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u Xiaobo Died

The Nobel Peace Prize winner Liu Xiaobo, who is the first Chinese to be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the second to be awarded the prize while in jail, died today in captivity.

For me, Liu's passing marked the end of a 40-year period, during which the Chinese people expect the Communist leaders to give them freedom and democracy, eventually at some future time.

Twenty-eight years ago, when my generation was young, the Chinese people, mostly the young, took to the streets in China to push for the communist leaders to move in the direction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 They were met by tanks and mahine guns. When I saw the mechine guns in southern China, I decided to become an American. Friends said that I was a slow learner, although I thought that I was merely keeping options open for as long as possible.

With his death, people have come to the realization that the freedom and democracy would never come, under the Communists. In fact, the freedom that Hong Kong has enjoyed for decades is being taken away, as well as democracy that was granted to Hong Kong people by the last British governor Chris Patten. In Taiwan, President Tsai Ing-Wen is so careful these days not to offend China that she is sending Chinese dissidents escaped to Taiwan back to China to be punished. In China, it is silence today, just like tomorrow, the day after tomorrow ...

The light is out. The hope is dead.

I am thinking of the poem by Bei Dao written in 1976, another desperate time in the Chinese history:

Despicable is the license of the despicable;
Noble is the epitaph of the noble.

The despicables got their wish today. It is reported that Liu Xiaobo's family is being urged to spread his ashes over the sea, so there could be no epitaph.

7/15/2017 Update: According to Liu Xiaoguang, Liu Xiaobo's eldest brother, Liu's ashes were spread into the sea. The elder Liu said that it is the demonstration of the socialist superority.

By Pujie Zheng

Pujie Zheng is an attorney in Los Angeles.

First published on July 13,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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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民运的穷途末路（续一）

这两个月来，因为郭文贵，很多在网上从未现身过的人，纷纷建立自媒体，而且很多人最近不知为什么，像打了强心针似的，每天都出节目，风雨无阻，甚是努力。而且，上来就是一个多小时，甚至更长。导致现在网上可谓一片热闹。（我怕挨骂，所以不敢说是一片乌烟瘴气。）

当年（老实说，也就是一年多以前），我在洛杉矶AM1300做节目主持的时候，在网上做自媒体。当时，我是独立媒体（不拿美国纳税人钱的那种）的龙头老大（收视率排名第一）。现在，看到那么多人出来，在网上百家争鸣，而且最可喜的是各家言无不尽。对中国人来说，这真可谓是两千年未见之自由言论现象。对我来说，后继有人，我可以安然退休了。

但是，为什么我有一个乌烟瘴气的感觉呢？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是骡子是马，先拉出来溜溜再说。各路人马，在网上尽情自由发挥，揭露出一些问题，而且自由发挥本身也显示出了不少人的本色。我在上一篇里，得罪了吴祚来和夏业良。我觉得，对各路妖怪，都应该拿出来说一说，否则，吴夏二位，会说我不公平，所以今天就再得罪两位，以兹平衡。

说到夏业良，他看到郭文贵金猴奋起千钧棒，就立刻给郭文贵写proposal，向郭文贵要钱。没拿到。他随即就地一转，从向郭要钱替郭说话，一举变成了反郭的急先锋。几天的工夫，他从拥护郭文贵，改拥护郭的目标王岐山了。至少，根据夏的说法，即便王岐山有问题，也应该最后整。

夏转得这么快，这么干净利索，就引出一个问题。有多少民运分子，是夏业良这类的，对他们来说，民主只不过是一个幌子。他们说的法治，不是我们正常人意义上的法治，而是为达到个人目的不择手段。如果这样的人可以得势，中国将来的民主，可能比共产党现在的“民主”更好吗？

我最近太忙，没时间聆听夏前教授的教导，但据说，他反对郭文贵的依据，是他一拍脑袋，想出来了一个郭文贵没提供的证据（好像是什么护照的影印件）。根据夏的说法，如果郭文贵拿不出那个证据来，其它证据全部归零。作为北大教授，夏业良发表这么独特的、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过的证据学说，有两种可能。第一，北大这个地方，学术水准还不如地摊上的骗子；第二，夏业良给郭文贵写proposal，折腾一圈，发现郭不给钱，夏就酸水大发，不光说葡萄树反动，干脆就一定要打倒这颗葡萄树了。文革红卫兵的那一套，在夏身上，生存得也太鲜活了一点。

北大开除夏业良，根据夏的观点，是因为他的言论，不是因为他的学术水准。根据一种网上的说法，他在经济学课上，不讲经济学，而谩骂政府。问题是，北大的过去和现在有多少夏业良在误人子弟？

如果有朝一日，夏业良真的实现了他的春秋大梦，去中国当权了，用他的学术水准和逻辑，去依“法”治国。那中国人民可就真的要倒大霉了。

书归正传，我今天想得罪的第一位：唐柏桥。

因为唐先生在我写了上篇文章的一周以后（6月13日），开始在YouTube连续几天讲述民运之穷途末路的来龙去脉，和我的文章，产生呼应效果，难能可贵，所以，出于私心，我对他，就采取客气态度，避开他言论中最不堪、最自损、最具自我讽刺意味的那部分，只评论一个比较mild的：唐说的事情，很多都是28年以前发生的。如果唐28年以前，就觉得民运如此没救儿，觉得胡平有那么多问题，为什么要憋28年？这28年，他在等什么？这些人，做事周期以28年为单位，他一辈子，打算活多久？

