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十三篇怎么教别人。其实，说到底，我见过的擅长教育别人的人，首先有能力教育自己。例如，一个拉里邋遢的人，很难教出一个利利索索的孩子；一个遇事就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的人，很难很难教出一个积极主动的孩子；如果一个人不意识到自由的唯一来源是人世间最高严格的一丝不苟，那他的孩子也很难意识到这一点。可惜的是，学校里只灌输知识，并不教育孩子这些最重要的人生观。因此，人生观的形成和完善，建立良好的学习习惯，不停地寻找自己爱好，不停地在社会上找到一个市场需求和个人爱好的最良好的交叉点等等工作，就落到家长和孩子们自己的身上。对于孩子来讲，这是自学。对于家长来讲，因为言传不如身教，即使从教育孩子的角度讲，也是一个自学的问题。
当今世界，一切都突飞猛进；人的思想，不进则退。我见过的活得比较顺畅的人，个个都是自学专家，也就是自己教育自己的专家。如果孩子能和这些人充分接触，朝夕相处，自然而然地会受到影响，这种教育是无言无形的。
人类文明的发展速度远远高于我们的身体适应外界环境的速度（人类文明只有几千年，不到从猿人进化到人类的一百万分之一的时间）。目前自然选择的减弱也降低了人类适应外界的速度。例如，我们的身体至今仍善于对付十分钟的压力（当动物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的身体通过血压升高，心跳加快等，进入高效运作状态），但是现代社会施加在我们身上的，是长期的压力。因为我们的身体没有一种处理长期压力的机制，所以就只好利用对付短期压力的方式对付长期压力。其结果常常是灾难性的。例如，最近的经济不景气，因为政府“救市”，使得企业家无法施展，而拖得很长。在经济危机的年代里，无论是老板还是雇员，都会遭受强大的压力。老板有一个寻找新机会，在困难经济中通过变通求生存的问题；如果老板变通不力，雇员就会面临被裁员的厄运。这种长期的压力，会造成我们身体内分泌系统紊乱，慢性高血压等。同时，我们饮食结构方面的问题，也会导致一系列的疾病。从心理上来说，长期的外界压力使很多人就变得麻木，导致他们遇事不主动。遇到任何情况，我们就会条件反射式地拖，看能不能把大事拖小，小事拖了。结果我们就会产生严重的心理压力。而心理压力之下，加上不主动，人会变得非常懒。孩子看到了，就会去模仿。
为了调节心理，我们经常需要做一些事情，这样可以骗过我们的心理机制（当我们采取行动以后，我们的心理就会迅速，而且是自动地放松下来，因为只要我们没有被动物吃掉，我们的心理就会自动认为我们的所作所为成功了。）这也就是很多人嗜赌、拼命找女人的原因，因为在压力下，赌博一场，会骗过我们的心理系统，让我们的身心放松下来。古人讲要放弃俗欲，我的理解就是不要用这些办法来解决心理问题。“自古大隐居尘世”也是这个道理。
当今社会越来越复杂，懒惰对我们的学习会造成阻碍。虽然从短期看，我们的逃避会减少心理压力，但是从长期角度来看，懒惰会导致我们缺乏对世界的了解，进而降低我们面对迅速变化的世界的应变主动性和正确性。一般来说，有逃避心理的人会被动绥靖。逐渐地，我们就会眼不见为净，对世界的了解会逐渐减少。当我们不了解情况，及所面临事物内部道理，我们就很可能无法找到最佳的应付这些问题的方法，因而遇到问题不知道从何下手，结果被迫人云亦云，盲目随大流。
上面讲到的很多问题，例如我们自身的生化、内分泌结构，是不能解决的。所以我们只可能尽量地通过各种方法来弥补我们的不足。除了积极主动之外，我们的办法就是自学。喜爱学习的人，遇到事情就会研究，这样自然就可以骗过我们自己的内分泌系统：我们了解了问题，寻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会导致内分泌系统不再收缩心肌，加强全身脏器供血，因而降低患高血压的机率。而且，知己知彼会提高我们在今天这个竞争社会里获胜的机率，这样也会进一步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
从另一个方面讲，有学习习惯的人都了解，学习是有乐趣的。有一段时间，我工作得太累了，我就开始学西班牙语。当时住在我家里的一个亲戚就对此极其不解，开玩笑地说：你不是有什么病吧。和其他的消遣（例如喝酒、打牌）比，学习是一种主动过程，是一种主动乐趣。与学习相关的一个消遣是另一个主动过程：体育锻炼。这两者必不可少。经常学习，然后有几个朋友，过一段时间聚一聚，交流一下思想，其乐无穷。
中国人在这点上做得远不如白人。我以前认识一个大陆留学过来的伯克莱教授，他来我家，看到我的书，竟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这些书是买房子的时候和房子一起买来的吗？”我就和他说：“这些书是我在二十年的时间里，亲自一本一本地买回来的。”结果，据说这位教授工作干得直便血，人家也不给他终身教授职位。美国这个地方，如果你好几次拿不到终身教授职位，就要自动离职。在被逼到死胡同以后，他就海归了。据说海归以后，摇身一变，变成一方专家。到处有人请他干这个干那个，忙得不得了，相当风光。
一个人的修养，到了一定年纪，就装不出来了。对于步入中年的人来说，修养是写在脸上的。即使一眼看不出来，共事一个星期一定会原形毕露。因为无论是好习惯还是恶习，都根深蒂固，很容易显示出来。很多中国人来美国留学，靠钻劲死读书，结果出的论文的确比别人多，但是心理问题达到临床的严重程度，自己还不知道。等到了教授投票生终身教授的时候，自然就会遇到问题。然后下不来台，只好带着一大堆心理问题海归。
在中国，很多人觉得努力最重要。在美国，大家觉得兴趣最重要。早在我上中学的时候，看家长和外国人的通信，就发现，外国人特别喜欢说到一句话就是对什么什么感兴趣。美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都一样。到了大学，我的英语硬起来了，就开始为他们的信捉刀，愈加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心里总觉得这些外国人真开玩笑，就算他们那里没有一切都由党安排，难道你兴趣一变，就换工作？所以当时以一种入乡随俗、跟着起哄的心态，我也动不动就写我对这个感兴趣，对那个感兴趣。
刚到美国的时候，被恶霸（又称导师、博导、老板、或者教授）恶性欺负，搞到我对物理研究兴趣全无，结果用写作维持心智健全。前些天，我去看斯坦福大学看一个老朋友，二十多年没见了，她主动提起我当年在弗吉尼亚通过写作维持心理平衡的事。现在讲起来，真是不堪回首。
在美国大学研究院被逼过的人，很难有什么真正的爱好。从七十年末到今天，来美国的中国杰出年轻人，不下几十万。在学术界里，没有一个真正大放光彩的。这就说明美国大学对理科博士生的压迫，远远超过一般人可以承受的程度。我当时从大学出来以后，心理留下的阴影，也是很多年挥之不去。我来美国之前，我的八卦掌师傅还说，我的心理可以顶住美国的压力。不是他过高地估计了我，就是他过低地估计了美国大学的这些恶霸的能力。我今天从象牙塔之外，向象牙塔里看，基本上可以确定，我师傅犯的错误是过低地估计了这些恶霸。
对于我个人来说，真正有规模、有计划的自学，是从大学出来以后开始的。我开始学习哲学，西方历史等，完全是出于自己对西方社会的一种好奇心。我当时的问题是：难道如此不讲理的社会竟能这么强大？当时我一方面生活在正常社会里，另一方面努力学习西方历史、哲学，慢慢地就懂得了西方社会的本质，这个本质，在学校里是看不到、学不到的。
人在社会里，有时需要作一些决定。例如，当时我在洛杉矶dot com宦游开发部主任。在dot com走下坡路的时候，黄了一个dot com就再找一个。走来走去，走到了尽头，就要决定下一步要干什么。当时的状况可以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有各的办法。数年以后，各有各的结果。对于我来说，从技术、管理里面彻底跳出来干律师，是一个大智大勇的决定。我和朋友开玩笑说，我一辈子读的书，通过做事得来的经验，目的就是为了我做那个决定的那一刻，因为当时我并不完全知道律师这一行是怎么一回事。今天，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讲，这个决定无疑对我本人是完全正确的。（当然，换一个人，因为兴趣不同，这样做的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现在，作为一个律师，我需要了解极为广泛的知识。对于一个喜爱自学的人来说，这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每天学习，然后研究对付各种问题的办法，对于一个喜爱思考的人来说，实为幸事。当年我想以研究物理为业，其实真正期望的，也是这样一种生活方式。问题没有出在物理上，而是出在了大学这个系统上。在美国摸爬滚打二十年，最终竟然达到了我刚来美国时的梦想，真正过上了一杯茶、一支笔、一张纸的生活。但是这个途径是我事先万万想不到的。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去的是当年杰斐逊建立的弗吉尼亚大学。在弗吉尼亚大学，人人都没完没了地讲杰斐逊的事，包括请正在当农民的杰斐逊的后代来表演当年杰斐逊做过的事情。当年我曾经问过这位杰斐逊的后代：你为什么不搞政治？回答是：我对政治不感兴趣，只想当农民。我当时可是张着嘴，半天没合上。
寻找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然后生活出意境来，是摆在每一个人面前的课题。只有找到自己的路的人，才可能活得有意境。和找自己的路相辅相成的，是学到融会贯通。与此相反的，无论是为挣钱而挣钱，还是躺在父辈的银行账号上为花钱而花钱，都会将人生引到悲惨的道路上去。美国很多的富人都愿意把钱捐给慈善事业，而让他们的孩子自己出去奋斗。相对来讲，中国的富人却常常抱着下一代不愁没钱花的思想，不抓教育，一味地惯孩子，结果亲手把自己的宝贝孩子变成废物。
说来说去，一个美好人生的基础是自学，自我开发，然后将所学的知识用于社会，这样才能体现出自己的价值，然后才会有自信，才能活出意境来。“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其实是纯粹描述性的，因为只要孩子尝到自学的甜头，他们是不会停止的；反之他们也不会“活到老，学到老”。引导孩子自学的最好方法，就是家长身先士卒，身体力行，从开发自己的人生入手，然后再和孩子一起花一些时间，让孩子了解我们，这样孩子就会看到自学的乐趣和力量，进而心甘情愿地模仿。
换句话说，与其对孩子进行空洞的、他们无法理解的言教，不如家长们开始自学，然后让孩子来模仿。这样，一方面从思想上武装了自己，另一方面又教育了孩子，可称一举两得。
（待续）
Monday, December 27, 2010
Sunday, December 12, 2010
教育杂谈十三：鼓励孩子当律师、医生明智吗？
很多华人喜欢和别人吹嘘，说自己的孩子在念法学院或医学院。我在《教育杂谈五：当今学校的最大问题》里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我们一帮律师和Arcadia华人协会一起搞活动，华协的一位女士很自豪地向我们这帮律师说：“我女儿现在哈佛上法学院二年级。”两个律师立刻同时说：“I am so sorry to hear that.”这位女士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很多华人家长有这个倾向。他们看到很多律师、医生有钱，而且看到很多律师、医生有社会地位，所以他们就得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所有的律师、医生都有钱，有地位。他们进而推断：如果我的孩子去读法律、医生，他们有朝一日，也会变得像那些有钱、有地位的律师、名医那样。美国人的一般看法是：孩子对什么有兴趣，就应该去干什么。
家长的这两种对子女选择职业的不同看法，对子女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因为家长给了子女一个错误的印象：行业比兴趣重要。中国的机会相当不均等，找对了行业，的确有很多优势。而美国是一个已经发展了一、两百年的国家，机会相当均等。例如，在美国开公司，无论哪行哪业，两年的存活率是80%，五年的存活率是 50%。而且，赚钱的时机也不重要。从60年代，美国经济变化很大，但是被动投资回报基准，一直在9%上下。换句话说，竞争优势要靠兴趣，而不是靠行业或者时机投机。
律师这一行里面的苦，外面的人是看不出来的。有些人觉得自己很喜爱写作，就想干律师这一行。其实，写作对于律师来说，只是一个工具。虽然写作就是写作，其特性是一样的（例如，写作需要灵感，我经常因为没有灵感，要把一些法律文件放一放再写），但是写作毕竟是当律师很小的一部分。而且，我这里讲的是真正的写作，而不是国内训练的那种玩弄词藻的游戏。很多人觉得律师写的都是套话，其实真正写套话的是坏律师。好的律师，要有很强烈的正义感，他们在正义感情绪之下写出来的法律文件，读起来才有力量。很多不懂英语的人，分不出来好坏，觉得律师写的都是套话。
律师首先要处理好和自己客人的关系。律师的工作在这方面有点类似医生。来找律师的人，都是自己出了问题，不能解决，然后才找律师。一般来说，这些人在找律师的时候，心理压力都相当大。一天到晚和这些人一起，客人的心理压力，无形地就会传染到律师头上。因为律师要处理客人的问题，而且一个律师同时处理很多案子，所以一个好律师的心理压力承受能力，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见的。在美国，一个律师可以在一个熙熙攘攘的大厅里，认出站在另一头的另一个律师。有一次，我在北京首都机场等飞机，和一个白人闲聊，无非说说北京的环境污染，什么中餐好吃之类。没讲几句，他就问：你是搞专利的吧？我问：你怎么猜出来的？他说：我一见到你就知道你是律师。你一张嘴，显然你是学理工的，所以我就猜你是专利律师。
