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龟的悲剧案例：方舟子

久居美国喜欢互联网的人，大都知道方舟子。当年在Usenet ACT，方舟子算是一个junior writer。我记得当年散宜生（不是西周那个，是加拿大的那个）的诗评，相当impressive。方舟子办了一个《新语丝》，与其它刊物（例如《华夏文摘》）一起，起到了一个组织、存档的作用。至今，当年的那些大家的作品，还可以在方舟子的http://www.xys.org/上找到。对于写东西、看东西的人来说，这是一个积德的事情。

那时候，像我们这样的人，来美国多年，一直生活在美国环境之中。我住在康州好几年。除了一个中国餐厅里的人以外，我在当地一个中国人都不认识。所读的文字，除了英文，就是日文（工作原因），外加一些法文。对于中文的东西，特别是大陆的东西，已经很多年不碰了，突然在ACT上看到那么多中国文字，而且是大陆背景的文字，一时手不释卷（OK，手不释电脑）。真是“凭轩不洒东方泪”，“调寄南洋清月光”。（散宜生诗）

后来，等我有了一些闲暇的时候，ACT已经平民化了（或者说已经变成一个中文大粪坑了）。当时我在yahoo有一个爬山group，方舟子有一个新语丝group，没事的时候，就上去看看，评论评论。当然，三来两去，就和方舟子干起来了。前后有那么两三次。因此，我对方某这个人，有所领教。方舟子自封是懂得骂人艺术的。像我这样不知深浅的人，就觉得他们是可以被骂的。哪曾想，辩论了两、三轮以后，方某就开始以版主之特权，开始删贴，犹如党国下令把已经印出来的书报统统销毁那样（现在想想，我的分析性的博客文章，总共就那么三个半人读，也被处心积虑地删除，真是可悲）。

好在当时方舟子的新语丝是开放性的。这样，我就可以注册一个新帐户，然后发一个贴。这个贴自然会被方舟子那“颤抖的手，疯狂地按delete键”而删掉（当时我的话），而且帐户立刻被封锁。但是，所有新语丝group的成员，会通过yahoo发出的email看到我的话。我当时如此无聊，注册了数个帐户，很大程度上就是咽不下这口气。你在中国实行新闻封锁，也就罢了，难道还拿到美国来了不成？最后，方舟子的一个在Long Beach的朋友，打电话来要求免战，这件事才算告一段落。我当时在电话里对方的说客讲：大家都是吃饱了撑的，玩一玩儿的，不必认真。而且我们都住在一个地方，要不要坐下来喝一杯什么的，我做东。方舟子的那个朋友回答：这大概不可能。想必方舟子还在发抖。

美国这个地方，人要想活得好，就要活得正，要能屈能伸，要坚持不懈。我在美国的朋友们，哪一个没有胯下之辱的经验？方舟子这样的小心眼儿。高不成、低不就，在美国自然是很难混下去的，所以就海龟。但是，方某海归了以后，恐怕还是小心眼儿行事，据说他小朋友（他比我小太多，所以称之为老先生不合适）现在靠在媒体鼓噪过日子。但是也没听说那个媒体雇他，不知道钱是怎么来的？

方舟子在中国最出名的一着，就是打假。难道方某不知道，中国的东西，没有什么是真的。中国的食品不是吃的，空气不是吸的，知识产权是不受到保护的。连Apple专卖店，竟然也有假的（里里外外，连iPad都是假的）。该店被发现，据说是因为店主画蛇添足，在店里挂了一个“Apple Store”的牌子。实不知人家Apple是不挂这样的牌子的。）教授们在这种环境下进行抄袭，环境使然也。而且这些教授一无钱、二无势，还要做当局的mouth piece，为他人做嫁衣裳，日子好过吗？你打假能解决问题吗？这难道不像纪检委那样把国家越检越腐败吗？美国一没中央，二没纪检，民风照样纯朴，纯朴到没有方舟子这样的浮人的落脚之地。方舟子、唐骏之流回国，不是没有道理的。

据说方舟子现在靠宣传妇女经期性交安全论，维系媒体对他的关注。我觉得目前国内两性之事，问题不在经期不经期，而在于你是有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的问题。有产阶级，二奶遇上经期，去干小三就行了；无产阶级，经期不经期和他们有什么关系？至于中产阶级，他们为有产阶级当牛做马（如上班干活、挣到钱付房贷等）还来不及，能有多少性趣研究在经期干那事儿。方某也不问问，这些人把非经期的那些时间充分利用起来了吗？不过，我要告诫一下方舟子的忠实的信徒们，在经期干那事儿的时候，下面最好铺一条大毛巾，否则把床垫子搞脏了，洗起来很麻烦。

我对方舟子也有一个建议，海龟就海龟，别再让别人说你是美国的这个那个。其实，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在美国，什么都不是。

预测中国的未来：十年大限(2/2)

（接上期）

最后的问题就是这个：中国的这个三十年的社会契约还能维持几年？答案：不出10年。分析如下：

虽然中国的总GDP已经达到世界第二，但是目前的效率还是非常之低。中国的总GDP虽然达到美国的40%，但是中国的人口却比美国高4倍多。结果，中国的总GDP排名世界第二，人均GDP却排第90。换句话说，中国的总GDP反映中国人数之多，人均GDP反映中国人效率之低。