唐说胡平（不是我今天想得罪的人），勾起了我的一些回忆。例如，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跟我说，诺贝尔给刘晓波的授奖仪式，邀请了胡平。胡平首先screwed up他的飞机票（因为他的特殊身份，他犯了一个幼儿园级别的错误。我在这里，特别提这么一句的目的是要说明，这个人窝里斗搞得出神入化，真正做事的能力差到令人跌破眼镜）。然后，胡平跟我这个朋友说，他注意到，诺贝尔授奖仪式，包括一个晚会，需要white tie。在美国，租一个white tie燕尾服，大概是200来块钱。因此胡平说：因为他没钱租这个燕尾服，是不是可以不参加这个晚会？

我当时在洛杉矶最大的电台AM1300做节目主持人（后来因为我妄图采访国会议员候选人，向华人介绍美国民主，被电台开除、立即执行了），听了这个故事，傻不叽叽地深受感动，就给胡平发了一个email，请他来我的节目，讲讲他是如何辛辛苦苦地推进中国民主的。胡平没回我的email，我就要来了胡平的手机号码，直接打电话给他，热情洋溢地邀请他来做我节目的嘉宾。他的回答，当时让我大惑不解，甚至莫名其妙。在电话里，他说：很遗憾我不能参加你的节目。然后，不阴不阳地“哼”了一声（胡平固有的说话方式），下面就无话了。我当时楞了，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我是很真诚地邀请他，他为什么要用这个态度？当然，人家让我那么感动，我只有敬佩的份儿，完全没道理逼人家做人家不愿意做到事情。所以我就谢了他，放下电话了事。

听唐先生爆料，胡平在多处（包括北京）都有房子。而且，唐发言好多天了，胡一直没有出来否认。这就让我想起当年胡某对我说的话，very interesting。这是我今天特别眷顾唐先生的原因之二。

书归正传，第二个我今天想得罪的人是郭宝胜。

郭宝胜牧师礼拜二（20日）向我们布了一个道，非常有意思。

我在介绍郭牧师的布道之前，需要老实交待，我这个人，从来没有坐过共产党的监狱。而且，说老实话，迄今为止，共产党没有对我个人进行过任何形式的迫害。我在小时候，毛搞文化大革命，让我好好地、痛痛快快地玩过了我的童年。我13岁的时候，毛死了，我开始发奋读书，一点儿都没耽误。后来，高考恢复，我考上了中国无可争辩的最好的大学（清华）。大学五年，共党一分钱学费都没找我要（当时清华就是五年，不是我笨，留级；其实当时的清华本科，相当于一个硕士的含金量），而且给了我足够的自由，让我在清华好好地读了一批书，为我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例如，特批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可以不参加政治学习）。邓小平搞开放，让我可以在85年毕业之后，立刻来到美国，避开了86年开始的“动乱”。共产党对我个人，一切都非常好。

郭牧师布道曰：搞民运要看你有没有做过奉献。你付出了，你号召别人，别人才能信服你。没有付出。你没有做什么事情，你自己，没有流过血，自己没有做过监，说话的底气是很难起来的。别人也不相信。你说得天花乱坠，人家也不相信。你这个人，说来说去是不是别有用心？（哇，没做过监狱就别有用心啊！）

郭某人接着说：人家看到过你的经历，知道你为民主自由献身过。确实实打实地牺牲过，就会觉得你这个人说话是可信的，不是骗我们的，因为你自己就是实践者。

照郭宝胜的说法，就是没坐监的人就是骗子。换句话说，郭宝胜这哥们儿，从来没见过我，就下了一个断言：我是一个骗子。而且，这还不够，干脆把所有没坐过监的人，大笔一挥，全部以骗子的罪名，打入十八层地狱。中世纪欧洲的那些教士，例如在西班牙搞Inquisición，似乎也没这么邪乎过。

郭牧师大开杀戒，让我想到了美国之音。我在做节目的时候，美国之音就说，所有华文媒体，都是五毛。我当时就说，我被抓五毛，至少需要有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我拿到了五毛钱。我给AM1300做主持人，在麦克风前，每个小时10块钱，加州的硬性最低工资（资本家如何残酷压榨太过懦弱的华人，不是我们今天的题目）。怎么说，我也没拿到我的那五毛。而且，照郭文贵的爆料，海外媒体做五毛，拿到的钱，是数以万计的。我一分钱都没拿到，辛辛苦苦地做节目，还白白地被美国之音骂做五毛，可谓有冤无处申。

郭牧师的说教，还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件事。那就是邓小平一恢复工作，就开始给华国锋捣乱。邓的一个办法，就是让文革期间被打倒的干部复出，让他们打倒文革期间没有被打倒的干部。要知道，文革期间，中国的经济，还是在有序地被控制的。而且，华国锋的所谓“洋跃进”（邓小平的叫法），也立刻被邓小平全盘接受，并加以扩大化（邓改称改革开放）。邓小平打击文化大革命期间管理中国经济的人，说老说去，还不是郭牧师的逻辑？

毛的作恶，大概怎么说都不为过。但是，毛有一点，那就是他用的人，除了无赖打手，如刘少奇、林彪、江青等，就是有点本事的。举个例子，他提拔王洪文，是因为王在上海的鼓噪能力。王到了北京，毛发现他是一个饭桶，就开始冷淡王了。

