否则，吴夏二位，会说我不公平，所以今天就再得罪两位，以兹平衡。
说到夏业良，他看到郭文贵金猴奋起千钧棒，就立刻给郭文贵写proposal，向郭文贵要钱。没拿到。他随即就地一转，从向郭要钱替郭说话，一举变成了反郭的急先锋。几天的工夫，他从拥护郭文贵，改拥护郭的目标王岐山了。至少，根据夏的说法，即便王岐山有问题，也应该最后整。
夏转得这么快，这么干净利索，就引出一个问题。有多少民运分子，是夏业良这类的，对他们来说，民主只不过是一个幌子。他们说的法治，不是我们正常人意义上的法治，而是为达到个人目的不择手段。如果这样的人可以得势，中国将来的民主，可能比共产党现在的“民主”更好吗？
我最近太忙，没时间聆听夏前教授的教导，但据说，他反对郭文贵的依据，是他一拍脑袋，想出来了一个郭文贵没提供的证据（好像是什么护照的影印件）。根据夏的说法，如果郭文贵拿不出那个证据来，其它证据全部归零。作为北大教授，夏业良发表这么独特的、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过的证据学说，有两种可能。第一，北大这个地方，学术水准还不如地摊上的骗子；第二，夏业良给郭文贵写proposal，折腾一圈，发现郭不给钱，夏就酸水大发，不光说葡萄树反动，干脆就一定要打倒这颗葡萄树了。文革红卫兵的那一套，在夏身上，生存得也太鲜活了一点。
北大开除夏业良，根据夏的观点，是因为他的言论，不是因为他的学术水准。根据一种网上的说法，他在经济学课上，不讲经济学，而谩骂政府。问题是，北大的过去和现在有多少夏业良在误人子弟？
如果有朝一日，夏业良真的实现了他的春秋大梦，去中国当权了，用他的学术水准和逻辑，去依“法”治国。那中国人民可就真的要倒大霉了。
书归正传，我今天想得罪的第一位：唐柏桥。
因为唐先生在我写了上篇文章的一周以后（6月13日），开始在YouTube连续几天讲述民运之穷途末路的来龙去脉，和我的文章，产生呼应效果，难能可贵，所以，出于私心，我对他，就采取客气态度，避开他言论中最不堪、最自损、最具自我讽刺意味的那部分，只评论一个比较mild的：唐说的事情，很多都是28年以前发生的。如果唐28年以前，就觉得民运如此没救儿，觉得胡平有那么多问题，为什么要憋28年？这28年，他在等什么？这些人，做事周期以28年为单位，他一辈子，打算活多久？
唐说胡平（不是我今天想得罪的人），勾起了我的一些回忆。例如，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跟我说，诺贝尔给刘晓波的授奖仪式，邀请了胡平。胡平首先screwed up他的飞机票（因为他的特殊身份，他犯了一个幼儿园级别的错误。我在这里，特别提这么一句的目的是要说明，这个人窝里斗搞得出神入化，真正做事的能力差到令人跌破眼镜）。然后，胡平跟我这个朋友说，他注意到，诺贝尔授奖仪式，包括一个晚会，需要white tie。在美国，租一个white tie燕尾服，大概是200来块钱。因此胡平说：因为他没钱租这个燕尾服，是不是可以不参加这个晚会？
我当时在洛杉矶最大的电台AM1300做节目主持人（后来因为我妄图采访国会议员候选人，向华人介绍美国民主，被电台开除、立即执行了），听了这个故事，傻不叽叽地深受感动，就给胡平发了一个email，请他来我的节目，讲讲他是如何辛辛苦苦地推进中国民主的。胡平没回我的email，我就要来了胡平的手机号码，直接打电话给他，热情洋溢地邀请他来做我节目的嘉宾。他的回答，当时让我大惑不解，甚至莫名其妙。在电话里，他说：很遗憾我不能参加你的节目。然后，不阴不阳地“哼”了一声（胡平固有的说话方式），下面就无话了。我当时楞了，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我是很真诚地邀请他，他为什么要用这个态度？当然，人家让我那么感动，我只有敬佩的份儿，完全没道理逼人家做人家不愿意做到事情。所以我就谢了他，放下电话了事。
听唐先生爆料，胡平在多处（包括北京）都有房子。而且，唐发言好多天了，胡一直没有出来否认。这就让我想起当年胡某对我说的话，very interesting。这是我今天特别眷顾唐先生的原因之二。
书归正传，第二个我今天想得罪的人是郭宝胜。
郭宝胜牧师礼拜二（20日）向我们布了一个道，非常有意思。
我在介绍郭牧师的布道之前，需要老实交待，我这个人，从来没有坐过共产党的监狱。而且，说老实话，迄今为止，共产党没有对我个人进行过任何形式的迫害。我在小时候，毛搞文化大革命，让我好好地、痛痛快快地玩过了我的童年。我13岁的时候，毛死了，我开始发奋读书，一点儿都没耽误。后来，高考恢复，我考上了中国无可争辩的最好的大学（清华）。大学五年，共党一分钱学费都没找我要（当时清华就是五年，不是我笨，留级；其实当时的清华本科，相当于一个硕士的含金量），而且给了我足够的自由，让我在清华好好地读了一批书，为我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例如，特批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可以不参加政治学习）。邓小平搞开放，让我可以在85年毕业之后，立刻来到美国，避开了86年开始的“动乱”。共产党对我个人，一切都非常好。