客户把钱给律师，是要律师代他对付什么别的人，无论是诉讼对方，还是专利商标局、SEC、移民局。对于一个好的律师来说，一定要把自己的客户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做。在一个对抗性的环境中，保持做一个很正直的人，一个心中有正义的人，不是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容易。
上面说的种种，其实还不是对律师最大的压力。律师最大的压力，是来自于和其他律师的竞争。美国的律师业从来就处于人浮于事、僧多粥少的状态。一般的20-80定律（即百分之二十的律师做百分之八十的生意，剩下百分之八十的律师分剩下的那百分之二十的律师不要做的生意），在律师这一行，很可能因为人满为患变成10-90定律。这种竞争，对于律师来说，有一种逼良为娼的效用。举个例子，有些人来问我移民案子，我明知道，如果我说可以办，他就会立刻交钱。但是，我心里知道，他的案子按照法律是不会被批准的。所以我就老实地和他说，你这个案子按照法律，是不会得到批准的。这些人当然就走了。有几次，他们到别的律师事务所和别的律师谈，别的律师和他们拍胸脯，说没问题，他们有把握把这个案子办成。有时，这些人没把握，又回来问我：为什么某某律师说他有把握？我自然是哑口无言。对于一个律师来说，生活的每时每刻都要选择做好人还是当骗子。如果做好人，说实话，已经到手的一笔钱，就流到另外一个律师的手里去。
今年夏天，我读了Melvin Urofsky写的《Louis D. Brandeis: A Life》这本书，其中就讲到当年Brandeis在波士顿自己出来开事务所，就立下一个规矩，那就是不论对什么人，他都尽他的能力讲真话。后来Brandeis的生意迅速提高，是因为有个大公司到波士顿打官司，问一个波士顿的大律师事务所，波士顿那个律师最好，那个所里的律师说Brandeis最好，因此Brandeis打开了局面，后来当上联邦最高法庭法官。对于律师来说，立这个规矩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特别是在生意缓慢，开不出工资，交不出房费的时刻。
简单地说，律师只有两个选择，那就是当老实人，还是当骗子。客人经常是搞不清楚律师是在说老实话，还是在骗人的。骗人这件事，就和当妓女一样，两腿一叉开容易，再想像正常人那样好好地挣一口饭吃就难了。换句话说，一个律师只要在任何一个时刻，意志一不坚定，嘴一松，一开始忽悠，那他就立刻成为另一条河里的水，另一条路上的人了。对于律师来说，时时刻刻都站在这个分水岭上。在他的钱不够花的时候，谈每一个客人，做每一个案子，都是对意志的考验。很多律师喜欢讲排场，在没有实力的情况下，买多大多大的房子，开什么什么牌字的车。这一点，在华人地区尤甚。很少有人能有足够的自信，不讲排场，正正当当地做人。我就认识一个律师，他做成了一个案子后，就借钱买了一辆大型号的奔驰车。我问他何必，他说反正会有新钱进来。结果新钱没进来，他却被逼得海归了。
律师说话不实，搞得华人社区里的事情，真真假假。有一次，我做一个知识产权案子，因为客人以到律师协会告我为要挟，要求降低律师费。我坚决恭请他另请高明。结果他找了一个号称也做知识产权侵权的律师。这个律师把案子接过去以后，居然不知道向联邦法庭递文件是在网上进行的（因为知识产权受联邦法管辖，所以纠纷大都由联邦法庭审理）。我听说了这事以后，也吃了一惊。他递的第一份文件，因为他在联邦法庭网站没有账号，竞是由另一个律师代他提交的。一个既不在联邦法庭办案子，又没有专利律师执照的人，可能做的，只有注册商标一件事。我上网一查，此君有史以来，只拿到过三个商标（倒是提过12个申请）。
有一次我在一个朋友那里吃饭（这个朋友在我当律师的路上，帮过我的大忙），讨论如何找客人。我就说：我就说老实话，是怎么样就怎么说。他立刻就长篇大论式地对我发表了一场演说，说不忽悠，我是会饿死的。我就说，我一不要买飞机，二不要买大炮，人生所需很少，没必要做那么多生意。更重要的，如果一个人需要骗才给我钱，那这个人可能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换句话说，就是我把工作做得再好，他也不会明白的。我何必要自寻烦恼？我对做生意，一直持有做不做无所谓的态度，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这位朋友显然不知道这种意境之可贵。“不求”和“做老实人”，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但是，他始终觉得我的书呆子气太重。
在洛杉矶的律师界，有很多律师，早就发现他们不是做律师的料，早就想转行了。但是，对律师来说，这行有点像如来佛的手心，无形地，把律师圈在里面，让你跳不出去。我认识的一个还算很成功的律师就和我说过，他想转行，就花几年时间，去读了一个MBA。但是拿到MBA以后，奔波了一番以后才发现，律师执照加上MBA，没有基层经验，公司并不愿意招他们去做中、高级经理。结果，他白费了几年的时光读了个百无一用的MBA学位。
当然，有坚强毅力的律师，干脆出去创业，也的确做出了轰轰烈烈的业绩。Jim Barrett当年放弃了律师工作，去做葡萄酒，走了不少弯路以后，他造出来的葡萄酒（1973 Chateau Montelena Chardonnay）于1976年在法国打败法国酒，一举摧毁只有法国人才能制造高质量的葡萄酒的神话。另外两个律师，Rick Rosenfield和Larry Flax，1985年凑了50万（绝大多数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和银行贷来的）开始运营California Pizza Kitchen。结果一炮打红，七年之后，Pepsi以1亿元购买了CPK三分之二的股份。今天CPK在九个国家有230多个分店。
孩子们的人生，要往哪条路上走，一定要让孩子自己决定。家长包办实属不智之举。看到有些（着重“有些”两个字）律师能赚到大钱，就鼓励孩子去学法律。哪知道，如果孩子对法律没有特殊而且强烈的兴趣，那他从法学院出来以后的路，是必定会万分艰险的。况且，孩子自己选择职业，即便错了，日后改变不迟。而且走弯路对孩子是一个很好的训练。我在清华学电子学，觉得太简单，就跑到美国来学物理。被美国的教授老爷欺负的七荤八素以后，跑出来搞电子学、软件、市场，然后自己主动跳出来搞dot com。如果没有这些经历，dot com出了问题之后，我可能不会有这种勇气，当机立断，去法学院注册，彻底改行，改当律师。
医生和律师大同小异。我当年在北京上的是北京医学院附属中学。北医附中里满是医生子弟。我前两年回国，见到了一个同学的爸爸。他就和我说，他的孩子，了解到了医生生活的本质，个个儿都不想干医生，就是这个女儿，跑到美国去当医生。他摇着头，对他这个女儿选择干医生，很觉得不解。
我的一个在洛杉矶的医生朋友，原来对他女儿上哈佛法学院很骄傲。但是女儿毕业了，居然找不到工作。这位朋友看到了医生这个行业的艰辛，就鼓励女儿去读法学院，但是没想到，宝贝女儿跳出了虎口，却又进了狼窝。
（待续）
很多华人家长有这个倾向。他们看到很多律师、医生有钱，而且看到很多律师、医生有社会地位，所以他们就得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所有的律师、医生都有钱，有地位。他们进而推断：如果我的孩子去读法律、医生，他们有朝一日，也会变得像那些有钱、有地位的律师、名医那样。美国人的一般看法是：孩子对什么有兴趣，就应该去干什么。
家长的这两种对子女选择职业的不同看法，对子女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因为家长给了子女一个错误的印象：行业比兴趣重要。中国的机会相当不均等，找对了行业，的确有很多优势。而美国是一个已经发展了一、两百年的国家，机会相当均等。例如，在美国开公司，无论哪行哪业，两年的存活率是80%，五年的存活率是 50%。而且，赚钱的时机也不重要。从60年代，美国经济变化很大，但是被动投资回报基准，一直在9%上下。换句话说，竞争优势要靠兴趣，而不是靠行业或者时机投机。
律师这一行里面的苦，外面的人是看不出来的。有些人觉得自己很喜爱写作，就想干律师这一行。其实，写作对于律师来说，只是一个工具。虽然写作就是写作，其特性是一样的（例如，写作需要灵感，我经常因为没有灵感，要把一些法律文件放一放再写），但是写作毕竟是当律师很小的一部分。而且，我这里讲的是真正的写作，而不是国内训练的那种玩弄词藻的游戏。很多人觉得律师写的都是套话，其实真正写套话的是坏律师。好的律师，要有很强烈的正义感，他们在正义感情绪之下写出来的法律文件，读起来才有力量。很多不懂英语的人，分不出来好坏，觉得律师写的都是套话。
律师首先要处理好和自己客人的关系。律师的工作在这方面有点类似医生。来找律师的人，都是自己出了问题，不能解决，然后才找律师。一般来说，这些人在找律师的时候，心理压力都相当大。一天到晚和这些人一起，客人的心理压力，无形地就会传染到律师头上。因为律师要处理客人的问题，而且一个律师同时处理很多案子，所以一个好律师的心理压力承受能力，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见的。在美国，一个律师可以在一个熙熙攘攘的大厅里，认出站在另一头的另一个律师。有一次，我在北京首都机场等飞机，和一个白人闲聊，无非说说北京的环境污染，什么中餐好吃之类。没讲几句，他就问：你是搞专利的吧？我问：你怎么猜出来的？他说：我一见到你就知道你是律师。你一张嘴，显然你是学理工的，所以我就猜你是专利律师。
客户把钱给律师，是要律师代他对付什么别的人，无论是诉讼对方，还是专利商标局、SEC、移民局。对于一个好的律师来说，一定要把自己的客户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做。在一个对抗性的环境中，保持做一个很正直的人，一个心中有正义的人，不是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容易。
上面说的种种，其实还不是对律师最大的压力。律师最大的压力，是来自于和其他律师的竞争。美国的律师业从来就处于人浮于事、僧多粥少的状态。一般的20-80定律（即百分之二十的律师做百分之八十的生意，剩下百分之八十的律师分剩下的那百分之二十的律师不要做的生意），在律师这一行，很可能因为人满为患变成10-90定律。这种竞争，对于律师来说，有一种逼良为娼的效用。举个例子，有些人来问我移民案子，我明知道，如果我说可以办，他就会立刻交钱。但是，我心里知道，他的案子按照法律是不会被批准的。所以我就老实地和他说，你这个案子按照法律，是不会得到批准的。这些人当然就走了。有几次，他们到别的律师事务所和别的律师谈，别的律师和他们拍胸脯，说没问题，他们有把握把这个案子办成。有时，这些人没把握，又回来问我：为什么某某律师说他有把握？我自然是哑口无言。对于一个律师来说，生活的每时每刻都要选择做好人还是当骗子。如果做好人，说实话，已经到手的一笔钱，就流到另外一个律师的手里去。
今年夏天，我读了Melvin Urofsky写的《Louis D. Brandeis: A Life》这本书，其中就讲到当年Brandeis在波士顿自己出来开事务所，就立下一个规矩，那就是不论对什么人，他都尽他的能力讲真话。后来Brandeis的生意迅速提高，是因为有个大公司到波士顿打官司，问一个波士顿的大律师事务所，波士顿那个律师最好，那个所里的律师说Brandeis最好，因此Brandeis打开了局面，后来当上联邦最高法庭法官。对于律师来说，立这个规矩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特别是在生意缓慢，开不出工资，交不出房费的时刻。
简单地说，律师只有两个选择，那就是当老实人，还是当骗子。客人经常是搞不清楚律师是在说老实话，还是在骗人的。骗人这件事，就和当妓女一样，两腿一叉开容易，再想像正常人那样好好地挣一口饭吃就难了。换句话说，一个律师只要在任何一个时刻，意志一不坚定，嘴一松，一开始忽悠，那他就立刻成为另一条河里的水，另一条路上的人了。对于律师来说，时时刻刻都站在这个分水岭上。在他的钱不够花的时候，谈每一个客人，做每一个案子，都是对意志的考验。很多律师喜欢讲排场，在没有实力的情况下，买多大多大的房子，开什么什么牌字的车。这一点，在华人地区尤甚。很少有人能有足够的自信，不讲排场，正正当当地做人。我就认识一个律师，他做成了一个案子后，就借钱买了一辆大型号的奔驰车。我问他何必，他说反正会有新钱进来。结果新钱没进来，他却被逼得海归了。
律师说话不实，搞得华人社区里的事情，真真假假。有一次，我做一个知识产权案子，因为客人以到律师协会告我为要挟，要求降低律师费。我坚决恭请他另请高明。结果他找了一个号称也做知识产权侵权的律师。这个律师把案子接过去以后，居然不知道向联邦法庭递文件是在网上进行的（因为知识产权受联邦法管辖，所以纠纷大都由联邦法庭审理）。我听说了这事以后，也吃了一惊。他递的第一份文件，因为他在联邦法庭网站没有账号，竞是由另一个律师代他提交的。一个既不在联邦法庭办案子，又没有专利律师执照的人，可能做的，只有注册商标一件事。我上网一查，此君有史以来，只拿到过三个商标（倒是提过12个申请）。
有一次我在一个朋友那里吃饭（这个朋友在我当律师的路上，帮过我的大忙），讨论如何找客人。我就说：我就说老实话，是怎么样就怎么说。他立刻就长篇大论式地对我发表了一场演说，说不忽悠，我是会饿死的。我就说，我一不要买飞机，二不要买大炮，人生所需很少，没必要做那么多生意。更重要的，如果一个人需要骗才给我钱，那这个人可能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换句话说，就是我把工作做得再好，他也不会明白的。我何必要自寻烦恼？我对做生意，一直持有做不做无所谓的态度，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这位朋友显然不知道这种意境之可贵。“不求”和“做老实人”，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但是，他始终觉得我的书呆子气太重。