邓上台之后，打击面，绝不仅仅在经济管理方面。他打击的，还包括外交（乔冠华）等其它方面。很多有本事的人，被邓排挤了，剩下的就只有“白猫黑猫”、“摸着石头过河”什么的了。换句话说，没人知道这些人在干什么（包括邓自己）。邓把地方上的赵紫阳和万里，提拔到中央，是因为他们的业绩，而不是因为他们的理论对路子。这就是邓的猫论：以成败论英雄、只重结果不重过程、成者王侯败者贼。而且，这些原则，很快就从经济领域，纯粹变到政治领域里去了。

赵紫阳和万里到了中央，没有有效、明确的理论辅佐，名不正而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到了六四，一方面三角债横行，另一方面，邓小平通过向外宾谈话的方式，逼着赵紫阳在不进行体制改革的情况下，搞什么价格闯关。根本就不是“摸着石头过河”，而是往死路里硬闯，结果就是六四。

六四以后，一盆脏水，泼在赵紫阳身上，这段历史，就算画了个句号，以后就不提了。据说有北大学生，被问到赵紫阳何许人也的时候，说赵是北大教授。不知道这哥们儿是不是夏教授的门徒。现在看来，赵紫阳的做事方式，似乎倒是很有北大伪学术的风格。

郭牧师然后叫大家奉献金钱。我想，他们这样正义凛然的人，是不会要我们这样骗子的钱的。对于中国的民主，用郭牧师的话说，我们这些说话没底气的人，说话别人也不相信的人，说来说去还是别有用心的人，一言以蔽之，我们这些骗子的钱，他们怎么可能要呢？中国的民主，肯定和我们这些骗子没什么关系。

我担心的是，如果把中国交给郭宝胜、唐柏桥这样的人，他们会不会以冠冕堂皇的道理，对老百姓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进行大肆搜刮、滥用？解决起问题来，以28年为时间单位，拖了再拖？

我对郭宝胜的思想方向，倒也并不是完全不赞成。我的问题是：我们这些没有被共产党迫害的人，不能对中国的民主做什么，难道你们这些被共产党迫害过的人，就能做什么？至少，我们承认什么也没做。你们做了28年，有什么成果，可不以说出来让我们见识见识？

郭某人接着说到公布财产的事。我们知道，这些职业民运人士，或者职业革命家，张嘴冠冕堂皇，实际上，对钱、地位，很多人是眼睛发绿的（根据唐的爆料，胡平就是一个例子）。这些民运人士，都有很严重的共产主义情节。公布财产之后，还有点钱的人，如何可以不把他的钱捐出来平分、共产，以谢天下？

郭宝胜接着谈起隐私什么的。不过，郭宝胜是牧师，不是律师，郭宝胜的隐私论，就像夏业良的证据论，我不想和他们计较。但是郭宝胜呼应美国之音，在美国之音说我是五毛、大外宣的基础上，干脆把我发展成了骗子。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我被迫出来得罪他一把。而夏业良，张嘴闭嘴就是法治，真让人不寒而栗。

今天郭宝胜们和夏业良们在美国，在这个合理的制度下，只能乱说，没有乱动的机会。夏业良们的努力工作，充其量也就是削弱郭文贵。我担心的是，如果有朝一日，当住在中国的那些中国人，争取到了民主，傻不叽叽地让这些人跑去中国。这些人用他们花里胡哨、冠冕堂皇的高论，去蛊惑那被洗脑了两千多年的中国民众，去贯彻他们版本的“民主”和“法治”，那倒是很可能导致实际恶果的。

写于2017年6月24日
（作者郑朴捷为洛杉矶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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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民运的穷途末路--纪念六四下篇

这两天纪念六四。纪念六四，就不能避免地要涉及现在的所谓“海外民运”。

昨天的讨论里，我们谈到过一些。之后，有一位读者，把吴祚来的一个推特发给我。我去他的推特里去查，又发现了一些言论，摘几条为例：

“民主不是免费的，自由也不是免费的。民主义士们为公众争民主，公众当然应该经济支持，如果你不支持，就难有专职人员服务于民主事业，中国或世界上有数以百计的民运人士，总有一位符合你支持的标准，如果没有，你就自己站出来，为民主工作，经费不充足，就筹集经费，如果没有人支持，就接受奴役的命运。”

“许多民运人士都在努力推进，不要以偏概全，没有对民运有过支持或参与的人，严格来说无权批评民运，民运从来不应该有局外人，对大陆民主一声呼吁，对维权行动一次转发都是民运一部分。搞内斗互相谩骂的，总共有十个人或二十个人？这些人或性格有缺憾，或不是真民运人士，他们不是民主人士的全部。”

“人民争自由，垬说没有绝对的自由，你大爷偷换概念了，没人要绝对自由，只要法定的自由。我们说，民主人士应该有专业化的团队，并有捐赠或供奉，和尚道士有人供奉为什么民运人士没有或供给微弱？又有过激反应的来了：你们是神啊，得供着你们。人民如果真的要民主，就得供养自已的职业代言人。不是吗？”

“民主需要组织管理，这是一个学习过程。民主即麻烦。不怕麻烦不怕博弈的民族才能民主自由。”

“民主政治需要专业人员，希望吃民主饭的人更多，更专业，有更多的供奉者。业余民主运动难持续。”

我先来举一个Jason Chaffetz的例子。Chaffetz是众议院Oversight & Government Reform委员会的主席。他决定月底从众议院辞职。根据他的说法，离家住了1,500个夜晚，够了，该回到私营机构里去谋生了。

我89年在华盛顿搞游说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去华盛顿以前，觉得一百万是一大笔钱。到华盛顿一段时间以后，觉得一百万没什么。所以，他觉得，是回到私营企业去尝尝赚钱的滋味的时候了。他随即找到两个40多万基本工资的工作，然后就在科罗拉多滑雪场边上，买了一栋别墅。

