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杂谈十五：美妙人生

人生在世，一共几十年；有人活得像主人，有人活得像奴隶？

从上学开始，大家从同一个起点，在既定的跑道上跑；这时的区别只有快慢。慢慢地，跑道不见了。身边的人，往哪个方向跑的都有。

年轻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怕，做事二话不说，不加思考，永往直前；受了伤害，擦掉身上、心上的血痕，一如既往，继续向前冲。渐渐地，决定对人生的作用，愈加重要。从表面上来看，人生前途的随机性越来越大；但是，持续性地作出正确决定，需要人生的综合知识、阅历和智慧。光凭投机是不行的。

小的时候看人生，觉得人生的偶然性主导；长大了，才渐渐体会到人生的必然性。厄运摧毁了一批人，但对另一批人来说，厄运却是通往涅磐之捷径。

小的时候，觉得各种说法皆有其道理；渐渐地，道理开始有高下。那些宣扬各种学说皆有道理的人，实际上哪个道理都没有看懂。

小的时候，冲闯靠知识的力量。长大了，决定向哪个方向走，靠的是智慧。这时改变人生方向，靠得是一生积累起来的智慧和知识的总和，和敢把身体和心志放到炼狱中去接受考验的胆气。

只有在正确的方向上，人生才能没有压抑（即不必忍耐，有别于压力），才能在乐趣中，让智慧与知识并驾齐驱，共同成长。渐渐地，人生的意境就会产生。意境一旦产生，就会像酒一样，越来越甘醇。

在中国，选择跟什么人可能对人生有很大影响；但是在美国，人人都需要寻找自己的路，跟什么人并不那么重要。

在中国的时候，我曾经梦幻自由；到了美国，才意识到，通往自由的唯一途径，竟是一条最严苛的曲径。但是，只要坚持，自由不久就会像空气那样流入我们的胸中。

（全文完）

教育杂谈十四：活到老，学到老

写了十三篇怎么教别人。其实，说到底，我见过的擅长教育别人的人，首先有能力教育自己。例如，一个拉里邋遢的人，很难教出一个利利索索的孩子；一个遇事就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的人，很难很难教出一个积极主动的孩子；如果一个人不意识到自由的唯一来源是人世间最高严格的一丝不苟，那他的孩子也很难意识到这一点。可惜的是，学校里只灌输知识，并不教育孩子这些最重要的人生观。因此，人生观的形成和完善，建立良好的学习习惯，不停地寻找自己爱好，不停地在社会上找到一个市场需求和个人爱好的最良好的交叉点等等工作，就落到家长和孩子们自己的身上。对于孩子来讲，这是自学。对于家长来讲，因为言传不如身教，即使从教育孩子的角度讲，也是一个自学的问题。

当今世界，一切都突飞猛进；人的思想，不进则退。我见过的活得比较顺畅的人，个个都是自学专家，也就是自己教育自己的专家。如果孩子能和这些人充分接触，朝夕相处，自然而然地会受到影响，这种教育是无言无形的。

人类文明的发展速度远远高于我们的身体适应外界环境的速度（人类文明只有几千年，不到从猿人进化到人类的一百万分之一的时间）。目前自然选择的减弱也降低了人类适应外界的速度。例如，我们的身体至今仍善于对付十分钟的压力（当动物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的身体通过血压升高，心跳加快等，进入高效运作状态），但是现代社会施加在我们身上的，是长期的压力。因为我们的身体没有一种处理长期压力的机制，所以就只好利用对付短期压力的方式对付长期压力。其结果常常是灾难性的。例如，最近的经济不景气，因为政府“救市”，使得企业家无法施展，而拖得很长。在经济危机的年代里，无论是老板还是雇员，都会遭受强大的压力。老板有一个寻找新机会，在困难经济中通过变通求生存的问题；如果老板变通不力，雇员就会面临被裁员的厄运。这种长期的压力，会造成我们身体内分泌系统紊乱，慢性高血压等。同时，我们饮食结构方面的问题，也会导致一系列的疾病。从心理上来说，长期的外界压力使很多人就变得麻木，导致他们遇事不主动。遇到任何情况，我们就会条件反射式地拖，看能不能把大事拖小，小事拖了。结果我们就会产生严重的心理压力。而心理压力之下，加上不主动，人会变得非常懒。孩子看到了，就会去模仿。

为了调节心理，我们经常需要做一些事情，这样可以骗过我们的心理机制（当我们采取行动以后，我们的心理就会迅速，而且是自动地放松下来，因为只要我们没有被动物吃掉，我们的心理就会自动认为我们的所作所为成功了。）这也就是很多人嗜赌、拼命找女人的原因，因为在压力下，赌博一场，会骗过我们的心理系统，让我们的身心放松下来。古人讲要放弃俗欲，我的理解就是不要用这些办法来解决心理问题。“自古大隐居尘世”也是这个道理。

当今社会越来越复杂，懒惰对我们的学习会造成阻碍。虽然从短期看，我们的逃避会减少心理压力，但是从长期角度来看，懒惰会导致我们缺乏对世界的了解，进而降低我们面对迅速变化的世界的应变主动性和正确性。一般来说，有逃避心理的人会被动绥靖。逐渐地，我们就会眼不见为净，对世界的了解会逐渐减少。当我们不了解情况，及所面临事物内部道理，我们就很可能无法找到最佳的应付这些问题的方法，因而遇到问题不知道从何下手，结果被迫人云亦云，盲目随大流。

上面讲到的很多问题，例如我们自身的生化、内分泌结构，是不能解决的。所以我们只可能尽量地通过各种方法来弥补我们的不足。除了积极主动之外，我们的办法就是自学。喜爱学习的人，遇到事情就会研究，这样自然就可以骗过我们自己的内分泌系统：我们了解了问题，寻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会导致内分泌系统不再收缩心肌，加强全身脏器供血，因而降低患高血压的机率。而且，知己知彼会提高我们在今天这个竞争社会里获胜的机率，这样也会进一步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

从另一个方面讲，有学习习惯的人都了解，学习是有乐趣的。有一段时间，我工作得太累了，我就开始学西班牙语。当时住在我家里的一个亲戚就对此极其不解，开玩笑地说：你不是有什么病吧。和其他的消遣（例如喝酒、打牌）比，学习是一种主动过程，是一种主动乐趣。与学习相关的一个消遣是另一个主动过程：体育锻炼。这两者必不可少。经常学习，然后有几个朋友，过一段时间聚一聚，交流一下思想，其乐无穷。

中国人在这点上做得远不如白人。我以前认识一个大陆留学过来的伯克莱教授，他来我家，看到我的书，竟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这些书是买房子的时候和房子一起买来的吗？”我就和他说：“这些书是我在二十年的时间里，亲自一本一本地买回来的。”结果，据说这位教授工作干得直便血，人家也不给他终身教授职位。美国这个地方，如果你好几次拿不到终身教授职位，就要自动离职。在被逼到死胡同以后，他就海归了。据说海归以后，摇身一变，变成一方专家。到处有人请他干这个干那个，忙得不得了，相当风光。

一个人的修养，到了一定年纪，就装不出来了。对于步入中年的人来说，修养是写在脸上的。即使一眼看不出来，共事一个星期一定会原形毕露。因为无论是好习惯还是恶习，都根深蒂固，很容易显示出来。很多中国人来美国留学，靠钻劲死读书，结果出的论文的确比别人多，但是心理问题达到临床的严重程度，自己还不知道。等到了教授投票生终身教授的时候，自然就会遇到问题。然后下不来台，只好带着一大堆心理问题海归。

在中国，很多人觉得努力最重要。在美国，大家觉得兴趣最重要。早在我上中学的时候，看家长和外国人的通信，就发现，外国人特别喜欢说到一句话就是对什么什么感兴趣。美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都一样。到了大学，我的英语硬起来了，就开始为他们的信捉刀，愈加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心里总觉得这些外国人真开玩笑，就算他们那里没有一切都由党安排，难道你兴趣一变，就换工作？所以当时以一种入乡随俗、跟着起哄的心态，我也动不动就写我对这个感兴趣，对那个感兴趣。

