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对谁有好处？

目前，很多美国人不喜欢中国大量借钱给奥巴马，给奥巴马这个机会几万亿、几万亿地乱花钱。这批人中间一个很时髦的说法就是中国先向美国输送大批廉价货品，换回去了一批外汇。然后美国人手里的花钱花光了，没钱了，就回过头来把中国政府手里的钱，再借回来接着花。至于美国政府把这个钱花完以后，如何交待，至少奥巴马政府没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

从纯经济学角度讲，美国政府的财政开支，是一种事半功倍的花钱刺激经济的办法。联邦政府开支一万亿对于美国的一个四口之家来说，是一万三千多元。如果政府把这个钱直接送给老百姓，那么会给很多人解决温饱问题，会给更多的人创业需要的资金。但是这样做，华盛顿的官老爷们就不能用开支来购买政治影响。为了通过开支换取政治资本（捐款），政府开支给谁，从来都非常挑剔。对于那些关键的议员，为了得到他们的选票，以通过一揽子大开支计划，政府不惜在某些选区花几亿巨资来变相收买这些议员。这样花下去的钱，要是能有效率，那才是太阳会从西方升起来了呢。

在这一笔钱很大程度上被浪费了的时候，美国国内的债券市场也会因为政府大量借贷而造成银根过紧。正常的经济活动就得不到资金，因此有害美国的经济复苏。

从另一方面来讲，大量的金钱通过政府开支进入流通，同时没有有效地提高生产力，这就必定会产生一个市场上钱多货（包括各种产品及服务）少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之下，一个必然的后果就是通货膨胀。目前挂靠美元的地区（如香港），过热的局面已经抬头。但是，因为美国境内的银行刚出问题，放款非常小心，所以美国国内过热的情况尚未形成，但是公司贷款很困难，效果还是遏止经济复苏。（也就是说，没有免费的午餐。）这种情况造成的一个现象就是所谓mezzanine loan非常时髦。国会刚刚通过全民健保，因此国家大幅度开支的阵势才刚刚摆出来，重头戏还在后头。

打个比方，美国向中国借钱，中国是大人，美国是小孩。大人教育小孩的办法，不应该是在他需要钱的时候，没完没了地给他钱花。这样，钱慢慢地在这个孩子的眼里，就像白水一样，不值钱了。在这种情况下的小孩子，乱花钱的行为会愈演愈烈。这样，多少钱都会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被花个精光。而且，有这样花钱习惯的孩子，根本不可能去自己闯出一个天地来。因为挣钱和花钱比，是一个极其困难的事情。

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讲，奥巴马敢一万亿一万亿地乱花钱，就一定不会怕通货膨胀，因为他的政治后盾是那些没钱的人。而且，相对那些保守派来说，无论奥巴马花钱的效益多么差，他毕竟还是在花钱，至少提高一些人的生活质量。同时，在全球经济自由竞争的环境之下，美国有些人已经想放弃美国梦，让政府接管一切，似乎这样大家都可以过舒服日子。虽然这些人人数很少，而且不会根本改变美国的本色，但是他们就会选出像奥巴马这样，嘴里大谈自由经济（free enterprise），实际搞社会主义勾当的人。

从长远来看，奥巴马国有化的那些企业，本来就困难重重，在政府手里，不会有几个起死回生的。到最后，这些国有化行为，是不会给奥巴马带来多少选票的。而且，每年一万亿地白花人家钱的“好日子”是过不长久的。到时候，不久美国就会债台高筑，加上通货膨胀，这种情况会很快地浮现出来。到了那一天，保守派就会从挨打的态势中走出来，就可能在政界抬头，而扭转局势。

中国政府巨资购买美国国债，会在很大程度上，为美国的长远利益帮倒忙。自然，美国的通货膨胀一旦开始，那些国债就会随之贬值，那时，中国用廉价商品换回去的那些美钞，有很大一部分，就会真的变成废纸。

我个人的看法是2007年的危机，是由银行乱投资造成的。政府大可以让他们垮下去。美国毕竟多数银行没有那么做。仍然很健康。既然是自由市场，就不要怕那些冒险失败的人破产。当年布什犯的错误就是银行一出问题，特别是华尔街的那些大银行出问题，他就觉得美国要国将不国了，所以动用老百姓的钱来为那些银行界的赌徒买单。这是他不懂经济造成的问题。

