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杂谈一：千万别把孩子送回中国去养

中国大有一批觉得中国立刻要赶超美国的人；美国也有一批学者，觉得中国会超过美国。其实这帮人和八十年那批觉得日本会超美的那帮人一样，大概是需要出文章，但是没有灵感，所以一定要说一些冷门的话吧。我觉得中国在我的有生之年，是不可能超过美国的。这里的原因很简单：看看孩子就行了。

先说八零后这批人。这批人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生的。按道理说，他们得天独厚，即便是年长的那批（80左右生的那批），遇到89、90、91那几年的大倒退的时候，至多他们也只有十来岁，而且影响也就是一、两年。不像我们，十来岁之前，可以用一个“乱”字概括。

但是他们和我们的区别就是他们是在读书的环境中长大的。照中国古人的说法，读书应该是好事。但是，要知道，他们的读书，完全是填鸭式的教育方法中出来的。连“谈谈体会”这样的问题，都要以找“踩分点”为目标。当年高考我以政治五十多分，语文七十多分，能够考上清华，堪称一险。但是今天的学生，通过十二年的中、小学磨练（有别于我们当年三、四年的捏着鼻子恶补），思想方式，已经完全被八股文控制。想什么事情，都要下意识地去找踩分点。所谓踩分点，实际就是官方意志。下意识地要找踩分点，就是照着别人的意思说自己的话。

对于八零左右的那一代来说，他们成长时期的社会风气还不算太坏。不像今天正在长大的这一批，“金钱等于一切”已经发展到卖爵鬻官，人人腐败的程度。连学校里当个班长，都需要用家长的金钱来打通关节。这种社会现实，加在张嘴即八股的孩子头上，对心理造成的扭曲，是显而易见的。最近放暑假，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群一群的中国孩子。今天在Mall见到一批，上去问问，原来是浙大的。无论是什么地方来的中国孩子，老远一看就可以辨别出来。这些孩子，神情相当紧张，不像美国孩子那样嘻嘻哈哈，活泼可爱。

美国的孩子，你从表面看，一天到晚不读书，就是玩。从考试能力上来讲，的确不如中国孩子。但是他们可以享受社会给他们的一个自我发展空间。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他在瑞士读物理，靠的是瑞士物理研究院没有考试，这样他得以花时间，以他自己的方式学习。这样他才学到了真正的物理。虽然他未能在大学里谋一个职位，但是当他在专利局做小职员的时候，还是写出了革命性的相对论理论。

这一点，到美国公司里看看就很明白，当年我在dot com公司里混的时候，程序员中中国人很多，但是一到管理阶层，中国人就凤毛鳞角。可能有人会解释，说这是中国人在美国受到歧视。当年我在dot com管理层宦游，干了好几个公司的开发部主任，没有感觉到这种歧视。如果我和公司的意见不和，我走没有问题，因为我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另一个管理工作。这种情况发展到有些公司的CEO见到我的时候，说话都小心翼翼地，生怕把我得罪了，因为我一走，他们的项目就没人领头了。（自然，这里的前提是我的名声就是能把事情干成。）

要知道，对于这些公司决策人来说，他们的问题是手里的项目亟待完成（或者说尽快提高公司的股份价值），至于公司经理的皮肤颜色，对他们来说是再无所谓不过的事情。有一些中国来美国的年轻人，想当经理，摸不到门路，看到白人被提上去，没有自己的份，就不顾原因，把问题归咎于肤色。这是一种弱者心态，一种缺乏自信的表示，也就是他们不能提拔成经理的原因。在美国，白人投奥巴马票的百分比，和投给克林顿的百分比一样。从一个方面来说，这说明这一代的美国白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以肤色看人的这种无知者心态。

相比之下，中国的孩子，虽然考试分数奇高，但是缺乏独立思考能力。所以我们经常听到一些故事，某省高考状元想来美国上大学，一流大学中没有一个录取他的。很多大人，在中国看惯了目前的风气，也就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八股教育（即踩分点教育），加上言论控制，加上社会风气，对人的思想是一种很残酷的禁锢和腐蚀。当年面对八股教育方式，龚老先生说：“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我的问题是，就是老天爷给你降下人才，这些人才能经得住你们从六岁就开始的为期十多年的八股式禁锢教育吗？