在洛杉矶的律师界，有很多律师，早就发现他们不是做律师的料，早就想转行了。但是，对律师来说，这行有点像如来佛的手心，无形地，把律师圈在里面，让你跳不出去。我认识的一个还算很成功的律师就和我说过，他想转行，就花几年时间，去读了一个MBA。但是拿到MBA以后，奔波了一番以后才发现，律师执照加上MBA，没有基层经验，公司并不愿意招他们去做中、高级经理。结果，他白费了几年的时光读了个百无一用的MBA学位。
当然，有坚强毅力的律师，干脆出去创业，也的确做出了轰轰烈烈的业绩。Jim Barrett当年放弃了律师工作，去做葡萄酒，走了不少弯路以后，他造出来的葡萄酒（1973 Chateau Montelena Chardonnay）于1976年在法国打败法国酒，一举摧毁只有法国人才能制造高质量的葡萄酒的神话。另外两个律师，Rick Rosenfield和Larry Flax，1985年凑了50万（绝大多数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和银行贷来的）开始运营California Pizza Kitchen。结果一炮打红，七年之后，Pepsi以1亿元购买了CPK三分之二的股份。今天CPK在九个国家有230多个分店。
孩子们的人生，要往哪条路上走，一定要让孩子自己决定。家长包办实属不智之举。看到有些（着重“有些”两个字）律师能赚到大钱，就鼓励孩子去学法律。哪知道，如果孩子对法律没有特殊而且强烈的兴趣，那他从法学院出来以后的路，是必定会万分艰险的。况且，孩子自己选择职业，即便错了，日后改变不迟。而且走弯路对孩子是一个很好的训练。我在清华学电子学，觉得太简单，就跑到美国来学物理。被美国的教授老爷欺负的七荤八素以后，跑出来搞电子学、软件、市场，然后自己主动跳出来搞dot com。如果没有这些经历，dot com出了问题之后，我可能不会有这种勇气，当机立断，去法学院注册，彻底改行，改当律师。
医生和律师大同小异。我当年在北京上的是北京医学院附属中学。北医附中里满是医生子弟。我前两年回国，见到了一个同学的爸爸。他就和我说，他的孩子，了解到了医生生活的本质，个个儿都不想干医生，就是这个女儿，跑到美国去当医生。他摇着头，对他这个女儿选择干医生，很觉得不解。
我的一个在洛杉矶的医生朋友，原来对他女儿上哈佛法学院很骄傲。但是女儿毕业了，居然找不到工作。这位朋友看到了医生这个行业的艰辛，就鼓励女儿去读法学院，但是没想到，宝贝女儿跳出了虎口，却又进了狼窝。
（待续）
Sunday, December 5, 2010
教育杂谈十二：在美国的主人意识教育
像我们这帮来美国二十多年的人，早就已经把美国当成家了。不说别的，我们住在美国的绝对时间，已经超出中国。如果除去孩提时代，住在美国的有效时间，远远超过住在中国的时间。既然大人把美国当家，那么孩子的主人意识一般也不会成问题。可是，对于刚来美国的人来说，主人意识的确是一个普遍问题。这个问题的根源，一方面因为中国人在中国的时候，就缺乏主人意识。另一方面，来美国以后，不少人除了念书，就是在最底层打工（包括帮教授搞科研或者当助教）。无论是念书还是在底层打工，是不会培养出多少主人意识的。只有毕业、进入到社会以后，在公司打工的时期，大家的主人意识才会跟着在公司的主人意识成长。这第一需要时间，第二需要实干成果。从另一个角度讲，一个人要首先要通过实干，得到客户、公司同仁、公司管理层的认可，然后才可能获得自信。有了自信才会有所谓的平常心。用平常心来看公司、看社会，才会客观公正。只有用客观公正的眼光来看事务，才会有主人翁的感觉。所以，刚来美国的人往往很反美，不少人心中的那种盲目爱国主义恶性膨胀。只有在美国住了一段以后，才会了解美国，进而热爱美国。
就这一点，和不少留学生比，我可能有一点优越性。当年我来美国以后，在物理系找不到宣泄创造性的通道，就到学生报纸去搞摄影，后来改写专栏。一有政治事件（包括总统选举等），编辑就会来找我，说报纸需要政治文章。专栏与报道不同，报道要面面俱到，但专栏要有鲜明的立场。所以我就要研究一下那些参选的人，找个什么人我可以支持的，然后写篇文章来说我为什么支持他。我写了这些文章以后，总有不少读者来信（多半是支持对方的学生组织骂我的），报社就会发表这些读者来信。在美国，每一次选举都是一个讨论，报纸发表政治专栏，就相当于参与了这个讨论。不光是政治评论，我的很多专栏，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人（包括教授、学校中的团体）的批评，有些相当尖刻。在这个环境里，每周一篇，一来二去，我的确就有了一些主人感。因为我的文章立场比较鲜明，搞得校长都跟我很熟。有一次他开party。见到我，他就很自豪地说，我这里今天有三个大使。他问我认识不认识韩叙，我说认识；他就把我介绍给日本大使。那个日本大使到也有意思，他见到我后，就说：“啊，我们是老朋友了”（其实我们只是一面之交）。校长立刻就打诨：你这家伙交往面怎么会这么宽？然后我们三个人就笑了一场。在美国，专栏作家是有一定知名度的。当年刘冰雁夫妇来玩，我就出面请当地新闻界的名流和他吃饭，大家都觉得挺有意思。因为刘和我早年都练过八卦掌，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讨论了不少八卦掌的事情。可惜他后来得癌，过早地去世了。举另外一个例子，记得有一次，我见到一个法律系的访问学者，因为当时有一个女生和我们在一起，我想show off，就随手从街边上拿起一张报纸，开始和她大讲当时的一个新闻焦点问题。她立刻就说，你千万别相信那里面的东西。我问她为什么，她就开始跟我来那套美国媒体阴谋论，叫我不要相信报纸的胡说八道（这是八十年代中期的事）。我立刻翻开报纸，指着印得巨大的我的名字说：“可这篇是我写的。你说我胡说八道？”她当时的表情，很让我在那个女生面前洋洋得意。
无论怎样，在学校里发生的那些事情，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主人意识问题，因为真正的个人价值通过在学校为教授当牛做马是体现不出来的。我的主人意识，还是从学校里出来以后，在外面摸爬滚打了十几年，才真正建立起来了的。最后的一步，要算律师宣誓的那一刻。当时一个法官讲，你们以前见到社会上的不公，就抱怨。从今天开始，你们再没有抱怨的权力。如果你们感到了社会上的不公，而要采取行动。（美国律师约定，拿自己百分之二十的时间来做公益。一般来说，当穷人遇到过份的不公，总会有律师免费帮忙。我们当年在华盛顿游说国会，为留学生争取绿卡，就是华盛顿的一个律师事务所Arent, Fox免费为我们帮忙的。）听了这个法官的这番话，我才可以说，我从根本上觉得，我在美国是主人了。（显然，这个主人感，和自身在社会里的作用、能力、地位，多多少少是连在一起的。）
因为当家作主是一个心理反应，所以一定要有意识地去争取。如果一个人一直觉得他被歧视，而且把身边发生的事情（如公司提职、提薪没有轮到自己，好工作安排给了别人）都往歧视上归结。那么，这个人把一切问题归结为歧视，而不去解决真正的问题。这会使他闭上眼睛，不再发现、解决自身的问题，因此使他停步不前。这个问题，在很多人身上存在。
住在华人社区的人，一定要意识到中文媒体在这方面起的反效果，特别是大陆出资办的那些媒体。目前，洛杉矶最大的两家报纸是《世界日报》和《侨报》。《侨报》是大陆投资办的，在美国不为赚钱，也不怕亏钱。一开始，《侨报》要闯天下，就在美国编辑。那时连我父母来美国的时候，都很喜欢读《侨报》。有几年，我为《侨报周末》（《侨报》的周末版，免费赠阅）写专栏，合作一直很愉快。慢慢地，“移民咨询”版也给我写成“移民与法律”版了。
后来，《侨报》把编辑功能搬到北京去了。这一搬，我当时就说，我这个专栏恐怕是凶多吉少。北京在发了两次我的文章以后，就再也不发了。后来，经过《侨报》在美国的负责人亲自发火，终于和北京又联系上。北京的那个编辑是个典型海归，他们觉得留在美国的人，都像他们那样说话言不由衷。我们说在美国当家作主，都是打肿了脸充胖子。我一写有关在美国当家作主的文章，他就不登。后来我追问，这个海归想出来的一个方案：他要我只写讨论移民法的技术性文章（他叫法律文章），不要说开去。说句老实话，在美国，只有初到美国的人才用得到移民法，而且每人只需要用一回。移民法变来变去，极其缺乏稳定性。除了律师，别人想去搞懂，实在是意义不大。对于移民来说，最好的方式，是找一个移民律师代理，而将省下来的精力放到学习、工作中去。结果，写了好几篇都不能发表。我那百分之二十的时间哪里经得住这样花法。所以这件是不久就作罢了。
《侨报》的北京编辑都是海归。这些海归的一大特点，就是觉得美国这棵树上长的葡萄，一定都是酸的。所以，他们登的文章都是这个口气。为了证明这件事，我随便到路边捡了一份《侨报周末》（2010年9月26日 ––– 注：这个系列是九月份一口气写下来的）。B版（A版是大陆的内容）的首页是《在美30载，陈冲难掩寄存感》，下一页是讲“侨社内各侨团是旧金山中国城内酒家酒楼的主要客户”的文章。在美国经常在外面吃饭的人就知道，酒家酒楼的主要客户是当地的居民，侨社内各侨团，无论是大陆的还是台湾的，都很有限，只可能在某一天成为某一个酒家的主要客户。因为大陆的侨团总去很便宜的酒楼，如果好的饭店等着这帮人来，早就倒闭了。下面是两篇有关中国的文章。再下面的一篇（“移民咨询”版），讲的是移民局针对第九法庭的一个有关杰出人才移民的案子发出的备忘录，讲来讲去也没讲清楚，最后就说“备忘录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也不知道作者想让移民律师重视，还是让一般老百姓都放下手里的工作去重视这个案子。再下面是一篇《〈金童玉女〉写尽创伤失落 旅美作家李翔云：中国背景是脱不掉的印记》。下面是华工被贩卖到秘鲁的悲惨历史，再下面开始八卦了（《观肚脐，知健康》）。
在海外，只要华人找到立足之地，很少有人像海归们鼓噪的那样，“难掩寄存感”，或者日夜向往海归，或者抛弃高薪待遇海归。移民没那么多闲功夫，而且美国也不作兴动那些弯来绕去没用的脑筋。大家都集中精力创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来，然后就是过日子。像我们这些年纪稍大一些的人，工作之余，就想着见见朋友，交流交流思想。例如，我们从西班牙回来以后，就约了几个朋友，开两瓶好酒，吃一些从西班牙学来的Tapas和Paella，其乐无穷。
这些编辑写什么“中国背景是脱不掉的印记”这种标题，是一个完全不了解美国现状的说法。他们不知道，在美国，大家都是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的。大家都以自己的印记为荣，没人想“脱掉”这个“印记”。在美国，“印记”只怕少，不怕多。这些海归编辑，从来没有在暑假到这边的中文学校去看看华人孩子学中文的热情。美国这个地方，印记不光越深越好，而且越多越好，我们做家长的，除了日常的英文、数学等学习以外，拼命给孩子加上中国印记、欧洲印记、美洲印记。估计这些海归编辑的心理是：你们这些人在美国，肯定脱不掉中国印记，所以肯定不会变成地地道道的美国人，所以就一定会“难掩寄存感”。不信？请看看当年华工被贩卖到秘鲁的悲惨历史。绕了三个圈，这些海归想向我们海外的人证明：葡萄是酸的，我们这帮人都寄人篱下，不是主人。
有意思的是，国内头头脑脑一来美国，《侨报》的负责人就有模有样地向他们汇报。这次温家宝来美国。那个为我这个专栏发火的负责人就在9月22日率领了一大批走卒，向温总理汇报工作去了。他具体讲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查一下该人以往的言论，也不难猜。无非就是“我们办报最深的体会是，读者是上帝”，“除了关于住在国社会生活的信息，华侨华人最关心、最需要的就是有关住在国同中国的关系以及来自中国的最新报道。”这些话，真是说的冠冕堂皇，任何人听了，都会觉得在这个人身上一年花个几千万很值。不知道温家宝听了这些冠冕堂皇的说法之后，有没有去捡一份免费的《侨报周末》，以品其酸。
由此想来，温家宝的日子也真的不好过。一方面，他听到的是冠冕堂皇的话，另一方面下面人做的是莫名其妙的事，在他写的《再回兴义忆耀邦》一文中，就谈到这个问题。除了《侨报》之外，美国还有很多组织拿着北京的钱在这里做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例如，领事馆花了很多钱搞什么侨社侨团。有关这方面，我的《洛杉矶领事馆花大钱上演滑稽戏》一文，已经作过描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在这种大环境下，如果一个人生活在华人社区，就一定要有意识地，摆脱误导，以自己辛勤的劳动，换来主人翁的自信。只有这样，才能把这种主人翁的意识传达到下一代的脑子里去。要知道，如果下一代认为他们是“寄居”在美国（也就是说把所有负面的事情都归咎于歧视），那么他们就不能就事论事地认清自己的不足，提高自己，天天向上。他们将来的生活，也就会因此遇到很大的问题。要知道，美国很多的黑人世世代代就是在这种被害者心态之下生活的。当年黑人演员Bill Cosby出来批评黑人的这种心态，遭到黑人民运组织的围攻。（我来美国的时候，Cosby是美国知名度最高的人。当年北京中央电视台搞智力竞赛节目，问在美国谁最出名，参赛者答：Bill Cosby。赵老师说：错了，美国最著名的人是总统里根。结果《华尔街日报》专文调侃这事。）要知道，美国社会实际上没有这种歧视。我个人在公司里的闯荡的时候，也屡撞南墙。但是，次次失败，都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例如，我在富士胶卷要求去市场部，他们说没钱；我就贸然和东京的市场经理说：你出这个钱如何？日本人通知美国他们愿意出钱建立这样一个位置后，美国这边就没完没了地拖着（因为美国的市场副总裁都无权直接和日本人接触，他们怕我去了以后作太上皇），直到六个月后以我主动辞职，然后他们从另一个公司挖了一个市场经理过来了事。这种事情，如果我是一个白人，也是同样的结果。在最坏的情形下，如果家长跟着孩子屁股后面说美国社会如何歧视华人，无非就是为孩子找了一个万能的失败借口，并且鼓励孩子失败。这是万万要不得的。