当然，华尔街的影响遍布美国政府，而且大多数选民并不懂经济学，所以华尔街乱冒险，出了事情让政府买单，也是预料之中的事。

从中国方面讲，中国政府的问题是如何处置手里的这些美金。

首先，政府手里有这么多美金是外汇管制的结果。外汇管制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政府不知道如何处理手里的钱。因为依靠政府来决定在什么地方投资，就和政府开支没有什么区别。也就是说，借钱的人不回太考虑如何还钱这个事。借着政府的钱搞企业，大家的概念，和缴税差不多：我赚了钱自然会给你一部分；不赚钱，那你又能拿我如何？所以，对于中国政府来说，用美金买美国国债，就是一个最保险的做法。当年朱镕基就明确地对这个现实表示过无可奈何。

但是，手里有钱，最好的办法就是用钱来赚钱，而不是借给别人乱花。如果中国政府可以找到一个有效的办法，把这些钱重新投入生产，那效益自然会比交给美国国会让他们收买议员、通过乱花钱的法律要高。

其次，这个有效办法，就是解决外汇管制这个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取消外汇管制，予富于民。2009年底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也是这个精神。但是，没有涉及外汇管制。取消外汇管制，会有很大阻力。老百姓手里有了外汇，他们能干什么？很多人会拿这些外汇到海外投资、甚至消费。其实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情况。当年日本人手里钱太多了，来美国投资，就是一个例子（当然，那时一个失败的例子）。为了避免资金外流，中国政府就对外汇进行管制，也就自然而然地导致了美金在手，不知所措的结果。

其实就是让那些挣外汇的商家把挣来的钱投回美国，是一个很有远见的做法。要知道，美国消费者花钱买中国制造的商品的时候，大多数的钱并没有汇到中国去，而是让美国这边的零售商、中间商给赚去了。中国的产品本身，没有品牌，所以没有知识产权成分，卖到美国的只有廉价劳动力。中国产品在美国立足，靠的是美国零售网（如Wal-Mart）和中间商的品牌。如果中国商人可以直接闯入美国市场，他们就可以让自己的品牌跻身全世界。当年我在日本Fuji Film打工，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日本对美国分部的重视。结果那些打出来的品牌，包括Fuji Film，可以走遍全世界。

话说回来，这种在海外的投资效益，会远远超过巴钱借给奥巴马乱花。问题是中国政府要认清两个事情：（1）投资来美国并不是把赚到手的美元在白白地、自动地拿回美国。如果拿产品来美国是赚硬钱的话，那来美国创品牌就是赚软钱。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通过硬件赚钱，会越来越难；而通过软件赚钱，其利润率会越来越高。（2）了解美国市场，并且在这个了解的基础之上自己搞开发，从长远的眼光来看，会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为中国经济起到一个保障作用。就现在的中国经济地位，还是一个廉价劳动力市场。明天别的国家的劳动力比中国的便宜了，美国的这些公司就会放弃中国，去其他那些国家。但是，如果品牌和产品掌握在中国手中，即使厂子开在第三国，中国这一个环节也不会被跳过去。其实，这种环节（研发、品牌等）才是真正动脑子赚钱。在这方面，和美国分一杯羹，才是中国经济下一步稳步发展的真正出路。

温家宝的小女人性格及由此产生的小女人外交

中美外交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毛泽东在开国的时候，就想和美国修好，但是美国人傻呵呵地，没有察觉到这件事，结果逼毛投入斯大林的怀抱。然后，麦克阿瑟冲昏头脑，不听周恩来通过印度大使发出来的最后通牒（自然，这种做法本身有一定的问题），搞得中美在朝鲜干了一仗，最后还是以在板门店握手言和告终。

文化大革命的高潮过后，中苏之间的关系已经恶化多年，毛重新向美国表示友好，当年尼克松顺应美国民间的共识，打通中美关节，然后中美之间的关系，就开始正常运作。虽然在表面上，中国媒体一直在骂美国，但是中美两国的老百姓一般都不知道中美之间的合作已经达到了何等程度。正因为基辛格和周恩来之间这段工作的成功，每次基辛格访华都受到中国最高领导的接见。

因为基辛格把他和中苏领导人的谈话记录的密级给搞错了，结果全部被发表了出来。当年尼克松和毛开女人玩笑等等，全部见诸世人。当年赵紫阳来美国，受到里根威胁，然后避而不提台湾问题，以保持朋友关系为上；克林顿对江泽民抱怨中国媒体太反美，有碍两国关系发展，结果中国媒体反美有所收敛。

到了本届中国政府，事情就江河日下了。温家宝可能觉得当年赵紫阳太软弱，所以他来美国的时候吊着台湾问题不肯松手，没完没了地说台湾是中国本国事宜，美国干涉伤害中国主权和中国人民的感情。害得Bush出头说硬话：“If you attack Taiwan, we will be there. （如果你们打台湾，我们一定会介入。）”这样才把温给镇住了。（这和当年毛与尼克松求同存异，形成鲜明对照。）

