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们这种在社会上混了二十多年的人，对当年学校的老师，一般都会有一个比较公平的评价。在我这辈子里，最差的老师要算美国的博导。现在看来，美国的很多博导，都是心理变态的人。他们在一个被别人残酷剥削的环境中成长起来，有朝一日他们当了博导以后，就像阿Q那样，变本加厉地欺负他们的学生。无论他们多么不讲理，他们都觉得那是学生献身科学事业理所应当的付出。美国研究院的这种状况，使得美国学生不愿意考研，读研，投身于科研事业，造成了美国研究机构严重依赖外国研究生。国家拨下去的巨款，很多都无声无息地不见了。当奥巴马拨巨款研究如何治疗癌症时，国家健康研究院（NIH）的一个负责人就说因为缺乏目标，这些钱将无声无息地消失于数以千计的耗子洞里。相对来讲，当年（80年代以前）中国的老师，最坏的，无非也就是个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官僚，一不会对主动学习的学生主动出击，二不会像今天的老师那样，向学生要这要那。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还是彻头彻尾的毛头小子，糊里糊涂的，远远没有搞清楚中国、美国、社会是怎么一回事。今天，我已经在美国研究院以外的美国社会生活二十多年了。回过头来看美国大学，就很明显地看到，美国的研究生院和美国社会实际上是格格不入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优秀人才来美国研究生院，然后在科研界发展。快三十年了，十来万人，其中不乏才华横溢之士，竟然没有一个人在学术界大放光彩。这恐怕不是中国学生的问题，而是美国大学里的教授，通过盲目欺压、虐待，将这些学生的心理扭曲了，将他们的前途湮灭了。同时，很多中国学生来美国的时候，自身没有足够的承受欺压、虐待的定力，很快就被这些教授搞到心理有严重问题，完全达到临床的程度，然后还不知道去寻求治疗，结果搞倒不能自拔的地步。
美国的学术界，绝对不是很多人想象的那种象牙塔。对于我来说，我从学校出来很多年后，才摆脱了学校加在我心理上的阴影。当年在美国连着好几起学生杀教授（包括中国人杀白人教授，白人杀中国人教授），不是事出无因的。记得卢刚把他的教授给杀了以后，我们几个人在弗吉尼亚大学一起谈起这事，大家都觉得卢刚应该一走了事，不必拿他年轻的生命，换一个快死了的恶霸教授的命。有一个平常很文静的学生太太插进来说：“你们说什么呀。我听了这个消息，就觉得痛快。真他妈的痛快。”用个杰斐逊的说法，我的脑子自然不同意她，但是我的心是和她站在一起的。
我想任何一个人，在社会上混了二十来年以后，回头想想，在这辈子经历的人中，哪个可以称之为老师，哪个可以称之为好老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更有意思的，是想想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些人是好老师。对于我来说，最好的老师，有几个素质，一是平等对我，二是相信我，三是向我展示他们的工作精神。举个例子，我当时还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一次去美国一个国家研究所，那里的一个很有名的人，见到我，就和我说他要开一个核物理方面的课，然后和我描述了一番以后，就问我的意见。我也就提出了一些尖锐意见，结果和他讨论得热火朝天，从旁听到的中国人都问：他怎么会问你这些问题？这种平等待人的精神，本身就会给学生一种信心。虽然大学里的教授很多也没有任何生活乐趣，一天到晚泡在研究室里，他们的研究热情，和中世纪的苦行僧差不了多少。他们的执著，一点不是心理正常的人对一个事业的热爱。和这样的人一起混，从好的方面讲，对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从坏的方面讲，那就是自虐。我来美国以前，自然不知道这些。