刚到美国的时候，被恶霸（又称导师、博导、老板、或者教授）恶性欺负，搞到我对物理研究兴趣全无，结果用写作维持心智健全。前些天，我去看斯坦福大学看一个老朋友，二十多年没见了，她主动提起我当年在弗吉尼亚通过写作维持心理平衡的事。现在讲起来，真是不堪回首。

在美国大学研究院被逼过的人，很难有什么真正的爱好。从七十年末到今天，来美国的中国杰出年轻人，不下几十万。在学术界里，没有一个真正大放光彩的。这就说明美国大学对理科博士生的压迫，远远超过一般人可以承受的程度。我当时从大学出来以后，心理留下的阴影，也是很多年挥之不去。我来美国之前，我的八卦掌师傅还说，我的心理可以顶住美国的压力。不是他过高地估计了我，就是他过低地估计了美国大学的这些恶霸的能力。我今天从象牙塔之外，向象牙塔里看，基本上可以确定，我师傅犯的错误是过低地估计了这些恶霸。

对于我个人来说，真正有规模、有计划的自学，是从大学出来以后开始的。我开始学习哲学，西方历史等，完全是出于自己对西方社会的一种好奇心。我当时的问题是：难道如此不讲理的社会竟能这么强大？当时我一方面生活在正常社会里，另一方面努力学习西方历史、哲学，慢慢地就懂得了西方社会的本质，这个本质，在学校里是看不到、学不到的。

人在社会里，有时需要作一些决定。例如，当时我在洛杉矶dot com宦游开发部主任。在dot com走下坡路的时候，黄了一个dot com就再找一个。走来走去，走到了尽头，就要决定下一步要干什么。当时的状况可以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有各的办法。数年以后，各有各的结果。对于我来说，从技术、管理里面彻底跳出来干律师，是一个大智大勇的决定。我和朋友开玩笑说，我一辈子读的书，通过做事得来的经验，目的就是为了我做那个决定的那一刻，因为当时我并不完全知道律师这一行是怎么一回事。今天，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讲，这个决定无疑对我本人是完全正确的。（当然，换一个人，因为兴趣不同，这样做的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现在，作为一个律师，我需要了解极为广泛的知识。对于一个喜爱自学的人来说，这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每天学习，然后研究对付各种问题的办法，对于一个喜爱思考的人来说，实为幸事。当年我想以研究物理为业，其实真正期望的，也是这样一种生活方式。问题没有出在物理上，而是出在了大学这个系统上。在美国摸爬滚打二十年，最终竟然达到了我刚来美国时的梦想，真正过上了一杯茶、一支笔、一张纸的生活。但是这个途径是我事先万万想不到的。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去的是当年杰斐逊建立的弗吉尼亚大学。在弗吉尼亚大学，人人都没完没了地讲杰斐逊的事，包括请正在当农民的杰斐逊的后代来表演当年杰斐逊做过的事情。当年我曾经问过这位杰斐逊的后代：你为什么不搞政治？回答是：我对政治不感兴趣，只想当农民。我当时可是张着嘴，半天没合上。

寻找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然后生活出意境来，是摆在每一个人面前的课题。只有找到自己的路的人，才可能活得有意境。和找自己的路相辅相成的，是学到融会贯通。与此相反的，无论是为挣钱而挣钱，还是躺在父辈的银行账号上为花钱而花钱，都会将人生引到悲惨的道路上去。美国很多的富人都愿意把钱捐给慈善事业，而让他们的孩子自己出去奋斗。相对来讲，中国的富人却常常抱着下一代不愁没钱花的思想，不抓教育，一味地惯孩子，结果亲手把自己的宝贝孩子变成废物。

说来说去，一个美好人生的基础是自学，自我开发，然后将所学的知识用于社会，这样才能体现出自己的价值，然后才会有自信，才能活出意境来。“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其实是纯粹描述性的，因为只要孩子尝到自学的甜头，他们是不会停止的；反之他们也不会“活到老，学到老”。引导孩子自学的最好方法，就是家长身先士卒，身体力行，从开发自己的人生入手，然后再和孩子一起花一些时间，让孩子了解我们，这样孩子就会看到自学的乐趣和力量，进而心甘情愿地模仿。

换句话说，与其对孩子进行空洞的、他们无法理解的言教，不如家长们开始自学，然后让孩子来模仿。这样，一方面从思想上武装了自己，另一方面又教育了孩子，可称一举两得。

（待续）

教育杂谈十三：鼓励孩子当律师、医生明智吗？

很多华人喜欢和别人吹嘘，说自己的孩子在念法学院或医学院。我在《教育杂谈五：当今学校的最大问题》里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我们一帮律师和Arcadia华人协会一起搞活动，华协的一位女士很自豪地向我们这帮律师说：“我女儿现在哈佛上法学院二年级。”两个律师立刻同时说：“I am so sorry to hear that.”这位女士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很多华人家长有这个倾向。他们看到很多律师、医生有钱，而且看到很多律师、医生有社会地位，所以他们就得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所有的律师、医生都有钱，有地位。他们进而推断：如果我的孩子去读法律、医生，他们有朝一日，也会变得像那些有钱、有地位的律师、名医那样。美国人的一般看法是：孩子对什么有兴趣，就应该去干什么。

家长的这两种对子女选择职业的不同看法，对子女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因为家长给了子女一个错误的印象：行业比兴趣重要。中国的机会相当不均等，找对了行业，的确有很多优势。而美国是一个已经发展了一、两百年的国家，机会相当均等。例如，在美国开公司，无论哪行哪业，两年的存活率是80%，五年的存活率是 50%。而且，赚钱的时机也不重要。从60年代，美国经济变化很大，但是被动投资回报基准，一直在9%上下。换句话说，竞争优势要靠兴趣，而不是靠行业或者时机投机。

律师这一行里面的苦，外面的人是看不出来的。有些人觉得自己很喜爱写作，就想干律师这一行。其实，写作对于律师来说，只是一个工具。虽然写作就是写作，其特性是一样的（例如，写作需要灵感，我经常因为没有灵感，要把一些法律文件放一放再写），但是写作毕竟是当律师很小的一部分。而且，我这里讲的是真正的写作，而不是国内训练的那种玩弄词藻的游戏。很多人觉得律师写的都是套话，其实真正写套话的是坏律师。好的律师，要有很强烈的正义感，他们在正义感情绪之下写出来的法律文件，读起来才有力量。很多不懂英语的人，分不出来好坏，觉得律师写的都是套话。

律师首先要处理好和自己客人的关系。律师的工作在这方面有点类似医生。来找律师的人，都是自己出了问题，不能解决，然后才找律师。一般来说，这些人在找律师的时候，心理压力都相当大。一天到晚和这些人一起，客人的心理压力，无形地就会传染到律师头上。因为律师要处理客人的问题，而且一个律师同时处理很多案子，所以一个好律师的心理压力承受能力，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见的。在美国，一个律师可以在一个熙熙攘攘的大厅里，认出站在另一头的另一个律师。有一次，我在北京首都机场等飞机，和一个白人闲聊，无非说说北京的环境污染，什么中餐好吃之类。没讲几句，他就问：你是搞专利的吧？我问：你怎么猜出来的？他说：我一见到你就知道你是律师。你一张嘴，显然你是学理工的，所以我就猜你是专利律师。

客户把钱给律师，是要律师代他对付什么别的人，无论是诉讼对方，还是专利商标局、SEC、移民局。对于一个好的律师来说，一定要把自己的客户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做。在一个对抗性的环境中，保持做一个很正直的人，一个心中有正义的人，不是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容易。

上面说的种种，其实还不是对律师最大的压力。律师最大的压力，是来自于和其他律师的竞争。美国的律师业从来就处于人浮于事、僧多粥少的状态。一般的20-80定律（即百分之二十的律师做百分之八十的生意，剩下百分之八十的律师分剩下的那百分之二十的律师不要做的生意），在律师这一行，很可能因为人满为患变成10-90定律。这种竞争，对于律师来说，有一种逼良为娼的效用。举个例子，有些人来问我移民案子，我明知道，如果我说可以办，他就会立刻交钱。但是，我心里知道，他的案子按照法律是不会被批准的。所以我就老实地和他说，你这个案子按照法律，是不会得到批准的。这些人当然就走了。有几次，他们到别的律师事务所和别的律师谈，别的律师和他们拍胸脯，说没问题，他们有把握把这个案子办成。有时，这些人没把握，又回来问我：为什么某某律师说他有把握？我自然是哑口无言。对于一个律师来说，生活的每时每刻都要选择做好人还是当骗子。如果做好人，说实话，已经到手的一笔钱，就流到另外一个律师的手里去。