最近，在哥本哈根，温家宝更是使出下下策：奥巴马（美国第一把手）邀请温家宝（中国第二把手）谈判看能不能解决问题，温家宝竞派副外长赴约（以北京就有两千多正部级干部算，这哥们儿至少是中国的第两千多把手）。

目前世界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过大，只有大家都减少，才会对所有的国家（包括中国）有利。中方的问题归根结底有两个：（1）发达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一直很大。现在中国要发展，以此限制中国发展不公平。（2）美方要求的查证机制显示不相信中国政府，伤害中国人民感情，所以这个问题不能谈。

外交，说到底，就是因为我们同住一个世界，所以大家会为了两个国家，更多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利益，坐下来，作出一些牺牲以换取最大的共同利益。至于二氧化碳问题，因为美国是发达国家的头，中国在发展中国家最硬，所以中美妥协就等于全世界的妥协。中国满可以通过谈判以自己的小牺牲，换取发达国家的大牺牲。考虑到奥巴马现行的全世界性的磕头外交，中国很可能在正面谈判中讨到好处。

至于事先定义采集数据方式和查证机制，这是必然的。中国的弄虚作假目前在全世界臭名昭著，当年加拿大开始允许中国人移民，第一批移民到了加拿大以后，加拿大人发现他们的学历都是假的。（加拿大政府一开始也没数一数，如果那么多清华、北大的都去了加拿大，那美国这批是从什么地方蹦出来的？）而后，加拿大才开始调查申请人的学历，手续变得越来越复杂。这批中国人到了加拿大以后，开着奔驰车去政府领救济金，让加拿大老百姓实在看不下去，然后加拿大政府就开始调查中国人收入。如此这般，中国人的刁民形象就会渐渐形成。好在美国对于移民早就有一套办法，没有给这些人多少空子，所以没有给这批人创造坏印象的可乘之机。

中国目前上上下下，都是虚虚实实，这在全世界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即使奥巴马不要求查证，国会也不会不闻不问，稀里糊涂地批准那种条约。

打个比方，温家宝就像一个过了门的小媳妇，因为老公（奥巴马）一句话说的不对，伤了她的感情，他就带着大队人马回娘家了。外国媒体问的问题是：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如果温家宝务实，就会允许谈采集数据方式和查证机制。然后以此作筹码，通过正面接触，寻求一个妥协方式。他的实际做法，如此不负责任，使得全世界媒体为之哗然。这种小女人脾气大爆发，无视世界所面临问题的态度，如何增进中国的国际地位？如何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国家之间，一定会有利益冲突；代表各自利益的政府，一定会为自己争取利益。按照温家宝的标准，美国（还有台湾、日本、南北韩、俄罗斯等等）肯定会不断地伤害了温家宝的小心灵。他的工作，是不是就是这儿哭一场，那儿耍一次脾气？此君哭的本事，是众所周知的。前一段时间，周立波模仿的“我们来晚了”加上一句抑扬顿挫的“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将他的真实形象，通过网络，传遍全世界。如果他在美国来这套，记者立刻就问：“你现在知道你来完了，那你早干嘛去了？”“你觉得哭能解决问题吗？” 等等等等。温家宝的哭，在中国这么有市场，说明它代表着一种进步。也就是说，老百姓觉得他在乎老百姓。对比而言，老百姓觉得他以前的那些人对老百姓，连在乎都不在乎。

在近20年里，在全世界范围内，媒体自由度大大增加，中国领导人的这种让人哭笑不得的外交手段，展现在世人眼前，只会增加世界人民对中国的负面印象。这是中国领导人不可不察的一件事情。

消费者要充分利用法律保护自己

节日一过，很多消费者面临一个退货的问题。一般来说，对于有品牌的零售店，退货都不会有问题，无论是因为质量问题，还是因为任何别的问题，这些店都不会拒绝退货。我们律师事务所遇到的问题几乎全部出在华人商店。例如，最近我们接到一个消费者（我们不妨称之为A先生）的抱怨。他在华人影碟店里看到一台DVD播放机。播放机盒子上写的功能对他很合适。不光可以播放任何制式的DVD，这台播放机还可以放卡拉OK。在买的时候，零售店保证没有问题，说有了问题随时可以换。但是店家说不可以退。

