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December 29, 2011

韩寒表演“唱支山歌给党听”

我原以为韩寒说浑话,只限于翻译(见拙文《读韩寒乱译Draanen有感》)。看他最近的文章,似乎他的中文也需要翻译别人才能看懂。

“在社会构成越复杂的国家,尤其是东方国家,革命的最终收获者一定是心狠手辣者”

译文:东方国家的人特别残暴和贱。(不知道韩寒的“东方国家”是不是中国的代名词?)

“其实对于国人,民主带来的结果往往是不自由”

译文:中国即便施行了民主也搞不好。国人不配民主。

“任何的革命都需要时间”

译文:请大家耐心等待。

“埃及,利比亚是被一个人独裁统治几十年,城市也不多,一个事件作为爆点,一个广场用来演讲,就可以革命 成功。中国......”

译文:......特贱。

“我不认为天鹅绒革命能够发生在中国”

译文:因为中国人特别贱

“相信天鹅绒革命其实就是选择相信了民众的素质,执政者的忍让,文人的领袖,这三者的共力才能形成天鹅绒革命,我认为这三者在中国全部不存在。”

译文:这个世界上就是中国人没有素质,只有中国执政者残暴,而且中国文人当不了领袖(实在忍不住反驳一句:难道当今的领袖是军人?)

“给执政者压力当然重要,但遗憾的是,执政者的配合更重要。这的确需要运气和人品。”

译文:路遇不公,要猛念“配合”真经。这的确需要一种特殊的人品。不知道运气和这件事有什么联系。

“现在社会各个阶层是割裂的,比如执政者,你动车事件闹得再大,他们依然淡定”

评论:显然韩寒能看到文件的级别不够高,不了解上面的紧张程度。

“共产党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 ...... 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

译文:这是“我把党来比母亲”的翻版

“文人到时候就应该扮演一颗墙头草”

译文:文人不能有善恶感,不能有信仰,不能有骨气,更不能有傲骨。我韩寒就在此为大家做个榜样。

“所以好的制度才是高素质的保障”

译文:我们的制度比较低,所以素质不好,所以就要猛念“配合”真经。

“我去了一些发达国家,我发现在表面的素质之下,其实深交下去,人性也都是这样的 ...... 先有好的制度,再有好的素质”

译文:大家都等着吧。

“美国的独立宣言再好,美国的宪法再好,美国的宪法修正案再好,是因为他们的政党和人民都做到了。我们宪法其实也好,我们的执政党说过不少只比独立宣言好不比独立宣言差的宣言……不能也不可能真正的操作起来。”

译文:中国不执行宪法,把宪法当遮羞布、幌子,是必然的。真正执行是不能和不可能的。(有件事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动不动就拿美国说事儿?难道不能针对中国的事,就事论事?难道美国不好中国就可以心安理得的不好?)

“国民素质又不高,的确看着像死结”

译文:素质不高的国民,只配猛念“配合”真经。

译累了,下面的略去,反正说来说去就那么几句话。

我们为韩寒表演的“唱支山歌给党听”鼓掌。

圣诞节一个朋友给我看了一本不久即将出版的刘峡摄影集,其呼唤的强度震慑了我。虽然韩寒倒下去了,但是中国人里的确还有长着脊梁骨的人。

2011.12.29


附:韩寒原文:

谈革命 (2011-12-23 06:09:34)转载▼

标签: 杂谈

最近翻看了很多问题,革命和改革两个词被频频的问起。平时媒体也很喜欢问,但是也只是一问一听,无法见诸报端。写下来无论什么观点,八成也是不保的命。但作为这次冬至回读者问的第一篇,我就先用整个篇幅来回答我关于革命两个字的看法。我综合了读者和一些内外媒的提问,在这里一并作答。

问:中国最近群体事件频出,你认为中国需要一场革命么。

回答:在社会构成越复杂的国家,尤其是东方国家,革命的最终收获者一定是心狠手辣者。很坦率的说,革命是一个听上去非常爽快激昂并且似乎很立竿见影的词汇, 但是革命与中国未必是好的选择。。首先,革命需要有一个诉求,诉求一般总是以反腐败为开始。但这个诉求坚持不了多远。“自由”或者“公正”又是没有市场的, 因为除了一些文艺和新闻的从业者,你走上街去问大部分人,你自由么,他们普遍觉得自由。问他们需要公正么,他们普遍认为不公正的事情只要别发生在我自己身 上就可以了,不是每个人都经常遭受不公待遇,所以为他人寻求公正和自由不会引发人们的认同。在中国是很难找到这样一个集体诉求的。这不是需要不需要的问题,是可能不可能有的问题。我的观点是不可能也不需要。但如果你问我中国需要更有力的改革么,我说一定是的。

问:你为什么不去领导一场起义呢?

回答:开玩笑,就算我认同革命,并在上海起义,而且还稍具规模,官方只要一掐断互联网和手机讯号,我估计不用政府维稳机器出马,那些无法用QQ聊天或者玩不了网络游戏看不了连续剧的愤怒群众就足以将我们扑灭,你也别指望着能刷微博支援我,你三天上不了微博就该恨我了。

问:那难道中国就不需要民主与自由了么?

回答:这是一个误区,文化人普遍将民主与自由联系在一起,其实对于国人,民主带来的结果往往是不自由。因为大部分国人眼中的自由,与出版,新闻,文艺,言 论,选举,政治都没有关系,而是公共道德上的自由,比如说没有什么社会关系的人,能自由的喧哗,自由的过马路,自由的吐痰,稍微有点社会关系的人,我可以 自由的违章,自由的钻各种法律法规的漏洞,自由的胡作非为,所以,好的民主必然带来社会进步,更加法制,这势必让大部分并不在乎文化自由的人们觉得有些不 自由,就像很多中国人去了欧美发达国家觉得浑身不自在一样。所以,民主和自由未必要联系在一起说,我认为中国人对自由有着自己独特的定义,而自由在中国最 没有感染力。

问:我认为中国顽疾太深,改革已经没有用了,只有来一场革命才能让社会好转。

回答:我们假设革命没有遭到镇压,当然这本身就是不可能的。我们幻想一下革命,假设,革命到了中段,学生,群众,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农民,工人,肯定不 能达成共识。而我们一直忽略了一个人群,那就是贫困人口,这个数目大概是两亿五千万。你平时都不能注意有他们的存在,因为他们甚至从来不使用互联网。既然 革命能够发展到中段,必然已经诞生了新的领袖。没有领袖的革命一定是失败的,白莲教起义就是很好的例子,而有了领袖的革命,也不一定好到哪里去,太平天国 又是很好的例子。中国式的领袖,绝对不会是你现在坐在电脑前能想象的那些温厚仁慈者。这样的一个领袖,八成独断专横自私狂妄狠毒又有煽动力,是的,听着有 点耳熟。但中国人就吃这一套,也只有这一套才能往上爬,这个社会习惯了恶人当道,好人挨刀。文艺青年们看好的领袖一个礼拜估计就全给踢出局了。而越是教育 水平高的人,越不容易臣服与领袖。所以这些人肯定是最早从革命中离开的。随着社会精英的离开,革命人群的构成部分一定会产生变化,无论革命的起始口号有多 么好听,到最后一定又会变回一个字,钱。说的好听一点就是把应该属于我们的钱还给我们,说难听一点就是掠夺式的均富。你们不要以为因为我觉得自己有点钱, 所以我怂了,害怕失去。在革命的洪流里,你拥有一个苹果手机,你是开摩托车的,甚至你会上网,你平时买报纸,吃肯德基,你都算是有钱人,甚至是有能力在互联网上阅读到这篇文章的人,都是充满着原罪的 被革命对象。有一亿家产的人比起有一万家产的人反而安全,因为他们打开家门,门口已经放的是纽约时报了。最后倒霉的还是中产,准中产甚至准小康者。以前人 们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自相残杀,现在的人们只认钱,所以很多人民已经被训练成只认钱的自相残杀者。所以你就想象吧。而中国人讲究清算,这也必然导致镇压。

任何的革命都需要时间,中国那么大的国家,不说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权利真空。稍微乱个五年十年的,老百姓肯定会特别期盼出现一个铁腕独裁者,可以整治社会 秩序,收拾一下局面。至于从百花齐放重新看回人民日报,这个真的没所谓。况且我们的一切假设都建立在军队国家化的前提下,所以这些都是幻想,连幻想都不乐 观,就别提操作了。

问:那你看埃及,利比亚⋯⋯

回答:埃及,利比亚是被一个人独裁统治几十年,城市也不多,一个事件作为爆点,一个广场用来演讲,就可以革命 成功。中国没有一个具体的个人能成为被革命的对象,城市,人口众多,而且各种千奇百怪的灾难都发生过,G点已经麻木,更别提爆点了。就算社会矛盾再激烈十倍,给你十个哈维尔在十个城市一起演讲,再假设当局不管,最终这些演讲也是以被润喉糖企业冠名并登陆海淀剧院而告终。

当然,以上更是废话,最关键是就大部分中国人一副别人死绝不吭声,只有吃亏到自己头上才会嗷嗷叫的习性,一辈子都团结不起来。

问:你的观点非常的五毛党,是被政府买通了么?为什么不能一人一张选票选主席。

回答:在这样一个非此即彼,非黑就白,非对既错,非带路党既五毛党的社会里,革命两字说起来霸气,操作起来危害更大。也许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一人一张选票选主席,其实这并不是中国最大的急迫。相反,一人一张选票,最终的结果还是共产党代表获胜,谁能比党更有钱?五百亿就能买五亿张选票。不行加到五千亿。一年税收都十万亿呢。你和人家比有钱?你觉得你周围的朋友的公正独立,那样的人加起来也就几十万张选票。你看好的有识之士,能有十万张都不错了。唯一能和共产党抗衡的就是马化腾,因为他可以在QQ登陆的时候弹出一个窗口:谁选我马化腾,谁就可以得500Q币。此举估计也能获得两亿张选票。但问题是,到时候马化腾一定会入党的。民主是一个复杂,艰难而必然的社会历程,并不是什么革命,普选,多党制,推翻XX,这些脱口而出的简单词汇可以轻易达成的。如果你对司法和出版都从来没有关心过,你关心普选有什么意义呢。无非就是说起来更拉风一点。这和那些一说起赛车只会提F1,一说起足球只知道世界杯的人有什么区别呢。

问:我觉得中国的革命和民主只是时机的问题。你认为什么时机最合适。

回答:革命和民主是两个名词,这两个名词是完全不等同的,革命不保证就能带来民主,这个咱们不是早就已经证明过一次了嘛。历史曾经给过中国机会,如今的局面则是我们爷辈的选择。现今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革命的国家,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急需要改革的国家。如果你硬要问我在中国,什么时候是个革命的好时机,我只能说,当街上的人开车交会时都能关掉远光灯了,就能放心革命了。

但这样的国家,也不需要任何的革命了,国民素质和教育水平到了那个份上,一切便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也许你能活着看见这个国家的伟大变革,也许你至死都是这个死结里缠绕的纤维,但无论如何,你要永远记得,错车时请关掉远光灯,也许我们的儿女将因此更早的获得我们的父辈所追求的一切。


冬至回读者问之一,完。




说民主 (2011-12-24 17:30:02)转载
标签: 杂谈

问:革命不一定是暴力革命,天鹅绒革命就是完美的典范。

回答:我不认为天鹅绒革命能够发生在中国。不谈当时的国际局势,也不说整个捷克的人口只有北京的一半。相信天鹅绒革命其实就是选择相信了民众的素质,执政者的忍让,文人的领袖,这三者的共力才能形成天鹅绒革命,我认为这三者在中国全部不存在。你不能把一场完美的革命常挂在嘴边来反驳也许未来不完美的改革。我理解中国很多文人和学者对天鹅绒革命的感情,他们甚至能够在脑海中将自己代入哈维尔的角色暗自感动。但无论中国发生暴力革命或者非暴力革命,文人所处的地位和角色远远比他们想象的要低得多,更别说能作为领袖了。而且国民素质越低,文人就越什么都不是。你也不能用完美的民主,完美的自由,完美的人权从字面上解释应该什么样子的来逃避中国的现实。改革和民主其实就是一场讨价还价的过程,你不能盼着执政者看了几本书忽然感化把东西全送给你。你不能天天盼着天鹅绒革命,再由你来扮演哈维尔,并瞬间让每个中国人有一张选票,还都不能被贿选。捷克至今也不是普选。所以我的观点很简单,暴力革命我们都不愿意发生,天鹅绒革命不可能在近期的中国发生,完美民主不可能在中国出现,所以我们只能一点一点追求,否则在书房里空想民主和自由憋爆了自己也没有意思,改良是现在最好的出路。

问:你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人素质太低,不适合民主。政府有没有给你维稳的回扣啊?

回答:我不知道你如何看出了这个结论,我觉得我已经写的很通俗了。民主不是适合不适合的事情,它迟早会到来。国民素质低并不妨碍民主的到来,但决定了它到来以后的质量,谁都不希望来个卢旺达式的民主,虽然这并不是真正广义的民主。有时候缓缓来,有时候突然来。也许它来的不那么彻底,来的不那么全部,来的不那么美式,来的不那么欧式,但在你的余生里,它一定回来,回首起来,可能还来的有点平淡。

问:你的意思是一切只能靠执政者的恩赐,而不是人民自己的争取?

回答:给执政者压力当然重要,但遗憾的是,执政者的配合更重要。这的确需要运气和人品。现在社会各个阶层是割裂的,比如执政者,你动车事件闹得再大,他们依然淡定,觉得这是民间的事情,不费一兵一卒,时间自动摆平,执政者的家属可能完全不关心这事,只关心谁要上谁要下,谁的岁数差一点,XX位置怎么排。而在这样的舆论压力下,事情依然能自然过去。当然,更有可能是他们都没有感受到舆论压力。好比你账户里有十亿,你丢了一千块,你自然不紧张。文化界兜里加起来的总和就五百,而他们认为统治者兜里也就三千,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放大的统治者的焦虑。人家完全没考虑你的问题。而文化界很多人认为一切的问题就是体制的问题,仿佛改了体制一切都迎刃而解,他们虽然善良正义,嫉恶如仇,但要求农民和工人和他们拥有一样的认知,甚至认为全天下都必须这么思考问题。可事实往往有些让人寒心。

因为拉力赛都在偏远地方举行,我这些年去了上百个各种各样的县城,这些都不算特别封闭和贫瘠的地方,我和各种各样的人聊天,他们普遍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不如文化界想象的那么迫切,他们对强权和腐败的痛恨更多源于为什么不是我自己或者我的亲戚得到了这一切,而不是如何去限制和监督,只有倒霉到自己头上需要上访的时候才会从词典里捡起这些词汇来保护自己,只要政府给他们补足了钱,他们就满意了。一切能用钱解决的社会矛盾都不算什么矛盾。而知识界普遍把国民对这些词汇的这种应急应用当成了他们的普遍诉求,觉得与文化界形成了共识。我不认为在分歧和割裂这么大的国家里能有一场美好的革命。你也许觉得这正是执政者驯化的结果,所以要改变执政者。但现实就已经这样了,那一两代人已经这样了。但是幸运的是,我和他们的子女聊天时,互联网和各种传媒已经或多或少的打开了他们的眼界。所以我并不悲观。

中国共产党到了今天,有了八千万党员,三亿的亲属关系,它已经不能简单的被认为是一个党派或者阶层了。所以共产党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我认为极其强大的一党制其实就等于是无党制,因为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体制本身,所以问题并不是要把共产党给怎么怎么样,共产党只是一个名称,体制只是一个名称。改变了人民,就是改变了一切。所以更要着眼改良。法治,教育,文化才是根基。

问:如果革命到来,有影响力的文人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回答:文人到时候就应该扮演一颗墙头草,但必须是一颗反向墙头草。文人需有自己的正义,但不能有自己的站位。越有影响力就越不能有立场,眼看一派强 大了,就必须马上转向另一派,绝对不能相信任何的主张,不能跟随任何的信仰,要把所有的革命者全都假想成骗子,不听任何承诺,想尽办法确保不能让一方消灭 其他方而独大。所以未来的中国如果有革命,谁弱小,我就在那里,它若强大了,我就去它对手那里。我愿牺牲自己的观点而争取各派的同存。只有这样,才有你追求的一切。

补加一个问答,关于素质和民主:问:我去了一些发达国家,我发现在表面的素质之下,其实深交下去,人性也都是这样的,所以好的制度才是高素质的保障。

回答:我完全的赞同。但我们说的就是表面素质,不要因为觉得人私底下都是怎么怎么样的而小看表面素质。民主的质量就是由国民的表面素质决定的。一个人开车可能关远光灯,看见人彬彬有礼,遵守社会功德,但一交往,发现其实也是自私懦弱狭隘贪婪……这又如何呢。素质和人性放在一起谈没有意思,美国人的人性和中国人的人性说到底当然是大同小异的,全世界人类的人性都差不多。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鸡和蛋的问题,先有好的素质,再有好的制度,还是先有好的制度,再有好的素质。其实这个没有疑问,在能出现好的制度的时候,无论素质的好坏,都应该保障好的制度,因为好的制度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制度是实在的,素质是空幻的。问题是,当好的制度由于种种原因迟迟不能到来的时候。咱不能天天期盼从天上掉下来一个好的制度,然后一切才有开始的可能和动力,否则反正好的素质也没必要,又缓慢又不见得有效……好的制度以及好的民主有两个到来方式,一种是有一个纪念日,一种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日子,但要一两代人的努力。我觉得还是要实际一些,美国的独立宣言再好,美国的宪法再好,美国的宪法修正案再好,是因为他们的政党和人民都做到了。我们宪法其实也好,我们的执政党说过不少只比独立宣言好不比独立宣言差的宣言,但大多数没做到。他们是不会看着各种宣言而自省的,革命代价又太大太不可控,改良又慢又拖延,国民素质又不高,的确看着像死结。但我依然选择相信改良。暴力或者非暴力革命只能是督促改良的筹码,但不能也不可能真正的操作起来。



