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杂谈十一：政治思想教育

美国有一种说法：年轻人如果不是社会主义者，那么他就是个无情的人。年纪大了，如果还是社会主义者，那么他这一辈子就没学到什么东西。美国从来没有经历过马克思定义下的社会主义，但是在七零年代美国还是经历了一个新定义下的社会主义（即国家通过税收劫富济贫）过程。当时，大家过得都很压抑。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按照Friedrich von Hayek的话说，年轻人又开始通过看他三十年代写的书来寻求新的出路。最后，美国人把Ronald Reagan选入白宫，然后，美国开始renaissance（重新复生的意思，十五世纪的文艺复兴就是这个词，可惜中文翻译时把原意给丢掉了）。

最近奥巴马大举复辟，利用所有机会，以明天不过日子了的劲头，大举花费未来纳税人的税钱。害到小企业完全不能拿到贷款，同时面临高风险（例如通货膨胀难以预料，或者新税法让老百姓将盈利交给国家，自己负担亏损）。最近很多银行要求小企业用现金抵押贷款。对于小企业来说，这种要求近乎荒唐。如果我手里有现金，那我还为什么要费事向你贷款？银根紧张，导致很多小公司眼睁睁地坐失眼下的生意机会，进而导致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企业一失去开拓精神，必定开始“老一套”。“老一套”最不需要的就是不了解“老一套”年轻人，导致目前年轻人的失业率两倍于平均失业率。从这点上，奥巴马一举将美国变成了欧洲。难怪美国人那么快地觉醒，认识到奥巴马不是他们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但是年轻人的失业问题，包括中国留美学生毕业找工作的问题，却一时很难解决。

从挣钱角度讲，目前最好的工作是到政府里去当官僚，又有工作保障、又有各种福利（包括退休福利）、还不用起早贪黑地工作。除了联邦政府，美国各州也给政府职员，包括教师等等，很好的薪资和福利，搞得纳税人的钱越来越多地要交给教师。无形中，对于那些为这些政府官僚挣钱的私营企业来说，特别是的那些创造工作机会的私营小企业来说，生存空间就越来越少，雇到的人的质量也越来越差（聪明人都去政府当官僚了）。经济的确就会面临停滞不前。现在，和七十年代的所谓stagflation比，差的就是inflation（通货膨胀）。联邦储备银行大举购买国债，导致国债持有人大量出售国债（一般来说，多了一个大买家，会使被买的东西更值钱），很容易触发联邦储备银行自己预期的通货膨胀。那美国就充分回到七十年代末了。

上面这一套是政治说教。问题是：家长要不要向孩子介绍外部世界的现实。从最基本的层面讲，孩子脑子里的实际经验不多，所以生活在一个梦幻世界里。很多公司，例如迪斯尼，赚得就是这个梦幻世界的钱。我女儿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一去迪斯尼专卖店，就很清楚哪个是睡美人，哪个是灰姑娘，哪个是木兰，哪个是Pocahontas。而且他们最喜欢去的商店就是迪斯尼专卖店。问题是，家长什么时候和孩子说：圣诞老人不是乘鹿拉雪橇从北极来送礼物的，而是这些商店的季节性职工。他们存在的目的，不是把礼物送给孩子们，而是鼓动家长大买礼物，以增加他们雇主的利润。

当然，我完全不主张家长告诉他们的年幼的女儿睡美人、灰姑娘都是迪斯尼为其股东牟利搞出来的文化产品。有一年，我儿子刚上学，女儿还在上幼儿园，羡慕儿子天天背个书包。后来，有一个专营迪斯尼产品的学生家长送给我女儿一个画满这些“公主”的书包，这孩子居然天天背这个空书包上幼儿园。天天不忘背去、背回。过了些日子，这个书包在迪斯尼商店上架了。这个小丫头看到以后，就说大叫：“爸爸，我有这个。”然后就把那上面的“公主”又跟我唠叨一遍。当时她的那种自豪的表情，就像她有这些“公主”的手机号似的。在这种情况下，哪还有什么事实不事实？我早就认头被这些公司给绑架了。我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跟着这些公司鼓吹这些故事、人物。

但是，我一直认为，家长要在尽可能早地，尽可能地开始利用孩子身边发生的事情，来向孩子解释世界的真相。真相和故事的区别就是故事往往过渡地简化了世界上事务的复杂性。我们在《教育杂谈五：当今学校的最大问题》里提到的Michelle Rhee的事。对于我来说，说破大天去，评价一个学区总监，除了靠毕业率、考试成绩等指标衡量出来的学生状况之外，其它一切都是废话。但是在华盛顿特区，教师团体就能够蛊惑家长，让家长们不去想他们孩子受否受到了教育这类切身的实际问题，而去想那些没用的，转而把责任不在Rhee的问题转嫁到Rhee的身上，进而把问题情绪化，进而把Rhee妖魔化，进而把Rhee赶走了。这些家长也不想想，这样他们是不是把自己（或者是自己的孩子）给买了，还帮人数钱。

天下的政府作事情，都是一样的。他们都会用一套冠冕堂皇的说法，骗取老百姓的支持，然后做为自己谋福利的事情。教育孩子，家长面临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你想不想让孩子了解这个世界的本相？

