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去一个国家,都想看看中国人在那里的情况。总的来讲,那里的中国人依靠西班牙人工作的慢节奏,干得都不错。西班牙人的生活、工作节奏,和美国人比起来,的确要慢很多。例如,西班牙人有个在街边坐坐,来上一杯的习惯。很多餐馆,都有露天座位。晚上六、七点钟,这些座位上坐满了人,人人面前都只有一杯饮料和小吃,没有食品(因为还没到晚饭时间)。这种场景,在美国是看不到的。
西班牙的商店不少从早上十点开到下午两点,然后就会关门到五点。晚上再从五点开到七、八点钟。例如,我们旅馆楼下有一个旧书书店。我一直想去看看,但是总是时间上不巧。有两次见到它的门是开着的,但是都因为我们急着去个什么地方,没有时间进去翻书(翻书需要很多时间)。而我有时间的时候,它都关着。西班牙人夏天出门度假,就在商店门口贴个纸条,说本月因为度假歇业一个月。这种情况,在西班牙很普遍。很多旅游地点,如博物馆、缆车等,都有一周休息一天的事情。(我们看到这种场景就想,一个国家失业率那么高,为什么不利用这些就业机会?答案恐怕是官僚制度。)西班牙人的懒散,给当地的中国人带来了商机。例如,中国人在西班牙开了很多食品小商场(supermercado),甚至有些就开在大商场(如El Corte Inglés或Carrefour)的边上。(西班牙的有些El Corte Inglés是有食品部的。)这些大商场十点钟关门,中国人的小商场就开到半夜。一方面,从十点到半夜他们垄断;另一方面,西班牙人不像美国人那样一买就买很多东西,他们有时会因为中国人的小店近几步,而不会去大超市。
另外,我们见到很多中国人在西班牙开的批发公司。这些批发公司把中国制造的小商品拿来批发,一条街上,可以有很多家这样的公司。我们选了几家进去看看,似乎他们都没有生存问题。这种公司,在美国是不可能存活下来的。我们在西班牙的时候,也和几个这样的公司老板聊过天,总的感觉就是他们比美国的这一批所受的教育水平低一些,而且他们的商业模式在美国是行不通的(因为美国大家睡觉早,大商店关门晚,而且大家习惯于大量购物)。我们见到一个中国南方过去的人,在巴塞罗那呆了六年以后自己就自己开了个supermercado,然后把女儿也接去了。我们去的时候,他和他女儿管着这个店。在孩子们上厕所、吃水果的一段时间里,我见到不停地有人来买东西。但是他们父女俩和这些西班牙顾客的交流都十分有限。过了一会,街对面的另外一个中国老板过来串门,谈到西班牙人赊账不还的事,大家笑了一回。讲了没几分钟,那人就说他要去管他的店了,就回去了。
中国目前面临一个大企业全球化的问题。很多大企业深知,不全球化,只局限在中国,风险就太大。但是他们出来“闯世界”的业绩总是不理想。这里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中国公司对海外文化了解不够深的问题,因此成功的案例非常少。要知道,市场的基础是文化。不了解文化,不可能真正地了解市场,无论是劳工市场,商品市场,还是金融市场。“闯世界”还有闯美、闯欧和闯日的区别,而且即便今天欧洲已经有了欧元区,欧元区内部各国的分离性还是很高的。而且很多欧洲国家不讲英语,这就给只讲英语的中国企业人员带来很大问题。比较了解欧洲的人知道,在欧洲,如果不讲当地语言,一个人不可能真正地了解一个国家。
撇开语言问题,了解一个国家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英国和美国做过生意的人都知道,英国和美国市场相差很大。(有人就开过玩笑:英国和美国是被同一种语言给分割开的两个国家。)开发海外市场的成败,依赖于在美、欧、日本这些发达国家成功。而对当地文化、人民心理的了解,恐怕是中国公司“闯世界”的最大障碍。你不了解对方,就无法做到“知己知彼”,不能“知己知彼”,运作起来就会有很大问题。
在这点上,美国就有很大优势。每年,美国有大量孩子到欧洲去玩。我们这次就见到很多美国父母带着孩子,或者美国年轻人自己结伴到欧洲去玩。因为他们操美国腔,一见到,自然有一些乡音共鸣。免不了搭讪几句。美国公司去欧洲发展,很大程度上依靠这些人。这个群众基础,对于美国公司在欧洲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重要性。
相对之下,中国人在西班牙的旅游,因为有旅游团这层隔阂,就事倍功半。有意思的是很多在美国的中国人,去欧洲都要跟着旅游团去“到此一游”。照道理说,来美国的这批中国人,是敢闯的一批。为什么去欧洲玩,就不发挥发挥我们这个敢闯的优秀品质。虽然旅游团很便宜,但是三、四个人一起游,就不那么便宜了。而且,如果你真的想在西班牙省钱,五、六十欧元,就可以住上不错的旅馆。这样一比,旅游团就不那么便宜了。我们在西班牙还遇到过几个台湾女孩自己结伴出来玩的,这帮女生竟是从乌干达过来的,真是让人佩服。
中国公司出来闯世界,经常靠海归。其实这是一个错误,因为海归大都是在海外混不下去了的,或者和当地文化格格不入,才回中国去的。真正适应、喜爱当地文化的人,都留下来了。认真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里面还是一个素质问题。例如,唐骏在微软(美国)呆不下去,很可能是因为他不能坐下来认真做事,而在美国不能靠忽悠吃饭,这才把他给逼回中国去了。当年锦涛同志来美国,在美国找翻译,就是认识到了这个问题。
不少中国公司依靠购买美国公司“闯世界”。他们在购买美欧公司后,往往全盘使用外国公司的原来管理层,不像一般公司并购之后,会作一些调整(从最低意义上说,并购是一个难得的解决一个公司内部固有问题机会,失去了这个机会,就等于将这些原来公司的固有问题,变成新公司的固有问题)。所有这些,都反映中国公司走向世界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和欧美自己的做法,有很大差距。这种差距,对于买到手的公司的竞争力,会有一个致命的影响(美国人自己买公司的时候不会错失这个机会)。公司并购,本身就有一个经济学中的所谓知识不对称的问题(很小的知识不对称会带来很大的损失,这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课题)。这个问题,对于缺乏对欧美文化了解的中国公司来说,会将这个公司放到一个更加不利的地位。要知道,美国公司之间并购,也是失败多,成功少。中国公司想利用并购走向世界,完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这方面,如果中国公司不依靠当地发展起来的华人力量,很难不重蹈日本人当年来美国收购公司的覆辙。
想想我们这批八十年代来美国的中国人,有不少已经事业有成。他们依靠着自己的闯劲,很多人已经在美国闯开了一片天地。虽然这批人手里的公司规模通常比较小,国内的大公司常常看不起他们,但是这批人通过打拼得来的,而且了解美国社会(否则他们不可能在美国打开一片天地)。在我的业务范围内,了解很多这样的人。有些中国大公司似乎看不起这些中国人开的小公司,而愿意直接和美国大公司合作,然后就遇到上面说的问题。我觉得,中国公司不意识到这批在美国成功创业的中国人的价值,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没有这个桥梁,合作就势必会有交流、理解上的问题;而这个缺乏交流、理解,无论从错失时机,还是因为知识不对称吃亏方面,日后都可能让中国公司失去机会或者造成损失。
这里我倒不是说来美国投资一定赚不到钱。美国的被动投资参照反馈值(benchmark)一直是9%。也就是说,中国公司来美国作业,当所有参与人员拿美国的正常工资后,公司的回报,如果有9%,就等于打了个平手。如果所有参与人员按美国标准拿工资后,公司的回报低于9%,那对于股东来说,还不如直接进行被动投资。美国的企业管理家工资非常高,就是这个原因(他们要超出这个benchmark)。
八十年代来美,目前身居欧美的这些成功企业家,对于国内企业来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财富。我觉得目前国内公司(特别是大公司)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认识到这批人的价值。倒是一些比较小的公司,在有意识地利用这个资源。(我的一些客户在这方面就很成功。)试想,这批人目前有自己的事情,而且正处于年富力强的年岁。即便从全世界的角度讲,这批人恐怕是最有资格被称为“世界公民”的一个群体。当然,他们自己有自己的企业,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一套生存之术,不少人对趟国内的这塘浑水不那么感兴趣。相比而言,那些在美国没有达到这个意境的人,却会削减脑袋,去国内兜售自己。我觉得,国内公司最需要的是冲破这层窗户纸。如果利用在美国大公司的打工仔,一定要认定,这是一个有P&L职责的打工仔(P&L = profit and loss)。否则,只在大公司当过小职员,公司的一些事情,是不会和他们商量的。他们知道的,充其量,无非是闲言碎语、道听途说而已,对于国内公司不会有什么指导意义。
总的来讲,我觉得国内的公司来美国找人才,需要像投资那样的反向思维:越找上门的,越没有什么用。在确定人选以后,要拿出点刘备三顾茅庐的精神出来,这样中国公司走向世界,才可能“知己知彼”,然后才可能谈得上“百战不殆”。
无论如何,对于中国公司的老板(一帮已经不在挣饭钱的人)来说,闯世界是一个极其有意思的事情。搞好了,不光可以分散国内作业的风险,而且对于自身来讲,也会有一个极大的充实。人生在世,没有多少事情(包括金钱和二奶 —— 其实金钱和二奶在很大程度上满足的是虚荣)可以让人真正地获得满足感。能够从一个更高的高度来看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全文完)
Tuesday, September 14, 2010
Tuesday, September 7, 2010
西班牙印象(二)-- 出国旅游:学语言、看社会