要自由 (2011-12-26 05:32:13)转载

标签: 杂谈

上上篇文章里说,每个人要的自由是不一样的,上篇文章里说,民主,法制,就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圣诞再打折,东西还是不会白送的。那我就先开始讨价还价了。

首先,作为一个文化人,在新的一年里,我要求更自由的创作。我一直没有将这个写成XX自由或者XX自由,是因为这两个词会让你们下意识的觉得害怕和提防。虽然这些自由一直被写在宪法里。事实上,它一直没有被很好的执行。顺便我也替我的同行朋友——媒体人们要一些新闻的自由。新闻一直被管制的很严。还有我的拍电影的朋友们,你不能理解他们的痛苦。大家都像探雷一样进行文艺工作,触雷就炸死,不触雷的全都走的又慢又歪。这些自由是时代的所趋,也是你们曾经的承诺。我知道你们一定对苏共进行过研究,你们认为苏共的失败,很大的程度源于戈尔巴乔夫开放了报禁,并将最高权力依照宪法约定,从党返还给了人民代表大会。所以这让你们对言论自由和宪政特别的谨慎。但是时代已经不同,现代的资讯传播终于让屏蔽形同虚设。而文化的限制却让中国始终难以出现影响世界的文字和电影,使我们这些文化人抬不起头来。同时,中国也没有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媒体——很多东西并不是钱可以买来的。文化繁荣其实是最省钱的,管制越少必然越繁荣。如果你们坚持说,中国的文化是没有管制的,那就太不诚恳了。所以在新的一年,我恳请官方为文化,出版,新闻,电影松绑。

如能达成,从我而言,我承诺,在文化环境更自由之后:不清算,向前看,不谈其在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谈及或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只对当下社会进行评判和讨论。如果文化界和官方能各让一步,互相遵循一个约定的底线,换取各自更大空间,那便更好。

但是如果两三年以后,情况一直没有改善,在每一届的作协或者文联全国大会时,我将都亲临现场或门口,进行旁听和抗议。蚍蜉撼树,不足挂齿,力量渺小,仅能如此。当然,只我一人,没有同伴,也不煽动读者。我不会用他人的前途来美化我自己的履历。同样,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的品质,所以我相信这些迟早会到来,我只是希望它早些到来。因为我觉得我还能写的更好,我不想等到老,所以请让我赶上。

以上是基于我的专业领域的个人诉求。我觉得在这场让大家都获益良多的讨论里,研究该是什么样,不如想想应该怎么办。据说一个人一次只能许一个愿望,我的愿望用完了,其他的诸如公平,正义,司法,政改,一切一切,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再提。虽然我觉得自由未必是很多人的第一追求,但没有人愿意常常感觉恐惧不安。愿各位没钱的能在一个公正的环境里变有钱,有钱的不再为了光有钱而依然觉得低外国人一等。愿所有的年轻人都能像这个圣诞一样不畏惧讨论革命,改革和民主,担忧国家的前途,视它为自己的手足。政治不是肮脏的,政治不是无趣的,政治不是危险的。危险的,无趣的,肮脏的政治都不是真正的政治。中药,火药,丝绸,熊猫不能为我们赢得荣誉,县长太太买一百个路易威登不能为民族赢得尊敬。愿执政党阔步向前,可以名垂在不光由你们自己编写的历史上。

Thursday, December 22, 2011

2011年底偶成

一清华同窗以程颢之《春日偶成》清雅怀旧,然吾等异乡谋生,岂敢“偷闲学少年”?诗以为证。

碌碌无暇忆当年
驱驹苦战力不堪
云风花柳知何物
痴心妄想一日闲

Thursday, December 8, 2011

利用知识产权法律,摆脱单纯低价竞争

现代商业的基础是发明创新,这是不争的事实。在美国早就是这样了,创新成分低的行业,如果能移至海外,早就离开了美国;如果不能转移到海外(如清洁业),工资一直是每小时八块十块。相反,那些对创造力要求比较高的行业,工资却有很大提高。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主要竞争力,从改革开放到今天,一直依赖低价格。因为专业阶层的工资一直不低,所以中国制造业的低价格,主要依靠制造本身,也就是那些住在工厂里日以继夜的农民工。由于中国新一代的农民工已经渐渐不再满足于住公司集体宿舍,每年只有春节才能回家的生活。对于那些依靠廉价劳工的企业来说,问题已经不是他们的利润率是否会降到零,而是什么时候会降到零。

在美国,很多华人企业凭借国内的廉价劳动力刚刚在美国站住脚跟,就遇上了美国市场不允许涨价、国际原料价格因为中国内消增加水涨船高、中国劳动力价格稳步上涨、中国政府出台反企业反出口企业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单凭价格的华人公司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很多人看到自己的利润率见零,已经被迫改行。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似乎都知道:唯一的出路就是依靠发明创新,并且利用法律,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提高利润率。在美国,为了给所有的企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政府将垄断行为定为非法,但是专利是一个例外。在美国,发明者如果通过申请专利公布其发明,政府会授予其发明20年的专用权,即垄断权。当一个公司拥有一系列专利,而且不断地注册新专利的时候,它就可以依靠这些专利,与其它的知识产权法律协同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生产、营销方式,令别的公司无法复制。在这种情况下,利润率就更加取决于市场消化力,而不再依靠制造费用。苹果公司跻身于手机市场的历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企业家明白利用廉价产品挤进一个市场这一套。但是他们对于知识产权却了解甚少。有时会有人来咨询申请专利:“我们计划生产这款产品,所以请你为我们申请个专利。”当我说到有了专利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合法生产专利申请中描述的产品的时候,他们都会很诧异:“为什么我有了专利还不能生产,那么申请专利还有什么意思?”

说这话的人,显然不明白专利的本质。在解释上面的问题之前,我先举一个业内人所周知的例子,当年J. A. Fleming发明了电子二极管以后,成功地申请了专利。之后Lee De Forest成功地申请了电子三极管的专利。懂电子学的人都知道,电子三极管可以看成两个二极管对在一起。实际上,De Forest的专利也的确对Fleming的专利发生了侵权。专利商标局批准De Forest的申请,是由于电子三极管本身(用于放大信号,而不是用于限流)是一个革命性的新想法。

简单地说,专利商标局在审查专利申请的时候,考察的是专利申请是不是一个发明。也就是说,和一个现有专利或其它发明文件(即参照)相比,这个申请是否新颖(35 USC 102 – 美国法典第35部第102章)而且对于行业内人士来说,是不是显而易见(35 USC 103)。如果申请满足这两点中的任何一点,那么这个专利申请就被参照所预见(anticipate),因此申请不能成其为发明,专利商标局会拒绝该申请。

侵权是另外一个概念。每一个专利申请都有权利要求,定义权力范围。如果一个产品在一个专利的权利申请范围之内,那么这个产品就对这个专利发生侵权(infringement,35 USC 271)。

几年以前,有一个来免费咨询的人曾经问过我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既然专利商标局审查主要是看参照的权利申请,那么为什么专利商标局会批准一个侵权的申请?” 事实上,专利商标局审查的时候,的确是看申请的权利要求是否被参照的权利所涵盖。当申请的权利要求被参照涵盖的时候,简单地说,就要看申请是不是一个新的发明。这里最好的例子可能还是前面讲过的电子二极管、三极管的例子。

讲的详细一点,按照法律,这里的标准其实也很简单:在参照的范围内,申请是否有参照预料不到的结果(unexpected result)。也就是说,参照有没有在其范围内,有充分的说明,“预见”该申请。电子二极管(只允许单向电流)显然没有预见电子三极管(放大信号)的结果,所以尽管电子二极管的专利涵盖了电子三极管的权利要求,专利商标局还是批准了电子三极管的专利申请。

当然,如果De Forest依照其专利开始生产电子三极管,Fleming是完全可以以侵权为由起诉De Forest的。

上面的讨论,从商业角度讲,可能会清楚许多:专利是攻击性武器(别人的产品进入你的专利的权利要求涵盖范围,你就可以起诉对方),不能用于防卫(别人告你的时候,你拿出专利来辩护)。也就是说,专利确立申请者的权利要求,但是并不确定这个权利要求不对其它专利构成侵权。

知识产权是一个综合艺术。我把它称之为艺术,是因为只有艺术性地利用知识产权的各个成分,一个公司才能在最大限度上保护自己的对自己的产品的专用权。知识产权的组成部分包括:1、实用专利(utility patent,包括国内的所谓实用新型专利);2、外观专利(design patent);3、商标(trademark);4、版权(copyright);5、商业机密(trade secret);6、州的公平竞争法(如加州的民法第1750-1984章;民事程序第1770章)。

来找我的人经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我卖了这个产品一段时间以后,某某也开始卖同样的产品。我又没有犯法制止他抄袭我的产品?”这时,如果没有前五项知识产权的保护,唯一的途径只限于第六项,即依照公平竞争州法起诉对方。这是一个非常弱的办法。比较强的办法,自然是主要依靠前五项。

我说知识产权是一个综合艺术,还不仅限于外观设计和商标设计的艺术性和统一性,实用专利中的权利要求撰写也一门艺术。如果权利要求写得不好,手里拿着专利也很难免眼巴巴地看着别的公司绕将过去(design around)。利用知识产权保护发明创新有很高的复杂性,绝不是手里有了一个专利、一个商标就大功告成了。

至于如何艺术性地、有机地、创造性地利用前五项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创新成果,非一篇短文可以尽述。这里只讲一件事。在美国,诉讼费用非常高;而且事实的争议性越大,诉讼费用就越大。所以,降低诉讼费的一个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地事先把别人的侵权作成无可争议。这个工作做得越好,就越能有效地防止别人侵权在先,雇律师强行辩护在后。

因此,树立及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个专利和一个专利不同,一个商标也与一个商标不同。这些事情,还是找个律师代理比较稳妥。前几个月,亚凯迪亚华人协会办活动,请我去讲专利、商标,我就去讲了一下午。最近,他们又要求我去讲商标DIY,我就谢绝了。他们就找了另外一个律师去教他们的会员DIY商标注册。

我不愿意教企业家DIY的原因很简单,虽然商标的申请手续看似简单,但是其中的内容相当复杂。我们先不说商标只是知识产权的一小部分,先不说在注册商标的时候要考虑日后如何用商标保护自己生产的产品,专利商标局印发的有关商标注册的手册就超过一千页。一个一天到晚忙于各种事情的企业家,如何可能搞清楚商标(乃至知识产权)的里里外外?

我觉得企业家把一天二十来个小时的时间,花在市场、销售、产品、质量、服务等方方面面都不够,哪里有时间坐下来,学习法律,当自己的律师,到专利商标局去注册商标?律师的作用,从某种角度讲,是从法律角度重新考察企业家的一些想法。大家在一起,从不同角度想问题,有一个“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效果。再有,律师并不像很多人想像的那么贵。我们申请商标的价位,在行业里算是中等,律师费$800。我的问题是: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为了省$800,逼自己不务正业,明智吗?

美国制定知识产权法律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大家的发明、创造。如果不充分地加以利用,岂不可惜?如果以为DIY一个商标,就达到了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的目的,岂不幼稚?如果为了省$800律师费,就不务正业,自己操刀,切自己的瘤子,岂不是对自己不负责任?

总而言之,如果一个企业想利用知识产权确保利润率,就要利用法律,在专业律师的协助下,形成一套以专利为首、商标辅佐,其它方面协同的有效方案,保护自己的发明、创新结果。只有这样,才能从劳动密集型低成本的框子中走出来。


注:本文作者持有美国联邦专利商标局颁发之专利律师执照。

Monday, October 10, 2011

美国的希望

美国人每次选举,都是一场辩论。2008年上次选举,在经济不景气和布什的支持率极低的背景下,让奥巴马搞成了一个个人魅力的辩论。John McCain自然不是他的对手。2012年的竞选,似乎又是这样一场温吞水的辩论。因为怕冒犯了选民,大家都说选民愿意听的话。没有一个人愿意把他们的真实想法直截了当地说出来。

当Jon Huntsman从北京回美国参选的时候,我曾经对Huntsman抱有不少幻想。一个不顾国务院反对带着几个人跑到王府井去支持北京茉莉花运动的人,回到美国想必会是一个说真话的人。结果,他回美国以后,竟然比已经参选的人还要模棱两可,脚踩两条船,实实让人失望。他的支持率,也一直在百分之二到三的水平。(当年老布什在中国,也无视国务院指示,一意孤行。结果他当了总统后,就煮温吞水。不知这两件事有没有联系。)我工作繁忙,没有时间看深度的民意测验,但是这些人如此地靠煮温吞水竞选,实在让人大失所望。难道美国人已经完全丧失了美国的精神?已经懦弱了?只想听顺耳的话了?大家都相信了奥巴马的鬼话,都想不劳而获,靠政府巨额赤字支出为他们提供免费午餐?难道美国的末日,真的想那些唱衰美国的人说的那样,已经到了?难道那些海龟的人,真的是看准了世界的未来,而不是因为在美国没有竞争力而回国的?

最近,一个说真话的人终于浮出水面。他的名字是Herman Cain,今年65岁。数学学士,Computer Science硕士,然后在海军,可口可乐做过技术工作。他在Pillsbury的十多年,转入管理,业绩辉煌;1988年,他LBO了一个Pillsbury子公司(Godfather's Pizza),出任CEO八年。从1992到1996,他是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的董事。最后一年多,他是董事长。他从1996年开始参政。

Cain的经验,对于管理当今的美国特别合适,因为当今美国,乃至世界的问题是金融问题。Cain的联储经验,会使他能够懂得金融问题,不必像布什那样,被迫被动听取幕僚的建议。当然,美国有这种经历的美国人很多,Cain可贵的,是他不像其他政客那样煮温吞水,而敢于说大实话。这些天,很多人在华尔街示威,奥巴马用这个事件对国会施加压力,继续赤字支出,结果连民主党议员都不再支持他。当《华尔街日报》采访Cain的时候,Cain说:“Don’t blame Wall Street, don’t blame the big banks. If you don’t have a job and you’re not rich, blame yourself!(不要埋怨华尔街,不要埋怨大银行,如果你没有工作,如果你没钱,埋怨你自己!)”

美国人在夏季假期后,终于认识到了Cain。10月2日,Washington Post/ABC News的民意调查显示他的支持率,从9月份的4%跃升到16%,仅次于Romney的25%。8日的Rogby民调显示Cain的支持率(38%)远高于Romney(18%)和Perry及Ron Paul(各自12%)。上面是共和党的调查,有意思的是Rogby显示,Cain的全民支持率(46%)已经高于奥巴马(44%)。8日的CBS News民调认为Cain和Romney不相上下。(这些民调的对象有所不同,所以数字也不同。)

Cain的脱颖而出,还有另外一层意义。那就是他是黑人。很多美国的黑人有受害者心态。他们觉得任何对他们不利的事情都是由歧视造成的。他们一方面不愿意靠自己的努力做事,另一方面自己为自己找借口:努力也没用。当年Bill Cosby出来说黑人不成功应该怪自己,就曾经遭到黑人组织的围攻。奥巴马虽然被民主党和媒体推出来,在四年之中,从伊利诺州的州议员,变成美国总统,但是他的心底里,对成功人士和有钱人充满仇恨,和不少拒绝接受美国价值的留美华人有一拼。他的这种仇视,这种对成功人士和富人的蔑视心态,压都压不住,有些记者,把他的蔑视语录整理了出来,很值得尚未认清奥巴马本质的人看看。他的幕僚知道这个问题,结果就安排他每次出来说话,都需要照本宣科,这样才不会把话说错。下次总统竞选,如果变成两个黑人之间的竞选,就会给美国的黑人,乃至少数族裔(也包括华裔),一个机会,让他们看到两种心态的对比。

Cain的成功说明美国人的精神还没有泯灭,那种移民的奋发向上的精神,还在大多数人民的心中。奥巴马和Cain的成功说明美国是一个种族平等的国家,只要你有本事,大家是不会因为肤色不同,而阻挠你的成功。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当年我第一次到一个dot-com去当开发部主任,一开会,就是黑压压的一堆白人。一个白人CTO不无吊儿郎当地一介绍:“这是你们的新manager,”然后扬长而去,就把这一摊子就交给我了。美国就是这样一个可爱的国家。在中国,没有背景很难有大出息,在美国不必背景,可以是任何肤色。(请不要和我辩论,在中国一个人可以很有钱,但是你去问问那些花几百万不眨眼的人,他们就会告诉你金钱对人生的作用到底有多大。)

美国人很快地认识到Cain这个人,就说明美国人已经认识到奥巴马免费午餐的实质。虽然表面上奥巴马不给穷人增税,但是实际上很多穷人的税是有增无减的。而且,因为奥巴马的政策迫使企业采取保守政策,所以很多人丢了工作,或者找不到工作。上次1930年代开始的大政府政策,执行到了80年代才让Reagan给扭回去了。奥巴马2008年大选成功,很大程度上依靠那些没见过70年代美国境况的年轻人(有意思的是很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可见美国教育体系的问题)。Cain的支持率迅速增长,可能说明这批年轻人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

以往的一个月,在这方面,让我终于呼吸到了一口新鲜空气。Cain的成功,终于又让我体验到了我当年选择留在美国的初衷。在逆境下,美国人尚未失去信心,成为奥巴马的奴隶。今天的美国,显然还是像国歌里唱的那样,是“自由人的土地,英雄的家乡。”

当事人受律师骗,是律师的责任吗?

