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人民的胜利

二十年了，没听到什么好消息。89年，中国学生激励了东欧各国的民主力量，最终导致东欧共产主义力量土崩瓦解。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当时我觉得在很短的时间内，全世界范围内的人民，会和东欧人民一样，获得自由，过上民主生活。我就写过文章，说五年之内，我们就会看到民主在中国实现。但是，二十年了，我已经从一个孩子，变成了一个而立之年的中年人；从两个星期不睡觉，在华盛顿为中国学生的利益奋斗，变得开始关注养生，讲吃讲喝。在这二十年中，在没有美苏对立的世界里，基本上没有什么令人振奋的消息。取代冷战的，是阿拉伯恐怖主义。前些天和朋友一起出去吃饭，同桌二十多岁的人，对当年发生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很让人觉得这个世界的前途暗淡。

美国做的唯一好事，就是2003年布什出兵伊拉克，用美国纳税者的金钱，和美国大兵的生命，在伊拉克推行民主。此举遭到全世界（特别是阿拉伯国家）人民和政府的口诛笔伐。伊拉克的民主进程极其缓慢，而且时近时退。奥巴马的伊拉克政策一直是撤退、撤退、撤退。他把唯一一个懂得伊拉克情况的将军派往阿富汗。最近消息说，伊拉克的基地组织，正准备对美国本土进行恐怖袭击。除此之外，近二十年来，美国继续和全世界独裁者交朋友。穆巴拉克从美国一年得到20亿美元的援助（主要是军事器材），是以色列之下，第二大美援受援国。在示威之初希拉里还说，埃及政府是一个稳定的政府。（只有老天爷知道一个自由世界的领袖，为什么屁股总是坐在独裁者一边。）不知道美国政府是不是觉得那些独裁国家的人民都是猪，不配过自由的生活，所以他们就可以和独裁者握手言欢，使得去年得到诺贝尔奖的奥巴马在白宫盛宴款待把今年获奖者关在监狱里的独裁者。

最近两个月，终于听到了振奋的消息。世界上那些爱好自由的人民，终于站起来，要求他们的权利。首先，2010年12月，突尼斯人民奋起要求自由。28天之后，2011年1月14日，总统Zine El Abidine Ben Ali宣布辞职，流亡沙特阿拉伯。1月25日，埃及人开始游行，要求统治埃及30年的穆巴拉克下台。18天后，在军方拒绝镇压老百姓之后，穆巴拉克宣布辞职。这种对人民力量的感受，虽似曾相识，但却已经相当陌生。阿拉伯的民主运动已经迅速波及其它阿拉伯国家。例如，也门的独裁总统也出来说他不会再次竞选总统（他以前也如此宣布过，然后改主意）。

摆在埃及人民面前的，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在埃及，各种民主组织，都被穆巴拉克彻底摧毁了。埃及人民，会不会像伊朗人民那样，眼看着国王手里的权力，转到极端宗教主义者手里。这种状况一旦发生，民主力量立刻就会被残酷镇压。那时，民主力量是指不上美国政府或其它西方民主国家政府的，因为美国政府会一如既往地盛宴款待独裁者，拒绝支持民主力量。

愿埃及人民以自己的力量获得自由。

幼稚到可爱的邓亚萍

“据外电报道”（原报道没有说，我也没有查到底是哪个外电），《人民日报》社副秘书长，《人民搜索》总裁，前乒乓球运动员，清华大学英语专业学士，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当代研究专业硕士，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邓亚萍，去年底在北京邮电大学，向我们说了几句意味深长的话，对于想在国内有前途的诸君，有强烈的指导意义。

邓说，“当你的个人价值叠加在国家的利益上，你的价值会无限放大。我就是这样的幸运儿。”邓是如何把个人价值叠加在国家利益至上呢？她很明确：《人民日报》62年来“没有假新闻”。虽然邓在这次讲演中显示出了一定的坦率，但是毕竟不是彻底的坦率。当学生问：“《人民搜索》究竟是为党搜索还是为人民搜索？”她就没有说：“当然是为党搜索，因为党出钱搞《人民搜索》，就是为了灭掉Google，以推进我党始终如一的愚民政策。”

当年布什出兵伊拉克，就是为了在中东推进民主。奥巴马自然对推进民主没有什么兴趣，他更加愿意和各国的独裁者握手言欢，以显示其宽宏大量。难怪美国媒体说，为什么一个去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如此盛宴款待一个把今年诺贝尔奖得主关在监狱里的人？中国媒体，当然把此次访问，描述成中美平起平坐的象征。虽然奥巴马最喜欢干的事情之一就是向独裁者鞠躬，但是也不知道奥巴马是不是这么想的。

奥巴马对伊拉克采取一种放弃态度，用他的话来讲，打阿富汗是正当，打伊拉克是错误。对于布什来讲，打伊拉克是为了美国的长远利益（在中东建立一个民主基地），而打阿富汗是无可奈何（因为基地组织的根据地在阿富汗）。奥巴马自然不会同意布什的做法，其结果是美国兵在阿富汗死伤惨重，没有多少进展，而伊拉克却渐渐地出现了问题。

但是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个角度讲，中东的民主之火的确已经开始蔓延。美国的报纸在上面介绍中东的情况，下面就有一个小报道，说中国的网络又把哪个中东国家的名字当成了敏感词加以封锁。中国的网管，自然不会问他们这些做法，给中国政府造成什么样的国际影响。

奥巴马对中东的政策，一直是模糊不清，自相矛盾。这种做法很让人担心。目前中东的局势很不明朗，民主进程很可能导致伊斯兰教激进派掌权而进一步把事情搞坏。70年代，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逼着伊朗国王民主，但是没有进一步安排，结果搞得激进派掌权，把所有的罪恶都强加在向原国王施压的美国人身上，并长期绑架美国使馆人员。今天的伊朗是一个全世界的问题。当然，中国政府是最喜欢和这些国家称兄道弟的。因为奥巴马拼命向独裁者鞠躬，无暇支持伊朗内部的民主力量。

中东的问题，包括伊朗的问题，和那些国名正被和谐的国家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一个独裁和民主的问题。独裁政府最愿意的就是挑动国民盲目的爱国情结，反美情节（当然对于中东来讲，还有反欧情结，或者说反对任何民主国家的情节）。结果，就像穆巴拉克的最新名言那样，说美国导致了他的国家目前的问题。奥巴马自然是在白宫苦笑：“我一天到晚，就忙着向你鞠躬了，哪里还有时间支持那些向往自由、向往民主、反对你的那些人。”