当然，因为效率太低，即便社会在目前的社会契约下运行，中国的的经济还有增长的余地。但是，且不论政府收权的政策会如何阻碍经济发展，中国目前的总GDP是不可能达到今天美国的水准的，因为如果中国的总GDP要想赶上今天美国的水平，中国的人均GDP就要赶上波兰（目前排名第50）。如果中国在未来10年内，经济以10%的速度增长，就会至少达到今天波兰的水平。要知道，除了阿拉伯石油国家以外，GDP排名前50的国家都是s民d主f国家（s民d主f给带来国家政策的合理性）。

排名第90的意味着和厄瓜多尔、伊朗、安哥拉、泰国这类国家相伍。排名第50意味着和波兰、智利、立陶宛这类的国家类似。上述的两类国家是完全不相同的两组。前一组都是不讲理的国家；后一组是基本上讲理的国家。中国在一个不讲理的政体下，经济发展到今天，没有什么奇怪的。但是想从前一组过渡到后一组，社会就一定要进一步地合理化。

我们上面没有考虑10年以后各国的经济都会有所增长，到那个时候，中国的人均GDP如果想达到当时的排名第50的位置，可能要达到今天台湾、南韩的程度。咱们暂且不说那种情况，就假定所有的国家在未来十年都止步不前，听任中国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那么到那个时候，中国需要达到今天波兰今天的水准。

波兰自然不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从第17到22是日本、法国、德国、爱尔兰、英国、意大利），但是波兰是东欧国家解放以后，搞得比较好的一个。当年波兰从苏联魔爪下解放了以后，工会政府立刻主动解除价格管制，在几个月内，搞得民不聊生，工人强烈抱怨；但是波兰政府坚持价格放开，耐心地等待市场的力量，自动调整了社会资源的分配，使物价大幅下降，同时使波兰人民的生活质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去年在西班牙，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和邻桌的一家波兰人聊天，发现他们对很多事情的想法，和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已经基本上一样了。相当温良恭俭让，一点没有中国土财主那种气质。同样在西班牙，我们也几次遭遇中国来的土财主，自己不讲当地的语言，对当地的文化、食品一无所知，在我们点的菜的上方，吐沫星子四溅地、没完没了地问东问西，拦都拦不住，躲都躲不开。

利用市场调节波兰经济，在波兰这样大小的国家，还是一件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在中国那么大的国家，在没有政治改革的前提下进一步的经济改革，本身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况且目前中国正在改革开放这条路上背道而驰。中国这种a专b制c政d府，必定会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进而造成社会资源分配越来越不合理、降低效益、降低效率，降低发展速度。这种情形，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在很多国家出现过。中国这届政府，为了在他们的任期内不出事，被迫取这个不顾长远、只顾眼下的下下策。

政府增加干涉微观经济，加上e官f僚g资h本i主j义k和政府勾结，这是一个很危险的结构。当年国民党对中国大陆的经济彻底失去控制，就是这个结构。要知道，中国在1936年的经济状况，是非常好的。是国民党统治下的e官f僚g资h本i主j义k，葬送了这个大好的经济发展状况。今天，全世界的很多国家，包括老牌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德国、法国），都在减少政府干预，给经济发展松绑。结果，今天法国Bordeaux正在和盛产葡萄酒的美国加州叫板，在加州大张旗鼓地销售其葡萄酒，欲与加州的葡萄酒一试高下。即便是向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飞奔的美国，奥巴马目前很不时髦。奥巴马能走多远，取决于美国人什么时候能够觉醒。

中国30年的的经济改革，把中国的人均GDP从苏丹的水平，推进到蒙古，进而埃及、印尼，现在达到伊朗的水平。如果中国的经济继续以这个速度发展10年，就会进入波兰的水平。以现在的社会制度，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中国经济发展开始放慢，那么新兴的中产阶级就会过问这个实行了30年的社会契约的合法性。

我不知道如何数据化中国理想主义的抬头和政府对言论的严控。但是，在中国对言论进行严格管制的同时，西方的经典学术性著作，绝大多数已经被翻译成中文。所以说，真正想了解世界的人，是可以了解西方社会，并且很容易看穿当局的很多说法之无稽的。

有学者最近说，中国会在2013到2015年之间发生巨变。我看了他的解释，没有搞明白他是如何把这个年代算得如此准确。那大概是学文科的人的诗化吧。就我上面的计算，中国在目前这条道路上，不可能再走10年，因为中国现在的宏观政治状况和微观的社会合理状况，都远远比不了波兰。当然，转捩点在哪里，取决于很多不定性很大的因素，如当局的镇压手段，民众的反抗强烈程度等等，很难准确预料。而且，从经济放慢，到中产阶级站起来要求政治改革，还需要一段时间。