郭牧师布道曰：搞民运要看你有没有做过奉献。你付出了，你号召别人，别人才能信服你。没有付出。你没有做什么事情，你自己，没有流过血，自己没有做过监，说话的底气是很难起来的。别人也不相信。你说得天花乱坠，人家也不相信。你这个人，说来说去是不是别有用心？（哇，没做过监狱就别有用心啊！）
郭某人接着说：人家看到过你的经历，知道你为民主自由献身过。确实实打实地牺牲过，就会觉得你这个人说话是可信的，不是骗我们的，因为你自己就是实践者。
照郭宝胜的说法，就是没坐监的人就是骗子。换句话说，郭宝胜这哥们儿，从来没见过我，就下了一个断言：我是一个骗子。而且，这还不够，干脆把所有没坐过监的人，大笔一挥，全部以骗子的罪名，打入十八层地狱。中世纪欧洲的那些教士，例如在西班牙搞Inquisición，似乎也没这么邪乎过。
郭牧师大开杀戒，让我想到了美国之音。我在做节目的时候，美国之音就说，所有华文媒体，都是五毛。我当时就说，我被抓五毛，至少需要有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我拿到了五毛钱。我给AM1300做主持人，在麦克风前，每个小时10块钱，加州的硬性最低工资（资本家如何残酷压榨太过懦弱的华人，不是我们今天的题目）。怎么说，我也没拿到我的那五毛。而且，照郭文贵的爆料，海外媒体做五毛，拿到的钱，是数以万计的。我一分钱都没拿到，辛辛苦苦地做节目，还白白地被美国之音骂做五毛，可谓有冤无处申。
郭牧师的说教，还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件事。那就是邓小平一恢复工作，就开始给华国锋捣乱。邓的一个办法，就是让文革期间被打倒的干部复出，让他们打倒文革期间没有被打倒的干部。要知道，文革期间，中国的经济，还是在有序地被控制的。而且，华国锋的所谓“洋跃进”（邓小平的叫法），也立刻被邓小平全盘接受，并加以扩大化（邓改称改革开放）。邓小平打击文化大革命期间管理中国经济的人，说老说去，还不是郭牧师的逻辑？
毛的作恶，大概怎么说都不为过。但是，毛有一点，那就是他用的人，除了无赖打手，如刘少奇、林彪、江青等，就是有点本事的。举个例子，他提拔王洪文，是因为王在上海的鼓噪能力。王到了北京，毛发现他是一个饭桶，就开始冷淡王了。
邓上台之后，打击面，绝不仅仅在经济管理方面。他打击的，还包括外交（乔冠华）等其它方面。很多有本事的人，被邓排挤了，剩下的就只有“白猫黑猫”、“摸着石头过河”什么的了。换句话说，没人知道这些人在干什么（包括邓自己）。邓把地方上的赵紫阳和万里，提拔到中央，是因为他们的业绩，而不是因为他们的理论对路子。这就是邓的猫论：以成败论英雄、只重结果不重过程、成者王侯败者贼。而且，这些原则，很快就从经济领域，纯粹变到政治领域里去了。
赵紫阳和万里到了中央，没有有效、明确的理论辅佐，名不正而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到了六四，一方面三角债横行，另一方面，邓小平通过向外宾谈话的方式，逼着赵紫阳在不进行体制改革的情况下，搞什么价格闯关。根本就不是“摸着石头过河”，而是往死路里硬闯，结果就是六四。
六四以后，一盆脏水，泼在赵紫阳身上，这段历史，就算画了个句号，以后就不提了。据说有北大学生，被问到赵紫阳何许人也的时候，说赵是北大教授。不知道这哥们儿是不是夏教授的门徒。现在看来，赵紫阳的做事方式，似乎倒是很有北大伪学术的风格。
郭牧师然后叫大家奉献金钱。我想，他们这样正义凛然的人，是不会要我们这样骗子的钱的。对于中国的民主，用郭牧师的话说，我们这些说话没底气的人，说话别人也不相信的人，说来说去还是别有用心的人，一言以蔽之，我们这些骗子的钱，他们怎么可能要呢？中国的民主，肯定和我们这些骗子没什么关系。
我担心的是，如果把中国交给郭宝胜、唐柏桥这样的人，他们会不会以冠冕堂皇的道理，对老百姓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进行大肆搜刮、滥用？解决起问题来，以28年为时间单位，拖了再拖？
我对郭宝胜的思想方向，倒也并不是完全不赞成。我的问题是：我们这些没有被共产党迫害的人，不能对中国的民主做什么，难道你们这些被共产党迫害过的人，就能做什么？至少，我们承认什么也没做。你们做了28年，有什么成果，可不以说出来让我们见识见识？