旅游万万不能跟着旅游团,特别是老中的旅游团。我们在西班牙的时候,因为我们不免要去一些景点,所以经常可以撞见这些旅游团。他们去的,都是那些都是不费时间,到此一游,短平快的地方(短指小地方;平是导游不想让游客爬坡,怕把游客累着了;有短平才能快,这样游客不会和当地人发生关系,为导游造成问题)。参加旅游团,身边都是美国人、或者美国的中国人,有了问题就去问导游。因为导游的一个任务是保护游客安全,而且他们对当地的语言、文化了解也很有限,所以他们不愿意游客和当地人接触。无形之中,旅游团就在游客和当地人之间,建起来了一堵隔离墙。如果导游是中国人,不管他们是当地的还是美国过去的,他们了解的仅仅是一些游客常问道的信息。其真正的西班牙语言、文化水平是非常低的。
参加旅游团,除了没有和当地人接触的机会以外,去玩的地方也大受限制。我们在西班牙旅游,每到一个地方,就到西班牙当地的旅游信息中心去和那里的人计划怎么玩。结果总是让我们很满意。例如,在Ávila,古城的半面城墙是开放的,所以我们就计划到城墙上去走这半面城市。结果发现,这半面墙太长,旅游团不上,结果整整半面城墙上没几个人。小孩子玩得尽兴的地方,往往是这种旅游团不去的地方。对于我们来说,看看每一段城墙,观察城墙如何保护每一个城门,坐下来的时候和边上的人聊聊天,旅游就变成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在Ávila的城墙上从古城的一边走到另一边后,我们就按照和旅游信息中心安排的计划,跑到城外的一个制高点回过头来拍这个城市,和那里的一帮法国人互相拍照,大人和小孩都很开心。因为这个地方去哪里都不顺路,所以那里没有旅游团的影子。
没有旅游团的禁锢,每一次出国旅游就可以达到半旅游、半考察的效果。为了达到这个效果,我在出发之前,花了几个星期,把西班牙语恶补了一番。我学西班牙语的初衷,是觉得学外语对人的脑子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像我们这样年纪的人,如果想学几个语言,应该早一点打个基础。有了基础,就可以慢慢地利用各种机会对语言进行加强。其实,像当年我在中国那样,在完全没有语言环境的情形下跟着广播电台学法语,是个不可思议的事倍功半的办法。另外,学语言对我们这样的中年人还有另一层意义。我们这帮人,职业已经摸到了路子。虽然当律师不像当老师那样,一门课讲过三遍以后,基本上再讲就不用动任何脑子了,但是匠气还是不可避免。(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匠气实际上就是经验,是一个人成熟的象征。但是,干事情经验用得越多,大脑就面临越严峻的僵化风险。)
刚刚恶补过一个语言,立刻到实际语境去磨炼一遭,这对于掌握这个语言,是很重要的。有的时候,我在西班牙点菜、买车票,和西班牙人用西班牙语一来二去,三下五除二,相当快。连我太太都问:你肯定搞对了吗?在西班牙和西班牙人的交流,从跟本上来说,是我的西班牙文和西班牙人的英文的一种竞赛。如果他们的英文比我的西班牙文好(如在本文第一部分讲到的D),那我们自然会讲英文。例如,有些餐馆里的服务生是菲律宾人。他们的西班牙文都没有他们自己的英文好,自然我们是用英文交流。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在旗鼓相当的时候,大家都尽量用对方的语言,我是为了练习西班牙语;对方不知道是为了同一目的,还是因为客气。
二十多年以前,我去一个白人家玩。他说他女儿想学法语,他就让她选修法语一年,然后送她到法国去玩了一个夏天。回来以后,她的法语就完全可以用了。当时我刚到美国,基本上还是穷光蛋脑筋,口袋里面没几个钱。听到这话,只羡慕美国人拥有的这种机会(因为我在中国的时候,也学过法语,但是我父母绝对没有条件把我送到法国去呆一个夏天)。这次如果我能够在西班牙呆两个月,而不是两个星期,那么我的西班牙语恐怕也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过关的。语境给人语感,而语感对于学语言的人来说,是再重要不过的,可以说是在学语言的每个阶段都必不可少的。当年锦涛同志还没变成核心的时候来美国,就曾经找过我的一个朋友给他做翻译,因为他从中国带来的翻译,语感不够,听不出英语字里行间的那些意思。当年中美核谈,中方谈判代表也曾邀请我翻译,据他说中国来的人拿不准英语语意。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见到过不少本科生,说事情的时候,动不动就和这个国家,那个国家比较,说哪个国家的人如何如何。虽然美国的劳苦大众,对学外语和了解外国相当没有兴趣,但是这里的精英还是很注重了解外国的。这恐怕对我们在美国的华人教育孩子是一个重大启示。其实,目前中国的家长就相当重视,一到暑假我们这里就充斥着一群一群的中国来的孩子。(当然,他们来美国都有强烈的旅游团性质。他们看美国,因为有上面讲过的导游隔离效应,就好似在动物园看动物,和本地人士是隔着一层的。他们这样来美国学到的东西,自然远远比不上这些美国孩子到欧洲学到得多。)
对于大人来说,只有亲身到一个国家,才能真正了解这个国家。因为西班牙岌岌地要步希腊的后尘,所以西班牙在美国报纸上(至少在我看的《华尔街日报》上)频频露面,使我对西班牙的一些近况,有一些初步了解。例如,西班牙GDP中,70%来自服务业,26%来自工业,3%来自农业。西班牙的失业率已经高到近20%,年轻人的失业率几近40%。如果不到西班牙看看,这些数据没有什么具体意义。到西班牙一看,才看到西班牙的农业不发达,实际上是因为人为的原因。西班牙制酒业相当发达的。在美国,我们经常喝的是加州本地产的葡萄酒。到了西班牙才发现,西班牙的葡萄酒相当好,一点不比美国、法国的差。但是,驱车驶离西班牙的大城市(如巴塞罗那、马德里),你立刻就会看到很多空地,而不像在美国大城市附近那样,到处都是农田。西班牙政府干预过多,搞得老百姓不能按常理做事,导致有工作机会无人问津(见本文第三部分),大家都懒懒散散。这种状况,不到西班牙去亲自看看,是不会理解的。
这次去西班牙,对西班牙的历史,也有了一些新的了解和认识。Franco 1975临死之前,叫手下的军官们在他死后听国王的话(他早在1969年就指定他培养的Juan Carlos为国王—按照正常传位顺序当时轮不到Carlos)。Franco死后两天,Juan Carlos登基,然后指定Adolfo Suárez出来当总理,但是Suárez没Franco这点管理能力,结果把经济搞得一团糟,闹到1981年发生所谓23-F军事政变。Carlos出来以西班牙军队总司令的身份命令军队停止政变,这场政变随即以军队听从Carlos的命令而告终。时至今日,这场政变的主要角色均还在世。这场不流血的军政变,被认为是从根本上,奠定了西班牙的现代民主政治体系(因为这次军政变以后,西班牙人就觉得军政变不再是一个可行的政治手段了––– 从很大程度上来讲,西班牙的社会进步是很晚的,例如美国人从两百多年前建国开始,就一直觉得军政变不是一个政治手段。)Javier Cercas去年写了一本书,叫Anatomia de un instante(权且翻译成《解剖历史一刻》),具体描写这场军政变的前因后果,被El País评为2009最佳图书,西班牙第二大报纸El Mundo评为2009年最佳非小说类图书。我在西班牙的时候,买了一本,可惜这本书里面的内容太多,而且对我来说相当陌生,所以在西班牙的时候只读了三分之一不到。
西班牙的一大特别活动是把野牛放到街上追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想去参加这个西班牙独有的活动。后来想想,觉得既然我们不会主动站到野牛面前被撞,去了也没什么意思,结果那天就到Segovia去看古罗马人建的空中水渠去了。我们没去的那次活动,野牛一共伤了十六个人。西班牙人对这种危险游戏乐此不疲,有可能是反映他们心理上需要宣泄。西班牙斗牛,美国见到的照片通常回避血。而西班牙报纸登出来的都是血磷磷的照片,这可能也是西班牙人需要宣泄的佐证。
西班牙社会上还有不少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例如,在马德里、巴塞罗那这样的大城市,随地大小便竟然是一个问题。早上起来,在大街上经常可以闻到尿味。我推测,那里的人睡得很晚,但是商店、餐馆都关得都很早,又没有公共厕所,所以那些一肚子啤酒的人半夜有了需求,就随地解决。我们到巴塞罗那的当天,就注意到街上有巨幅不许随地大小便的大幅告示,声称随地大小便罚款€100到€1,000,当时觉得很突兀。
(待续)
参加旅游团,除了没有和当地人接触的机会以外,去玩的地方也大受限制。我们在西班牙旅游,每到一个地方,就到西班牙当地的旅游信息中心去和那里的人计划怎么玩。结果总是让我们很满意。例如,在Ávila,古城的半面城墙是开放的,所以我们就计划到城墙上去走这半面城市。结果发现,这半面墙太长,旅游团不上,结果整整半面城墙上没几个人。小孩子玩得尽兴的地方,往往是这种旅游团不去的地方。对于我们来说,看看每一段城墙,观察城墙如何保护每一个城门,坐下来的时候和边上的人聊聊天,旅游就变成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在Ávila的城墙上从古城的一边走到另一边后,我们就按照和旅游信息中心安排的计划,跑到城外的一个制高点回过头来拍这个城市,和那里的一帮法国人互相拍照,大人和小孩都很开心。因为这个地方去哪里都不顺路,所以那里没有旅游团的影子。
没有旅游团的禁锢,每一次出国旅游就可以达到半旅游、半考察的效果。为了达到这个效果,我在出发之前,花了几个星期,把西班牙语恶补了一番。我学西班牙语的初衷,是觉得学外语对人的脑子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像我们这样年纪的人,如果想学几个语言,应该早一点打个基础。有了基础,就可以慢慢地利用各种机会对语言进行加强。其实,像当年我在中国那样,在完全没有语言环境的情形下跟着广播电台学法语,是个不可思议的事倍功半的办法。另外,学语言对我们这样的中年人还有另一层意义。我们这帮人,职业已经摸到了路子。虽然当律师不像当老师那样,一门课讲过三遍以后,基本上再讲就不用动任何脑子了,但是匠气还是不可避免。(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匠气实际上就是经验,是一个人成熟的象征。但是,干事情经验用得越多,大脑就面临越严峻的僵化风险。)