在西方闹明白s民d主f的力量以前，中国的经济、中国人的富庶一直是世界第一。在西方人明白了s民d主f的力量以后，中国皇帝们拒不s民d主f，结果堕落了。30年前，中国开始经济改革开放。经过一代人任劳任怨、含辛茹苦的奋斗，中国的中产阶级力量已经达到可以和当局制衡的水准了。但是，富庶的性质，和当年封建帝王之下的富庶没有什么区别。也就是说，唐太宗时代的富庶，可以因为安禄山、史思明而败落。其实，安、史只不过是一个标志，唐朝在太宗之后败落，只是时间问题。今天的当局，已经终止了邓的改革开放，一味顾及稳定。那么，新一代的乱，也只是时间问题。虽然我们无法准确预料时间，但是十年大限，是一个很可靠的。即使用唐朝来对比，唐太宗和安禄山的生日相差100年。但是，今天社会进展的速度，远远要比唐朝要快（以邓太宗的1904年生日算，100年意味着安禄山会生于2004年。）

中国当局今天很多神经病的做法，说明他们一方面对于老百姓极其不信任，另一方面对自己绝对没有信心。动不动就军警密布，大量洒水车莫名其妙地上街洒水。这种状况，在理想主义抬头的中国，会在老百姓心中产生多少反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因为信息封锁，我们无法将其数据化。但是当局掌握各种数据。根据他们的各种神经病做法，说明数据之差。而且，前几年，当局在中南海搞了一个项目，研究中国未来最好的社会形式是什么。结果是：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明天的最好方式。

在美国，包括中国学者，有不少关注中国、希望中国好的人。这些人，今天几乎无一例外地被当局列入“亡我之心不死”之类，而拒绝他们进入中国。要知道，在美国，有像基辛格那样用他们的中国关系挣钱的人。因为那些人想赚钱，你要他们说什么他们就会说什么；但是在美国，也有很多不亢不卑的人，他们为了自己的信念，不会为五斗米折腰。中国政府不让我去中国了，我就不去了；但不让我去中国，并不妨碍我热爱中国。中国政府排斥这些人，很说明他们的心虚。

在这个关心中国的群体里面，包括很多我们这些在中国长大的人。二b十c二d年以前，中国政治上a反b动d的d当e权f者g，不允许在中国出现e民f主g。结果，我们被迫用脚投一票，呆在美国不回去了。结果之一就是我们把整个洛杉矶以东，变成了一个绵延50公里的中国城。从经济发展这个狭隘的意义上说，我们都很乐意看到中国经济进步。而且，我们这些人也明白，最容易的挣钱手段，实际上是海归。但是，我们还是选择呆在美国。从根本上来说，也就是前面讲过的理想主义和中产阶级的自信：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

从洋人把s民d主f这个概念带进中国那时算起，已经100多年了。中国人这100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日子过得不顺畅、太郁闷。但是，中国的e民f主g力量和h专i制j力量下了100年的这盘棋走到现在，专制分子终于要无棋可走了。也就是说，无论当局主动，还是被动，我们会在10年之内看到k民l主m开始在中国实现。

所谓10年，就是下届领导班子。从现在的情况看，下届领导班子比当前这届还要a反b动c（即反对改革开放），所以目前的社会矛盾，会在他们的手中更加激化。也就是说，改革（自上而下）的可能性越来越小，革命（自下而上）的可能性越来越大。革命很可能会再次流a血。但是，与二十二年前的那次相比，这次有了中产阶级，和理想主义。一旦中产阶级参与革命，当局就只有一次机会用机枪扫射手无寸铁的、要求a民b主c的人民。如果扫射之后，人民再次站起来，政府就没有第二招了。而且第一次扫射的人会以罪犯的身份将被押上法庭。

无论如何，不变的事实就是中国一定要通过实现s民d主f，才能真正摆脱这种穷久比富、富久必穷的轮回，进入到像美国这样的长治久安的状态。20年前的那波b民c主d洪e流f，席卷了东欧等比较富庶的那批国家。当时中国还太穷，条件还没有具备。目前这一波s民d主f洪流，席卷的是像中东国家这样的穷国。无论政府如何预防，不实行s民d主政治，中国的经济发展就不可能再继续10年。

开放30年来，大批有识之士移民来美国，寻求一个自由的环境。虽然美国目前的经济不景气导致海归成风，但是高级人员，例如清华毕业的海归并不成风（虽然有），而且目前中国最高学府的毕业生继续大量来美国。有报道说85%的清华北大理工科毕业生出国。从经验上看，如果中国不s民d主f，这批人中的绝大多数，最终是不会回国的。中国下一步的经济发展，亟需这批人的支持。s民d主f就是吸引这批人回国的唯一方法。

谨以此文纪念二十二年前那个让我们年轻的血沸腾的事件。

（全文完）

预测中国的未来：十年大限(1/2)