郭某人接着说到公布财产的事。我们知道，这些职业民运人士，或者职业革命家，张嘴冠冕堂皇，实际上，对钱、地位，很多人是眼睛发绿的（根据唐的爆料，胡平就是一个例子）。这些民运人士，都有很严重的共产主义情节。公布财产之后，还有点钱的人，如何可以不把他的钱捐出来平分、共产，以谢天下？
郭宝胜接着谈起隐私什么的。不过，郭宝胜是牧师，不是律师，郭宝胜的隐私论，就像夏业良的证据论，我不想和他们计较。但是郭宝胜呼应美国之音，在美国之音说我是五毛、大外宣的基础上，干脆把我发展成了骗子。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我被迫出来得罪他一把。而夏业良，张嘴闭嘴就是法治，真让人不寒而栗。
今天郭宝胜们和夏业良们在美国，在这个合理的制度下，只能乱说，没有乱动的机会。夏业良们的努力工作，充其量也就是削弱郭文贵。我担心的是，如果有朝一日，当住在中国的那些中国人，争取到了民主，傻不叽叽地让这些人跑去中国。这些人用他们花里胡哨、冠冕堂皇的高论，去蛊惑那被洗脑了两千多年的中国民众，去贯彻他们版本的“民主”和“法治”，那倒是很可能导致实际恶果的。
写于2017年6月24日
（作者郑朴捷为洛杉矶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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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AM1300 (KAZN)中文节目录音：http://www.youtube.com/user/pujiez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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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June 6, 2017
海外民运的穷途末路--纪念六四下篇
这两天纪念六四。纪念六四，就不能避免地要涉及现在的所谓“海外民运”。
昨天的讨论里，我们谈到过一些。之后，有一位读者，把吴祚来的一个推特发给我。我去他的推特里去查，又发现了一些言论，摘几条为例：
“民主不是免费的，自由也不是免费的。民主义士们为公众争民主，公众当然应该经济支持，如果你不支持，就难有专职人员服务于民主事业，中国或世界上有数以百计的民运人士，总有一位符合你支持的标准，如果没有，你就自己站出来，为民主工作，经费不充足，就筹集经费，如果没有人支持，就接受奴役的命运。”
“许多民运人士都在努力推进，不要以偏概全，没有对民运有过支持或参与的人，严格来说无权批评民运，民运从来不应该有局外人，对大陆民主一声呼吁，对维权行动一次转发都是民运一部分。搞内斗互相谩骂的，总共有十个人或二十个人？这些人或性格有缺憾，或不是真民运人士，他们不是民主人士的全部。”
“人民争自由，垬说没有绝对的自由，你大爷偷换概念了，没人要绝对自由，只要法定的自由。我们说，民主人士应该有专业化的团队，并有捐赠或供奉，和尚道士有人供奉为什么民运人士没有或供给微弱？又有过激反应的来了：你们是神啊，得供着你们。人民如果真的要民主，就得供养自已的职业代言人。不是吗？”
“民主需要组织管理，这是一个学习过程。民主即麻烦。不怕麻烦不怕博弈的民族才能民主自由。”
“民主政治需要专业人员，希望吃民主饭的人更多，更专业，有更多的供奉者。业余民主运动难持续。”
我先来举一个Jason Chaffetz的例子。Chaffetz是众议院Oversight & Government Reform委员会的主席。他决定月底从众议院辞职。根据他的说法，离家住了1,500个夜晚，够了，该回到私营机构里去谋生了。
我89年在华盛顿搞游说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去华盛顿以前，觉得一百万是一大笔钱。到华盛顿一段时间以后，觉得一百万没什么。所以，他觉得，是回到私营企业去尝尝赚钱的滋味的时候了。他随即找到两个40多万基本工资的工作，然后就在科罗拉多滑雪场边上，买了一栋别墅。
中国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国进民退，换句话说政府权利太大。美国的问题，也是同样，Reagan、Clinton搞国退民进，两个Bush搞国进民退。后来Obama变本加厉。现在Trump缩小美国政府（当然左派媒体MSM没人关心）。
对于一个政府来说，如果不有意地遏制，政府就会自然而然地越来越大。这里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里的人，从来没有赚过钱。不知道钱是怎么赚来的。他们的工作，就是以冠冕堂皇的名堂，把老百姓辛辛苦苦赚来的钱，通过苛捐杂税收上来，供他们挥霍。