中国人很推崇伯乐。也就是一个人去发现另一个人（常常是晚辈）的潜能。相对来说，大家都不太讲如何发现、发掘、发挥自己的潜能。相比而言，美国人就更加讲究自己发挥自己的潜能。人最可贵的就是自知之明。自己不主动了解自己，主动管理自己，主动自己得到生活之乐，一天到晚守株待兔，等着伯乐来发现自己，岂不是很傻？自己做自己的伯乐，首先就要从小培养独立思考，独立做事的能力。只有这样，长大了以后才能有自己为自己选择正确职业的能力，和发现错误及时纠正的能力。这方面的例子，我在《别人的成功，能复制吗？》一文中提过几个，不在这里重复。

说到底，无论是选择爱好还是选择职业，这都是一个自我发现，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这个能力，比考试得高分要重要许多，也困难许多。这里的道理很简单：试想有两个人，一个为挣钱捏着鼻子干一件事，另一个出于自己爱好干一件事。谁能干得更好？那个因为爱好干事的，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津津有味地想他工作上的事；而那个为挣钱苦熬的人，每天一上班就盼下班，巴不得不去想这些烦心事。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开掘自己心灵的泉水，对于一个人来说，这是一辈子最重要的三件事之一（另外两件事是建立家庭和选择居住地点）。如果这件事做不好，那么一个人就不可能幸福？

从这个角度讲，社会首先给孩子们发展空间，其次不去扭曲孩子们的心灵。这是一个社会大环境的问题，一个生活在中国的人，即便了解这一层，并且主动给孩子发展空间，不去扭曲孩子的心灵，他也很难达到效果。原因很简单，孩子的大多数时间在学校，搞八股那一套。孩子们生活在一个比较扭曲的社会里，每天看到的，都是缺乏公正，钱可以摆平一切的实例。你让他们能逆流而上，现实吗？

所以不要以为孩子随遇而安了，就等于他们得到良好教育了。中国赶超美国，要等中国开放思想禁锢、停止使用八股文教育方式以后的那一代人长大以后，才会有希望。在禁锢解放之前，千万别把孩子送回中国去养。

在美国成功的秘诀

移民在美国混生活，的确很艰难。常常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甚至会觉得灰心、走到了尽头。但是，柳暗花明，往往就在下一个转弯处等待着。最近有人问我在美国的成功[注一]秘诀，想了几句话，转登在这里，与大家分享：

鼻子要像狗一样的敏锐，随时随地考察身边状况、机会；
等待要能够静若处子，行动要能够动若脱兔；
做事要能够像鲲鹏那样长期[注二]准备[注三]，然后抓住时机展翅高飞。

[注一] 我对成功的定义：工作能够乐在其中（也就是说最重要的是能够做到挣钱和娱乐之间没有界限），生活能够融洽顺畅，钱基本够花即可（即心态能够恬静，不追求富贵）。
[注二] 很可能为期二、三十年。
[注三] 指长时期的、日常的学习。

别人的成功，能复制吗？

最近唐骏的事情，搞得沸沸扬扬。其实，唐的问题有很多，更反映了很多中国的现状。例如，唐的《我的成功可以复制》能够畅销，就说明很多人觉得别人的成功可以去复制。换句话说，如果大家觉得成功是不能复制的，唐的这本书也就不可能畅销。下面的问题，就自然而然地提出了：别人的成功，能复制吗？

中国人一窝蜂，是出名的。十年前，美国爆发电脑热，很多中国人，完全不问问自己是否适合搞电脑，一窝蜂地去学电脑。那些完全不是搞电脑料的人，结果自然是很糟糕。我就见过不少一见到小逻辑就头痛，居然选择去学电脑编程。结果捏着鼻子学出来一个硕士以后，天天都要捏着鼻子去琢磨那些小逻辑。Dot com顶峰的时候，这些人可以找到一些边缘性的工作；dot com崩溃之后，自然变得一无所有。

相对来说，美国人就不这样一窝蜂。我还没来美国的时候，喜欢听Mahler的第二交响曲，因此听说过Gilbert Kaplan这个人。当年Kaplan在美国是一个很成功的出版家，他热爱Mahler第二到了欲罢不能程度。结果找一个音乐家教他看Mahler第二的总谱。第一个礼拜，学了一页，Kaplan就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干的，因为照这个速度，只要一年多他就可以学完总谱。长话短说，今天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对Mahler第二的理解超过Kaplan。