三十多年前，中国刚刚从毛的阴霾里走出来，中产阶级和政府达成了一个社会契约：你给我做生意的自由，我就不要求参政，你们愿意怎样就怎样。对于老百姓来说，这契约还有一个简化版本，那就是：只要我的收入不断提高，我就不给政府捣乱。在这个契约之下，人民放弃选举、监管政府的权力。政府为了实现其承诺，在这三十年来，一步一步地把原来掌握在自己手中的经济决定权放给老百姓，让老百姓自己作自己的经济决定，并且承担后果。这个政策极大地调动了老百姓的创造力，创造了中国三十年持续高速发展的经济奇迹。当然，因为没有人挑战政府的权力，政府的放权是部分的、不彻底的、不均衡的，所以是不合理的。不合理地把权利保留在自己手中，必定会导致政府内部腐败。结果，很多政策，例如政府卖房产不卖地产这种匪夷所思的政策，都可以拿到光天化日之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邓当年的想法，其实很简单。首先，他明确点名让胡接江的班，然后要求胡解决毛的问题。第二，邓在答香港记者问“一国两制50年不变，那50年以后怎么办？”邓当时的回答是：“50年以后，就没有一国两制这个问题了。”也就是说，他觉得，50年以后（2047年），中国的社会体制就会发展到与香港同样合理的状态，所以也就没必要再改变香港了。邓的这种设想，在97年提出来，是因为他看到了78年到97年这将近20年的发展后，对未来相当有信心，所以才制定了这样的发展蓝图（用句中央的说法）。

问题是邓走了以后，胡的权威立刻成了问题。首先，胡不是江的人，所以江胡交接不顺利，而且因为体制问题，胡上台的时候，下面都是江的人，浪费了巨大的精力来摆平。9年了，他是否摆平了这件事，还是见仁见智。照邓的想法，改革的下一步就是重新评价毛。他得安排就是在老一批人死后，由胡来处理这件事。但是，胡狼狈到自己出来说工作“千头万绪”，无法按照邓的设计，在他这一届解决重新评价毛这个问题。其实，重新评价毛这件事，只是一个表象。从根本上来说，胡的力量仅仅是维持现状，没有能力走出改革开放的下一步。所以，一切方针就是围绕着“稳定”进行。所谓“稳定”，换句话说，就是停止邓的改革开放。要知道，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个几十年持续经济发展时期，如大唐盛世，大清盛世等，但是最终都因为社会体制问题，败落了。像美国这样的民主社会的好处就是不会遇到中国式的大败落。

这几年，当局把注意力放在GDP这个数据上，不管三七二十一，要保GDP。结果，政府的办法，不靠进一步改革、松绑，把社会搞得更合理，而是通过刺激过热板块（钢铁、水泥、建筑，和与之相关的银行等，加上各类国企）。这个政策的结果，就是过热的板块赚钱太容易；其它老老实实挣钱的板块，如出口制造，开始大幅降温。很多人把自己的出口生意卖掉，把钱投入这些过热板块中去。这样做的结果是加快过热板块的泡沫化，同时掏空其它板块。问题是，当这些过热板块的泡沫破了以后，当局立刻就会面临无法维持GDP的经济萧条。因为当局已经掏空了非过热板块，所以经济萧条带来的问题（包括就业问题）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苗头，我们已经看到了）。其次，因为目前政府将很多微观经济决策权重新收回自己的手中（这和改革开放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到时候，政府将面临两难的局面（继续收权还是重新开始放权）。也就是说，过热板块的泡沫破了以后的萧条，会非常残酷。

改革开放的社会契约可以三十年不变，一方面因为中产阶级还很薄弱、很幼稚。在任何一个国家，中产阶级一定要有一定的数目，才会有实力。最近这十年来，经济发展真正使得很多人脱贫，进入了货真价实的中产阶级。其次，中产阶级通过自己作决定赚到了钱，开始对自己的决定能力有自信心。这一点，我可以在很多来美国访问的中国人身上看出来。虽然他们的很多想法和美国的现实相当地格格不入，但是他们做决定的那种自信心，是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的。中产阶级的数量，和他们的自信心，是最应该让当局害怕的一个事情。中国的每朝，开国之后，都要对军官进行大清洗，就是因为这些人数目太多，对于自己做决定太有自信心，威胁太祖的威信。中共的太祖在军队里搞大清洗，苏共的太祖也在军队里搞大清洗，道理一样。但是中产阶级的人数实在太多，不可能清洗得过来，这就是问题。

胡的办法就是求稳。他一方面，放开互联网，放开无线通讯，另一方面，通过技术进行过滤，通过网络评论员冲淡反对声音；一方面允许报道国外状况，另一方面，对国外报道进行精心加工，以求用国外真实的事实，来勾画一幅不真实的图画。这种可以欺人一时，不能欺人一世的政策，虽然现在很有效（导致目前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和美国的现实状况相差很大），但是无论新华社那些勾画者的技巧如何高超，这个骗局是不可能长久地维持下去的。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一个社会，并不是有了钱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例如，钱买不来爱情；钱买不来和谐的家庭；钱买不来尊严（想凭本事赚钱的人也一定要到各种各样的地方去作揖、磕头、行贿）；钱买不来时间让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虽然理论上可以，但是从实际操作来说却不可能）。到头来，钱有了，周围的人都对自己的物质生活投来羡慕的目光，多数人也都对自己点头哈腰，可是不知为什么，一天到晚的生活还是不顺心，二奶再多也解决不了这个心理的阴霾。中国目前癌症肆虐，各种原因都有，环境、食品固然是一个问题，情绪压抑恐怕是另一个大问题（周恩来当年可能就是这样死于癌症的）。有意思的是，在郁闷之中，政府还要讲和谐，真是叫大家当了婊子（也就是目前的靠牺牲公正感得到钱的社会契约）以后，还要立贞节牌坊。政府可以维持这种状况，靠得就是这个三十年的社会契约。