目前世界潮流有两个，一个是依靠政府，另一个是依靠人民。政府介入老百姓生活过多，自然就会降低人民的自由。试想，在一个社会里，一个人挣的钱，完全归他自己所有。那么，这个人就会利用这个钱扩大生产，通过雇人去挣更多的钱。在另一个社会，一个人挣的钱，完全归政府所有，由政府来“救市”，或者说“刺激经济”。换句话说，政府把税钱（更准确地说是未来的税钱）拿去做无用功。奥巴马的刺激经济计划，使得很多城市，把本来好好的公路，挖得乱七八糟，施工期间造成交通问题不说，有些“美化市容”工程，在完工之后，大家发现竟然把路面变窄，造成了交通堵塞。不知道这是不是什么人用纳税人的钱创造下一期的扩充路面工程的必要性。

有意思的是，很多美国年轻的企业家当年不光把票投给奥巴马，而且还为奥巴马捐了大量的竞选经费。奥巴马一上台，就立刻开始妖魔化企业和企业家，让广大老百姓憎恨这些不给他们工作的企业家，支持政府“刺激经济”。看到目前的美国投资环境，有钱的人自然不敢轻举妄动，前些日子看到统计，美国人手里等待时机的闲钱，高达好几万亿。有钱没有地方去，导致着高档消费品市场红火。这自然又给奥巴马之流增添了一项妖魔化企业家的口实。

孩子在走向世界的时候，面临很多选择。如果我们负责地希望他们自己做出这些选择，就一定要告诉他们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从极端化的角度来说，孩子有两个选择。第一，他们可以为政府打工。第二，他们可以自己出来当企业家。为政府打工，所追求的，当然就是稳定工作，从二十几岁就开始混退休。如果自己出来当企业家，其中的艰辛，只有出来自己干过的人才知道。我的律师事务所受理商业类、知识产权类法律业务，所以我因此也结识了很多企业家。他们为了企业成功所吃的苦，说老实话，我都不好意思在这里写下来。遇上奥巴马这样的政府，他们还要充当人民公敌的角色。有的时候，和他们闲聊，真让人觉得天下实在没有公理。我所在的这个办公楼里面，除了东亚银行属于大企业外，其它都是小企业。在奥巴马上台之前，晚上10点，停车场里面停满了高级轿车。换句话说，员工都回家了，老板还在上班呢。奥巴马上台之后，很多公司都开始一周四天工作制，以避免裁员。停车场晚上也就请净了。

孩子长大以后，就要自己为自己选择职业。如果他们不知道世界上的这些冷酷现实，选择的时候就很可能犯错误。当年我为政府提供咨询，发现国防部雇了很多律师。到这些律师的办公室看看，你就会惊讶地发现，里面怎么那么多哈佛、耶鲁法学院的毕业证书。当时我问律师部的头儿这是怎么回事。我最好的描述就是她和我苦笑了一笑，什么都没有说。可见她心里的苦，只有自己知道，不愿和外人说。我不禁就想，二、三十年以前，这个从哈佛法学院刚刚出来的姐姐恐怕也是条汉子，今天竟被政府磨成这样了。

就我个人来讲，和很多企业家一样，自己有了自己的公司，然后公司的业务走上正轨以后，我还是觉得，无论奥巴马如何妖魔化企业家，我还是喜欢自己创业，或者在私营企业工作。至少，在私营企业里，一个人不用一天到晚去想那些没用的人事关系。在私营企业里，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即便在私营企业里打工，只要一个人可以把工作做好，只要一个人可以向老板证明他是个可用之材，其前途毋庸置疑。很多人觉得在一个私营企业里工作，他们不必担心公司的前途，做决定的时候不用从公司的长远着想，这就大错特错了。你不为老板着想，老板如何无从发现你是一个有用之材。在政府里混，人事关系、论资排辈一般比技能更重要。

对于打工族老说，的确有一个将自己的前途寄托在别人的决定之上这个问题。例如，当公司老板把公司的发展方向定错了以后，公司遇到财务困难，就很可能进行裁员。这个裁员的板斧，通常就会落在那些没有被老板看上的雇员的头上。但是，话说回来，即使自己开的公司，把方向搞错了，经常遇到的是灭顶之灾，不是裁员可以解决的。

一个孩子将来在美国社会里做事，和他的政治思想有很大关系。如果他想轰轰烈烈，那就要到小公司里去。如果他想专精人事关系，那就要去政府。作为家长，要把这些关系和他解释明白。至于是选择去政府，还是去小公司；至于孩子将来是想鼓吹社会主义、到政府里去当官僚，还是主张还政于民、发展经济，我觉得倒是应该让孩子自己选择。

教育杂谈十：品德教育

当年在中国上学，老师一天到晚讲发展德智体（即德育第一，智育第二，体育第三）。当然，那时的所谓德育，就是让孩子们明白党中央当时的方针政策，并且一心一意地拥护那个政策（当然，这都是大众版本的政策。真的政策，也就是毛通过制衡“四人帮”和周、邓来控制局势，是绝对不能讲的）。我们这里要说的品德教育，自然不是那套指鹿为马的把戏。但是那句口号，至少是“品德教育第一”那部分，是正确的。在此之下，“智”和“体”应该不分高下，互相呼应。