买来一看，机器里的图像处理器显然有问题，播放机的扫描线和图像中的平行线（如演员身上穿的毛衣）互相干扰，形成很粗的线。这些线动得非常快，A先生看了以后，说他会有头晕的感觉。第二天，他就拿这台机器去店里问。店里立刻就给他换了一台新的。哪知道，这台新的那回家一看，有同样的问题。这样，他就拿去退。店家就说：我们是说好了的，只能换不能退。A先生说：你们是保证没有问题的，现在有了问题。为什么不能退？

很久以前，美国有很多这样的不讲道理的商家，利用自己的知识优势，欺负顾客。上面的例子就很典型：商家知道这台机器有问题，所以他们就用这种办法对付客人：（1）打保票说品质肯定没有问题，（2）可以换，但是不能退。这样，倒霉的客人把机器拿回家，看出了问题，自然就会拿回来换。换来换去不行了，就一定回来要求退。这时店家就会拿出第二条：我们说好了的，只能换不能退。这样的结果就是消费者花了钱，中了店家的黑套，只好回家吃一肚子的气。

为了应对这种店家，美国联邦和各州都订立了消费者保护法。联邦消费者保护法在美国法典第15部分第2301章（该法又称Magnuson-Moss保护法）。以加州为例，加州《民法》第1790-1795章被称之为Song-Beverly消费者保护法。这些法律都明确写明，所有产品，只要不注明“as is”或者“with all fault”，零售商即自动担保在正常使用过程中，使用者不会有意见（pass without objection in the trade）。如果消费者将这个商品派作他用，只要商家可以预见的这种用法，那么商家也要保证使用者不会有意见。如果质量有问题，消费者提出修理或者退货要求，商家不统一，消费者起诉时的律师费用，要由商家负担。加州先例法同时确立：律师费用和商品费用不必成任何比例。也就是说，为了几十元的商品，商家可能要花几千，甚至几万元的对方律师费（还不说商家自己的律师费）。

我们生活在华人社区，出了上面这样的事情，我们有两种办法：（1）忍气吞声，等于助长这种华人商家设个圈套欺负华人的举动。（2）找律师对这些商人使用法律手段。我们经常说，我们的生活环境是由我们自己建设起来的。只有我们大家联合起来，站起来，才能建设出一个讲理的生活环境。当加州通过了Song-Beverly法以后，几乎所有的商店，都开始实行30天自动退货政策。显然，这个法律的光芒，还没有完全照到华人社区。

后记：经过我们和影碟店交涉，影碟店愿意以支付我们的客人的律师费，并允许客人退货。此案就此和解。

人生苦短 永别2009

来美国20多年，思想受到过很多美国人的影响。近些年，每到年关，在媒体“永别”专栏里，越来越多的人是曾经丰富我的精神生活，或者是影响过我的人。读着他们对他们的回忆文章，自然让人嗟叹不已。

今年去世的人之中，和我有过直接关系的是Ted Kennedy。当年我们在华盛顿游说六四绿卡，我曾把一个备忘录发给了一些议员和白宫，Kennedy是唯一的一个议员，亲手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我（议员一般的交流方式，是在助理打出来的信上签字。那次从白宫收到的回信，总统的名字是电脑签的。）。Kennedy当年对中国学生可以说是热情洋溢，对我们提出的要求可以说是有求必应。他毕生重视移民，做了很多工作。这几年，虽然移民改革法案一直未能通过，但是Kennedy始终是以务实的精神，不遗余力。

要说最有名的，那恐怕要算Michael Jackson。Jackson是一个超级有创造力的人。他童年不幸福，然后致力于帮助童年不幸福的孩子，结果被这些孩子的家长与孩子串通诬告他性侵犯，搞得Jackson的后半辈子一直抬不起头来。一个人，如果把艺术搞到那种境界，一定要全部投入，其结果必然是不谙世事。像Jackson那样的人，没有他人强有力的支持，一辈子就会过得很惨。Jackson一家，和的时候少，闹的时候多，对Jackson提供不出根本性的帮助。结果，Jackson把他所有的创造力（反映在他的音乐之中）用于挣脱他的现实生活。最后，丧命于饭桶医生的手中。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有些小孩子没完没了地听他的音乐，让我也随着听了一些。我懂得摇滚乐，Jackson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我一直无法欣赏他开创的music video（音乐录像）。