刚刚恶补过一个语言,立刻到实际语境去磨炼一遭,这对于掌握这个语言,是很重要的。有的时候,我在西班牙点菜、买车票,和西班牙人用西班牙语一来二去,三下五除二,相当快。连我太太都问:你肯定搞对了吗?在西班牙和西班牙人的交流,从跟本上来说,是我的西班牙文和西班牙人的英文的一种竞赛。如果他们的英文比我的西班牙文好(如在本文第一部分讲到的D),那我们自然会讲英文。例如,有些餐馆里的服务生是菲律宾人。他们的西班牙文都没有他们自己的英文好,自然我们是用英文交流。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在旗鼓相当的时候,大家都尽量用对方的语言,我是为了练习西班牙语;对方不知道是为了同一目的,还是因为客气。
二十多年以前,我去一个白人家玩。他说他女儿想学法语,他就让她选修法语一年,然后送她到法国去玩了一个夏天。回来以后,她的法语就完全可以用了。当时我刚到美国,基本上还是穷光蛋脑筋,口袋里面没几个钱。听到这话,只羡慕美国人拥有的这种机会(因为我在中国的时候,也学过法语,但是我父母绝对没有条件把我送到法国去呆一个夏天)。这次如果我能够在西班牙呆两个月,而不是两个星期,那么我的西班牙语恐怕也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过关的。语境给人语感,而语感对于学语言的人来说,是再重要不过的,可以说是在学语言的每个阶段都必不可少的。当年锦涛同志还没变成核心的时候来美国,就曾经找过我的一个朋友给他做翻译,因为他从中国带来的翻译,语感不够,听不出英语字里行间的那些意思。当年中美核谈,中方谈判代表也曾邀请我翻译,据他说中国来的人拿不准英语语意。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见到过不少本科生,说事情的时候,动不动就和这个国家,那个国家比较,说哪个国家的人如何如何。虽然美国的劳苦大众,对学外语和了解外国相当没有兴趣,但是这里的精英还是很注重了解外国的。这恐怕对我们在美国的华人教育孩子是一个重大启示。其实,目前中国的家长就相当重视,一到暑假我们这里就充斥着一群一群的中国来的孩子。(当然,他们来美国都有强烈的旅游团性质。他们看美国,因为有上面讲过的导游隔离效应,就好似在动物园看动物,和本地人士是隔着一层的。他们这样来美国学到的东西,自然远远比不上这些美国孩子到欧洲学到得多。)
对于大人来说,只有亲身到一个国家,才能真正了解这个国家。因为西班牙岌岌地要步希腊的后尘,所以西班牙在美国报纸上(至少在我看的《华尔街日报》上)频频露面,使我对西班牙的一些近况,有一些初步了解。例如,西班牙GDP中,70%来自服务业,26%来自工业,3%来自农业。西班牙的失业率已经高到近20%,年轻人的失业率几近40%。如果不到西班牙看看,这些数据没有什么具体意义。到西班牙一看,才看到西班牙的农业不发达,实际上是因为人为的原因。西班牙制酒业相当发达的。在美国,我们经常喝的是加州本地产的葡萄酒。到了西班牙才发现,西班牙的葡萄酒相当好,一点不比美国、法国的差。但是,驱车驶离西班牙的大城市(如巴塞罗那、马德里),你立刻就会看到很多空地,而不像在美国大城市附近那样,到处都是农田。西班牙政府干预过多,搞得老百姓不能按常理做事,导致有工作机会无人问津(见本文第三部分),大家都懒懒散散。这种状况,不到西班牙去亲自看看,是不会理解的。
这次去西班牙,对西班牙的历史,也有了一些新的了解和认识。Franco 1975临死之前,叫手下的军官们在他死后听国王的话(他早在1969年就指定他培养的Juan Carlos为国王—按照正常传位顺序当时轮不到Carlos)。Franco死后两天,Juan Carlos登基,然后指定Adolfo Suárez出来当总理,但是Suárez没Franco这点管理能力,结果把经济搞得一团糟,闹到1981年发生所谓23-F军事政变。Carlos出来以西班牙军队总司令的身份命令军队停止政变,这场政变随即以军队听从Carlos的命令而告终。时至今日,这场政变的主要角色均还在世。这场不流血的军政变,被认为是从根本上,奠定了西班牙的现代民主政治体系(因为这次军政变以后,西班牙人就觉得军政变不再是一个可行的政治手段了––– 从很大程度上来讲,西班牙的社会进步是很晚的,例如美国人从两百多年前建国开始,就一直觉得军政变不是一个政治手段。)Javier Cercas去年写了一本书,叫Anatomia de un instante(权且翻译成《解剖历史一刻》),具体描写这场军政变的前因后果,被El País评为2009最佳图书,西班牙第二大报纸El Mundo评为2009年最佳非小说类图书。我在西班牙的时候,买了一本,可惜这本书里面的内容太多,而且对我来说相当陌生,所以在西班牙的时候只读了三分之一不到。
西班牙的一大特别活动是把野牛放到街上追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想去参加这个西班牙独有的活动。后来想想,觉得既然我们不会主动站到野牛面前被撞,去了也没什么意思,结果那天就到Segovia去看古罗马人建的空中水渠去了。我们没去的那次活动,野牛一共伤了十六个人。西班牙人对这种危险游戏乐此不疲,有可能是反映他们心理上需要宣泄。西班牙斗牛,美国见到的照片通常回避血。而西班牙报纸登出来的都是血磷磷的照片,这可能也是西班牙人需要宣泄的佐证。
西班牙社会上还有不少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例如,在马德里、巴塞罗那这样的大城市,随地大小便竟然是一个问题。早上起来,在大街上经常可以闻到尿味。我推测,那里的人睡得很晚,但是商店、餐馆都关得都很早,又没有公共厕所,所以那些一肚子啤酒的人半夜有了需求,就随地解决。我们到巴塞罗那的当天,就注意到街上有巨幅不许随地大小便的大幅告示,声称随地大小便罚款€100到€1,000,当时觉得很突兀。
(待续)
Friday, September 3, 2010
西班牙印象(一)
今夏,我们到西班牙度假两周。一天早上,孩子们还在吃早饭,我没事干,就和旅馆老板的孙子聊天(我们不妨叫他D)。D的爷爷1964年买下那个旅馆。在D 中学毕业后,他爷爷就把他送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去读书。他说他在美国的室友是一个北京去的留学生。目前他是前台经理,他说,早晚他是会当上旅馆老板的。但是我觉得,即使他当上那个旅馆的老板,还是有些屈才。可能是我们都有在美国当外国学生的共同经历吧,谈起话来有一种比较亲近的感觉。我觉得我们可以比较深入地谈事情,但是即便如此,谈话一开始也并不顺利。
那天,他见我走到前台,就向我致歉,说昨天晚上旅馆服务生误按紧急按钮,导致旅馆半夜警铃大作,闹得客人睡不好觉。我不想谈那些没用的,就随口问他一句:“What do you think about Franco?(你怎么看Franco?)”他愣了一愣(显然没几个美国来的游客问这个问题),然后说:“I was not born then.(那时我还没生呢。)”我就说:但是你却告诉我爷爷1964年买这个旅馆的事。他吞吞吐吐地说:“He is a what-you-call-it.(他是一个怎么说的来着?)”我说:“Dictator.(独裁者。)”他说:“Right(对),”然后就想把话题转到别的地方去。我却跟着问:“It cannot be that simple. Your grandfather bought this hotel in 1964.(不会那么简单吧,你爷爷1964年买的这个旅馆。)”他想了想,好像觉得我不是和那些一般的美国客,对Franco进行卡通式的简单化,就和我说:“There are two English words for him. I don’t remember what they are. He is bad, but he is good. He is good only because there is no better. You know Spain had just fought a civil war.(有两个英文词描述他。我不记得那两个字了。他是个坏人,但是他又是一个好人,说他是个好人是因为没有人比他更好。你知道西班牙刚刚打过内战。)”我就说:“You mean necessary evil? (你指“necessary evil(必要的邪恶”)这两个字?)”他说:正是。
到这个时候,这层窗户纸终于算是捅破了。我们之间开始有实际意义的交流。D也从有些紧张,变成了谈笑自若。显然,他一开始说的什么Franco的时候他还没有出生,是一个托辞。他对Franco时代的了解,是相当深入的。我问他一些问题,他可以立刻很深刻地回答出来。所以他前面谈到Franco的时候用现代时态,恐怕不是语言问题,而是下意识作出来的。说明对于他来说,这些历史问题,是今天的一部分。就像有些人在美国谈到杰斐逊的时候,用杰斐逊先生这种现代时的说法。谈了一通Franco,我们又谈起了Aznar,特别是Aznar私有化一些公司的事情。因为他看不上Zapateros,我对 Zapateros也没有多少好奇心,所以我们没谈多少Zapateros。我们的谈话,估计也就持续了十几分钟的样子。孩子们一吃完饭,我们就开拔了。但是这十几分钟交谈却让我受益匪浅。
在巴塞罗那那样的大城市里面,专门有一些人靠抢游客、骗游客为生(西班牙的失业率接近20%,年轻人失业率接近40%),在巴塞罗那短短几天,我们就亲眼见过两起光天化日抢劫的事情,所以不得不加以防范,不和不认识的人搭讪。但是,小城市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可以和街上的人聊天。不知道为什么,和那些不讲英语的人聊天,结果总是更有意思。有的时候,时间不长(例如利用孩子们上厕所的短短几分钟),但是随便和边上的人聊上几句,很有意思。在小城市,有人过来搭讪,我也可以和他们交谈,不像巴塞罗那那样,一见到找上门来的人就躲,因为下意识地觉得他们别有用心。