（待续）
就这一点，和不少留学生比，我可能有一点优越性。当年我来美国以后，在物理系找不到宣泄创造性的通道，就到学生报纸去搞摄影，后来改写专栏。一有政治事件（包括总统选举等），编辑就会来找我，说报纸需要政治文章。专栏与报道不同，报道要面面俱到，但专栏要有鲜明的立场。所以我就要研究一下那些参选的人，找个什么人我可以支持的，然后写篇文章来说我为什么支持他。我写了这些文章以后，总有不少读者来信（多半是支持对方的学生组织骂我的），报社就会发表这些读者来信。在美国，每一次选举都是一个讨论，报纸发表政治专栏，就相当于参与了这个讨论。不光是政治评论，我的很多专栏，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人（包括教授、学校中的团体）的批评，有些相当尖刻。在这个环境里，每周一篇，一来二去，我的确就有了一些主人感。因为我的文章立场比较鲜明，搞得校长都跟我很熟。有一次他开party。见到我，他就很自豪地说，我这里今天有三个大使。他问我认识不认识韩叙，我说认识；他就把我介绍给日本大使。那个日本大使到也有意思，他见到我后，就说：“啊，我们是老朋友了”（其实我们只是一面之交）。校长立刻就打诨：你这家伙交往面怎么会这么宽？然后我们三个人就笑了一场。在美国，专栏作家是有一定知名度的。当年刘冰雁夫妇来玩，我就出面请当地新闻界的名流和他吃饭，大家都觉得挺有意思。因为刘和我早年都练过八卦掌，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讨论了不少八卦掌的事情。可惜他后来得癌，过早地去世了。举另外一个例子，记得有一次，我见到一个法律系的访问学者，因为当时有一个女生和我们在一起，我想show off，就随手从街边上拿起一张报纸，开始和她大讲当时的一个新闻焦点问题。她立刻就说，你千万别相信那里面的东西。我问她为什么，她就开始跟我来那套美国媒体阴谋论，叫我不要相信报纸的胡说八道（这是八十年代中期的事）。我立刻翻开报纸，指着印得巨大的我的名字说：“可这篇是我写的。你说我胡说八道？”她当时的表情，很让我在那个女生面前洋洋得意。
无论怎样，在学校里发生的那些事情，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主人意识问题，因为真正的个人价值通过在学校为教授当牛做马是体现不出来的。我的主人意识，还是从学校里出来以后，在外面摸爬滚打了十几年，才真正建立起来了的。最后的一步，要算律师宣誓的那一刻。当时一个法官讲，你们以前见到社会上的不公，就抱怨。从今天开始，你们再没有抱怨的权力。如果你们感到了社会上的不公，而要采取行动。（美国律师约定，拿自己百分之二十的时间来做公益。一般来说，当穷人遇到过份的不公，总会有律师免费帮忙。我们当年在华盛顿游说国会，为留学生争取绿卡，就是华盛顿的一个律师事务所Arent, Fox免费为我们帮忙的。）听了这个法官的这番话，我才可以说，我从根本上觉得，我在美国是主人了。（显然，这个主人感，和自身在社会里的作用、能力、地位，多多少少是连在一起的。）
因为当家作主是一个心理反应，所以一定要有意识地去争取。如果一个人一直觉得他被歧视，而且把身边发生的事情（如公司提职、提薪没有轮到自己，好工作安排给了别人）都往歧视上归结。那么，这个人把一切问题归结为歧视，而不去解决真正的问题。这会使他闭上眼睛，不再发现、解决自身的问题，因此使他停步不前。这个问题，在很多人身上存在。
住在华人社区的人，一定要意识到中文媒体在这方面起的反效果，特别是大陆出资办的那些媒体。目前，洛杉矶最大的两家报纸是《世界日报》和《侨报》。《侨报》是大陆投资办的，在美国不为赚钱，也不怕亏钱。一开始，《侨报》要闯天下，就在美国编辑。那时连我父母来美国的时候，都很喜欢读《侨报》。有几年，我为《侨报周末》（《侨报》的周末版，免费赠阅）写专栏，合作一直很愉快。慢慢地，“移民咨询”版也给我写成“移民与法律”版了。
后来，《侨报》把编辑功能搬到北京去了。这一搬，我当时就说，我这个专栏恐怕是凶多吉少。北京在发了两次我的文章以后，就再也不发了。后来，经过《侨报》在美国的负责人亲自发火，终于和北京又联系上。北京的那个编辑是个典型海归，他们觉得留在美国的人，都像他们那样说话言不由衷。我们说在美国当家作主，都是打肿了脸充胖子。我一写有关在美国当家作主的文章，他就不登。后来我追问，这个海归想出来的一个方案：他要我只写讨论移民法的技术性文章（他叫法律文章），不要说开去。说句老实话，在美国，只有初到美国的人才用得到移民法，而且每人只需要用一回。移民法变来变去，极其缺乏稳定性。除了律师，别人想去搞懂，实在是意义不大。对于移民来说，最好的方式，是找一个移民律师代理，而将省下来的精力放到学习、工作中去。结果，写了好几篇都不能发表。我那百分之二十的时间哪里经得住这样花法。所以这件是不久就作罢了。
《侨报》的北京编辑都是海归。这些海归的一大特点，就是觉得美国这棵树上长的葡萄，一定都是酸的。所以，他们登的文章都是这个口气。为了证明这件事，我随便到路边捡了一份《侨报周末》（2010年9月26日 ––– 注：这个系列是九月份一口气写下来的）。B版（A版是大陆的内容）的首页是《在美30载，陈冲难掩寄存感》，下一页是讲“侨社内各侨团是旧金山中国城内酒家酒楼的主要客户”的文章。在美国经常在外面吃饭的人就知道，酒家酒楼的主要客户是当地的居民，侨社内各侨团，无论是大陆的还是台湾的，都很有限，只可能在某一天成为某一个酒家的主要客户。因为大陆的侨团总去很便宜的酒楼，如果好的饭店等着这帮人来，早就倒闭了。下面是两篇有关中国的文章。再下面的一篇（“移民咨询”版），讲的是移民局针对第九法庭的一个有关杰出人才移民的案子发出的备忘录，讲来讲去也没讲清楚，最后就说“备忘录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也不知道作者想让移民律师重视，还是让一般老百姓都放下手里的工作去重视这个案子。再下面是一篇《〈金童玉女〉写尽创伤失落 旅美作家李翔云：中国背景是脱不掉的印记》。下面是华工被贩卖到秘鲁的悲惨历史，再下面开始八卦了（《观肚脐，知健康》）。
在海外，只要华人找到立足之地，很少有人像海归们鼓噪的那样，“难掩寄存感”，或者日夜向往海归，或者抛弃高薪待遇海归。移民没那么多闲功夫，而且美国也不作兴动那些弯来绕去没用的脑筋。大家都集中精力创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来，然后就是过日子。像我们这些年纪稍大一些的人，工作之余，就想着见见朋友，交流交流思想。例如，我们从西班牙回来以后，就约了几个朋友，开两瓶好酒，吃一些从西班牙学来的Tapas和Paella，其乐无穷。
这些编辑写什么“中国背景是脱不掉的印记”这种标题，是一个完全不了解美国现状的说法。他们不知道，在美国，大家都是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的。大家都以自己的印记为荣，没人想“脱掉”这个“印记”。在美国，“印记”只怕少，不怕多。这些海归编辑，从来没有在暑假到这边的中文学校去看看华人孩子学中文的热情。美国这个地方，印记不光越深越好，而且越多越好，我们做家长的，除了日常的英文、数学等学习以外，拼命给孩子加上中国印记、欧洲印记、美洲印记。估计这些海归编辑的心理是：你们这些人在美国，肯定脱不掉中国印记，所以肯定不会变成地地道道的美国人，所以就一定会“难掩寄存感”。不信？请看看当年华工被贩卖到秘鲁的悲惨历史。绕了三个圈，这些海归想向我们海外的人证明：葡萄是酸的，我们这帮人都寄人篱下，不是主人。
有意思的是，国内头头脑脑一来美国，《侨报》的负责人就有模有样地向他们汇报。这次温家宝来美国。那个为我这个专栏发火的负责人就在9月22日率领了一大批走卒，向温总理汇报工作去了。他具体讲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查一下该人以往的言论，也不难猜。无非就是“我们办报最深的体会是，读者是上帝”，“除了关于住在国社会生活的信息，华侨华人最关心、最需要的就是有关住在国同中国的关系以及来自中国的最新报道。”这些话，真是说的冠冕堂皇，任何人听了，都会觉得在这个人身上一年花个几千万很值。不知道温家宝听了这些冠冕堂皇的说法之后，有没有去捡一份免费的《侨报周末》，以品其酸。
由此想来，温家宝的日子也真的不好过。一方面，他听到的是冠冕堂皇的话，另一方面下面人做的是莫名其妙的事，在他写的《再回兴义忆耀邦》一文中，就谈到这个问题。除了《侨报》之外，美国还有很多组织拿着北京的钱在这里做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例如，领事馆花了很多钱搞什么侨社侨团。有关这方面，我的《洛杉矶领事馆花大钱上演滑稽戏》一文，已经作过描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在这种大环境下，如果一个人生活在华人社区，就一定要有意识地，摆脱误导，以自己辛勤的劳动，换来主人翁的自信。只有这样，才能把这种主人翁的意识传达到下一代的脑子里去。要知道，如果下一代认为他们是“寄居”在美国（也就是说把所有负面的事情都归咎于歧视），那么他们就不能就事论事地认清自己的不足，提高自己，天天向上。他们将来的生活，也就会因此遇到很大的问题。要知道，美国很多的黑人世世代代就是在这种被害者心态之下生活的。当年黑人演员Bill Cosby出来批评黑人的这种心态，遭到黑人民运组织的围攻。（我来美国的时候，Cosby是美国知名度最高的人。当年北京中央电视台搞智力竞赛节目，问在美国谁最出名，参赛者答：Bill Cosby。赵老师说：错了，美国最著名的人是总统里根。结果《华尔街日报》专文调侃这事。）要知道，美国社会实际上没有这种歧视。我个人在公司里的闯荡的时候，也屡撞南墙。但是，次次失败，都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例如，我在富士胶卷要求去市场部，他们说没钱；我就贸然和东京的市场经理说：你出这个钱如何？日本人通知美国他们愿意出钱建立这样一个位置后，美国这边就没完没了地拖着（因为美国的市场副总裁都无权直接和日本人接触，他们怕我去了以后作太上皇），直到六个月后以我主动辞职，然后他们从另一个公司挖了一个市场经理过来了事。这种事情，如果我是一个白人，也是同样的结果。在最坏的情形下，如果家长跟着孩子屁股后面说美国社会如何歧视华人，无非就是为孩子找了一个万能的失败借口，并且鼓励孩子失败。这是万万要不得的。
（待续）
Sunday, November 28, 2010
教育杂谈十一：政治思想教育
美国有一种说法：年轻人如果不是社会主义者，那么他就是个无情的人。年纪大了，如果还是社会主义者，那么他这一辈子就没学到什么东西。美国从来没有经历过马克思定义下的社会主义，但是在七零年代美国还是经历了一个新定义下的社会主义（即国家通过税收劫富济贫）过程。当时，大家过得都很压抑。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按照Friedrich von Hayek的话说，年轻人又开始通过看他三十年代写的书来寻求新的出路。最后，美国人把Ronald Reagan选入白宫，然后，美国开始renaissance（重新复生的意思，十五世纪的文艺复兴就是这个词，可惜中文翻译时把原意给丢掉了）。
最近奥巴马大举复辟，利用所有机会，以明天不过日子了的劲头，大举花费未来纳税人的税钱。害到小企业完全不能拿到贷款，同时面临高风险（例如通货膨胀难以预料，或者新税法让老百姓将盈利交给国家，自己负担亏损）。最近很多银行要求小企业用现金抵押贷款。对于小企业来说，这种要求近乎荒唐。如果我手里有现金，那我还为什么要费事向你贷款？银根紧张，导致很多小公司眼睁睁地坐失眼下的生意机会，进而导致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企业一失去开拓精神，必定开始“老一套”。“老一套”最不需要的就是不了解“老一套”年轻人，导致目前年轻人的失业率两倍于平均失业率。从这点上，奥巴马一举将美国变成了欧洲。难怪美国人那么快地觉醒，认识到奥巴马不是他们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但是年轻人的失业问题，包括中国留美学生毕业找工作的问题，却一时很难解决。
从挣钱角度讲，目前最好的工作是到政府里去当官僚，又有工作保障、又有各种福利（包括退休福利）、还不用起早贪黑地工作。除了联邦政府，美国各州也给政府职员，包括教师等等，很好的薪资和福利，搞得纳税人的钱越来越多地要交给教师。无形中，对于那些为这些政府官僚挣钱的私营企业来说，特别是的那些创造工作机会的私营小企业来说，生存空间就越来越少，雇到的人的质量也越来越差（聪明人都去政府当官僚了）。经济的确就会面临停滞不前。现在，和七十年代的所谓stagflation比，差的就是inflation（通货膨胀）。联邦储备银行大举购买国债，导致国债持有人大量出售国债（一般来说，多了一个大买家，会使被买的东西更值钱），很容易触发联邦储备银行自己预期的通货膨胀。那美国就充分回到七十年代末了。
上面这一套是政治说教。问题是：家长要不要向孩子介绍外部世界的现实。从最基本的层面讲，孩子脑子里的实际经验不多，所以生活在一个梦幻世界里。很多公司，例如迪斯尼，赚得就是这个梦幻世界的钱。我女儿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一去迪斯尼专卖店，就很清楚哪个是睡美人，哪个是灰姑娘，哪个是木兰，哪个是Pocahontas。而且他们最喜欢去的商店就是迪斯尼专卖店。问题是，家长什么时候和孩子说：圣诞老人不是乘鹿拉雪橇从北极来送礼物的，而是这些商店的季节性职工。他们存在的目的，不是把礼物送给孩子们，而是鼓动家长大买礼物，以增加他们雇主的利润。