中美两国之间品德教育方面的差距相当明显。这个题目太大，不可以在一篇文章铺开来讲。这里仅以两国的贫贱观的不同作个例子。在美国，有钱人时兴把钱捐给社会。这里的代表人物Bill Gates干脆从微软公司退休，专门从事慈善事业。他的好朋友Warren Buffett大力支持他的这一善举。他们的捐款，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帮助那些最贫穷的人。他们到了中国，很多人就以为他们身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相比之下，中国一连串地发现，巨富、巨星嘴上说捐钱，实际上没有捐。更有甚者，有些人居然出来募捐，然后侵吞捐款。干这些事情的人，在事情暴露以后，死不认账。过了一段时间，大家似乎也就忘了。这些名人继续做名人。

美国家长，虽然愿意为孩子花该花的钱，但是一般都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过奢侈的生活，因为他们知道，孩子一旦太过奢华，日后进入社会就会出现问题。而中国家长则不然，很多人放任孩子过不把钱当钱的日子，以为这样才是好家长。例如，在周末的时候，在Arcadia的购物中心，就会见到一批一批这样的纨绔子弟，他们居然可以开出一大片白色敞篷跑车来。其实，我对敞篷跑车倒是没有什么成见，只要家里有钱，孩子愿意买辆漂亮的车开开，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我觉得，家长出钱，让这些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们买跑车就像买衣服，换来换去，开出来装酷，太过份。家长不应该允许男孩子拿车像女孩子的衣服那样做表面文章。

当然我也不是说家长不应该让女孩子买衣服。家长花钱是一个尺度问题。我见过不少穿衣服不重样的女孩子，她们努力学习，积极上进，将来必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在这种情况下，家里让女孩儿去买一些好看衣服，没什么不可以，而且可以长长她们的审美意识。但是允许那些一不好好学习，二没有天天向上劲头的纨绔子弟，靠买车撑门面，和一大群同类招摇过市，并且向孩子灌输老子有钱，你一辈子不必为钱担忧这类想法，无疑等于害了孩子。很容易看出，这些男孩子身边的那些女孩子，同样是一群不求上进，拼命想傍富二代的loser。要知道，在美国，上进的女生都明白，钱本身和幸福没什么直接联系，在美国没有一技之长，就意味着未来缺乏各种自由。而且，美国和中国不一样，美国的中产阶级好几代都是中产阶级。绝大多数的所谓富人都是自己干出来的，不像中国的那些有钱人，是最近才暴富起来的。在美国，多数女孩都见过钱，知道钱不是一切，不会为了五斗米，就向有钱但是没出息的男孩折腰。这种情况，和中国女明星人人想嫁富二代，形成鲜明对照。

关于给孩子钱，林则徐写过一副对联：“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这里面的道理，再简单不过。家长一定要有意识地让孩子了解，孩子在父母家里过着的富裕生活，只是一个暂时状态，只反映父母的生活状况，完全不代表孩子们自己的生活状况。孩子们自己的幸福、自由还是要靠孩子们自己去奋斗，不能依赖在父母身上。如果孩子可以在大公司拿到好工作，那么开一个家长送的奔驰敞篷跑车去上班也没什么。当年ARCO还没有卖给BP的时候，我为ARCO提供咨询服务，有一个秘书就天天开着奔驰跑车去上班。有一次我看到有人和她开玩笑：“你把你的奔驰车钱挣出来了吗？”她好像也很习惯这种说法，所以顺着打趣：“那怎么可能？”虽然我没问，但我想这车是她老公的钱买的。我知道她在ARCO已经做了二十多年的秘书了。美国有不少有钱人，虽然家里有钱，完全可以呆在家里不工作，但是他们还是在外面工作。我曾经在美国一家生产医用CT，MRI机器的公司做项目，在那里呆了几个月。我发现，他们的仓库经理经常会用他的卡车拉着一条船来上班，等到吃午饭的时候，就不见人影了。我问一起做项目的人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就告诉我他家里极其有钱，但是他还是想出来做事，所以在那家公司干，已经做了很多年的仓库经理了。他们还笑着和我说，你还没有看到他的超豪华Bentley，停在CEO的奔驰边上，把CEO的车给比下去的场景。

家里有钱，不是什么坏事。但是，孩子认为家里的钱就可以确保他未来生活的幸福，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果家里听任孩子有这种想法，不及时纠正，那么家里的钱，就会成为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障碍（即“益增其过”）。这时，家里就要立刻停止资助孩子走下坡路。那时我初来美国，在弗吉尼亚大学读研究生，就知道弗吉尼亚大学有一个玩笑，说普林斯顿不要的有钱人家的孩子都让弗吉尼亚大学给搜罗来了。那里的学生的确相当有钱，超出我的预料。我刚到的时候，有个本科生和我说什么什么地方有赛马，问我想不想去。我说可以，就问他在什么地方。他立刻大笑，说：你问什么地方干嘛？到时我来接你。当时我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到了赛马那一天，那个学生就开他的敞蓬跑车接人去看赛马。到了那里一看，一望无际的草坪上，停的都是豪华轿车。但是这些学生，不管贫富，大家都是平等地在一起有说有笑。另一回，一帮在学生报社工作的本科生开mixer，我作为该报专栏作家也去了。这些学生都穿者有丝绸宽腰带的燕尾服，而我穿者一身从国内带去的蹩脚西装。有一个本科生见到我，就和我说：“You know, Pujie, I am so proud of you.”我就问他：“Why?”他回答说：“I don’t know how to tell you this. But I am so proud of you.”我想这是他对我这种出格的穷人还敢去这些地方的评论吧。我在弗吉尼亚大学的时候，经常和学生报社的本科生出去吃饭、喝酒，完事以后大家掏钱，算完钱后数钱的人经常就把剩下的一大把钱全塞给我。有一次我拿回来的钱，居然比我交出去的还多，我就说：“This is more than I paid.”数钱的那个学生就对我笑笑说：“Stop talking.”他们一方面知道我穷得叮当乱响，另一方面出去玩的时候，还是叫上我。除了交钱，他们并不歧视我。