今年夏天，我读了Melvin Urofsky写的《Louis D. Brandeis: A Life》这本书，其中就讲到当年Brandeis在波士顿自己出来开事务所，就立下一个规矩，那就是不论对什么人，他都尽他的能力讲真话。后来Brandeis的生意迅速提高，是因为有个大公司到波士顿打官司，问一个波士顿的大律师事务所，波士顿那个律师最好，那个所里的律师说Brandeis最好，因此Brandeis打开了局面，后来当上联邦最高法庭法官。对于律师来说，立这个规矩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特别是在生意缓慢，开不出工资，交不出房费的时刻。

简单地说，律师只有两个选择，那就是当老实人，还是当骗子。客人经常是搞不清楚律师是在说老实话，还是在骗人的。骗人这件事，就和当妓女一样，两腿一叉开容易，再想像正常人那样好好地挣一口饭吃就难了。换句话说，一个律师只要在任何一个时刻，意志一不坚定，嘴一松，一开始忽悠，那他就立刻成为另一条河里的水，另一条路上的人了。对于律师来说，时时刻刻都站在这个分水岭上。在他的钱不够花的时候，谈每一个客人，做每一个案子，都是对意志的考验。很多律师喜欢讲排场，在没有实力的情况下，买多大多大的房子，开什么什么牌字的车。这一点，在华人地区尤甚。很少有人能有足够的自信，不讲排场，正正当当地做人。我就认识一个律师，他做成了一个案子后，就借钱买了一辆大型号的奔驰车。我问他何必，他说反正会有新钱进来。结果新钱没进来，他却被逼得海归了。

律师说话不实，搞得华人社区里的事情，真真假假。有一次，我做一个知识产权案子，因为客人以到律师协会告我为要挟，要求降低律师费。我坚决恭请他另请高明。结果他找了一个号称也做知识产权侵权的律师。这个律师把案子接过去以后，居然不知道向联邦法庭递文件是在网上进行的（因为知识产权受联邦法管辖，所以纠纷大都由联邦法庭审理）。我听说了这事以后，也吃了一惊。他递的第一份文件，因为他在联邦法庭网站没有账号，竞是由另一个律师代他提交的。一个既不在联邦法庭办案子，又没有专利律师执照的人，可能做的，只有注册商标一件事。我上网一查，此君有史以来，只拿到过三个商标（倒是提过12个申请）。

有一次我在一个朋友那里吃饭（这个朋友在我当律师的路上，帮过我的大忙），讨论如何找客人。我就说：我就说老实话，是怎么样就怎么说。他立刻就长篇大论式地对我发表了一场演说，说不忽悠，我是会饿死的。我就说，我一不要买飞机，二不要买大炮，人生所需很少，没必要做那么多生意。更重要的，如果一个人需要骗才给我钱，那这个人可能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换句话说，就是我把工作做得再好，他也不会明白的。我何必要自寻烦恼？我对做生意，一直持有做不做无所谓的态度，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这位朋友显然不知道这种意境之可贵。“不求”和“做老实人”，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但是，他始终觉得我的书呆子气太重。

在洛杉矶的律师界，有很多律师，早就发现他们不是做律师的料，早就想转行了。但是，对律师来说，这行有点像如来佛的手心，无形地，把律师圈在里面，让你跳不出去。我认识的一个还算很成功的律师就和我说过，他想转行，就花几年时间，去读了一个MBA。但是拿到MBA以后，奔波了一番以后才发现，律师执照加上MBA，没有基层经验，公司并不愿意招他们去做中、高级经理。结果，他白费了几年的时光读了个百无一用的MBA学位。

当然，有坚强毅力的律师，干脆出去创业，也的确做出了轰轰烈烈的业绩。Jim Barrett当年放弃了律师工作，去做葡萄酒，走了不少弯路以后，他造出来的葡萄酒（1973 Chateau Montelena Chardonnay）于1976年在法国打败法国酒，一举摧毁只有法国人才能制造高质量的葡萄酒的神话。另外两个律师，Rick Rosenfield和Larry Flax，1985年凑了50万（绝大多数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和银行贷来的）开始运营California Pizza Kitchen。结果一炮打红，七年之后，Pepsi以1亿元购买了CPK三分之二的股份。今天CPK在九个国家有230多个分店。

孩子们的人生，要往哪条路上走，一定要让孩子自己决定。家长包办实属不智之举。看到有些（着重“有些”两个字）律师能赚到大钱，就鼓励孩子去学法律。哪知道，如果孩子对法律没有特殊而且强烈的兴趣，那他从法学院出来以后的路，是必定会万分艰险的。况且，孩子自己选择职业，即便错了，日后改变不迟。而且走弯路对孩子是一个很好的训练。我在清华学电子学，觉得太简单，就跑到美国来学物理。被美国的教授老爷欺负的七荤八素以后，跑出来搞电子学、软件、市场，然后自己主动跳出来搞dot com。如果没有这些经历，dot com出了问题之后，我可能不会有这种勇气，当机立断，去法学院注册，彻底改行，改当律师。

医生和律师大同小异。我当年在北京上的是北京医学院附属中学。北医附中里满是医生子弟。我前两年回国，见到了一个同学的爸爸。他就和我说，他的孩子，了解到了医生生活的本质，个个儿都不想干医生，就是这个女儿，跑到美国去当医生。他摇着头，对他这个女儿选择干医生，很觉得不解。

我的一个在洛杉矶的医生朋友，原来对他女儿上哈佛法学院很骄傲。但是女儿毕业了，居然找不到工作。这位朋友看到了医生这个行业的艰辛，就鼓励女儿去读法学院，但是没想到，宝贝女儿跳出了虎口，却又进了狼窝。

（待续）

教育杂谈十二：在美国的主人意识教育

像我们这帮来美国二十多年的人，早就已经把美国当成家了。不说别的，我们住在美国的绝对时间，已经超出中国。如果除去孩提时代，住在美国的有效时间，远远超过住在中国的时间。既然大人把美国当家，那么孩子的主人意识一般也不会成问题。可是，对于刚来美国的人来说，主人意识的确是一个普遍问题。这个问题的根源，一方面因为中国人在中国的时候，就缺乏主人意识。另一方面，来美国以后，不少人除了念书，就是在最底层打工（包括帮教授搞科研或者当助教）。无论是念书还是在底层打工，是不会培养出多少主人意识的。只有毕业、进入到社会以后，在公司打工的时期，大家的主人意识才会跟着在公司的主人意识成长。这第一需要时间，第二需要实干成果。从另一个角度讲，一个人要首先要通过实干，得到客户、公司同仁、公司管理层的认可，然后才可能获得自信。有了自信才会有所谓的平常心。用平常心来看公司、看社会，才会客观公正。只有用客观公正的眼光来看事务，才会有主人翁的感觉。所以，刚来美国的人往往很反美，不少人心中的那种盲目爱国主义恶性膨胀。只有在美国住了一段以后，才会了解美国，进而热爱美国。