中东走的是当年日本的路（当年日本也是军国主义横行，反美情绪比中东要高一百倍不止，愚昧的老百姓在爱国主义的激情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都干得出来，结果日本在二战后让美国给民主化了），还是走今天伊朗的路（比当年的卡特，加上今天比之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奥巴马），在今天这种分水岭的时刻，可以说要看中东老百姓的造化了。从奥巴马的表现来看，前景不容乐观。

美国这个国家，对于很多人来说（例外包括奥巴马总统）是一个很简单的国家。用Emma Lazarus的话来说，就是“Give me your tired, your poor, your huddled masses yearning to breathe free, the wretched refuse of your teeming shore. Send these, the homeless, tempest-tost to me, I lift my lamp beside the golden door!”前几天在纽约，带着孩子看自由女神像，就想起这句诗。（我们去的太晚，没有买到进自由女神的票。）就现代世界来说，yearning to breathe free的人越来越多，美国的人口数量也越来越多，不可能吸收那么多的人，所以唯一实际的办法就要靠那些爱好自由的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推行自由。

当年美国成为自由国家，靠得是一大帮人（现在美国人把这些人称之为国父――founding fathers）把自己的脑袋挂在腰带上和大英帝国打了一仗，然后这些爱好自由的人，就一门心思地想建立一个自由的国家。利用宪法，严格控制政府的权力。而在美国之外，政府一旦形成，其第一使命就是为当权者的利益（也就是李鹏总理当年讲的所谓革命先辈打下来的红色江山）服务。

亚萍小妹妹初出茅庐，很有一点幼稚的可爱。她说，“当你的个人价值叠加在国家的利益上，你的价值会无限放大。我就是这样的幸运儿。”其实，只要有效地为当权者谋利的人，是可以混上一杯羹的。邓为中国夺下了无数块金牌，助长了中国的爱国热情（也就是说她为中国比西方国家厉害、强大这种谬论提供了事实基础，做出了贡献），然后她还如此地甘愿为既得利益效力，还觉得她是一个“幸运儿”。既得利益显然笑得连嘴都合不上了，立刻任命她为《人民日报》社副秘书长、《人民搜索》总裁。

可惜邓小姐为既得利益效力之心太切，居然达到声称《人民日报》创刊62年“从来没有出过假新闻”的程度。在中国，人人都知道《人民日报》是党的喉舌，里面没多少真话。当年吴国光（前《人民日报》记者）曾经调侃：《人民日报》除了日子是真的，其它全是假的。这话显然搞得连《人民日报》都不好意思了，结果在人民网报道的时候，就把她这话给和谐了。

教育杂谈外一篇：评《虎妈的战歌》

耶鲁大学法学教授Amy Chua最近出版了《虎妈的战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 The Penguin Press, 237 pages, $25.95)，在美国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教育争论。这事正好发生在我的教育系列发表完的时候。本来，这个系列就写得有够长了，不想狗尾续貂，但是Chua女士的一些想法，很有代表意义。所以，如果不写一写，很有一点话没有说完的意思。

Chua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样板。她的教学方法，是家长为孩子做所有的决定，让孩子按照家长的路拼命奔波。从孩子三岁开始，一天练琴两个小时，一直不间断。结果，孩子从表面上来说，出类拔萃，赢得周边的家长的无限羡慕。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样做的结果很值得商榷。其实，分析起来，华人家长花那么大精力逼孩子就范的原因不多，除了自己的梦想没有实现，想在孩子身上实现，就是中国妈妈对互相攀有着无比的热情。换句话说，很多中国妈妈这样做的原因就是面子。从根本上讲，这也是中国文化大酱缸的一部分，一个人生活的成败，一定要有由别人的看法定夺，而不是由自己作出来的事业决定。不少人把中国大酱缸中的老古董带到美国发扬光大。

作为家长，我们要问的问题是Chua这样做好不好，是否可取。我觉得这个答案是否定的。孩子的发展，形象一点来讲，就像走路。假如说A家长把这个路限制得很窄，让孩子无从选择，然后给孩子很大压力，让孩子在这条指定的道路上放弃一切其它的乐趣，飞快前行；而B家长给孩子很宽的自由度，让孩子自己摸索，自己选择想走哪条路。那么，A孩子自然会因为少走弯路而比B孩子走得远得多。中国妈妈往往不会考虑孩子是否会有一个快乐童年；是否会在选择自己的道路的同时认识自己，自己培养自己的能力、专长、爱好；是否会在跌倒之后，无所畏惧地再站起来。要知道，在社会里，人人都会犯错误，问题是不能因为怕跌倒就不敢冒险。我在中国的时候，曾听说过哪里哪里是冒险家的乐园，到了美国才发现，美国才是冒险家的乐园。如果孩子没有冒险意识，没有胆气为自己的决定付出代价，并且承担风险，那么这孩子将来只能在大公司或政府部门（例如大学、医院）找一个铁饭碗，被人饲养。相对来讲，那些在外面混的人，是野生动物，自己为自己觅食，自己对自己负责。

在美国这样的公平社会里，只有当野生动物是真正自由的人，因为他们的饭钱是通过冒险换来的，没有什么人可以从他们的手里夺走，所以这种自信是由衷发出的。有一次，我在Costco买东西，几个员工凑在一起讲提薪的事情，我就凑过去听。等他们发觉我也在听以后，我就问他们：“提多少？”里面一个人看了我一眼，就说：“我们无论提多少你们这些小业主都不会感兴趣。OK？”话语中，这个白人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对我们这些小业主的羡慕之情。（我们素不相识。）

我认识的所有在美国凭自己的力量闯天下的人，没有一个不是花大气力，用大胆气来干的。他们往往没有受到过专业培训，没有科班做生意的底子。而且他们之中的很多，不像我们这帮人那样，有在美国大公司里混的经验。所以他们做事，基本上是摸着石头过河，不知道下一步在哪里。没有在这种环境里生活过的人，是不知道这里的辛苦的，也不可能享受到这些人成功后的乐趣。

Chua的女儿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演奏，显然让Chua很感到荣耀。当然，孩子在年轻的时候，走得那么远，的确会长一些见识。这种阅历，自然一般凡夫俗子无缘领略。但是，这件事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凡夫俗子自有凡夫俗子的乐趣。例如，我在小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没有念什么书，玩了十几年。当时我父母就担心，这孩子这样玩下去哪里会有什么出息？但是后来结果还不错。在Chua虎妈之威下长大的孩子，会不会有普通人过荒唐童年的乐趣，就很成为一个问题。

