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夏，我们到西班牙度假两周。一天早上，孩子们还在吃早饭，我没事干，就和旅馆老板的孙子聊天（我们不妨叫他D）。D的爷爷1964年买下那个旅馆。在D 中学毕业后，他爷爷就把他送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去读书。他说他在美国的室友是一个北京去的留学生。目前他是前台经理，他说，早晚他是会当上旅馆老板的。但是我觉得，即使他当上那个旅馆的老板，还是有些屈才。可能是我们都有在美国当外国学生的共同经历吧，谈起话来有一种比较亲近的感觉。我觉得我们可以比较深入地谈事情，但是即便如此，谈话一开始也并不顺利。
那天，他见我走到前台，就向我致歉，说昨天晚上旅馆服务生误按紧急按钮，导致旅馆半夜警铃大作，闹得客人睡不好觉。我不想谈那些没用的，就随口问他一句：“What do you think about Franco?（你怎么看Franco？）”他愣了一愣（显然没几个美国来的游客问这个问题），然后说：“I was not born then.（那时我还没生呢。）”我就说：但是你却告诉我爷爷1964年买这个旅馆的事。他吞吞吐吐地说：“He is a what-you-call-it.（他是一个怎么说的来着？）”我说：“Dictator.（独裁者。）”他说：“Right（对）,”然后就想把话题转到别的地方去。我却跟着问：“It cannot be that simple. Your grandfather bought this hotel in 1964.（不会那么简单吧，你爷爷1964年买的这个旅馆。）”他想了想，好像觉得我不是和那些一般的美国客，对Franco进行卡通式的简单化，就和我说：“There are two English words for him. I don’t remember what they are. He is bad, but he is good. He is good only because there is no better. You know Spain had just fought a civil war.（有两个英文词描述他。我不记得那两个字了。他是个坏人，但是他又是一个好人，说他是个好人是因为没有人比他更好。你知道西班牙刚刚打过内战。）”我就说：“You mean necessary evil? （你指“necessary evil（必要的邪恶”）这两个字？）”他说：正是。
到这个时候，这层窗户纸终于算是捅破了。我们之间开始有实际意义的交流。D也从有些紧张，变成了谈笑自若。显然，他一开始说的什么Franco的时候他还没有出生，是一个托辞。他对Franco时代的了解，是相当深入的。我问他一些问题，他可以立刻很深刻地回答出来。所以他前面谈到Franco的时候用现代时态，恐怕不是语言问题，而是下意识作出来的。说明对于他来说，这些历史问题，是今天的一部分。就像有些人在美国谈到杰斐逊的时候，用杰斐逊先生这种现代时的说法。谈了一通Franco，我们又谈起了Aznar，特别是Aznar私有化一些公司的事情。因为他看不上Zapateros，我对 Zapateros也没有多少好奇心，所以我们没谈多少Zapateros。我们的谈话，估计也就持续了十几分钟的样子。孩子们一吃完饭，我们就开拔了。但是这十几分钟交谈却让我受益匪浅。
在巴塞罗那那样的大城市里面，专门有一些人靠抢游客、骗游客为生（西班牙的失业率接近20%，年轻人失业率接近40%），在巴塞罗那短短几天，我们就亲眼见过两起光天化日抢劫的事情，所以不得不加以防范，不和不认识的人搭讪。但是，小城市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可以和街上的人聊天。不知道为什么，和那些不讲英语的人聊天，结果总是更有意思。有的时候，时间不长（例如利用孩子们上厕所的短短几分钟），但是随便和边上的人聊上几句，很有意思。在小城市，有人过来搭讪，我也可以和他们交谈，不像巴塞罗那那样，一见到找上门来的人就躲，因为下意识地觉得他们别有用心。
我刚到西班牙的时候，旅馆提供免费报纸，所以吃早饭的时候，我就有一搭无一搭地看报纸。渐渐发现，有些版面我完全可以看懂，但是另外一些版面，却看得一头雾水。感受就像我父亲在美国的时候向我抱怨过的：为什么这句话每个字我都看得懂，但是就是不懂整句的意思。例如，西班牙的政党，都叫社会主义什么什么，但是这些政党的人所实行的政策，却不一定是社会主义的。这和美国正相反。在美国，像奥巴马这样的纯粹的社会主义者（注意：当前西方人对社会主义的定义与马克思的定义有所不同）一再坚持他是自由经济者。缺乏这类背景知识，就导致看不懂某些版面，这是当年E.D. Hirsch Jr.讲的所谓Cultural Literacy的问题。也就是说，一个人缺乏当地的文化背景，就很难真正读懂那个地方的文字。意识到这点以后，我就开始有意识地天天看西班牙的主要报纸。后来到了马德里，旅馆不给免费报纸了，我就天天自己到报摊上去买了看。西班牙的报纸，从报摊上买，一块多到两块多欧元一份，不像在美国，一毛五就看上《华尔街日报》的。当然，我不知道在西班牙订阅El País要多少钱。
了解另一个国家，最有现实意义的，莫过于给人一个比较的能力。我这辈子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然后到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对这两个国家，可以说是比较了解的。想事情的时候，经常把两个国家拿来比较。（当一个人不完全了解一件事的时候，很难让他单独确认一件事好不好，或者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但是把在两个国家做同样一件事的后果进行比较，答案就很容易得出。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有比较才有鉴别。）在中美之间比较的问题，是中美文化是世界现存文化的两个极端，比较起来，往往比较粗线条。但是，西班牙却介于中美之中，所以无论何中国比，还是和美国比，都很有意思。
例如，和D讨论完Franco以后，让我回味了很久。然后我才意识到，D对Franco的评论，用在邓小平身上很合适。邓也是一个necessary evil。他做事，很有点Franco的风范：如果你反我，我就把你抓起来；但是如果你想发展经济，我就给你创造条件。有意思的是，很多西方人觉得 Franco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邪恶（大概是二战时他和希特勒、墨索里尼眉来眼去吧；但是你从某个角度来看，Franco的“中立”使得西班牙没有介入二战，这恐怕也算得上是一个奇迹）。西方人一谈起邓，即便心里知道八九年那一幕，都愿意从哲学高度（而不像对Franco那样，总带着感情冲动）来看到邓，不把他像Franco那样一棍子打死。有些中文读者可能不知道，1960年代，西班牙在Franco的专制统治下，曾经有过一场被称为“西班牙奇迹”的经济飞跃，使得西班牙得以从一个落后国家，变成一个现代化强国。今天西班牙社会主义的政策，靠的就是当年Franco留下来的老本。
在外旅游的时候，脑子里自动地做这些比较。比较之后，总会觉得有不少收益。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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