就这一点，和不少留学生比，我可能有一点优越性。当年我来美国以后，在物理系找不到宣泄创造性的通道，就到学生报纸去搞摄影，后来改写专栏。一有政治事件（包括总统选举等），编辑就会来找我，说报纸需要政治文章。专栏与报道不同，报道要面面俱到，但专栏要有鲜明的立场。所以我就要研究一下那些参选的人，找个什么人我可以支持的，然后写篇文章来说我为什么支持他。我写了这些文章以后，总有不少读者来信（多半是支持对方的学生组织骂我的），报社就会发表这些读者来信。在美国，每一次选举都是一个讨论，报纸发表政治专栏，就相当于参与了这个讨论。不光是政治评论，我的很多专栏，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人（包括教授、学校中的团体）的批评，有些相当尖刻。在这个环境里，每周一篇，一来二去，我的确就有了一些主人感。因为我的文章立场比较鲜明，搞得校长都跟我很熟。有一次他开party。见到我，他就很自豪地说，我这里今天有三个大使。他问我认识不认识韩叙，我说认识；他就把我介绍给日本大使。那个日本大使到也有意思，他见到我后，就说：“啊，我们是老朋友了”（其实我们只是一面之交）。校长立刻就打诨：你这家伙交往面怎么会这么宽？然后我们三个人就笑了一场。在美国，专栏作家是有一定知名度的。当年刘冰雁夫妇来玩，我就出面请当地新闻界的名流和他吃饭，大家都觉得挺有意思。因为刘和我早年都练过八卦掌，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讨论了不少八卦掌的事情。可惜他后来得癌，过早地去世了。举另外一个例子，记得有一次，我见到一个法律系的访问学者，因为当时有一个女生和我们在一起，我想show off，就随手从街边上拿起一张报纸，开始和她大讲当时的一个新闻焦点问题。她立刻就说，你千万别相信那里面的东西。我问她为什么，她就开始跟我来那套美国媒体阴谋论，叫我不要相信报纸的胡说八道（这是八十年代中期的事）。我立刻翻开报纸，指着印得巨大的我的名字说：“可这篇是我写的。你说我胡说八道？”她当时的表情，很让我在那个女生面前洋洋得意。

无论怎样，在学校里发生的那些事情，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主人意识问题，因为真正的个人价值通过在学校为教授当牛做马是体现不出来的。我的主人意识，还是从学校里出来以后，在外面摸爬滚打了十几年，才真正建立起来了的。最后的一步，要算律师宣誓的那一刻。当时一个法官讲，你们以前见到社会上的不公，就抱怨。从今天开始，你们再没有抱怨的权力。如果你们感到了社会上的不公，而要采取行动。（美国律师约定，拿自己百分之二十的时间来做公益。一般来说，当穷人遇到过份的不公，总会有律师免费帮忙。我们当年在华盛顿游说国会，为留学生争取绿卡，就是华盛顿的一个律师事务所Arent, Fox免费为我们帮忙的。）听了这个法官的这番话，我才可以说，我从根本上觉得，我在美国是主人了。（显然，这个主人感，和自身在社会里的作用、能力、地位，多多少少是连在一起的。）

因为当家作主是一个心理反应，所以一定要有意识地去争取。如果一个人一直觉得他被歧视，而且把身边发生的事情（如公司提职、提薪没有轮到自己，好工作安排给了别人）都往歧视上归结。那么，这个人把一切问题归结为歧视，而不去解决真正的问题。这会使他闭上眼睛，不再发现、解决自身的问题，因此使他停步不前。这个问题，在很多人身上存在。

住在华人社区的人，一定要意识到中文媒体在这方面起的反效果，特别是大陆出资办的那些媒体。目前，洛杉矶最大的两家报纸是《世界日报》和《侨报》。《侨报》是大陆投资办的，在美国不为赚钱，也不怕亏钱。一开始，《侨报》要闯天下，就在美国编辑。那时连我父母来美国的时候，都很喜欢读《侨报》。有几年，我为《侨报周末》（《侨报》的周末版，免费赠阅）写专栏，合作一直很愉快。慢慢地，“移民咨询”版也给我写成“移民与法律”版了。

后来，《侨报》把编辑功能搬到北京去了。这一搬，我当时就说，我这个专栏恐怕是凶多吉少。北京在发了两次我的文章以后，就再也不发了。后来，经过《侨报》在美国的负责人亲自发火，终于和北京又联系上。北京的那个编辑是个典型海归，他们觉得留在美国的人，都像他们那样说话言不由衷。我们说在美国当家作主，都是打肿了脸充胖子。我一写有关在美国当家作主的文章，他就不登。后来我追问，这个海归想出来的一个方案：他要我只写讨论移民法的技术性文章（他叫法律文章），不要说开去。说句老实话，在美国，只有初到美国的人才用得到移民法，而且每人只需要用一回。移民法变来变去，极其缺乏稳定性。除了律师，别人想去搞懂，实在是意义不大。对于移民来说，最好的方式，是找一个移民律师代理，而将省下来的精力放到学习、工作中去。结果，写了好几篇都不能发表。我那百分之二十的时间哪里经得住这样花法。所以这件是不久就作罢了。

《侨报》的北京编辑都是海归。这些海归的一大特点，就是觉得美国这棵树上长的葡萄，一定都是酸的。所以，他们登的文章都是这个口气。为了证明这件事，我随便到路边捡了一份《侨报周末》（2010年9月26日 ––– 注：这个系列是九月份一口气写下来的）。B版（A版是大陆的内容）的首页是《在美30载，陈冲难掩寄存感》，下一页是讲“侨社内各侨团是旧金山中国城内酒家酒楼的主要客户”的文章。在美国经常在外面吃饭的人就知道，酒家酒楼的主要客户是当地的居民，侨社内各侨团，无论是大陆的还是台湾的，都很有限，只可能在某一天成为某一个酒家的主要客户。因为大陆的侨团总去很便宜的酒楼，如果好的饭店等着这帮人来，早就倒闭了。下面是两篇有关中国的文章。再下面的一篇（“移民咨询”版），讲的是移民局针对第九法庭的一个有关杰出人才移民的案子发出的备忘录，讲来讲去也没讲清楚，最后就说“备忘录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也不知道作者想让移民律师重视，还是让一般老百姓都放下手里的工作去重视这个案子。再下面是一篇《〈金童玉女〉写尽创伤失落 旅美作家李翔云：中国背景是脱不掉的印记》。下面是华工被贩卖到秘鲁的悲惨历史，再下面开始八卦了（《观肚脐，知健康》）。

在海外，只要华人找到立足之地，很少有人像海归们鼓噪的那样，“难掩寄存感”，或者日夜向往海归，或者抛弃高薪待遇海归。移民没那么多闲功夫，而且美国也不作兴动那些弯来绕去没用的脑筋。大家都集中精力创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来，然后就是过日子。像我们这些年纪稍大一些的人，工作之余，就想着见见朋友，交流交流思想。例如，我们从西班牙回来以后，就约了几个朋友，开两瓶好酒，吃一些从西班牙学来的Tapas和Paella，其乐无穷。

这些编辑写什么“中国背景是脱不掉的印记”这种标题，是一个完全不了解美国现状的说法。他们不知道，在美国，大家都是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的。大家都以自己的印记为荣，没人想“脱掉”这个“印记”。在美国，“印记”只怕少，不怕多。这些海归编辑，从来没有在暑假到这边的中文学校去看看华人孩子学中文的热情。美国这个地方，印记不光越深越好，而且越多越好，我们做家长的，除了日常的英文、数学等学习以外，拼命给孩子加上中国印记、欧洲印记、美洲印记。估计这些海归编辑的心理是：你们这些人在美国，肯定脱不掉中国印记，所以肯定不会变成地地道道的美国人，所以就一定会“难掩寄存感”。不信？请看看当年华工被贩卖到秘鲁的悲惨历史。绕了三个圈，这些海归想向我们海外的人证明：葡萄是酸的，我们这帮人都寄人篱下，不是主人。

有意思的是，国内头头脑脑一来美国，《侨报》的负责人就有模有样地向他们汇报。这次温家宝来美国。那个为我这个专栏发火的负责人就在9月22日率领了一大批走卒，向温总理汇报工作去了。他具体讲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查一下该人以往的言论，也不难猜。无非就是“我们办报最深的体会是，读者是上帝”，“除了关于住在国社会生活的信息，华侨华人最关心、最需要的就是有关住在国同中国的关系以及来自中国的最新报道。”这些话，真是说的冠冕堂皇，任何人听了，都会觉得在这个人身上一年花个几千万很值。不知道温家宝听了这些冠冕堂皇的说法之后，有没有去捡一份免费的《侨报周末》，以品其酸。