目前政府在老百姓心中的可信度低得可怕。牛a奶b里c加d三e氯f氰g胺h毒i害j全k中l国m的n儿o童，绝大多数肇事者逍遥法外；四p川q地r震s揭t发出了大量的的豆腐渣工程，想追究的人不是被抓进监u狱，就是被关进精v神w病x院。日本核电站一出问题，立刻全国性地抢盐，归根结蒂就是老百姓不相信日本的核废料漂到中国以后中国政府会妥善处理这个问题。老百姓觉得到时候，政府还不是靠一撒谎二严打了事。

最后的问题就是这个：中国的这个三十年的社会契约还能维持几年？答案：不出10年。分析见下期。

（待续）

美国的反技术移民政策大见成效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从二战前后的犹太、德国移民，到后来的印度、中国移民，技术移民为美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现今美国政府的政策，是恨不能把这些懂得技术、科学的人，全数赶回他们的老家去，不让他们为美国作贡献。美其名曰，是不让他们抢走美国人手中的工作机会。

自从H-1B名额从2003联邦财政年度（指移民局在2002年4月1日开始接受的H-1B申请）的195,000降到2004年度的65,000以后，直至2008年，移民局65,000个H-1B名额，都是在每年4月1日爆满。2009年4月份，因为美国经济危机，移民局共收到45,000个申请；2010年4月份，移民局收到16,000个申请。今年4月份，移民局只收到8,000个申请。2009年的数字下降，可能还情有可原，因为2007年开始的经济危机，2009年还没有恢复。（即便如此，在经济危机的高峰，2008年的H-1B申请还是立刻爆满。）但是，在就业市场良好的2011年，H-1B申请数量继续下降，这就是一个问题。

对行业里的人来说，道理其实很简单。虽然美国国会一直不能通过新的移民法，但是美国行政当局屈从于各种政治压力，特别是奥巴马政府屈从于工会的压力，极力利用现有的移民法，歧视、阻挠技术移民。

首先，美国行政当局逐年在增加H-1B申请难度和费用。在20多年前，我们当年移民美国的时候，政府的费用只有一百多元，可以忽略不计，主要的费用，是$1,000左右的律师费。二十多年以后的今天，因为我们比较愿意帮助刚毕业的学生，我们律师事务所以$1,200的律师费受理H-1B案件。（如果我们不论那些以廉价取胜的律师，这个价位比正常市场价要低很多。）但是政府的费用，却已经根据公司状况不同，涨到$1,575，$2,325，或$4,325去了。而且，移民局肆意发出来冗长的补材料要求（RFE），迫使我们的客人要花大量的时间来准备这些材料，然后还要付律师费以应对RFE。（有些律师事务所用风险分摊的办法，收$2,500律师费，包括RFE。据很多转到我们这里的客户反映，当这些律师事务所拿到RFE以后，他们的态度是对付过去了事，让客户去听天由命。所以，对于没有拿到RFE的客户来说，要他们付RFE的费用，对他们不公平。对于拿到RFE的客户来说，因为律师事务所不再赚钱，就对付人家，对他们不公平。这样做的结果对谁都不公平。）

其次，H-1B雇主需要付所谓的平均工资，这个平均工资，由劳工部制定。在失业率居高不下的这几年，这个平均工资，在很多行业，都逐年大幅增加。对于雇主来说，这些外国毕业生虽然前途无量，但是一开始总是没有经验，只能作比较低级的工作，所以要求雇主立刻付平均工资，本身就不合理。在失业率居高不下，劳工市场供过于求的这几年，劳工部大幅增加平均工资，不知安的是什么心。政府这样的政策，迫使公司把H-1B申请费，打到已经高不可攀的劳工部平均工资里面去。而且H-1B申请这笔费用，很可能因为受益人（外国人）换工作而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这对于公司来讲，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任何一个国家，公司只能顾及眼下的情况，因为公司要想挣钱，就一定有各种花费（购买原材料、进货等等）；而且每一个老板心里都很清楚，他们随时面对下月的员工工资、房租、电费、水费、保险费等等。相对来说，国家就可以为了国家的未来从长计议。在美国，没有什么人站出来说移民对美国没有贡献。但是，一个有着300,000,000多人口的美国，一年放进来65,000个本科毕业生，就算放错了，又有什么损失？为什么和这些有着良好教育的孩子过不去？为什么和美国的长远未来过不去？为什么美国人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拿出来的答案是奥巴马？这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

读韩寒乱译Draanen有感

韩寒近作《爱的代价》里有这么一段：

“在这个四月里，我看到的最佳的一部片子是罗伯•莱纳执导的《怦然心动》，和《战国》里一样，都是主角爱上了对方的眼睛，这部片子却感我至深——Some of us get dipped in flat, some in satin, some in gloss.... But every once in a while you find someone who's iridescent, and when you do, nothing will ever compare----有人住高楼，有人在深沟，有人光万丈，有人一身锈，世人万千种，浮云莫去求，斯人若彩虹，遇上方知有。”

