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杂谈二：教育最关键的时刻

很多留在美国的中国父母经常把孩子带回中国去度假。我就认识很多人，一到夏天，就把孩子带回中国去。好像这个世界，只有中国和美国。我带着孩子去别的国家 玩，很多人就说那是浪费钱，他们劝我：你的孩子那么小，你带他们去欧洲去看那些欧洲文化的东西，他们根本看不懂。不如等他们大了，能看懂了，再带他们去。

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小孩子的确不像大人那样，可以看到异国文化中的某些内容。例如，他们走在雅典的街上，不会知道意识到苏格拉底曾经在这里干过什么；他们 见到巴塞罗那港的那个手指向美洲的哥伦布雕像，不会联想到当年欧洲人勇闯世界；他们去唐宁街十号，不会想到当年英帝国的辉煌；他们到法国La Havre，不会想到艾森豪威尔指挥着那些美国孩子们用鲜血在那白色峭壁上画出一条通向柏林之路。（当我看到那白色峭壁的时候，就想起当年Reagan总 统作“boys of point du Hoc”演讲时的感人场面。孩子们自然听不懂我在讲些什么。）

但是，孩子的观察和大人是不一样的。美国的心理学家往往把孩子的观察，比作海绵，因为孩子脑子里成见很少，他们可以看到并且吸收成人看不到的东西。也就是 说，小孩子就像一张白纸，你可以在上面写任何东西。将来孩子脑子里的知识多了，成见也同时多了，所吸收知识的方式不一样了。那时，家长能够对他们产生的影 响，也就不一样了。换句话说，等孩子有了主见以后，家长就应该给孩子机会让他们自我发现，自我发掘，自我发展。家长和孩子应该进行一种平等的讨论，而不是引导 孩子干这个、干那个。这个引导工作，要在孩子的主见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做。也就是说，孩子越小，就越需要家长给他们一个更加宽阔的视野，让他们看到世界的多样化以及无限的可能性，这样他们才有机会去自我发现、发掘、发挥；长大以后，他们才会做自己的主人。我们在西班牙的时候，并没有要求孩子们讲西班牙语。但是没几天，孩子们就主动地要求大家都讲西班 牙语。他们也操着那两句半西班牙语，和当地人交谈。

美国的儿童教育学认为，教育宜早不宜迟。具体地说，教育最关键的时刻是孩子从医院拿回家后的第一个星期。这第一个星期，对孩子教育来说，有一个分水岭的作 用。如果家长建立好这个起点，那么孩子便可以从一开始就走上正路。在我和不少家长讨论育儿经的时候，就听过这样的问题：孩子拿回家的第一个星期，他只不 过是一块小肉，除了吃、拉，就只会哭，你能教育什么？在原则层面上，家长在第一个星期里要教的是独立精神。从实际操作层面讲，就是要锻炼孩子睡觉的本事。 我曾经在美国各流行中文网站里搜寻有关孩子睡觉这个话题。对于孩子晚上哭，要家长抱，答案几乎千篇一律：你抱个一年两载，孩子就不哭了，也就熬出来了。

美国的理念不是这样的。医院里的护士曾经和我说过：如果你想让孩子睡小床，你就要从第一天开始把他放到小床上去睡；如果你觉得孩子哭得太厉害，就把孩子抱 到大床上来睡；几天之后，你再下狠心，把孩子放在小床上睡，孩子可能会哭晕厥过去，然后需要拿到医院急救的。依照这种说法，当我们把老大带回家时，就按照医 生的说法，在他神志最清醒的时候，把他放到小床上去睡觉，而且晚上上床后除了喂奶，不去碰他。结果这块小肉，哭了整整一夜(当然，隔一会要去他耳边说说话，增加他的安全感)。第一夜鏖战下来，我们有点怀疑医生、护士 的说法。随即私下讨论决定，给这个孩子一个星期的时间。如果一个星期以后，还不能进入正常，我们就采用中国式的抱的办法。