中国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国进民退，换句话说政府权利太大。美国的问题，也是同样，Reagan、Clinton搞国退民进，两个Bush搞国进民退。后来Obama变本加厉。现在Trump缩小美国政府（当然左派媒体MSM没人关心）。

对于一个政府来说，如果不有意地遏制，政府就会自然而然地越来越大。这里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里的人，从来没有赚过钱。不知道钱是怎么赚来的。他们的工作，就是以冠冕堂皇的名堂，把老百姓辛辛苦苦赚来的钱，通过苛捐杂税收上来，供他们挥霍。

今天，在美国的“民运人士”完全不理解美国体制，一心想着中国人争取到民主之后他们海归摘桃。郭文贵对他们提了一个问题：你们这些“民运”这些年做了什么？民运的回答是他们做了很多工作。对于郭文贵这样的人来说，工作是工作，吐沫随风飞去不是工作。郭文贵是一个生意人，知道做实事的艰难。

其实，这些民运分子生活在美国社会里，如果有意做点实际工作，当下就有一个：我们华裔的利益，正在被美国的左派，以公然种族歧视的方式剥夺。这件事情，Ed Blum代表华人提起诉讼，但是可悲的是，没有中国团体进行这类的工作。

美国华人，比较来说，收入非常高。但是，就是不能团结起来，为我们这个群体的利益，做点什么。结果，我们就受欺负。这个问题，在中国的中国人中，同样存在。民运是不是可以通过解决这个问题，练一下兵？同时在郭文贵的意义上，做点事情？

如果“民运人士”为这里的老百姓做事了，然后再出来要公众资金支持，就有理有据。否则，不管民运是什么都没做（郭文贵的说法）还是做了很多（民运的说法），无可争议的是：这里的老百姓，没拿到什么实惠。在这种情况下，民运凭什么说“公众当然应该经济支持”？

做过生意的人，都知道：自由市场讲究自觉自愿的等价交换，政府讲究巧取豪夺。吴祚来的语言，充分表明，他挣钱，不愿意通过自由市场的等价交换，而想用国家机器的强权机制。

换句话说，这些民运，如果对做事不做事的定义，和平常老百姓有那么大的不同，将来他们有朝一日回到中国，会不会他们觉得他们做了很多，老百姓觉得他们什么都没做？结果，他们横征暴敛，冠冕堂皇，老百姓怨声载道，他们还说，“公众当然应该经济支持”？美国的左派，就是这么做的，结果老百姓选上去一个一点政府经验都没有的Trump。

我看到一篇报道，2016年，联邦的法令法规，给美国企业，带来了1.9万亿的费用。Obama这八年，说简单点，就是没完没了地通过增加法律法规，增加企业负担，从而实行变相的社会主义制度。结果，小企业基本上被搞得没活路了。今天，Trump现在正在一步一步地，取消那些法律法规。

首先，Trump没有政府经验，他当总统不也当得挺好的吗？而且，正因为他有私营企业的经验，他知道这些冠冕堂皇的政府法规，对企业带来多少负担。其结果，当然首先反映在中产阶级的生产效率上（从中产阶级荷包的角度讲，就是购买力）。

绝大多数老百姓，没有做过生意，所以他们不知道做生意、经营企业的风险和艰难。这样，政治人就很容易用冠冕堂皇的理由，让这些不明事理的老百姓，支持政府增加企业负担，似乎大家无需对这些负担买单似的。这种只见钱来，不见钱去的好事，何乐而不为？结果，首先买单的，是中产阶级。

所以，我们应该问的，应该是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不是成功的生意人、企业家，他怎么可能当一个合格的政治人？

说到中国，现在中国政治人的经验，是和权贵资产阶级勾结，通过垄断，挣不许别人挣的钱。所以从美国意义上说，他们没有经营企业的经验，也没有协助企业成功（例如减少企业负担）的经验。

根据吴祚来的说法，老百姓“该”对他们的“民运行为”付钱，他并没有问（至少没回答）：他们提供的民主服务，我们这些在美国的华人需要不需要。吴的态度，就是政府向老百姓横征暴敛时的嘴脸。

很多民运分子觉得，老百姓给他们钱，应该是义务，不应该问他们会做什么。难道政府横征暴敛的时候，不都是这样吗？都是以冠冕堂皇的语言，强迫的方式，做不可告人的勾当？

回过头来，中国一旦有了民主，那个民主一开始将是非常脆弱的，如果搞不好，新政府会很快失去民众的信心（而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在流了很多血以后，让一个拿破仑再次登基、复辟）。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我们在美国的华人，还要捐钱给这些人，好让他们有朝一日，回到中国，去用恶霸的形式，压榨老百姓，摧毁中国的民主？

在美国，大多数在政府顶层工作的人（political appointees），是通过自我牺牲为政府工作的，因为那些人如果到私营企业来工作的话，都可以挣更多的钱。他们的想法是，自我牺牲一段时间，来服务（serve）。美国人用serve这个词，就是这个意思。总统打电话请人出来工作的时候，都是用尽义务劝说，用serve来说服人走出茅庐，为政府工作。

为政府工作，不为赚钱。服务一段时间以后，回到私营企业继续赚钱。这是正常的美国政治逻辑。而现在的民主人士的问题是，他们在美国生活那么长时间，有些人生活了近30年，脑子里，还把政府当成饭票。将来他们回到中国以后，恐怕还会说，美国的政治人都是挣大钱的。（对于穷困潦倒的民运人士来说，美国的政治人是在挣大钱。但是，对于美国的政治人来说，他们是把政府当成服务的。）