我刚到西班牙的时候,旅馆提供免费报纸,所以吃早饭的时候,我就有一搭无一搭地看报纸。渐渐发现,有些版面我完全可以看懂,但是另外一些版面,却看得一头雾水。感受就像我父亲在美国的时候向我抱怨过的:为什么这句话每个字我都看得懂,但是就是不懂整句的意思。例如,西班牙的政党,都叫社会主义什么什么,但是这些政党的人所实行的政策,却不一定是社会主义的。这和美国正相反。在美国,像奥巴马这样的纯粹的社会主义者(注意:当前西方人对社会主义的定义与马克思的定义有所不同)一再坚持他是自由经济者。缺乏这类背景知识,就导致看不懂某些版面,这是当年E.D. Hirsch Jr.讲的所谓Cultural Literacy的问题。也就是说,一个人缺乏当地的文化背景,就很难真正读懂那个地方的文字。意识到这点以后,我就开始有意识地天天看西班牙的主要报纸。后来到了马德里,旅馆不给免费报纸了,我就天天自己到报摊上去买了看。西班牙的报纸,从报摊上买,一块多到两块多欧元一份,不像在美国,一毛五就看上《华尔街日报》的。当然,我不知道在西班牙订阅El País要多少钱。
了解另一个国家,最有现实意义的,莫过于给人一个比较的能力。我这辈子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然后到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对这两个国家,可以说是比较了解的。想事情的时候,经常把两个国家拿来比较。(当一个人不完全了解一件事的时候,很难让他单独确认一件事好不好,或者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但是把在两个国家做同样一件事的后果进行比较,答案就很容易得出。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有比较才有鉴别。)在中美之间比较的问题,是中美文化是世界现存文化的两个极端,比较起来,往往比较粗线条。但是,西班牙却介于中美之中,所以无论何中国比,还是和美国比,都很有意思。
例如,和D讨论完Franco以后,让我回味了很久。然后我才意识到,D对Franco的评论,用在邓小平身上很合适。邓也是一个necessary evil。他做事,很有点Franco的风范:如果你反我,我就把你抓起来;但是如果你想发展经济,我就给你创造条件。有意思的是,很多西方人觉得 Franco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邪恶(大概是二战时他和希特勒、墨索里尼眉来眼去吧;但是你从某个角度来看,Franco的“中立”使得西班牙没有介入二战,这恐怕也算得上是一个奇迹)。西方人一谈起邓,即便心里知道八九年那一幕,都愿意从哲学高度(而不像对Franco那样,总带着感情冲动)来看到邓,不把他像Franco那样一棍子打死。有些中文读者可能不知道,1960年代,西班牙在Franco的专制统治下,曾经有过一场被称为“西班牙奇迹”的经济飞跃,使得西班牙得以从一个落后国家,变成一个现代化强国。今天西班牙社会主义的政策,靠的就是当年Franco留下来的老本。
在外旅游的时候,脑子里自动地做这些比较。比较之后,总会觉得有不少收益。
(待续)
那天,他见我走到前台,就向我致歉,说昨天晚上旅馆服务生误按紧急按钮,导致旅馆半夜警铃大作,闹得客人睡不好觉。我不想谈那些没用的,就随口问他一句:“What do you think about Franco?(你怎么看Franco?)”他愣了一愣(显然没几个美国来的游客问这个问题),然后说:“I was not born then.(那时我还没生呢。)”我就说:但是你却告诉我爷爷1964年买这个旅馆的事。他吞吞吐吐地说:“He is a what-you-call-it.(他是一个怎么说的来着?)”我说:“Dictator.(独裁者。)”他说:“Right(对),”然后就想把话题转到别的地方去。我却跟着问:“It cannot be that simple. Your grandfather bought this hotel in 1964.(不会那么简单吧,你爷爷1964年买的这个旅馆。)”他想了想,好像觉得我不是和那些一般的美国客,对Franco进行卡通式的简单化,就和我说:“There are two English words for him. I don’t remember what they are. He is bad, but he is good. He is good only because there is no better. You know Spain had just fought a civil war.(有两个英文词描述他。我不记得那两个字了。他是个坏人,但是他又是一个好人,说他是个好人是因为没有人比他更好。你知道西班牙刚刚打过内战。)”我就说:“You mean necessary evil? (你指“necessary evil(必要的邪恶”)这两个字?)”他说:正是。
到这个时候,这层窗户纸终于算是捅破了。我们之间开始有实际意义的交流。D也从有些紧张,变成了谈笑自若。显然,他一开始说的什么Franco的时候他还没有出生,是一个托辞。他对Franco时代的了解,是相当深入的。我问他一些问题,他可以立刻很深刻地回答出来。所以他前面谈到Franco的时候用现代时态,恐怕不是语言问题,而是下意识作出来的。说明对于他来说,这些历史问题,是今天的一部分。就像有些人在美国谈到杰斐逊的时候,用杰斐逊先生这种现代时的说法。谈了一通Franco,我们又谈起了Aznar,特别是Aznar私有化一些公司的事情。因为他看不上Zapateros,我对 Zapateros也没有多少好奇心,所以我们没谈多少Zapateros。我们的谈话,估计也就持续了十几分钟的样子。孩子们一吃完饭,我们就开拔了。但是这十几分钟交谈却让我受益匪浅。
在巴塞罗那那样的大城市里面,专门有一些人靠抢游客、骗游客为生(西班牙的失业率接近20%,年轻人失业率接近40%),在巴塞罗那短短几天,我们就亲眼见过两起光天化日抢劫的事情,所以不得不加以防范,不和不认识的人搭讪。但是,小城市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可以和街上的人聊天。不知道为什么,和那些不讲英语的人聊天,结果总是更有意思。有的时候,时间不长(例如利用孩子们上厕所的短短几分钟),但是随便和边上的人聊上几句,很有意思。在小城市,有人过来搭讪,我也可以和他们交谈,不像巴塞罗那那样,一见到找上门来的人就躲,因为下意识地觉得他们别有用心。
我刚到西班牙的时候,旅馆提供免费报纸,所以吃早饭的时候,我就有一搭无一搭地看报纸。渐渐发现,有些版面我完全可以看懂,但是另外一些版面,却看得一头雾水。感受就像我父亲在美国的时候向我抱怨过的:为什么这句话每个字我都看得懂,但是就是不懂整句的意思。例如,西班牙的政党,都叫社会主义什么什么,但是这些政党的人所实行的政策,却不一定是社会主义的。这和美国正相反。在美国,像奥巴马这样的纯粹的社会主义者(注意:当前西方人对社会主义的定义与马克思的定义有所不同)一再坚持他是自由经济者。缺乏这类背景知识,就导致看不懂某些版面,这是当年E.D. Hirsch Jr.讲的所谓Cultural Literacy的问题。也就是说,一个人缺乏当地的文化背景,就很难真正读懂那个地方的文字。意识到这点以后,我就开始有意识地天天看西班牙的主要报纸。后来到了马德里,旅馆不给免费报纸了,我就天天自己到报摊上去买了看。西班牙的报纸,从报摊上买,一块多到两块多欧元一份,不像在美国,一毛五就看上《华尔街日报》的。当然,我不知道在西班牙订阅El País要多少钱。
了解另一个国家,最有现实意义的,莫过于给人一个比较的能力。我这辈子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然后到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对这两个国家,可以说是比较了解的。想事情的时候,经常把两个国家拿来比较。(当一个人不完全了解一件事的时候,很难让他单独确认一件事好不好,或者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但是把在两个国家做同样一件事的后果进行比较,答案就很容易得出。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有比较才有鉴别。)在中美之间比较的问题,是中美文化是世界现存文化的两个极端,比较起来,往往比较粗线条。但是,西班牙却介于中美之中,所以无论何中国比,还是和美国比,都很有意思。
例如,和D讨论完Franco以后,让我回味了很久。然后我才意识到,D对Franco的评论,用在邓小平身上很合适。邓也是一个necessary evil。他做事,很有点Franco的风范:如果你反我,我就把你抓起来;但是如果你想发展经济,我就给你创造条件。有意思的是,很多西方人觉得 Franco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邪恶(大概是二战时他和希特勒、墨索里尼眉来眼去吧;但是你从某个角度来看,Franco的“中立”使得西班牙没有介入二战,这恐怕也算得上是一个奇迹)。西方人一谈起邓,即便心里知道八九年那一幕,都愿意从哲学高度(而不像对Franco那样,总带着感情冲动)来看到邓,不把他像Franco那样一棍子打死。有些中文读者可能不知道,1960年代,西班牙在Franco的专制统治下,曾经有过一场被称为“西班牙奇迹”的经济飞跃,使得西班牙得以从一个落后国家,变成一个现代化强国。今天西班牙社会主义的政策,靠的就是当年Franco留下来的老本。
在外旅游的时候,脑子里自动地做这些比较。比较之后,总会觉得有不少收益。
(待续)
Thursday, August 26, 2010
教育杂谈一:千万别把孩子送回中国去养
中国大有一批觉得中国立刻要赶超美国的人;美国也有一批学者,觉得中国会超过美国。其实这帮人和八十年那批觉得日本会超美的那帮人一样,大概是需要出文章,但是没有灵感,所以一定要说一些冷门的话吧。我觉得中国在我的有生之年,是不可能超过美国的。这里的原因很简单:看看孩子就行了。