结果，第二天晚上，孩子居然自己睡过去了。到了三点左右，孩子饿了，才开始哭。这时我们喂一次奶，然后孩子就一觉睡到第二天，再没有哭。有时我们晚上起来查看时，发现这块小肉居然没有睡觉，在小床上安安静静地玩自己的手指头。几个星期以后，就会有一天，孩子会一觉睡到天亮。从这以后，即便孩子三点哭，我们也不喂了。有了老大的经验，老二也照章行事，结果完全一样，大闹了一夜了事。这样，我们每一个孩子，只有大概一个月的时间需要中间起来一下，然后生活作息就归于正常了。另一方面好处是，孩子只有在深度睡眠的时候，生长激素才分泌的最旺盛，所以能够睡大觉的孩子往往发育的更好。

这两个孩子各自有各自解决问题的办法。老大需要安慰的时候，就把袖子放在嘴边，用嘴拱拱，然后就自我安静了；老二就抱一个毯子。很长时间，她一定要抱同 一条毯子，拒绝用其它毯子。这样，一个礼拜后，体现在睡觉这方面，孩子就上好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第一课。有了这个起点，事后很多事情，我们都会尽量让孩 子为自己负责。例如，吃饭就要吃饱，一顿饭与另一顿饭之间不叫饿；长大以后，不挑食。依照美国这种育儿方式，我们的孩子，和很多别人的孩子比，在第一个星期，完成了那些被抱的孩子一、两年以后才能够做的事情。

没有带过小孩的人，可能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那些被孩子折腾的家长，如果细心，就会观察到：这种孩子对于家长的精神依赖（要求抱），不仅仅局限 在睡觉一方面。孩子有的时候哭是因为有事情，例如尿片湿了，或者是饿了；有的时候，单单就是因为他想让大人抱。如果有了晚上自己睡觉的本事，孩子想让抱的 时候，哭两声也就算了；不会像其他那些孩子那样，会越哭越厉害，一直到达到要求为止。这种通过哭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一个很坏的习惯。如果孩子提出的要求， 只要哭到一定程度，家长就一定会满足，那么孩子就会逐步变得任性、蛮不讲理。有时甚至会在公开场合硬性地向家长提无理要求。相反，孩子有了第一周自己睡觉的经 验，他就会有一定的独立精神。如果一个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不会没完没了、靠耍赖来达到目的。大人要求他做什么事情，他也会尽量做好。

这个事情，看起来简单，实际不然。这是一个反馈系统。合作的孩子，享受到合作的好处，就会更加合作；意气的孩子，因为耍赖管用，就会愈加用蛮横无理来解决问 题。这样下去，就会成长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孩子。试想，一个孩子能够自我节制，和父母合作；另一个孩子，以哭、耍赖来解决问题。有了事情，意气用事，以愈来愈烈的哭来威逼家长就范。前一种孩子，会逐渐走上遇事讲道理，并且服从道理路。后一种孩子，发展下去，遇事不会理性分析，以理服人，而一切通过意气来达到目的。

所谓第一周的重要性，就在于此。如果尽心尽力好好解决，这第一周的教育会有事半功倍的效应，会引导着孩子以“善”来解决问题。在另一个极端，如果家长不意 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跟着感觉走，从孩子一哭就抱，发展到哭得厉害才抱，直至孩子习惯于以“恶”来解决问题。如果这件事情不能好好解决，这就有一个分水岭的 效果。等孩子走上意气用事那条路以后，再往回扳就像把已经流下去的水给引回来那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样的家长，往往不会意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往往会自我解嘲地说，孩子的教育是以后的事，或者是学校的事。说这话的家长，自暴自弃，放任自流。在这种态度之下，在通过第一星期的这个分水岭时流错了方向的孩子，就不太可能调整回来。很多孩子的未来发展方向，在这第一周过去以后，按着家长的教育方式，已经开始形成了。这就是美国人说的家长make who you are 吧。

西班牙印象（三）--中国人在西班牙，中国企业走向世界

每去一个国家，都想看看中国人在那里的情况。总的来讲，那里的中国人依靠西班牙人工作的慢节奏，干得都不错。西班牙人的生活、工作节奏，和美国人比起来，的确要慢很多。例如，西班牙人有个在街边坐坐，来上一杯的习惯。很多餐馆，都有露天座位。晚上六、七点钟，这些座位上坐满了人，人人面前都只有一杯饮料和小吃，没有食品（因为还没到晚饭时间）。这种场景，在美国是看不到的。