说到底，父母为子女提供的，不过是一把保护伞。在幼年时期，孩子可以在保护伞之下，不必去领略现实人生冷酷的一面。人生在世，没几年是在保护伞之下度过的，是否应该让孩子有一个快乐童年，这是一个很值得商榷的问题。我觉得，家长大可不必让孩子放弃一切，每天几个小时没完没了地完善一个技能（如弹钢琴）。同时逼着孩子放弃一切自己的主动想法，从而没有享受到人生乐趣、了解到人生意境、体验到冒险的艰辛和荣耀。要知道，大器晚成。

从这个方面讲，教孩子一门技能（实际上在那种年龄，能教得很少，无非就是音乐、围棋等）的价值并不大。从现实角度来说，很少人能够真正成为Tiger Woods。最好的办法还不如在孩子带在保护伞之下的十几年之间，给孩子机会犯几个错误（因为在保护伞之下犯错误，后果是很有限的）。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孩童时期学的是一种对人生的态度。在那个时期学到的本事、成就的业绩不重要。说得更到位一些，四十岁以前的人，做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不停顿地学习。当年我三十出头的时候，想从富士胶卷的技术部转到市场部去（因为我做的工作很大程度上已经属于市场工作范畴），这件事由于公司内部政治斗争，我不能得到如愿以偿，我就向很多人（包括Connecticut州的州长）讨教。一个纽约时报的朋友说，在我那个岁数，什么都是假的，只有学习是真的，而且学什么无关紧要。如果我不能学到东西，我就应该跳槽。我听了他的话，从富士胶卷里辞退出来混，结果立刻就见效果。

从另一个极端讲，家长（特别是移民家长）都很忙。很多人依靠学校、依靠daycare来解决孩子的学习问题。等孩子到家以后，作业都已经完成了。这自然是家长有失职守。我孩子的老师就明确和我们说过，千万不要叫daycare老师辅导做作业，结果我们就叫我们的孩子在daycare玩，等回家做作业。

教育是一个平衡游戏。Chua处于一个极端。放任自流、依靠daycare的家长处于另一个极端。我觉得，最好的地方，在中间。也就是说，如果孩子对学习开始对付，那家长就立刻要进行强制性地引导（教育的本意就是让孩子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但是只要孩子不以耍赖为对付任何事情的办法，而且愿意思考，家长完全可以放他们一马。归根结底，孩子就是孩子，为什么要把他们的日程排得比大人还紧？我现在早上最愿意看到的就是一天的日程是空的，这样至少我可以用一部分时间来看我想看的书。早上一看到满满的日程，我就头痛。为什么我们要把这种头痛的日程，人为地强加于我们最最亲爱的孩子的头上？

而且，Chua这么做，是不实际的。在莫斯科，Chua逼她13岁的二女儿吃鱼子酱，结果导致她二女儿发疯，逼得Chua不得不让步，不再逼迫她的二女儿，而给她女儿选择的权力。问题是，家长过分，然后被孩子逼迫就范，下一步家长怎么做？

Chua的做法，既便根据她自己的叙述，不能算作成功。她给她两个女儿的路，过于狭窄，使她的两个女儿没有在童年过上快乐、无忧无虑的日子。并且，她的孩子失去了走弯路的机会。虽然孩子早早地就能够出名，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奏（卡内基不是一般地方。有一次，我带一个白人女孩子玩纽约，看到卡内基的门是开着的，我就带她进去，让她站到舞台上唱一首歌，说你就可以和你的朋友说你在卡内基舞台上演唱过，让她兴奋异常），但是这种通过牺牲童年换来的出人头地，和那些看似混混沌沌，但是实际上体验人生的庸庸之辈比，那一个更值当？这很值得商榷。如果读者不同意我的说法，可以去查看当年科大少年班学生最后的结局。要知道，成功的孩子，因为想维持成功的形象，往往在牺牲自己的看法的前提下，盲目地接受大人的指导。

Chua的最可贵之处，就是把她的想法，毫无保留、毫无掩饰地写了下来。从这一点来说，Chua是有一定的自信力的。她的书，给不少人一个机会，想想这个问题。这对于现在正在教育孩子的父母，是一个难得的贡献。

我们含辛茹苦，从中国移民到美国，可以说人人吃尽千辛万苦。归根结底，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孩子？很多人，如果不为孩子，造就海归，不在美国辛苦了。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一定要花一些时间，仔细考虑如何教育孩子这个问题，切切不可以因为工作忙等种种借口就放弃孩子的教育，或者像Chua那样，生活几乎就是一切围着孩子转，搞不好还会牺牲孩子的创造力、消磨他们的冒险精神，让孩子也一天忙到晚，一点快乐童年都没有。

所以说，一切在于找到一个平衡点，然后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自然，一个人一天到晚空度时光，懒懒散散，对孩子不会有好影响；但是一个人一天到晚像Chua那样紧张兮兮，近乎疯狂，不能参加孩子钢琴课就写三页的memo，这对于孩子恐怕也不是什么好影响。说到底，家长也应该在自己成功地做自己热爱的工作、享受生活的同时，向孩子展示如何成功地做自己热爱的工作、享受生活，这才是通向幸福之路。

教育杂谈十五：美妙人生

人生在世，一共几十年；有人活得像主人，有人活得像奴隶？

从上学开始，大家从同一个起点，在既定的跑道上跑；这时的区别只有快慢。慢慢地，跑道不见了。身边的人，往哪个方向跑的都有。

年轻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怕，做事二话不说，不加思考，永往直前；受了伤害，擦掉身上、心上的血痕，一如既往，继续向前冲。渐渐地，决定对人生的作用，愈加重要。从表面上来看，人生前途的随机性越来越大；但是，持续性地作出正确决定，需要人生的综合知识、阅历和智慧。光凭投机是不行的。

小的时候看人生，觉得人生的偶然性主导；长大了，才渐渐体会到人生的必然性。厄运摧毁了一批人，但对另一批人来说，厄运却是通往涅磐之捷径。

小的时候，觉得各种说法皆有其道理；渐渐地，道理开始有高下。那些宣扬各种学说皆有道理的人，实际上哪个道理都没有看懂。

小的时候，冲闯靠知识的力量。长大了，决定向哪个方向走，靠的是智慧。这时改变人生方向，靠得是一生积累起来的智慧和知识的总和，和敢把身体和心志放到炼狱中去接受考验的胆气。

只有在正确的方向上，人生才能没有压抑（即不必忍耐，有别于压力），才能在乐趣中，让智慧与知识并驾齐驱，共同成长。渐渐地，人生的意境就会产生。意境一旦产生，就会像酒一样，越来越甘醇。