美国上届联邦储备银行行长Alan Greenspan是另外一个例子。当年他曾职业性地吹单簧管。当时他的吹伴，包括像Los Lobos这样的天才。吹了一段时间后，他认识到，这不是他的行业。他就去改学经济，然后变成全美国独一无二的经济学家。他热爱经济。有一次，他彻夜和撒切尔夫人在唐宁街10号交谈，凌晨三点，撒切尔把她的财政部长（住隔壁）叫来，问他为什么英国没有这样敬业的经济学家。

在美国，这样的故事多到无法胜数，遍地都是。实际上，我自己又如何不是这样一个例子。当年我来美国的时候，一门心思想一辈子搞物理研究。结果东冲西撞二十年后，几经周折，才最终找到了这个最初我连想都没有想过的职业：律师。当上律师以后，我才知道一个人找到适合的职业的滋味。

唱《音乐之声》的Julie Andrews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她刚开始唱歌的时候，觉得自己的声音不好听，就模仿别人。后来什么人和她说，如果你不用自己的真正声音唱歌，永远不会成功。结果，Andrews就用自己的真声唱歌，达到了相当的造诣。前两年加大洛杉矶分校搞图书节，Andrews参加，排队请她签字的人，绕着帐篷转了一大圈。

唐先生的《我的成功可以复制》的最大问题，就是和大家说，靠复制他，你就可以成功。我们姑且不去说唐的那套不冒险就会有收获的鬼话，他这个复制别人成功的说法本身是非常害人的，特别是害年轻人。

我在美国很多年了。很多人说我的思想已经完全美国化了。这恐怕是事实。从我的角度来说，中国来的人，太能够服从，太没有自己的东西。当年我在美国当dot com公司的开发部主任，曾经“宦游”过一段时间（在很多个公司当开发部主任），直到dot com彻底崩溃。当时的环境，通常是中国人、印度人写软件，白人管理。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说，这并不是种族歧视的结果，而是中国人没有自己的想法的结果。记得有一个dot com公司，把我找去做开发部主任，当时他们的程序员，很多是白人。所以CTO把我的手下召集在一起，对这下面坐着的一堆白人说：“这是你们的新经理，”然后就走了。我面对下面很多疑惑的目光，不知道该说什么，就只好说：“行了，干活去吧。”我进了公司以后，招了一大堆中国人，可惜没有哪个人可以独挡一面。结果，我手下的几个经理都是白人。

中国有一种伯乐说。也就是说，伯乐可以发掘一个人的潜力，并给他条件让它发挥出这种潜力。但是在当今社会里，你坐在那里守株待兔，等着伯乐来发掘你，而不自己发掘自己，难道不是很傻吗？

唐的《我的成功可以复制》可以在中国畅销，反映了一个社会问题：很多人在寻找一个成功（恐怕他们成功的定义是挣钱）的模式。其实这是中国人的一个问题。他们不了解，做人是没有模式的。任何一个人，不开掘自身就不会了解自己干什么合适。就像很多中国人不明白，挣钱是没有止境的。挣钱不是为了当冠军。这里的问题是所挣的钱是否够用。其实，如果不浪费，我们一年实在花不了多少钱。美国有一项统计，一家一年的收入，高于一个很小的数字后（不记得是两万还是三万），幸福就与挣钱的数量没有关系了。很多中国人不明白，一味地赚钱，一味地二奶、小三，并不是通向幸福之路。

记得当年我考律师资格的时候，和考场上邻座考友讲到年级大了改行，她就在中间休息的时候，把她学校里的一个六十多岁的考生介绍给我。握手的时候我随口来了一句：“当律师是一个很好的业余爱好。”这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立刻瞪起眼睛，和我说，这是她新生涯的开始，她考律师，绝对不是为了找一个业余爱好。她觉得她会有一个成功的律师事业。

美国人一生找自己的归宿，司空见惯。什么时候意识到，就什么时候行动。要知道，美国人人生一开始就没有什么模式。美国的儿童教育，都是以“独立”为褒义词，不像中国人用“听话”来夸孩子。其实，在英语里，“这孩子真听话”这句话是没有正相对的英语翻译的，因为美国人没有这个说法。（我以前连续做过两届南加州法庭中文翻译协会会长，中英翻译是有一定水平的。）

对于中国人来说，第一要认清的，就是要把精力花在自己身上，当自己的伯乐，想想自己干什么好，然后有胆气去付诸实施；失败以后，有胆气重新开始。而不是一心看着别人，看看别人如何成功，然后去复制。如果工作单单为钱，那时不可能成功的。