先说八零后这批人。这批人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生的。按道理说,他们得天独厚,即便是年长的那批(80左右生的那批),遇到89、90、91那几年的大倒退的时候,至多他们也只有十来岁,而且影响也就是一、两年。不像我们,十来岁之前,可以用一个“乱”字概括。
但是他们和我们的区别就是他们是在读书的环境中长大的。照中国古人的说法,读书应该是好事。但是,要知道,他们的读书,完全是填鸭式的教育方法中出来的。连“谈谈体会”这样的问题,都要以找“踩分点”为目标。当年高考我以政治五十多分,语文七十多分,能够考上清华,堪称一险。但是今天的学生,通过十二年的中、小学磨练(有别于我们当年三、四年的捏着鼻子恶补),思想方式,已经完全被八股文控制。想什么事情,都要下意识地去找踩分点。所谓踩分点,实际就是官方意志。下意识地要找踩分点,就是照着别人的意思说自己的话。
对于八零左右的那一代来说,他们成长时期的社会风气还不算太坏。不像今天正在长大的这一批,“金钱等于一切”已经发展到卖爵鬻官,人人腐败的程度。连学校里当个班长,都需要用家长的金钱来打通关节。这种社会现实,加在张嘴即八股的孩子头上,对心理造成的扭曲,是显而易见的。最近放暑假,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群一群的中国孩子。今天在Mall见到一批,上去问问,原来是浙大的。无论是什么地方来的中国孩子,老远一看就可以辨别出来。这些孩子,神情相当紧张,不像美国孩子那样嘻嘻哈哈,活泼可爱。
美国的孩子,你从表面看,一天到晚不读书,就是玩。从考试能力上来讲,的确不如中国孩子。但是他们可以享受社会给他们的一个自我发展空间。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他在瑞士读物理,靠的是瑞士物理研究院没有考试,这样他得以花时间,以他自己的方式学习。这样他才学到了真正的物理。虽然他未能在大学里谋一个职位,但是当他在专利局做小职员的时候,还是写出了革命性的相对论理论。
这一点,到美国公司里看看就很明白,当年我在dot com公司里混的时候,程序员中中国人很多,但是一到管理阶层,中国人就凤毛鳞角。可能有人会解释,说这是中国人在美国受到歧视。当年我在dot com管理层宦游,干了好几个公司的开发部主任,没有感觉到这种歧视。如果我和公司的意见不和,我走没有问题,因为我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另一个管理工作。这种情况发展到有些公司的CEO见到我的时候,说话都小心翼翼地,生怕把我得罪了,因为我一走,他们的项目就没人领头了。(自然,这里的前提是我的名声就是能把事情干成。)
要知道,对于这些公司决策人来说,他们的问题是手里的项目亟待完成(或者说尽快提高公司的股份价值),至于公司经理的皮肤颜色,对他们来说是再无所谓不过的事情。有一些中国来美国的年轻人,想当经理,摸不到门路,看到白人被提上去,没有自己的份,就不顾原因,把问题归咎于肤色。这是一种弱者心态,一种缺乏自信的表示,也就是他们不能提拔成经理的原因。在美国,白人投奥巴马票的百分比,和投给克林顿的百分比一样。从一个方面来说,这说明这一代的美国白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以肤色看人的这种无知者心态。
相比之下,中国的孩子,虽然考试分数奇高,但是缺乏独立思考能力。所以我们经常听到一些故事,某省高考状元想来美国上大学,一流大学中没有一个录取他的。很多大人,在中国看惯了目前的风气,也就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八股教育(即踩分点教育),加上言论控制,加上社会风气,对人的思想是一种很残酷的禁锢和腐蚀。当年面对八股教育方式,龚老先生说:“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我的问题是,就是老天爷给你降下人才,这些人才能经得住你们从六岁就开始的为期十多年的八股式禁锢教育吗?
中国人很推崇伯乐。也就是一个人去发现另一个人(常常是晚辈)的潜能。相对来说,大家都不太讲如何发现、发掘、发挥自己的潜能。相比而言,美国人就更加讲究自己发挥自己的潜能。人最可贵的就是自知之明。自己不主动了解自己,主动管理自己,主动自己得到生活之乐,一天到晚守株待兔,等着伯乐来发现自己,岂不是很傻?自己做自己的伯乐,首先就要从小培养独立思考,独立做事的能力。只有这样,长大了以后才能有自己为自己选择正确职业的能力,和发现错误及时纠正的能力。这方面的例子,我在《别人的成功,能复制吗?》一文中提过几个,不在这里重复。
说到底,无论是选择爱好还是选择职业,这都是一个自我发现,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这个能力,比考试得高分要重要许多,也困难许多。这里的道理很简单:试想有两个人,一个为挣钱捏着鼻子干一件事,另一个出于自己爱好干一件事。谁能干得更好?那个因为爱好干事的,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津津有味地想他工作上的事;而那个为挣钱苦熬的人,每天一上班就盼下班,巴不得不去想这些烦心事。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开掘自己心灵的泉水,对于一个人来说,这是一辈子最重要的三件事之一(另外两件事是建立家庭和选择居住地点)。如果这件事做不好,那么一个人就不可能幸福?
从这个角度讲,社会首先给孩子们发展空间,其次不去扭曲孩子们的心灵。这是一个社会大环境的问题,一个生活在中国的人,即便了解这一层,并且主动给孩子发展空间,不去扭曲孩子的心灵,他也很难达到效果。原因很简单,孩子的大多数时间在学校,搞八股那一套。孩子们生活在一个比较扭曲的社会里,每天看到的,都是缺乏公正,钱可以摆平一切的实例。你让他们能逆流而上,现实吗?
所以不要以为孩子随遇而安了,就等于他们得到良好教育了。中国赶超美国,要等中国开放思想禁锢、停止使用八股文教育方式以后的那一代人长大以后,才会有希望。在禁锢解放之前,千万别把孩子送回中国去养。
先说八零后这批人。这批人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生的。按道理说,他们得天独厚,即便是年长的那批(80左右生的那批),遇到89、90、91那几年的大倒退的时候,至多他们也只有十来岁,而且影响也就是一、两年。不像我们,十来岁之前,可以用一个“乱”字概括。
但是他们和我们的区别就是他们是在读书的环境中长大的。照中国古人的说法,读书应该是好事。但是,要知道,他们的读书,完全是填鸭式的教育方法中出来的。连“谈谈体会”这样的问题,都要以找“踩分点”为目标。当年高考我以政治五十多分,语文七十多分,能够考上清华,堪称一险。但是今天的学生,通过十二年的中、小学磨练(有别于我们当年三、四年的捏着鼻子恶补),思想方式,已经完全被八股文控制。想什么事情,都要下意识地去找踩分点。所谓踩分点,实际就是官方意志。下意识地要找踩分点,就是照着别人的意思说自己的话。
对于八零左右的那一代来说,他们成长时期的社会风气还不算太坏。不像今天正在长大的这一批,“金钱等于一切”已经发展到卖爵鬻官,人人腐败的程度。连学校里当个班长,都需要用家长的金钱来打通关节。这种社会现实,加在张嘴即八股的孩子头上,对心理造成的扭曲,是显而易见的。最近放暑假,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群一群的中国孩子。今天在Mall见到一批,上去问问,原来是浙大的。无论是什么地方来的中国孩子,老远一看就可以辨别出来。这些孩子,神情相当紧张,不像美国孩子那样嘻嘻哈哈,活泼可爱。
美国的孩子,你从表面看,一天到晚不读书,就是玩。从考试能力上来讲,的确不如中国孩子。但是他们可以享受社会给他们的一个自我发展空间。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他在瑞士读物理,靠的是瑞士物理研究院没有考试,这样他得以花时间,以他自己的方式学习。这样他才学到了真正的物理。虽然他未能在大学里谋一个职位,但是当他在专利局做小职员的时候,还是写出了革命性的相对论理论。
这一点,到美国公司里看看就很明白,当年我在dot com公司里混的时候,程序员中中国人很多,但是一到管理阶层,中国人就凤毛鳞角。可能有人会解释,说这是中国人在美国受到歧视。当年我在dot com管理层宦游,干了好几个公司的开发部主任,没有感觉到这种歧视。如果我和公司的意见不和,我走没有问题,因为我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另一个管理工作。这种情况发展到有些公司的CEO见到我的时候,说话都小心翼翼地,生怕把我得罪了,因为我一走,他们的项目就没人领头了。(自然,这里的前提是我的名声就是能把事情干成。)
要知道,对于这些公司决策人来说,他们的问题是手里的项目亟待完成(或者说尽快提高公司的股份价值),至于公司经理的皮肤颜色,对他们来说是再无所谓不过的事情。有一些中国来美国的年轻人,想当经理,摸不到门路,看到白人被提上去,没有自己的份,就不顾原因,把问题归咎于肤色。这是一种弱者心态,一种缺乏自信的表示,也就是他们不能提拔成经理的原因。在美国,白人投奥巴马票的百分比,和投给克林顿的百分比一样。从一个方面来说,这说明这一代的美国白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以肤色看人的这种无知者心态。
相比之下,中国的孩子,虽然考试分数奇高,但是缺乏独立思考能力。所以我们经常听到一些故事,某省高考状元想来美国上大学,一流大学中没有一个录取他的。很多大人,在中国看惯了目前的风气,也就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八股教育(即踩分点教育),加上言论控制,加上社会风气,对人的思想是一种很残酷的禁锢和腐蚀。当年面对八股教育方式,龚老先生说:“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我的问题是,就是老天爷给你降下人才,这些人才能经得住你们从六岁就开始的为期十多年的八股式禁锢教育吗?