西班牙的商店不少从早上十点开到下午两点，然后就会关门到五点。晚上再从五点开到七、八点钟。例如，我们旅馆楼下有一个旧书书店。我一直想去看看，但是总是时间上不巧。有两次见到它的门是开着的，但是都因为我们急着去个什么地方，没有时间进去翻书（翻书需要很多时间）。而我有时间的时候，它都关着。西班牙人夏天出门度假，就在商店门口贴个纸条，说本月因为度假歇业一个月。这种情况，在西班牙很普遍。很多旅游地点，如博物馆、缆车等，都有一周休息一天的事情。（我们看到这种场景就想，一个国家失业率那么高，为什么不利用这些就业机会？答案恐怕是官僚制度。）西班牙人的懒散，给当地的中国人带来了商机。例如，中国人在西班牙开了很多食品小商场（supermercado），甚至有些就开在大商场（如El Corte Inglés或Carrefour）的边上。（西班牙的有些El Corte Inglés是有食品部的。）这些大商场十点钟关门，中国人的小商场就开到半夜。一方面，从十点到半夜他们垄断；另一方面，西班牙人不像美国人那样一买就买很多东西，他们有时会因为中国人的小店近几步，而不会去大超市。

另外，我们见到很多中国人在西班牙开的批发公司。这些批发公司把中国制造的小商品拿来批发，一条街上，可以有很多家这样的公司。我们选了几家进去看看，似乎他们都没有生存问题。这种公司，在美国是不可能存活下来的。我们在西班牙的时候，也和几个这样的公司老板聊过天，总的感觉就是他们比美国的这一批所受的教育水平低一些，而且他们的商业模式在美国是行不通的（因为美国大家睡觉早，大商店关门晚，而且大家习惯于大量购物）。我们见到一个中国南方过去的人，在巴塞罗那呆了六年以后自己就自己开了个supermercado，然后把女儿也接去了。我们去的时候，他和他女儿管着这个店。在孩子们上厕所、吃水果的一段时间里，我见到不停地有人来买东西。但是他们父女俩和这些西班牙顾客的交流都十分有限。过了一会，街对面的另外一个中国老板过来串门，谈到西班牙人赊账不还的事，大家笑了一回。讲了没几分钟，那人就说他要去管他的店了，就回去了。

中国目前面临一个大企业全球化的问题。很多大企业深知，不全球化，只局限在中国，风险就太大。但是他们出来“闯世界”的业绩总是不理想。这里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中国公司对海外文化了解不够深的问题，因此成功的案例非常少。要知道，市场的基础是文化。不了解文化，不可能真正地了解市场，无论是劳工市场，商品市场，还是金融市场。“闯世界”还有闯美、闯欧和闯日的区别，而且即便今天欧洲已经有了欧元区，欧元区内部各国的分离性还是很高的。而且很多欧洲国家不讲英语，这就给只讲英语的中国企业人员带来很大问题。比较了解欧洲的人知道，在欧洲，如果不讲当地语言，一个人不可能真正地了解一个国家。

撇开语言问题，了解一个国家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英国和美国做过生意的人都知道，英国和美国市场相差很大。（有人就开过玩笑：英国和美国是被同一种语言给分割开的两个国家。）开发海外市场的成败，依赖于在美、欧、日本这些发达国家成功。而对当地文化、人民心理的了解，恐怕是中国公司“闯世界”的最大障碍。你不了解对方，就无法做到“知己知彼”，不能“知己知彼”，运作起来就会有很大问题。

在这点上，美国就有很大优势。每年，美国有大量孩子到欧洲去玩。我们这次就见到很多美国父母带着孩子，或者美国年轻人自己结伴到欧洲去玩。因为他们操美国腔，一见到，自然有一些乡音共鸣。免不了搭讪几句。美国公司去欧洲发展，很大程度上依靠这些人。这个群众基础，对于美国公司在欧洲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重要性。