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之一：回顾

前一阵子，中国公司来美国上市，形成了一个一窝蜂的局面，可以说是一个像女人买皮包那样的一个上市时尚。从结果来看，那些上了大盘（NYSE、 NASDAQ）的公司，很多自己的营运不错，但是股价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上扬。那些上了次级交易市场（OTCBB，Pink Sheet）的公司，很多已经消声灭迹了。

中国公司上市以后的最大问题，就是对于美国政府对上市公司的要求，和美国融资的过程（或者说对融资这个生意）了解不深。进而对维持一个上市公司的难度了解不够。更有很多美国“公司壳”贩子（所谓“公司壳”，就是一个已经没有作业的上市公司的壳），口口声声地对中国公司讲，美国SEC（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没什么大不了的。公司上市之后，他们可以负责对付SEC。中国公司尽可以放心。三来五去，这些中国公司就陷入一个骑虎难下的局面。

与SEC打交道，一定要有律师和会计（获得PCAOB认证）的参与。这里面，自然会有一个费用的问题。壳贩子的第一步，就是说他们认识很便宜的会计和律师。这样，中国公司就可以用壳贩子的便宜律师和会计所提供的服务来对付SEC。

要知道，在美国这个完全自由竞争的社会里，专业服务的价格完全是由提供服务的专业人士的能力和具体服务项目来决定的。也就是说，“便宜没好货”这句话在美国可以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我认识便宜的律师和会计”这话本身就有很大问题，因为如果这些律师和会计能做好工作的话，难道这些壳贩子有特别神通把他们找出来，而社会大众就不会？中国公司往往不认识这里面的另外一个问题，这些律师和会计受雇于这些贩子，他们能真正地考虑中国公司的利益吗？

从真正操作的状况来讲，这些律师和会计知道这里面有很多的猫腻。他们受理这些壳贩子的业务多少也是生活所逼，没有别的赚钱办法。但是，它们都知道这里面的问题，所以一般设入都很浅（反正那些贩子们也没有给他们多少钱）。在我涉及的案子里，一打电话过去，他们都是一问三不知。更有甚者，连公司名字和这些壳贩子的名字都记不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责任是很有限的。到时候出了事情，中国公司不能找他们来为你负责的。

很多中国公司的另一层问题是他们在美国没有多少实际的作业，所以没有能够办事的部门，干任何事情，都需要飞过来一趟，这样费用就非常高。（你认飞来美国就不能处理中国那边的业务。）所以，很多公司被迫在知道壳贩子这里面有猫腻的情况下，没有办法，继续依靠壳贩子，和这些壳贩子认识的便宜律师和会计。

在美国维持一个上市公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个公司一年向SEC提交几十个、近百个8-K报告，是正常的。试想，我们即便不说相应颁发的新闻通讯稿、与媒体互动、或者与华尔街各种机构的联系，如果一个公司每个星期都要向SEC递交报表，这是多少工作？如果只提交SEC报表，没有其他那些活动，那么投资者如何可以了解你这个远在天边的公司，如何敢向你投资。中国公司在中国的股价高于香港股价，在香港的股价高于在美国的股价，说到底就是这个原因。

工作在华尔街的那些人能赚那么多钱，就是因为美国的资金方面的运作，非常没有效率。我曾经看到过统计，说每从华尔街融资到一块钱，公司只能拿到五毛，另外五毛花在各式各样的手续费上了。这五毛的一部分，就是用于维持上市公司上（也就是对付SEC）。

一个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之后，即便你不想从华尔街搞到一份钱，很多的费用（如向SEC提供的报表）是不可避免的。这些SEC申报的要求，是很细的。有些人在中国经营久了，会觉得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没有什么。但是如果违反这些貌似鸡毛蒜皮的规矩，你就会收到SEC的所谓评论信（comment letter）。如果你不能对这些comment letter提出有效的回答（comment letter通常要求十天之内回复），那么SEC就会更深入地对你的公司进行调查、研究。往往，这些贩子卖出去的公司是经不起SEC的调查和研究的。结果，SEC就会问出一些你无法回答的问题。这时的问题就非常棘手了。

要知道，当一个中国公司刚刚买一个壳的时候，壳的问题是壳的问题，在中国公司聘请的律师的有效代理之下（区别于壳贩子的律师），是可以分清、并加以解决的。（当然，如果难以解决，律师会建议不要买这个壳。这样至少不必事后花擦屁股钱。）但是，当中国公司把这个壳买下来之后，特别是买下来一段时间之后，这个责任是谁的，就说不清楚了。