在今天的世界上,说真话和说假话的较量,是无处不在的。尤其是身居弱势的人,会很想听一些中听的话。例如,一个人被政府刑事起诉以后,很想听人说:没问题,我保证把这个问题降低成一个infraction(或者misdemeanor)。当然,等当事人把钱给了律师以后,律师是否真正地花大精力了解事实,向检察官争取把felony降低成misdemeanor,或者misdemeanor降低成infraction,是另一个问题。

美国是一个法制国家。这样大的一个现代国家,其法律自然是错综复杂的,除非专业人士是搞不懂的。这几天,我被牵涉进去的一个案件,就是一个律师对客人提供outcome guarantee。结果律师输了案子,客人要求退款。律师自然不愿意退款。客人就起诉律师。然后这个律师就乱咬人,一下子告进去了很多人,连我的一个客人也告进去了。这个案子进行到今天,进入庭审,两年多了。原告已无力继续支付律师费,因此这个案子很可能不了了之。虽然这个律师已经名义上把他的事务所关闭了,但是他很可能因为原告放弃而得以继续在华人社区里以向老百姓提供保证的方式生存。

法律是一个不能保证的事情,但是太多的人电视看多了,就觉得律师是万能的。因此《加州律师守则》明令律师不许提供保证(outcome guarantee, Rule 1-400),但是时常有人说:“你如果能把工作做好,为什么不能保证?”。这种话,一个月以来我听到过N次。

在美国,一个人的前途取决于他在很多问题上的决定。上个月,我的另一个客人,遇到刑事问题。她找到的一个刑事律师保证把DA的felony起诉降低成misdemeanor。她随即给了这个律师巨款,请这个律师帮她解决问题。结果上庭的时候,她才发现,律师根本没有看过她的案卷。接下来,因为律师已经拿到了钱,就想尽快结案,因此逼她认下政府指控的felony。这时,她才打电话给我(她的移民案子在我手里)。据她说,她刚雇这个律师的时候,这个律师叫她不要把这事告诉我。后来,形势不好了,律师又埋怨:“你为什么时至今日还不把这件事告诉郑律师?”(我不受理刑事案件。)

《加州律师守则》规定,律师事务所不得拥有非律师股东。但是,尽管是那些乱作保证的律师,对于很多贪小便宜的人来说,也太贵了。有了这样的潜在客人,就会有人铤而走险提供这样的服务。我的一个在中国大陆的朋友,前几天介绍我认识了他的一个律师朋友。这个朋友有一个招揽律师生意的高招。她在中国和美国同时用极低的价钱,通过互联网提供原本是律师提供的服务。接到活儿以后,就用中国的底价人工,闭着眼睛处理,然后在美国提交。虽然她不肯明说,但是这个公司的资金显然是投资移民的钱。那些她在中国开发出来的投资移民,自然也不是美国律师。

因为美国DA很忙,不太愿意过问这种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案件。(客人在签约的时候,知道他们是在以不可能的低价购买劣质工作。从DA角度讲,出了事情,这些人就想让政府买单,自然不公平。)另一方面,一旦出事,那些贪图小便宜的人总不愿斥巨资与律师在法庭上较量。因此,这样的律师往往可以安然无恙地生存下去。我上面提到的朋友自己不是律师,又不久居美国,自然不知道这层。据他的朋友说这个生意已经在8月份隆重开幕了。当然,这种公司搞过份了以后,有时DA也会过问。上个月,联邦法警在洛杉矶抓了一家。但是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

上个月,下来了两个类似的H-1B决定。这两个案件的原始申请都是我们作的。移民局发来了一模一样的补件要求。比较强的案子因为嫌我们贵,找别的律师去了;比较弱的案子坚持让我们做。结果我们处理的弱案得以批准,强案被拒绝。因此,律师的工作质量虽然不能保证案件outcome,但是高质量的工作,无疑会大大提高案件成功的机率。

上面讲的,全部是我以往一个月来的亲身经历。在华人社区,这样的事情月月如此,有时想起来,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在美国,律师的一个责任就是教育大众,使大众明白这个社会是如何实现公正的。但是,想起来,我们律师也经常觉得很无力。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这些一味贪图保证、贪图便宜的客人会为另类律师创造了一个市场。如果这种另类律师在一个地区占上风,这些律师就会开始排斥好律师;好律师就可能会被逼良为娼。久而久之,这个群体在社会上能不能得到公正就成问题。

2011.10.10.

Thursday, August 11, 2011

中国政府为什么把美元拱手送回美国?

我以前曾讨论过中国大量买美国国债对美国的害处(如《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对谁有好处?》),但是这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问题。中国把钱借给奥巴马,养成了他乱花钱的习惯,试图把全美国人民都给养起来。这种做法,略有经济常识的人都知道,对经济发展,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这两天美国的国债被S&P降级,中国手里的3.2兆美元投资缩水,国内大量媒体,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领头,齐声声讨美国。各种说法,从美国滥用中国人民的血汗钱,到建议抛售美国债券以迫使美国政府停止向台湾销售F-16战机,如乌烟瘴气一般,笼罩中国。

中国政府把钱借给中国,破坏了美国经济发展的环境。另外,我不喜欢奥巴马滥用从中国借来的钱,是因为政府实在没什么地方花这笔钱。例如,洛杉矶的当地政府把我家边上的马路填了又挖,挖了又填。美其名曰搞美国的基础建设,其实是痴人说梦,唯一的结果就是马路一天到晚不是被翻,就是被填,闹得我们老百姓上下班很不方便。

但这是美国方面的话,中国政府买美国债券,他们心里最明白,是不得已而为之。现在出来大白天说这种胡话,自然是借助老百姓的无知,第一通过百试不爽的爱国主义,逃脱他们丧失掉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责任,第二用烟幕弹继续忽悠被愚弄的中国人民。

要想知道这里的原委,非常简单。大家需要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中国政府,一天到晚说美国的坏话,为什么一有钱就往美国送?让美国政府乱花?他们自己一天到头讲促内销,为什么不用这20兆人民币(相当每个中国人民一万五千多元,一家三口四万五千多元)开发一下内需?这四万五千元对一家三口穷困潦倒的农民会谋多少福利?

中国人民银行里的那些人,不比谁傻,难道不知道他们这样做,只会导致美国政府像今天这样只知有今天不知有明天式地花钱,结果必定导致国债被降级。而且会导致通货膨胀,因此降低中国这些投资的价值?中国政府压低人民币,是谁在负担这种外汇的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要一有钱,就往美国送?(当然,中国也向欧洲送了不少钱,在欧洲导致了同样的问题。)

直接地讲,中国政府不放开人民币国际自由兑换,而自己出来充当人民币国际货币兑换总局的角色。结果,出口挣进来的美元,政府没有办法脱手,只有拿来西方投资。

有人会问:哪些美元发给中国老百姓不就完了吗?答:中国老百姓花的是人民币,不是美元。而且,中国的经济成长,靠的是剥削老百姓,这些年,中国政府大讲扩大内销,老百姓的消费占GDP的百分比可是逐年下降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一下中国的这个百分比和世界正常值的差别,状况可称悲惨。

中国的社会保险很差,逼着老百姓大量存款,以备不测。政府及有产阶级就看上了这笔钱。这也就是中国利率极低的道理。银行利率极低,有产阶级的钱,自然不会放在银行,他们会向银行贷款。因为中国贷款缺乏透明度,银行风险很高,前几年美国都有人预计中国的财政体系会崩溃。当局解决这个问题到办法,就是维持低利率,然后银行已正常利率贷款,这样存款户就变相承担了银行的风险。

我倒不是说中国政府有意欺负老百姓,政府的所有所作所为,不合理性的根源,在于不愿意放弃政府控制。当今的经济体制,是一个一环套一环的机制。如果一个环节合理了,另一个环节必定受到合理的压力。中国政府的选择就是让各个环节都保持其不合理性。这样政府就可以进行控制了。

这种不合理,也会同时带来很多荒唐的事情,把中国人民辛辛苦苦挣来的美元入超,又如数地送回美国,闹得美国政府一天比一天荒唐,就是确保控制政策带来的荒唐之一。

Thursday, July 21, 2011

海龟的悲剧案例:方舟子

久居美国喜欢互联网的人,大都知道方舟子。当年在Usenet ACT,方舟子算是一个junior writer。我记得当年散宜生(不是西周那个,是加拿大的那个)的诗评,相当impressive。方舟子办了一个《新语丝》,与其它刊物(例如《华夏文摘》)一起,起到了一个组织、存档的作用。至今,当年的那些大家的作品,还可以在方舟子的http://www.xys.org/上找到。对于写东西、看东西的人来说,这是一个积德的事情。

那时候,像我们这样的人,来美国多年,一直生活在美国环境之中。我住在康州好几年。除了一个中国餐厅里的人以外,我在当地一个中国人都不认识。所读的文字,除了英文,就是日文(工作原因),外加一些法文。对于中文的东西,特别是大陆的东西,已经很多年不碰了,突然在ACT上看到那么多中国文字,而且是大陆背景的文字,一时手不释卷(OK,手不释电脑)。真是“凭轩不洒东方泪”,“调寄南洋清月光”。(散宜生诗)

后来,等我有了一些闲暇的时候,ACT已经平民化了(或者说已经变成一个中文大粪坑了)。当时我在yahoo有一个爬山group,方舟子有一个新语丝group,没事的时候,就上去看看,评论评论。当然,三来两去,就和方舟子干起来了。前后有那么两三次。因此,我对方某这个人,有所领教。方舟子自封是懂得骂人艺术的。像我这样不知深浅的人,就觉得他们是可以被骂的。哪曾想,辩论了两、三轮以后,方某就开始以版主之特权,开始删贴,犹如党国下令把已经印出来的书报统统销毁那样(现在想想,我的分析性的博客文章,总共就那么三个半人读,也被处心积虑地删除,真是可悲)。

好在当时方舟子的新语丝是开放性的。这样,我就可以注册一个新帐户,然后发一个贴。这个贴自然会被方舟子那“颤抖的手,疯狂地按delete键”而删掉(当时我的话),而且帐户立刻被封锁。但是,所有新语丝group的成员,会通过yahoo发出的email看到我的话。我当时如此无聊,注册了数个帐户,很大程度上就是咽不下这口气。你在中国实行新闻封锁,也就罢了,难道还拿到美国来了不成?最后,方舟子的一个在Long Beach的朋友,打电话来要求免战,这件事才算告一段落。我当时在电话里对方的说客讲:大家都是吃饱了撑的,玩一玩儿的,不必认真。而且我们都住在一个地方,要不要坐下来喝一杯什么的,我做东。方舟子的那个朋友回答:这大概不可能。想必方舟子还在发抖。

美国这个地方,人要想活得好,就要活得正,要能屈能伸,要坚持不懈。我在美国的朋友们,哪一个没有胯下之辱的经验?方舟子这样的小心眼儿。高不成、低不就,在美国自然是很难混下去的,所以就海龟。但是,方某海归了以后,恐怕还是小心眼儿行事,据说他小朋友(他比我小太多,所以称之为老先生不合适)现在靠在媒体鼓噪过日子。但是也没听说那个媒体雇他,不知道钱是怎么来的?

方舟子在中国最出名的一着,就是打假。难道方某不知道,中国的东西,没有什么是真的。中国的食品不是吃的,空气不是吸的,知识产权是不受到保护的。连Apple专卖店,竟然也有假的(里里外外,连iPad都是假的)。该店被发现,据说是因为店主画蛇添足,在店里挂了一个“Apple Store”的牌子。实不知人家Apple是不挂这样的牌子的。)教授们在这种环境下进行抄袭,环境使然也。而且这些教授一无钱、二无势,还要做当局的mouth piece,为他人做嫁衣裳,日子好过吗?你打假能解决问题吗?这难道不像纪检委那样把国家越检越腐败吗?美国一没中央,二没纪检,民风照样纯朴,纯朴到没有方舟子这样的浮人的落脚之地。方舟子、唐骏之流回国,不是没有道理的。

据说方舟子现在靠宣传妇女经期性交安全论,维系媒体对他的关注。我觉得目前国内两性之事,问题不在经期不经期,而在于你是有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的问题。有产阶级,二奶遇上经期,去干小三就行了;无产阶级,经期不经期和他们有什么关系?至于中产阶级,他们为有产阶级当牛做马(如上班干活、挣到钱付房贷等)还来不及,能有多少性趣研究在经期干那事儿。方某也不问问,这些人把非经期的那些时间充分利用起来了吗?不过,我要告诫一下方舟子的忠实的信徒们,在经期干那事儿的时候,下面最好铺一条大毛巾,否则把床垫子搞脏了,洗起来很麻烦。

我对方舟子也有一个建议,海龟就海龟,别再让别人说你是美国的这个那个。其实,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在美国,什么都不是。

Monday, June 6, 2011

预测中国的未来:十年大限(2/2)

(接上期)

最后的问题就是这个:中国的这个三十年的社会契约还能维持几年?答案:不出10年。分析如下:

虽然中国的总GDP已经达到世界第二,但是目前的效率还是非常之低。中国的总GDP虽然达到美国的40%,但是中国的人口却比美国高4倍多。结果,中国的总GDP排名世界第二,人均GDP却排第90。换句话说,中国的总GDP反映中国人数之多,人均GDP反映中国人效率之低。

当然,因为效率太低,即便社会在目前的社会契约下运行,中国的的经济还有增长的余地。但是,且不论政府收权的政策会如何阻碍经济发展,中国目前的总GDP是不可能达到今天美国的水准的,因为如果中国的总GDP要想赶上今天美国的水平,中国的人均GDP就要赶上波兰(目前排名第50)。如果中国在未来10年内,经济以10%的速度增长,就会至少达到今天波兰的水平。要知道,除了阿拉伯石油国家以外,GDP排名前50的国家都是s民d主f国家(s民d主f给带来国家政策的合理性)。

排名第90的意味着和厄瓜多尔、伊朗、安哥拉、泰国这类国家相伍。排名第50意味着和波兰、智利、立陶宛这类的国家类似。上述的两类国家是完全不相同的两组。前一组都是不讲理的国家;后一组是基本上讲理的国家。中国在一个不讲理的政体下,经济发展到今天,没有什么奇怪的。但是想从前一组过渡到后一组,社会就一定要进一步地合理化。

我们上面没有考虑10年以后各国的经济都会有所增长,到那个时候,中国的人均GDP如果想达到当时的排名第50的位置,可能要达到今天台湾、南韩的程度。咱们暂且不说那种情况,就假定所有的国家在未来十年都止步不前,听任中国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那么到那个时候,中国需要达到今天波兰今天的水准。

波兰自然不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从第17到22是日本、法国、德国、爱尔兰、英国、意大利),但是波兰是东欧国家解放以后,搞得比较好的一个。当年波兰从苏联魔爪下解放了以后,工会政府立刻主动解除价格管制,在几个月内,搞得民不聊生,工人强烈抱怨;但是波兰政府坚持价格放开,耐心地等待市场的力量,自动调整了社会资源的分配,使物价大幅下降,同时使波兰人民的生活质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去年在西班牙,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和邻桌的一家波兰人聊天,发现他们对很多事情的想法,和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已经基本上一样了。相当温良恭俭让,一点没有中国土财主那种气质。同样在西班牙,我们也几次遭遇中国来的土财主,自己不讲当地的语言,对当地的文化、食品一无所知,在我们点的菜的上方,吐沫星子四溅地、没完没了地问东问西,拦都拦不住,躲都躲不开。

利用市场调节波兰经济,在波兰这样大小的国家,还是一件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在中国那么大的国家,在没有政治改革的前提下进一步的经济改革,本身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况且目前中国正在改革开放这条路上背道而驰。中国这种a专b制c政d府,必定会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进而造成社会资源分配越来越不合理、降低效益、降低效率,降低发展速度。这种情形,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在很多国家出现过。中国这届政府,为了在他们的任期内不出事,被迫取这个不顾长远、只顾眼下的下下策。

政府增加干涉微观经济,加上e官f僚g资h本i主j义k和政府勾结,这是一个很危险的结构。当年国民党对中国大陆的经济彻底失去控制,就是这个结构。要知道,中国在1936年的经济状况,是非常好的。是国民党统治下的e官f僚g资h本i主j义k,葬送了这个大好的经济发展状况。今天,全世界的很多国家,包括老牌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德国、法国),都在减少政府干预,给经济发展松绑。结果,今天法国Bordeaux正在和盛产葡萄酒的美国加州叫板,在加州大张旗鼓地销售其葡萄酒,欲与加州的葡萄酒一试高下。即便是向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飞奔的美国,奥巴马目前很不时髦。奥巴马能走多远,取决于美国人什么时候能够觉醒。

中国30年的的经济改革,把中国的人均GDP从苏丹的水平,推进到蒙古,进而埃及、印尼,现在达到伊朗的水平。如果中国的经济继续以这个速度发展10年,就会进入波兰的水平。以现在的社会制度,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中国经济发展开始放慢,那么新兴的中产阶级就会过问这个实行了30年的社会契约的合法性。

我不知道如何数据化中国理想主义的抬头和政府对言论的严控。但是,在中国对言论进行严格管制的同时,西方的经典学术性著作,绝大多数已经被翻译成中文。所以说,真正想了解世界的人,是可以了解西方社会,并且很容易看穿当局的很多说法之无稽的。