在中国，选择跟什么人可能对人生有很大影响；但是在美国，人人都需要寻找自己的路，跟什么人并不那么重要。

在中国的时候，我曾经梦幻自由；到了美国，才意识到，通往自由的唯一途径，竟是一条最严苛的曲径。但是，只要坚持，自由不久就会像空气那样流入我们的胸中。

（全文完）

教育杂谈十四：活到老，学到老

写了十三篇怎么教别人。其实，说到底，我见过的擅长教育别人的人，首先有能力教育自己。例如，一个拉里邋遢的人，很难教出一个利利索索的孩子；一个遇事就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的人，很难很难教出一个积极主动的孩子；如果一个人不意识到自由的唯一来源是人世间最高严格的一丝不苟，那他的孩子也很难意识到这一点。可惜的是，学校里只灌输知识，并不教育孩子这些最重要的人生观。因此，人生观的形成和完善，建立良好的学习习惯，不停地寻找自己爱好，不停地在社会上找到一个市场需求和个人爱好的最良好的交叉点等等工作，就落到家长和孩子们自己的身上。对于孩子来讲，这是自学。对于家长来讲，因为言传不如身教，即使从教育孩子的角度讲，也是一个自学的问题。

当今世界，一切都突飞猛进；人的思想，不进则退。我见过的活得比较顺畅的人，个个都是自学专家，也就是自己教育自己的专家。如果孩子能和这些人充分接触，朝夕相处，自然而然地会受到影响，这种教育是无言无形的。

人类文明的发展速度远远高于我们的身体适应外界环境的速度（人类文明只有几千年，不到从猿人进化到人类的一百万分之一的时间）。目前自然选择的减弱也降低了人类适应外界的速度。例如，我们的身体至今仍善于对付十分钟的压力（当动物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的身体通过血压升高，心跳加快等，进入高效运作状态），但是现代社会施加在我们身上的，是长期的压力。因为我们的身体没有一种处理长期压力的机制，所以就只好利用对付短期压力的方式对付长期压力。其结果常常是灾难性的。例如，最近的经济不景气，因为政府“救市”，使得企业家无法施展，而拖得很长。在经济危机的年代里，无论是老板还是雇员，都会遭受强大的压力。老板有一个寻找新机会，在困难经济中通过变通求生存的问题；如果老板变通不力，雇员就会面临被裁员的厄运。这种长期的压力，会造成我们身体内分泌系统紊乱，慢性高血压等。同时，我们饮食结构方面的问题，也会导致一系列的疾病。从心理上来说，长期的外界压力使很多人就变得麻木，导致他们遇事不主动。遇到任何情况，我们就会条件反射式地拖，看能不能把大事拖小，小事拖了。结果我们就会产生严重的心理压力。而心理压力之下，加上不主动，人会变得非常懒。孩子看到了，就会去模仿。

为了调节心理，我们经常需要做一些事情，这样可以骗过我们的心理机制（当我们采取行动以后，我们的心理就会迅速，而且是自动地放松下来，因为只要我们没有被动物吃掉，我们的心理就会自动认为我们的所作所为成功了。）这也就是很多人嗜赌、拼命找女人的原因，因为在压力下，赌博一场，会骗过我们的心理系统，让我们的身心放松下来。古人讲要放弃俗欲，我的理解就是不要用这些办法来解决心理问题。“自古大隐居尘世”也是这个道理。

当今社会越来越复杂，懒惰对我们的学习会造成阻碍。虽然从短期看，我们的逃避会减少心理压力，但是从长期角度来看，懒惰会导致我们缺乏对世界的了解，进而降低我们面对迅速变化的世界的应变主动性和正确性。一般来说，有逃避心理的人会被动绥靖。逐渐地，我们就会眼不见为净，对世界的了解会逐渐减少。当我们不了解情况，及所面临事物内部道理，我们就很可能无法找到最佳的应付这些问题的方法，因而遇到问题不知道从何下手，结果被迫人云亦云，盲目随大流。

上面讲到的很多问题，例如我们自身的生化、内分泌结构，是不能解决的。所以我们只可能尽量地通过各种方法来弥补我们的不足。除了积极主动之外，我们的办法就是自学。喜爱学习的人，遇到事情就会研究，这样自然就可以骗过我们自己的内分泌系统：我们了解了问题，寻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会导致内分泌系统不再收缩心肌，加强全身脏器供血，因而降低患高血压的机率。而且，知己知彼会提高我们在今天这个竞争社会里获胜的机率，这样也会进一步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

从另一个方面讲，有学习习惯的人都了解，学习是有乐趣的。有一段时间，我工作得太累了，我就开始学西班牙语。当时住在我家里的一个亲戚就对此极其不解，开玩笑地说：你不是有什么病吧。和其他的消遣（例如喝酒、打牌）比，学习是一种主动过程，是一种主动乐趣。与学习相关的一个消遣是另一个主动过程：体育锻炼。这两者必不可少。经常学习，然后有几个朋友，过一段时间聚一聚，交流一下思想，其乐无穷。

中国人在这点上做得远不如白人。我以前认识一个大陆留学过来的伯克莱教授，他来我家，看到我的书，竟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这些书是买房子的时候和房子一起买来的吗？”我就和他说：“这些书是我在二十年的时间里，亲自一本一本地买回来的。”结果，据说这位教授工作干得直便血，人家也不给他终身教授职位。美国这个地方，如果你好几次拿不到终身教授职位，就要自动离职。在被逼到死胡同以后，他就海归了。据说海归以后，摇身一变，变成一方专家。到处有人请他干这个干那个，忙得不得了，相当风光。

一个人的修养，到了一定年纪，就装不出来了。对于步入中年的人来说，修养是写在脸上的。即使一眼看不出来，共事一个星期一定会原形毕露。因为无论是好习惯还是恶习，都根深蒂固，很容易显示出来。很多中国人来美国留学，靠钻劲死读书，结果出的论文的确比别人多，但是心理问题达到临床的严重程度，自己还不知道。等到了教授投票生终身教授的时候，自然就会遇到问题。然后下不来台，只好带着一大堆心理问题海归。

在中国，很多人觉得努力最重要。在美国，大家觉得兴趣最重要。早在我上中学的时候，看家长和外国人的通信，就发现，外国人特别喜欢说到一句话就是对什么什么感兴趣。美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都一样。到了大学，我的英语硬起来了，就开始为他们的信捉刀，愈加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心里总觉得这些外国人真开玩笑，就算他们那里没有一切都由党安排，难道你兴趣一变，就换工作？所以当时以一种入乡随俗、跟着起哄的心态，我也动不动就写我对这个感兴趣，对那个感兴趣。