今天，在美国的“民运人士”完全不理解美国体制，一心想着中国人争取到民主之后他们海归摘桃。郭文贵对他们提了一个问题：你们这些“民运”这些年做了什么？民运的回答是他们做了很多工作。对于郭文贵这样的人来说，工作是工作，吐沫随风飞去不是工作。郭文贵是一个生意人，知道做实事的艰难。
其实，这些民运分子生活在美国社会里，如果有意做点实际工作，当下就有一个：我们华裔的利益，正在被美国的左派，以公然种族歧视的方式剥夺。这件事情，Ed Blum代表华人提起诉讼，但是可悲的是，没有中国团体进行这类的工作。
美国华人，比较来说，收入非常高。但是，就是不能团结起来，为我们这个群体的利益，做点什么。结果，我们就受欺负。这个问题，在中国的中国人中，同样存在。民运是不是可以通过解决这个问题，练一下兵？同时在郭文贵的意义上，做点事情？
如果“民运人士”为这里的老百姓做事了，然后再出来要公众资金支持，就有理有据。否则，不管民运是什么都没做（郭文贵的说法）还是做了很多（民运的说法），无可争议的是：这里的老百姓，没拿到什么实惠。在这种情况下，民运凭什么说“公众当然应该经济支持”？
做过生意的人，都知道：自由市场讲究自觉自愿的等价交换，政府讲究巧取豪夺。吴祚来的语言，充分表明，他挣钱，不愿意通过自由市场的等价交换，而想用国家机器的强权机制。
换句话说，这些民运，如果对做事不做事的定义，和平常老百姓有那么大的不同，将来他们有朝一日回到中国，会不会他们觉得他们做了很多，老百姓觉得他们什么都没做？结果，他们横征暴敛，冠冕堂皇，老百姓怨声载道，他们还说，“公众当然应该经济支持”？美国的左派，就是这么做的，结果老百姓选上去一个一点政府经验都没有的Trump。
我看到一篇报道，2016年，联邦的法令法规，给美国企业，带来了1.9万亿的费用。Obama这八年，说简单点，就是没完没了地通过增加法律法规，增加企业负担，从而实行变相的社会主义制度。结果，小企业基本上被搞得没活路了。今天，Trump现在正在一步一步地，取消那些法律法规。
首先，Trump没有政府经验，他当总统不也当得挺好的吗？而且，正因为他有私营企业的经验，他知道这些冠冕堂皇的政府法规，对企业带来多少负担。其结果，当然首先反映在中产阶级的生产效率上（从中产阶级荷包的角度讲，就是购买力）。
绝大多数老百姓，没有做过生意，所以他们不知道做生意、经营企业的风险和艰难。这样，政治人就很容易用冠冕堂皇的理由，让这些不明事理的老百姓，支持政府增加企业负担，似乎大家无需对这些负担买单似的。这种只见钱来，不见钱去的好事，何乐而不为？结果，首先买单的，是中产阶级。
所以，我们应该问的，应该是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不是成功的生意人、企业家，他怎么可能当一个合格的政治人？
说到中国，现在中国政治人的经验，是和权贵资产阶级勾结，通过垄断，挣不许别人挣的钱。所以从美国意义上说，他们没有经营企业的经验，也没有协助企业成功（例如减少企业负担）的经验。
根据吴祚来的说法，老百姓“该”对他们的“民运行为”付钱，他并没有问（至少没回答）：他们提供的民主服务，我们这些在美国的华人需要不需要。吴的态度，就是政府向老百姓横征暴敛时的嘴脸。
很多民运分子觉得，老百姓给他们钱，应该是义务，不应该问他们会做什么。难道政府横征暴敛的时候，不都是这样吗？都是以冠冕堂皇的语言，强迫的方式，做不可告人的勾当？
回过头来，中国一旦有了民主，那个民主一开始将是非常脆弱的，如果搞不好，新政府会很快失去民众的信心（而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在流了很多血以后，让一个拿破仑再次登基、复辟）。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我们在美国的华人，还要捐钱给这些人，好让他们有朝一日，回到中国，去用恶霸的形式，压榨老百姓，摧毁中国的民主？
在美国，大多数在政府顶层工作的人（political appointees），是通过自我牺牲为政府工作的，因为那些人如果到私营企业来工作的话，都可以挣更多的钱。他们的想法是，自我牺牲一段时间，来服务（serve）。美国人用serve这个词，就是这个意思。总统打电话请人出来工作的时候，都是用尽义务劝说，用serve来说服人走出茅庐，为政府工作。
为政府工作，不为赚钱。服务一段时间以后，回到私营企业继续赚钱。这是正常的美国政治逻辑。而现在的民主人士的问题是，他们在美国生活那么长时间，有些人生活了近30年，脑子里，还把政府当成饭票。将来他们回到中国以后，恐怕还会说，美国的政治人都是挣大钱的。（对于穷困潦倒的民运人士来说，美国的政治人是在挣大钱。但是，对于美国的政治人来说，他们是把政府当成服务的。）