对我影响比较大的，要算是William Safire。Safire在《纽约时报》周末杂志写“论语言”专栏，从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开始，每周必读。他以辛辣的手法，批判、嘲讽各种各样对语言的滥用。记得他有一次把很多大公司的广告词汇总起来，将这些句子的实际意思和写手想表达的意思进行对照讲解，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以前日航的名称是“Japan Air Line”，在Safire把“Japan Air Line”的真实意思分析一番后，日航就把名字改成“Japan Airlines”。然后，因为日航没有改缩写JAL，Safire又补上一篇，再取乐一番。看了Safire的“论语言”，让人不能不佩服他知识之渊博。Safire同时还是一个政治动物（当年他作过尼克松的演说写手）。他为《纽约时报》写的那些政治专栏曾帮助我了解美国政治。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John Updike正处于他的高产时期。我也就看了一些他写的文字。他说的有些话是挺有意思的。例如，他在他的一个回忆录里说，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认为女孩子的乳房长那么大，就是给男孩子玩的，不知道有什么别的用途。

在写手之中，2009年过去的还有Frank McCourt。我以前在纽约有很多爱尔兰裔朋友。当年Saint Patrick’s Day（圣帕特里克节），我在波士顿的酒馆里和爱尔兰人周旋，靠的就是McCourt的文字。喝得半醉，把那些爱尔兰人损的没有办法，就说：如果我爸听了你这些话，一定会揍你一顿。（翻译：我们这一代文明了，不用拳头解决问题了。）另外，搞文化工作的还有Walter Cronkite，Don Hewitt，Robert Novak等。迪斯尼公司最后的一名迪斯尼家族成员Roy Disney 2009年也去世了。当年他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致力把Michael Eisner从迪斯尼执行长位置上拉下来，闹得他自己先被迫辞职（随后Eisner也下来了），曾经是好莱坞的大新闻。

想起苏东坡的《前赤壁赋》：“月明星稀，乌鹊南飞”，北非曹际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曹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的对应是诡辩加及时行乐。诡辩者：“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及时行乐者：“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我们活在世上，精神之中很多来自他人。在历史这本书一页一页地、无情地翻过去的同时，为我们提供精神食粮的那些人，一个一个地和我们永别了。每到年关，无论“江上之清风”，还是“山间之明月”，都不能让我们无视这个现实。想到我们慢慢地，也会变成什么人的前辈，感觉上总是“适”不起来。

附：苏轼《前赤壁赋》

王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涉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

答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北非曹际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曹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青春永驻的妙方：学外语

新年将到，美国人都喜欢在新年搞一个new year's resolution。Resolution的英语意思是遇到问题找一个解决方案，很有一点矛盾中求折衷的意思。我们在这里不必那么讲究，姑且把它翻译成“新年自训”吧。

当年Arnold Toynbee花了很大力气，把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所有文化，都进行归总研究，然后写了一套十几册的《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他得出的规律性的结论是：一个文化一定要停步，甚至倒退一段时间，然后可能有大进步，永远前进的文化是不会有大进步的，因此也就成不了什么气候。我明年所需要的就是停一下。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人生苦短，把时间花在什么地方上，应该仔细想过，不能完全随波逐流，或者一味地向钱（前）进，那样太可惜了。明年的总目标：反思、休整，先不考虑行动。

像我们这种年纪上的人，休整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调整身体。在做事的时候，被事情逼着，没有时间考虑自己的身体，所以每过10年，我们就应该主动地休养一下。我上次这样的休养是1995年，自那时起，我就一直坚持锻炼，每周爬山，每天游泳，加上网球。所以时至今日，身体一般状况尚可。前些天我在外面打网球，邻场的人还问：你在哪里读书啊？搞得我哭笑不得。和我一起打球的朋友开玩笑说：“你把帽子摘了，他们就不会搞错了。”目前好莱坞的定论是身体锻炼比任何食疗都重要（当然，锻炼办不到的，他们还要靠整形外科）。

这次整顿，套用两个气功术语，主要不在“身”而在“心”。虽然说，干律师这行，一天到晚都要学习，但是慢慢地，轻车熟路一遍一遍地走，生活中的匠气味道就越来越浓，美联储前主席Alan Greenspan的办法是做微积分习题，他这一辈子做过的微积分习题集，恐怕是世界上少见的收藏。

对于我来说，在上大学、读研究院的那10年里，推了10年的公式，实在有些腻了，所以要另外找一个办法。好在美国防老是一个很多人关心的题目。每年，美国人在防老这件事上，花费有几百亿，所以这方面的书籍，报道都很多。一个很主流的做法是学外语，因为学外语的最大好处就是逼迫脑子用新办法想同样的事情。用养生专家Andrew Weil的话说，学外语就像在你的脑子里运行新软件，这样会锻炼大脑里更多的交流途径。而且，根据Weil的说法，你不必真的掌握外语，只要努力学习就可以达到锻炼大脑的效果。