这些二十多年前发生的事情，今天还记得这么清楚，就是因为当时我几乎不相信美国学生居然能如此不注重贫富，只要对脾气，什么人都可以做朋友；对比台湾和香港人，见到大陆人就有些鼻子朝上，实在让我觉得匪夷所思。当时在中国男女授受不亲，不像现在这么乱。在美国，男女见了都抱一抱。一开始这让我有些不习惯，然后潜移默化地，就觉得美国人的这种看似习惯的动作，让大家真的感到亲如一家。南方人有的时候喜欢穿起来，有一次，我和几个中国学生在回宿舍的路上见到几个学生盛装在外面走（那种南方贵妇的服饰一套可是要几千块的），其中一个女生见到我就跑过来和我拥抱一下。我问她这是干什么，她说什么都不干，就是好玩。我问她她搀着的那位是不是她的男朋友，她就大笑，说她现在没有男朋友。美国学生处处体现出的这种自信、开朗、直率，日后一定会体现在他们的工作之中。在弗吉尼亚，这帮本科生的所作所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华人孩子将来在这个社会上的真正竞争对手，是这批受过良好品德教育的美国人。这帮人的一个共性，就是从出生开始，活得就很正、很纯，不想那些没用的。不花时间想那些没用的，就意味着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来向那些有用的事情。当年我在美国公司里面做开发部主任，把我雇进去的就是这帮人，他们对我的肤色、背景都不太注意，唯一关注的就是我是不是能把事情做成。看一个人的道德教育，用中国人的所谓“贫贱不能移”来判断，我觉得是可以准确到八九不离十的。说到底，人的品性就是一种兢兢业业的实干精神。如果一个人以钱断人，其实干精神很难不打折扣。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从中国带来了很多虚的东西（自己自然不意识）。美国的那些本科生，以他们强有力的方式，迫使我认识到我脑子里的那些虚的东西。一旦认识，摆脱相对比较容易，有点像把别人吐到我们身上的痰给擦掉那样地下意识。在美国，有些中国人，不能摆脱那些虚的东西，不能实干，结果很多都被迫海归了。他们海归以后，对美国的看法，都是相当负面的。唐骏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他在微软（美国）有工作，不能好好地做事，然后就海归了。其实看看唐骏的照片，就不难发现，他的虚浮实际上是写在脸上的。

书归正传，我们作家长的，一定要有意识地把道德教育放在第一位，把孩子培养成兢兢业业实干的人，否则孩子会一辈子觉得和美国的根本精神格格不入。

（待续）

教育杂谈九：什么样的老师是好老师

像我们这种在社会上混了二十多年的人，对当年学校的老师，一般都会有一个比较公平的评价。在我这辈子里，最差的老师要算美国的博导。现在看来，美国的很多博导，都是心理变态的人。他们在一个被别人残酷剥削的环境中成长起来，有朝一日他们当了博导以后，就像阿Q那样，变本加厉地欺负他们的学生。无论他们多么不讲理，他们都觉得那是学生献身科学事业理所应当的付出。美国研究院的这种状况，使得美国学生不愿意考研，读研，投身于科研事业，造成了美国研究机构严重依赖外国研究生。国家拨下去的巨款，很多都无声无息地不见了。当奥巴马拨巨款研究如何治疗癌症时，国家健康研究院（NIH）的一个负责人就说因为缺乏目标，这些钱将无声无息地消失于数以千计的耗子洞里。相对来讲，当年（80年代以前）中国的老师，最坏的，无非也就是个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官僚，一不会对主动学习的学生主动出击，二不会像今天的老师那样，向学生要这要那。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还是彻头彻尾的毛头小子，糊里糊涂的，远远没有搞清楚中国、美国、社会是怎么一回事。今天，我已经在美国研究院以外的美国社会生活二十多年了。回过头来看美国大学，就很明显地看到，美国的研究生院和美国社会实际上是格格不入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优秀人才来美国研究生院，然后在科研界发展。快三十年了，十来万人，其中不乏才华横溢之士，竟然没有一个人在学术界大放光彩。这恐怕不是中国学生的问题，而是美国大学里的教授，通过盲目欺压、虐待，将这些学生的心理扭曲了，将他们的前途湮灭了。同时，很多中国学生来美国的时候，自身没有足够的承受欺压、虐待的定力，很快就被这些教授搞到心理有严重问题，完全达到临床的程度，然后还不知道去寻求治疗，结果搞倒不能自拔的地步。