当然，Obama是一个例外。作为破落户的Obama，对美国人民带来的危害，至少有几万亿，主要由中产阶级买单，同时得到糊里糊涂的老百姓（包括80%的华人），和别有用心的左派的热情支持。
说到挣钱，对于Clinton这一家子来说，他们出去演讲个三五次，40万就全有了。何必一年365天，天天都累到话都说不出来。当年他和Monica Lewinsky，凌晨三点的时候做那事儿，同时还在给议员打电话谈公事。当时就有comedian说：这么勤奋的总统，【该comedian对他老婆的评论在此删去】，接受点服务，难道不合理吗？
美国有240年的相对合理的体制，是一个很富庶的国家。在美国，对于一个有良好教育背景，有能力，有20年经验的人来说，挣几十万不算问题。即便我们中国移民，在美国一年挣几十万的，也大有人在。当然，很多人，挣钱虽不多，但他们注重生活方式。换句话说，他们不挣钱是因为不喜欢挣大钱的生活方式。
历史的教训不容忽视。美国当年革命，是一帮吃穿不愁的人闹革命（Jefferson、Washington都是Virginia最大的奴隶主），法国革命是破落户革命（如Robespierre），结果就是流血流血再流血，弄来弄去，通过拿破仑登基，回到原点。即便我们不说前功尽弃，也是多少人鲜血白流。
对于认为“民主义士们为公众争民主，公众当然应该经济支持”的吴祚来们，我有一个建议。咱们立一个规矩，一年挣不到10万，就不要来谈民运。美国有自由市场，大家都凭本事通过竞争赚钱。如果一个人，通过这样公平竞争机制，挣不到钱，他有什么资格来谈民运？（换句话说，经济基础都不行，谈什么上层建筑？）这样做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避免民运成为找不到工作的人和不屑于介入经济基础的人得以继续自大骄妄的藏身处。
设想，一堆每年至少挣10万的人聚在一起讨论民运，讨论的将是民运。而今天，一堆穷困潦倒的Robespierre们聚在一起，真讨论的，恐怕是以民运的名义，怎么多搞点钱。除此之外，就是吴祚来发的感慨，觉得人家都欠他二百吊。这些人将来去中国加入民运，对中国的危害性，有Robespierre的前车之鉴，绝不可低估。
现在，海外民运有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趋势。例如，民运们自己抢夺话语机会还来不及，圈子外面的人就失去了说话的机会。在民主过程中，兼听则明很重要。当年法国大革命的问题，就是这样的劣币驱逐良币，结果酿成悲剧。
吴祚来谈到训练管理，其实，训练管理，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军事运作，另外一个是商业运作。天下可能没有哪一个国家，肯把军队拿出来，让这些民运分子来练手。所以，练管理的唯一途径，就是企业管理。（在今天民运圈子里混，专业搞窝里斗，怎么说也不能叫训练管理。）
吴祚来说到博弈，通过商业博弈学习政治博弈特别适合这些民运分子。因为在一个民主制度里，问题不是要打败对方，而是和对方一起研究，找出一条双赢的路子来。这和民运分子通过窝里斗学到的，是完全不同意义上的博弈。
网上盛传北大前教授夏业良送外卖。我去查了一下，夏教授在他的推特上说：“去年10月初的谣言，司马南也兴奋地转发过。一群脑残的自慰游戏。”显然，夏大教授觉得别人说他送外卖是在骂他。
我觉得吴先生和夏先生第一应该去送外卖。通过送外卖，了解了解钱是怎么挣出来的。让夏先生真正明白明白supply（供给）和demand（需求）的关系。日后他们回到中国，对老百姓横征暴敛的时候，至少不会那么理直气壮，或许稍微会有点怜悯心。就现实而论，他们不会见到一个郭文贵就写proposal。闹哄不闹哄？
现在的民运分子，觉得说他送外卖是在骂他，完全暴露了他们的弱点。结果，从博弈论的角度讲，他们的言论和心理弱点，让使领馆的五毛，掐住了他们的五寸。弄得他们以后连外卖都不敢送了，让他们在美国死要面子活受罪。
海外民运脱离民众、生活在一个幻想世界里。相对来说，郭文贵是一个正常人。结果民运和郭文贵没有共同语言，走上穷途末路还不自查。这是海外民运28年以前的问题，今天还没改。就这个学习速度，还想将来对中国产生正面影响？
今天的民运分子们，以吴先生和夏先生为首，都应该走出民运圈子，从送外卖开始，首先make an honest living。从经济基础开始努力，日后吃穿不愁了，再出来谈上层建筑不晚。