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壳贩子，继续为中国公司操作（卖壳了以后，他们好再赚它一笔）。他们继续利用他们“认识的便宜的律师和会计”继续维持这个公司。等SEC的comment letter接踵而来的时候，中国公司本能地就会说，那么我们给SEC写封信去解释一下，这些事情都不是我们的责任不就完了吗？

他们不了解的事，按照美国法律，问题不出在你欠SEC什么。公司向SEC提出的几乎所有报表，都会立刻公之于众。如果一个公司的报表不全，或者报表中有错，你欠的不是SEC，而是大众。这件事情，就像你把一个人骗了以后，能写封信解释一下就完了吗？（记住：公司的股票在你“骗人”的期间，可是在自由地交易！所有的实际交易者都实际上受到了欺骗；所有可能交易者，都潜在地受到了欺骗，也就是欺骗未遂。）

问题出来了以后，有些中国公司就自认倒霉，接受这些贩子提出的条件，继续受冤。（我对中国人对于冤屈的忍受程度，从来都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好一点的中国公司会自己出来找一个美国律师。但是，到了这种时候，常常是已经没有万全之策了。

有一次我代表这样一个中国公司老板A先生，在单独会见这个壳贩子的时候，我问他，既然你这个壳有那么多问题，而且你知道A先生显然对美国法律一窍不通，你为什么不建议他找一个美国律师，审核一下。这个壳贩子倒是老实，他笑了笑，反问我：“我问你这个问题：如果A先生在买公司之前找你，你会建议他买这个公司吗？”

像这样的，还算是比较客气的。更有甚者，我还见过壳贩子，他们依靠他们对美国法律的了解（如所谓Regulation S-K的Item 601(b)(31)要求公司负责人以Exhibits 31.3和31.4的形式担保报表的准确性），诱使中国负责人在一些不实之词后面签字。然后，用Exhibits 31.3和31.4担保去要挟中国负责人。这样，这些壳贩子就可以不停地向中国公司要钱，而且可以在SEC那里掩盖他们的问题。

消声灭迹的太多的中国上市公司中，有多少是在默默含冤呢？

今天当中国人真可悲

今天网上盛传的一篇署名“青年报”“记者林艳雯”的文章：《周立波微博力挺唐骏学历：攻击出于羡慕嫉妒恨》，看了以后，让人觉得今天当中国人真是太可悲了。

周说：“是唐喜欢假文凭呢？还是社会不看真本事？是唐欺骗了世界呢？还是世界胁迫了唐？”虽然 “我不赞同唐骏的做法，但我理解唐的无奈，我更肯定唐曾经的成就，我坚信，报唐料的人一定没唐有料。”

这些言论，可以用“人心的扭曲”来概括。周不顾事实如何，为唐辩护。他完全不顾唐是否说了实话，是否来美国买了个假文凭，拿回去忽悠愚昧的中国人，竟然成功到《我的成功可以复制》的程度。

周立波所谓的“是唐喜欢假文凭呢？还是社会不看真本事？”云云，荒唐到让人哭笑不得的地步。难道世界上大家用钱来作为交换媒介，到银行抢钱就有道理了？中国社会的问题到底是不看真本事，还是盲目崇拜海外学位？这有一个唐是被动还是主动的问题。

周认为，唐是被逼的。既然被逼，那就应该不是主动的了。但是，唐到处说他是名大和Caltech的双料博士，并且还号召国人，特别是年轻人，《我的成功可以复制》。这是被动还是主动？到底唐是“社会不看真本事”的牺牲品，还是他主动地、充分地利用中国人缺乏自信力，盲目崇拜海外学位的心态，通过欺骗，得到中国人普遍的青睐，以满足其虚荣心？

周在说那些昏话之前，有没有自问，世界是如何“胁迫”了唐。据说唐当年在微软美国谋一个小职位，然后自己主动，到微软中国去混。然后，没混几天，就出来不干了。（是不是什么人看到了唐的虚浮？）我也有朋友，在微软美国工作，虽然不轰轰烈烈，但是小日子称之为其乐融融一点都不为过。唐放着这种宁静、安馨的好日子不过，要到中国去招摇撞骗，难道是什么人“胁迫”的？