美国的学术界，绝对不是很多人想象的那种象牙塔。对于我来说，我从学校出来很多年后，才摆脱了学校加在我心理上的阴影。当年在美国连着好几起学生杀教授（包括中国人杀白人教授，白人杀中国人教授），不是事出无因的。记得卢刚把他的教授给杀了以后，我们几个人在弗吉尼亚大学一起谈起这事，大家都觉得卢刚应该一走了事，不必拿他年轻的生命，换一个快死了的恶霸教授的命。有一个平常很文静的学生太太插进来说：“你们说什么呀。我听了这个消息，就觉得痛快。真他妈的痛快。”用个杰斐逊的说法，我的脑子自然不同意她，但是我的心是和她站在一起的。

我想任何一个人，在社会上混了二十来年以后，回头想想，在这辈子经历的人中，哪个可以称之为老师，哪个可以称之为好老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更有意思的，是想想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些人是好老师。对于我来说，最好的老师，有几个素质，一是平等对我，二是相信我，三是向我展示他们的工作精神。举个例子，我当时还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一次去美国一个国家研究所，那里的一个很有名的人，见到我，就和我说他要开一个核物理方面的课，然后和我描述了一番以后，就问我的意见。我也就提出了一些尖锐意见，结果和他讨论得热火朝天，从旁听到的中国人都问：他怎么会问你这些问题？这种平等待人的精神，本身就会给学生一种信心。虽然大学里的教授很多也没有任何生活乐趣，一天到晚泡在研究室里，他们的研究热情，和中世纪的苦行僧差不了多少。他们的执著，一点不是心理正常的人对一个事业的热爱。和这样的人一起混，从好的方面讲，对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从坏的方面讲，那就是自虐。我来美国以前，自然不知道这些。

当年我从弗吉尼亚大学出来，可以说是糊里糊涂地撞进了富士胶卷。自从在清华读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开始，我就向往一个研究物理的人生。当我要走出弗吉尼亚大学时，我对整个教育系统的反感强烈到连与我交往不深的人，都和我说：你不适于呆在学校。再加上那是1990年，就是我想回国，也不可能（当时我们不知道北京会如何对待我们这帮游说国会，组织华盛顿万人游行的人 —— 其实我在89十一华盛顿游行中的贡献，就是开着一个大卡车，按照手里的单子，到附近的中餐馆去拉吃的，送去林肯纪念堂。当时几乎所有的餐馆老板，装完车以后，都问还要不要；所有维持治安的警察，听说我是给学生送吃喝的，都特别帮忙，为我开路）。刚进富士的时候，我基本上是处在一个手足无措的状态。一进公司，公司总裁立刻找我谈话，有点半道歉式地说：虽然你现在的职位很低，但是立刻就会被提拔。我知道你在这里没有家，你有什么事，包括私事，都可以来找我。然后，他一直用他的方式，让全公司的人知道，我在他心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人。例如在公司开大会的时候，他当着全公司人的面，跑到我这里来，悄悄地问我几个没有任何意义的问题，然后我就尽量幽默地给他一个没有任何意义回答，这时我们两个就会心地笑一场。在一个大公司混过的人，都会知道这种姿态的作用（要知道我的老板跟总裁都是说不上话的）。我在富士，一开始，不知道犯了多少错误。但是，带着总裁的光环，大家对我都很照顾。五年之中，我为富士赚的钱，就是不以亿计，也有几千万。有一次，我到德克萨斯跑了一个星期，拿到了一单一年八百万的生意，回来和日本派来的CEO闲扯，我就和他瞎扯，说我在你这里干一辈子，你给我的钱这礼拜我已经给你全赚出来了。（这位CEO的成名作品，是他当年打败柯达胶卷，使富士胶卷得以独家赞助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

如果一个人在小时候，他的工作得到一个老师的肯定，这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这种肯定在无形之中，对一个人的成功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这种肯定，就是《教育杂谈三：什么是教育》里面的所谓反馈系统。举个例子，当年中学数学老师出了一道数学题，问了好几个人怎么做，他们都不会。老师然后就来问我，我说我也没看出来怎么做，他立刻就说：“嗯？怎么你也看不出来？”然后，他就回去把他的题又读了一遍，看看是不是他把题出错了。老师的这种动作，是很长学生自信心的。越是有能力的老师，就越敢于向学生展示自己，放开自己，让学生看到这些动作。（注意：这种反馈，有别于人为的动作，例如老师指定学生做班长等等。那些动作往往是有其它目的的。）

人格培养之外，教育还包括知识灌输。其实，只要学生能够有信心、喜爱学习，他们自己就会去学习，顶多需要老师教一些窍门，不必灌输的。单纯的获取知识，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读书进行。就我来讲，科学技术之外，最有教益的学习，莫过于学习美国社会。而学习美国社会的基础课，我靠的是Will Durant的那套《The Story of History》。当时我在富士，很多时间是在飞机上、机场里度过的。我当时自己给自己立的规矩是在飞机上不做具体工作，用来务虚，读非技术书。富士很多人都知道，不能指望我在飞机上干任何事情。利用这些时间，除了这套11册的书以外，我还读了不少诸如Edward Gibbon那样的名著。我就是在那段时间内，在基本阅读方面，赶上了一般美国人的。