这里，flat显然被翻译成高楼，大概是因为英国人把大楼里的单元公寓称作flat。但是，即便真的这么翻译，也应该翻译成“有人住公寓”。

Satin被翻译成“锈”（应该是“绣”）。译者的意思应该是“有人身着绸缎”。

Gloss被译作“光万丈”。不知道这如何能与住公寓和穿衣服相提并论。

深沟似乎是译者臆创（翻译一大忌也）。不知道是不是dip in做得怪。实际上，dip in是到什么里“蘸”的意思。不是“掉进去”的意思。译者不知有没有自问：怎么到公寓里去蘸一蘸？怎么到绸缎里去蘸一蘸？

而且，译者把Draanen的次序给改了，不知是何居心？

胡乱翻译到这里，译者自然下不来台了，为了下台，就只好脱离原文，胡说八道，即：“世人万千种，浮云莫去求，斯人若彩虹，遇上方知有。”

这里，iridescent被译作了“彩虹”。

不懂英文的人，看了中文以后，不一头雾水才怪。难道外国人说话都是这么莫名其妙，make no sense？然后这些昏话还被引来引去？难道Rob Reiner是个糊涂蛋？

韩寒显然自己没有搞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否则不会这样翻译，或引用别人的翻译。是玩深沉？还是故作高雅？

在这句话里，flat, satin, gloss, iridescent都是表面涂层的颜色，flat是最没有光彩的漆，iridescent是比较发亮的漆。实际上，还有fluorescent更有光彩，但是这个词不好听，所以Draanen没有用。“Dip in”指的是上色的过程。Draanen用工业上的表面涂层，来比喻人的才干，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有些人被涂上不亮漆，有些人被涂上半亮漆，有些人被涂上亮漆，但是，每过一段时间，你就会遇到一个上了闪光漆的人。你见到他以后，天下不会有什么东西可以与之相比 ...

这句话的意境，简单，明了。只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混，总会遇见这样的有光彩的人。你见到他以后，这个世界对你来说，就和以前完全不同了。就这个现象，我还听到过另外一种说法，当你和这样的人一起工作的时候，就会明白，这些人是太阳，你是月亮，你放出来的光芒，原本都来自这个太阳。Draanen的这句话，清晰地描述了这种感觉。韩寒的翻译，完全地没有体现这层意思。

逻辑思维强的朋友，不要要求我解释“每过一段时间”和“永远”（问题：再过一段时间，再见到这样一个上了闪光漆的人，你是不是会再ever一回？），Draanen的原文如此。他这么写，也是为了强调这种感觉。

不知韩寒是不是译者。无论如何，翻译难，难于上青天呀。

回顾百年清华

任何人对于自己的大学都会有很深厚的感情的，倒不一定和大学本身有什么关系。对所有人来说，大学代表着大家初次离家独立生活那段日子。而且我们人生的起步，就在大学毕业那个时刻。那时的一闪念，对于我们后来的一生，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人生过得实在太快了。我第一次参加的清华校庆，是70周年校庆。一转眼，已经100年校庆了，好像不久就要过200年校庆似的。这人生鲜果，我还没怎么尝到滋味，难道已经下肚了？

回顾清华大学的百年历史，特别是在梅贻琦领导的那20年（包括抗战八年）以外的80年，就可以看到中国的百年sorry历史。清华大学的前身，是清廷用对美国的庚子赔款建立起来的“遊美学务处”及附设“肄业馆”。其目的是留美预备班（学生留美费用亦由庚子赔款支付）。刚办起来，清廷就倒了。在北洋军阀时期和民国初期，校领导一直搞不定。1928年梅贻琦再度出掌清华，经抗日期间的西南联大，直到1948年他离开清华南下，梅校长以其包容一切思想之精神，为清华的奠定了基础。“解放”以后，在党的严密领导下，自由之思想，再没有发声的机会。在文革期间，清华学生更被毛利用，充当反人民的急先锋的角色，终于导致全中国各民族的恶梦。文革以后，国门再次打开，大批清华毕业生，沿着梅校长当年的足迹，从清华来到美国，在新世界闯荡一个新的人生。目前，美国很多城市里的清华人聚会都数以千计。有些从中国来美国访问的人，和我们这帮清华人接触以后经常说，闹了半天清华还是出了不少人才，只不过跑道美国来了。可见，百年之后，清华又成为了留美预备班。

前些天，朋友带给我一瓶百年校庆内供酒，孩子见到漂亮的包装袋，就把酒从包装袋里拿出来，然后用包装袋装他们的垃圾宝贝（他们的宝贝，我眼中的垃圾），我见到以后，就立刻把袋子收了回来。后来想想，我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这可能就是对清华那五年的记忆在作怪吧。这瓶内供酒，就成了我清华五年的替身。在那五年的时间里，我想了很多事情、看了很多书、学了很多东西。最后，在毕业的那个时刻，在中国近代史上最长的一个和平改良时期之后（1978-1985），义无反顾地“自费”来到美国。当年所谓的“自费”实际上就是写一封信给美国学校，说我没有能力付申请费、学费、生活费。如果你不能免了我的申请费，就不必回我的这封信，否则请寄一份申请表给我。在那种条件下，我们来到美国学习美国社会。后来在1989年之后，下定决心，在新世界安家、生根，用脚投北京一票。