当年我从弗吉尼亚大学出来，可以说是糊里糊涂地撞进了富士胶卷。自从在清华读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开始，我就向往一个研究物理的人生。当我要走出弗吉尼亚大学时，我对整个教育系统的反感强烈到连与我交往不深的人，都和我说：你不适于呆在学校。再加上那是1990年，就是我想回国，也不可能（当时我们不知道北京会如何对待我们这帮游说国会，组织华盛顿万人游行的人 —— 其实我在89十一华盛顿游行中的贡献，就是开着一个大卡车，按照手里的单子，到附近的中餐馆去拉吃的，送去林肯纪念堂。当时几乎所有的餐馆老板，装完车以后，都问还要不要；所有维持治安的警察，听说我是给学生送吃喝的，都特别帮忙，为我开路）。刚进富士的时候，我基本上是处在一个手足无措的状态。一进公司，公司总裁立刻找我谈话，有点半道歉式地说：虽然你现在的职位很低，但是立刻就会被提拔。我知道你在这里没有家，你有什么事，包括私事，都可以来找我。然后，他一直用他的方式，让全公司的人知道，我在他心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人。例如在公司开大会的时候，他当着全公司人的面，跑到我这里来，悄悄地问我几个没有任何意义的问题，然后我就尽量幽默地给他一个没有任何意义回答，这时我们两个就会心地笑一场。在一个大公司混过的人，都会知道这种姿态的作用（要知道我的老板跟总裁都是说不上话的）。我在富士，一开始，不知道犯了多少错误。但是，带着总裁的光环，大家对我都很照顾。五年之中，我为富士赚的钱，就是不以亿计，也有几千万。有一次，我到德克萨斯跑了一个星期，拿到了一单一年八百万的生意，回来和日本派来的CEO闲扯，我就和他瞎扯，说我在你这里干一辈子，你给我的钱这礼拜我已经给你全赚出来了。（这位CEO的成名作品，是他当年打败柯达胶卷，使富士胶卷得以独家赞助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
如果一个人在小时候，他的工作得到一个老师的肯定，这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这种肯定在无形之中，对一个人的成功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这种肯定，就是《教育杂谈三：什么是教育》里面的所谓反馈系统。举个例子，当年中学数学老师出了一道数学题，问了好几个人怎么做，他们都不会。老师然后就来问我，我说我也没看出来怎么做，他立刻就说：“嗯？怎么你也看不出来？”然后，他就回去把他的题又读了一遍，看看是不是他把题出错了。老师的这种动作，是很长学生自信心的。越是有能力的老师，就越敢于向学生展示自己，放开自己，让学生看到这些动作。（注意：这种反馈，有别于人为的动作，例如老师指定学生做班长等等。那些动作往往是有其它目的的。）
人格培养之外，教育还包括知识灌输。其实，只要学生能够有信心、喜爱学习，他们自己就会去学习，顶多需要老师教一些窍门，不必灌输的。单纯的获取知识，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读书进行。就我来讲，科学技术之外，最有教益的学习，莫过于学习美国社会。而学习美国社会的基础课，我靠的是Will Durant的那套《The Story of History》。当时我在富士，很多时间是在飞机上、机场里度过的。我当时自己给自己立的规矩是在飞机上不做具体工作，用来务虚，读非技术书。富士很多人都知道，不能指望我在飞机上干任何事情。利用这些时间，除了这套11册的书以外，我还读了不少诸如Edward Gibbon那样的名著。我就是在那段时间内，在基本阅读方面，赶上了一般美国人的。
Durant写的那套书，让很多美国人了解了世界。当年Durant在哥伦比亚教书，四十多岁的时候，第一次去欧洲，印象之深刻使他回来以后辞去了教授工作，专心撰写这套历史书。照Durant的说法，这套书是写给他的朋友看的，没有任何历史学学术价值（这话是针对那些谩骂H.G. Wells的那本历史通史的那些“历史学家”说的）。他这套书的主旨，就是向美国人，特别是年轻人，解释美国文化的背景。结果，很多人对每一册的出版都翘首以望，以致肯尼迪总统对他的贡献，在他92岁时，向他颁发了总统自由奖章。据说这套书已经全文翻译成中文发表在中国出版（好像二十多册）。因为我没有看到过，所以不知翻译水平如何。
西方学术界，和老百姓脱节，很大程度上因为一般教授，只了解很窄的一个范围。有一次我在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问一个埃及学者一个有关埃及的问题。他就直截了当地和我说：“真是不好意思。其实我实在是应该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的，但是今天的学者的了解范围，实在是太窄了。我真的不知道。”Durant这种人的价值，就在于他们可以以他们宽广的知识面，向老百姓解释一个他们渴望知道的事情。