Durant写的那套书，让很多美国人了解了世界。当年Durant在哥伦比亚教书，四十多岁的时候，第一次去欧洲，印象之深刻使他回来以后辞去了教授工作，专心撰写这套历史书。照Durant的说法，这套书是写给他的朋友看的，没有任何历史学学术价值（这话是针对那些谩骂H.G. Wells的那本历史通史的那些“历史学家”说的）。他这套书的主旨，就是向美国人，特别是年轻人，解释美国文化的背景。结果，很多人对每一册的出版都翘首以望，以致肯尼迪总统对他的贡献，在他92岁时，向他颁发了总统自由奖章。据说这套书已经全文翻译成中文发表在中国出版（好像二十多册）。因为我没有看到过，所以不知翻译水平如何。

西方学术界，和老百姓脱节，很大程度上因为一般教授，只了解很窄的一个范围。有一次我在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问一个埃及学者一个有关埃及的问题。他就直截了当地和我说：“真是不好意思。其实我实在是应该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的，但是今天的学者的了解范围，实在是太窄了。我真的不知道。”Durant这种人的价值，就在于他们可以以他们宽广的知识面，向老百姓解释一个他们渴望知道的事情。

其实我学习中华文化，也是在美国进行的。当年在中国，一没有时间，二兴趣在理工，不在文史。来了美国的时候，立刻学习美国历史没有这个精力。当时只有在累了以后，在大学图书馆里看中文书作为消遣。看了一通金庸以后，就开始看比较严肃的著作，包括柏杨在绿岛翻译的柏杨版《资治通鉴》（这套书也早已在大陆发表）。其中不少“柏杨曰”的评论，比司马迁写的内容更有读头。

其实在今天的中国，任何人都可以找到有关西方文化、历史方面的资料，有关中国的资料，除了现代史、社会学方面的资料以外，也可以找到。问题是一般老百姓需要为生计奔走，他们没有时间来调研一个与他们的职业完全没有关系的题目（例如一个生意人不可能调研中国近代史）。西方历史就更难了，因为对中国人来说，直接读Durant也是有一定困难的。时至今天，我还没有看到过一套中国历史书，可以像Durant那样，给老百姓们（也就是Durant说的他的朋友们）讲讲中华文化。这对于中国的芸芸众生来说，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

中国没有这种写给外行看的文史读物，原因恐怕还是信息管制。前些时候，忙得不可开交，周末没事就看袁腾飞给高考预备班讲的历史。显然。袁花了不少时间，将中西方的文化彻底读透了。在中国史方面，他受标准答案牵制，对有些时期的解释以偏概全（这方面的例子很多，除了路人皆知的那些以外，还包括诸如北洋军阀这些时期）。在世界史方面，因为袁本人外语能力差，不能读原文著作，所以只能依靠中文翻译和道听途说。为什么就说袁把中西方给读通了呢？因为他犯的事实错误，并不与西方文化的根本冲突。举几个例子，袁说在西方不信教就像牲口。先不说早就政教分离的美国。就是在天主教影响仍然很大的西班牙，现任总理Zapatero就是一个公开声称不信神的人。袁还说一信教就能融入美国主流社会，这也是荒唐的说法。很多中国人来到美国以后，立刻就参加教会活动。很多人参加了二十多年，我也没见到他们多么融入主流社会。袁说你到了教会就可以白吃白喝，那是刚开始人家吸引你入教的时候。去多了，人家就会发展你入会，交钱。袁说在欧洲旅游就是“白天看庙，晚上睡觉”，这种把欧洲文化局限在教堂和旅店的说法，对欧洲是极端不公平的。要知道教堂今天对欧洲人的影响力，已经远远不是当年盖教堂时的那种人人都穷，但是人人都捐的程度。与其说他这种说法是对欧洲的描述，还不如说这是对旅游团这种旅游方式的控诉（什么地方都去过，但是什么都没看着）。就是傻到底的美国人，到了欧洲，主要时间也花在博物馆和品尝欧洲美食上，并不太去那些教堂的。再有，袁说读书的目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就是中国人近乎无稽的冠冕堂皇。当今的中国，把心、命、圣人的绝学、万世的太平，和两百块钱放在一起，绝大多数的人恐怕会选择两百块钱。虽然袁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他时把中西方读通了的人。像他这样的人，写不出值得看的通俗读物，问题恐怕还是出版管制。

我的一生中，最好的老师，都是平等待人、平易近人，并且给人以自信力；他们不注重把什么特定的知识传授给我，而是把一个世界观展现在我面前。当年富士的一些经销商懒得不得了，以致损害富士声誉，我就找富士总裁说要整顿这些经销商。总裁说，这批人是在我一无所有的时候助了我一臂之力，无论他们怎么搞，我都不会整顿他们，因为我欠他们的人情。和这种老师在一起，学生就看到别人是在如何做人，这些东西是从商业书里学不到的。其次，好老师真正读通了他们的专科，从而可以把精华（一大堆看似散乱的细节中的内在联系）传给学生。听这种老师的课，和这种人对话，总有一种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觉。但是，我这辈子遇到的绝大多数的“老师”，自己都没有把他们所宣扬的内容搞懂、搞透，而单单照本宣科，然后布置作业，混口饭吃而已。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因为缺少市场竞争，学校里的老师大多是这类，如果家长的教育不能跟进，那就可能把孩子给耽误了。