相对之下，中国人在西班牙的旅游，因为有旅游团这层隔阂，就事倍功半。有意思的是很多在美国的中国人，去欧洲都要跟着旅游团去“到此一游”。照道理说，来美国的这批中国人，是敢闯的一批。为什么去欧洲玩，就不发挥发挥我们这个敢闯的优秀品质。虽然旅游团很便宜，但是三、四个人一起游，就不那么便宜了。而且，如果你真的想在西班牙省钱，五、六十欧元，就可以住上不错的旅馆。这样一比，旅游团就不那么便宜了。我们在西班牙还遇到过几个台湾女孩自己结伴出来玩的，这帮女生竟是从乌干达过来的，真是让人佩服。

中国公司出来闯世界，经常靠海归。其实这是一个错误，因为海归大都是在海外混不下去了的，或者和当地文化格格不入，才回中国去的。真正适应、喜爱当地文化的人，都留下来了。认真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里面还是一个素质问题。例如，唐骏在微软（美国）呆不下去，很可能是因为他不能坐下来认真做事，而在美国不能靠忽悠吃饭，这才把他给逼回中国去了。当年锦涛同志来美国，在美国找翻译，就是认识到了这个问题。

不少中国公司依靠购买美国公司“闯世界”。他们在购买美欧公司后，往往全盘使用外国公司的原来管理层，不像一般公司并购之后，会作一些调整（从最低意义上说，并购是一个难得的解决一个公司内部固有问题机会，失去了这个机会，就等于将这些原来公司的固有问题，变成新公司的固有问题）。所有这些，都反映中国公司走向世界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和欧美自己的做法，有很大差距。这种差距，对于买到手的公司的竞争力，会有一个致命的影响（美国人自己买公司的时候不会错失这个机会）。公司并购，本身就有一个经济学中的所谓知识不对称的问题（很小的知识不对称会带来很大的损失，这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课题）。这个问题，对于缺乏对欧美文化了解的中国公司来说，会将这个公司放到一个更加不利的地位。要知道，美国公司之间并购，也是失败多，成功少。中国公司想利用并购走向世界，完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这方面，如果中国公司不依靠当地发展起来的华人力量，很难不重蹈日本人当年来美国收购公司的覆辙。

想想我们这批八十年代来美国的中国人，有不少已经事业有成。他们依靠着自己的闯劲，很多人已经在美国闯开了一片天地。虽然这批人手里的公司规模通常比较小，国内的大公司常常看不起他们，但是这批人通过打拼得来的，而且了解美国社会（否则他们不可能在美国打开一片天地）。在我的业务范围内，了解很多这样的人。有些中国大公司似乎看不起这些中国人开的小公司，而愿意直接和美国大公司合作，然后就遇到上面说的问题。我觉得，中国公司不意识到这批在美国成功创业的中国人的价值，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没有这个桥梁，合作就势必会有交流、理解上的问题；而这个缺乏交流、理解，无论从错失时机，还是因为知识不对称吃亏方面，日后都可能让中国公司失去机会或者造成损失。

这里我倒不是说来美国投资一定赚不到钱。美国的被动投资参照反馈值（benchmark）一直是9%。也就是说，中国公司来美国作业，当所有参与人员拿美国的正常工资后，公司的回报，如果有9%，就等于打了个平手。如果所有参与人员按美国标准拿工资后，公司的回报低于9%，那对于股东来说，还不如直接进行被动投资。美国的企业管理家工资非常高，就是这个原因（他们要超出这个benchmark）。

八十年代来美，目前身居欧美的这些成功企业家，对于国内企业来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财富。我觉得目前国内公司（特别是大公司）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认识到这批人的价值。倒是一些比较小的公司，在有意识地利用这个资源。（我的一些客户在这方面就很成功。）试想，这批人目前有自己的事情，而且正处于年富力强的年岁。即便从全世界的角度讲，这批人恐怕是最有资格被称为“世界公民”的一个群体。当然，他们自己有自己的企业，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一套生存之术，不少人对趟国内的这塘浑水不那么感兴趣。相比而言，那些在美国没有达到这个意境的人，却会削减脑袋，去国内兜售自己。我觉得，国内公司最需要的是冲破这层窗户纸。如果利用在美国大公司的打工仔，一定要认定，这是一个有P&L职责的打工仔（P&L = profit and loss）。否则，只在大公司当过小职员，公司的一些事情，是不会和他们商量的。他们知道的，充其量，无非是闲言碎语、道听途说而已，对于国内公司不会有什么指导意义。

