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华人喜欢和别人吹嘘，说自己的孩子在念法学院或医学院。我在《教育杂谈五：当今学校的最大问题》里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我们一帮律师和Arcadia华人协会一起搞活动，华协的一位女士很自豪地向我们这帮律师说：“我女儿现在哈佛上法学院二年级。”两个律师立刻同时说：“I am so sorry to hear that.”这位女士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很多华人家长有这个倾向。他们看到很多律师、医生有钱，而且看到很多律师、医生有社会地位，所以他们就得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所有的律师、医生都有钱，有地位。他们进而推断：如果我的孩子去读法律、医生，他们有朝一日，也会变得像那些有钱、有地位的律师、名医那样。美国人的一般看法是：孩子对什么有兴趣，就应该去干什么。
家长的这两种对子女选择职业的不同看法，对子女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因为家长给了子女一个错误的印象：行业比兴趣重要。中国的机会相当不均等，找对了行业，的确有很多优势。而美国是一个已经发展了一、两百年的国家，机会相当均等。例如，在美国开公司，无论哪行哪业，两年的存活率是80%，五年的存活率是 50%。而且，赚钱的时机也不重要。从60年代，美国经济变化很大，但是被动投资回报基准，一直在9%上下。换句话说，竞争优势要靠兴趣，而不是靠行业或者时机投机。
律师这一行里面的苦，外面的人是看不出来的。有些人觉得自己很喜爱写作，就想干律师这一行。其实，写作对于律师来说，只是一个工具。虽然写作就是写作，其特性是一样的（例如，写作需要灵感，我经常因为没有灵感，要把一些法律文件放一放再写），但是写作毕竟是当律师很小的一部分。而且，我这里讲的是真正的写作，而不是国内训练的那种玩弄词藻的游戏。很多人觉得律师写的都是套话，其实真正写套话的是坏律师。好的律师，要有很强烈的正义感，他们在正义感情绪之下写出来的法律文件，读起来才有力量。很多不懂英语的人，分不出来好坏，觉得律师写的都是套话。
律师首先要处理好和自己客人的关系。律师的工作在这方面有点类似医生。来找律师的人，都是自己出了问题，不能解决，然后才找律师。一般来说，这些人在找律师的时候，心理压力都相当大。一天到晚和这些人一起，客人的心理压力，无形地就会传染到律师头上。因为律师要处理客人的问题，而且一个律师同时处理很多案子，所以一个好律师的心理压力承受能力，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见的。在美国，一个律师可以在一个熙熙攘攘的大厅里，认出站在另一头的另一个律师。有一次，我在北京首都机场等飞机，和一个白人闲聊，无非说说北京的环境污染，什么中餐好吃之类。没讲几句，他就问：你是搞专利的吧？我问：你怎么猜出来的？他说：我一见到你就知道你是律师。你一张嘴，显然你是学理工的，所以我就猜你是专利律师。
客户把钱给律师，是要律师代他对付什么别的人，无论是诉讼对方，还是专利商标局、SEC、移民局。对于一个好的律师来说，一定要把自己的客户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做。在一个对抗性的环境中，保持做一个很正直的人，一个心中有正义的人，不是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容易。
上面说的种种，其实还不是对律师最大的压力。律师最大的压力，是来自于和其他律师的竞争。美国的律师业从来就处于人浮于事、僧多粥少的状态。一般的20-80定律（即百分之二十的律师做百分之八十的生意，剩下百分之八十的律师分剩下的那百分之二十的律师不要做的生意），在律师这一行，很可能因为人满为患变成10-90定律。这种竞争，对于律师来说，有一种逼良为娼的效用。举个例子，有些人来问我移民案子，我明知道，如果我说可以办，他就会立刻交钱。但是，我心里知道，他的案子按照法律是不会被批准的。所以我就老实地和他说，你这个案子按照法律，是不会得到批准的。这些人当然就走了。有几次，他们到别的律师事务所和别的律师谈，别的律师和他们拍胸脯，说没问题，他们有把握把这个案子办成。有时，这些人没把握，又回来问我：为什么某某律师说他有把握？我自然是哑口无言。对于一个律师来说，生活的每时每刻都要选择做好人还是当骗子。如果做好人，说实话，已经到手的一笔钱，就流到另外一个律师的手里去。
今年夏天，我读了Melvin Urofsky写的《Louis D. Brandeis: A Life》这本书，其中就讲到当年Brandeis在波士顿自己出来开事务所，就立下一个规矩，那就是不论对什么人，他都尽他的能力讲真话。后来Brandeis的生意迅速提高，是因为有个大公司到波士顿打官司，问一个波士顿的大律师事务所，波士顿那个律师最好，那个所里的律师说Brandeis最好，因此Brandeis打开了局面，后来当上联邦最高法庭法官。对于律师来说，立这个规矩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特别是在生意缓慢，开不出工资，交不出房费的时刻。