中国人很推崇伯乐。也就是一个人去发现另一个人(常常是晚辈)的潜能。相对来说,大家都不太讲如何发现、发掘、发挥自己的潜能。相比而言,美国人就更加讲究自己发挥自己的潜能。人最可贵的就是自知之明。自己不主动了解自己,主动管理自己,主动自己得到生活之乐,一天到晚守株待兔,等着伯乐来发现自己,岂不是很傻?自己做自己的伯乐,首先就要从小培养独立思考,独立做事的能力。只有这样,长大了以后才能有自己为自己选择正确职业的能力,和发现错误及时纠正的能力。这方面的例子,我在《别人的成功,能复制吗?》一文中提过几个,不在这里重复。
说到底,无论是选择爱好还是选择职业,这都是一个自我发现,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这个能力,比考试得高分要重要许多,也困难许多。这里的道理很简单:试想有两个人,一个为挣钱捏着鼻子干一件事,另一个出于自己爱好干一件事。谁能干得更好?那个因为爱好干事的,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津津有味地想他工作上的事;而那个为挣钱苦熬的人,每天一上班就盼下班,巴不得不去想这些烦心事。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开掘自己心灵的泉水,对于一个人来说,这是一辈子最重要的三件事之一(另外两件事是建立家庭和选择居住地点)。如果这件事做不好,那么一个人就不可能幸福?
从这个角度讲,社会首先给孩子们发展空间,其次不去扭曲孩子们的心灵。这是一个社会大环境的问题,一个生活在中国的人,即便了解这一层,并且主动给孩子发展空间,不去扭曲孩子的心灵,他也很难达到效果。原因很简单,孩子的大多数时间在学校,搞八股那一套。孩子们生活在一个比较扭曲的社会里,每天看到的,都是缺乏公正,钱可以摆平一切的实例。你让他们能逆流而上,现实吗?
所以不要以为孩子随遇而安了,就等于他们得到良好教育了。中国赶超美国,要等中国开放思想禁锢、停止使用八股文教育方式以后的那一代人长大以后,才会有希望。在禁锢解放之前,千万别把孩子送回中国去养。
Sunday, August 15, 2010
在美国成功的秘诀
移民在美国混生活,的确很艰难。常常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甚至会觉得灰心、走到了尽头。但是,柳暗花明,往往就在下一个转弯处等待着。最近有人问我在美国的成功[注一]秘诀,想了几句话,转登在这里,与大家分享:
鼻子要像狗一样的敏锐,随时随地考察身边状况、机会;
等待要能够静若处子,行动要能够动若脱兔;
做事要能够像鲲鹏那样长期[注二]准备[注三],然后抓住时机展翅高飞。
[注一] 我对成功的定义:工作能够乐在其中(也就是说最重要的是能够做到挣钱和娱乐之间没有界限),生活能够融洽顺畅,钱基本够花即可(即心态能够恬静,不追求富贵)。
[注二] 很可能为期二、三十年。
[注三] 指长时期的、日常的学习。
鼻子要像狗一样的敏锐,随时随地考察身边状况、机会;
等待要能够静若处子,行动要能够动若脱兔;
做事要能够像鲲鹏那样长期[注二]准备[注三],然后抓住时机展翅高飞。
[注一] 我对成功的定义:工作能够乐在其中(也就是说最重要的是能够做到挣钱和娱乐之间没有界限),生活能够融洽顺畅,钱基本够花即可(即心态能够恬静,不追求富贵)。
[注二] 很可能为期二、三十年。
[注三] 指长时期的、日常的学习。
Tuesday, August 10, 2010
别人的成功,能复制吗?
最近唐骏的事情,搞得沸沸扬扬。其实,唐的问题有很多,更反映了很多中国的现状。例如,唐的《我的成功可以复制》能够畅销,就说明很多人觉得别人的成功可以去复制。换句话说,如果大家觉得成功是不能复制的,唐的这本书也就不可能畅销。下面的问题,就自然而然地提出了:别人的成功,能复制吗?
中国人一窝蜂,是出名的。十年前,美国爆发电脑热,很多中国人,完全不问问自己是否适合搞电脑,一窝蜂地去学电脑。那些完全不是搞电脑料的人,结果自然是很糟糕。我就见过不少一见到小逻辑就头痛,居然选择去学电脑编程。结果捏着鼻子学出来一个硕士以后,天天都要捏着鼻子去琢磨那些小逻辑。Dot com顶峰的时候,这些人可以找到一些边缘性的工作;dot com崩溃之后,自然变得一无所有。
相对来说,美国人就不这样一窝蜂。我还没来美国的时候,喜欢听Mahler的第二交响曲,因此听说过Gilbert Kaplan这个人。当年Kaplan在美国是一个很成功的出版家,他热爱Mahler第二到了欲罢不能程度。结果找一个音乐家教他看Mahler第二的总谱。第一个礼拜,学了一页,Kaplan就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干的,因为照这个速度,只要一年多他就可以学完总谱。长话短说,今天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对Mahler第二的理解超过Kaplan。
美国上届联邦储备银行行长Alan Greenspan是另外一个例子。当年他曾职业性地吹单簧管。当时他的吹伴,包括像Los Lobos这样的天才。吹了一段时间后,他认识到,这不是他的行业。他就去改学经济,然后变成全美国独一无二的经济学家。他热爱经济。有一次,他彻夜和撒切尔夫人在唐宁街10号交谈,凌晨三点,撒切尔把她的财政部长(住隔壁)叫来,问他为什么英国没有这样敬业的经济学家。
在美国,这样的故事多到无法胜数,遍地都是。实际上,我自己又如何不是这样一个例子。当年我来美国的时候,一门心思想一辈子搞物理研究。结果东冲西撞二十年后,几经周折,才最终找到了这个最初我连想都没有想过的职业:律师。当上律师以后,我才知道一个人找到适合的职业的滋味。
唱《音乐之声》的Julie Andrews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她刚开始唱歌的时候,觉得自己的声音不好听,就模仿别人。后来什么人和她说,如果你不用自己的真正声音唱歌,永远不会成功。结果,Andrews就用自己的真声唱歌,达到了相当的造诣。前两年加大洛杉矶分校搞图书节,Andrews参加,排队请她签字的人,绕着帐篷转了一大圈。
唐先生的《我的成功可以复制》的最大问题,就是和大家说,靠复制他,你就可以成功。我们姑且不去说唐的那套不冒险就会有收获的鬼话,他这个复制别人成功的说法本身是非常害人的,特别是害年轻人。
我在美国很多年了。很多人说我的思想已经完全美国化了。这恐怕是事实。从我的角度来说,中国来的人,太能够服从,太没有自己的东西。当年我在美国当dot com公司的开发部主任,曾经“宦游”过一段时间(在很多个公司当开发部主任),直到dot com彻底崩溃。当时的环境,通常是中国人、印度人写软件,白人管理。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说,这并不是种族歧视的结果,而是中国人没有自己的想法的结果。记得有一个dot com公司,把我找去做开发部主任,当时他们的程序员,很多是白人。所以CTO把我的手下召集在一起,对这下面坐着的一堆白人说:“这是你们的新经理,”然后就走了。我面对下面很多疑惑的目光,不知道该说什么,就只好说:“行了,干活去吧。”我进了公司以后,招了一大堆中国人,可惜没有哪个人可以独挡一面。结果,我手下的几个经理都是白人。
中国有一种伯乐说。也就是说,伯乐可以发掘一个人的潜力,并给他条件让它发挥出这种潜力。但是在当今社会里,你坐在那里守株待兔,等着伯乐来发掘你,而不自己发掘自己,难道不是很傻吗?