有学者最近说,中国会在2013到2015年之间发生巨变。我看了他的解释,没有搞明白他是如何把这个年代算得如此准确。那大概是学文科的人的诗化吧。就我上面的计算,中国在目前这条道路上,不可能再走10年,因为中国现在的宏观政治状况和微观的社会合理状况,都远远比不了波兰。当然,转捩点在哪里,取决于很多不定性很大的因素,如当局的镇压手段,民众的反抗强烈程度等等,很难准确预料。而且,从经济放慢,到中产阶级站起来要求政治改革,还需要一段时间。

在西方闹明白s民d主f的力量以前,中国的经济、中国人的富庶一直是世界第一。在西方人明白了s民d主f的力量以后,中国皇帝们拒不s民d主f,结果堕落了。30年前,中国开始经济改革开放。经过一代人任劳任怨、含辛茹苦的奋斗,中国的中产阶级力量已经达到可以和当局制衡的水准了。但是,富庶的性质,和当年封建帝王之下的富庶没有什么区别。也就是说,唐太宗时代的富庶,可以因为安禄山、史思明而败落。其实,安、史只不过是一个标志,唐朝在太宗之后败落,只是时间问题。今天的当局,已经终止了邓的改革开放,一味顾及稳定。那么,新一代的乱,也只是时间问题。虽然我们无法准确预料时间,但是十年大限,是一个很可靠的。即使用唐朝来对比,唐太宗和安禄山的生日相差100年。但是,今天社会进展的速度,远远要比唐朝要快(以邓太宗的1904年生日算,100年意味着安禄山会生于2004年。)

中国当局今天很多神经病的做法,说明他们一方面对于老百姓极其不信任,另一方面对自己绝对没有信心。动不动就军警密布,大量洒水车莫名其妙地上街洒水。这种状况,在理想主义抬头的中国,会在老百姓心中产生多少反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因为信息封锁,我们无法将其数据化。但是当局掌握各种数据。根据他们的各种神经病做法,说明数据之差。而且,前几年,当局在中南海搞了一个项目,研究中国未来最好的社会形式是什么。结果是: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明天的最好方式。

在美国,包括中国学者,有不少关注中国、希望中国好的人。这些人,今天几乎无一例外地被当局列入“亡我之心不死”之类,而拒绝他们进入中国。要知道,在美国,有像基辛格那样用他们的中国关系挣钱的人。因为那些人想赚钱,你要他们说什么他们就会说什么;但是在美国,也有很多不亢不卑的人,他们为了自己的信念,不会为五斗米折腰。中国政府不让我去中国了,我就不去了;但不让我去中国,并不妨碍我热爱中国。中国政府排斥这些人,很说明他们的心虚。

在这个关心中国的群体里面,包括很多我们这些在中国长大的人。二b十c二d年以前,中国政治上a反b动d的d当e权f者g,不允许在中国出现e民f主g。结果,我们被迫用脚投一票,呆在美国不回去了。结果之一就是我们把整个洛杉矶以东,变成了一个绵延50公里的中国城。从经济发展这个狭隘的意义上说,我们都很乐意看到中国经济进步。而且,我们这些人也明白,最容易的挣钱手段,实际上是海归。但是,我们还是选择呆在美国。从根本上来说,也就是前面讲过的理想主义和中产阶级的自信: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

从洋人把s民d主f这个概念带进中国那时算起,已经100多年了。中国人这100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日子过得不顺畅、太郁闷。但是,中国的e民f主g力量和h专i制j力量下了100年的这盘棋走到现在,专制分子终于要无棋可走了。也就是说,无论当局主动,还是被动,我们会在10年之内看到k民l主m开始在中国实现。

所谓10年,就是下届领导班子。从现在的情况看,下届领导班子比当前这届还要a反b动c(即反对改革开放),所以目前的社会矛盾,会在他们的手中更加激化。也就是说,改革(自上而下)的可能性越来越小,革命(自下而上)的可能性越来越大。革命很可能会再次流a血。但是,与二十二年前的那次相比,这次有了中产阶级,和理想主义。一旦中产阶级参与革命,当局就只有一次机会用机枪扫射手无寸铁的、要求a民b主c的人民。如果扫射之后,人民再次站起来,政府就没有第二招了。而且第一次扫射的人会以罪犯的身份将被押上法庭。

无论如何,不变的事实就是中国一定要通过实现s民d主f,才能真正摆脱这种穷久比富、富久必穷的轮回,进入到像美国这样的长治久安的状态。20年前的那波b民c主d洪e流f,席卷了东欧等比较富庶的那批国家。当时中国还太穷,条件还没有具备。目前这一波s民d主f洪流,席卷的是像中东国家这样的穷国。无论政府如何预防,不实行s民d主政治,中国的经济发展就不可能再继续10年。

开放30年来,大批有识之士移民来美国,寻求一个自由的环境。虽然美国目前的经济不景气导致海归成风,但是高级人员,例如清华毕业的海归并不成风(虽然有),而且目前中国最高学府的毕业生继续大量来美国。有报道说85%的清华北大理工科毕业生出国。从经验上看,如果中国不s民d主f,这批人中的绝大多数,最终是不会回国的。中国下一步的经济发展,亟需这批人的支持。s民d主f就是吸引这批人回国的唯一方法。

谨以此文纪念二十二年前那个让我们年轻的血沸腾的事件。

(全文完)

Tuesday, May 24, 2011

预测中国的未来:十年大限(1/2)

三十多年前,中国刚刚从毛的阴霾里走出来,中产阶级和政府达成了一个社会契约:你给我做生意的自由,我就不要求参政,你们愿意怎样就怎样。对于老百姓来说,这契约还有一个简化版本,那就是:只要我的收入不断提高,我就不给政府捣乱。在这个契约之下,人民放弃选举、监管政府的权力。政府为了实现其承诺,在这三十年来,一步一步地把原来掌握在自己手中的经济决定权放给老百姓,让老百姓自己作自己的经济决定,并且承担后果。这个政策极大地调动了老百姓的创造力,创造了中国三十年持续高速发展的经济奇迹。当然,因为没有人挑战政府的权力,政府的放权是部分的、不彻底的、不均衡的,所以是不合理的。不合理地把权利保留在自己手中,必定会导致政府内部腐败。结果,很多政策,例如政府卖房产不卖地产这种匪夷所思的政策,都可以拿到光天化日之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邓当年的想法,其实很简单。首先,他明确点名让胡接江的班,然后要求胡解决毛的问题。第二,邓在答香港记者问“一国两制50年不变,那50年以后怎么办?”邓当时的回答是:“50年以后,就没有一国两制这个问题了。”也就是说,他觉得,50年以后(2047年),中国的社会体制就会发展到与香港同样合理的状态,所以也就没必要再改变香港了。邓的这种设想,在97年提出来,是因为他看到了78年到97年这将近20年的发展后,对未来相当有信心,所以才制定了这样的发展蓝图(用句中央的说法)。

问题是邓走了以后,胡的权威立刻成了问题。首先,胡不是江的人,所以江胡交接不顺利,而且因为体制问题,胡上台的时候,下面都是江的人,浪费了巨大的精力来摆平。9年了,他是否摆平了这件事,还是见仁见智。照邓的想法,改革的下一步就是重新评价毛。他得安排就是在老一批人死后,由胡来处理这件事。但是,胡狼狈到自己出来说工作“千头万绪”,无法按照邓的设计,在他这一届解决重新评价毛这个问题。其实,重新评价毛这件事,只是一个表象。从根本上来说,胡的力量仅仅是维持现状,没有能力走出改革开放的下一步。所以,一切方针就是围绕着“稳定”进行。所谓“稳定”,换句话说,就是停止邓的改革开放。要知道,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个几十年持续经济发展时期,如大唐盛世,大清盛世等,但是最终都因为社会体制问题,败落了。像美国这样的民主社会的好处就是不会遇到中国式的大败落。

这几年,当局把注意力放在GDP这个数据上,不管三七二十一,要保GDP。结果,政府的办法,不靠进一步改革、松绑,把社会搞得更合理,而是通过刺激过热板块(钢铁、水泥、建筑,和与之相关的银行等,加上各类国企)。这个政策的结果,就是过热的板块赚钱太容易;其它老老实实挣钱的板块,如出口制造,开始大幅降温。很多人把自己的出口生意卖掉,把钱投入这些过热板块中去。这样做的结果是加快过热板块的泡沫化,同时掏空其它板块。问题是,当这些过热板块的泡沫破了以后,当局立刻就会面临无法维持GDP的经济萧条。因为当局已经掏空了非过热板块,所以经济萧条带来的问题(包括就业问题)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苗头,我们已经看到了)。其次,因为目前政府将很多微观经济决策权重新收回自己的手中(这和改革开放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到时候,政府将面临两难的局面(继续收权还是重新开始放权)。也就是说,过热板块的泡沫破了以后的萧条,会非常残酷。

改革开放的社会契约可以三十年不变,一方面因为中产阶级还很薄弱、很幼稚。在任何一个国家,中产阶级一定要有一定的数目,才会有实力。最近这十年来,经济发展真正使得很多人脱贫,进入了货真价实的中产阶级。其次,中产阶级通过自己作决定赚到了钱,开始对自己的决定能力有自信心。这一点,我可以在很多来美国访问的中国人身上看出来。虽然他们的很多想法和美国的现实相当地格格不入,但是他们做决定的那种自信心,是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的。中产阶级的数量,和他们的自信心,是最应该让当局害怕的一个事情。中国的每朝,开国之后,都要对军官进行大清洗,就是因为这些人数目太多,对于自己做决定太有自信心,威胁太祖的威信。中共的太祖在军队里搞大清洗,苏共的太祖也在军队里搞大清洗,道理一样。但是中产阶级的人数实在太多,不可能清洗得过来,这就是问题。

胡的办法就是求稳。他一方面,放开互联网,放开无线通讯,另一方面,通过技术进行过滤,通过网络评论员冲淡反对声音;一方面允许报道国外状况,另一方面,对国外报道进行精心加工,以求用国外真实的事实,来勾画一幅不真实的图画。这种可以欺人一时,不能欺人一世的政策,虽然现在很有效(导致目前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和美国的现实状况相差很大),但是无论新华社那些勾画者的技巧如何高超,这个骗局是不可能长久地维持下去的。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一个社会,并不是有了钱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例如,钱买不来爱情;钱买不来和谐的家庭;钱买不来尊严(想凭本事赚钱的人也一定要到各种各样的地方去作揖、磕头、行贿);钱买不来时间让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虽然理论上可以,但是从实际操作来说却不可能)。到头来,钱有了,周围的人都对自己的物质生活投来羡慕的目光,多数人也都对自己点头哈腰,可是不知为什么,一天到晚的生活还是不顺心,二奶再多也解决不了这个心理的阴霾。中国目前癌症肆虐,各种原因都有,环境、食品固然是一个问题,情绪压抑恐怕是另一个大问题(周恩来当年可能就是这样死于癌症的)。有意思的是,在郁闷之中,政府还要讲和谐,真是叫大家当了婊子(也就是目前的靠牺牲公正感得到钱的社会契约)以后,还要立贞节牌坊。政府可以维持这种状况,靠得就是这个三十年的社会契约。

目前政府在老百姓心中的可信度低得可怕。牛a奶b里c加d三e氯f氰g胺h毒i害j全k中l国m的n儿o童,绝大多数肇事者逍遥法外;四p川q地r震s揭t发出了大量的的豆腐渣工程,想追究的人不是被抓进监u狱,就是被关进精v神w病x院。日本核电站一出问题,立刻全国性地抢盐,归根结蒂就是老百姓不相信日本的核废料漂到中国以后中国政府会妥善处理这个问题。老百姓觉得到时候,政府还不是靠一撒谎二严打了事。

最后的问题就是这个:中国的这个三十年的社会契约还能维持几年?答案:不出10年。分析见下期。

(待续)

Wednesday, May 18, 2011

美国的反技术移民政策大见成效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从二战前后的犹太、德国移民,到后来的印度、中国移民,技术移民为美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现今美国政府的政策,是恨不能把这些懂得技术、科学的人,全数赶回他们的老家去,不让他们为美国作贡献。美其名曰,是不让他们抢走美国人手中的工作机会。

自从H-1B名额从2003联邦财政年度(指移民局在2002年4月1日开始接受的H-1B申请)的195,000降到2004年度的65,000以后,直至2008年,移民局65,000个H-1B名额,都是在每年4月1日爆满。2009年4月份,因为美国经济危机,移民局共收到45,000个申请;2010年4月份,移民局收到16,000个申请。今年4月份,移民局只收到8,000个申请。2009年的数字下降,可能还情有可原,因为2007年开始的经济危机,2009年还没有恢复。(即便如此,在经济危机的高峰,2008年的H-1B申请还是立刻爆满。)但是,在就业市场良好的2011年,H-1B申请数量继续下降,这就是一个问题。

对行业里的人来说,道理其实很简单。虽然美国国会一直不能通过新的移民法,但是美国行政当局屈从于各种政治压力,特别是奥巴马政府屈从于工会的压力,极力利用现有的移民法,歧视、阻挠技术移民。

首先,美国行政当局逐年在增加H-1B申请难度和费用。在20多年前,我们当年移民美国的时候,政府的费用只有一百多元,可以忽略不计,主要的费用,是$1,000左右的律师费。二十多年以后的今天,因为我们比较愿意帮助刚毕业的学生,我们律师事务所以$1,200的律师费受理H-1B案件。(如果我们不论那些以廉价取胜的律师,这个价位比正常市场价要低很多。)但是政府的费用,却已经根据公司状况不同,涨到$1,575,$2,325,或$4,325去了。而且,移民局肆意发出来冗长的补材料要求(RFE),迫使我们的客人要花大量的时间来准备这些材料,然后还要付律师费以应对RFE。(有些律师事务所用风险分摊的办法,收$2,500律师费,包括RFE。据很多转到我们这里的客户反映,当这些律师事务所拿到RFE以后,他们的态度是对付过去了事,让客户去听天由命。所以,对于没有拿到RFE的客户来说,要他们付RFE的费用,对他们不公平。对于拿到RFE的客户来说,因为律师事务所不再赚钱,就对付人家,对他们不公平。这样做的结果对谁都不公平。)

其次,H-1B雇主需要付所谓的平均工资,这个平均工资,由劳工部制定。在失业率居高不下的这几年,这个平均工资,在很多行业,都逐年大幅增加。对于雇主来说,这些外国毕业生虽然前途无量,但是一开始总是没有经验,只能作比较低级的工作,所以要求雇主立刻付平均工资,本身就不合理。在失业率居高不下,劳工市场供过于求的这几年,劳工部大幅增加平均工资,不知安的是什么心。政府这样的政策,迫使公司把H-1B申请费,打到已经高不可攀的劳工部平均工资里面去。而且H-1B申请这笔费用,很可能因为受益人(外国人)换工作而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这对于公司来讲,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任何一个国家,公司只能顾及眼下的情况,因为公司要想挣钱,就一定有各种花费(购买原材料、进货等等);而且每一个老板心里都很清楚,他们随时面对下月的员工工资、房租、电费、水费、保险费等等。相对来说,国家就可以为了国家的未来从长计议。在美国,没有什么人站出来说移民对美国没有贡献。但是,一个有着300,000,000多人口的美国,一年放进来65,000个本科毕业生,就算放错了,又有什么损失?为什么和这些有着良好教育的孩子过不去?为什么和美国的长远未来过不去?为什么美国人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拿出来的答案是奥巴马?这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

Tuesday, May 10, 2011

读韩寒乱译Draanen有感

韩寒近作《爱的代价》里有这么一段:

“在这个四月里,我看到的最佳的一部片子是罗伯•莱纳执导的《怦然心动》,和《战国》里一样,都是主角爱上了对方的眼睛,这部片子却感我至深——Some of us get dipped in flat, some in satin, some in gloss.... But every once in a while you find someone who's iridescent, and when you do, nothing will ever compare----有人住高楼,有人在深沟,有人光万丈,有人一身锈,世人万千种,浮云莫去求,斯人若彩虹,遇上方知有。”

这里,flat显然被翻译成高楼,大概是因为英国人把大楼里的单元公寓称作flat。但是,即便真的这么翻译,也应该翻译成“有人住公寓”。

Satin被翻译成“锈”(应该是“绣”)。译者的意思应该是“有人身着绸缎”。

Gloss被译作“光万丈”。不知道这如何能与住公寓和穿衣服相提并论。

深沟似乎是译者臆创(翻译一大忌也)。不知道是不是dip in做得怪。实际上,dip in是到什么里“蘸”的意思。不是“掉进去”的意思。译者不知有没有自问:怎么到公寓里去蘸一蘸?怎么到绸缎里去蘸一蘸?

而且,译者把Draanen的次序给改了,不知是何居心?

胡乱翻译到这里,译者自然下不来台了,为了下台,就只好脱离原文,胡说八道,即:“世人万千种,浮云莫去求,斯人若彩虹,遇上方知有。”

这里,iridescent被译作了“彩虹”。

不懂英文的人,看了中文以后,不一头雾水才怪。难道外国人说话都是这么莫名其妙,make no sense?然后这些昏话还被引来引去?难道Rob Reiner是个糊涂蛋?

韩寒显然自己没有搞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否则不会这样翻译,或引用别人的翻译。是玩深沉?还是故作高雅?

在这句话里,flat, satin, gloss, iridescent都是表面涂层的颜色,flat是最没有光彩的漆,iridescent是比较发亮的漆。实际上,还有fluorescent更有光彩,但是这个词不好听,所以Draanen没有用。“Dip in”指的是上色的过程。Draanen用工业上的表面涂层,来比喻人的才干,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有些人被涂上不亮漆,有些人被涂上半亮漆,有些人被涂上亮漆,但是,每过一段时间,你就会遇到一个上了闪光漆的人。你见到他以后,天下不会有什么东西可以与之相比 ...