总的来讲，我觉得国内的公司来美国找人才，需要像投资那样的反向思维：越找上门的，越没有什么用。在确定人选以后，要拿出点刘备三顾茅庐的精神出来，这样中国公司走向世界，才可能“知己知彼”，然后才可能谈得上“百战不殆”。

无论如何，对于中国公司的老板（一帮已经不在挣饭钱的人）来说，闯世界是一个极其有意思的事情。搞好了，不光可以分散国内作业的风险，而且对于自身来讲，也会有一个极大的充实。人生在世，没有多少事情（包括金钱和二奶 —— 其实金钱和二奶在很大程度上满足的是虚荣）可以让人真正地获得满足感。能够从一个更高的高度来看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全文完）

西班牙印象（二）-- 出国旅游：学语言、看社会

旅游万万不能跟着旅游团，特别是老中的旅游团。我们在西班牙的时候，因为我们不免要去一些景点，所以经常可以撞见这些旅游团。他们去的，都是那些都是不费时间，到此一游，短平快的地方（短指小地方；平是导游不想让游客爬坡，怕把游客累着了；有短平才能快，这样游客不会和当地人发生关系，为导游造成问题）。参加旅游团，身边都是美国人、或者美国的中国人，有了问题就去问导游。因为导游的一个任务是保护游客安全，而且他们对当地的语言、文化了解也很有限，所以他们不愿意游客和当地人接触。无形之中，旅游团就在游客和当地人之间，建起来了一堵隔离墙。如果导游是中国人，不管他们是当地的还是美国过去的，他们了解的仅仅是一些游客常问道的信息。其真正的西班牙语言、文化水平是非常低的。

参加旅游团，除了没有和当地人接触的机会以外，去玩的地方也大受限制。我们在西班牙旅游，每到一个地方，就到西班牙当地的旅游信息中心去和那里的人计划怎么玩。结果总是让我们很满意。例如，在Ávila，古城的半面城墙是开放的，所以我们就计划到城墙上去走这半面城市。结果发现，这半面墙太长，旅游团不上，结果整整半面城墙上没几个人。小孩子玩得尽兴的地方，往往是这种旅游团不去的地方。对于我们来说，看看每一段城墙，观察城墙如何保护每一个城门，坐下来的时候和边上的人聊聊天，旅游就变成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在Ávila的城墙上从古城的一边走到另一边后，我们就按照和旅游信息中心安排的计划，跑到城外的一个制高点回过头来拍这个城市，和那里的一帮法国人互相拍照，大人和小孩都很开心。因为这个地方去哪里都不顺路，所以那里没有旅游团的影子。

没有旅游团的禁锢，每一次出国旅游就可以达到半旅游、半考察的效果。为了达到这个效果，我在出发之前，花了几个星期，把西班牙语恶补了一番。我学西班牙语的初衷，是觉得学外语对人的脑子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像我们这样年纪的人，如果想学几个语言，应该早一点打个基础。有了基础，就可以慢慢地利用各种机会对语言进行加强。其实，像当年我在中国那样，在完全没有语言环境的情形下跟着广播电台学法语，是个不可思议的事倍功半的办法。另外，学语言对我们这样的中年人还有另一层意义。我们这帮人，职业已经摸到了路子。虽然当律师不像当老师那样，一门课讲过三遍以后，基本上再讲就不用动任何脑子了，但是匠气还是不可避免。（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匠气实际上就是经验，是一个人成熟的象征。但是，干事情经验用得越多，大脑就面临越严峻的僵化风险。）