（待续）

教育杂谈八：随时发现、解决孩子的坏毛病

孩子在美国可能学坏的途径很多，帮派、怀孕、毒品、电子游戏，就是几个例子。对于快乐的孩子来说，帮派一般太黑暗，他们一般不会介入。同样，和家长关系好的女孩子，一般也不会糊涂到中学没毕业就怀孕的程度。

毒品就不那么简单了。美国政府对于毒品的措施，一直是措施越严厉，街面上的毒品纯度越高，价格越低。这里面的道理，再简单不过，政府打杀掉的，都是业余的或者是半业余的那帮人，真正职业的、有效率的毒品贩子是不会被打倒的。即便政府打倒一个职业的毒品贩子，立刻就又会出来一个替补的。所以，政府打杀的结果就是把这些职业毒品贩子的竞争对手全给消灭了。没有了竞争对手，街面上的毒品自然就会纯度升高，价格降低。

当然，家长不必知道太多的毒品社会经济学，但是要知道孩子在学校里搞到毒品，比搞到香烟容易的多这个不辩的事实。所以，无论孩子在学校多么“成功”，成绩再好，参加社团再多，受到老师表扬再多，家长都一定要随时注意孩子的细节，看看他们是不是在用毒。一旦发现，就要立刻着手解决问题。至于具体如何发现孩子使用毒品，属于医学领域，不是我的专长。但是网上这类文章很多，有兴趣的家长，可以查阅。我这里就讲一点，现在孩子用的毒品，可能不是传统的大麻和海洛因，而是从fabric protectors，到glues、adhesives、hair sprays，这类对不防范的家长来说是匪夷所思的东西。

我这里说一个最简单的，那就是电子游戏。除了电子游戏外，现在很多孩子，同时使用很多种通讯工具，从手机，到短信，到instant messaging，到email。有的孩子玩游戏，搞到游戏昼夜进行，大半夜有的孩子就会电话吵醒，因为朋友需要有人“救他们出狱”。在这样嘈杂环境下的孩子，根本不可能自己静下心来想什么事情，而他们自己，却会觉得他们完全可以正常思维。有的大学调查显示，今天生活在电子产品中的孩子，连一些最简单的问题都搞不懂。

其实，这个问题早在九十年代初，就已经存在了。当时我还在富士胶卷搞软件。在那一行里，我算是小有名气的。当我们的销售代表想卖富士器材给医院的时候，医院去问GE，能不能买这个富士产品，GE的标准答案是：富士有一个叫朴捷的，只要他说能，就没问题。这件事情，全公司人人都知道，不少人认为我是搞软件的“guru”。有一次，我去看富士在乔治亚州Savannah的一个客户，当天事情没办完。晚上的时候，我就和负责那片的销售代表逛街。她说她要给她八岁的儿子买一个电子游戏，问我买哪种。我就和她说，我从来不玩任何形式的电子游戏，对电子游戏机一窍不通。如果我有时间，绝对不玩电脑。她吃惊得不得了。然后她就说，就买最贵的那个就是了。我问她为什么不买最便宜的。她就和我讲她儿子在朋友中没有游戏机的压力。当时的电子游戏又贵，又不好。我就劝她：管它压力不压力，你就是不给他买，他又能如何？她就说：你没小孩，不知道这种从小朋友那里来的压力，谁也顶不住。结果她就闭着眼睛卖了最贵的一种。我当时只觉得玩游戏机没意思，浪费时间，这个销售代表买最贵的一个游戏机，就是为了她儿子的虚荣。

当时我还不充分了解电子游戏机的害处。后来，在dot com进入尾声的时候，电子游戏变成了新的金矿，我认识的不少很多好的程序员都在dot com的尾声改去搞游戏。那时我才真正开始了解电子游戏。这些游戏都一样，其策略就是要让人在某个时候必须做什么，否则你就会输掉。有些游戏还会通过让人忙得不可开交，停止思考，通过条件反射式的动作，产生对大脑的强刺激，从而产生快感，进而让人欲罢不能，玩物丧志。像国际象棋那样动脑子的，时间限制不高的游戏，在抓住孩子注意力这方面，效果就会差一点。

这些坏毛病，只要家长注意，都是可以发现的，因为孩子一开始不会，也没有经验在家长面前掩饰自己。孩子的掩饰本领，都是家长训练出来的。而且，在问题刚刚露头的时候，一般都很容易解决。问题是家长长期不注意这类问题，不了解孩子的状况，结果等到孩子深深地卷入帮派，染上毒瘾，在各种电子游戏中玩物丧志，家长才出来解决问题，这就会有一定的难度。

一旦发现孩子有问题，那就需要立刻解决。这时候，如果想约束孩子，就一定要和孩子的意愿顶着干（也就是最原汁原味的“教育”）。这时家长想让孩子服从家长，依靠的不是家长力气大，或者家长凶，而要靠绝对的耐心。最重要的，要靠“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积攒下来的资本（即孩子对家长的信任）。自己主动学习的孩子，有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一般不会陷入太深，因为他只不过是玩玩。家长较容易把孩子引回到正常的状态上来。但是，如果孩子因为没有一个好的学习习惯而染上坏毛病，家长就需要同时做两件事（一、停止孩子的坏习惯，二、建立起一个新习惯）。所以说，对于教育一直不得法的家长来说，通常这个改毛病的任务相当艰巨。除了上面说的，还要加上家长对教育这件事常常一窍不通。如果已经到了这步田地，家长想要有所作为，首先就需要用自己的钻研精神，搞懂教育这件事。家长需要从头开始，学习孩子的教育学、心理学。