这句话的意境,简单,明了。只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混,总会遇见这样的有光彩的人。你见到他以后,这个世界对你来说,就和以前完全不同了。就这个现象,我还听到过另外一种说法,当你和这样的人一起工作的时候,就会明白,这些人是太阳,你是月亮,你放出来的光芒,原本都来自这个太阳。Draanen的这句话,清晰地描述了这种感觉。韩寒的翻译,完全地没有体现这层意思。

逻辑思维强的朋友,不要要求我解释“每过一段时间”和“永远”(问题:再过一段时间,再见到这样一个上了闪光漆的人,你是不是会再ever一回?),Draanen的原文如此。他这么写,也是为了强调这种感觉。

不知韩寒是不是译者。无论如何,翻译难,难于上青天呀。

Thursday, April 28, 2011

回顾百年清华

任何人对于自己的大学都会有很深厚的感情的,倒不一定和大学本身有什么关系。对所有人来说,大学代表着大家初次离家独立生活那段日子。而且我们人生的起步,就在大学毕业那个时刻。那时的一闪念,对于我们后来的一生,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人生过得实在太快了。我第一次参加的清华校庆,是70周年校庆。一转眼,已经100年校庆了,好像不久就要过200年校庆似的。这人生鲜果,我还没怎么尝到滋味,难道已经下肚了?

回顾清华大学的百年历史,特别是在梅贻琦领导的那20年(包括抗战八年)以外的80年,就可以看到中国的百年sorry历史。清华大学的前身,是清廷用对美国的庚子赔款建立起来的“遊美学务处”及附设“肄业馆”。其目的是留美预备班(学生留美费用亦由庚子赔款支付)。刚办起来,清廷就倒了。在北洋军阀时期和民国初期,校领导一直搞不定。1928年梅贻琦再度出掌清华,经抗日期间的西南联大,直到1948年他离开清华南下,梅校长以其包容一切思想之精神,为清华的奠定了基础。“解放”以后,在党的严密领导下,自由之思想,再没有发声的机会。在文革期间,清华学生更被毛利用,充当反人民的急先锋的角色,终于导致全中国各民族的恶梦。文革以后,国门再次打开,大批清华毕业生,沿着梅校长当年的足迹,从清华来到美国,在新世界闯荡一个新的人生。目前,美国很多城市里的清华人聚会都数以千计。有些从中国来美国访问的人,和我们这帮清华人接触以后经常说,闹了半天清华还是出了不少人才,只不过跑道美国来了。可见,百年之后,清华又成为了留美预备班。

前些天,朋友带给我一瓶百年校庆内供酒,孩子见到漂亮的包装袋,就把酒从包装袋里拿出来,然后用包装袋装他们的垃圾宝贝(他们的宝贝,我眼中的垃圾),我见到以后,就立刻把袋子收了回来。后来想想,我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这可能就是对清华那五年的记忆在作怪吧。这瓶内供酒,就成了我清华五年的替身。在那五年的时间里,我想了很多事情、看了很多书、学了很多东西。最后,在毕业的那个时刻,在中国近代史上最长的一个和平改良时期之后(1978-1985),义无反顾地“自费”来到美国。当年所谓的“自费”实际上就是写一封信给美国学校,说我没有能力付申请费、学费、生活费。如果你不能免了我的申请费,就不必回我的这封信,否则请寄一份申请表给我。在那种条件下,我们来到美国学习美国社会。后来在1989年之后,下定决心,在新世界安家、生根,用脚投北京一票。

当年梅贻琦校长从来不听国民党大员的劝说,或者屈从于军统流氓的威逼。他广集天下人才,拒绝以政治理由开除教职员工。闻一多就是在他鼻子底下被军同特务暗杀的。当然,梅贻琦知道戴笠不敢杀他。但是,如今的当局却没有这个滞障,只要你有头上长有反骨,谁都敢抓。根据现代的做法,对于名流,当局倒是不杀了。这可能就是当局所谓的与时俱进吧。

清华最近的六十年,最可悲的,就是失去了闻一多拍案而起的精神,失去了朱自清不食嗟来之食的气概,失去了梅贻琦独立办学的可能。结果,一家之言控制整个学校,现在人讲清华,就说政a治b局c的d常e委f里g面有几个清华的。完全不问这些人到底是为老百姓做了好事还是坏事。校庆的时候,朱h熔i基j到经管学院也是一肚子抱怨,其中包括有关部门不让他发表他当k副l总m理、总n理o时的讲话、批p示、书信。看样子,中国的心正的人,受心不正的人辖制,还是同样的状况。但是,毕竟没有了梅贻琦。

但是这里面可能有一个比较说明问题的事情。当年欧洲是自由思想的发源地,很大程度上就是欧洲的国家互相之间相互独立。换句话说,一个思想家(例如伏尔泰)在一个国家(法国)受到通缉,他就可以跑到另外一个国家(普鲁士)被待若上宾。如果和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君主都谈不来,还可以干脆离开欧洲到新大陆。今天,和中国当局意见相左的诸君,可以去欧洲,或者像更多的那些人一样,直接来新大陆。这些人的思想会反馈回中国(就象美国的民主试验结果回过头来影响欧洲那样)。目前大量海归的认识,会或多或少地把美国的思想带回去一些(虽然他们很多人海归是因为在美国挣钱太困难,而他们挣钱太困难的原因是他们没有真正吃透、接受美国的思想)。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的未来,比两千年闭关锁国,要乐观得多。关于整个中国前途,正在我的《预测中国的未来》系列文章中讨论。不在这里重复。

衷心祝愿,母校(乃至全中国)在未来一百年,能够写下有骨头、有胆气的光辉的历史。

Tuesday, April 19, 2011

预测中国的未来(四之三):中国的理想主义

中国的经济改革给全中国人民一个1949年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尊严:如果我和党委书记,或者党支部书记合不来,不必忍一辈子。我可以对他说: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爷明儿个下海去了。中国的这个现实,已经很难改回去。

理想主义其实就是路见不公(而且和自己切身利益没有关系),拔刀相助。反过来说,如果在一个人,在能力所及,而且对自己的安全完全没有危险的情况下,路遇不公,就是不愿意出来说一句公道话,那他就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例如,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非理想主义骗子。他的理想主义说起来是劫富济贫,但他的做法、并不是把抢来的钱分给穷人。他一方面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向所有的人讲他们想听的话。另一方面,他把抢来的钱(赤字消费加上对老百姓克以苛捐杂税)发给各种工会及政府组织。在巨额赤字开支的同时,他在国际上搞道歉外交,向全世界的独裁政府献媚,干尽没有尊严的事。

虽然奥巴马身上没有任何理想主义光彩,美国的老百姓还是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每过几年,美国就会出版一本建国时期的书,这类书总是很畅销,因为美国老百姓很愿意看当年这帮土包子联合起来打败英军、建立起全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民主体制的故事。在美国,好的律师都会花一定的时间(按行规是20%),来免费地为社会公正工作。因为很多社会不公的受害者没有钱雇律师,所以如果律师都唯利是图,那这个社会就不会有公正,一方面穷人就不会有尊严,另一方面律师也不会有尊严。

中国从来不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国家。改革开放以前讲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那只不过是一种说法,一种不合实际的空谈,并不是什么人真正的理想。法国、德国搞社会主义,那还有一定的基础,中国这么穷的国家,搞什么共产主义色彩的独裁社会主义,对老百姓是完全不可能有好处的。而且,当今的法国、德国都意识到社会主义的荒唐之处,所以他们都开始放弃很多以前的社会主义的政策,用资本主义的政策刺激经济发展,给他们老百姓挣钱的机会,给他们做人的尊严。

年轻人最容易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当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以后,很多年轻人有强烈的理想主义愿望,他们希望自己可以在中国人有表达自己的思想的权利,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权利,有“路见不平,提笔相助”的权利。这种思想,和当局的管理方法,自然向抵触的。这种思潮发展的结果是那次理想主义的行为,几个月后被坦克和机枪给迅速压制了。(其实在中国,坦克和机枪只能用一次,一次以后如果没有镇压下去,就不可能再次使用。但是那次因为中产阶级在坦克机枪之后没有站起来,失败了。)在那以后,中国的年轻人,开始逆来顺受、认命了,自己的嘴里,也讲那套人生的真谛是“舍义而求生”,幸福的源泉是“为五斗米折腰”之类的鬼话。这种洗脑搞得如此彻底,很多人都有“天天回家能有饭吃就是幸福”,“如果大家有说话的权利,我们就谁也吃不上饭了”这类的想法。似乎做人的尊严对人生没有什么价值了。

剩下的,就是赚钱的自由。多少年来,只要能是赚钱的事情,大家就可以干。只要是不赚钱的事情,就不干。结果,在美国华人超市里的中国产品,越来越少。最近听到很多国内的人患癌症,从发表的数据上看,中国的癌症从1990到2000增加了42%,从2000到2010提高了28%。肺癌1990到2000增加了61%,从2000到2010提高了51%。从数字上看,并不可怕,但是从印象讲,这个数字好像太保守了。大家不争的现实,就是癌症是由环境造成的。近20年度污染与癌症的20年的潜伏期正好相配。近20年来,环境日益变坏,食品的质量日益没有保证,一次又一次的丑闻,结果都是不了了之。因此,癌症的患病率,将会继续提高。同时,没有尊严的生活,一定是一个扭曲的生活,一定是一个很窝囊的生活。生活在这种环境里,也很容易患癌症。

中国的大批中产阶级一天忙到晚,挣出来的钱都用来缴房费了。仔细分析房价,买地和建房的成本,不足房价的百分之几,有时不足百分之一。有没有人出来问一问。那百分之九十多的钱都去了什么地方?这样分配原来属于国家的(也就是老百姓共同拥有的)土地,公平吗?让中产阶级辛劳一辈子,把所得的大部分交给那些坐收房价百分之九十多的那些人,合理吗?这些中产阶级,如此过忙忙碌碌的一生,尊严何在?

如果说买卖房子,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天经地义,没什么好说的。那么,买房者买到的到底是什么呢?照政策文件的说法,他们只有房产,没有地产,难道全中国那么多聪明的人看不出来拥有房产的同时不拥有地产这件事本身是荒唐的?在美国,如果有这样的国家政策,而且国会拒绝出台法律解释,一定会有律师站起来代理一些买房者状告政府,要求澄清政策。美国的法律,要求有切实的纷争,法院才可以过问(房产地产的纷争,70年以后才会切实地发生)。但是,美国法律对此有一个例外。有一次,有一些环境主义者告政府在一些国家公园的政策(相当于没有买房子的人起诉政府,要求澄清政府的只拥有房产,没有地产这个政策),政府出来辩解,说这些政策与这些原告的切身利益没有关系。这件事最后闹到最高法院,当时最高法院的一个大法官就说了一句很出名的话:“你们就不会找几个人,到那些国家公园里去转两圈,这样政府的政策不就和你们的切身利益相关了吗?”全世界,只有在中国,政府出台这种近乎荒诞的政策,竟然没有一个人能说话的人出来说一个不字。大概他们都是那百分之九十几的既得利益者,干嘛自己和自己的腰包过不去?这种不是被人鱼肉,就鱼与肉别人的生活,哪一方敢站出来说他们活得有尊严?

在中国的另一个根本的不公平,就是有些人能说得上话,有些人说不上话。说得上话的人,按照不成文的规矩,只能用内线说话,不能把问题挑到外面去进行公开辩论。当年王淦昌在个什么公开文件上签字了,他身上的压力就很大:你是说得上话的人,你有话,为什么不通过途径说,而要采用这种在公开信上签字的方法?结果他就说他没搞清楚他签了什么文件,这件事就这样糊里糊涂地作罢了。了解王淦昌的人都知道,这个人脑子清楚得很,一点都不糊涂。在中国,说得上话的人可以看到各种秘密文件,说不上话的人只能看到当局想让他们看到的东西。所以,大多数中国人对中国乃至世界的现状的了解,是有很大偏差的。如果他们一说当局不愿意听的话,立刻就会被抓起来判刑,杀鸡给猴看。外国一有人看不上这种事,当局就说:这个人一定就是亡我之心不死。生活在这样高压制造出来的稳定、和谐里,老百姓能有尊严吗?

人说政府不想听的话,就会被扣上“危害社会安定、和谐”的帽子,这个帽子其实是最没有道理了。当年我刚来美国的时候,Reagan总统在美国很受拥戴。但是媒体还是一天到晚地说Reagan的坏话。白宫的发言人就出来说过了一句让人笑掉大牙的话:你们为什么不报道政府政策成功地为老百姓谋福利的故事,一天到晚就钻研什么事情我们做的不妥,然后加以详细报道?他不明白的是:歌功颂德的故事没有什么读头,只有将政府把什么事情给搞坏了的文章,才会有人愿意读。但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包括中国政府,没有什么人怀疑美国政局的安定,或者质疑美国人生活得没有尊严。

上面说的都是理想主义范畴里的东西,也就是孟子说的“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在中国,近几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考量自己的生活,问这个问题。他们的下一步就会寻找公开讨论的方式,因为从最基本的层面上讲,一个国家想变得更好,就一定需要国家里所有的人都进行思考,然后把这些思考拿出来,让大家评论,看那个想法对大家比较更好。只有充分讨论,才会有好想法,才能把国家搞得公平、合理,才能让生活在这个国家里的人生活得有尊严。这是中国人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现在没这个权利了。

(待续)

Wednesday, April 13, 2011

预测中国的未来(四之二):中国的中产阶级

中国的中产阶级,无论是企业家(有钱的),还是专业人员(有学问的),从人生观角度来讲,大家都把钱看得很重。很多人至今仍然认为,任何个人生活的问题,钱都可以解决。这和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例如美国)的中产阶级重视精神人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这里的区别是,人是为了精神活着,还是为了物质活着。在精神方面,一个人需要白天干自己喜爱的工作,晚上回到一个洋溢着爱的家庭。如果一个社会是讲理的社会,那么一个人干自己喜爱的工作,就应该能够挣一碗饭吃,而且应该是一碗不错的饭。相比之下,人仅仅是为了挣钱而从事一个事业,不应该能让他赚到大钱。试想,一个人干自己喜爱的事情,晚上睡不着觉,都会津津乐道地想起自己心爱的事情,干它一番。相反,一个人干自己不喜爱的事情,晚上做的都是烦恼无穷的噩梦,醒来以后结果一定是愁眉不展,尽可能避免想那些事情,而且还很可能患上慢性失眠。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是赚钱的地方,很多人干着自己不喜爱的事情赚钱。很多中国人来美国的时候,我和他们讲要选择自己爱好的行业,他们都不解。生活到底是物质,还是为精神,这就是中美之间的区别。在中国,有些人干脆和我说,虽然他们挣很多钱,但是他们常常觉得他们是为他们的公司 、雇员、家人工作。在公司里奋斗,常常有坐监狱的感觉。曾几何时,他们还觉得只要有了钱,一切都可以解决。他们会立刻过上满足、幸福的生活。现在有钱了,他们却觉得,生活竟是如此空虚。他们现在后悔,是创业之初,没有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方向,结果造成了被围在公司里面跳不出去的局面。

所以说,中国的中产阶级,和几年前相比,已经有了很大改变。原来意气风发,一心想挣钱的企业家,今天已经开始考虑生活质量。他们对中国社会上的一些坏现象,例如食品安全问题,都已经开始有看法,而不是前些年的那样,只要能挣钱,别的都不用去管。他们之中的很多人都经常来美国,有些人已经把家小搬到美国来了。他们知道,在美国,不管你如何吹嘘你多么多么真心实意地为你的客户服务,只要你的产品出了问题,那任何一个客户都可以起诉你,而且就算你是奥巴马的儿子都没什么作用(如果你是奥巴马的儿子,那你在应诉的时候,还会有一大帮记者围着。)但是在中国,这种谋财害命的黑心企业家,就可以借维护社会稳定之名,不受惩罚。

转回来讲专业人员。十年前,大学毕业生,都可以找到一份不错工作。有经验的专业人员,特别是有工作经验的海归,是很容易在中国找到一份高薪工作,有时薪水比美国还高。我原来在美国认识的很多人,回到国内,都作上了公司的CEO。但是,这种状况近些年有了一些变化。在我毕业的1985年,中国只毕业了三十万大学生。到了2000年,中国每年的大学毕业生人数接近一百万。今年中国会毕业7百多万大学生。但是中国目前的经济完全不能消化这些大学生。而且这些应届大学生毕业以后,还要和去年的毕业的尚未找到工作的人竞争。现在市面上有的工作,很多也属于销售类工作,卖不出东西去就拿不回来多少钱。

当然,很多毕业生会出国深造。但是那对缓解中国大学生就业难这个问题,是杯水车薪。去年,中国来美国的留学生人数接近13万,比前年的10万增长很多。但这个数字里面,包括来美国读本科生的人,所以像我当年那样来美国读研究生的人数,和应届中国毕业的7百万人比起来,非常有限。

就是出国的那批人,在美国也不容易。我们当年来美国,正赶上Reagan总统改革成功,美国的经济20年飞速发展,毕业以后,很容易找工作。但是,今天不一样了,因为美国经济停滞。没有新经济推动,所以年轻人不吃香(因为他们只有干劲,没有经验),年轻人的失业率两倍于社会平均值。这个数字是经济停滞的社会的特征,很多欧洲国家都一直这个数。今天,西班牙的失业率是20%多,25岁以下的失业率在40%。美国劳工部在算失业率时,不考虑的那些因为长期找不到工作而停止找工作,只算那些目前仍在找工作的那些人。如果加上那些对找工作失望了的人,美国目前的实际失业率高于11%。有些报道说,54%的美国年轻人没有工作。