其实我学习中华文化，也是在美国进行的。当年在中国，一没有时间，二兴趣在理工，不在文史。来了美国的时候，立刻学习美国历史没有这个精力。当时只有在累了以后，在大学图书馆里看中文书作为消遣。看了一通金庸以后，就开始看比较严肃的著作，包括柏杨在绿岛翻译的柏杨版《资治通鉴》（这套书也早已在大陆发表）。其中不少“柏杨曰”的评论，比司马迁写的内容更有读头。
其实在今天的中国，任何人都可以找到有关西方文化、历史方面的资料，有关中国的资料，除了现代史、社会学方面的资料以外，也可以找到。问题是一般老百姓需要为生计奔走，他们没有时间来调研一个与他们的职业完全没有关系的题目（例如一个生意人不可能调研中国近代史）。西方历史就更难了，因为对中国人来说，直接读Durant也是有一定困难的。时至今天，我还没有看到过一套中国历史书，可以像Durant那样，给老百姓们（也就是Durant说的他的朋友们）讲讲中华文化。这对于中国的芸芸众生来说，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
中国没有这种写给外行看的文史读物，原因恐怕还是信息管制。前些时候，忙得不可开交，周末没事就看袁腾飞给高考预备班讲的历史。显然。袁花了不少时间，将中西方的文化彻底读透了。在中国史方面，他受标准答案牵制，对有些时期的解释以偏概全（这方面的例子很多，除了路人皆知的那些以外，还包括诸如北洋军阀这些时期）。在世界史方面，因为袁本人外语能力差，不能读原文著作，所以只能依靠中文翻译和道听途说。为什么就说袁把中西方给读通了呢？因为他犯的事实错误，并不与西方文化的根本冲突。举几个例子，袁说在西方不信教就像牲口。先不说早就政教分离的美国。就是在天主教影响仍然很大的西班牙，现任总理Zapatero就是一个公开声称不信神的人。袁还说一信教就能融入美国主流社会，这也是荒唐的说法。很多中国人来到美国以后，立刻就参加教会活动。很多人参加了二十多年，我也没见到他们多么融入主流社会。袁说你到了教会就可以白吃白喝，那是刚开始人家吸引你入教的时候。去多了，人家就会发展你入会，交钱。袁说在欧洲旅游就是“白天看庙，晚上睡觉”，这种把欧洲文化局限在教堂和旅店的说法，对欧洲是极端不公平的。要知道教堂今天对欧洲人的影响力，已经远远不是当年盖教堂时的那种人人都穷，但是人人都捐的程度。与其说他这种说法是对欧洲的描述，还不如说这是对旅游团这种旅游方式的控诉（什么地方都去过，但是什么都没看着）。就是傻到底的美国人，到了欧洲，主要时间也花在博物馆和品尝欧洲美食上，并不太去那些教堂的。再有，袁说读书的目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就是中国人近乎无稽的冠冕堂皇。当今的中国，把心、命、圣人的绝学、万世的太平，和两百块钱放在一起，绝大多数的人恐怕会选择两百块钱。虽然袁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他时把中西方读通了的人。像他这样的人，写不出值得看的通俗读物，问题恐怕还是出版管制。
我的一生中，最好的老师，都是平等待人、平易近人，并且给人以自信力；他们不注重把什么特定的知识传授给我，而是把一个世界观展现在我面前。当年富士的一些经销商懒得不得了，以致损害富士声誉，我就找富士总裁说要整顿这些经销商。总裁说，这批人是在我一无所有的时候助了我一臂之力，无论他们怎么搞，我都不会整顿他们，因为我欠他们的人情。和这种老师在一起，学生就看到别人是在如何做人，这些东西是从商业书里学不到的。其次，好老师真正读通了他们的专科，从而可以把精华（一大堆看似散乱的细节中的内在联系）传给学生。听这种老师的课，和这种人对话，总有一种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觉。但是，我这辈子遇到的绝大多数的“老师”，自己都没有把他们所宣扬的内容搞懂、搞透，而单单照本宣科，然后布置作业，混口饭吃而已。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因为缺少市场竞争，学校里的老师大多是这类，如果家长的教育不能跟进，那就可能把孩子给耽误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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