刚到美国的时候，被恶霸（又称导师、博导、老板、或者教授）恶性欺负，搞到我对物理研究兴趣全无，结果用写作维持心智健全。前些天，我去看斯坦福大学看一个老朋友，二十多年没见了，她主动提起我当年在弗吉尼亚通过写作维持心理平衡的事。现在讲起来，真是不堪回首。

在美国大学研究院被逼过的人，很难有什么真正的爱好。从七十年末到今天，来美国的中国杰出年轻人，不下几十万。在学术界里，没有一个真正大放光彩的。这就说明美国大学对理科博士生的压迫，远远超过一般人可以承受的程度。我当时从大学出来以后，心理留下的阴影，也是很多年挥之不去。我来美国之前，我的八卦掌师傅还说，我的心理可以顶住美国的压力。不是他过高地估计了我，就是他过低地估计了美国大学的这些恶霸的能力。我今天从象牙塔之外，向象牙塔里看，基本上可以确定，我师傅犯的错误是过低地估计了这些恶霸。

对于我个人来说，真正有规模、有计划的自学，是从大学出来以后开始的。我开始学习哲学，西方历史等，完全是出于自己对西方社会的一种好奇心。我当时的问题是：难道如此不讲理的社会竟能这么强大？当时我一方面生活在正常社会里，另一方面努力学习西方历史、哲学，慢慢地就懂得了西方社会的本质，这个本质，在学校里是看不到、学不到的。

人在社会里，有时需要作一些决定。例如，当时我在洛杉矶dot com宦游开发部主任。在dot com走下坡路的时候，黄了一个dot com就再找一个。走来走去，走到了尽头，就要决定下一步要干什么。当时的状况可以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有各的办法。数年以后，各有各的结果。对于我来说，从技术、管理里面彻底跳出来干律师，是一个大智大勇的决定。我和朋友开玩笑说，我一辈子读的书，通过做事得来的经验，目的就是为了我做那个决定的那一刻，因为当时我并不完全知道律师这一行是怎么一回事。今天，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讲，这个决定无疑对我本人是完全正确的。（当然，换一个人，因为兴趣不同，这样做的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现在，作为一个律师，我需要了解极为广泛的知识。对于一个喜爱自学的人来说，这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每天学习，然后研究对付各种问题的办法，对于一个喜爱思考的人来说，实为幸事。当年我想以研究物理为业，其实真正期望的，也是这样一种生活方式。问题没有出在物理上，而是出在了大学这个系统上。在美国摸爬滚打二十年，最终竟然达到了我刚来美国时的梦想，真正过上了一杯茶、一支笔、一张纸的生活。但是这个途径是我事先万万想不到的。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去的是当年杰斐逊建立的弗吉尼亚大学。在弗吉尼亚大学，人人都没完没了地讲杰斐逊的事，包括请正在当农民的杰斐逊的后代来表演当年杰斐逊做过的事情。当年我曾经问过这位杰斐逊的后代：你为什么不搞政治？回答是：我对政治不感兴趣，只想当农民。我当时可是张着嘴，半天没合上。

寻找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然后生活出意境来，是摆在每一个人面前的课题。只有找到自己的路的人，才可能活得有意境。和找自己的路相辅相成的，是学到融会贯通。与此相反的，无论是为挣钱而挣钱，还是躺在父辈的银行账号上为花钱而花钱，都会将人生引到悲惨的道路上去。美国很多的富人都愿意把钱捐给慈善事业，而让他们的孩子自己出去奋斗。相对来讲，中国的富人却常常抱着下一代不愁没钱花的思想，不抓教育，一味地惯孩子，结果亲手把自己的宝贝孩子变成废物。

说来说去，一个美好人生的基础是自学，自我开发，然后将所学的知识用于社会，这样才能体现出自己的价值，然后才会有自信，才能活出意境来。“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其实是纯粹描述性的，因为只要孩子尝到自学的甜头，他们是不会停止的；反之他们也不会“活到老，学到老”。引导孩子自学的最好方法，就是家长身先士卒，身体力行，从开发自己的人生入手，然后再和孩子一起花一些时间，让孩子了解我们，这样孩子就会看到自学的乐趣和力量，进而心甘情愿地模仿。

换句话说，与其对孩子进行空洞的、他们无法理解的言教，不如家长们开始自学，然后让孩子来模仿。这样，一方面从思想上武装了自己，另一方面又教育了孩子，可称一举两得。

（待续）

教育杂谈十三：鼓励孩子当律师、医生明智吗？

很多华人喜欢和别人吹嘘，说自己的孩子在念法学院或医学院。我在《教育杂谈五：当今学校的最大问题》里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我们一帮律师和Arcadia华人协会一起搞活动，华协的一位女士很自豪地向我们这帮律师说：“我女儿现在哈佛上法学院二年级。”两个律师立刻同时说：“I am so sorry to hear that.”这位女士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很多华人家长有这个倾向。他们看到很多律师、医生有钱，而且看到很多律师、医生有社会地位，所以他们就得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所有的律师、医生都有钱，有地位。他们进而推断：如果我的孩子去读法律、医生，他们有朝一日，也会变得像那些有钱、有地位的律师、名医那样。美国人的一般看法是：孩子对什么有兴趣，就应该去干什么。

家长的这两种对子女选择职业的不同看法，对子女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因为家长给了子女一个错误的印象：行业比兴趣重要。中国的机会相当不均等，找对了行业，的确有很多优势。而美国是一个已经发展了一、两百年的国家，机会相当均等。例如，在美国开公司，无论哪行哪业，两年的存活率是80%，五年的存活率是 50%。而且，赚钱的时机也不重要。从60年代，美国经济变化很大，但是被动投资回报基准，一直在9%上下。换句话说，竞争优势要靠兴趣，而不是靠行业或者时机投机。

律师这一行里面的苦，外面的人是看不出来的。有些人觉得自己很喜爱写作，就想干律师这一行。其实，写作对于律师来说，只是一个工具。虽然写作就是写作，其特性是一样的（例如，写作需要灵感，我经常因为没有灵感，要把一些法律文件放一放再写），但是写作毕竟是当律师很小的一部分。而且，我这里讲的是真正的写作，而不是国内训练的那种玩弄词藻的游戏。很多人觉得律师写的都是套话，其实真正写套话的是坏律师。好的律师，要有很强烈的正义感，他们在正义感情绪之下写出来的法律文件，读起来才有力量。很多不懂英语的人，分不出来好坏，觉得律师写的都是套话。