由此想来，温家宝的日子也真的不好过。一方面，他听到的是冠冕堂皇的话，另一方面下面人做的是莫名其妙的事，在他写的《再回兴义忆耀邦》一文中，就谈到这个问题。除了《侨报》之外，美国还有很多组织拿着北京的钱在这里做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例如，领事馆花了很多钱搞什么侨社侨团。有关这方面，我的《洛杉矶领事馆花大钱上演滑稽戏》一文，已经作过描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在这种大环境下，如果一个人生活在华人社区，就一定要有意识地，摆脱误导，以自己辛勤的劳动，换来主人翁的自信。只有这样，才能把这种主人翁的意识传达到下一代的脑子里去。要知道，如果下一代认为他们是“寄居”在美国（也就是说把所有负面的事情都归咎于歧视），那么他们就不能就事论事地认清自己的不足，提高自己，天天向上。他们将来的生活，也就会因此遇到很大的问题。要知道，美国很多的黑人世世代代就是在这种被害者心态之下生活的。当年黑人演员Bill Cosby出来批评黑人的这种心态，遭到黑人民运组织的围攻。（我来美国的时候，Cosby是美国知名度最高的人。当年北京中央电视台搞智力竞赛节目，问在美国谁最出名，参赛者答：Bill Cosby。赵老师说：错了，美国最著名的人是总统里根。结果《华尔街日报》专文调侃这事。）要知道，美国社会实际上没有这种歧视。我个人在公司里的闯荡的时候，也屡撞南墙。但是，次次失败，都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例如，我在富士胶卷要求去市场部，他们说没钱；我就贸然和东京的市场经理说：你出这个钱如何？日本人通知美国他们愿意出钱建立这样一个位置后，美国这边就没完没了地拖着（因为美国的市场副总裁都无权直接和日本人接触，他们怕我去了以后作太上皇），直到六个月后以我主动辞职，然后他们从另一个公司挖了一个市场经理过来了事。这种事情，如果我是一个白人，也是同样的结果。在最坏的情形下，如果家长跟着孩子屁股后面说美国社会如何歧视华人，无非就是为孩子找了一个万能的失败借口，并且鼓励孩子失败。这是万万要不得的。

（待续）

教育杂谈十一：政治思想教育

美国有一种说法：年轻人如果不是社会主义者，那么他就是个无情的人。年纪大了，如果还是社会主义者，那么他这一辈子就没学到什么东西。美国从来没有经历过马克思定义下的社会主义，但是在七零年代美国还是经历了一个新定义下的社会主义（即国家通过税收劫富济贫）过程。当时，大家过得都很压抑。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按照Friedrich von Hayek的话说，年轻人又开始通过看他三十年代写的书来寻求新的出路。最后，美国人把Ronald Reagan选入白宫，然后，美国开始renaissance（重新复生的意思，十五世纪的文艺复兴就是这个词，可惜中文翻译时把原意给丢掉了）。

最近奥巴马大举复辟，利用所有机会，以明天不过日子了的劲头，大举花费未来纳税人的税钱。害到小企业完全不能拿到贷款，同时面临高风险（例如通货膨胀难以预料，或者新税法让老百姓将盈利交给国家，自己负担亏损）。最近很多银行要求小企业用现金抵押贷款。对于小企业来说，这种要求近乎荒唐。如果我手里有现金，那我还为什么要费事向你贷款？银根紧张，导致很多小公司眼睁睁地坐失眼下的生意机会，进而导致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企业一失去开拓精神，必定开始“老一套”。“老一套”最不需要的就是不了解“老一套”年轻人，导致目前年轻人的失业率两倍于平均失业率。从这点上，奥巴马一举将美国变成了欧洲。难怪美国人那么快地觉醒，认识到奥巴马不是他们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但是年轻人的失业问题，包括中国留美学生毕业找工作的问题，却一时很难解决。

从挣钱角度讲，目前最好的工作是到政府里去当官僚，又有工作保障、又有各种福利（包括退休福利）、还不用起早贪黑地工作。除了联邦政府，美国各州也给政府职员，包括教师等等，很好的薪资和福利，搞得纳税人的钱越来越多地要交给教师。无形中，对于那些为这些政府官僚挣钱的私营企业来说，特别是的那些创造工作机会的私营小企业来说，生存空间就越来越少，雇到的人的质量也越来越差（聪明人都去政府当官僚了）。经济的确就会面临停滞不前。现在，和七十年代的所谓stagflation比，差的就是inflation（通货膨胀）。联邦储备银行大举购买国债，导致国债持有人大量出售国债（一般来说，多了一个大买家，会使被买的东西更值钱），很容易触发联邦储备银行自己预期的通货膨胀。那美国就充分回到七十年代末了。

上面这一套是政治说教。问题是：家长要不要向孩子介绍外部世界的现实。从最基本的层面讲，孩子脑子里的实际经验不多，所以生活在一个梦幻世界里。很多公司，例如迪斯尼，赚得就是这个梦幻世界的钱。我女儿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一去迪斯尼专卖店，就很清楚哪个是睡美人，哪个是灰姑娘，哪个是木兰，哪个是Pocahontas。而且他们最喜欢去的商店就是迪斯尼专卖店。问题是，家长什么时候和孩子说：圣诞老人不是乘鹿拉雪橇从北极来送礼物的，而是这些商店的季节性职工。他们存在的目的，不是把礼物送给孩子们，而是鼓动家长大买礼物，以增加他们雇主的利润。

当然，我完全不主张家长告诉他们的年幼的女儿睡美人、灰姑娘都是迪斯尼为其股东牟利搞出来的文化产品。有一年，我儿子刚上学，女儿还在上幼儿园，羡慕儿子天天背个书包。后来，有一个专营迪斯尼产品的学生家长送给我女儿一个画满这些“公主”的书包，这孩子居然天天背这个空书包上幼儿园。天天不忘背去、背回。过了些日子，这个书包在迪斯尼商店上架了。这个小丫头看到以后，就说大叫：“爸爸，我有这个。”然后就把那上面的“公主”又跟我唠叨一遍。当时她的那种自豪的表情，就像她有这些“公主”的手机号似的。在这种情况下，哪还有什么事实不事实？我早就认头被这些公司给绑架了。我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跟着这些公司鼓吹这些故事、人物。

但是，我一直认为，家长要在尽可能早地，尽可能地开始利用孩子身边发生的事情，来向孩子解释世界的真相。真相和故事的区别就是故事往往过渡地简化了世界上事务的复杂性。我们在《教育杂谈五：当今学校的最大问题》里提到的Michelle Rhee的事。对于我来说，说破大天去，评价一个学区总监，除了靠毕业率、考试成绩等指标衡量出来的学生状况之外，其它一切都是废话。但是在华盛顿特区，教师团体就能够蛊惑家长，让家长们不去想他们孩子受否受到了教育这类切身的实际问题，而去想那些没用的，转而把责任不在Rhee的问题转嫁到Rhee的身上，进而把问题情绪化，进而把Rhee妖魔化，进而把Rhee赶走了。这些家长也不想想，这样他们是不是把自己（或者是自己的孩子）给买了，还帮人数钱。

天下的政府作事情，都是一样的。他们都会用一套冠冕堂皇的说法，骗取老百姓的支持，然后做为自己谋福利的事情。教育孩子，家长面临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你想不想让孩子了解这个世界的本相？

目前世界潮流有两个，一个是依靠政府，另一个是依靠人民。政府介入老百姓生活过多，自然就会降低人民的自由。试想，在一个社会里，一个人挣的钱，完全归他自己所有。那么，这个人就会利用这个钱扩大生产，通过雇人去挣更多的钱。在另一个社会，一个人挣的钱，完全归政府所有，由政府来“救市”，或者说“刺激经济”。换句话说，政府把税钱（更准确地说是未来的税钱）拿去做无用功。奥巴马的刺激经济计划，使得很多城市，把本来好好的公路，挖得乱七八糟，施工期间造成交通问题不说，有些“美化市容”工程，在完工之后，大家发现竟然把路面变窄，造成了交通堵塞。不知道这是不是什么人用纳税人的钱创造下一期的扩充路面工程的必要性。

有意思的是，很多美国年轻的企业家当年不光把票投给奥巴马，而且还为奥巴马捐了大量的竞选经费。奥巴马一上台，就立刻开始妖魔化企业和企业家，让广大老百姓憎恨这些不给他们工作的企业家，支持政府“刺激经济”。看到目前的美国投资环境，有钱的人自然不敢轻举妄动，前些日子看到统计，美国人手里等待时机的闲钱，高达好几万亿。有钱没有地方去，导致着高档消费品市场红火。这自然又给奥巴马之流增添了一项妖魔化企业家的口实。