当年梅贻琦校长从来不听国民党大员的劝说，或者屈从于军统流氓的威逼。他广集天下人才，拒绝以政治理由开除教职员工。闻一多就是在他鼻子底下被军同特务暗杀的。当然，梅贻琦知道戴笠不敢杀他。但是，如今的当局却没有这个滞障，只要你有头上长有反骨，谁都敢抓。根据现代的做法，对于名流，当局倒是不杀了。这可能就是当局所谓的与时俱进吧。

清华最近的六十年，最可悲的，就是失去了闻一多拍案而起的精神，失去了朱自清不食嗟来之食的气概，失去了梅贻琦独立办学的可能。结果，一家之言控制整个学校，现在人讲清华，就说政a治b局c的d常e委f里g面有几个清华的。完全不问这些人到底是为老百姓做了好事还是坏事。校庆的时候，朱h熔i基j到经管学院也是一肚子抱怨，其中包括有关部门不让他发表他当k副l总m理、总n理o时的讲话、批p示、书信。看样子，中国的心正的人，受心不正的人辖制，还是同样的状况。但是，毕竟没有了梅贻琦。

但是这里面可能有一个比较说明问题的事情。当年欧洲是自由思想的发源地，很大程度上就是欧洲的国家互相之间相互独立。换句话说，一个思想家（例如伏尔泰）在一个国家（法国）受到通缉，他就可以跑到另外一个国家（普鲁士）被待若上宾。如果和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君主都谈不来，还可以干脆离开欧洲到新大陆。今天，和中国当局意见相左的诸君，可以去欧洲，或者像更多的那些人一样，直接来新大陆。这些人的思想会反馈回中国（就象美国的民主试验结果回过头来影响欧洲那样）。目前大量海归的认识，会或多或少地把美国的思想带回去一些（虽然他们很多人海归是因为在美国挣钱太困难，而他们挣钱太困难的原因是他们没有真正吃透、接受美国的思想）。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的未来，比两千年闭关锁国，要乐观得多。关于整个中国前途，正在我的《预测中国的未来》系列文章中讨论。不在这里重复。

衷心祝愿，母校（乃至全中国）在未来一百年，能够写下有骨头、有胆气的光辉的历史。

预测中国的未来（四之三）：中国的理想主义

中国的经济改革给全中国人民一个1949年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尊严：如果我和党委书记，或者党支部书记合不来，不必忍一辈子。我可以对他说：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爷明儿个下海去了。中国的这个现实，已经很难改回去。

理想主义其实就是路见不公（而且和自己切身利益没有关系），拔刀相助。反过来说，如果在一个人，在能力所及，而且对自己的安全完全没有危险的情况下，路遇不公，就是不愿意出来说一句公道话，那他就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例如，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非理想主义骗子。他的理想主义说起来是劫富济贫，但他的做法、并不是把抢来的钱分给穷人。他一方面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向所有的人讲他们想听的话。另一方面，他把抢来的钱（赤字消费加上对老百姓克以苛捐杂税）发给各种工会及政府组织。在巨额赤字开支的同时，他在国际上搞道歉外交，向全世界的独裁政府献媚，干尽没有尊严的事。

虽然奥巴马身上没有任何理想主义光彩，美国的老百姓还是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每过几年，美国就会出版一本建国时期的书，这类书总是很畅销，因为美国老百姓很愿意看当年这帮土包子联合起来打败英军、建立起全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民主体制的故事。在美国，好的律师都会花一定的时间（按行规是20％），来免费地为社会公正工作。因为很多社会不公的受害者没有钱雇律师，所以如果律师都唯利是图，那这个社会就不会有公正，一方面穷人就不会有尊严，另一方面律师也不会有尊严。

中国从来不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国家。改革开放以前讲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那只不过是一种说法，一种不合实际的空谈，并不是什么人真正的理想。法国、德国搞社会主义，那还有一定的基础，中国这么穷的国家，搞什么共产主义色彩的独裁社会主义，对老百姓是完全不可能有好处的。而且，当今的法国、德国都意识到社会主义的荒唐之处，所以他们都开始放弃很多以前的社会主义的政策，用资本主义的政策刺激经济发展，给他们老百姓挣钱的机会，给他们做人的尊严。

年轻人最容易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当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以后，很多年轻人有强烈的理想主义愿望，他们希望自己可以在中国人有表达自己的思想的权利，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权利，有“路见不平，提笔相助”的权利。这种思想，和当局的管理方法，自然向抵触的。这种思潮发展的结果是那次理想主义的行为，几个月后被坦克和机枪给迅速压制了。（其实在中国，坦克和机枪只能用一次，一次以后如果没有镇压下去，就不可能再次使用。但是那次因为中产阶级在坦克机枪之后没有站起来，失败了。）在那以后，中国的年轻人，开始逆来顺受、认命了，自己的嘴里，也讲那套人生的真谛是“舍义而求生”，幸福的源泉是“为五斗米折腰”之类的鬼话。这种洗脑搞得如此彻底，很多人都有“天天回家能有饭吃就是幸福”，“如果大家有说话的权利，我们就谁也吃不上饭了”这类的想法。似乎做人的尊严对人生没有什么价值了。