律师首先要处理好和自己客人的关系。律师的工作在这方面有点类似医生。来找律师的人，都是自己出了问题，不能解决，然后才找律师。一般来说，这些人在找律师的时候，心理压力都相当大。一天到晚和这些人一起，客人的心理压力，无形地就会传染到律师头上。因为律师要处理客人的问题，而且一个律师同时处理很多案子，所以一个好律师的心理压力承受能力，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见的。在美国，一个律师可以在一个熙熙攘攘的大厅里，认出站在另一头的另一个律师。有一次，我在北京首都机场等飞机，和一个白人闲聊，无非说说北京的环境污染，什么中餐好吃之类。没讲几句，他就问：你是搞专利的吧？我问：你怎么猜出来的？他说：我一见到你就知道你是律师。你一张嘴，显然你是学理工的，所以我就猜你是专利律师。

客户把钱给律师，是要律师代他对付什么别的人，无论是诉讼对方，还是专利商标局、SEC、移民局。对于一个好的律师来说，一定要把自己的客户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做。在一个对抗性的环境中，保持做一个很正直的人，一个心中有正义的人，不是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容易。

上面说的种种，其实还不是对律师最大的压力。律师最大的压力，是来自于和其他律师的竞争。美国的律师业从来就处于人浮于事、僧多粥少的状态。一般的20-80定律（即百分之二十的律师做百分之八十的生意，剩下百分之八十的律师分剩下的那百分之二十的律师不要做的生意），在律师这一行，很可能因为人满为患变成10-90定律。这种竞争，对于律师来说，有一种逼良为娼的效用。举个例子，有些人来问我移民案子，我明知道，如果我说可以办，他就会立刻交钱。但是，我心里知道，他的案子按照法律是不会被批准的。所以我就老实地和他说，你这个案子按照法律，是不会得到批准的。这些人当然就走了。有几次，他们到别的律师事务所和别的律师谈，别的律师和他们拍胸脯，说没问题，他们有把握把这个案子办成。有时，这些人没把握，又回来问我：为什么某某律师说他有把握？我自然是哑口无言。对于一个律师来说，生活的每时每刻都要选择做好人还是当骗子。如果做好人，说实话，已经到手的一笔钱，就流到另外一个律师的手里去。

今年夏天，我读了Melvin Urofsky写的《Louis D. Brandeis: A Life》这本书，其中就讲到当年Brandeis在波士顿自己出来开事务所，就立下一个规矩，那就是不论对什么人，他都尽他的能力讲真话。后来Brandeis的生意迅速提高，是因为有个大公司到波士顿打官司，问一个波士顿的大律师事务所，波士顿那个律师最好，那个所里的律师说Brandeis最好，因此Brandeis打开了局面，后来当上联邦最高法庭法官。对于律师来说，立这个规矩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特别是在生意缓慢，开不出工资，交不出房费的时刻。

简单地说，律师只有两个选择，那就是当老实人，还是当骗子。客人经常是搞不清楚律师是在说老实话，还是在骗人的。骗人这件事，就和当妓女一样，两腿一叉开容易，再想像正常人那样好好地挣一口饭吃就难了。换句话说，一个律师只要在任何一个时刻，意志一不坚定，嘴一松，一开始忽悠，那他就立刻成为另一条河里的水，另一条路上的人了。对于律师来说，时时刻刻都站在这个分水岭上。在他的钱不够花的时候，谈每一个客人，做每一个案子，都是对意志的考验。很多律师喜欢讲排场，在没有实力的情况下，买多大多大的房子，开什么什么牌字的车。这一点，在华人地区尤甚。很少有人能有足够的自信，不讲排场，正正当当地做人。我就认识一个律师，他做成了一个案子后，就借钱买了一辆大型号的奔驰车。我问他何必，他说反正会有新钱进来。结果新钱没进来，他却被逼得海归了。

律师说话不实，搞得华人社区里的事情，真真假假。有一次，我做一个知识产权案子，因为客人以到律师协会告我为要挟，要求降低律师费。我坚决恭请他另请高明。结果他找了一个号称也做知识产权侵权的律师。这个律师把案子接过去以后，居然不知道向联邦法庭递文件是在网上进行的（因为知识产权受联邦法管辖，所以纠纷大都由联邦法庭审理）。我听说了这事以后，也吃了一惊。他递的第一份文件，因为他在联邦法庭网站没有账号，竞是由另一个律师代他提交的。一个既不在联邦法庭办案子，又没有专利律师执照的人，可能做的，只有注册商标一件事。我上网一查，此君有史以来，只拿到过三个商标（倒是提过12个申请）。

有一次我在一个朋友那里吃饭（这个朋友在我当律师的路上，帮过我的大忙），讨论如何找客人。我就说：我就说老实话，是怎么样就怎么说。他立刻就长篇大论式地对我发表了一场演说，说不忽悠，我是会饿死的。我就说，我一不要买飞机，二不要买大炮，人生所需很少，没必要做那么多生意。更重要的，如果一个人需要骗才给我钱，那这个人可能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换句话说，就是我把工作做得再好，他也不会明白的。我何必要自寻烦恼？我对做生意，一直持有做不做无所谓的态度，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这位朋友显然不知道这种意境之可贵。“不求”和“做老实人”，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但是，他始终觉得我的书呆子气太重。

在洛杉矶的律师界，有很多律师，早就发现他们不是做律师的料，早就想转行了。但是，对律师来说，这行有点像如来佛的手心，无形地，把律师圈在里面，让你跳不出去。我认识的一个还算很成功的律师就和我说过，他想转行，就花几年时间，去读了一个MBA。但是拿到MBA以后，奔波了一番以后才发现，律师执照加上MBA，没有基层经验，公司并不愿意招他们去做中、高级经理。结果，他白费了几年的时光读了个百无一用的MBA学位。

当然，有坚强毅力的律师，干脆出去创业，也的确做出了轰轰烈烈的业绩。Jim Barrett当年放弃了律师工作，去做葡萄酒，走了不少弯路以后，他造出来的葡萄酒（1973 Chateau Montelena Chardonnay）于1976年在法国打败法国酒，一举摧毁只有法国人才能制造高质量的葡萄酒的神话。另外两个律师，Rick Rosenfield和Larry Flax，1985年凑了50万（绝大多数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和银行贷来的）开始运营California Pizza Kitchen。结果一炮打红，七年之后，Pepsi以1亿元购买了CPK三分之二的股份。今天CPK在九个国家有230多个分店。

孩子们的人生，要往哪条路上走，一定要让孩子自己决定。家长包办实属不智之举。看到有些（着重“有些”两个字）律师能赚到大钱，就鼓励孩子去学法律。哪知道，如果孩子对法律没有特殊而且强烈的兴趣，那他从法学院出来以后的路，是必定会万分艰险的。况且，孩子自己选择职业，即便错了，日后改变不迟。而且走弯路对孩子是一个很好的训练。我在清华学电子学，觉得太简单，就跑到美国来学物理。被美国的教授老爷欺负的七荤八素以后，跑出来搞电子学、软件、市场，然后自己主动跳出来搞dot com。如果没有这些经历，dot com出了问题之后，我可能不会有这种勇气，当机立断，去法学院注册，彻底改行，改当律师。