孩子在走向世界的时候，面临很多选择。如果我们负责地希望他们自己做出这些选择，就一定要告诉他们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从极端化的角度来说，孩子有两个选择。第一，他们可以为政府打工。第二，他们可以自己出来当企业家。为政府打工，所追求的，当然就是稳定工作，从二十几岁就开始混退休。如果自己出来当企业家，其中的艰辛，只有出来自己干过的人才知道。我的律师事务所受理商业类、知识产权类法律业务，所以我因此也结识了很多企业家。他们为了企业成功所吃的苦，说老实话，我都不好意思在这里写下来。遇上奥巴马这样的政府，他们还要充当人民公敌的角色。有的时候，和他们闲聊，真让人觉得天下实在没有公理。我所在的这个办公楼里面，除了东亚银行属于大企业外，其它都是小企业。在奥巴马上台之前，晚上10点，停车场里面停满了高级轿车。换句话说，员工都回家了，老板还在上班呢。奥巴马上台之后，很多公司都开始一周四天工作制，以避免裁员。停车场晚上也就请净了。

孩子长大以后，就要自己为自己选择职业。如果他们不知道世界上的这些冷酷现实，选择的时候就很可能犯错误。当年我为政府提供咨询，发现国防部雇了很多律师。到这些律师的办公室看看，你就会惊讶地发现，里面怎么那么多哈佛、耶鲁法学院的毕业证书。当时我问律师部的头儿这是怎么回事。我最好的描述就是她和我苦笑了一笑，什么都没有说。可见她心里的苦，只有自己知道，不愿和外人说。我不禁就想，二、三十年以前，这个从哈佛法学院刚刚出来的姐姐恐怕也是条汉子，今天竟被政府磨成这样了。

就我个人来讲，和很多企业家一样，自己有了自己的公司，然后公司的业务走上正轨以后，我还是觉得，无论奥巴马如何妖魔化企业家，我还是喜欢自己创业，或者在私营企业工作。至少，在私营企业里，一个人不用一天到晚去想那些没用的人事关系。在私营企业里，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即便在私营企业里打工，只要一个人可以把工作做好，只要一个人可以向老板证明他是个可用之材，其前途毋庸置疑。很多人觉得在一个私营企业里工作，他们不必担心公司的前途，做决定的时候不用从公司的长远着想，这就大错特错了。你不为老板着想，老板如何无从发现你是一个有用之材。在政府里混，人事关系、论资排辈一般比技能更重要。

对于打工族老说，的确有一个将自己的前途寄托在别人的决定之上这个问题。例如，当公司老板把公司的发展方向定错了以后，公司遇到财务困难，就很可能进行裁员。这个裁员的板斧，通常就会落在那些没有被老板看上的雇员的头上。但是，话说回来，即使自己开的公司，把方向搞错了，经常遇到的是灭顶之灾，不是裁员可以解决的。

一个孩子将来在美国社会里做事，和他的政治思想有很大关系。如果他想轰轰烈烈，那就要到小公司里去。如果他想专精人事关系，那就要去政府。作为家长，要把这些关系和他解释明白。至于是选择去政府，还是去小公司；至于孩子将来是想鼓吹社会主义、到政府里去当官僚，还是主张还政于民、发展经济，我觉得倒是应该让孩子自己选择。

教育杂谈十：品德教育

当年在中国上学，老师一天到晚讲发展德智体（即德育第一，智育第二，体育第三）。当然，那时的所谓德育，就是让孩子们明白党中央当时的方针政策，并且一心一意地拥护那个政策（当然，这都是大众版本的政策。真的政策，也就是毛通过制衡“四人帮”和周、邓来控制局势，是绝对不能讲的）。我们这里要说的品德教育，自然不是那套指鹿为马的把戏。但是那句口号，至少是“品德教育第一”那部分，是正确的。在此之下，“智”和“体”应该不分高下，互相呼应。

中美两国之间品德教育方面的差距相当明显。这个题目太大，不可以在一篇文章铺开来讲。这里仅以两国的贫贱观的不同作个例子。在美国，有钱人时兴把钱捐给社会。这里的代表人物Bill Gates干脆从微软公司退休，专门从事慈善事业。他的好朋友Warren Buffett大力支持他的这一善举。他们的捐款，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帮助那些最贫穷的人。他们到了中国，很多人就以为他们身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相比之下，中国一连串地发现，巨富、巨星嘴上说捐钱，实际上没有捐。更有甚者，有些人居然出来募捐，然后侵吞捐款。干这些事情的人，在事情暴露以后，死不认账。过了一段时间，大家似乎也就忘了。这些名人继续做名人。

美国家长，虽然愿意为孩子花该花的钱，但是一般都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过奢侈的生活，因为他们知道，孩子一旦太过奢华，日后进入社会就会出现问题。而中国家长则不然，很多人放任孩子过不把钱当钱的日子，以为这样才是好家长。例如，在周末的时候，在Arcadia的购物中心，就会见到一批一批这样的纨绔子弟，他们居然可以开出一大片白色敞篷跑车来。其实，我对敞篷跑车倒是没有什么成见，只要家里有钱，孩子愿意买辆漂亮的车开开，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我觉得，家长出钱，让这些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们买跑车就像买衣服，换来换去，开出来装酷，太过份。家长不应该允许男孩子拿车像女孩子的衣服那样做表面文章。

当然我也不是说家长不应该让女孩子买衣服。家长花钱是一个尺度问题。我见过不少穿衣服不重样的女孩子，她们努力学习，积极上进，将来必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在这种情况下，家里让女孩儿去买一些好看衣服，没什么不可以，而且可以长长她们的审美意识。但是允许那些一不好好学习，二没有天天向上劲头的纨绔子弟，靠买车撑门面，和一大群同类招摇过市，并且向孩子灌输老子有钱，你一辈子不必为钱担忧这类想法，无疑等于害了孩子。很容易看出，这些男孩子身边的那些女孩子，同样是一群不求上进，拼命想傍富二代的loser。要知道，在美国，上进的女生都明白，钱本身和幸福没什么直接联系，在美国没有一技之长，就意味着未来缺乏各种自由。而且，美国和中国不一样，美国的中产阶级好几代都是中产阶级。绝大多数的所谓富人都是自己干出来的，不像中国的那些有钱人，是最近才暴富起来的。在美国，多数女孩都见过钱，知道钱不是一切，不会为了五斗米，就向有钱但是没出息的男孩折腰。这种情况，和中国女明星人人想嫁富二代，形成鲜明对照。

关于给孩子钱，林则徐写过一副对联：“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这里面的道理，再简单不过。家长一定要有意识地让孩子了解，孩子在父母家里过着的富裕生活，只是一个暂时状态，只反映父母的生活状况，完全不代表孩子们自己的生活状况。孩子们自己的幸福、自由还是要靠孩子们自己去奋斗，不能依赖在父母身上。如果孩子可以在大公司拿到好工作，那么开一个家长送的奔驰敞篷跑车去上班也没什么。当年ARCO还没有卖给BP的时候，我为ARCO提供咨询服务，有一个秘书就天天开着奔驰跑车去上班。有一次我看到有人和她开玩笑：“你把你的奔驰车钱挣出来了吗？”她好像也很习惯这种说法，所以顺着打趣：“那怎么可能？”虽然我没问，但我想这车是她老公的钱买的。我知道她在ARCO已经做了二十多年的秘书了。美国有不少有钱人，虽然家里有钱，完全可以呆在家里不工作，但是他们还是在外面工作。我曾经在美国一家生产医用CT，MRI机器的公司做项目，在那里呆了几个月。我发现，他们的仓库经理经常会用他的卡车拉着一条船来上班，等到吃午饭的时候，就不见人影了。我问一起做项目的人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就告诉我他家里极其有钱，但是他还是想出来做事，所以在那家公司干，已经做了很多年的仓库经理了。他们还笑着和我说，你还没有看到他的超豪华Bentley，停在CEO的奔驰边上，把CEO的车给比下去的场景。