唐的荒唐，国人竟然看不出来，说明时至今日，常常自称“强大”的中国人如何缺乏见识，如何妄自菲薄。没本事的人，海龟去骗国人，多么之容易。要知道，名大和Caltech都位于象牙塔的顶尖。在一个学校拿到博士，绝对不必要到另一个学校去再拿个博士。这个道理，就像你在北大读出一个学士以后，绝对不必再考一次高考，到比北大更好的清华去再读个学士。我敢打赌，唐当年递给微软的简历，肯定不会说他是名大和Caltech的双料博士。（就他那块料，说是名大和 Caltech的学士，恐怕都会被微软的HR看破，还不要说微软的那些脚踏实地的技术管理人员。）

唐这个人是很了解中美之间的区别的。据说唐这个人的家小都在美国，自己到中国去招摇撞骗。他知道，好地方是美国，不是中国。但是，在美国他不会有一展他骗子宏图机会，所以她就回国报效祖国去了。其实说句老实话，海龟时行那么多年了，我还真的没见过一个真心回去“报效祖国”的海龟。海龟的原因，无非就是在中国挣钱容易。在美国，一切实打实，来不得虚的，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实在是太艰苦了。

据说唐先生事发以后，那个雇他做CEO的公司，还在让他当他的CEO。其实，说到底，CEO是一个决定如何拿他人的钱去冒险的角色，唐先生的名言之一就是他之所以当打工皇帝，就是不愿意冒险。这样的人竟然被聘为CEO，真是荒唐。显然这些董事被唐的名大和Caltech的双料博士给镇住了，真是愚昧。

周说：“我坚信，报唐料的人一定没唐有料。”我和方舟子曾经打过吐沫仗，搞到方老弟把我发到他新语丝的贴全都立刻给删了。当时我记得我说过，他颤抖的手，疯狂地按“删除”键。但是，方舟子打假，无论怎么说，也是一个脚踏实地的活，因为你打假，就要查明人家假在什么地方。虽然方在美国也没混开，这才变相海龟，到中国去打假，但是怎么讲，方也比唐有料。周那么“坚信”，不知道理何在？他说这话的时候，不知有没有想过依据何在？

至于周说：“我更肯定唐曾经的成就。”我就实在不知道如何评论了。

唐骏这样一个骗子，在美国没有“发挥”的地方，跑到中国行骗，说明中国可悲。唐骏这样一个低级骗子，能在中国成功，说明中国可悲。周立波这样一个“名人”，没有社会正义感，不讨伐唐骏，却为唐骏辩护，说明中国可悲。周立波这样一个没有任何依据就胡说八道的人，能在中国这么走红，说明中国可悲。唐这种低级骗子，竟然有董事会聘他为CEO，说明中国可悲。事发之后，这些董事竟然让他继续当他的CEO，说明中国可悲。最可悲的是：事发之后，中宣竟然下文，禁止报道，禁止检讨中国人的这种无知。

周、唐之流胡说八道，对于成人也就罢了。那孩子们呢？

谈谈饥饿对长寿的作用

上篇介绍了resveratrol（白藜芦醇）的健康作用。浓缩Resveratrol在美国已经可以买到。这对于血脂高的人来说，是一个福音。在浓缩resveratrol上市以前，唯一的办法就是大量引用用葡萄酒，而酒类直接提升血脂。

可以和resveratrol相媲美的，就是所谓CR（calorie restriction，或者减少热量）。CR的做法很简单：就是饥饿。一种解释是CR激活一个叫TOR的基因。而TOR产生的rapamycin被认为有防衰老的作用。

无论resveratrol还是rapamycin，人工合成不是问题。问题人工合成的resveratrol或rapamycin副作用都太大。例如，rapamycin的负作用极大。但是，少量服用，似乎可以起到激活TOR的好处。实验室老鼠实验证明，rapamycin可以延长老鼠生命14%。目前一般认为，服用极少量的rapamycin可能会对人有延长寿命的作用。但是，目前离真的可以买到rapamycin，恐怕还有些年月。

美国在防老化方面的科研，投资巨大。而且一些私营企业，也开始对这类药物感兴趣。2008年，Sirtris被药厂GlaxoSmithKline以72亿收购就是一个例子。但是无论是政府投资，还是私营企业，都有很多问题。例如，政府投资科研的效果一直不佳，私营企业致力发展特效药。