当然，我完全不主张家长告诉他们的年幼的女儿睡美人、灰姑娘都是迪斯尼为其股东牟利搞出来的文化产品。有一年，我儿子刚上学，女儿还在上幼儿园，羡慕儿子天天背个书包。后来，有一个专营迪斯尼产品的学生家长送给我女儿一个画满这些“公主”的书包，这孩子居然天天背这个空书包上幼儿园。天天不忘背去、背回。过了些日子，这个书包在迪斯尼商店上架了。这个小丫头看到以后，就说大叫：“爸爸，我有这个。”然后就把那上面的“公主”又跟我唠叨一遍。当时她的那种自豪的表情，就像她有这些“公主”的手机号似的。在这种情况下，哪还有什么事实不事实？我早就认头被这些公司给绑架了。我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跟着这些公司鼓吹这些故事、人物。
但是，我一直认为，家长要在尽可能早地，尽可能地开始利用孩子身边发生的事情，来向孩子解释世界的真相。真相和故事的区别就是故事往往过渡地简化了世界上事务的复杂性。我们在《教育杂谈五：当今学校的最大问题》里提到的Michelle Rhee的事。对于我来说，说破大天去，评价一个学区总监，除了靠毕业率、考试成绩等指标衡量出来的学生状况之外，其它一切都是废话。但是在华盛顿特区，教师团体就能够蛊惑家长，让家长们不去想他们孩子受否受到了教育这类切身的实际问题，而去想那些没用的，转而把责任不在Rhee的问题转嫁到Rhee的身上，进而把问题情绪化，进而把Rhee妖魔化，进而把Rhee赶走了。这些家长也不想想，这样他们是不是把自己（或者是自己的孩子）给买了，还帮人数钱。
天下的政府作事情，都是一样的。他们都会用一套冠冕堂皇的说法，骗取老百姓的支持，然后做为自己谋福利的事情。教育孩子，家长面临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你想不想让孩子了解这个世界的本相？
目前世界潮流有两个，一个是依靠政府，另一个是依靠人民。政府介入老百姓生活过多，自然就会降低人民的自由。试想，在一个社会里，一个人挣的钱，完全归他自己所有。那么，这个人就会利用这个钱扩大生产，通过雇人去挣更多的钱。在另一个社会，一个人挣的钱，完全归政府所有，由政府来“救市”，或者说“刺激经济”。换句话说，政府把税钱（更准确地说是未来的税钱）拿去做无用功。奥巴马的刺激经济计划，使得很多城市，把本来好好的公路，挖得乱七八糟，施工期间造成交通问题不说，有些“美化市容”工程，在完工之后，大家发现竟然把路面变窄，造成了交通堵塞。不知道这是不是什么人用纳税人的钱创造下一期的扩充路面工程的必要性。
有意思的是，很多美国年轻的企业家当年不光把票投给奥巴马，而且还为奥巴马捐了大量的竞选经费。奥巴马一上台，就立刻开始妖魔化企业和企业家，让广大老百姓憎恨这些不给他们工作的企业家，支持政府“刺激经济”。看到目前的美国投资环境，有钱的人自然不敢轻举妄动，前些日子看到统计，美国人手里等待时机的闲钱，高达好几万亿。有钱没有地方去，导致着高档消费品市场红火。这自然又给奥巴马之流增添了一项妖魔化企业家的口实。
孩子在走向世界的时候，面临很多选择。如果我们负责地希望他们自己做出这些选择，就一定要告诉他们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从极端化的角度来说，孩子有两个选择。第一，他们可以为政府打工。第二，他们可以自己出来当企业家。为政府打工，所追求的，当然就是稳定工作，从二十几岁就开始混退休。如果自己出来当企业家，其中的艰辛，只有出来自己干过的人才知道。我的律师事务所受理商业类、知识产权类法律业务，所以我因此也结识了很多企业家。他们为了企业成功所吃的苦，说老实话，我都不好意思在这里写下来。遇上奥巴马这样的政府，他们还要充当人民公敌的角色。有的时候，和他们闲聊，真让人觉得天下实在没有公理。我所在的这个办公楼里面，除了东亚银行属于大企业外，其它都是小企业。在奥巴马上台之前，晚上10点，停车场里面停满了高级轿车。换句话说，员工都回家了，老板还在上班呢。奥巴马上台之后，很多公司都开始一周四天工作制，以避免裁员。停车场晚上也就请净了。
孩子长大以后，就要自己为自己选择职业。如果他们不知道世界上的这些冷酷现实，选择的时候就很可能犯错误。当年我为政府提供咨询，发现国防部雇了很多律师。到这些律师的办公室看看，你就会惊讶地发现，里面怎么那么多哈佛、耶鲁法学院的毕业证书。当时我问律师部的头儿这是怎么回事。我最好的描述就是她和我苦笑了一笑，什么都没有说。可见她心里的苦，只有自己知道，不愿和外人说。我不禁就想，二、三十年以前，这个从哈佛法学院刚刚出来的姐姐恐怕也是条汉子，今天竟被政府磨成这样了。
就我个人来讲，和很多企业家一样，自己有了自己的公司，然后公司的业务走上正轨以后，我还是觉得，无论奥巴马如何妖魔化企业家，我还是喜欢自己创业，或者在私营企业工作。至少，在私营企业里，一个人不用一天到晚去想那些没用的人事关系。在私营企业里，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即便在私营企业里打工，只要一个人可以把工作做好，只要一个人可以向老板证明他是个可用之材，其前途毋庸置疑。很多人觉得在一个私营企业里工作，他们不必担心公司的前途，做决定的时候不用从公司的长远着想，这就大错特错了。你不为老板着想，老板如何无从发现你是一个有用之材。在政府里混，人事关系、论资排辈一般比技能更重要。
对于打工族老说，的确有一个将自己的前途寄托在别人的决定之上这个问题。例如，当公司老板把公司的发展方向定错了以后，公司遇到财务困难，就很可能进行裁员。这个裁员的板斧，通常就会落在那些没有被老板看上的雇员的头上。但是，话说回来，即使自己开的公司，把方向搞错了，经常遇到的是灭顶之灾，不是裁员可以解决的。
一个孩子将来在美国社会里做事，和他的政治思想有很大关系。如果他想轰轰烈烈，那就要到小公司里去。如果他想专精人事关系，那就要去政府。作为家长，要把这些关系和他解释明白。至于是选择去政府，还是去小公司；至于孩子将来是想鼓吹社会主义、到政府里去当官僚，还是主张还政于民、发展经济，我觉得倒是应该让孩子自己选择。
最近奥巴马大举复辟，利用所有机会，以明天不过日子了的劲头，大举花费未来纳税人的税钱。害到小企业完全不能拿到贷款，同时面临高风险（例如通货膨胀难以预料，或者新税法让老百姓将盈利交给国家，自己负担亏损）。最近很多银行要求小企业用现金抵押贷款。对于小企业来说，这种要求近乎荒唐。如果我手里有现金，那我还为什么要费事向你贷款？银根紧张，导致很多小公司眼睁睁地坐失眼下的生意机会，进而导致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企业一失去开拓精神，必定开始“老一套”。“老一套”最不需要的就是不了解“老一套”年轻人，导致目前年轻人的失业率两倍于平均失业率。从这点上，奥巴马一举将美国变成了欧洲。难怪美国人那么快地觉醒，认识到奥巴马不是他们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但是年轻人的失业问题，包括中国留美学生毕业找工作的问题，却一时很难解决。
从挣钱角度讲，目前最好的工作是到政府里去当官僚，又有工作保障、又有各种福利（包括退休福利）、还不用起早贪黑地工作。除了联邦政府，美国各州也给政府职员，包括教师等等，很好的薪资和福利，搞得纳税人的钱越来越多地要交给教师。无形中，对于那些为这些政府官僚挣钱的私营企业来说，特别是的那些创造工作机会的私营小企业来说，生存空间就越来越少，雇到的人的质量也越来越差（聪明人都去政府当官僚了）。经济的确就会面临停滞不前。现在，和七十年代的所谓stagflation比，差的就是inflation（通货膨胀）。联邦储备银行大举购买国债，导致国债持有人大量出售国债（一般来说，多了一个大买家，会使被买的东西更值钱），很容易触发联邦储备银行自己预期的通货膨胀。那美国就充分回到七十年代末了。
上面这一套是政治说教。问题是：家长要不要向孩子介绍外部世界的现实。从最基本的层面讲，孩子脑子里的实际经验不多，所以生活在一个梦幻世界里。很多公司，例如迪斯尼，赚得就是这个梦幻世界的钱。我女儿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一去迪斯尼专卖店，就很清楚哪个是睡美人，哪个是灰姑娘，哪个是木兰，哪个是Pocahontas。而且他们最喜欢去的商店就是迪斯尼专卖店。问题是，家长什么时候和孩子说：圣诞老人不是乘鹿拉雪橇从北极来送礼物的，而是这些商店的季节性职工。他们存在的目的，不是把礼物送给孩子们，而是鼓动家长大买礼物，以增加他们雇主的利润。
当然，我完全不主张家长告诉他们的年幼的女儿睡美人、灰姑娘都是迪斯尼为其股东牟利搞出来的文化产品。有一年，我儿子刚上学，女儿还在上幼儿园，羡慕儿子天天背个书包。后来，有一个专营迪斯尼产品的学生家长送给我女儿一个画满这些“公主”的书包，这孩子居然天天背这个空书包上幼儿园。天天不忘背去、背回。过了些日子，这个书包在迪斯尼商店上架了。这个小丫头看到以后，就说大叫：“爸爸，我有这个。”然后就把那上面的“公主”又跟我唠叨一遍。当时她的那种自豪的表情，就像她有这些“公主”的手机号似的。在这种情况下，哪还有什么事实不事实？我早就认头被这些公司给绑架了。我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跟着这些公司鼓吹这些故事、人物。
但是，我一直认为，家长要在尽可能早地，尽可能地开始利用孩子身边发生的事情，来向孩子解释世界的真相。真相和故事的区别就是故事往往过渡地简化了世界上事务的复杂性。我们在《教育杂谈五：当今学校的最大问题》里提到的Michelle Rhee的事。对于我来说，说破大天去，评价一个学区总监，除了靠毕业率、考试成绩等指标衡量出来的学生状况之外，其它一切都是废话。但是在华盛顿特区，教师团体就能够蛊惑家长，让家长们不去想他们孩子受否受到了教育这类切身的实际问题，而去想那些没用的，转而把责任不在Rhee的问题转嫁到Rhee的身上，进而把问题情绪化，进而把Rhee妖魔化，进而把Rhee赶走了。这些家长也不想想，这样他们是不是把自己（或者是自己的孩子）给买了，还帮人数钱。
天下的政府作事情，都是一样的。他们都会用一套冠冕堂皇的说法，骗取老百姓的支持，然后做为自己谋福利的事情。教育孩子，家长面临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你想不想让孩子了解这个世界的本相？
目前世界潮流有两个，一个是依靠政府，另一个是依靠人民。政府介入老百姓生活过多，自然就会降低人民的自由。试想，在一个社会里，一个人挣的钱，完全归他自己所有。那么，这个人就会利用这个钱扩大生产，通过雇人去挣更多的钱。在另一个社会，一个人挣的钱，完全归政府所有，由政府来“救市”，或者说“刺激经济”。换句话说，政府把税钱（更准确地说是未来的税钱）拿去做无用功。奥巴马的刺激经济计划，使得很多城市，把本来好好的公路，挖得乱七八糟，施工期间造成交通问题不说，有些“美化市容”工程，在完工之后，大家发现竟然把路面变窄，造成了交通堵塞。不知道这是不是什么人用纳税人的钱创造下一期的扩充路面工程的必要性。
有意思的是，很多美国年轻的企业家当年不光把票投给奥巴马，而且还为奥巴马捐了大量的竞选经费。奥巴马一上台，就立刻开始妖魔化企业和企业家，让广大老百姓憎恨这些不给他们工作的企业家，支持政府“刺激经济”。看到目前的美国投资环境，有钱的人自然不敢轻举妄动，前些日子看到统计，美国人手里等待时机的闲钱，高达好几万亿。有钱没有地方去，导致着高档消费品市场红火。这自然又给奥巴马之流增添了一项妖魔化企业家的口实。
孩子在走向世界的时候，面临很多选择。如果我们负责地希望他们自己做出这些选择，就一定要告诉他们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从极端化的角度来说，孩子有两个选择。第一，他们可以为政府打工。第二，他们可以自己出来当企业家。为政府打工，所追求的，当然就是稳定工作，从二十几岁就开始混退休。如果自己出来当企业家，其中的艰辛，只有出来自己干过的人才知道。我的律师事务所受理商业类、知识产权类法律业务，所以我因此也结识了很多企业家。他们为了企业成功所吃的苦，说老实话，我都不好意思在这里写下来。遇上奥巴马这样的政府，他们还要充当人民公敌的角色。有的时候，和他们闲聊，真让人觉得天下实在没有公理。我所在的这个办公楼里面，除了东亚银行属于大企业外，其它都是小企业。在奥巴马上台之前，晚上10点，停车场里面停满了高级轿车。换句话说，员工都回家了，老板还在上班呢。奥巴马上台之后，很多公司都开始一周四天工作制，以避免裁员。停车场晚上也就请净了。
孩子长大以后，就要自己为自己选择职业。如果他们不知道世界上的这些冷酷现实，选择的时候就很可能犯错误。当年我为政府提供咨询，发现国防部雇了很多律师。到这些律师的办公室看看，你就会惊讶地发现，里面怎么那么多哈佛、耶鲁法学院的毕业证书。当时我问律师部的头儿这是怎么回事。我最好的描述就是她和我苦笑了一笑，什么都没有说。可见她心里的苦，只有自己知道，不愿和外人说。我不禁就想，二、三十年以前，这个从哈佛法学院刚刚出来的姐姐恐怕也是条汉子，今天竟被政府磨成这样了。
就我个人来讲，和很多企业家一样，自己有了自己的公司，然后公司的业务走上正轨以后，我还是觉得，无论奥巴马如何妖魔化企业家，我还是喜欢自己创业，或者在私营企业工作。至少，在私营企业里，一个人不用一天到晚去想那些没用的人事关系。在私营企业里，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即便在私营企业里打工，只要一个人可以把工作做好，只要一个人可以向老板证明他是个可用之材，其前途毋庸置疑。很多人觉得在一个私营企业里工作，他们不必担心公司的前途，做决定的时候不用从公司的长远着想，这就大错特错了。你不为老板着想，老板如何无从发现你是一个有用之材。在政府里混，人事关系、论资排辈一般比技能更重要。