当然，Obama是一个例外。作为破落户的Obama，对美国人民带来的危害，至少有几万亿，主要由中产阶级买单，同时得到糊里糊涂的老百姓（包括80%的华人），和别有用心的左派的热情支持。

说到挣钱，对于Clinton这一家子来说，他们出去演讲个三五次，40万就全有了。何必一年365天，天天都累到话都说不出来。当年他和Monica Lewinsky，凌晨三点的时候做那事儿，同时还在给议员打电话谈公事。当时就有comedian说：这么勤奋的总统，【该comedian对他老婆的评论在此删去】，接受点服务，难道不合理吗？

美国有240年的相对合理的体制，是一个很富庶的国家。在美国，对于一个有良好教育背景，有能力，有20年经验的人来说，挣几十万不算问题。即便我们中国移民，在美国一年挣几十万的，也大有人在。当然，很多人，挣钱虽不多，但他们注重生活方式。换句话说，他们不挣钱是因为不喜欢挣大钱的生活方式。

历史的教训不容忽视。美国当年革命，是一帮吃穿不愁的人闹革命（Jefferson、Washington都是Virginia最大的奴隶主），法国革命是破落户革命（如Robespierre），结果就是流血流血再流血，弄来弄去，通过拿破仑登基，回到原点。即便我们不说前功尽弃，也是多少人鲜血白流。

对于认为“民主义士们为公众争民主，公众当然应该经济支持”的吴祚来们，我有一个建议。咱们立一个规矩，一年挣不到10万，就不要来谈民运。美国有自由市场，大家都凭本事通过竞争赚钱。如果一个人，通过这样公平竞争机制，挣不到钱，他有什么资格来谈民运？（换句话说，经济基础都不行，谈什么上层建筑？）这样做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避免民运成为找不到工作的人和不屑于介入经济基础的人得以继续自大骄妄的藏身处。

设想，一堆每年至少挣10万的人聚在一起讨论民运，讨论的将是民运。而今天，一堆穷困潦倒的Robespierre们聚在一起，真讨论的，恐怕是以民运的名义，怎么多搞点钱。除此之外，就是吴祚来发的感慨，觉得人家都欠他二百吊。这些人将来去中国加入民运，对中国的危害性，有Robespierre的前车之鉴，绝不可低估。

现在，海外民运有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趋势。例如，民运们自己抢夺话语机会还来不及，圈子外面的人就失去了说话的机会。在民主过程中，兼听则明很重要。当年法国大革命的问题，就是这样的劣币驱逐良币，结果酿成悲剧。

吴祚来谈到训练管理，其实，训练管理，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军事运作，另外一个是商业运作。天下可能没有哪一个国家，肯把军队拿出来，让这些民运分子来练手。所以，练管理的唯一途径，就是企业管理。（在今天民运圈子里混，专业搞窝里斗，怎么说也不能叫训练管理。）

吴祚来说到博弈，通过商业博弈学习政治博弈特别适合这些民运分子。因为在一个民主制度里，问题不是要打败对方，而是和对方一起研究，找出一条双赢的路子来。这和民运分子通过窝里斗学到的，是完全不同意义上的博弈。

网上盛传北大前教授夏业良送外卖。我去查了一下，夏教授在他的推特上说：“去年10月初的谣言，司马南也兴奋地转发过。一群脑残的自慰游戏。”显然，夏大教授觉得别人说他送外卖是在骂他。

我觉得吴先生和夏先生第一应该去送外卖。通过送外卖，了解了解钱是怎么挣出来的。让夏先生真正明白明白supply（供给）和demand（需求）的关系。日后他们回到中国，对老百姓横征暴敛的时候，至少不会那么理直气壮，或许稍微会有点怜悯心。就现实而论，他们不会见到一个郭文贵就写proposal。闹哄不闹哄？

现在的民运分子，觉得说他送外卖是在骂他，完全暴露了他们的弱点。结果，从博弈论的角度讲，他们的言论和心理弱点，让使领馆的五毛，掐住了他们的五寸。弄得他们以后连外卖都不敢送了，让他们在美国死要面子活受罪。

海外民运脱离民众、生活在一个幻想世界里。相对来说，郭文贵是一个正常人。结果民运和郭文贵没有共同语言，走上穷途末路还不自查。这是海外民运28年以前的问题，今天还没改。就这个学习速度，还想将来对中国产生正面影响？

今天的民运分子们，以吴先生和夏先生为首，都应该走出民运圈子，从送外卖开始，首先make an honest living。从经济基础开始努力，日后吃穿不愁了，再出来谈上层建筑不晚。

只有那样的海外民运，才是真正的民运，而不是一大帮人以民运为名，行窝里斗之实。走在大街上，还觉得人人都欠他二百吊。张嘴就是共产党的那一套，你们只许吹喇叭，不许批评。批评他们就是破坏民主、反党、反华，什么的。民运分子们，首先需要做的，是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经济基础。之后，才会明白郭文贵说的做事是什么意思。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他们才会从一群可怕的Robespierre，变成受人尊敬的、像Jefferson、Washington这样的君子。

只有这样，将来那些住在中国的中国人，争取到了自由、民主，他们才可能回去做点正面的贡献。

写于2017年6月6日

作者为洛杉矶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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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六四