根据统计调查，单语人群开始老年痴呆的岁数是71.4岁，而双语人群却在75.5岁。另有调查显示，移民孩子学习好并不是因为家长逼着他们上进，或是受艰苦的现实逼迫，而是他们的大脑从小开始就在双语环境中求生存，因此比单语环境孩子受到更多的锻炼。这里的问题是很多双语人，到了老的时候，已经不再努力学习外语，脑子虽然可以用两种语言，但是都是在走熟路。学外语能在什么程度上延后老年痴呆，因目前数据太少说不准，但是学外语能够防止老年痴呆这一点，是无可非议的。

当年教皇John Paul二世是一个学外语的精灵。他可以讲欧洲所有的主要语言。他70多岁的时候，来美国参加国际青年节，早上他出来跑步，遇上几个阿米尼亚人，教皇当时不会讲阿米尼亚话，但是他还是试着和这些青年用阿米尼亚话交流。几分钟之后，他竟然就真的用阿米尼亚话和这些年轻人交谈了起来。

外语的一大好处就是逼着人用另一种办法想同一个事情。因为我们平常说话的速度来不及让大脑进行单词查询，语法分析，然后得出这句话的意思。所以大脑一定要用这个语言本身的思维方式来思想，这样才能听懂人家在讲什么，才有可能应对（过程相反，步骤相同）。所以说，掌握一种语言（达到可以听懂、可以交流的层次），一定要把大脑训练到能够熟练地用另一种办法来思考。

语言虽然说是一种交流工具，但实际上也是一种形成思想的工具。掌握一种语言以后，就可以用另一种办法思考。这里最难的恐怕是摆脱已经既成的那套模式。我在清华上完英语口语班（清华当年在被录取进来的大约2,000个新生中挑50个口语比较好的去上口语班，然后由外教加强），英语已经完全可以交流。但是到了美国以后，被迫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忘记所有在中国学的中式英语，完全地在美国重新学起。现在想起来，当时这样做的原因是我用中国式英语和别人交流阻力太大。不彻底重新学，我实在想不出一个办法。

我有一次去波多黎各，那里接待我的一个人不久就问我：“你讲英语的时候，没有中文是不是？”我说：“的确是英文对英文，没有中文。”他就说，他也尝试了很长时间，但是始终摆脱不了西班牙语，因此总是有一个零点一、二秒的滞后。他说这个滞后给听者造成一种他这个人说话迟疑的感觉，因此给他工作造成很大不便。

很多职业翻译都有一个状况：他们在翻译的时候，大脑首先会把听到的语言翻译成一种中性的、没有语言参与的认识，然后他们在用自己的语言能力把这种中性认识再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大脑如此作业的翻译经常犯一种错误：那就是把英语翻译成英语，把中文翻译成中文，因为大脑在累了以后，不记得听到的是哪种语言。但是，真的把这样翻出来的话和原文写下来，研究其中的差异，是会让任何人咂舌的。（这里讲的是交替翻译，也就是大家都可以听到两种语言的那种。至于同声翻译，翻译翻的是语义单位，然后用自己的方式将这些语义单位联在一起。例如，见到“before”就说“然后”。有的时候，翻译还不知道讲话的人要说什么，就被迫开口。到最后岌岌地要把意思搞拧了，方见翻译的真本事。）

从我个人现在的语言能力讲，英文、中文属于第一阶级。英文没有什么问题。写中文的时候，因为脑子老是往英语那里走，造成一些写作速度上的问题。但是口语没有问题。上个月开的博客，就是一个很好的训练中文写作的平台。日语、法语、西班牙语属于第二阶级。我在Fujifilm干了5年多，一天到晚阅读日语，日语的阅读速度完全过关，但是因为我的口语达不到日本人的英语程度，所以口头交流大都通过英语进行。法语因为从读清华的时候开始就一直喜欢，所以阅读速度也比较高。今年圣诞-新年假期就是用雨果的《悲惨的人们（Les Misérables）》作为思想消遣。我的法语口语和日语口语一样，相当差劲。西班牙语能力在这组里最差。因为住在洛杉矶，人人都有很多讲西班牙语的机会，慢慢地也就会讲一些。但是，因为没有阅读，所以说不上语法。很早以前，我手里就有一本精装的《百年孤独（Cien Años de Soledad）》，但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的行文太古怪，实在不适合当第一本书来阅读。最近才买了一本畅销小说《上帝的间谍（Espía de Dios）》，但是还没来得及看。

新年自训之一：开始有系统地学习外语。除了写中文博客以外，有系统地学习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意大利语可以说是西班牙语的一种方言。）