医生和律师大同小异。我当年在北京上的是北京医学院附属中学。北医附中里满是医生子弟。我前两年回国，见到了一个同学的爸爸。他就和我说，他的孩子，了解到了医生生活的本质，个个儿都不想干医生，就是这个女儿，跑到美国去当医生。他摇着头，对他这个女儿选择干医生，很觉得不解。

我的一个在洛杉矶的医生朋友，原来对他女儿上哈佛法学院很骄傲。但是女儿毕业了，居然找不到工作。这位朋友看到了医生这个行业的艰辛，就鼓励女儿去读法学院，但是没想到，宝贝女儿跳出了虎口，却又进了狼窝。

（待续）

教育杂谈十二：在美国的主人意识教育

像我们这帮来美国二十多年的人，早就已经把美国当成家了。不说别的，我们住在美国的绝对时间，已经超出中国。如果除去孩提时代，住在美国的有效时间，远远超过住在中国的时间。既然大人把美国当家，那么孩子的主人意识一般也不会成问题。可是，对于刚来美国的人来说，主人意识的确是一个普遍问题。这个问题的根源，一方面因为中国人在中国的时候，就缺乏主人意识。另一方面，来美国以后，不少人除了念书，就是在最底层打工（包括帮教授搞科研或者当助教）。无论是念书还是在底层打工，是不会培养出多少主人意识的。只有毕业、进入到社会以后，在公司打工的时期，大家的主人意识才会跟着在公司的主人意识成长。这第一需要时间，第二需要实干成果。从另一个角度讲，一个人要首先要通过实干，得到客户、公司同仁、公司管理层的认可，然后才可能获得自信。有了自信才会有所谓的平常心。用平常心来看公司、看社会，才会客观公正。只有用客观公正的眼光来看事务，才会有主人翁的感觉。所以，刚来美国的人往往很反美，不少人心中的那种盲目爱国主义恶性膨胀。只有在美国住了一段以后，才会了解美国，进而热爱美国。

就这一点，和不少留学生比，我可能有一点优越性。当年我来美国以后，在物理系找不到宣泄创造性的通道，就到学生报纸去搞摄影，后来改写专栏。一有政治事件（包括总统选举等），编辑就会来找我，说报纸需要政治文章。专栏与报道不同，报道要面面俱到，但专栏要有鲜明的立场。所以我就要研究一下那些参选的人，找个什么人我可以支持的，然后写篇文章来说我为什么支持他。我写了这些文章以后，总有不少读者来信（多半是支持对方的学生组织骂我的），报社就会发表这些读者来信。在美国，每一次选举都是一个讨论，报纸发表政治专栏，就相当于参与了这个讨论。不光是政治评论，我的很多专栏，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人（包括教授、学校中的团体）的批评，有些相当尖刻。在这个环境里，每周一篇，一来二去，我的确就有了一些主人感。因为我的文章立场比较鲜明，搞得校长都跟我很熟。有一次他开party。见到我，他就很自豪地说，我这里今天有三个大使。他问我认识不认识韩叙，我说认识；他就把我介绍给日本大使。那个日本大使到也有意思，他见到我后，就说：“啊，我们是老朋友了”（其实我们只是一面之交）。校长立刻就打诨：你这家伙交往面怎么会这么宽？然后我们三个人就笑了一场。在美国，专栏作家是有一定知名度的。当年刘冰雁夫妇来玩，我就出面请当地新闻界的名流和他吃饭，大家都觉得挺有意思。因为刘和我早年都练过八卦掌，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讨论了不少八卦掌的事情。可惜他后来得癌，过早地去世了。举另外一个例子，记得有一次，我见到一个法律系的访问学者，因为当时有一个女生和我们在一起，我想show off，就随手从街边上拿起一张报纸，开始和她大讲当时的一个新闻焦点问题。她立刻就说，你千万别相信那里面的东西。我问她为什么，她就开始跟我来那套美国媒体阴谋论，叫我不要相信报纸的胡说八道（这是八十年代中期的事）。我立刻翻开报纸，指着印得巨大的我的名字说：“可这篇是我写的。你说我胡说八道？”她当时的表情，很让我在那个女生面前洋洋得意。

无论怎样，在学校里发生的那些事情，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主人意识问题，因为真正的个人价值通过在学校为教授当牛做马是体现不出来的。我的主人意识，还是从学校里出来以后，在外面摸爬滚打了十几年，才真正建立起来了的。最后的一步，要算律师宣誓的那一刻。当时一个法官讲，你们以前见到社会上的不公，就抱怨。从今天开始，你们再没有抱怨的权力。如果你们感到了社会上的不公，而要采取行动。（美国律师约定，拿自己百分之二十的时间来做公益。一般来说，当穷人遇到过份的不公，总会有律师免费帮忙。我们当年在华盛顿游说国会，为留学生争取绿卡，就是华盛顿的一个律师事务所Arent, Fox免费为我们帮忙的。）听了这个法官的这番话，我才可以说，我从根本上觉得，我在美国是主人了。（显然，这个主人感，和自身在社会里的作用、能力、地位，多多少少是连在一起的。）

因为当家作主是一个心理反应，所以一定要有意识地去争取。如果一个人一直觉得他被歧视，而且把身边发生的事情（如公司提职、提薪没有轮到自己，好工作安排给了别人）都往歧视上归结。那么，这个人把一切问题归结为歧视，而不去解决真正的问题。这会使他闭上眼睛，不再发现、解决自身的问题，因此使他停步不前。这个问题，在很多人身上存在。

住在华人社区的人，一定要意识到中文媒体在这方面起的反效果，特别是大陆出资办的那些媒体。目前，洛杉矶最大的两家报纸是《世界日报》和《侨报》。《侨报》是大陆投资办的，在美国不为赚钱，也不怕亏钱。一开始，《侨报》要闯天下，就在美国编辑。那时连我父母来美国的时候，都很喜欢读《侨报》。有几年，我为《侨报周末》（《侨报》的周末版，免费赠阅）写专栏，合作一直很愉快。慢慢地，“移民咨询”版也给我写成“移民与法律”版了。