目前美国的状况,是由于在美国没有新兴产业,所以新人(有干劲但是没经验)的价值不大,所以他们很难找工作。中国目前其实也是处于这种状况。以往,年轻人找工作很容易,从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中国的新兴产业不断涌现,从一开始的低端制造业销产品,到制造目前世界上最高端的产品。但是,到了今天,全世界最高端的产品已经全在中国生产了,而且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还没有健全起来,所以对于一个中国企业来说,花大力量取研发新产品,能不能有保障日后不被他人侵犯,是一个未知的问题。所以,中国的企业,大都还是干利用西方技术的事情,真正创新还没有开始。所以说,当美国的创新因为奥巴马的政策受到严重阻碍的时候,中国的中产阶级前景,以致整个中国经济发展,都受到威胁。

(待续)

Monday, April 4, 2011

预测中国的未来(四之一):两种隐性力量

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提高了全民族的的生活水准,并且造就了一个由中小业主和各类专业人员组成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中的中小业主,自然因为他们的财产,属于中产阶级。如果仅仅从收入来讲,很多专业人员实在不能算作中产阶级。但是,由于他们的思想高度,和在西方与他们有同等地位的人一般都有中产阶级的收入。所以我们把这些人也算作中产阶级。

中国中产阶级的力量毋庸置疑,单单这些年只上不下的房价,就说明这个中产阶级的购买力。我们住在美国,也可以感到从中国出来的人购买力之强。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发财靠的不是出口,而是来源于内销。从这个方面看,卖东西给中国人,比卖东西给外国人更能要到好价钱。

现在中国的中产阶级,都基本上还觉得有钱就是一切,其它都是瞎扯。对于他们来说,一个人只要有饭吃、有衣穿,就应该没有什么好埋怨的。相对来讲,目前西方心理学界不争的结论是,当一个人的生活水准达到贫困线以上(即有饭吃,有衣穿),钱的多少就和幸福与否无关了。

其实很多中国人也意识到这点,他们来美国访问的时候就抱怨,说他们一天到晚,虽然不少挣钱,但是没完没了地疲于奔命,经常有被自己的企业和自己的员工绑架的感觉。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在问这个问题:钱真的就可以让人幸福吗?生活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西方有一句话,只有奴隶才会在做事之后算钱。近几年来,我们已经渐渐看到从中国传出来的理想主义的光芒。很多中国人让我们感到他们也是有感情、有好恶的动物。居然有人出来讲,光讲吃穿那是猫和狗的要求。我们且不深究猫和狗的情感需求,作为人生在世这短短的一辈子,光能吃饱,实在不能算幸福。抱着有钱就会幸福这种想法的人,赚到钱以后,就会感到,生活怎么会越来越不顺心。

显然,中国社会目前正在觉醒。上面讲的两种力量正在推动中产阶级的精神生活意识,与追求吃穿之外的生活水平的意识。

我们下面分头讨论这两个力量。

(待续)

Monday, March 28, 2011

让我们为健康干杯

美国农业部最近发表的《美国人饮食指南》中说:“强有力的证据显示,适当饮酒与降低心肺疾病有关。而且,适当饮酒与降低各类致命疾病发病率、维持老人认知功能有联系。”

首先,让我们看看喝酒到底有多少好处。根据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几年前发表的一个对一万多名70到81岁的妇女显示,适量饮酒的人所受的智力减退的风险比不饮酒的人低23%。

至于红酒对心血管疾病的好处,已经有很多报道,我去年五月份写的《谈谈resveratrol(白藜芦醇)的返老还童作用》一文中也有提及,这里不再重复。

减肥行业目前还有一种说法:红葡萄酒有助于减肥。

其次,我们看看什么叫适量。根据《指南》,适当饮酒是男人两杯、女人一杯。一杯指 12液体盎司含酒精5%的啤酒,5液体盎司含酒精12%的葡萄酒,1.5液体盎司含酒精40%(即80度)的白酒。

美国买的啤酒,多是12盎司一瓶的。所以,男的一天喝两瓶,女的一天和一瓶即可。这个盎司数,是标在瓶子上的。

葡萄酒大多是750毫升一瓶(也是标在瓶子上的)。按照农业部的定义,里面一共有五杯。也就是说,夫妻二人,男的多喝一些,一天喝大半瓶即可。

一瓶750毫升的白酒,含有17杯。这大概是夫妻双双一周喝一瓶的量。

第三,喝什么样的酒最好?

最好的酒非红葡萄酒莫属。红葡萄酒不光味道丰美,而且有很多好处。里面含有的resveratrol,可能对人有一种返老还童的作用(参见我去年五月份写的《谈谈resveratrol(白藜芦醇)的返老还童作用》一文)。我原来不喜欢喝红葡萄酒,结果经朋友推荐,连喝了一段红葡萄酒。喝上了以后,几乎什么时候都喝红葡萄酒。我现在,即便吃海鲜,也喝相当有body的红葡萄酒(一般认为这种葡萄酒与红肉相配,而白葡萄酒与海鲜相配)。

葡萄酒之外,啤酒也不错,特别是在热天。尽管啤酒肚一说不一定科学(一般认为啤酒肚不是由啤酒造成的,而是喝啤酒时吃高热量食物的结果),但是啤酒毕竟没有红葡萄酒的那些好处,所以有可能的情况下,还是喝红葡萄酒比较好。

营养师一般都不建议喝白酒,可能与白酒容易喝过量有关。

第四,酒对血液的作用。

说白了,酒就是发酵的糖,喝下去会提高血脂。但是,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喝酒一进肚,人体就将其视为毒药,因此停止很多生化活动来排毒,包括胆囊大量分泌胰岛素,从而降低血糖。所以,少量的就会导致血糖升高,大量的就就会导致血糖降低。对于有糖尿病的人来说,喝酒需要小心,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之下进行。健康人也要注意。例如在锻炼之前或者之后立刻喝酒,也会造成低血糖,因此健康是不利。

第五,《指南》里有几句很有意思的话:For people who drink, alcohol should be consumed in moderation. It is not recommended that anyone begin drink-ing alcohol or drink more frequently on the basis of potential health benefits.

这时怎么一回事?酒那么好,为什么农业部不主张大家适量饮用?这里的背景是目前在学术界有一个争论:适量喝酒的人健康、长寿,不是因为喝酒,而是这批适量喝酒的人在其他方面比较健康。农业部在《指南》里说这句话的目的,大概是声名不想介入这场争端。但是,即便我们假设喝酒对健康没有好处,那么喝酒会不会带来其他的好处呢?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没有人说适量喝酒会对人体有害。

因此,为各位女士的健康,干一杯!为各位男士的健康,干两杯!

Tuesday, March 22, 2011

在民主社会里搞阶级斗争,谁受害?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动力是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学说依靠的是阶层之间互不了解。在一个民主社会里,这是有一定政治作用的。其原因很简单,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穷人总是多于富人;而且穷人多多少少地对富人会有一些反感,无论是嫉妒、还是像马克思说的那样,因为富人剥削他们。当这些穷人的反对感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们就会选出一个社会主义政府推行社会主义政策(也就是劫富济贫的政策)。这个情况,在美国2008年就发生了,结果是选出了社会主义者奥巴马当总统。奥巴马上台以后,先以明天的日子不过了的劲头赤字消费,美其名曰刺激经济。然后,他所有的政策都首先维护工会的利益。

奥巴马的社会主义政策已经实行结果是什么样的呢?根据最新的数据,美国人家庭负债是年收入的117%,这比正常经济情况下的70%相差6万亿美元。也就是说,美国人在开始正常消费之前,先要付掉这6万亿美元债款。同时,美国人使用信用卡的家庭数已经跌到45%(2007年有87%的家庭使用信用卡)。同时,美国人的储蓄率,已经从80年代的8.6%降到了2.8%。而且,美国人的实际收入有所降低,而且生活费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对于正常的、没有政府干预的经济危机来说,这是通货紧缩压力最高的时候)。换句话说,美国人一方面负债累累,一方面节衣缩食,另一方面收入降低。这是一个很糟糕的局面。

如果仅仅把眼睛盯着穷人,很难发现问题的答案在哪里。去看看富人,就不难看到问题的根本所在。一方面,目前政府因为大幅开支,将市场上的流动货币扫荡殆尽,生意很难借到钱。更实际地讲,目前小生意已经很难像以前那样搞到运转经费。以前,很多的小生意,没有多少本钱的情况下,用信用卡买材料接生意,然后等拿到钱以后再付清信用卡。现在这些生意都不能如此操作了。另一方面,政府巨额赤字,结果必定会提高各种税率。在当今的美国投资,风险很高,而且很难把投资做到大红大紫。高税率对于投资者来说,意味着亏了钱是个人的,赚了钱是政府的。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谁还投资扩大企业?如果不投资扩大企业,如何会雇人?这就是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原因。

我在南加州从事商业法,日常和很多商家接触,比较了解他们的现状。对于很多企业家来说,没有多少人会关心上面讨论的理论。对于他们来说,最直接的了解就是(1)生意容易不容易做,(2)手头紧不紧(这不是说他们手里有多少钱,对于广大企业家来说,手头紧不紧真正定义是资金周转)。目前大家基本上都觉得生意不容易做,手头又紧,所以大都抓紧手里现有的钱,不敢去扩大经营。至于从理论上来说为什么这样,是因为银根紧张,还是因为政府多收税,他们都不太在乎。

政府高税率会带来很多不合理的商业行为。例如,微软在账面上有大量现金,但微软同时在美国大举发行无抵押债券。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是微软账本上的现金目前在海外,无法拿回美国国内(如果拿回美国国内就需要缴税),所以微软想在美国扩展,就宁愿花利息借债。这是微软,美国最大的几家公司之一,对于那些身为解决美国失业率的中坚的小生意来说,有几个敢在这种时候出手选择自己走哪条路?大都观望两年算了。

前两年,纽约对百万富翁(其定义是年进25万以上)进行惩罚性课税。结果发现,高税率之下,原来的百万富翁,一夜之间竟然都不是百万富翁了。最后收到的总税款数,竟然比低税率的时候还要少。

美国这个地方,可以说是黄金满地。只要一个人勇于奋斗、敢于冒险,总是可以赚出钱来的。我的商业客户之中,什么样背景的都有。有闯劲,敢冒险是他们的共同点。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挣钱多少,只不过是一个数字而已;他们生活需要的钱,无论经济多糟糕,都不会是问题。增加编制扩大经营,对于他们来说,是拿自己腰包里的钱进行商业冒险。如果风险太大,他们就会把钱拿在自己手里,不会去打水漂的。这就是最近美国穷人对富人不满的原因:富人手里拿着很多钱,不投资,结果搞得高级消费品市场火热,同时穷人没有工作。但是这些穷人不问问,如果生意不容易做,手头又紧,富人为什么要花自己腰包里的钱,起早贪黑地和自己过不去,去扩大经营?在这种时候,为什么不买一点自己喜欢的东西享受享受?

在80年代,美国Reagan总统大刀阔斧降低通货膨胀率,同时减税,结果使美国经济20年高速增长。目前,奥巴马完全不顾以后如何偿还这个问题,没完没了地赤字支出,声称要刺激经济。这种政策的结果,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是有定论的。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国一般老百姓并不很了解经济学,他们长期困扰的日子,给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以可乘之机,很多人会以为这些富人,为富不仁,应该对他们加以惩罚性的课税。结果,哪知道,这些人不再投资,缩小经营规模,也加入穷人队伍了。这时真的穷人到哪里去找工作?

前两年经济突然变坏的时候,加州律师协会就紧急为律师办讲座,教大家收紧开支,准备长期抗战。当然,律协的初衷,是不想让大批律师收支不平衡,发生大批律师事务所倒闭的事情,但是的确,自从那个讲座以后,很多律师事务所就放弃了原来的增加员工的计划,或者加大裁员力度,以求自保。当然,律师(特别是商业律师)依附于商业活动。商业活动减少,自然导致律师的生意下降,真正逆流而上的律师事务所很少。识时务的律师不会在这种情况下投资,以求逆流而上,而会追求保守。一时间,大量低级律师失去工作,搞到哈佛法学院毕业出来的学生都找不到工作。结果就是在风口浪尖上的律师每小时收一千美元以上的同时,申请上法学院的人数大大降低。

当年,自由经济学家Friedrich Hayek(他的经济理论和凯恩斯大相庭径)曾经说过:在他年轻的时候,有人看他的书;在他中年的时候,几乎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他1974年得诺贝尔奖的时候,很多搞经济的人问:这是谁呀?);使他欣慰的,是在他老年的时候,年轻人又开始读他的书了。他去世快二十年了,欧美的老牌社会主义国家,如法国、德国、加拿大,都开始大举减税,刺激经济。结果这些常年高失业率国家,就业情况都比美国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德国的失业率一路下降,已经接近6%。即便老牌社会主义国家法国,Nicolas Sarkozy总统上任时(2007年)的失业率是7.9%,目前这个失业率保持在10%以下(同时美国失业率从2007年的4.6%跳到10%,法国的邻居西班牙的失业率从8.3%跳到20%以上。)

在民主国家里,国家税收依照个人和公司的收入、房产、购买、或所谓VAT(即增值税,目前欧洲普遍实行这种税)。国家不可能像毛那样,把富人拉出来毙了,然后把他们的财产分给穷人。在美国,无论穷人都么疯狂地仇富,这样的政策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奥巴马的经济是让政府富起来,靠大量发行货币赤字支出,来刺激经济(当然,这种政策的结果是完全可以预料的:刺激一减少,经济活动就立刻回落)。这样折腾来折腾去,真正吃亏的,还是穷人。在这次经济危机中,富庶地区的房价,下跌不多;其它地区的房价,大幅降低。这反映的就是这样一个现实。政府大举介入社会经济活动,使经济活动失调,造成的结果就是这样不合理的。上次,美国搞社会主义运动持续了40年,然后才由Reagan将其收回。这次,不管他嘴上怎么说,奥巴马一定会在他的任期继续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从这个角度讲,第一个考验美国老百姓的时刻是明年的大选,美国人民会不会依照马克思主义的想法,选奥巴马连任,或者选另外一个社会主义者来继续实行劫富济贫的政策,还是选一个Reagan式的总统,给大家一个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机会。

归根结蒂,在今天这个社会里,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日益剧烈。最重要的胜败因素是投资回报率(即投资的效率),而不是投资额度本身。从这点讲,国家以盲目赤字开支“刺激经济”,无论从短期讲,还是从长期讲,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但是,人民有的时候会犯错误。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在民主国家里,人民是真正的主人。

Friday, March 11, 2011

今天,我作为美国人感到羞耻

注:这篇登出后即被中国网管删去。

今天,法国总统Sarkozy宣布承认利比亚反叛政府,并向Benghazi派驻大使。

同时,美国的情报总监James Clapper告诉参议员,在这场是与非,专制与民主的斗争中,卡扎菲会获得最后胜利。美国国务卿明确指出美国会袖手旁观,坐视世界其它国家采取行动。

这让我深深地感到羞耻。上次我有这种感觉是在老布什期间,我带一帮六四学生领袖出去喝酒。酒吧要查证件时,他们拿出来的清一色的法国护照。那时我也无地自容(因为美国驻香港领事馆拒绝接受他们)。

Vive la France!