只有那样的海外民运，才是真正的民运，而不是一大帮人以民运为名，行窝里斗之实。走在大街上，还觉得人人都欠他二百吊。张嘴就是共产党的那一套，你们只许吹喇叭，不许批评。批评他们就是破坏民主、反党、反华，什么的。民运分子们，首先需要做的，是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经济基础。之后，才会明白郭文贵说的做事是什么意思。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他们才会从一群可怕的Robespierre，变成受人尊敬的、像Jefferson、Washington这样的君子。
只有这样，将来那些住在中国的中国人，争取到了自由、民主，他们才可能回去做点正面的贡献。
写于2017年6月6日
作者为洛杉矶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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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的讨论里，我们谈到过一些。之后，有一位读者，把吴祚来的一个推特发给我。我去他的推特里去查，又发现了一些言论，摘几条为例：
“民主不是免费的，自由也不是免费的。民主义士们为公众争民主，公众当然应该经济支持，如果你不支持，就难有专职人员服务于民主事业，中国或世界上有数以百计的民运人士，总有一位符合你支持的标准，如果没有，你就自己站出来，为民主工作，经费不充足，就筹集经费，如果没有人支持，就接受奴役的命运。”
“许多民运人士都在努力推进，不要以偏概全，没有对民运有过支持或参与的人，严格来说无权批评民运，民运从来不应该有局外人，对大陆民主一声呼吁，对维权行动一次转发都是民运一部分。搞内斗互相谩骂的，总共有十个人或二十个人？这些人或性格有缺憾，或不是真民运人士，他们不是民主人士的全部。”
“人民争自由，垬说没有绝对的自由，你大爷偷换概念了，没人要绝对自由，只要法定的自由。我们说，民主人士应该有专业化的团队，并有捐赠或供奉，和尚道士有人供奉为什么民运人士没有或供给微弱？又有过激反应的来了：你们是神啊，得供着你们。人民如果真的要民主，就得供养自已的职业代言人。不是吗？”
“民主需要组织管理，这是一个学习过程。民主即麻烦。不怕麻烦不怕博弈的民族才能民主自由。”
“民主政治需要专业人员，希望吃民主饭的人更多，更专业，有更多的供奉者。业余民主运动难持续。”
我先来举一个Jason Chaffetz的例子。Chaffetz是众议院Oversight & Government Reform委员会的主席。他决定月底从众议院辞职。根据他的说法，离家住了1,500个夜晚，够了，该回到私营机构里去谋生了。
我89年在华盛顿搞游说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去华盛顿以前，觉得一百万是一大笔钱。到华盛顿一段时间以后，觉得一百万没什么。所以，他觉得，是回到私营企业去尝尝赚钱的滋味的时候了。他随即找到两个40多万基本工资的工作，然后就在科罗拉多滑雪场边上，买了一栋别墅。
中国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国进民退，换句话说政府权利太大。美国的问题，也是同样，Reagan、Clinton搞国退民进，两个Bush搞国进民退。后来Obama变本加厉。现在Trump缩小美国政府（当然左派媒体MSM没人关心）。
对于一个政府来说，如果不有意地遏制，政府就会自然而然地越来越大。这里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里的人，从来没有赚过钱。不知道钱是怎么赚来的。他们的工作，就是以冠冕堂皇的名堂，把老百姓辛辛苦苦赚来的钱，通过苛捐杂税收上来，供他们挥霍。
今天，在美国的“民运人士”完全不理解美国体制，一心想着中国人争取到民主之后他们海归摘桃。郭文贵对他们提了一个问题：你们这些“民运”这些年做了什么？民运的回答是他们做了很多工作。对于郭文贵这样的人来说，工作是工作，吐沫随风飞去不是工作。郭文贵是一个生意人，知道做实事的艰难。
其实，这些民运分子生活在美国社会里，如果有意做点实际工作，当下就有一个：我们华裔的利益，正在被美国的左派，以公然种族歧视的方式剥夺。这件事情，Ed Blum代表华人提起诉讼，但是可悲的是，没有中国团体进行这类的工作。
美国华人，比较来说，收入非常高。但是，就是不能团结起来，为我们这个群体的利益，做点什么。结果，我们就受欺负。这个问题，在中国的中国人中，同样存在。民运是不是可以通过解决这个问题，练一下兵？同时在郭文贵的意义上，做点事情？
如果“民运人士”为这里的老百姓做事了，然后再出来要公众资金支持，就有理有据。否则，不管民运是什么都没做（郭文贵的说法）还是做了很多（民运的说法），无可争议的是：这里的老百姓，没拿到什么实惠。在这种情况下，民运凭什么说“公众当然应该经济支持”？