今天是六四，刚刚听了郭文贵在他的“不纪念六四”的节目里，问了几个很好、很触动人的问题。其中包括：我们都做了什么？我们未来能做什么？

第一个问题：我在洛杉矶AM1300电台呼吁自由，呼吁了四年。结果，因为去年大选的时候，我邀请国会议员共和党候选人做嘉宾，被洛杉矶最大的电台，以立刻生效的形式，给开除了。目的就是不让我向大家介绍政治候选人、让大家不能真正地了解候选人，而以政治正确的方式投票。说到底，就是投和自己利益相反的票。看我们这个社区，的确如此。连主流媒体，例如《华尔街日报》，说起我们，都以调侃的方式，因为人家实在不知道如何评论我们这个完全没理性的群体。

我被开除之后，社区里一点反响都没有。麻木是我们华人本性。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结果我们华人在美国，被人家各个击破。我们的孩子，在上大学的时候，被人家公然地实行种族歧视。有谁揭竿而起？只有Ed Blum，一个犹太白人。

没有了节目，我就在Facebook建立一个账号。一年之后，攒起来区区四百来个读者（大概有100个还是以前的，我不记得准确数字了）。现在，要求加入的人，更多的是要向我出售性服务的广告。想起来都可悲。

有朋友让我开自媒体，让我好歹好歹地折腾一年，再攒四百个听众。恕我直言，我听起来，就是让我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记得我在做节目的时候，一个夏天，我给我的孩子讲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每天讲一个小时，当天放在网上。我在每个节目里，都广告我这个壮举（我查遍书籍、录像等，对于这么有名的剧，居然没人做过这类的工作，所以本爷才愤然而起，向风车进攻，做了一个一百多集，四十多个小时的节目），请社区的孩子来加入，过一个有意义的夏天。结果，在我们这个社区里，一个跟着我们读的孩子都没有。一个都没有。真是可怜。

华人可怜就是如此，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利益。而且，更可悲的是，关心的只是最实用化的那点利益。换句话说，如果我讲考SAT的技巧（也就是说，不通过真正地明白内容，而通过半欺诈的方式，得到高分），肯定会有人跟着听。但是，你真的讲学校不讲的英文知识，培养孩子的英文能力，就没有一个人感兴趣。

结果是什么呢？我们这个群体的利益，被人家无情地剥夺，没人站出来。我们很多孩子，即便通过半欺诈的方式，上了好大学，出来以后，却不成比例地，干不出一番事业来。应该怪谁？

在我们这个社区里，出来组织协会的人，不是为公益，而是为个公益的名头。更有甚者，有些人出来做什么协会的会长，目的是去领事馆领变相的特务经费。当然，他们领foreign power的钱，按照美国法律，需要向美国政府注册，我向几个人提及这事的时候，大家都是瞪直眼睛，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显然没人注册过）。

对于七爷（如此称谓是因为他上纽约落草了，而且据他自己说尚未被招安）的第二个问题：我第一累了，第二没机会。所以，除了给几百个看客写博客，目前不干别的。

我的目标，从来就不是住在中国的中国人，而是已经生活在美国的这些中国人。现在网上，因为郭老七，一片乌烟瘴气（说得正面点，一片喧闹）。但是，有一个共性。大家的眼睛都瞪着中国（当然还包括瞪着老七的名声和钱）。一大堆住在美国的人，个个都放着我们这些住在美国的华人不管。一天到晚，目标都对准中国。（问题是一个都没有。）我觉得，这些人实在可怜可悲。换句话说，中国真的民主了，他们分到了一杯羹，当上老爷了，各种复杂的问题出来了，到那时候，遇到问题，他们会做什么？开坦克上街？

所以在今天，我想顺着落草七爷的话问一句：如果任何人想为中国的民主做准备，现下就有一个项目：帮助在美国的中国人，利用美国的民主、法制机制，推进自己的群体利益，不让别人再公然欺负我们。说到底，在中国的中国人的问题，不就是只要你不拆他的房子，他就对一切无动于衷吗？问题不就是你不把他的家人、雇员抓起来凌辱，他就接着助纣为虐吗？

现在，这些网上的乌合之众，在人家欺负我们的时候，不争取权益，居然跟着老七，恶搞什么“感谢美国日”，荒唐不荒唐？恶心不恶心？对我们的子孙来说：可耻不可耻？他们干这种断子绝孙的事情，不知道拿了老七多少经费。

说得更彻底一点，这和现在住在中国的中国人，在共产党扒他们的房子的时候，还口口声声地说支持共产党。有什么不同？用老七的说法：中共粪坑里的蛆，绝大多数，还是好的嘛。

问一个可能有点过份的问题：就凭这帮子人，你能期望我们华人在美国得到民主、法制的利益？还是在中国的中国人得到民主、法制的利益？这帮子人，是在为中国民主奋斗，还是在为分一杯羹，做新一代的皇帝，欺压中国老百姓奋斗？如果谁做否定回答，那么回答我这个问题：为什么他们不脚踏实地，现在就在美国做点什么？