Sunday, March 6, 2011

社会安定的基础是什么

这两天没事的时候,看了一本黎巴嫩人Mouna Ayoub写的《真相》。《真相》是一个纪实小说,以她自己做原形,Ayoub讲她嫁到沙特阿拉伯的故事。她的老公Nasser Al-Rashid是在沙特搞建筑的,坐的是新式的Gulfstream私人飞机和原来Revlon创始人的游艇。结婚生子14年后,Ayoub实在忍受不了,结果还是离婚了事。

八卦注脚:离婚以后,Ayoub自己投资房地产,赚了一笔。今天Ayoub在欧洲是一个人物,法国人茶余饭后很愿意讨论她又如何了。她也经常干一些常人不干的事情,很有娱乐性。例如,她在90年代卖了一批钻石,包括世界上最大的黄钻石,然后花了近两千万欧元装修一个五百万欧元买来的游艇。她2000年出版《真相》也是一个例子。2004年一个阿拉伯杂志将她列为第45个最有钱的阿拉伯人。

Ayoub讲的是一个极其落后的文化,虽然她老公的生活水平很高,动辄与民主国家的首脑一起吃饭,而且对Ayoub一点不小气,但是Ayoub自己觉得自己过着监狱式的生活。因为阿拉伯人歧视妇女,Ayoub的老公不带她去任何正式场合。Ayoub唯一的一次见到沙特国王,是假装成她儿子的保姆才见到的。最后,她还是不能忍受这种封闭式的生活,离婚了事。

看了Ayoub的书,结合阿拉伯世界今天的新闻,很能说明一些问题。阿拉伯国家政府一天到晚强调社会安定。这种安定,是建立在非公正、非理性、不合理、不讲道德、不讲道理、压迫的基础之上的。这些阿拉伯国家的人分成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这些压迫者可以和民主国家的首脑称兄道弟,原因就是这些压迫者说服了世界,他们国家的被压迫者不配享受民主。西方世界看阿拉伯世界,看到的是几千年如一日的,在酋长制统治之下没完没了的打来打去。大家都不把阿拉伯世界的被压迫者当人看,以为他们都是一群为了当烈士以后可以享受200个阴间处女,身上绑着炸弹害人害己的疯子。而那些阿拉伯人自己,也早已屈从压迫者,心甘情愿地做压迫者的顺民,为压迫者说话。

这些压迫者对于西方自由世界,自然是又爱又怕。他们爱西方自由世界的文化、生活;怕自己国家的被压迫者也要求过同样的生活。因此他们没完没了地在他们的国家煽动反美情绪。他们把他们国家的一切罪恶都归结于美国的根据是:美国想把他们的国家沦为奴隶,然后掠夺他们国家的财富,结果让他们失去他们最亲爱的祖国,因此被压迫的人民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反美。这样才能保护他们的生存条件。

这种宣传是很有效的。不光那些阿拉伯国家的被压迫者同意这些压迫者的说法,连今天的美国总统都是这种说法的信徒。奥巴马觉得美国是一个帝国主义者,压迫世界上的被压迫人民,有愧于全世界的被压迫人民,所以他一上任就到世界各地去向独裁者们去磕头,道歉。

最近,阿拉伯国家被压迫的人民,终于站起来,向全世界显示,他们不都是为了200个阴间处女就在身上绑着炸弹去炸死无辜人民的疯子,他们和自由国家的人民一样热爱自由。但是,即便在这个关头,奥巴马也还是一再宣称,他不能提供什么帮助。一直到利比亚打起内战,导致人民生灵涂炭了,他才开始研究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他完全不了解那些渴望自由的人民的意愿。他的做法,完全停滞在殖民主义时期。好像美国的力量仅仅显示在军事上。奥巴马之所以说美国做不了什么,是因为他觉得美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压迫着,从历史上来说处于一个无理的地位,没有资格跟任何人讲道义。为此,奥巴马计划取消美国之音。

喜爱美国的人,一般都喜爱美国人简单、直率的思想方式。前两天和朋友一起出去吃饭,朋友还说起,在中国呆的时间不能太长,太长了以后,人就会被那些弯弯绕的思想方式搞疯掉。

就安定这个问题来讲,道理再简单不过:安定的基础是一个讲理的社会,而讲理的社会的基础是政府无权干涉人民自由地发表自己的看法,自由交往、结社。不允许人民这样那样,否则就监狱伺候的政府不是公仆。

就美国这个国家来讲,美国政府领导者的存在基础是美国的投票人,所以他们一般不会用太多的精力来考虑外国情况。一般来说,只要没麻烦就行。美国对待利比亚的政策,就是只要这个“中东的疯子”(里根总统语)同意交出核武器,美国就会坐视卡达菲残酷镇压利比亚要求自由的人民。但是美国人民(有别于美国总统)是自由的人民。虽然他们每天为了生计奋斗,但是他们的心是自由的,而且支持向往自由的人民。

各方面考虑到一起,当今被压迫人民获得社会安定的途径是:(1)自己站起来争取自由,(2)推行民主,(3)在自由、民主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讲理的社会,(4)得到安定社会。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针尖对麦芒,你不听话就抓你去监狱的结果充其量是一个极端不稳定的暂时平静,不是真正的安定。这似乎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但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从中东的独裁者,到中东的很多老百姓,到美国政府,都不承认这个简单的事实。当今社会充满信息,但是信息显然不会自动导致思考。所以对于热爱自由的人民来说,通往社会安定之路,还是革命。想想当年美国的革命,今天美国的自由、民主实在来之不易。不说与英军直接作战的华盛顿,就连书生杰弗逊也险些被入侵英军俘获。根据Al Jazeera的报道,前天利比亚叛军领导Hassan Warbouk上校就在政府与叛军的拉锯战中战死Zawiyah。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突尼斯和埃及的独裁者未能对自己的人民使用武力,是这些国家人民的福祉。卡扎菲的军队忠心为卡达菲当炮灰,涂炭民生,导致悲剧。当年布什的高瞻远瞩,就是他认为中东人民不是猪狗,他们和美国人民一样热爱自由。自由之星星之火,一旦点燃,必定会成燎原之势。目前,布什点燃的星星之火已经从伊拉克烧到突尼斯、埃及了。利比亚叛军知道奥巴马站在独裁者一边,这两天在死亡线上呼唤布什救援他们。无论卡扎菲多么残暴,他也不可能泯灭利比亚人民渴望自由之心,从而在枪、炮、坦克、喷气式战斗机的血腥威严下恢复以往的社会安定。

Thursday, February 24, 2011

有关宣传的讨论

>>>>>>>>>>>>>>>> 心眼乱2011-02-22 12:01:59 [举报]

不知道您可看了江西鄱阳证实干部携县财政亿元巨款外逃的新闻,哎呀,外逃前还留下数万字的书面材料啊,大大嘲讽了检查系统!

来自:“美国法律圈”圈子

注:这是《“我们不再恐惧”》一篇的评论。

>>>>>>>>>>>>>>>> 心眼乱2011-02-22 12:02:50 [举报]

英国文学家萧伯纳说,一切文学都是宣传,对权力系统来说,某种程度上成绩也是宣传。

很难说造出这些文字的人是多么邪恶的人,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决定了进入这个生态的人的基本状况。《

来自:“美国法律圈”圈子

>>>>>>>>>>>>>>>> 博主回复:2011-02-23 11:59:22

携巨款外逃,带巨款来西方赌博然后回去继续贪,在海外营造二奶村等,现在早已见怪不怪了。中国的现实已经达到不贪为什么当官的程度。贪官们都知道,那些倒霉蛋儿之所以倒霉,不是因为他们贪污,而因为他们侵犯了其他贪官的利益。我大学的一个住对门的哥们儿据说就在山东被判了13年。

至于宣传,问题是为什么宣传。是为了宣传自己的内心感受(特别是那些不合时宜的感受),还是为一个政府(特别是一个反人民的政府)摇旗呐喊。

中国人是不是该把自己杀人犯“母亲”手中的刀夺下来

注:这是《“我们不再恐惧”》一篇的评论。登出后即被中国网管从新浪网删去。

>>>>>>>>>>>>>>>> 邱旭瑜律师2011-02-24 09:55:25 [举报]

呵呵,你越来越美国了。

在中国,专制依然还是民主母亲,专制没有走到尽头就没有民主的开始。

正如一个孩子,只能自己努力将来能当下总统,不能逼着父母当上总统,再把位置传给他。

别着急,一切有缘也有数!

>>>>>>>>>>>>>>>>博主回复:2011-02-24 11:43:30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越来越美国了,但是我认清中国本质之早,是受到公认的。

如果用“专制是民主的母亲”打比喻,那就好像一个杀人犯生出一个堂堂正正的儿子。我的看法,还是赶快把那个杀人犯拉出去毙了(现在文明社会了,就让这个杀人犯靠边站吧),不管这个孩子是否准备好接班。

如果这个儿子真是好儿子,就会把杀人的刀子从妈妈手里夺过来,并请她下台。如果她坚持继续杀人,那就要上街公开要求她下台。

卡扎菲已经杀了几百人了,昨天又把89年中国母亲亲手杀自己儿子的行径搬出来吓唬利比亚人民。

我的看法:不能把制止杀人犯妈妈行凶的儿子,不是好儿子。

前几天弊国大使干了一件很不外交的事情(相信克林顿太太手下的那个饭桶国务院不会批准这样的举动):他到王府井“就是来看看”杀人犯妈妈的行为。但这是作为自由奋斗的儿子们的朋友至少该做的事情,但是边上一帮中国学生还是要追问他是不是想是不是想看到中国乱。H说:“不会,不会。”(H回国选总统,我一定投他一票。)

我觉得,中国这个杀人犯母亲养就的,多是这种将来会争当杀人犯的儿子。说起女杀人犯,我那个同住过清华13号楼的学长的言谈举止越来越像老太太了,但从他的行为、抓人的手段来看,心还是一样地又狠又黑。

我人在美国,过着自己为自己闯出来的梦想生活,真的不急,腰一点都不疼。只不过有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罢了。前两天我在家宴请一个国内来的有骨头的哥们儿,我就说过,在座的有让邓江拍桌子的,有让胡变成老太太的,就我一个没骨头。

我的问题是,现在连温家宝都不哭了,冒天下之大不韪出来说硬话了,别人还等什么?

Wednesday, February 23, 2011

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世界似乎要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频频发生。

当年,Al Jazeera(总部设于卡塔尔多哈的电视台)以反对美国出兵阿富汗、伊拉克声誉响彻中东。

今天,Al Jazeera质问美国:为什么不出兵利比亚?

自然,奥巴马先生给独裁者们磕头还来不及,是不会有什么作为的。据说他最近终于同意裁减联邦赤字,首先他要判美国之音的死刑。

Al Jazeera的转变,很让人觉得暖洋洋的。世界人民,用自己的力量争取自由、民主,那才是对付卡扎菲、奥巴马这帮人的最佳方式。

Sunday, February 20, 2011

“我们不再恐惧”

天下有两种政府形式:民主政府与非民主政府。在民主体制中,老百姓选举政府领导。当政府领导领导违背民意的时候,老百姓可以依照既定的民主程序更换领导。加州州长通常四年一选,2003年加州人民反对当时州长Gray Davis,就利用法律中的罢免州长程序,在州长任期中改选阿诺(Arnold Schwarzenegge)出来当州长;联邦没有这种罢免总统的捷径,所以即便去年多数人后悔选了奥巴马,但是唯一的办法就是将国会由民主党控制,改为共和党控制。

在非民主国家,老百姓和政府领导人之产生没有多少关系,那么在老百姓不满意政府的所作所为是,又当如何?解放后,毛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地折腾中国人民,老百姓除了丧心病狂地执行毛的政策而分一杯羹、默默地忍受这个神经病的疯子政策、或者站起来说“不”而遭到灭顶之灾,又哪里有第四条路?在一个非民主国家里,一个疯子死了三十多年了,为什么还是中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当今的领导人,为什么违背邓当年的意愿,拒绝重新评价毛?

政府对老百姓的统治,靠两种解决办法:爱和怕。所谓爱,就是政府替老百姓说话。这样,老百姓就会爱戴政府,拥护政府;所谓怕,就是政府通过杀鸡给猴看,在老百姓心中培养出一种条件反射式的恐惧,这样老百姓就不敢有所造次。

在中国文化里,利益集团、利益冲突的概念在改革开放的几十年中,可以说是深入人心。所有的人只要有权,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为自己谋福利。这就是1887年Acton勋爵给Mandell Creighton主教的信中所说的:“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Great men are almost always bad men.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蚀。伟人几乎都是坏人。)”用有中国特色的话说,借用韩寒在2月11日的《乞》一文里的说法:“有没有相关的法律条文在我国并不重要,很多人觉得我们的法律不健全,其实法律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不健全,该有的基本也大差不差,取决于谁要使用,有权势者要行事时,法律就是不健全的,你要侵犯到有权势者时,法律就是健全的。”

这样的利益集团,从根本上来说,不可能用爱的方法来治国,因为他们的利益,是别人拿不到的。这样的人,如何不会用各种办法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这样的人,最拿手的,由如何不会是“杀鸡给猴看”这一手?这样的人,如果真的去爱那些没有特权的人,就等于和自己手里的特权作对。所以说,这种利益集团,从根本上来说,不光不会爱人民,而且对爱人民的人还要口诛笔伐,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今天干部有几个不贪污?纵观那些因为贪污、生活腐化被双规的干部,有几个不是当权者内部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

既然不能爱,那么政府剩下来的武器就是恐惧。自古以来,恐惧就是人类求生存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因为恐惧让我们意识到危险,并且通过血压升高,停止身体的其它功能来让我们的身体专心处理这个危险。如果一个人无所畏惧,那么在动物来袭的时候,他就不能有上述的功能来对付这个袭击,而会在动物世界的自然选择的过程中被淘汰。今天,人类已经没有自然天敌,自然选择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如果没有畏惧,还是很危险的。例如,如果我们在开车的时候,遇到紧急情况,如果没有恐惧带来的集中精力,我们就很难对付面临的情况。

我们小的时候,都做过忘记考试,或者忘记准备考试这类的噩梦。原因很简单:学校是一个专制体制,所有专制体制对老百姓的统治都是通过恐惧。学校专制统治的手段就是通过考试传播恐惧(如果学生考试不及格,学校就会让学生留级;考不上大学,学生就会没有前途;至少考得不好,学校会让学生没面子)。

非民主国家对人民的统治,大概也是同样的办法:如果你如何如何,我就把你关到监狱里去。在中国近代史上,每一次老百姓想干什么事情,就立刻会有“智者”出来提醒:你们这样做不会有好结果的,与其被“杀鸡”,还不如逆来顺受算了。这些“智者”的“智慧”来源,就是“杀鸡给猴看”带来的恐惧性心理条件反射。对于每一代人民,当局除了持续性的小规模“杀鸡给猴看”以外,都要大规模地大开杀戒一次或数次,以维持来百姓的这种心理状态。

用以辅助杀鸡政策的,是愚民政策和洗脑政策。为了让老百姓对政府的政策心服口服,政府就要给老百姓洗脑,而让老百姓认同:政府的杀鸡政策,是最好的政策。这种例子很多:“中国特色”就是一个例子。全世界的道理,对中国不适用。中国有中国自己的道理。在别的国家,民主促进经济发展;在中国,西方形式的民主就会葬送改革开放的成果,所以中国一定要执行中国式的民主(也就是中国老百姓不能选举自己的领导人)。在别的国家,自由的人民会带来稳定的社会;在中国,西式民主会带来文化大革命式的动乱(这可能是邓的政治思想中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最有意思的是,如果外国人对中国的“鸡”表示支持、声援的时候,那么这个外国人一定是“亡我之心不死”,所以为了维护中国政府的尊严,中国政府一定要把这只鸡轰出国门,或者用不同方式进行永久性的拘禁。

被征服的人民,对于其统治者,可以说是又怕又恨。公开怕,私底下恨。统治者们相当了解这一层。中国政府已经几十年如一日地对每个地区的民意进行详尽的民意测验(自然这些测验的结果都是国家最高机密)。非民主国家的统治者都知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个道理。他们知道,星星之火一旦导致燎原之势,就很可能造成失控。一旦失去受理的权力,那些“鸡”的战友就会出来要求公正。穆巴拉克的几个前部长就已经被逮捕。

专制政权的这种官民对抗,或者说这种互怕的局面,导致了一个你死我活的局面:如果我不杀了你,你就会出来杀我。因此,当局就有很大的凶残性。最近,那中东每天都有人被打死。但是,人民心中渴望自由的意愿,一旦被唤醒,是很难被湮灭的。

这两个月,从中国来的新闻,一直处于世界上这一潮民主运动的注脚。其报道也大都局限在当局又在互联网把什么词当成敏感词进行屏蔽。这类新闻对于西方人来说,因其不可思议,在人们眼中之滑稽带来很大的可读性。今天,从中国传来的新闻,终于升上了首页头版头条。中国人的心,到底没有被一个充满红色恐怖的物质社会彻底腐蚀掉。在中国,终于有人开始响应温家宝总理的号召:“不要拘束”地上访。住在世界上各个角落的中国人,终于可以放下“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情,也为自己的同胞感动一回。

一个阿尔及利亚人在几倍于游行者的警察逮捕了400个人以后向记者说:“我们不再恐惧,”这就是人民的力量,要知道,在任何一个国家,监狱的容量是有限的。而且,当政府开始用子弹的时候,这个政府就向自己的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热爱自由的人们宣布:这个政府是人民不共戴天的死敌。

从这个角度来说,和人民比,政府永远是一个弱者。当人民前赴后继地站起来,平心静气地说:我要求你还给我原本属于我的自由。政府的抓杀之策就不灵了。以后,政府唯一的办法就是像突尼斯的Zein al-Abidine Ben Ali,和埃及的穆巴拉克那样,当人民前赴后继地站起来以后,顺应民意,下台了事。

Friday, February 11, 2011

埃及人民的胜利

二十年了,没听到什么好消息。89年,中国学生激励了东欧各国的民主力量,最终导致东欧共产主义力量土崩瓦解。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当时我觉得在很短的时间内,全世界范围内的人民,会和东欧人民一样,获得自由,过上民主生活。我就写过文章,说五年之内,我们就会看到民主在中国实现。但是,二十年了,我已经从一个孩子,变成了一个而立之年的中年人;从两个星期不睡觉,在华盛顿为中国学生的利益奋斗,变得开始关注养生,讲吃讲喝。在这二十年中,在没有美苏对立的世界里,基本上没有什么令人振奋的消息。取代冷战的,是阿拉伯恐怖主义。前些天和朋友一起出去吃饭,同桌二十多岁的人,对当年发生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很让人觉得这个世界的前途暗淡。

美国做的唯一好事,就是2003年布什出兵伊拉克,用美国纳税者的金钱,和美国大兵的生命,在伊拉克推行民主。此举遭到全世界(特别是阿拉伯国家)人民和政府的口诛笔伐。伊拉克的民主进程极其缓慢,而且时近时退。奥巴马的伊拉克政策一直是撤退、撤退、撤退。他把唯一一个懂得伊拉克情况的将军派往阿富汗。最近消息说,伊拉克的基地组织,正准备对美国本土进行恐怖袭击。除此之外,近二十年来,美国继续和全世界独裁者交朋友。穆巴拉克从美国一年得到20亿美元的援助(主要是军事器材),是以色列之下,第二大美援受援国。在示威之初希拉里还说,埃及政府是一个稳定的政府。(只有老天爷知道一个自由世界的领袖,为什么屁股总是坐在独裁者一边。)不知道美国政府是不是觉得那些独裁国家的人民都是猪,不配过自由的生活,所以他们就可以和独裁者握手言欢,使得去年得到诺贝尔奖的奥巴马在白宫盛宴款待把今年获奖者关在监狱里的独裁者。