刚刚恶补过一个语言，立刻到实际语境去磨炼一遭，这对于掌握这个语言，是很重要的。有的时候，我在西班牙点菜、买车票，和西班牙人用西班牙语一来二去，三下五除二，相当快。连我太太都问：你肯定搞对了吗？在西班牙和西班牙人的交流，从跟本上来说，是我的西班牙文和西班牙人的英文的一种竞赛。如果他们的英文比我的西班牙文好（如在本文第一部分讲到的D），那我们自然会讲英文。例如，有些餐馆里的服务生是菲律宾人。他们的西班牙文都没有他们自己的英文好，自然我们是用英文交流。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在旗鼓相当的时候，大家都尽量用对方的语言，我是为了练习西班牙语；对方不知道是为了同一目的，还是因为客气。

二十多年以前，我去一个白人家玩。他说他女儿想学法语，他就让她选修法语一年，然后送她到法国去玩了一个夏天。回来以后，她的法语就完全可以用了。当时我刚到美国，基本上还是穷光蛋脑筋，口袋里面没几个钱。听到这话，只羡慕美国人拥有的这种机会（因为我在中国的时候，也学过法语，但是我父母绝对没有条件把我送到法国去呆一个夏天）。这次如果我能够在西班牙呆两个月，而不是两个星期，那么我的西班牙语恐怕也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过关的。语境给人语感，而语感对于学语言的人来说，是再重要不过的，可以说是在学语言的每个阶段都必不可少的。当年锦涛同志还没变成核心的时候来美国，就曾经找过我的一个朋友给他做翻译，因为他从中国带来的翻译，语感不够，听不出英语字里行间的那些意思。当年中美核谈，中方谈判代表也曾邀请我翻译，据他说中国来的人拿不准英语语意。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见到过不少本科生，说事情的时候，动不动就和这个国家，那个国家比较，说哪个国家的人如何如何。虽然美国的劳苦大众，对学外语和了解外国相当没有兴趣，但是这里的精英还是很注重了解外国的。这恐怕对我们在美国的华人教育孩子是一个重大启示。其实，目前中国的家长就相当重视，一到暑假我们这里就充斥着一群一群的中国来的孩子。（当然，他们来美国都有强烈的旅游团性质。他们看美国，因为有上面讲过的导游隔离效应，就好似在动物园看动物，和本地人士是隔着一层的。他们这样来美国学到的东西，自然远远比不上这些美国孩子到欧洲学到得多。）

对于大人来说，只有亲身到一个国家，才能真正了解这个国家。因为西班牙岌岌地要步希腊的后尘，所以西班牙在美国报纸上（至少在我看的《华尔街日报》上）频频露面，使我对西班牙的一些近况，有一些初步了解。例如，西班牙GDP中，70%来自服务业，26%来自工业，3%来自农业。西班牙的失业率已经高到近20%，年轻人的失业率几近40%。如果不到西班牙看看，这些数据没有什么具体意义。到西班牙一看，才看到西班牙的农业不发达，实际上是因为人为的原因。西班牙制酒业相当发达的。在美国，我们经常喝的是加州本地产的葡萄酒。到了西班牙才发现，西班牙的葡萄酒相当好，一点不比美国、法国的差。但是，驱车驶离西班牙的大城市（如巴塞罗那、马德里），你立刻就会看到很多空地，而不像在美国大城市附近那样，到处都是农田。西班牙政府干预过多，搞得老百姓不能按常理做事，导致有工作机会无人问津（见本文第三部分），大家都懒懒散散。这种状况，不到西班牙去亲自看看，是不会理解的。

这次去西班牙，对西班牙的历史，也有了一些新的了解和认识。Franco 1975临死之前，叫手下的军官们在他死后听国王的话（他早在1969年就指定他培养的Juan Carlos为国王—按照正常传位顺序当时轮不到Carlos）。Franco死后两天，Juan Carlos登基，然后指定Adolfo Suárez出来当总理，但是Suárez没Franco这点管理能力，结果把经济搞得一团糟，闹到1981年发生所谓23-F军事政变。Carlos出来以西班牙军队总司令的身份命令军队停止政变，这场政变随即以军队听从Carlos的命令而告终。时至今日，这场政变的主要角色均还在世。这场不流血的军政变，被认为是从根本上，奠定了西班牙的现代民主政治体系（因为这次军政变以后，西班牙人就觉得军政变不再是一个可行的政治手段了––– 从很大程度上来讲，西班牙的社会进步是很晚的，例如美国人从两百多年前建国开始，就一直觉得军政变不是一个政治手段。）Javier Cercas去年写了一本书，叫Anatomia de un instante（权且翻译成《解剖历史一刻》），具体描写这场军政变的前因后果，被El País评为2009最佳图书，西班牙第二大报纸El Mundo评为2009年最佳非小说类图书。我在西班牙的时候，买了一本，可惜这本书里面的内容太多，而且对我来说相当陌生，所以在西班牙的时候只读了三分之一不到。