做过生意的人，都知道：自由市场讲究自觉自愿的等价交换，政府讲究巧取豪夺。吴祚来的语言，充分表明，他挣钱，不愿意通过自由市场的等价交换，而想用国家机器的强权机制。
换句话说，这些民运，如果对做事不做事的定义，和平常老百姓有那么大的不同，将来他们有朝一日回到中国，会不会他们觉得他们做了很多，老百姓觉得他们什么都没做？结果，他们横征暴敛，冠冕堂皇，老百姓怨声载道，他们还说，“公众当然应该经济支持”？美国的左派，就是这么做的，结果老百姓选上去一个一点政府经验都没有的Trump。
我看到一篇报道，2016年，联邦的法令法规，给美国企业，带来了1.9万亿的费用。Obama这八年，说简单点，就是没完没了地通过增加法律法规，增加企业负担，从而实行变相的社会主义制度。结果，小企业基本上被搞得没活路了。今天，Trump现在正在一步一步地，取消那些法律法规。
首先，Trump没有政府经验，他当总统不也当得挺好的吗？而且，正因为他有私营企业的经验，他知道这些冠冕堂皇的政府法规，对企业带来多少负担。其结果，当然首先反映在中产阶级的生产效率上（从中产阶级荷包的角度讲，就是购买力）。
绝大多数老百姓，没有做过生意，所以他们不知道做生意、经营企业的风险和艰难。这样，政治人就很容易用冠冕堂皇的理由，让这些不明事理的老百姓，支持政府增加企业负担，似乎大家无需对这些负担买单似的。这种只见钱来，不见钱去的好事，何乐而不为？结果，首先买单的，是中产阶级。
所以，我们应该问的，应该是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不是成功的生意人、企业家，他怎么可能当一个合格的政治人？
说到中国，现在中国政治人的经验，是和权贵资产阶级勾结，通过垄断，挣不许别人挣的钱。所以从美国意义上说，他们没有经营企业的经验，也没有协助企业成功（例如减少企业负担）的经验。
根据吴祚来的说法，老百姓“该”对他们的“民运行为”付钱，他并没有问（至少没回答）：他们提供的民主服务，我们这些在美国的华人需要不需要。吴的态度，就是政府向老百姓横征暴敛时的嘴脸。
很多民运分子觉得，老百姓给他们钱，应该是义务，不应该问他们会做什么。难道政府横征暴敛的时候，不都是这样吗？都是以冠冕堂皇的语言，强迫的方式，做不可告人的勾当？
回过头来，中国一旦有了民主，那个民主一开始将是非常脆弱的，如果搞不好，新政府会很快失去民众的信心（而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在流了很多血以后，让一个拿破仑再次登基、复辟）。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我们在美国的华人，还要捐钱给这些人，好让他们有朝一日，回到中国，去用恶霸的形式，压榨老百姓，摧毁中国的民主？
在美国，大多数在政府顶层工作的人（political appointees），是通过自我牺牲为政府工作的，因为那些人如果到私营企业来工作的话，都可以挣更多的钱。他们的想法是，自我牺牲一段时间，来服务（serve）。美国人用serve这个词，就是这个意思。总统打电话请人出来工作的时候，都是用尽义务劝说，用serve来说服人走出茅庐，为政府工作。
为政府工作，不为赚钱。服务一段时间以后，回到私营企业继续赚钱。这是正常的美国政治逻辑。而现在的民主人士的问题是，他们在美国生活那么长时间，有些人生活了近30年，脑子里，还把政府当成饭票。将来他们回到中国以后，恐怕还会说，美国的政治人都是挣大钱的。（对于穷困潦倒的民运人士来说，美国的政治人是在挣大钱。但是，对于美国的政治人来说，他们是把政府当成服务的。）
当然，Obama是一个例外。作为破落户的Obama，对美国人民带来的危害，至少有几万亿，主要由中产阶级买单，同时得到糊里糊涂的老百姓（包括80%的华人），和别有用心的左派的热情支持。
说到挣钱，对于Clinton这一家子来说，他们出去演讲个三五次，40万就全有了。何必一年365天，天天都累到话都说不出来。当年他和Monica Lewinsky，凌晨三点的时候做那事儿，同时还在给议员打电话谈公事。当时就有comedian说：这么勤奋的总统，【该comedian对他老婆的评论在此删去】，接受点服务，难道不合理吗？
美国有240年的相对合理的体制，是一个很富庶的国家。在美国，对于一个有良好教育背景，有能力，有20年经验的人来说，挣几十万不算问题。即便我们中国移民，在美国一年挣几十万的，也大有人在。当然，很多人，挣钱虽不多，但他们注重生活方式。换句话说，他们不挣钱是因为不喜欢挣大钱的生活方式。
历史的教训不容忽视。美国当年革命，是一帮吃穿不愁的人闹革命（Jefferson、Washington都是Virginia最大的奴隶主），法国革命是破落户革命（如Robespierre），结果就是流血流血再流血，弄来弄去，通过拿破仑登基，回到原点。即便我们不说前功尽弃，也是多少人鲜血白流。