最近两个月,终于听到了振奋的消息。世界上那些爱好自由的人民,终于站起来,要求他们的权利。首先,2010年12月,突尼斯人民奋起要求自由。28天之后,2011年1月14日,总统Zine El Abidine Ben Ali宣布辞职,流亡沙特阿拉伯。1月25日,埃及人开始游行,要求统治埃及30年的穆巴拉克下台。18天后,在军方拒绝镇压老百姓之后,穆巴拉克宣布辞职。这种对人民力量的感受,虽似曾相识,但却已经相当陌生。阿拉伯的民主运动已经迅速波及其它阿拉伯国家。例如,也门的独裁总统也出来说他不会再次竞选总统(他以前也如此宣布过,然后改主意)。

摆在埃及人民面前的,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在埃及,各种民主组织,都被穆巴拉克彻底摧毁了。埃及人民,会不会像伊朗人民那样,眼看着国王手里的权力,转到极端宗教主义者手里。这种状况一旦发生,民主力量立刻就会被残酷镇压。那时,民主力量是指不上美国政府或其它西方民主国家政府的,因为美国政府会一如既往地盛宴款待独裁者,拒绝支持民主力量。

愿埃及人民以自己的力量获得自由。

Friday, February 4, 2011

幼稚到可爱的邓亚萍

“据外电报道”(原报道没有说,我也没有查到底是哪个外电),《人民日报》社副秘书长,《人民搜索》总裁,前乒乓球运动员,清华大学英语专业学士,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当代研究专业硕士,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邓亚萍,去年底在北京邮电大学,向我们说了几句意味深长的话,对于想在国内有前途的诸君,有强烈的指导意义。

邓说,“当你的个人价值叠加在国家的利益上,你的价值会无限放大。我就是这样的幸运儿。”邓是如何把个人价值叠加在国家利益至上呢?她很明确:《人民日报》62年来“没有假新闻”。虽然邓在这次讲演中显示出了一定的坦率,但是毕竟不是彻底的坦率。当学生问:“《人民搜索》究竟是为党搜索还是为人民搜索?”她就没有说:“当然是为党搜索,因为党出钱搞《人民搜索》,就是为了灭掉Google,以推进我党始终如一的愚民政策。”

当年布什出兵伊拉克,就是为了在中东推进民主。奥巴马自然对推进民主没有什么兴趣,他更加愿意和各国的独裁者握手言欢,以显示其宽宏大量。难怪美国媒体说,为什么一个去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如此盛宴款待一个把今年诺贝尔奖得主关在监狱里的人?中国媒体,当然把此次访问,描述成中美平起平坐的象征。虽然奥巴马最喜欢干的事情之一就是向独裁者鞠躬,但是也不知道奥巴马是不是这么想的。

奥巴马对伊拉克采取一种放弃态度,用他的话来讲,打阿富汗是正当,打伊拉克是错误。对于布什来讲,打伊拉克是为了美国的长远利益(在中东建立一个民主基地),而打阿富汗是无可奈何(因为基地组织的根据地在阿富汗)。奥巴马自然不会同意布什的做法,其结果是美国兵在阿富汗死伤惨重,没有多少进展,而伊拉克却渐渐地出现了问题。

但是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个角度讲,中东的民主之火的确已经开始蔓延。美国的报纸在上面介绍中东的情况,下面就有一个小报道,说中国的网络又把哪个中东国家的名字当成了敏感词加以封锁。中国的网管,自然不会问他们这些做法,给中国政府造成什么样的国际影响。

奥巴马对中东的政策,一直是模糊不清,自相矛盾。这种做法很让人担心。目前中东的局势很不明朗,民主进程很可能导致伊斯兰教激进派掌权而进一步把事情搞坏。70年代,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逼着伊朗国王民主,但是没有进一步安排,结果搞得激进派掌权,把所有的罪恶都强加在向原国王施压的美国人身上,并长期绑架美国使馆人员。今天的伊朗是一个全世界的问题。当然,中国政府是最喜欢和这些国家称兄道弟的。因为奥巴马拼命向独裁者鞠躬,无暇支持伊朗内部的民主力量。

中东的问题,包括伊朗的问题,和那些国名正被和谐的国家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一个独裁和民主的问题。独裁政府最愿意的就是挑动国民盲目的爱国情结,反美情节(当然对于中东来讲,还有反欧情结,或者说反对任何民主国家的情节)。结果,就像穆巴拉克的最新名言那样,说美国导致了他的国家目前的问题。奥巴马自然是在白宫苦笑:“我一天到晚,就忙着向你鞠躬了,哪里还有时间支持那些向往自由、向往民主、反对你的那些人。”

中东走的是当年日本的路(当年日本也是军国主义横行,反美情绪比中东要高一百倍不止,愚昧的老百姓在爱国主义的激情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都干得出来,结果日本在二战后让美国给民主化了),还是走今天伊朗的路(比当年的卡特,加上今天比之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奥巴马),在今天这种分水岭的时刻,可以说要看中东老百姓的造化了。从奥巴马的表现来看,前景不容乐观。

美国这个国家,对于很多人来说(例外包括奥巴马总统)是一个很简单的国家。用Emma Lazarus的话来说,就是“Give me your tired, your poor, your huddled masses yearning to breathe free, the wretched refuse of your teeming shore. Send these, the homeless, tempest-tost to me, I lift my lamp beside the golden door!”前几天在纽约,带着孩子看自由女神像,就想起这句诗。(我们去的太晚,没有买到进自由女神的票。)就现代世界来说,yearning to breathe free的人越来越多,美国的人口数量也越来越多,不可能吸收那么多的人,所以唯一实际的办法就要靠那些爱好自由的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推行自由。

当年美国成为自由国家,靠得是一大帮人(现在美国人把这些人称之为国父――founding fathers)把自己的脑袋挂在腰带上和大英帝国打了一仗,然后这些爱好自由的人,就一门心思地想建立一个自由的国家。利用宪法,严格控制政府的权力。而在美国之外,政府一旦形成,其第一使命就是为当权者的利益(也就是李鹏总理当年讲的所谓革命先辈打下来的红色江山)服务。

亚萍小妹妹初出茅庐,很有一点幼稚的可爱。她说,“当你的个人价值叠加在国家的利益上,你的价值会无限放大。我就是这样的幸运儿。”其实,只要有效地为当权者谋利的人,是可以混上一杯羹的。邓为中国夺下了无数块金牌,助长了中国的爱国热情(也就是说她为中国比西方国家厉害、强大这种谬论提供了事实基础,做出了贡献),然后她还如此地甘愿为既得利益效力,还觉得她是一个“幸运儿”。既得利益显然笑得连嘴都合不上了,立刻任命她为《人民日报》社副秘书长、《人民搜索》总裁。

可惜邓小姐为既得利益效力之心太切,居然达到声称《人民日报》创刊62年“从来没有出过假新闻”的程度。在中国,人人都知道《人民日报》是党的喉舌,里面没多少真话。当年吴国光(前《人民日报》记者)曾经调侃:《人民日报》除了日子是真的,其它全是假的。这话显然搞得连《人民日报》都不好意思了,结果在人民网报道的时候,就把她这话给和谐了。

Friday, January 21, 2011

教育杂谈外一篇:评《虎妈的战歌》

耶鲁大学法学教授Amy Chua最近出版了《虎妈的战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 The Penguin Press, 237 pages, $25.95),在美国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教育争论。这事正好发生在我的教育系列发表完的时候。本来,这个系列就写得有够长了,不想狗尾续貂,但是Chua女士的一些想法,很有代表意义。所以,如果不写一写,很有一点话没有说完的意思。

Chua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样板。她的教学方法,是家长为孩子做所有的决定,让孩子按照家长的路拼命奔波。从孩子三岁开始,一天练琴两个小时,一直不间断。结果,孩子从表面上来说,出类拔萃,赢得周边的家长的无限羡慕。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样做的结果很值得商榷。其实,分析起来,华人家长花那么大精力逼孩子就范的原因不多,除了自己的梦想没有实现,想在孩子身上实现,就是中国妈妈对互相攀有着无比的热情。换句话说,很多中国妈妈这样做的原因就是面子。从根本上讲,这也是中国文化大酱缸的一部分,一个人生活的成败,一定要有由别人的看法定夺,而不是由自己作出来的事业决定。不少人把中国大酱缸中的老古董带到美国发扬光大。

作为家长,我们要问的问题是Chua这样做好不好,是否可取。我觉得这个答案是否定的。孩子的发展,形象一点来讲,就像走路。假如说A家长把这个路限制得很窄,让孩子无从选择,然后给孩子很大压力,让孩子在这条指定的道路上放弃一切其它的乐趣,飞快前行;而B家长给孩子很宽的自由度,让孩子自己摸索,自己选择想走哪条路。那么,A孩子自然会因为少走弯路而比B孩子走得远得多。中国妈妈往往不会考虑孩子是否会有一个快乐童年;是否会在选择自己的道路的同时认识自己,自己培养自己的能力、专长、爱好;是否会在跌倒之后,无所畏惧地再站起来。要知道,在社会里,人人都会犯错误,问题是不能因为怕跌倒就不敢冒险。我在中国的时候,曾听说过哪里哪里是冒险家的乐园,到了美国才发现,美国才是冒险家的乐园。如果孩子没有冒险意识,没有胆气为自己的决定付出代价,并且承担风险,那么这孩子将来只能在大公司或政府部门(例如大学、医院)找一个铁饭碗,被人饲养。相对来讲,那些在外面混的人,是野生动物,自己为自己觅食,自己对自己负责。

在美国这样的公平社会里,只有当野生动物是真正自由的人,因为他们的饭钱是通过冒险换来的,没有什么人可以从他们的手里夺走,所以这种自信是由衷发出的。有一次,我在Costco买东西,几个员工凑在一起讲提薪的事情,我就凑过去听。等他们发觉我也在听以后,我就问他们:“提多少?”里面一个人看了我一眼,就说:“我们无论提多少你们这些小业主都不会感兴趣。OK?”话语中,这个白人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对我们这些小业主的羡慕之情。(我们素不相识。)

我认识的所有在美国凭自己的力量闯天下的人,没有一个不是花大气力,用大胆气来干的。他们往往没有受到过专业培训,没有科班做生意的底子。而且他们之中的很多,不像我们这帮人那样,有在美国大公司里混的经验。所以他们做事,基本上是摸着石头过河,不知道下一步在哪里。没有在这种环境里生活过的人,是不知道这里的辛苦的,也不可能享受到这些人成功后的乐趣。

Chua的女儿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演奏,显然让Chua很感到荣耀。当然,孩子在年轻的时候,走得那么远,的确会长一些见识。这种阅历,自然一般凡夫俗子无缘领略。但是,这件事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凡夫俗子自有凡夫俗子的乐趣。例如,我在小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没有念什么书,玩了十几年。当时我父母就担心,这孩子这样玩下去哪里会有什么出息?但是后来结果还不错。在Chua虎妈之威下长大的孩子,会不会有普通人过荒唐童年的乐趣,就很成为一个问题。

说到底,父母为子女提供的,不过是一把保护伞。在幼年时期,孩子可以在保护伞之下,不必去领略现实人生冷酷的一面。人生在世,没几年是在保护伞之下度过的,是否应该让孩子有一个快乐童年,这是一个很值得商榷的问题。我觉得,家长大可不必让孩子放弃一切,每天几个小时没完没了地完善一个技能(如弹钢琴)。同时逼着孩子放弃一切自己的主动想法,从而没有享受到人生乐趣、了解到人生意境、体验到冒险的艰辛和荣耀。要知道,大器晚成。

从这个方面讲,教孩子一门技能(实际上在那种年龄,能教得很少,无非就是音乐、围棋等)的价值并不大。从现实角度来说,很少人能够真正成为Tiger Woods。最好的办法还不如在孩子带在保护伞之下的十几年之间,给孩子机会犯几个错误(因为在保护伞之下犯错误,后果是很有限的)。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孩童时期学的是一种对人生的态度。在那个时期学到的本事、成就的业绩不重要。说得更到位一些,四十岁以前的人,做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不停顿地学习。当年我三十出头的时候,想从富士胶卷的技术部转到市场部去(因为我做的工作很大程度上已经属于市场工作范畴),这件事由于公司内部政治斗争,我不能得到如愿以偿,我就向很多人(包括Connecticut州的州长)讨教。一个纽约时报的朋友说,在我那个岁数,什么都是假的,只有学习是真的,而且学什么无关紧要。如果我不能学到东西,我就应该跳槽。我听了他的话,从富士胶卷里辞退出来混,结果立刻就见效果。

从另一个极端讲,家长(特别是移民家长)都很忙。很多人依靠学校、依靠daycare来解决孩子的学习问题。等孩子到家以后,作业都已经完成了。这自然是家长有失职守。我孩子的老师就明确和我们说过,千万不要叫daycare老师辅导做作业,结果我们就叫我们的孩子在daycare玩,等回家做作业。

教育是一个平衡游戏。Chua处于一个极端。放任自流、依靠daycare的家长处于另一个极端。我觉得,最好的地方,在中间。也就是说,如果孩子对学习开始对付,那家长就立刻要进行强制性地引导(教育的本意就是让孩子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但是只要孩子不以耍赖为对付任何事情的办法,而且愿意思考,家长完全可以放他们一马。归根结底,孩子就是孩子,为什么要把他们的日程排得比大人还紧?我现在早上最愿意看到的就是一天的日程是空的,这样至少我可以用一部分时间来看我想看的书。早上一看到满满的日程,我就头痛。为什么我们要把这种头痛的日程,人为地强加于我们最最亲爱的孩子的头上?

而且,Chua这么做,是不实际的。在莫斯科,Chua逼她13岁的二女儿吃鱼子酱,结果导致她二女儿发疯,逼得Chua不得不让步,不再逼迫她的二女儿,而给她女儿选择的权力。问题是,家长过分,然后被孩子逼迫就范,下一步家长怎么做?

Chua的做法,既便根据她自己的叙述,不能算作成功。她给她两个女儿的路,过于狭窄,使她的两个女儿没有在童年过上快乐、无忧无虑的日子。并且,她的孩子失去了走弯路的机会。虽然孩子早早地就能够出名,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奏(卡内基不是一般地方。有一次,我带一个白人女孩子玩纽约,看到卡内基的门是开着的,我就带她进去,让她站到舞台上唱一首歌,说你就可以和你的朋友说你在卡内基舞台上演唱过,让她兴奋异常),但是这种通过牺牲童年换来的出人头地,和那些看似混混沌沌,但是实际上体验人生的庸庸之辈比,那一个更值当?这很值得商榷。如果读者不同意我的说法,可以去查看当年科大少年班学生最后的结局。要知道,成功的孩子,因为想维持成功的形象,往往在牺牲自己的看法的前提下,盲目地接受大人的指导。

Chua的最可贵之处,就是把她的想法,毫无保留、毫无掩饰地写了下来。从这一点来说,Chua是有一定的自信力的。她的书,给不少人一个机会,想想这个问题。这对于现在正在教育孩子的父母,是一个难得的贡献。

我们含辛茹苦,从中国移民到美国,可以说人人吃尽千辛万苦。归根结底,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孩子?很多人,如果不为孩子,造就海归,不在美国辛苦了。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一定要花一些时间,仔细考虑如何教育孩子这个问题,切切不可以因为工作忙等种种借口就放弃孩子的教育,或者像Chua那样,生活几乎就是一切围着孩子转,搞不好还会牺牲孩子的创造力、消磨他们的冒险精神,让孩子也一天忙到晚,一点快乐童年都没有。

所以说,一切在于找到一个平衡点,然后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自然,一个人一天到晚空度时光,懒懒散散,对孩子不会有好影响;但是一个人一天到晚像Chua那样紧张兮兮,近乎疯狂,不能参加孩子钢琴课就写三页的memo,这对于孩子恐怕也不是什么好影响。说到底,家长也应该在自己成功地做自己热爱的工作、享受生活的同时,向孩子展示如何成功地做自己热爱的工作、享受生活,这才是通向幸福之路。

Sunday, January 9, 2011

教育杂谈十五:美妙人生

人生在世,一共几十年;有人活得像主人,有人活得像奴隶?

从上学开始,大家从同一个起点,在既定的跑道上跑;这时的区别只有快慢。慢慢地,跑道不见了。身边的人,往哪个方向跑的都有。

年轻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怕,做事二话不说,不加思考,永往直前;受了伤害,擦掉身上、心上的血痕,一如既往,继续向前冲。渐渐地,决定对人生的作用,愈加重要。从表面上来看,人生前途的随机性越来越大;但是,持续性地作出正确决定,需要人生的综合知识、阅历和智慧。光凭投机是不行的。

小的时候看人生,觉得人生的偶然性主导;长大了,才渐渐体会到人生的必然性。厄运摧毁了一批人,但对另一批人来说,厄运却是通往涅磐之捷径。

小的时候,觉得各种说法皆有其道理;渐渐地,道理开始有高下。那些宣扬各种学说皆有道理的人,实际上哪个道理都没有看懂。

小的时候,冲闯靠知识的力量。长大了,决定向哪个方向走,靠的是智慧。这时改变人生方向,靠得是一生积累起来的智慧和知识的总和,和敢把身体和心志放到炼狱中去接受考验的胆气。

只有在正确的方向上,人生才能没有压抑(即不必忍耐,有别于压力),才能在乐趣中,让智慧与知识并驾齐驱,共同成长。渐渐地,人生的意境就会产生。意境一旦产生,就会像酒一样,越来越甘醇。

在中国,选择跟什么人可能对人生有很大影响;但是在美国,人人都需要寻找自己的路,跟什么人并不那么重要。

在中国的时候,我曾经梦幻自由;到了美国,才意识到,通往自由的唯一途径,竟是一条最严苛的曲径。但是,只要坚持,自由不久就会像空气那样流入我们的胸中。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