这是我今天对六四和年轻时代的纪念。

写于2017年六四

从郭文贵冒头儿想到的

刚刚看了一点郭文贵冒头儿的录像。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老郭找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所谓明镜电视（实际上，只是一个YouTube账户，根本就不包含传统电视的意义。郭做了两次节目，明镜“电视”就堂而皇之地从第一季，发展到了第二季，连老郭都忍不住指了出来）。聪明到底的郭某人，避开CNN、NBC，找这个明镜“电视”。为什么？ 我的解释是：老郭深谙中国人的心理。中国人没有自信心，反映出来，就是我偏喜欢吃苍蝇式的逆反心理。表现在这件事情上，就是外国媒体报道的贪腐，我就是不办。就是不让你“干涉内政”。《华尔街日报》报郭虎城（商务部部长），我不办。《纽约时报》报温家宝，我更不办。郭在CNN指控一大堆人，经过中国人的心理疾病处理以后，就变成给这些人穿上了护身符。老郭那么聪明的人，当然不会这样做。但是，他放眼一望，一大片已经被北京他对头收买了的中文媒体。没有办法，就只好明镜“电视”了。 另外，老郭拒绝正经媒体，还说：中国人的事，中国人自己管，不要你们管。显然，老郭也是使用障眼法、误导法、说一套做一套的专家。干中宣部也是一把好手。这样的一流人才，没有充分利用，真是党的损失。 郭在节目里说，今天的共党，比当年的日本侵略军更残暴。我也学一句当年共党电影里伪军向日本皇军谄媚时说的话：高，高，实在是高！ 老郭实在是高！ （中国人实在扭曲！）


郑朴捷
写于2017年3月11日
（作者为洛杉矶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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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成回中国，还是留美国？

最近美国移民吃紧。有朋友问：毕业以后，要不要海归。我的第一反应是，看到美国的难处，难免这山望着那山高。我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

我想到了一个人，用他回国的经验，来回答这个问题，应该非常合适。

当年，这哥们，以他文化大革命画毛主席像；文化大革命以后，在纽约街头作画；然后以西藏组画出名的资历，不好好在纽约画画、探索，满怀着莫名其妙的期待，跑到清华大学去教绘画（在艺术领域，绘画不像艺术史、艺术批评，本来就不属于学术范畴）。

再之，这哥们儿从来没在清华混过，不明白那潭子水，是不是他这种人可以去趟的。显然，清华这个牌子，把这哥们儿的大脑冲晕了：中国第一学府，进去了以后，可以招全国最好的年轻画家，今儿可以让一代年轻人，把他叫师傅。一代宗师、名利双收，那是一个什么份儿？

结果，就凭他那半斤八两，就冲昏头脑，忘记了他知青的底子，就跑到清华去耍大刀。结果不用问，很快就被人家搞得灰头土脸，自己灰溜溜地出来了。

溜出清华以后，该先生不能以清华教授的姿态，做一代人的宗师了。他摇身一变，换了一个角度，一身长袍，满嘴他妈的民国什么的，拿木心做他的理论幌子，拉大旗，做虎皮，逗着媒体报道他，塑造他年轻人宗师的形象。（顺便说一句：木心本人是另外一个例子，不过今天我们就说一个人。说到这里，大家大概都知道了，我是在说陈丹青。）

下一步，陈某人知道，大爷当不成了，就干脆做流氓算了。一不做，二不休，他就把老实话给说出来了： “去他妈的，活下去最要紧。”（这和邓小平的“发展就是硬道理”有什么区别？）老子TMD一代宗师，怎么还没混上？

从这以后，陈丹青一步一步地，就升入神志恍惚，胡说八道的境界。其言论，近乎无耻又可笑。举个例子，他说：“中国人有自己的信仰--活下去最要紧，这是很伟大的信仰。什么东西有用咱们就用，没用就打倒它。”

再举一个例子。从文革打砸抢到现代疯狂GDP，中国的古建筑、文物被大量破坏，陈丹青说：在世界上“找不到任何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急于践踏自己的文化”，而这正是“中国人大气的一面。”

其实，当不了一代宗师，道理很简单。除了他自己那点底子，根本没什么资本当人家的宗师。而且，学问浅薄到荒唐的他，根本看不出来，中国只有一个人可以当爷，当一代宗师。毛泽东当年就是一代宗师。这个位置，岂是他可以问津的？

最后再来一个例子。韩寒写文章，被发现抄袭。陈丹青就说：“我非常喜欢韩寒，我一点不关心他抄袭不抄袭，我根本不相信他会抄袭。如果有一天说这个文章是他爸爸写的，我连他爸爸一起喜欢。很好，那么好的文章，你写写看，然后你想有这么多粉丝吗？你就试试看。”我说哥们儿的大脑出问题了嘛。他应该说：你抄抄看。

回国还是不回国，to be or not to be，归根结底，还是那个问题：你想去趟那潭浑水吗？


郑朴捷
写于2017年2月9日

Reflections of a Radio Talk Show Host (of AM1300 KAZN) -- Part VII

This is the seventh and last part of the memoir of my four-year tour of duty as a radio talk show host for AM1300 (KAZN).

If we take a look at the bigger pict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maybe, to some extent, the American society as a whole), my experience with AM 1300 (KAZN) is indicative.

First, people are weak, especially those working in the media. They are well-educated, i.e., highly degreed by the educational system, and think that they are supposed to be the winner in the world, making top dollars. The fact that they are actually making bottom dollars (for those working for KAZN, they make less than those working in the fast food chains) makes them think that the society is unfair. Their political ideology is for the government to set up laws and regulations to force employers to pay them "fairly." In the meantime, they would not take the trouble to fight for better treatment, as they would neither make any requests to the management, nor form unions, nor stand up to the station's abuses.

In time,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the employees are those who could sustain the station’s abuse. I found out that these are a special type of people. They are smart people. Once upon their lives, they had dreams. However, they are too weak, or too devious, to take any action to make the station a habitable place.