唐的《我的成功可以复制》可以在中国畅销,反映了一个社会问题:很多人在寻找一个成功(恐怕他们成功的定义是挣钱)的模式。其实这是中国人的一个问题。他们不了解,做人是没有模式的。任何一个人,不开掘自身就不会了解自己干什么合适。就像很多中国人不明白,挣钱是没有止境的。挣钱不是为了当冠军。这里的问题是所挣的钱是否够用。其实,如果不浪费,我们一年实在花不了多少钱。美国有一项统计,一家一年的收入,高于一个很小的数字后(不记得是两万还是三万),幸福就与挣钱的数量没有关系了。很多中国人不明白,一味地赚钱,一味地二奶、小三,并不是通向幸福之路。
记得当年我考律师资格的时候,和考场上邻座考友讲到年级大了改行,她就在中间休息的时候,把她学校里的一个六十多岁的考生介绍给我。握手的时候我随口来了一句:“当律师是一个很好的业余爱好。”这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立刻瞪起眼睛,和我说,这是她新生涯的开始,她考律师,绝对不是为了找一个业余爱好。她觉得她会有一个成功的律师事业。
美国人一生找自己的归宿,司空见惯。什么时候意识到,就什么时候行动。要知道,美国人人生一开始就没有什么模式。美国的儿童教育,都是以“独立”为褒义词,不像中国人用“听话”来夸孩子。其实,在英语里,“这孩子真听话”这句话是没有正相对的英语翻译的,因为美国人没有这个说法。(我以前连续做过两届南加州法庭中文翻译协会会长,中英翻译是有一定水平的。)
对于中国人来说,第一要认清的,就是要把精力花在自己身上,当自己的伯乐,想想自己干什么好,然后有胆气去付诸实施;失败以后,有胆气重新开始。而不是一心看着别人,看看别人如何成功,然后去复制。如果工作单单为钱,那时不可能成功的。
中国人一窝蜂,是出名的。十年前,美国爆发电脑热,很多中国人,完全不问问自己是否适合搞电脑,一窝蜂地去学电脑。那些完全不是搞电脑料的人,结果自然是很糟糕。我就见过不少一见到小逻辑就头痛,居然选择去学电脑编程。结果捏着鼻子学出来一个硕士以后,天天都要捏着鼻子去琢磨那些小逻辑。Dot com顶峰的时候,这些人可以找到一些边缘性的工作;dot com崩溃之后,自然变得一无所有。
相对来说,美国人就不这样一窝蜂。我还没来美国的时候,喜欢听Mahler的第二交响曲,因此听说过Gilbert Kaplan这个人。当年Kaplan在美国是一个很成功的出版家,他热爱Mahler第二到了欲罢不能程度。结果找一个音乐家教他看Mahler第二的总谱。第一个礼拜,学了一页,Kaplan就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干的,因为照这个速度,只要一年多他就可以学完总谱。长话短说,今天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对Mahler第二的理解超过Kaplan。
美国上届联邦储备银行行长Alan Greenspan是另外一个例子。当年他曾职业性地吹单簧管。当时他的吹伴,包括像Los Lobos这样的天才。吹了一段时间后,他认识到,这不是他的行业。他就去改学经济,然后变成全美国独一无二的经济学家。他热爱经济。有一次,他彻夜和撒切尔夫人在唐宁街10号交谈,凌晨三点,撒切尔把她的财政部长(住隔壁)叫来,问他为什么英国没有这样敬业的经济学家。
在美国,这样的故事多到无法胜数,遍地都是。实际上,我自己又如何不是这样一个例子。当年我来美国的时候,一门心思想一辈子搞物理研究。结果东冲西撞二十年后,几经周折,才最终找到了这个最初我连想都没有想过的职业:律师。当上律师以后,我才知道一个人找到适合的职业的滋味。
唱《音乐之声》的Julie Andrews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她刚开始唱歌的时候,觉得自己的声音不好听,就模仿别人。后来什么人和她说,如果你不用自己的真正声音唱歌,永远不会成功。结果,Andrews就用自己的真声唱歌,达到了相当的造诣。前两年加大洛杉矶分校搞图书节,Andrews参加,排队请她签字的人,绕着帐篷转了一大圈。
唐先生的《我的成功可以复制》的最大问题,就是和大家说,靠复制他,你就可以成功。我们姑且不去说唐的那套不冒险就会有收获的鬼话,他这个复制别人成功的说法本身是非常害人的,特别是害年轻人。
我在美国很多年了。很多人说我的思想已经完全美国化了。这恐怕是事实。从我的角度来说,中国来的人,太能够服从,太没有自己的东西。当年我在美国当dot com公司的开发部主任,曾经“宦游”过一段时间(在很多个公司当开发部主任),直到dot com彻底崩溃。当时的环境,通常是中国人、印度人写软件,白人管理。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说,这并不是种族歧视的结果,而是中国人没有自己的想法的结果。记得有一个dot com公司,把我找去做开发部主任,当时他们的程序员,很多是白人。所以CTO把我的手下召集在一起,对这下面坐着的一堆白人说:“这是你们的新经理,”然后就走了。我面对下面很多疑惑的目光,不知道该说什么,就只好说:“行了,干活去吧。”我进了公司以后,招了一大堆中国人,可惜没有哪个人可以独挡一面。结果,我手下的几个经理都是白人。
中国有一种伯乐说。也就是说,伯乐可以发掘一个人的潜力,并给他条件让它发挥出这种潜力。但是在当今社会里,你坐在那里守株待兔,等着伯乐来发掘你,而不自己发掘自己,难道不是很傻吗?
唐的《我的成功可以复制》可以在中国畅销,反映了一个社会问题:很多人在寻找一个成功(恐怕他们成功的定义是挣钱)的模式。其实这是中国人的一个问题。他们不了解,做人是没有模式的。任何一个人,不开掘自身就不会了解自己干什么合适。就像很多中国人不明白,挣钱是没有止境的。挣钱不是为了当冠军。这里的问题是所挣的钱是否够用。其实,如果不浪费,我们一年实在花不了多少钱。美国有一项统计,一家一年的收入,高于一个很小的数字后(不记得是两万还是三万),幸福就与挣钱的数量没有关系了。很多中国人不明白,一味地赚钱,一味地二奶、小三,并不是通向幸福之路。
记得当年我考律师资格的时候,和考场上邻座考友讲到年级大了改行,她就在中间休息的时候,把她学校里的一个六十多岁的考生介绍给我。握手的时候我随口来了一句:“当律师是一个很好的业余爱好。”这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立刻瞪起眼睛,和我说,这是她新生涯的开始,她考律师,绝对不是为了找一个业余爱好。她觉得她会有一个成功的律师事业。
美国人一生找自己的归宿,司空见惯。什么时候意识到,就什么时候行动。要知道,美国人人生一开始就没有什么模式。美国的儿童教育,都是以“独立”为褒义词,不像中国人用“听话”来夸孩子。其实,在英语里,“这孩子真听话”这句话是没有正相对的英语翻译的,因为美国人没有这个说法。(我以前连续做过两届南加州法庭中文翻译协会会长,中英翻译是有一定水平的。)
对于中国人来说,第一要认清的,就是要把精力花在自己身上,当自己的伯乐,想想自己干什么好,然后有胆气去付诸实施;失败以后,有胆气重新开始。而不是一心看着别人,看看别人如何成功,然后去复制。如果工作单单为钱,那时不可能成功的。
Thursday, August 5, 2010
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之一:回顾
前一阵子,中国公司来美国上市,形成了一个一窝蜂的局面,可以说是一个像女人买皮包那样的一个上市时尚。从结果来看,那些上了大盘(NYSE、 NASDAQ)的公司,很多自己的营运不错,但是股价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上扬。那些上了次级交易市场(OTCBB,Pink Sheet)的公司,很多已经消声灭迹了。
中国公司上市以后的最大问题,就是对于美国政府对上市公司的要求,和美国融资的过程(或者说对融资这个生意)了解不深。进而对维持一个上市公司的难度了解不够。更有很多美国“公司壳”贩子(所谓“公司壳”,就是一个已经没有作业的上市公司的壳),口口声声地对中国公司讲,美国SEC(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没什么大不了的。公司上市之后,他们可以负责对付SEC。中国公司尽可以放心。三来五去,这些中国公司就陷入一个骑虎难下的局面。
与SEC打交道,一定要有律师和会计(获得PCAOB认证)的参与。这里面,自然会有一个费用的问题。壳贩子的第一步,就是说他们认识很便宜的会计和律师。这样,中国公司就可以用壳贩子的便宜律师和会计所提供的服务来对付SEC。
要知道,在美国这个完全自由竞争的社会里,专业服务的价格完全是由提供服务的专业人士的能力和具体服务项目来决定的。也就是说,“便宜没好货”这句话在美国可以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我认识便宜的律师和会计”这话本身就有很大问题,因为如果这些律师和会计能做好工作的话,难道这些壳贩子有特别神通把他们找出来,而社会大众就不会?中国公司往往不认识这里面的另外一个问题,这些律师和会计受雇于这些贩子,他们能真正地考虑中国公司的利益吗?