对于打工族老说，的确有一个将自己的前途寄托在别人的决定之上这个问题。例如，当公司老板把公司的发展方向定错了以后，公司遇到财务困难，就很可能进行裁员。这个裁员的板斧，通常就会落在那些没有被老板看上的雇员的头上。但是，话说回来，即使自己开的公司，把方向搞错了，经常遇到的是灭顶之灾，不是裁员可以解决的。
一个孩子将来在美国社会里做事，和他的政治思想有很大关系。如果他想轰轰烈烈，那就要到小公司里去。如果他想专精人事关系，那就要去政府。作为家长，要把这些关系和他解释明白。至于是选择去政府，还是去小公司；至于孩子将来是想鼓吹社会主义、到政府里去当官僚，还是主张还政于民、发展经济，我觉得倒是应该让孩子自己选择。
Sunday, November 21, 2010
教育杂谈十：品德教育
当年在中国上学，老师一天到晚讲发展德智体（即德育第一，智育第二，体育第三）。当然，那时的所谓德育，就是让孩子们明白党中央当时的方针政策，并且一心一意地拥护那个政策（当然，这都是大众版本的政策。真的政策，也就是毛通过制衡“四人帮”和周、邓来控制局势，是绝对不能讲的）。我们这里要说的品德教育，自然不是那套指鹿为马的把戏。但是那句口号，至少是“品德教育第一”那部分，是正确的。在此之下，“智”和“体”应该不分高下，互相呼应。
中美两国之间品德教育方面的差距相当明显。这个题目太大，不可以在一篇文章铺开来讲。这里仅以两国的贫贱观的不同作个例子。在美国，有钱人时兴把钱捐给社会。这里的代表人物Bill Gates干脆从微软公司退休，专门从事慈善事业。他的好朋友Warren Buffett大力支持他的这一善举。他们的捐款，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帮助那些最贫穷的人。他们到了中国，很多人就以为他们身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相比之下，中国一连串地发现，巨富、巨星嘴上说捐钱，实际上没有捐。更有甚者，有些人居然出来募捐，然后侵吞捐款。干这些事情的人，在事情暴露以后，死不认账。过了一段时间，大家似乎也就忘了。这些名人继续做名人。
美国家长，虽然愿意为孩子花该花的钱，但是一般都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过奢侈的生活，因为他们知道，孩子一旦太过奢华，日后进入社会就会出现问题。而中国家长则不然，很多人放任孩子过不把钱当钱的日子，以为这样才是好家长。例如，在周末的时候，在Arcadia的购物中心，就会见到一批一批这样的纨绔子弟，他们居然可以开出一大片白色敞篷跑车来。其实，我对敞篷跑车倒是没有什么成见，只要家里有钱，孩子愿意买辆漂亮的车开开，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我觉得，家长出钱，让这些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们买跑车就像买衣服，换来换去，开出来装酷，太过份。家长不应该允许男孩子拿车像女孩子的衣服那样做表面文章。
当然我也不是说家长不应该让女孩子买衣服。家长花钱是一个尺度问题。我见过不少穿衣服不重样的女孩子，她们努力学习，积极上进，将来必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在这种情况下，家里让女孩儿去买一些好看衣服，没什么不可以，而且可以长长她们的审美意识。但是允许那些一不好好学习，二没有天天向上劲头的纨绔子弟，靠买车撑门面，和一大群同类招摇过市，并且向孩子灌输老子有钱，你一辈子不必为钱担忧这类想法，无疑等于害了孩子。很容易看出，这些男孩子身边的那些女孩子，同样是一群不求上进，拼命想傍富二代的loser。要知道，在美国，上进的女生都明白，钱本身和幸福没什么直接联系，在美国没有一技之长，就意味着未来缺乏各种自由。而且，美国和中国不一样，美国的中产阶级好几代都是中产阶级。绝大多数的所谓富人都是自己干出来的，不像中国的那些有钱人，是最近才暴富起来的。在美国，多数女孩都见过钱，知道钱不是一切，不会为了五斗米，就向有钱但是没出息的男孩折腰。这种情况，和中国女明星人人想嫁富二代，形成鲜明对照。
关于给孩子钱，林则徐写过一副对联：“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这里面的道理，再简单不过。家长一定要有意识地让孩子了解，孩子在父母家里过着的富裕生活，只是一个暂时状态，只反映父母的生活状况，完全不代表孩子们自己的生活状况。孩子们自己的幸福、自由还是要靠孩子们自己去奋斗，不能依赖在父母身上。如果孩子可以在大公司拿到好工作，那么开一个家长送的奔驰敞篷跑车去上班也没什么。当年ARCO还没有卖给BP的时候，我为ARCO提供咨询服务，有一个秘书就天天开着奔驰跑车去上班。有一次我看到有人和她开玩笑：“你把你的奔驰车钱挣出来了吗？”她好像也很习惯这种说法，所以顺着打趣：“那怎么可能？”虽然我没问，但我想这车是她老公的钱买的。我知道她在ARCO已经做了二十多年的秘书了。美国有不少有钱人，虽然家里有钱，完全可以呆在家里不工作，但是他们还是在外面工作。我曾经在美国一家生产医用CT，MRI机器的公司做项目，在那里呆了几个月。我发现，他们的仓库经理经常会用他的卡车拉着一条船来上班，等到吃午饭的时候，就不见人影了。我问一起做项目的人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就告诉我他家里极其有钱，但是他还是想出来做事，所以在那家公司干，已经做了很多年的仓库经理了。他们还笑着和我说，你还没有看到他的超豪华Bentley，停在CEO的奔驰边上，把CEO的车给比下去的场景。
家里有钱，不是什么坏事。但是，孩子认为家里的钱就可以确保他未来生活的幸福，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果家里听任孩子有这种想法，不及时纠正，那么家里的钱，就会成为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障碍（即“益增其过”）。这时，家里就要立刻停止资助孩子走下坡路。那时我初来美国，在弗吉尼亚大学读研究生，就知道弗吉尼亚大学有一个玩笑，说普林斯顿不要的有钱人家的孩子都让弗吉尼亚大学给搜罗来了。那里的学生的确相当有钱，超出我的预料。我刚到的时候，有个本科生和我说什么什么地方有赛马，问我想不想去。我说可以，就问他在什么地方。他立刻大笑，说：你问什么地方干嘛？到时我来接你。当时我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到了赛马那一天，那个学生就开他的敞蓬跑车接人去看赛马。到了那里一看，一望无际的草坪上，停的都是豪华轿车。但是这些学生，不管贫富，大家都是平等地在一起有说有笑。另一回，一帮在学生报社工作的本科生开mixer，我作为该报专栏作家也去了。这些学生都穿者有丝绸宽腰带的燕尾服，而我穿者一身从国内带去的蹩脚西装。有一个本科生见到我，就和我说：“You know, Pujie, I am so proud of you.”我就问他：“Why?”他回答说：“I don’t know how to tell you this. But I am so proud of you.”我想这是他对我这种出格的穷人还敢去这些地方的评论吧。我在弗吉尼亚大学的时候，经常和学生报社的本科生出去吃饭、喝酒，完事以后大家掏钱，算完钱后数钱的人经常就把剩下的一大把钱全塞给我。有一次我拿回来的钱，居然比我交出去的还多，我就说：“This is more than I paid.”数钱的那个学生就对我笑笑说：“Stop talking.”他们一方面知道我穷得叮当乱响，另一方面出去玩的时候，还是叫上我。除了交钱，他们并不歧视我。
这些二十多年前发生的事情，今天还记得这么清楚，就是因为当时我几乎不相信美国学生居然能如此不注重贫富，只要对脾气，什么人都可以做朋友；对比台湾和香港人，见到大陆人就有些鼻子朝上，实在让我觉得匪夷所思。当时在中国男女授受不亲，不像现在这么乱。在美国，男女见了都抱一抱。一开始这让我有些不习惯，然后潜移默化地，就觉得美国人的这种看似习惯的动作，让大家真的感到亲如一家。南方人有的时候喜欢穿起来，有一次，我和几个中国学生在回宿舍的路上见到几个学生盛装在外面走（那种南方贵妇的服饰一套可是要几千块的），其中一个女生见到我就跑过来和我拥抱一下。我问她这是干什么，她说什么都不干，就是好玩。我问她她搀着的那位是不是她的男朋友，她就大笑，说她现在没有男朋友。美国学生处处体现出的这种自信、开朗、直率，日后一定会体现在他们的工作之中。在弗吉尼亚，这帮本科生的所作所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华人孩子将来在这个社会上的真正竞争对手，是这批受过良好品德教育的美国人。这帮人的一个共性，就是从出生开始，活得就很正、很纯，不想那些没用的。不花时间想那些没用的，就意味着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来向那些有用的事情。当年我在美国公司里面做开发部主任，把我雇进去的就是这帮人，他们对我的肤色、背景都不太注意，唯一关注的就是我是不是能把事情做成。看一个人的道德教育，用中国人的所谓“贫贱不能移”来判断，我觉得是可以准确到八九不离十的。说到底，人的品性就是一种兢兢业业的实干精神。如果一个人以钱断人，其实干精神很难不打折扣。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从中国带来了很多虚的东西（自己自然不意识）。美国的那些本科生，以他们强有力的方式，迫使我认识到我脑子里的那些虚的东西。一旦认识，摆脱相对比较容易，有点像把别人吐到我们身上的痰给擦掉那样地下意识。在美国，有些中国人，不能摆脱那些虚的东西，不能实干，结果很多都被迫海归了。他们海归以后，对美国的看法，都是相当负面的。唐骏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他在微软（美国）有工作，不能好好地做事，然后就海归了。其实看看唐骏的照片，就不难发现，他的虚浮实际上是写在脸上的。
书归正传，我们作家长的，一定要有意识地把道德教育放在第一位，把孩子培养成兢兢业业实干的人，否则孩子会一辈子觉得和美国的根本精神格格不入。
（待续）
中美两国之间品德教育方面的差距相当明显。这个题目太大，不可以在一篇文章铺开来讲。这里仅以两国的贫贱观的不同作个例子。在美国，有钱人时兴把钱捐给社会。这里的代表人物Bill Gates干脆从微软公司退休，专门从事慈善事业。他的好朋友Warren Buffett大力支持他的这一善举。他们的捐款，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帮助那些最贫穷的人。他们到了中国，很多人就以为他们身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相比之下，中国一连串地发现，巨富、巨星嘴上说捐钱，实际上没有捐。更有甚者，有些人居然出来募捐，然后侵吞捐款。干这些事情的人，在事情暴露以后，死不认账。过了一段时间，大家似乎也就忘了。这些名人继续做名人。
美国家长，虽然愿意为孩子花该花的钱，但是一般都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过奢侈的生活，因为他们知道，孩子一旦太过奢华，日后进入社会就会出现问题。而中国家长则不然，很多人放任孩子过不把钱当钱的日子，以为这样才是好家长。例如，在周末的时候，在Arcadia的购物中心，就会见到一批一批这样的纨绔子弟，他们居然可以开出一大片白色敞篷跑车来。其实，我对敞篷跑车倒是没有什么成见，只要家里有钱，孩子愿意买辆漂亮的车开开，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我觉得，家长出钱，让这些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们买跑车就像买衣服，换来换去，开出来装酷，太过份。家长不应该允许男孩子拿车像女孩子的衣服那样做表面文章。
当然我也不是说家长不应该让女孩子买衣服。家长花钱是一个尺度问题。我见过不少穿衣服不重样的女孩子，她们努力学习，积极上进，将来必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在这种情况下，家里让女孩儿去买一些好看衣服，没什么不可以，而且可以长长她们的审美意识。但是允许那些一不好好学习，二没有天天向上劲头的纨绔子弟，靠买车撑门面，和一大群同类招摇过市，并且向孩子灌输老子有钱，你一辈子不必为钱担忧这类想法，无疑等于害了孩子。很容易看出，这些男孩子身边的那些女孩子，同样是一群不求上进，拼命想傍富二代的loser。要知道，在美国，上进的女生都明白，钱本身和幸福没什么直接联系，在美国没有一技之长，就意味着未来缺乏各种自由。而且，美国和中国不一样，美国的中产阶级好几代都是中产阶级。绝大多数的所谓富人都是自己干出来的，不像中国的那些有钱人，是最近才暴富起来的。在美国，多数女孩都见过钱，知道钱不是一切，不会为了五斗米，就向有钱但是没出息的男孩折腰。这种情况，和中国女明星人人想嫁富二代，形成鲜明对照。
关于给孩子钱，林则徐写过一副对联：“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这里面的道理，再简单不过。家长一定要有意识地让孩子了解，孩子在父母家里过着的富裕生活，只是一个暂时状态，只反映父母的生活状况，完全不代表孩子们自己的生活状况。孩子们自己的幸福、自由还是要靠孩子们自己去奋斗，不能依赖在父母身上。如果孩子可以在大公司拿到好工作，那么开一个家长送的奔驰敞篷跑车去上班也没什么。当年ARCO还没有卖给BP的时候，我为ARCO提供咨询服务，有一个秘书就天天开着奔驰跑车去上班。有一次我看到有人和她开玩笑：“你把你的奔驰车钱挣出来了吗？”她好像也很习惯这种说法，所以顺着打趣：“那怎么可能？”虽然我没问，但我想这车是她老公的钱买的。我知道她在ARCO已经做了二十多年的秘书了。美国有不少有钱人，虽然家里有钱，完全可以呆在家里不工作，但是他们还是在外面工作。我曾经在美国一家生产医用CT，MRI机器的公司做项目，在那里呆了几个月。我发现，他们的仓库经理经常会用他的卡车拉着一条船来上班，等到吃午饭的时候，就不见人影了。我问一起做项目的人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就告诉我他家里极其有钱，但是他还是想出来做事，所以在那家公司干，已经做了很多年的仓库经理了。他们还笑着和我说，你还没有看到他的超豪华Bentley，停在CEO的奔驰边上，把CEO的车给比下去的场景。