西班牙的一大特别活动是把野牛放到街上追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想去参加这个西班牙独有的活动。后来想想，觉得既然我们不会主动站到野牛面前被撞，去了也没什么意思，结果那天就到Segovia去看古罗马人建的空中水渠去了。我们没去的那次活动，野牛一共伤了十六个人。西班牙人对这种危险游戏乐此不疲，有可能是反映他们心理上需要宣泄。西班牙斗牛，美国见到的照片通常回避血。而西班牙报纸登出来的都是血磷磷的照片，这可能也是西班牙人需要宣泄的佐证。

西班牙社会上还有不少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例如，在马德里、巴塞罗那这样的大城市，随地大小便竟然是一个问题。早上起来，在大街上经常可以闻到尿味。我推测，那里的人睡得很晚，但是商店、餐馆都关得都很早，又没有公共厕所，所以那些一肚子啤酒的人半夜有了需求，就随地解决。我们到巴塞罗那的当天，就注意到街上有巨幅不许随地大小便的大幅告示，声称随地大小便罚款€100到€1,000，当时觉得很突兀。

（待续）

西班牙印象（一）

今夏，我们到西班牙度假两周。一天早上，孩子们还在吃早饭，我没事干，就和旅馆老板的孙子聊天（我们不妨叫他D）。D的爷爷1964年买下那个旅馆。在D 中学毕业后，他爷爷就把他送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去读书。他说他在美国的室友是一个北京去的留学生。目前他是前台经理，他说，早晚他是会当上旅馆老板的。但是我觉得，即使他当上那个旅馆的老板，还是有些屈才。可能是我们都有在美国当外国学生的共同经历吧，谈起话来有一种比较亲近的感觉。我觉得我们可以比较深入地谈事情，但是即便如此，谈话一开始也并不顺利。

那天，他见我走到前台，就向我致歉，说昨天晚上旅馆服务生误按紧急按钮，导致旅馆半夜警铃大作，闹得客人睡不好觉。我不想谈那些没用的，就随口问他一句：“What do you think about Franco?（你怎么看Franco？）”他愣了一愣（显然没几个美国来的游客问这个问题），然后说：“I was not born then.（那时我还没生呢。）”我就说：但是你却告诉我爷爷1964年买这个旅馆的事。他吞吞吐吐地说：“He is a what-you-call-it.（他是一个怎么说的来着？）”我说：“Dictator.（独裁者。）”他说：“Right（对）,”然后就想把话题转到别的地方去。我却跟着问：“It cannot be that simple. Your grandfather bought this hotel in 1964.（不会那么简单吧，你爷爷1964年买的这个旅馆。）”他想了想，好像觉得我不是和那些一般的美国客，对Franco进行卡通式的简单化，就和我说：“There are two English words for him. I don’t remember what they are. He is bad, but he is good. He is good only because there is no better. You know Spain had just fought a civil war.（有两个英文词描述他。我不记得那两个字了。他是个坏人，但是他又是一个好人，说他是个好人是因为没有人比他更好。你知道西班牙刚刚打过内战。）”我就说：“You mean necessary evil? （你指“necessary evil（必要的邪恶”）这两个字？）”他说：正是。

到这个时候，这层窗户纸终于算是捅破了。我们之间开始有实际意义的交流。D也从有些紧张，变成了谈笑自若。显然，他一开始说的什么Franco的时候他还没有出生，是一个托辞。他对Franco时代的了解，是相当深入的。我问他一些问题，他可以立刻很深刻地回答出来。所以他前面谈到Franco的时候用现代时态，恐怕不是语言问题，而是下意识作出来的。说明对于他来说，这些历史问题，是今天的一部分。就像有些人在美国谈到杰斐逊的时候，用杰斐逊先生这种现代时的说法。谈了一通Franco，我们又谈起了Aznar，特别是Aznar私有化一些公司的事情。因为他看不上Zapateros，我对 Zapateros也没有多少好奇心，所以我们没谈多少Zapateros。我们的谈话，估计也就持续了十几分钟的样子。孩子们一吃完饭，我们就开拔了。但是这十几分钟交谈却让我受益匪浅。