对于认为“民主义士们为公众争民主，公众当然应该经济支持”的吴祚来们，我有一个建议。咱们立一个规矩，一年挣不到10万，就不要来谈民运。美国有自由市场，大家都凭本事通过竞争赚钱。如果一个人，通过这样公平竞争机制，挣不到钱，他有什么资格来谈民运？（换句话说，经济基础都不行，谈什么上层建筑？）这样做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避免民运成为找不到工作的人和不屑于介入经济基础的人得以继续自大骄妄的藏身处。
设想，一堆每年至少挣10万的人聚在一起讨论民运，讨论的将是民运。而今天，一堆穷困潦倒的Robespierre们聚在一起，真讨论的，恐怕是以民运的名义，怎么多搞点钱。除此之外，就是吴祚来发的感慨，觉得人家都欠他二百吊。这些人将来去中国加入民运，对中国的危害性，有Robespierre的前车之鉴，绝不可低估。
现在，海外民运有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趋势。例如，民运们自己抢夺话语机会还来不及，圈子外面的人就失去了说话的机会。在民主过程中，兼听则明很重要。当年法国大革命的问题，就是这样的劣币驱逐良币，结果酿成悲剧。
吴祚来谈到训练管理，其实，训练管理，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军事运作，另外一个是商业运作。天下可能没有哪一个国家，肯把军队拿出来，让这些民运分子来练手。所以，练管理的唯一途径，就是企业管理。（在今天民运圈子里混，专业搞窝里斗，怎么说也不能叫训练管理。）
吴祚来说到博弈，通过商业博弈学习政治博弈特别适合这些民运分子。因为在一个民主制度里，问题不是要打败对方，而是和对方一起研究，找出一条双赢的路子来。这和民运分子通过窝里斗学到的，是完全不同意义上的博弈。
网上盛传北大前教授夏业良送外卖。我去查了一下，夏教授在他的推特上说：“去年10月初的谣言，司马南也兴奋地转发过。一群脑残的自慰游戏。”显然，夏大教授觉得别人说他送外卖是在骂他。
我觉得吴先生和夏先生第一应该去送外卖。通过送外卖，了解了解钱是怎么挣出来的。让夏先生真正明白明白supply（供给）和demand（需求）的关系。日后他们回到中国，对老百姓横征暴敛的时候，至少不会那么理直气壮，或许稍微会有点怜悯心。就现实而论，他们不会见到一个郭文贵就写proposal。闹哄不闹哄？
现在的民运分子，觉得说他送外卖是在骂他，完全暴露了他们的弱点。结果，从博弈论的角度讲，他们的言论和心理弱点，让使领馆的五毛，掐住了他们的五寸。弄得他们以后连外卖都不敢送了，让他们在美国死要面子活受罪。
海外民运脱离民众、生活在一个幻想世界里。相对来说，郭文贵是一个正常人。结果民运和郭文贵没有共同语言，走上穷途末路还不自查。这是海外民运28年以前的问题，今天还没改。就这个学习速度，还想将来对中国产生正面影响？
今天的民运分子们，以吴先生和夏先生为首，都应该走出民运圈子，从送外卖开始，首先make an honest living。从经济基础开始努力，日后吃穿不愁了，再出来谈上层建筑不晚。
只有那样的海外民运，才是真正的民运，而不是一大帮人以民运为名，行窝里斗之实。走在大街上，还觉得人人都欠他二百吊。张嘴就是共产党的那一套，你们只许吹喇叭，不许批评。批评他们就是破坏民主、反党、反华，什么的。民运分子们，首先需要做的，是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经济基础。之后，才会明白郭文贵说的做事是什么意思。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他们才会从一群可怕的Robespierre，变成受人尊敬的、像Jefferson、Washington这样的君子。
只有这样，将来那些住在中国的中国人，争取到了自由、民主，他们才可能回去做点正面的贡献。
写于2017年6月6日
作者为洛杉矶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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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文章：http://pujielaw.blogspot.com/
以往AM1300 (KAZN)中文节目录音：http://www.youtube.com/user/pujiez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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