简单地说，律师只有两个选择，那就是当老实人，还是当骗子。客人经常是搞不清楚律师是在说老实话，还是在骗人的。骗人这件事，就和当妓女一样，两腿一叉开容易，再想像正常人那样好好地挣一口饭吃就难了。换句话说，一个律师只要在任何一个时刻，意志一不坚定，嘴一松，一开始忽悠，那他就立刻成为另一条河里的水，另一条路上的人了。对于律师来说，时时刻刻都站在这个分水岭上。在他的钱不够花的时候，谈每一个客人，做每一个案子，都是对意志的考验。很多律师喜欢讲排场，在没有实力的情况下，买多大多大的房子，开什么什么牌字的车。这一点，在华人地区尤甚。很少有人能有足够的自信，不讲排场，正正当当地做人。我就认识一个律师，他做成了一个案子后，就借钱买了一辆大型号的奔驰车。我问他何必，他说反正会有新钱进来。结果新钱没进来，他却被逼得海归了。
律师说话不实，搞得华人社区里的事情，真真假假。有一次，我做一个知识产权案子，因为客人以到律师协会告我为要挟，要求降低律师费。我坚决恭请他另请高明。结果他找了一个号称也做知识产权侵权的律师。这个律师把案子接过去以后，居然不知道向联邦法庭递文件是在网上进行的（因为知识产权受联邦法管辖，所以纠纷大都由联邦法庭审理）。我听说了这事以后，也吃了一惊。他递的第一份文件，因为他在联邦法庭网站没有账号，竞是由另一个律师代他提交的。一个既不在联邦法庭办案子，又没有专利律师执照的人，可能做的，只有注册商标一件事。我上网一查，此君有史以来，只拿到过三个商标（倒是提过12个申请）。
有一次我在一个朋友那里吃饭（这个朋友在我当律师的路上，帮过我的大忙），讨论如何找客人。我就说：我就说老实话，是怎么样就怎么说。他立刻就长篇大论式地对我发表了一场演说，说不忽悠，我是会饿死的。我就说，我一不要买飞机，二不要买大炮，人生所需很少，没必要做那么多生意。更重要的，如果一个人需要骗才给我钱，那这个人可能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换句话说，就是我把工作做得再好，他也不会明白的。我何必要自寻烦恼？我对做生意，一直持有做不做无所谓的态度，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这位朋友显然不知道这种意境之可贵。“不求”和“做老实人”，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但是，他始终觉得我的书呆子气太重。
在洛杉矶的律师界，有很多律师，早就发现他们不是做律师的料，早就想转行了。但是，对律师来说，这行有点像如来佛的手心，无形地，把律师圈在里面，让你跳不出去。我认识的一个还算很成功的律师就和我说过，他想转行，就花几年时间，去读了一个MBA。但是拿到MBA以后，奔波了一番以后才发现，律师执照加上MBA，没有基层经验，公司并不愿意招他们去做中、高级经理。结果，他白费了几年的时光读了个百无一用的MBA学位。
当然，有坚强毅力的律师，干脆出去创业，也的确做出了轰轰烈烈的业绩。Jim Barrett当年放弃了律师工作，去做葡萄酒，走了不少弯路以后，他造出来的葡萄酒（1973 Chateau Montelena Chardonnay）于1976年在法国打败法国酒，一举摧毁只有法国人才能制造高质量的葡萄酒的神话。另外两个律师，Rick Rosenfield和Larry Flax，1985年凑了50万（绝大多数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和银行贷来的）开始运营California Pizza Kitchen。结果一炮打红，七年之后，Pepsi以1亿元购买了CPK三分之二的股份。今天CPK在九个国家有230多个分店。
孩子们的人生，要往哪条路上走，一定要让孩子自己决定。家长包办实属不智之举。看到有些（着重“有些”两个字）律师能赚到大钱，就鼓励孩子去学法律。哪知道，如果孩子对法律没有特殊而且强烈的兴趣，那他从法学院出来以后的路，是必定会万分艰险的。况且，孩子自己选择职业，即便错了，日后改变不迟。而且走弯路对孩子是一个很好的训练。我在清华学电子学，觉得太简单，就跑到美国来学物理。被美国的教授老爷欺负的七荤八素以后，跑出来搞电子学、软件、市场，然后自己主动跳出来搞dot com。如果没有这些经历，dot com出了问题之后，我可能不会有这种勇气，当机立断，去法学院注册，彻底改行，改当律师。
医生和律师大同小异。我当年在北京上的是北京医学院附属中学。北医附中里满是医生子弟。我前两年回国，见到了一个同学的爸爸。他就和我说，他的孩子，了解到了医生生活的本质，个个儿都不想干医生，就是这个女儿，跑到美国去当医生。他摇着头，对他这个女儿选择干医生，很觉得不解。
我的一个在洛杉矶的医生朋友，原来对他女儿上哈佛法学院很骄傲。但是女儿毕业了，居然找不到工作。这位朋友看到了医生这个行业的艰辛，就鼓励女儿去读法学院，但是没想到，宝贝女儿跳出了虎口，却又进了狼窝。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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