In the meantime, the community at large understands bette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being smart and getting paid for it, i.e., the value of risk-taking. Inside an organization, when you fight for the fair treatment, it is risk taking, as you may lose your job. Of course, forming ones' own company is another type of risk-taking. Risk taking typically brings higher remuneration is just a showing of reasonable market, which award improvements, or services to the consumers by doing things in a better way. At a foundamental level, rewarding risk-taking is simply a part of market mechanism to reward those who provide more services to others (customers), as reasonable market set people's earning by the market value that he or she could produce. For market, providing unneeded services (by highly degreed people) and getting paid are contradictions.

As I found out, those who stays in the station long term do not recognize that fact. They are too quick to admit that the ration is their only job possibility. When their English are sufficient to communicate, they almost uniformly admit that their English would allow them to find a job elsewhere. Since the station is the only choice for them, they don’t want to do anything themselves to risk that job. The problem is that they are all smart people. They know that they are being short-changed, but they want someone else to change that situation for them. That someone else inevitably becomes the government, as today’s politicians peddle the classical Marxist class-struggle theories to them to great effect. The result is layers after layers of revengeful regulations burdening the corporations, reducing opportunities to all except those who are a part of the burdening effort. Just like drug addicts, when things are going worse and worse to them, they want politicians to be more revengeful and lay on more regulations to the evil corporations.

In our age, these are the people who inform us what happened in the world. I live in Los Angeles, and have been interviewed by The Los Angeles Times about SCA-5 (the law intended to change the California Constitution so the universities could discriminate the Chinese, among others), but when the article came out, my side of views was not presented. The paper made an appearance of reporting different sides of views, but in fact, at least to me, it reported the same side, the side that supports the discrimination. After I was fired by the station, I wrote down the event and send the article to The Los Angeles Times reporter, who did not even bother to acknowledge my email.

Once, when I was still working in New York, I talked to the managing editor of The New York Times. He said that the paper only hired reporters with more than five years' experience with a comparible newspaper, because the paper relied on the reporters for the selection of the topics to write about. Then, the problem of the bia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AM 1300, and the like, comes from the fact that the hiring managers typically choose those similarly minded. Those who write positive stories about the market rewarding mechanism of risk-taking probably would offend these people, or to be more precisely, runs afoul with their denial of the benefit of risk-taking and their lack of strength to take risks.

For people outside these so-called intellectual cocoons, such as newspapers and universities, America is a great country because it permits the entrepreneurial spirit, not because the big government forces employers to pay people by their status (college degrees or whatever else) other than the contribution to the business (for the uninitiated, that means services that the customers would pay for). If the employer refuses to pay its employee his market, the employee could simply find a different employer or establish his own company to compete with his former ineffective employer.

For the smart people who refuse to take any risks, the question is why should the society reward them with higher pay, as the duty of the management is to maximize the profitability for the owners. Of course, the employees have their entire denial mechanism to deny any possibility for them to confront that question. Once the denial mechanism is up and running, they use the same mechanism to handle all contradictions in their lives.

For those who wor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at least, they have more opportunities open for them. For those working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media, the vast English language businesses are not available to them. So the media outlets could build an isolated island of low pay. One of the first thing I learned after working for the Chinese-language media is that all media outlets treat the employees the same way. Worse, the Chinese-language media live in an environment that many eye balls are taken away by government propaganda (eithe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their grand overseas propaganda effort or the U.S. government in the Voice of America). Also, the most popular newspaper and radio station are linked to Taiwan. The situation is so bad that I once heard that the Voice of America commented that all Chinese-language media in the U.S. belong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overseas propaganda machine. Although that comment is extreme, there is no denial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putting in a lot of dollars to make sure that the Chinese-language media here do not become the originator of negative content agains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s AM 1300 has many joint project with China with questionable financial deals. In this confused environment,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for anyone to launch an independent media operation without serious financial backers (although the market itself, being a wasteland with high-income consumers, is a lucrative one).

Under this type of environment, the Chinese immigrants are separated into two groups. Those who understand English well consume little Chinese media, like me before and after the period when I hosted the program. There is no cultural preservation effort here at all. For those who rely on the Chinese-language media, they are poorly served. The result is that 80% of the Chinese voted for Obama in 2012, making the Chinese community irrelevant to American's political process as the Republicans see no hope of getting any vote from the Chinese, and the Democrats don't see why they should mess with something this good.

I have been critical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 station stood up to the pressure to fire me, although it might have come close at one point. What became totally unexpected by me was that, after I arranged an interview with Jack Orswell, who was running against Judy Chu for representing the California 27th district, the station first published a notice banning any type of interview to any political candidate, and then fired me after I refused to cancel the interview. Is informing voters that evil?

I live in a place where people work hard and are comparitively wealthy. It is clearly evident to those who care to take a random drive through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east of the downtown Los Angles, where the nicest buildings are occupied by small businesses, rather than large corporations and government offices, like many other areas of the country. Yet, the political system, the media, and the educational system, betray these hard-working people, for their own vested interests.

After working for the radio station for four years, I picked up a strong sense of wasteland. Only for me, May is the cruellest month.

Hearing that I was fired, one listener commented that he has expected this to come for some time now, as he did not think that people like me have a chance to last long.

In any case, I think that I've had a good run. The four-year radio career gave me a clear sense of the community that I live in. For that, I am grateful.

Also, someone said that life is about putting out a record. With some 200 programs, all available at YouTube, I have expressed my thought about the U.S., China, and the world.

Now, after the career of talk show host, I finally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pick up painting.

Old soldiers never die. They just fade away.

Finally, I want to thank everyone who have read this far.

(End of the series)

First published on August 19,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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