家里有钱，不是什么坏事。但是，孩子认为家里的钱就可以确保他未来生活的幸福，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果家里听任孩子有这种想法，不及时纠正，那么家里的钱，就会成为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障碍（即“益增其过”）。这时，家里就要立刻停止资助孩子走下坡路。那时我初来美国，在弗吉尼亚大学读研究生，就知道弗吉尼亚大学有一个玩笑，说普林斯顿不要的有钱人家的孩子都让弗吉尼亚大学给搜罗来了。那里的学生的确相当有钱，超出我的预料。我刚到的时候，有个本科生和我说什么什么地方有赛马，问我想不想去。我说可以，就问他在什么地方。他立刻大笑，说：你问什么地方干嘛？到时我来接你。当时我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到了赛马那一天，那个学生就开他的敞蓬跑车接人去看赛马。到了那里一看，一望无际的草坪上，停的都是豪华轿车。但是这些学生，不管贫富，大家都是平等地在一起有说有笑。另一回，一帮在学生报社工作的本科生开mixer，我作为该报专栏作家也去了。这些学生都穿者有丝绸宽腰带的燕尾服，而我穿者一身从国内带去的蹩脚西装。有一个本科生见到我，就和我说：“You know, Pujie, I am so proud of you.”我就问他：“Why?”他回答说：“I don’t know how to tell you this. But I am so proud of you.”我想这是他对我这种出格的穷人还敢去这些地方的评论吧。我在弗吉尼亚大学的时候，经常和学生报社的本科生出去吃饭、喝酒，完事以后大家掏钱，算完钱后数钱的人经常就把剩下的一大把钱全塞给我。有一次我拿回来的钱，居然比我交出去的还多，我就说：“This is more than I paid.”数钱的那个学生就对我笑笑说：“Stop talking.”他们一方面知道我穷得叮当乱响，另一方面出去玩的时候，还是叫上我。除了交钱，他们并不歧视我。

这些二十多年前发生的事情，今天还记得这么清楚，就是因为当时我几乎不相信美国学生居然能如此不注重贫富，只要对脾气，什么人都可以做朋友；对比台湾和香港人，见到大陆人就有些鼻子朝上，实在让我觉得匪夷所思。当时在中国男女授受不亲，不像现在这么乱。在美国，男女见了都抱一抱。一开始这让我有些不习惯，然后潜移默化地，就觉得美国人的这种看似习惯的动作，让大家真的感到亲如一家。南方人有的时候喜欢穿起来，有一次，我和几个中国学生在回宿舍的路上见到几个学生盛装在外面走（那种南方贵妇的服饰一套可是要几千块的），其中一个女生见到我就跑过来和我拥抱一下。我问她这是干什么，她说什么都不干，就是好玩。我问她她搀着的那位是不是她的男朋友，她就大笑，说她现在没有男朋友。美国学生处处体现出的这种自信、开朗、直率，日后一定会体现在他们的工作之中。在弗吉尼亚，这帮本科生的所作所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华人孩子将来在这个社会上的真正竞争对手，是这批受过良好品德教育的美国人。这帮人的一个共性，就是从出生开始，活得就很正、很纯，不想那些没用的。不花时间想那些没用的，就意味着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来向那些有用的事情。当年我在美国公司里面做开发部主任，把我雇进去的就是这帮人，他们对我的肤色、背景都不太注意，唯一关注的就是我是不是能把事情做成。看一个人的道德教育，用中国人的所谓“贫贱不能移”来判断，我觉得是可以准确到八九不离十的。说到底，人的品性就是一种兢兢业业的实干精神。如果一个人以钱断人，其实干精神很难不打折扣。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从中国带来了很多虚的东西（自己自然不意识）。美国的那些本科生，以他们强有力的方式，迫使我认识到我脑子里的那些虚的东西。一旦认识，摆脱相对比较容易，有点像把别人吐到我们身上的痰给擦掉那样地下意识。在美国，有些中国人，不能摆脱那些虚的东西，不能实干，结果很多都被迫海归了。他们海归以后，对美国的看法，都是相当负面的。唐骏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他在微软（美国）有工作，不能好好地做事，然后就海归了。其实看看唐骏的照片，就不难发现，他的虚浮实际上是写在脸上的。

书归正传，我们作家长的，一定要有意识地把道德教育放在第一位，把孩子培养成兢兢业业实干的人，否则孩子会一辈子觉得和美国的根本精神格格不入。

（待续）

教育杂谈九：什么样的老师是好老师

像我们这种在社会上混了二十多年的人，对当年学校的老师，一般都会有一个比较公平的评价。在我这辈子里，最差的老师要算美国的博导。现在看来，美国的很多博导，都是心理变态的人。他们在一个被别人残酷剥削的环境中成长起来，有朝一日他们当了博导以后，就像阿Q那样，变本加厉地欺负他们的学生。无论他们多么不讲理，他们都觉得那是学生献身科学事业理所应当的付出。美国研究院的这种状况，使得美国学生不愿意考研，读研，投身于科研事业，造成了美国研究机构严重依赖外国研究生。国家拨下去的巨款，很多都无声无息地不见了。当奥巴马拨巨款研究如何治疗癌症时，国家健康研究院（NIH）的一个负责人就说因为缺乏目标，这些钱将无声无息地消失于数以千计的耗子洞里。相对来讲，当年（80年代以前）中国的老师，最坏的，无非也就是个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官僚，一不会对主动学习的学生主动出击，二不会像今天的老师那样，向学生要这要那。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还是彻头彻尾的毛头小子，糊里糊涂的，远远没有搞清楚中国、美国、社会是怎么一回事。今天，我已经在美国研究院以外的美国社会生活二十多年了。回过头来看美国大学，就很明显地看到，美国的研究生院和美国社会实际上是格格不入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优秀人才来美国研究生院，然后在科研界发展。快三十年了，十来万人，其中不乏才华横溢之士，竟然没有一个人在学术界大放光彩。这恐怕不是中国学生的问题，而是美国大学里的教授，通过盲目欺压、虐待，将这些学生的心理扭曲了，将他们的前途湮灭了。同时，很多中国学生来美国的时候，自身没有足够的承受欺压、虐待的定力，很快就被这些教授搞到心理有严重问题，完全达到临床的程度，然后还不知道去寻求治疗，结果搞倒不能自拔的地步。

美国的学术界，绝对不是很多人想象的那种象牙塔。对于我来说，我从学校出来很多年后，才摆脱了学校加在我心理上的阴影。当年在美国连着好几起学生杀教授（包括中国人杀白人教授，白人杀中国人教授），不是事出无因的。记得卢刚把他的教授给杀了以后，我们几个人在弗吉尼亚大学一起谈起这事，大家都觉得卢刚应该一走了事，不必拿他年轻的生命，换一个快死了的恶霸教授的命。有一个平常很文静的学生太太插进来说：“你们说什么呀。我听了这个消息，就觉得痛快。真他妈的痛快。”用个杰斐逊的说法，我的脑子自然不同意她，但是我的心是和她站在一起的。

我想任何一个人，在社会上混了二十来年以后，回头想想，在这辈子经历的人中，哪个可以称之为老师，哪个可以称之为好老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更有意思的，是想想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些人是好老师。对于我来说，最好的老师，有几个素质，一是平等对我，二是相信我，三是向我展示他们的工作精神。举个例子，我当时还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一次去美国一个国家研究所，那里的一个很有名的人，见到我，就和我说他要开一个核物理方面的课，然后和我描述了一番以后，就问我的意见。我也就提出了一些尖锐意见，结果和他讨论得热火朝天，从旁听到的中国人都问：他怎么会问你这些问题？这种平等待人的精神，本身就会给学生一种信心。虽然大学里的教授很多也没有任何生活乐趣，一天到晚泡在研究室里，他们的研究热情，和中世纪的苦行僧差不了多少。他们的执著，一点不是心理正常的人对一个事业的热爱。和这样的人一起混，从好的方面讲，对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从坏的方面讲，那就是自虐。我来美国以前，自然不知道这些。