家里有钱，不是什么坏事。但是，孩子认为家里的钱就可以确保他未来生活的幸福，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果家里听任孩子有这种想法，不及时纠正，那么家里的钱，就会成为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障碍（即“益增其过”）。这时，家里就要立刻停止资助孩子走下坡路。那时我初来美国，在弗吉尼亚大学读研究生，就知道弗吉尼亚大学有一个玩笑，说普林斯顿不要的有钱人家的孩子都让弗吉尼亚大学给搜罗来了。那里的学生的确相当有钱，超出我的预料。我刚到的时候，有个本科生和我说什么什么地方有赛马，问我想不想去。我说可以，就问他在什么地方。他立刻大笑，说：你问什么地方干嘛？到时我来接你。当时我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到了赛马那一天，那个学生就开他的敞蓬跑车接人去看赛马。到了那里一看，一望无际的草坪上，停的都是豪华轿车。但是这些学生，不管贫富，大家都是平等地在一起有说有笑。另一回，一帮在学生报社工作的本科生开mixer，我作为该报专栏作家也去了。这些学生都穿者有丝绸宽腰带的燕尾服，而我穿者一身从国内带去的蹩脚西装。有一个本科生见到我，就和我说：“You know, Pujie, I am so proud of you.”我就问他：“Why?”他回答说：“I don’t know how to tell you this. But I am so proud of you.”我想这是他对我这种出格的穷人还敢去这些地方的评论吧。我在弗吉尼亚大学的时候，经常和学生报社的本科生出去吃饭、喝酒，完事以后大家掏钱，算完钱后数钱的人经常就把剩下的一大把钱全塞给我。有一次我拿回来的钱，居然比我交出去的还多，我就说：“This is more than I paid.”数钱的那个学生就对我笑笑说：“Stop talking.”他们一方面知道我穷得叮当乱响，另一方面出去玩的时候，还是叫上我。除了交钱，他们并不歧视我。
这些二十多年前发生的事情，今天还记得这么清楚，就是因为当时我几乎不相信美国学生居然能如此不注重贫富，只要对脾气，什么人都可以做朋友；对比台湾和香港人，见到大陆人就有些鼻子朝上，实在让我觉得匪夷所思。当时在中国男女授受不亲，不像现在这么乱。在美国，男女见了都抱一抱。一开始这让我有些不习惯，然后潜移默化地，就觉得美国人的这种看似习惯的动作，让大家真的感到亲如一家。南方人有的时候喜欢穿起来，有一次，我和几个中国学生在回宿舍的路上见到几个学生盛装在外面走（那种南方贵妇的服饰一套可是要几千块的），其中一个女生见到我就跑过来和我拥抱一下。我问她这是干什么，她说什么都不干，就是好玩。我问她她搀着的那位是不是她的男朋友，她就大笑，说她现在没有男朋友。美国学生处处体现出的这种自信、开朗、直率，日后一定会体现在他们的工作之中。在弗吉尼亚，这帮本科生的所作所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华人孩子将来在这个社会上的真正竞争对手，是这批受过良好品德教育的美国人。这帮人的一个共性，就是从出生开始，活得就很正、很纯，不想那些没用的。不花时间想那些没用的，就意味着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来向那些有用的事情。当年我在美国公司里面做开发部主任，把我雇进去的就是这帮人，他们对我的肤色、背景都不太注意，唯一关注的就是我是不是能把事情做成。看一个人的道德教育，用中国人的所谓“贫贱不能移”来判断，我觉得是可以准确到八九不离十的。说到底，人的品性就是一种兢兢业业的实干精神。如果一个人以钱断人，其实干精神很难不打折扣。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从中国带来了很多虚的东西（自己自然不意识）。美国的那些本科生，以他们强有力的方式，迫使我认识到我脑子里的那些虚的东西。一旦认识，摆脱相对比较容易，有点像把别人吐到我们身上的痰给擦掉那样地下意识。在美国，有些中国人，不能摆脱那些虚的东西，不能实干，结果很多都被迫海归了。他们海归以后，对美国的看法，都是相当负面的。唐骏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他在微软（美国）有工作，不能好好地做事，然后就海归了。其实看看唐骏的照片，就不难发现，他的虚浮实际上是写在脸上的。
书归正传，我们作家长的，一定要有意识地把道德教育放在第一位，把孩子培养成兢兢业业实干的人，否则孩子会一辈子觉得和美国的根本精神格格不入。
（待续）
Thursday, November 11, 2010
教育杂谈九：什么样的老师是好老师
像我们这种在社会上混了二十多年的人，对当年学校的老师，一般都会有一个比较公平的评价。在我这辈子里，最差的老师要算美国的博导。现在看来，美国的很多博导，都是心理变态的人。他们在一个被别人残酷剥削的环境中成长起来，有朝一日他们当了博导以后，就像阿Q那样，变本加厉地欺负他们的学生。无论他们多么不讲理，他们都觉得那是学生献身科学事业理所应当的付出。美国研究院的这种状况，使得美国学生不愿意考研，读研，投身于科研事业，造成了美国研究机构严重依赖外国研究生。国家拨下去的巨款，很多都无声无息地不见了。当奥巴马拨巨款研究如何治疗癌症时，国家健康研究院（NIH）的一个负责人就说因为缺乏目标，这些钱将无声无息地消失于数以千计的耗子洞里。相对来讲，当年（80年代以前）中国的老师，最坏的，无非也就是个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官僚，一不会对主动学习的学生主动出击，二不会像今天的老师那样，向学生要这要那。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还是彻头彻尾的毛头小子，糊里糊涂的，远远没有搞清楚中国、美国、社会是怎么一回事。今天，我已经在美国研究院以外的美国社会生活二十多年了。回过头来看美国大学，就很明显地看到，美国的研究生院和美国社会实际上是格格不入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优秀人才来美国研究生院，然后在科研界发展。快三十年了，十来万人，其中不乏才华横溢之士，竟然没有一个人在学术界大放光彩。这恐怕不是中国学生的问题，而是美国大学里的教授，通过盲目欺压、虐待，将这些学生的心理扭曲了，将他们的前途湮灭了。同时，很多中国学生来美国的时候，自身没有足够的承受欺压、虐待的定力，很快就被这些教授搞到心理有严重问题，完全达到临床的程度，然后还不知道去寻求治疗，结果搞倒不能自拔的地步。
美国的学术界，绝对不是很多人想象的那种象牙塔。对于我来说，我从学校出来很多年后，才摆脱了学校加在我心理上的阴影。当年在美国连着好几起学生杀教授（包括中国人杀白人教授，白人杀中国人教授），不是事出无因的。记得卢刚把他的教授给杀了以后，我们几个人在弗吉尼亚大学一起谈起这事，大家都觉得卢刚应该一走了事，不必拿他年轻的生命，换一个快死了的恶霸教授的命。有一个平常很文静的学生太太插进来说：“你们说什么呀。我听了这个消息，就觉得痛快。真他妈的痛快。”用个杰斐逊的说法，我的脑子自然不同意她，但是我的心是和她站在一起的。
我想任何一个人，在社会上混了二十来年以后，回头想想，在这辈子经历的人中，哪个可以称之为老师，哪个可以称之为好老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更有意思的，是想想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些人是好老师。对于我来说，最好的老师，有几个素质，一是平等对我，二是相信我，三是向我展示他们的工作精神。举个例子，我当时还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一次去美国一个国家研究所，那里的一个很有名的人，见到我，就和我说他要开一个核物理方面的课，然后和我描述了一番以后，就问我的意见。我也就提出了一些尖锐意见，结果和他讨论得热火朝天，从旁听到的中国人都问：他怎么会问你这些问题？这种平等待人的精神，本身就会给学生一种信心。虽然大学里的教授很多也没有任何生活乐趣，一天到晚泡在研究室里，他们的研究热情，和中世纪的苦行僧差不了多少。他们的执著，一点不是心理正常的人对一个事业的热爱。和这样的人一起混，从好的方面讲，对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从坏的方面讲，那就是自虐。我来美国以前，自然不知道这些。
当年我从弗吉尼亚大学出来，可以说是糊里糊涂地撞进了富士胶卷。自从在清华读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开始，我就向往一个研究物理的人生。当我要走出弗吉尼亚大学时，我对整个教育系统的反感强烈到连与我交往不深的人，都和我说：你不适于呆在学校。再加上那是1990年，就是我想回国，也不可能（当时我们不知道北京会如何对待我们这帮游说国会，组织华盛顿万人游行的人 —— 其实我在89十一华盛顿游行中的贡献，就是开着一个大卡车，按照手里的单子，到附近的中餐馆去拉吃的，送去林肯纪念堂。当时几乎所有的餐馆老板，装完车以后，都问还要不要；所有维持治安的警察，听说我是给学生送吃喝的，都特别帮忙，为我开路）。刚进富士的时候，我基本上是处在一个手足无措的状态。一进公司，公司总裁立刻找我谈话，有点半道歉式地说：虽然你现在的职位很低，但是立刻就会被提拔。我知道你在这里没有家，你有什么事，包括私事，都可以来找我。然后，他一直用他的方式，让全公司的人知道，我在他心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人。例如在公司开大会的时候，他当着全公司人的面，跑到我这里来，悄悄地问我几个没有任何意义的问题，然后我就尽量幽默地给他一个没有任何意义回答，这时我们两个就会心地笑一场。在一个大公司混过的人，都会知道这种姿态的作用（要知道我的老板跟总裁都是说不上话的）。我在富士，一开始，不知道犯了多少错误。但是，带着总裁的光环，大家对我都很照顾。五年之中，我为富士赚的钱，就是不以亿计，也有几千万。有一次，我到德克萨斯跑了一个星期，拿到了一单一年八百万的生意，回来和日本派来的CEO闲扯，我就和他瞎扯，说我在你这里干一辈子，你给我的钱这礼拜我已经给你全赚出来了。（这位CEO的成名作品，是他当年打败柯达胶卷，使富士胶卷得以独家赞助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
如果一个人在小时候，他的工作得到一个老师的肯定，这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这种肯定在无形之中，对一个人的成功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这种肯定，就是《教育杂谈三：什么是教育》里面的所谓反馈系统。举个例子，当年中学数学老师出了一道数学题，问了好几个人怎么做，他们都不会。老师然后就来问我，我说我也没看出来怎么做，他立刻就说：“嗯？怎么你也看不出来？”然后，他就回去把他的题又读了一遍，看看是不是他把题出错了。老师的这种动作，是很长学生自信心的。越是有能力的老师，就越敢于向学生展示自己，放开自己，让学生看到这些动作。（注意：这种反馈，有别于人为的动作，例如老师指定学生做班长等等。那些动作往往是有其它目的的。）
人格培养之外，教育还包括知识灌输。其实，只要学生能够有信心、喜爱学习，他们自己就会去学习，顶多需要老师教一些窍门，不必灌输的。单纯的获取知识，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读书进行。就我来讲，科学技术之外，最有教益的学习，莫过于学习美国社会。而学习美国社会的基础课，我靠的是Will Durant的那套《The Story of History》。当时我在富士，很多时间是在飞机上、机场里度过的。我当时自己给自己立的规矩是在飞机上不做具体工作，用来务虚，读非技术书。富士很多人都知道，不能指望我在飞机上干任何事情。利用这些时间，除了这套11册的书以外，我还读了不少诸如Edward Gibbon那样的名著。我就是在那段时间内，在基本阅读方面，赶上了一般美国人的。
Durant写的那套书，让很多美国人了解了世界。当年Durant在哥伦比亚教书，四十多岁的时候，第一次去欧洲，印象之深刻使他回来以后辞去了教授工作，专心撰写这套历史书。照Durant的说法，这套书是写给他的朋友看的，没有任何历史学学术价值（这话是针对那些谩骂H.G. Wells的那本历史通史的那些“历史学家”说的）。他这套书的主旨，就是向美国人，特别是年轻人，解释美国文化的背景。结果，很多人对每一册的出版都翘首以望，以致肯尼迪总统对他的贡献，在他92岁时，向他颁发了总统自由奖章。据说这套书已经全文翻译成中文发表在中国出版（好像二十多册）。因为我没有看到过，所以不知翻译水平如何。