Weil还说过，人的寿命，应该是在120岁左右，但是极少人可以活到那个岁数。但是照我们身体的设计，我们应该可以活到90多岁，并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能够在没有疾病的状况下活到那个岁数。年纪到了一定阶段之后，除了“身”，还一定要在“心”的方面进行滋养。今年的滋养，或许可以创造一个跳板，以协助人生的下一个跳跃。

新年自训之二是想办法教孩子学音乐。目前中国和美国有着同样的音乐教育问题。但是，音乐（特别是音乐教育）是一个很专业的事情，真的讲起方法来异常枯燥（绝没有演奏出来那么动听）。这种枯燥也正意味着学音乐之难，所以就把老师（他们都知道在有限的时间里把真的音乐概念注入学生脑子里是难上加难）和家长（不愿意让孩子真的受苦，同时急于见到效果）对立起来了。在这种对立之中，吃亏的肯定不是老师。教育出来的学生也是只能熟练地弹奏他人写的曲子。即便是为唱歌伴奏，唱歌的人一变调他们就不知所措了。更差劲的，可能都听不出变调。其实，孩子学音乐最主要的目的（和途径）是通过懂音乐让他们热爱音乐。

不好意思写了这么长。

祝大家新年快乐！

透过中国电影看中国人生活之压抑、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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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我们的紫阳同志优柔寡断，不肯到天安门和学生直接接触（学生哪里知道阎明复是谁），结果被小平同志认为办事无能，将他圈了起来。这之后，“赵老”（这是他后来南巡的时候，中央办公厅指示各省领导对他的称呼。后来因为他所到之处都受到太热烈的欢迎（所以我说南巡），惹得某人嫉妒，所以就不许他再出北京了）看了很多外国电影。然后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我一直没有意识到，世上居然有这么多好电影。

但是我的一个中国朋友在美国看了一些美国电影后，却持相反意见：美国电影太简单化，而且单调。全是个人英雄主义，然后以喜剧结尾。

生活在美国，一直看美国电影，对这个特性，的确没有明确地想过。最近，因为《蜗居》被禁播，就看了《蜗居》；听说王志文念台词着实了得，看了《天道》；联想以前看过的《新街口》、《手机》等片，的确可以看到中美两国电影之不同。国内的电影，电视剧，看了以后都觉得很压抑。而美国片子，看了以后就很痛快。即便是好莱坞拍的印度片《贫民窟的臭小子百万富翁（Slumdog Millionaire）》，甚至专门讲当年东德秘密警察的《他人的生活（Das Leben der Anderen）》，结尾都是那么苦中有甜（bittersweet）。

其实，赵紫阳的一生，正说明了中国的悲剧性。他当年在四川抓农业，在中央通过谷牧靠钻税法的漏洞开发广州、深圳（为避开中央的阻力），那是何等地大刀阔斧。他的业绩，向全国人民展示了改革的前途。后来出了政治事件，他就显示出了他软弱的一面。造成了他十多年的拘禁的生活。这种状况，在美国早已看不见了。即使被老百姓唾弃的政治家，脱离政府以后，到私营机构里发挥“余热”，其收入比任何政客都要高很多倍。每次美国总统换届，都要面对这个现实：合适的人因为华盛顿工资太低不能从政。生活在这种状况下的美国老百姓，说什么也理解不了这个中国情结。

美国电影中的乐观，并不是好莱坞自作多情，或者阿Q精神大爆发。说老实话，在美国成功，靠得就是个人英雄主义。首先敢作个梦，然后肯动脑子、想办法、吃苦、流汗。美国有一句话：你在做梦的时候要千万小心（be careful what you dream for），因为今天的梦想很可能就是明天的现实。（这种说法针对一大批美国人，他们在做梦的时候以为梦想不可能成为现实。等梦想真的成为现实以后，他们又后悔。）

完全从我的个人经历来讲，我从在公司搞技术和管理，转向到作律师可以说是一个梦。历经十年艰辛，梦想的确变成了现实。而且我以往的工程、物理背景，和公司管理背景，对我选择的商业、知识产权领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各人的梦想不同，例如我就没有从政的意愿（当年出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中国出头，一定要从政，而我对从政实在不感兴趣）。就现在的状况，我也不想写一部中国的《贫民窟的臭小子》。梦有大有小。有些人的梦想是开一个餐馆，这样他可以有一个平台来研究做菜；有些人梦想从政，以帮助广大老百姓。我的梦想是当律师，通过处理个案帮老百姓，可以说是不大不小吧。

一个社会，如果允许各人作各自的梦，然后给他们一个平台来实现这个梦，就是一个合理社会。从这点来说，美国比中国合理。而好莱坞的个人英雄主义喜剧，反映的也就是这样的一个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和美国的电影，都在反映其社会大背景。