从真正操作的状况来讲,这些律师和会计知道这里面有很多的猫腻。他们受理这些壳贩子的业务多少也是生活所逼,没有别的赚钱办法。但是,它们都知道这里面的问题,所以一般设入都很浅(反正那些贩子们也没有给他们多少钱)。在我涉及的案子里,一打电话过去,他们都是一问三不知。更有甚者,连公司名字和这些壳贩子的名字都记不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责任是很有限的。到时候出了事情,中国公司不能找他们来为你负责的。
很多中国公司的另一层问题是他们在美国没有多少实际的作业,所以没有能够办事的部门,干任何事情,都需要飞过来一趟,这样费用就非常高。(你认飞来美国就不能处理中国那边的业务。)所以,很多公司被迫在知道壳贩子这里面有猫腻的情况下,没有办法,继续依靠壳贩子,和这些壳贩子认识的便宜律师和会计。
在美国维持一个上市公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个公司一年向SEC提交几十个、近百个8-K报告,是正常的。试想,我们即便不说相应颁发的新闻通讯稿、与媒体互动、或者与华尔街各种机构的联系,如果一个公司每个星期都要向SEC递交报表,这是多少工作?如果只提交SEC报表,没有其他那些活动,那么投资者如何可以了解你这个远在天边的公司,如何敢向你投资。中国公司在中国的股价高于香港股价,在香港的股价高于在美国的股价,说到底就是这个原因。
工作在华尔街的那些人能赚那么多钱,就是因为美国的资金方面的运作,非常没有效率。我曾经看到过统计,说每从华尔街融资到一块钱,公司只能拿到五毛,另外五毛花在各式各样的手续费上了。这五毛的一部分,就是用于维持上市公司上(也就是对付SEC)。
一个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之后,即便你不想从华尔街搞到一份钱,很多的费用(如向SEC提供的报表)是不可避免的。这些SEC申报的要求,是很细的。有些人在中国经营久了,会觉得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没有什么。但是如果违反这些貌似鸡毛蒜皮的规矩,你就会收到SEC的所谓评论信(comment letter)。如果你不能对这些comment letter提出有效的回答(comment letter通常要求十天之内回复),那么SEC就会更深入地对你的公司进行调查、研究。往往,这些贩子卖出去的公司是经不起SEC的调查和研究的。结果,SEC就会问出一些你无法回答的问题。这时的问题就非常棘手了。
要知道,当一个中国公司刚刚买一个壳的时候,壳的问题是壳的问题,在中国公司聘请的律师的有效代理之下(区别于壳贩子的律师),是可以分清、并加以解决的。(当然,如果难以解决,律师会建议不要买这个壳。这样至少不必事后花擦屁股钱。)但是,当中国公司把这个壳买下来之后,特别是买下来一段时间之后,这个责任是谁的,就说不清楚了。
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壳贩子,继续为中国公司操作(卖壳了以后,他们好再赚它一笔)。他们继续利用他们“认识的便宜的律师和会计”继续维持这个公司。等SEC的comment letter接踵而来的时候,中国公司本能地就会说,那么我们给SEC写封信去解释一下,这些事情都不是我们的责任不就完了吗?
他们不了解的事,按照美国法律,问题不出在你欠SEC什么。公司向SEC提出的几乎所有报表,都会立刻公之于众。如果一个公司的报表不全,或者报表中有错,你欠的不是SEC,而是大众。这件事情,就像你把一个人骗了以后,能写封信解释一下就完了吗?(记住:公司的股票在你“骗人”的期间,可是在自由地交易!所有的实际交易者都实际上受到了欺骗;所有可能交易者,都潜在地受到了欺骗,也就是欺骗未遂。)
问题出来了以后,有些中国公司就自认倒霉,接受这些贩子提出的条件,继续受冤。(我对中国人对于冤屈的忍受程度,从来都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好一点的中国公司会自己出来找一个美国律师。但是,到了这种时候,常常是已经没有万全之策了。
有一次我代表这样一个中国公司老板A先生,在单独会见这个壳贩子的时候,我问他,既然你这个壳有那么多问题,而且你知道A先生显然对美国法律一窍不通,你为什么不建议他找一个美国律师,审核一下。这个壳贩子倒是老实,他笑了笑,反问我:“我问你这个问题:如果A先生在买公司之前找你,你会建议他买这个公司吗?”
像这样的,还算是比较客气的。更有甚者,我还见过壳贩子,他们依靠他们对美国法律的了解(如所谓Regulation S-K的Item 601(b)(31)要求公司负责人以Exhibits 31.3和31.4的形式担保报表的准确性),诱使中国负责人在一些不实之词后面签字。然后,用Exhibits 31.3和31.4担保去要挟中国负责人。这样,这些壳贩子就可以不停地向中国公司要钱,而且可以在SEC那里掩盖他们的问题。
消声灭迹的太多的中国上市公司中,有多少是在默默含冤呢?
中国公司上市以后的最大问题,就是对于美国政府对上市公司的要求,和美国融资的过程(或者说对融资这个生意)了解不深。进而对维持一个上市公司的难度了解不够。更有很多美国“公司壳”贩子(所谓“公司壳”,就是一个已经没有作业的上市公司的壳),口口声声地对中国公司讲,美国SEC(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没什么大不了的。公司上市之后,他们可以负责对付SEC。中国公司尽可以放心。三来五去,这些中国公司就陷入一个骑虎难下的局面。
与SEC打交道,一定要有律师和会计(获得PCAOB认证)的参与。这里面,自然会有一个费用的问题。壳贩子的第一步,就是说他们认识很便宜的会计和律师。这样,中国公司就可以用壳贩子的便宜律师和会计所提供的服务来对付SEC。
要知道,在美国这个完全自由竞争的社会里,专业服务的价格完全是由提供服务的专业人士的能力和具体服务项目来决定的。也就是说,“便宜没好货”这句话在美国可以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我认识便宜的律师和会计”这话本身就有很大问题,因为如果这些律师和会计能做好工作的话,难道这些壳贩子有特别神通把他们找出来,而社会大众就不会?中国公司往往不认识这里面的另外一个问题,这些律师和会计受雇于这些贩子,他们能真正地考虑中国公司的利益吗?
从真正操作的状况来讲,这些律师和会计知道这里面有很多的猫腻。他们受理这些壳贩子的业务多少也是生活所逼,没有别的赚钱办法。但是,它们都知道这里面的问题,所以一般设入都很浅(反正那些贩子们也没有给他们多少钱)。在我涉及的案子里,一打电话过去,他们都是一问三不知。更有甚者,连公司名字和这些壳贩子的名字都记不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责任是很有限的。到时候出了事情,中国公司不能找他们来为你负责的。
很多中国公司的另一层问题是他们在美国没有多少实际的作业,所以没有能够办事的部门,干任何事情,都需要飞过来一趟,这样费用就非常高。(你认飞来美国就不能处理中国那边的业务。)所以,很多公司被迫在知道壳贩子这里面有猫腻的情况下,没有办法,继续依靠壳贩子,和这些壳贩子认识的便宜律师和会计。
在美国维持一个上市公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个公司一年向SEC提交几十个、近百个8-K报告,是正常的。试想,我们即便不说相应颁发的新闻通讯稿、与媒体互动、或者与华尔街各种机构的联系,如果一个公司每个星期都要向SEC递交报表,这是多少工作?如果只提交SEC报表,没有其他那些活动,那么投资者如何可以了解你这个远在天边的公司,如何敢向你投资。中国公司在中国的股价高于香港股价,在香港的股价高于在美国的股价,说到底就是这个原因。
工作在华尔街的那些人能赚那么多钱,就是因为美国的资金方面的运作,非常没有效率。我曾经看到过统计,说每从华尔街融资到一块钱,公司只能拿到五毛,另外五毛花在各式各样的手续费上了。这五毛的一部分,就是用于维持上市公司上(也就是对付SEC)。
一个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之后,即便你不想从华尔街搞到一份钱,很多的费用(如向SEC提供的报表)是不可避免的。这些SEC申报的要求,是很细的。有些人在中国经营久了,会觉得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没有什么。但是如果违反这些貌似鸡毛蒜皮的规矩,你就会收到SEC的所谓评论信(comment letter)。如果你不能对这些comment letter提出有效的回答(comment letter通常要求十天之内回复),那么SEC就会更深入地对你的公司进行调查、研究。往往,这些贩子卖出去的公司是经不起SEC的调查和研究的。结果,SEC就会问出一些你无法回答的问题。这时的问题就非常棘手了。
要知道,当一个中国公司刚刚买一个壳的时候,壳的问题是壳的问题,在中国公司聘请的律师的有效代理之下(区别于壳贩子的律师),是可以分清、并加以解决的。(当然,如果难以解决,律师会建议不要买这个壳。这样至少不必事后花擦屁股钱。)但是,当中国公司把这个壳买下来之后,特别是买下来一段时间之后,这个责任是谁的,就说不清楚了。
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壳贩子,继续为中国公司操作(卖壳了以后,他们好再赚它一笔)。他们继续利用他们“认识的便宜的律师和会计”继续维持这个公司。等SEC的comment letter接踵而来的时候,中国公司本能地就会说,那么我们给SEC写封信去解释一下,这些事情都不是我们的责任不就完了吗?
他们不了解的事,按照美国法律,问题不出在你欠SEC什么。公司向SEC提出的几乎所有报表,都会立刻公之于众。如果一个公司的报表不全,或者报表中有错,你欠的不是SEC,而是大众。这件事情,就像你把一个人骗了以后,能写封信解释一下就完了吗?(记住:公司的股票在你“骗人”的期间,可是在自由地交易!所有的实际交易者都实际上受到了欺骗;所有可能交易者,都潜在地受到了欺骗,也就是欺骗未遂。)
问题出来了以后,有些中国公司就自认倒霉,接受这些贩子提出的条件,继续受冤。(我对中国人对于冤屈的忍受程度,从来都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好一点的中国公司会自己出来找一个美国律师。但是,到了这种时候,常常是已经没有万全之策了。
有一次我代表这样一个中国公司老板A先生,在单独会见这个壳贩子的时候,我问他,既然你这个壳有那么多问题,而且你知道A先生显然对美国法律一窍不通,你为什么不建议他找一个美国律师,审核一下。这个壳贩子倒是老实,他笑了笑,反问我:“我问你这个问题:如果A先生在买公司之前找你,你会建议他买这个公司吗?”
像这样的,还算是比较客气的。更有甚者,我还见过壳贩子,他们依靠他们对美国法律的了解(如所谓Regulation S-K的Item 601(b)(31)要求公司负责人以Exhibits 31.3和31.4的形式担保报表的准确性),诱使中国负责人在一些不实之词后面签字。然后,用Exhibits 31.3和31.4担保去要挟中国负责人。这样,这些壳贩子就可以不停地向中国公司要钱,而且可以在SEC那里掩盖他们的问题。
消声灭迹的太多的中国上市公司中,有多少是在默默含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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