当年我从弗吉尼亚大学出来，可以说是糊里糊涂地撞进了富士胶卷。自从在清华读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开始，我就向往一个研究物理的人生。当我要走出弗吉尼亚大学时，我对整个教育系统的反感强烈到连与我交往不深的人，都和我说：你不适于呆在学校。再加上那是1990年，就是我想回国，也不可能（当时我们不知道北京会如何对待我们这帮游说国会，组织华盛顿万人游行的人 —— 其实我在89十一华盛顿游行中的贡献，就是开着一个大卡车，按照手里的单子，到附近的中餐馆去拉吃的，送去林肯纪念堂。当时几乎所有的餐馆老板，装完车以后，都问还要不要；所有维持治安的警察，听说我是给学生送吃喝的，都特别帮忙，为我开路）。刚进富士的时候，我基本上是处在一个手足无措的状态。一进公司，公司总裁立刻找我谈话，有点半道歉式地说：虽然你现在的职位很低，但是立刻就会被提拔。我知道你在这里没有家，你有什么事，包括私事，都可以来找我。然后，他一直用他的方式，让全公司的人知道，我在他心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人。例如在公司开大会的时候，他当着全公司人的面，跑到我这里来，悄悄地问我几个没有任何意义的问题，然后我就尽量幽默地给他一个没有任何意义回答，这时我们两个就会心地笑一场。在一个大公司混过的人，都会知道这种姿态的作用（要知道我的老板跟总裁都是说不上话的）。我在富士，一开始，不知道犯了多少错误。但是，带着总裁的光环，大家对我都很照顾。五年之中，我为富士赚的钱，就是不以亿计，也有几千万。有一次，我到德克萨斯跑了一个星期，拿到了一单一年八百万的生意，回来和日本派来的CEO闲扯，我就和他瞎扯，说我在你这里干一辈子，你给我的钱这礼拜我已经给你全赚出来了。（这位CEO的成名作品，是他当年打败柯达胶卷，使富士胶卷得以独家赞助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

如果一个人在小时候，他的工作得到一个老师的肯定，这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这种肯定在无形之中，对一个人的成功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这种肯定，就是《教育杂谈三：什么是教育》里面的所谓反馈系统。举个例子，当年中学数学老师出了一道数学题，问了好几个人怎么做，他们都不会。老师然后就来问我，我说我也没看出来怎么做，他立刻就说：“嗯？怎么你也看不出来？”然后，他就回去把他的题又读了一遍，看看是不是他把题出错了。老师的这种动作，是很长学生自信心的。越是有能力的老师，就越敢于向学生展示自己，放开自己，让学生看到这些动作。（注意：这种反馈，有别于人为的动作，例如老师指定学生做班长等等。那些动作往往是有其它目的的。）

人格培养之外，教育还包括知识灌输。其实，只要学生能够有信心、喜爱学习，他们自己就会去学习，顶多需要老师教一些窍门，不必灌输的。单纯的获取知识，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读书进行。就我来讲，科学技术之外，最有教益的学习，莫过于学习美国社会。而学习美国社会的基础课，我靠的是Will Durant的那套《The Story of History》。当时我在富士，很多时间是在飞机上、机场里度过的。我当时自己给自己立的规矩是在飞机上不做具体工作，用来务虚，读非技术书。富士很多人都知道，不能指望我在飞机上干任何事情。利用这些时间，除了这套11册的书以外，我还读了不少诸如Edward Gibbon那样的名著。我就是在那段时间内，在基本阅读方面，赶上了一般美国人的。

Durant写的那套书，让很多美国人了解了世界。当年Durant在哥伦比亚教书，四十多岁的时候，第一次去欧洲，印象之深刻使他回来以后辞去了教授工作，专心撰写这套历史书。照Durant的说法，这套书是写给他的朋友看的，没有任何历史学学术价值（这话是针对那些谩骂H.G. Wells的那本历史通史的那些“历史学家”说的）。他这套书的主旨，就是向美国人，特别是年轻人，解释美国文化的背景。结果，很多人对每一册的出版都翘首以望，以致肯尼迪总统对他的贡献，在他92岁时，向他颁发了总统自由奖章。据说这套书已经全文翻译成中文发表在中国出版（好像二十多册）。因为我没有看到过，所以不知翻译水平如何。

西方学术界，和老百姓脱节，很大程度上因为一般教授，只了解很窄的一个范围。有一次我在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问一个埃及学者一个有关埃及的问题。他就直截了当地和我说：“真是不好意思。其实我实在是应该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的，但是今天的学者的了解范围，实在是太窄了。我真的不知道。”Durant这种人的价值，就在于他们可以以他们宽广的知识面，向老百姓解释一个他们渴望知道的事情。

其实我学习中华文化，也是在美国进行的。当年在中国，一没有时间，二兴趣在理工，不在文史。来了美国的时候，立刻学习美国历史没有这个精力。当时只有在累了以后，在大学图书馆里看中文书作为消遣。看了一通金庸以后，就开始看比较严肃的著作，包括柏杨在绿岛翻译的柏杨版《资治通鉴》（这套书也早已在大陆发表）。其中不少“柏杨曰”的评论，比司马迁写的内容更有读头。

其实在今天的中国，任何人都可以找到有关西方文化、历史方面的资料，有关中国的资料，除了现代史、社会学方面的资料以外，也可以找到。问题是一般老百姓需要为生计奔走，他们没有时间来调研一个与他们的职业完全没有关系的题目（例如一个生意人不可能调研中国近代史）。西方历史就更难了，因为对中国人来说，直接读Durant也是有一定困难的。时至今天，我还没有看到过一套中国历史书，可以像Durant那样，给老百姓们（也就是Durant说的他的朋友们）讲讲中华文化。这对于中国的芸芸众生来说，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

中国没有这种写给外行看的文史读物，原因恐怕还是信息管制。前些时候，忙得不可开交，周末没事就看袁腾飞给高考预备班讲的历史。显然。袁花了不少时间，将中西方的文化彻底读透了。在中国史方面，他受标准答案牵制，对有些时期的解释以偏概全（这方面的例子很多，除了路人皆知的那些以外，还包括诸如北洋军阀这些时期）。在世界史方面，因为袁本人外语能力差，不能读原文著作，所以只能依靠中文翻译和道听途说。为什么就说袁把中西方给读通了呢？因为他犯的事实错误，并不与西方文化的根本冲突。举几个例子，袁说在西方不信教就像牲口。先不说早就政教分离的美国。就是在天主教影响仍然很大的西班牙，现任总理Zapatero就是一个公开声称不信神的人。袁还说一信教就能融入美国主流社会，这也是荒唐的说法。很多中国人来到美国以后，立刻就参加教会活动。很多人参加了二十多年，我也没见到他们多么融入主流社会。袁说你到了教会就可以白吃白喝，那是刚开始人家吸引你入教的时候。去多了，人家就会发展你入会，交钱。袁说在欧洲旅游就是“白天看庙，晚上睡觉”，这种把欧洲文化局限在教堂和旅店的说法，对欧洲是极端不公平的。要知道教堂今天对欧洲人的影响力，已经远远不是当年盖教堂时的那种人人都穷，但是人人都捐的程度。与其说他这种说法是对欧洲的描述，还不如说这是对旅游团这种旅游方式的控诉（什么地方都去过，但是什么都没看着）。就是傻到底的美国人，到了欧洲，主要时间也花在博物馆和品尝欧洲美食上，并不太去那些教堂的。再有，袁说读书的目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就是中国人近乎无稽的冠冕堂皇。当今的中国，把心、命、圣人的绝学、万世的太平，和两百块钱放在一起，绝大多数的人恐怕会选择两百块钱。虽然袁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他时把中西方读通了的人。像他这样的人，写不出值得看的通俗读物，问题恐怕还是出版管制。

我的一生中，最好的老师，都是平等待人、平易近人，并且给人以自信力；他们不注重把什么特定的知识传授给我，而是把一个世界观展现在我面前。当年富士的一些经销商懒得不得了，以致损害富士声誉，我就找富士总裁说要整顿这些经销商。总裁说，这批人是在我一无所有的时候助了我一臂之力，无论他们怎么搞，我都不会整顿他们，因为我欠他们的人情。和这种老师在一起，学生就看到别人是在如何做人，这些东西是从商业书里学不到的。其次，好老师真正读通了他们的专科，从而可以把精华（一大堆看似散乱的细节中的内在联系）传给学生。听这种老师的课，和这种人对话，总有一种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觉。但是，我这辈子遇到的绝大多数的“老师”，自己都没有把他们所宣扬的内容搞懂、搞透，而单单照本宣科，然后布置作业，混口饭吃而已。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因为缺少市场竞争，学校里的老师大多是这类，如果家长的教育不能跟进，那就可能把孩子给耽误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