当然，好莱坞可能有时会有些过分。很多初出茅庐的写手，因为他们生活比较苦，所以喜欢写悲剧（反映他们的生活状况）。当他们把剧本交给影厂的时候，就会挨骂。所以，在好莱坞出名之前，写手的生活是很矛盾、艰苦的。当年Matt Damon和Ben Affleck来好莱坞发展的时候，住在一个wannabe（做好莱坞梦的人）社区。据说他们没有一次去街角的小店去买牛奶，路上没有遇上毒品贩子向他们兜售毒品。那个地区，虽然没有South Central（洛杉矶的黑人聚居地）那么可怕，但是每次去都有一种渗人的感觉。当然，他们不久就因《Good Will Hunting》得到奥斯卡最佳写手奖，随即脱离了那种生活状况。

如果紫阳同志能早点在他百忙之中，抽一些时间，多看一些美国电影，会不会就发挥大无畏的个人英雄主义精神，搬到天安门广场，和学生同住一个星期，给学生一个了解他的机会？如果这样，想必一个星期后，学生会返校，他也不被软禁，中国人就此起步走上自由、民主、不压抑的生活。赵老被排挤出局最可惜的一点是：他虽然不是搞最上层政治的高手（中国的最上层政治和其它层面上的政治是不一样的），但是做起事情来是一把好手，而且他看事情的目光总是放得很远（有时远得有些离谱，因此招非议；而且他智囊团里的那帮人，至少我见了以后，经常有哭笑不得的感觉）。这一点是他的那些后继者所望尘莫及的。

我们这些人年轻的时候，都做过中国自由、纯洁、公正、民主的梦。我们这一代人对于那个梦的追求，反映在二十年前的那个事件。这个梦随着紫阳被幽禁破灭了。我们也就随之留在美国了。十几年前我在北京告诉我父亲，说我回美国以后就会加入美国籍。他听了以后含着眼泪说的一句话：“唉，我们辛辛苦苦一辈子，身体都搞坏了，什么也没得到。连孩子都要去作别人国家的公民。”中国电影所反映的，就是这个悲剧，这个压抑，这个苦。

祝各位圣诞快乐！

“天若有情天亦老”随想

未经春秋，人恐怕尝不到某些情趣的味道。古诗就是一例。来美国二十多年了，一共没有几次把中国的这些老古董翻出来咂摸。

小时候念唐诗，觉得李白豪爽，杜甫窝囊，别人so-so。来了美国，见了些世面，也就慢慢开始觉察其他高手的妙处。

前些天偶然见到的是李贺的“天若有情天亦老”一句，颇受触动。就今天的人来说，朋友之情，很难深厚到“天若有情天亦老”，“渭城已远波声小”的程度。

随之而想到的就是毛泽东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借用的“天若有情天亦老”。毛诗官译，把“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译成庆祝胜利。“沧桑”当变化讲。但是，在这种翻译之下“天若有情天亦老”说不通。

毛是一个很sensitive的诗人，一个意思自始至终一捅到底，是下军令，不是作诗。“天若有情天亦老”显然是一个转折。转折之后，“人间正道是沧桑”应该是进一步解释“天若有情天亦老”。因此，“沧桑”应该作“历尽沧桑”或“饱受沧桑”里的“沧桑”讲。只有这样，这个诗才说得通。

当然，搞清楚了诗的流向以后，就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在大气如虹，横扫“蒋匪”百万大军如卷席的1949年，有什么事情让毛感到“天如果有情，天也会老；人活在世上就是感受沧桑”呢？除了失恋，很难有什么别的原因。既是失恋，那是和谁呢？想来想去，首屈一指的恐怕就是毛的湖南老乡丁玲了。特别是当时毛眼皮子底下的江青，完全没有丁玲的那点豪侠之气。在胜利的时候，毛是多么需要这种豪侠之气与他相呼应啊。

中国太多的事以悲剧告终。1936年12月，毛将自己写的《临江仙》用电报发到前线聂荣臻司令部，嘱转给丁玲，那是何等的罗曼蒂克！这种罗曼蒂克，途径《三八节有感》，1949年变成了“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到了1956年，变成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到了文革，“亲爱的主席”（丁玲给毛的救命信中之语）不再救她，使她一直在牢狱中住到1977年才被放出来。出来以后，丁玲已经成一个锋芒全无的老太太。

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临江仙》年代的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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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

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
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
魏官牵车指千里，东关酸风刺眸子。
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
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
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


毛泽东•《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毛泽东•《临江仙》

壁上红旗落照，西风漫卷孤城。
延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 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