和resveratrol比，CR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那就是CR可以通过饥饿达到，不必吃药，这就省去了买药带来的麻烦（例如药中的resveratrol含量是否充足等）。当然，饥饿对于一般中年人来说是很困难的。今天的中年人，承受着相当大的压力。在这种压力之下，通常吃得都比较多，特别是肉吃得比较多。这种饮食结构，对人会有一种安慰效应。美国人对麦当劳曾经做过调查，发现习惯吃汉堡包的人，吃完以后，很放松。如果不吃，就没有这种感觉。也就是说，汉堡包是可以上瘾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要放弃过量饮食，将饮食从吃过量，改变成吃不饱的状态，对中年人来说是有一定困难的。而且，饥饿有很多讲究。太胖的人，自然不在乎掉分量。但是，到一定程度，饥饿与保持体重、体力就会成为一种矛盾。人的生化系统很复杂，你想用饥饿将人体从一种平衡，转变到另一种平衡，一方面不容易，另一方面搞不好会有危险。这就使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CR可能和冬泳有同样的效果。所谓冬泳，其实就是到冷水里面，让身体内的生存能力得以施展。这样人从水里出来以后，才会浑身滚烫。人太舒适了，这些人体本来有的能力，慢慢就消失了。那么人也就老了。以前我的一个朋友叫我增加肌肉比例，说这样我才能承受更大的工作压力。Strom Thurman说的每天早上做伸展运动，以延年益寿，都大同小异。人体的功能，不用了，自然就会衰退。一旦衰退，就很难再找回来。这样人就老了。

所以说，健康长寿之道，还是要让身体去经受锻炼。如果不让身体经受锻炼，resveratrol吃得再多，恐怕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庆祝美国独立日

我们每年纪念美国独立日。对于移民来说，如果仅仅把这个日子用来休息、烤肉、看焰火，那就浪费了一个大好的认识美国的机会。如果一个移民不了解美国，特别是对于那个33岁的弗吉尼亚人在1776年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那个酷热的夏天，在Market街和第7街交界处的那个小客栈楼上，在没有任何参考书的情况下，写下来的美国纲领没有充分认识的话，那我们在美国的成功 ––– 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一个群体 ––– 就会受到障碍。

当年英国政府一方面对美国人征税，另一方面不为美国人在英国下院安排席位，导致美国人强烈不满。双方僵持不下，结果终于导致决裂，1776年7月4日，十三个殖民地的代表一一在这个“掉头的营生”（第二任总统亚当斯语）上签字。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宣布：“我们认为下列事实无需证明：人生来平等；造物者赋予了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为了保护上述权利，人民组成政府，并赋予其权力；如果任何政府形式破坏这些目的时，人民就有权将其改变或废除，进而建立新政府，并以这些原则为基础，安排政府权力的形式，使他们觉得最能够保障他们的安全和幸福。”

有了纲领还要实现，在麦迪逊（第四任总统）的领导下，1787年完成立宪。当时出使法国的杰弗逊回国后，觉得宪法需要明确列出老百姓的权利。他说服麦迪逊领导修宪。结果就是宪法第一到第十修正案，亦称权利法案。麦迪逊同时提出的一个有关国会议员薪水的议案于1992年批准后成为宪法第27修正案，另一个有关众议院人数的议案目前已无意义，但议案本身仍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

记得有一次，我在回中国的飞机上给南京大学的一个教授解释美国立国时的一些文件，听后他感慨地说：“美国人其实是很革命的嘛。”所以，美国人把独立战争称之为革命战争，一点也不过分。因为国父们对政府极端不信任，所以美国政府的权力一直比较小。当第40任总统Ronald Reagan 1989年届满离任时，就对记者说过：“我愿意大家把我记忆成那个还政于民的总统。” 美国人从去年的陶醉于奥巴马，到今天的对奥巴马的不满，显示美国人对政府仍然高度不信任。

美国是一个人民的国家。这一点，从美国国歌里可以看得很清楚。国歌里把美国叫做“自由人的国土，勇敢者的家乡。” 仔细想一想，这两者之间实际上是有因果关系的，因为在自由人的国土上，不勇敢人生就不会有光芒。从1963年以来，在美国被动投资（即投资者不参与经营）的中间回报率，总是在9%上下。对于回报高的投资，分析一下，就会发现投资者所冒的风险高于基准线。

勇敢，就意味着敢于冒险。用居里先生（居里夫人的丈夫）的话说，就是敢做个梦，然后用具体行动将其实现。国庆期间，允许我向勇敢的人民，特别是移民致以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