后来，《侨报》把编辑功能搬到北京去了。这一搬，我当时就说，我这个专栏恐怕是凶多吉少。北京在发了两次我的文章以后，就再也不发了。后来，经过《侨报》在美国的负责人亲自发火，终于和北京又联系上。北京的那个编辑是个典型海归，他们觉得留在美国的人，都像他们那样说话言不由衷。我们说在美国当家作主，都是打肿了脸充胖子。我一写有关在美国当家作主的文章，他就不登。后来我追问，这个海归想出来的一个方案：他要我只写讨论移民法的技术性文章（他叫法律文章），不要说开去。说句老实话，在美国，只有初到美国的人才用得到移民法，而且每人只需要用一回。移民法变来变去，极其缺乏稳定性。除了律师，别人想去搞懂，实在是意义不大。对于移民来说，最好的方式，是找一个移民律师代理，而将省下来的精力放到学习、工作中去。结果，写了好几篇都不能发表。我那百分之二十的时间哪里经得住这样花法。所以这件是不久就作罢了。

《侨报》的北京编辑都是海归。这些海归的一大特点，就是觉得美国这棵树上长的葡萄，一定都是酸的。所以，他们登的文章都是这个口气。为了证明这件事，我随便到路边捡了一份《侨报周末》（2010年9月26日 ––– 注：这个系列是九月份一口气写下来的）。B版（A版是大陆的内容）的首页是《在美30载，陈冲难掩寄存感》，下一页是讲“侨社内各侨团是旧金山中国城内酒家酒楼的主要客户”的文章。在美国经常在外面吃饭的人就知道，酒家酒楼的主要客户是当地的居民，侨社内各侨团，无论是大陆的还是台湾的，都很有限，只可能在某一天成为某一个酒家的主要客户。因为大陆的侨团总去很便宜的酒楼，如果好的饭店等着这帮人来，早就倒闭了。下面是两篇有关中国的文章。再下面的一篇（“移民咨询”版），讲的是移民局针对第九法庭的一个有关杰出人才移民的案子发出的备忘录，讲来讲去也没讲清楚，最后就说“备忘录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也不知道作者想让移民律师重视，还是让一般老百姓都放下手里的工作去重视这个案子。再下面是一篇《〈金童玉女〉写尽创伤失落 旅美作家李翔云：中国背景是脱不掉的印记》。下面是华工被贩卖到秘鲁的悲惨历史，再下面开始八卦了（《观肚脐，知健康》）。

在海外，只要华人找到立足之地，很少有人像海归们鼓噪的那样，“难掩寄存感”，或者日夜向往海归，或者抛弃高薪待遇海归。移民没那么多闲功夫，而且美国也不作兴动那些弯来绕去没用的脑筋。大家都集中精力创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来，然后就是过日子。像我们这些年纪稍大一些的人，工作之余，就想着见见朋友，交流交流思想。例如，我们从西班牙回来以后，就约了几个朋友，开两瓶好酒，吃一些从西班牙学来的Tapas和Paella，其乐无穷。

这些编辑写什么“中国背景是脱不掉的印记”这种标题，是一个完全不了解美国现状的说法。他们不知道，在美国，大家都是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的。大家都以自己的印记为荣，没人想“脱掉”这个“印记”。在美国，“印记”只怕少，不怕多。这些海归编辑，从来没有在暑假到这边的中文学校去看看华人孩子学中文的热情。美国这个地方，印记不光越深越好，而且越多越好，我们做家长的，除了日常的英文、数学等学习以外，拼命给孩子加上中国印记、欧洲印记、美洲印记。估计这些海归编辑的心理是：你们这些人在美国，肯定脱不掉中国印记，所以肯定不会变成地地道道的美国人，所以就一定会“难掩寄存感”。不信？请看看当年华工被贩卖到秘鲁的悲惨历史。绕了三个圈，这些海归想向我们海外的人证明：葡萄是酸的，我们这帮人都寄人篱下，不是主人。

有意思的是，国内头头脑脑一来美国，《侨报》的负责人就有模有样地向他们汇报。这次温家宝来美国。那个为我这个专栏发火的负责人就在9月22日率领了一大批走卒，向温总理汇报工作去了。他具体讲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查一下该人以往的言论，也不难猜。无非就是“我们办报最深的体会是，读者是上帝”，“除了关于住在国社会生活的信息，华侨华人最关心、最需要的就是有关住在国同中国的关系以及来自中国的最新报道。”这些话，真是说的冠冕堂皇，任何人听了，都会觉得在这个人身上一年花个几千万很值。不知道温家宝听了这些冠冕堂皇的说法之后，有没有去捡一份免费的《侨报周末》，以品其酸。

由此想来，温家宝的日子也真的不好过。一方面，他听到的是冠冕堂皇的话，另一方面下面人做的是莫名其妙的事，在他写的《再回兴义忆耀邦》一文中，就谈到这个问题。除了《侨报》之外，美国还有很多组织拿着北京的钱在这里做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例如，领事馆花了很多钱搞什么侨社侨团。有关这方面，我的《洛杉矶领事馆花大钱上演滑稽戏》一文，已经作过描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在这种大环境下，如果一个人生活在华人社区，就一定要有意识地，摆脱误导，以自己辛勤的劳动，换来主人翁的自信。只有这样，才能把这种主人翁的意识传达到下一代的脑子里去。要知道，如果下一代认为他们是“寄居”在美国（也就是说把所有负面的事情都归咎于歧视），那么他们就不能就事论事地认清自己的不足，提高自己，天天向上。他们将来的生活，也就会因此遇到很大的问题。要知道，美国很多的黑人世世代代就是在这种被害者心态之下生活的。当年黑人演员Bill Cosby出来批评黑人的这种心态，遭到黑人民运组织的围攻。（我来美国的时候，Cosby是美国知名度最高的人。当年北京中央电视台搞智力竞赛节目，问在美国谁最出名，参赛者答：Bill Cosby。赵老师说：错了，美国最著名的人是总统里根。结果《华尔街日报》专文调侃这事。）要知道，美国社会实际上没有这种歧视。我个人在公司里的闯荡的时候，也屡撞南墙。但是，次次失败，都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例如，我在富士胶卷要求去市场部，他们说没钱；我就贸然和东京的市场经理说：你出这个钱如何？日本人通知美国他们愿意出钱建立这样一个位置后，美国这边就没完没了地拖着（因为美国的市场副总裁都无权直接和日本人接触，他们怕我去了以后作太上皇），直到六个月后以我主动辞职，然后他们从另一个公司挖了一个市场经理过来了事。这种事情，如果我是一个白人，也是同样的结果。在最坏的情形下，如果家长跟着孩子屁股后面说美国社会如何歧视华人，无非就是为孩子找了一个万能的失败借口，并且鼓励孩子失败。这是万万要不得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