那些教育不当的孩子，早就有几套行之有效的对付家长的办法，而且运用娴熟、得心应手。他们最拿手的莫过于属于耍赖，哄骗两三手做法，可以轮番使用。举个例子，家长在和孩子说话的时候，孩子装糊涂，顾左右而言它，阳奉阴违，或者干脆正面和家长对着干。败下阵来的家长不明白，孩子的这个办法对家长的挑战是：我看你有多大耐心。教育不力的家长，通常会大发雷霆，把孩子打一顿，然后实际上也就算了。这样，孩子虽然被打一顿，但是并不必改变习惯。对于很多孩子来说，这还是值当的。每一次孩子胜利，都会进一步地在孩子的心中灭掉一些家长的尊严，长一些孩子的威风，给下次解决问题，带来更大的困难。放手不管的家长的特征，就是每一次发现问题，就把孩子骂一顿，或者打一顿（在美国打一顿闹不好会惹上官司），或者把孩子送到什么什么班，什么什么院。据说国内就有电子游戏戒毒班把孩子给打死的事。

真正的解决方法，就是和孩子比耐心，坚守阵地，不屈不挠，不气不恼，不骄不躁，不达目的，永不罢休。这种较量，对家长的要求是很高的。孩子一天到晚没什么别的事，一旦和家长骠上，这就会成为孩子的唯一正事，他会一天到晚想对策，一心一意的求胜利。而家长却还要挣钱、养家，好有很多别的烦恼。举个例子，如果孩子阳奉阴违和正面对抗两手轮换使用，很快地就会把这些家长套在里头。结果就是在孩子正面对抗的时候，把孩子打一顿。然后在孩子阳奉阴违的时候，顺台阶下驴，就不管了。孩子随即会将坏习惯从地上转入地下，尽量不让家长发现，因为一旦被家长发现，孩子又会被迫和家长如此这般周旋一回，挨几回骂，遭几回打，然后又回到原地。

在这类较量之中，一般来说，家长败多胜少。对于那些败下阵来的家长，孩子和家长的正常交流自然是谈不上了。交流越来越少，结果就是各扫自家的门前雪，井水不犯河水，等你上大学滚蛋了事。很多更加过分的华人家长，在孩子18岁以后，还不下决心让他们去独立。他们一方面知道孩子的问题，另一方面没完没了地给孩子钱，让孩子不必正视他们的问题，躺在老子的银行帐号上继续走下坡路。

孩子有坏毛病，这本身就是对家长以前的教育的一种否定，这时的家长一般不会从自己身上找问题，而会以什么“孩子现在正处于反叛期”之类的鬼话，借坡下驴，逃脱责任。这种做法，自然不会改善孩子的状况。其实，对于正常发展的孩子，到了十几岁，就开始自己用自己的判断力独立判断。家长应该站在边上，看着孩子自己做决定，自己摔跟头，以此进一步磨练孩子的独立思考、判断能力。孩子独立判断，就意味着孩子的判断可能和家长的判断不同，这是家长就需要能够接受孩子的判断。如果前期教育有问题，这时孩子的决定就会有大问题（如使用毒品，沉迷电子游戏机），家长这时和孩子正面对抗，那基本上是鸡蛋碰石头，赢的希望是很渺茫的。而且，这种孩子的家长，往往一方面心里了解自己的教育完全失败，另一方面死不承认，到处去说他们的孩子如何如何优秀。这样的家长通常不会了解他们那么爱孩子，孩子孩子染上坏毛病，怎么居然会成为他们的问题？有一次，我受人之托，向一个家长介绍如何对付她失去了控制的儿子。我一说她的教育方式有什么不对，她就一脸不以为然；一说说到她儿子的问题，她几乎就觉得我是在当面侮辱她。我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后，灰溜溜地回来了。

所以，观察、改正孩子的坏毛病，不如早早地注意孩子的教育问题，真正地做到在孩子上小学以前完成孩子的世界观、待人处世教育。如果前期教育适当，后来孩子即便出问题，问题也不会太大，而且解决起来也不会太困难。如果家长在孩子小的时候，把孩子真的委托给保姆，孩子在上小学的时候，就不会有一个好的基础。长大以后，陷在问题之中就很容易不能自拔。这时，家长就不可避免地要与孩子正面冲突，而在这冲突之中，孩子对付家长往往得心应手，而家长对孩子却除了一片好心之外，完全不得章法。很多家长辛辛苦苦来到美国，希望孩子有比自己更好的未来，结果却因为工作太忙，或者不愿意有意识地学习如何教育孩子，最后搞得教育严重失当。更有一些人，自以为只要有钱给孩子，孩子的未来就不成问题。在中国，这可能（例如会有一大堆女明星像苍蝇找臭肉一般地围着富二代乱转），但是在美国，世世代代有钱的人遍地都是，没有能力的孩子，在社会上是没有前途、地位、价值可言的。这是所有家长都一定要注意的一件事。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