在巴塞罗那那样的大城市里面，专门有一些人靠抢游客、骗游客为生（西班牙的失业率接近20%，年轻人失业率接近40%），在巴塞罗那短短几天，我们就亲眼见过两起光天化日抢劫的事情，所以不得不加以防范，不和不认识的人搭讪。但是，小城市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可以和街上的人聊天。不知道为什么，和那些不讲英语的人聊天，结果总是更有意思。有的时候，时间不长（例如利用孩子们上厕所的短短几分钟），但是随便和边上的人聊上几句，很有意思。在小城市，有人过来搭讪，我也可以和他们交谈，不像巴塞罗那那样，一见到找上门来的人就躲，因为下意识地觉得他们别有用心。

我刚到西班牙的时候，旅馆提供免费报纸，所以吃早饭的时候，我就有一搭无一搭地看报纸。渐渐发现，有些版面我完全可以看懂，但是另外一些版面，却看得一头雾水。感受就像我父亲在美国的时候向我抱怨过的：为什么这句话每个字我都看得懂，但是就是不懂整句的意思。例如，西班牙的政党，都叫社会主义什么什么，但是这些政党的人所实行的政策，却不一定是社会主义的。这和美国正相反。在美国，像奥巴马这样的纯粹的社会主义者（注意：当前西方人对社会主义的定义与马克思的定义有所不同）一再坚持他是自由经济者。缺乏这类背景知识，就导致看不懂某些版面，这是当年E.D. Hirsch Jr.讲的所谓Cultural Literacy的问题。也就是说，一个人缺乏当地的文化背景，就很难真正读懂那个地方的文字。意识到这点以后，我就开始有意识地天天看西班牙的主要报纸。后来到了马德里，旅馆不给免费报纸了，我就天天自己到报摊上去买了看。西班牙的报纸，从报摊上买，一块多到两块多欧元一份，不像在美国，一毛五就看上《华尔街日报》的。当然，我不知道在西班牙订阅El País要多少钱。

了解另一个国家，最有现实意义的，莫过于给人一个比较的能力。我这辈子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然后到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对这两个国家，可以说是比较了解的。想事情的时候，经常把两个国家拿来比较。（当一个人不完全了解一件事的时候，很难让他单独确认一件事好不好，或者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但是把在两个国家做同样一件事的后果进行比较，答案就很容易得出。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有比较才有鉴别。）在中美之间比较的问题，是中美文化是世界现存文化的两个极端，比较起来，往往比较粗线条。但是，西班牙却介于中美之中，所以无论何中国比，还是和美国比，都很有意思。

例如，和D讨论完Franco以后，让我回味了很久。然后我才意识到，D对Franco的评论，用在邓小平身上很合适。邓也是一个necessary evil。他做事，很有点Franco的风范：如果你反我，我就把你抓起来；但是如果你想发展经济，我就给你创造条件。有意思的是，很多西方人觉得 Franco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邪恶（大概是二战时他和希特勒、墨索里尼眉来眼去吧；但是你从某个角度来看，Franco的“中立”使得西班牙没有介入二战，这恐怕也算得上是一个奇迹）。西方人一谈起邓，即便心里知道八九年那一幕，都愿意从哲学高度（而不像对Franco那样，总带着感情冲动）来看到邓，不把他像Franco那样一棍子打死。有些中文读者可能不知道，1960年代，西班牙在Franco的专制统治下，曾经有过一场被称为“西班牙奇迹”的经济飞跃，使得西班牙得以从一个落后国家，变成一个现代化强国。今天西班牙社会主义的政策，靠的就是当年Franco留下来的老本。

在外旅游的时候，脑子里自动地做这些比较。比较之后，总会觉得有不少收益。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