剩下的，就是赚钱的自由。多少年来，只要能是赚钱的事情，大家就可以干。只要是不赚钱的事情，就不干。结果，在美国华人超市里的中国产品，越来越少。最近听到很多国内的人患癌症，从发表的数据上看，中国的癌症从1990到2000增加了42%，从2000到2010提高了28%。肺癌1990到2000增加了61%，从2000到2010提高了51%。从数字上看，并不可怕，但是从印象讲，这个数字好像太保守了。大家不争的现实，就是癌症是由环境造成的。近20年度污染与癌症的20年的潜伏期正好相配。近20年来，环境日益变坏，食品的质量日益没有保证，一次又一次的丑闻，结果都是不了了之。因此，癌症的患病率，将会继续提高。同时，没有尊严的生活，一定是一个扭曲的生活，一定是一个很窝囊的生活。生活在这种环境里，也很容易患癌症。

中国的大批中产阶级一天忙到晚，挣出来的钱都用来缴房费了。仔细分析房价，买地和建房的成本，不足房价的百分之几，有时不足百分之一。有没有人出来问一问。那百分之九十多的钱都去了什么地方？这样分配原来属于国家的（也就是老百姓共同拥有的）土地，公平吗？让中产阶级辛劳一辈子，把所得的大部分交给那些坐收房价百分之九十多的那些人，合理吗？这些中产阶级，如此过忙忙碌碌的一生，尊严何在？

如果说买卖房子，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天经地义，没什么好说的。那么，买房者买到的到底是什么呢？照政策文件的说法，他们只有房产，没有地产，难道全中国那么多聪明的人看不出来拥有房产的同时不拥有地产这件事本身是荒唐的？在美国，如果有这样的国家政策，而且国会拒绝出台法律解释，一定会有律师站起来代理一些买房者状告政府，要求澄清政策。美国的法律，要求有切实的纷争，法院才可以过问（房产地产的纷争，70年以后才会切实地发生）。但是，美国法律对此有一个例外。有一次，有一些环境主义者告政府在一些国家公园的政策（相当于没有买房子的人起诉政府，要求澄清政府的只拥有房产，没有地产这个政策），政府出来辩解，说这些政策与这些原告的切身利益没有关系。这件事最后闹到最高法院，当时最高法院的一个大法官就说了一句很出名的话：“你们就不会找几个人，到那些国家公园里去转两圈，这样政府的政策不就和你们的切身利益相关了吗？”全世界，只有在中国，政府出台这种近乎荒诞的政策，竟然没有一个人能说话的人出来说一个不字。大概他们都是那百分之九十几的既得利益者，干嘛自己和自己的腰包过不去？这种不是被人鱼肉，就鱼与肉别人的生活，哪一方敢站出来说他们活得有尊严？

在中国的另一个根本的不公平，就是有些人能说得上话，有些人说不上话。说得上话的人，按照不成文的规矩，只能用内线说话，不能把问题挑到外面去进行公开辩论。当年王淦昌在个什么公开文件上签字了，他身上的压力就很大：你是说得上话的人，你有话，为什么不通过途径说，而要采用这种在公开信上签字的方法？结果他就说他没搞清楚他签了什么文件，这件事就这样糊里糊涂地作罢了。了解王淦昌的人都知道，这个人脑子清楚得很，一点都不糊涂。在中国，说得上话的人可以看到各种秘密文件，说不上话的人只能看到当局想让他们看到的东西。所以，大多数中国人对中国乃至世界的现状的了解，是有很大偏差的。如果他们一说当局不愿意听的话，立刻就会被抓起来判刑，杀鸡给猴看。外国一有人看不上这种事，当局就说：这个人一定就是亡我之心不死。生活在这样高压制造出来的稳定、和谐里，老百姓能有尊严吗？

人说政府不想听的话，就会被扣上“危害社会安定、和谐”的帽子，这个帽子其实是最没有道理了。当年我刚来美国的时候，Reagan总统在美国很受拥戴。但是媒体还是一天到晚地说Reagan的坏话。白宫的发言人就出来说过了一句让人笑掉大牙的话：你们为什么不报道政府政策成功地为老百姓谋福利的故事，一天到晚就钻研什么事情我们做的不妥，然后加以详细报道？他不明白的是：歌功颂德的故事没有什么读头，只有将政府把什么事情给搞坏了的文章，才会有人愿意读。但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包括中国政府，没有什么人怀疑美国政局的安定，或者质疑美国人生活得没有尊严。

上面说的都是理想主义范畴里的东西，也就是孟子说的“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在中国，近几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考量自己的生活，问这个问题。他们的下一步就会寻找公开讨论的方式，因为从最基本的层面上讲，一个国家想变得更好，就一定需要国家里所有的人都进行思考，然后把这些思考拿出来，让大家评论，看那个想法对大家比较更好。只有充分讨论，才会有好想法，才能把国家搞得公平、合理，才能让生活在这个国家里的人生活得有尊严。这是中国人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现在没这个权利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