西方学术界，和老百姓脱节，很大程度上因为一般教授，只了解很窄的一个范围。有一次我在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问一个埃及学者一个有关埃及的问题。他就直截了当地和我说：“真是不好意思。其实我实在是应该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的，但是今天的学者的了解范围，实在是太窄了。我真的不知道。”Durant这种人的价值，就在于他们可以以他们宽广的知识面，向老百姓解释一个他们渴望知道的事情。
其实我学习中华文化，也是在美国进行的。当年在中国，一没有时间，二兴趣在理工，不在文史。来了美国的时候，立刻学习美国历史没有这个精力。当时只有在累了以后，在大学图书馆里看中文书作为消遣。看了一通金庸以后，就开始看比较严肃的著作，包括柏杨在绿岛翻译的柏杨版《资治通鉴》（这套书也早已在大陆发表）。其中不少“柏杨曰”的评论，比司马迁写的内容更有读头。
其实在今天的中国，任何人都可以找到有关西方文化、历史方面的资料，有关中国的资料，除了现代史、社会学方面的资料以外，也可以找到。问题是一般老百姓需要为生计奔走，他们没有时间来调研一个与他们的职业完全没有关系的题目（例如一个生意人不可能调研中国近代史）。西方历史就更难了，因为对中国人来说，直接读Durant也是有一定困难的。时至今天，我还没有看到过一套中国历史书，可以像Durant那样，给老百姓们（也就是Durant说的他的朋友们）讲讲中华文化。这对于中国的芸芸众生来说，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
中国没有这种写给外行看的文史读物，原因恐怕还是信息管制。前些时候，忙得不可开交，周末没事就看袁腾飞给高考预备班讲的历史。显然。袁花了不少时间，将中西方的文化彻底读透了。在中国史方面，他受标准答案牵制，对有些时期的解释以偏概全（这方面的例子很多，除了路人皆知的那些以外，还包括诸如北洋军阀这些时期）。在世界史方面，因为袁本人外语能力差，不能读原文著作，所以只能依靠中文翻译和道听途说。为什么就说袁把中西方给读通了呢？因为他犯的事实错误，并不与西方文化的根本冲突。举几个例子，袁说在西方不信教就像牲口。先不说早就政教分离的美国。就是在天主教影响仍然很大的西班牙，现任总理Zapatero就是一个公开声称不信神的人。袁还说一信教就能融入美国主流社会，这也是荒唐的说法。很多中国人来到美国以后，立刻就参加教会活动。很多人参加了二十多年，我也没见到他们多么融入主流社会。袁说你到了教会就可以白吃白喝，那是刚开始人家吸引你入教的时候。去多了，人家就会发展你入会，交钱。袁说在欧洲旅游就是“白天看庙，晚上睡觉”，这种把欧洲文化局限在教堂和旅店的说法，对欧洲是极端不公平的。要知道教堂今天对欧洲人的影响力，已经远远不是当年盖教堂时的那种人人都穷，但是人人都捐的程度。与其说他这种说法是对欧洲的描述，还不如说这是对旅游团这种旅游方式的控诉（什么地方都去过，但是什么都没看着）。就是傻到底的美国人，到了欧洲，主要时间也花在博物馆和品尝欧洲美食上，并不太去那些教堂的。再有，袁说读书的目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就是中国人近乎无稽的冠冕堂皇。当今的中国，把心、命、圣人的绝学、万世的太平，和两百块钱放在一起，绝大多数的人恐怕会选择两百块钱。虽然袁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他时把中西方读通了的人。像他这样的人，写不出值得看的通俗读物，问题恐怕还是出版管制。
我的一生中，最好的老师，都是平等待人、平易近人，并且给人以自信力；他们不注重把什么特定的知识传授给我，而是把一个世界观展现在我面前。当年富士的一些经销商懒得不得了，以致损害富士声誉，我就找富士总裁说要整顿这些经销商。总裁说，这批人是在我一无所有的时候助了我一臂之力，无论他们怎么搞，我都不会整顿他们，因为我欠他们的人情。和这种老师在一起，学生就看到别人是在如何做人，这些东西是从商业书里学不到的。其次，好老师真正读通了他们的专科，从而可以把精华（一大堆看似散乱的细节中的内在联系）传给学生。听这种老师的课，和这种人对话，总有一种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觉。但是，我这辈子遇到的绝大多数的“老师”，自己都没有把他们所宣扬的内容搞懂、搞透，而单单照本宣科，然后布置作业，混口饭吃而已。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因为缺少市场竞争，学校里的老师大多是这类，如果家长的教育不能跟进，那就可能把孩子给耽误了。
（待续）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还是彻头彻尾的毛头小子，糊里糊涂的，远远没有搞清楚中国、美国、社会是怎么一回事。今天，我已经在美国研究院以外的美国社会生活二十多年了。回过头来看美国大学，就很明显地看到，美国的研究生院和美国社会实际上是格格不入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优秀人才来美国研究生院，然后在科研界发展。快三十年了，十来万人，其中不乏才华横溢之士，竟然没有一个人在学术界大放光彩。这恐怕不是中国学生的问题，而是美国大学里的教授，通过盲目欺压、虐待，将这些学生的心理扭曲了，将他们的前途湮灭了。同时，很多中国学生来美国的时候，自身没有足够的承受欺压、虐待的定力，很快就被这些教授搞到心理有严重问题，完全达到临床的程度，然后还不知道去寻求治疗，结果搞倒不能自拔的地步。
美国的学术界，绝对不是很多人想象的那种象牙塔。对于我来说，我从学校出来很多年后，才摆脱了学校加在我心理上的阴影。当年在美国连着好几起学生杀教授（包括中国人杀白人教授，白人杀中国人教授），不是事出无因的。记得卢刚把他的教授给杀了以后，我们几个人在弗吉尼亚大学一起谈起这事，大家都觉得卢刚应该一走了事，不必拿他年轻的生命，换一个快死了的恶霸教授的命。有一个平常很文静的学生太太插进来说：“你们说什么呀。我听了这个消息，就觉得痛快。真他妈的痛快。”用个杰斐逊的说法，我的脑子自然不同意她，但是我的心是和她站在一起的。
我想任何一个人，在社会上混了二十来年以后，回头想想，在这辈子经历的人中，哪个可以称之为老师，哪个可以称之为好老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更有意思的，是想想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些人是好老师。对于我来说，最好的老师，有几个素质，一是平等对我，二是相信我，三是向我展示他们的工作精神。举个例子，我当时还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一次去美国一个国家研究所，那里的一个很有名的人，见到我，就和我说他要开一个核物理方面的课，然后和我描述了一番以后，就问我的意见。我也就提出了一些尖锐意见，结果和他讨论得热火朝天，从旁听到的中国人都问：他怎么会问你这些问题？这种平等待人的精神，本身就会给学生一种信心。虽然大学里的教授很多也没有任何生活乐趣，一天到晚泡在研究室里，他们的研究热情，和中世纪的苦行僧差不了多少。他们的执著，一点不是心理正常的人对一个事业的热爱。和这样的人一起混，从好的方面讲，对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从坏的方面讲，那就是自虐。我来美国以前，自然不知道这些。
当年我从弗吉尼亚大学出来，可以说是糊里糊涂地撞进了富士胶卷。自从在清华读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开始，我就向往一个研究物理的人生。当我要走出弗吉尼亚大学时，我对整个教育系统的反感强烈到连与我交往不深的人，都和我说：你不适于呆在学校。再加上那是1990年，就是我想回国，也不可能（当时我们不知道北京会如何对待我们这帮游说国会，组织华盛顿万人游行的人 —— 其实我在89十一华盛顿游行中的贡献，就是开着一个大卡车，按照手里的单子，到附近的中餐馆去拉吃的，送去林肯纪念堂。当时几乎所有的餐馆老板，装完车以后，都问还要不要；所有维持治安的警察，听说我是给学生送吃喝的，都特别帮忙，为我开路）。刚进富士的时候，我基本上是处在一个手足无措的状态。一进公司，公司总裁立刻找我谈话，有点半道歉式地说：虽然你现在的职位很低，但是立刻就会被提拔。我知道你在这里没有家，你有什么事，包括私事，都可以来找我。然后，他一直用他的方式，让全公司的人知道，我在他心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人。例如在公司开大会的时候，他当着全公司人的面，跑到我这里来，悄悄地问我几个没有任何意义的问题，然后我就尽量幽默地给他一个没有任何意义回答，这时我们两个就会心地笑一场。在一个大公司混过的人，都会知道这种姿态的作用（要知道我的老板跟总裁都是说不上话的）。我在富士，一开始，不知道犯了多少错误。但是，带着总裁的光环，大家对我都很照顾。五年之中，我为富士赚的钱，就是不以亿计，也有几千万。有一次，我到德克萨斯跑了一个星期，拿到了一单一年八百万的生意，回来和日本派来的CEO闲扯，我就和他瞎扯，说我在你这里干一辈子，你给我的钱这礼拜我已经给你全赚出来了。（这位CEO的成名作品，是他当年打败柯达胶卷，使富士胶卷得以独家赞助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
如果一个人在小时候，他的工作得到一个老师的肯定，这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这种肯定在无形之中，对一个人的成功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这种肯定，就是《教育杂谈三：什么是教育》里面的所谓反馈系统。举个例子，当年中学数学老师出了一道数学题，问了好几个人怎么做，他们都不会。老师然后就来问我，我说我也没看出来怎么做，他立刻就说：“嗯？怎么你也看不出来？”然后，他就回去把他的题又读了一遍，看看是不是他把题出错了。老师的这种动作，是很长学生自信心的。越是有能力的老师，就越敢于向学生展示自己，放开自己，让学生看到这些动作。（注意：这种反馈，有别于人为的动作，例如老师指定学生做班长等等。那些动作往往是有其它目的的。）
人格培养之外，教育还包括知识灌输。其实，只要学生能够有信心、喜爱学习，他们自己就会去学习，顶多需要老师教一些窍门，不必灌输的。单纯的获取知识，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读书进行。就我来讲，科学技术之外，最有教益的学习，莫过于学习美国社会。而学习美国社会的基础课，我靠的是Will Durant的那套《The Story of History》。当时我在富士，很多时间是在飞机上、机场里度过的。我当时自己给自己立的规矩是在飞机上不做具体工作，用来务虚，读非技术书。富士很多人都知道，不能指望我在飞机上干任何事情。利用这些时间，除了这套11册的书以外，我还读了不少诸如Edward Gibbon那样的名著。我就是在那段时间内，在基本阅读方面，赶上了一般美国人的。
Durant写的那套书，让很多美国人了解了世界。当年Durant在哥伦比亚教书，四十多岁的时候，第一次去欧洲，印象之深刻使他回来以后辞去了教授工作，专心撰写这套历史书。照Durant的说法，这套书是写给他的朋友看的，没有任何历史学学术价值（这话是针对那些谩骂H.G. Wells的那本历史通史的那些“历史学家”说的）。他这套书的主旨，就是向美国人，特别是年轻人，解释美国文化的背景。结果，很多人对每一册的出版都翘首以望，以致肯尼迪总统对他的贡献，在他92岁时，向他颁发了总统自由奖章。据说这套书已经全文翻译成中文发表在中国出版（好像二十多册）。因为我没有看到过，所以不知翻译水平如何。
西方学术界，和老百姓脱节，很大程度上因为一般教授，只了解很窄的一个范围。有一次我在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问一个埃及学者一个有关埃及的问题。他就直截了当地和我说：“真是不好意思。其实我实在是应该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的，但是今天的学者的了解范围，实在是太窄了。我真的不知道。”Durant这种人的价值，就在于他们可以以他们宽广的知识面，向老百姓解释一个他们渴望知道的事情。
其实我学习中华文化，也是在美国进行的。当年在中国，一没有时间，二兴趣在理工，不在文史。来了美国的时候，立刻学习美国历史没有这个精力。当时只有在累了以后，在大学图书馆里看中文书作为消遣。看了一通金庸以后，就开始看比较严肃的著作，包括柏杨在绿岛翻译的柏杨版《资治通鉴》（这套书也早已在大陆发表）。其中不少“柏杨曰”的评论，比司马迁写的内容更有读头。
其实在今天的中国，任何人都可以找到有关西方文化、历史方面的资料，有关中国的资料，除了现代史、社会学方面的资料以外，也可以找到。问题是一般老百姓需要为生计奔走，他们没有时间来调研一个与他们的职业完全没有关系的题目（例如一个生意人不可能调研中国近代史）。西方历史就更难了，因为对中国人来说，直接读Durant也是有一定困难的。时至今天，我还没有看到过一套中国历史书，可以像Durant那样，给老百姓们（也就是Durant说的他的朋友们）讲讲中华文化。这对于中国的芸芸众生来说，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
中国没有这种写给外行看的文史读物，原因恐怕还是信息管制。前些时候，忙得不可开交，周末没事就看袁腾飞给高考预备班讲的历史。显然。袁花了不少时间，将中西方的文化彻底读透了。在中国史方面，他受标准答案牵制，对有些时期的解释以偏概全（这方面的例子很多，除了路人皆知的那些以外，还包括诸如北洋军阀这些时期）。在世界史方面，因为袁本人外语能力差，不能读原文著作，所以只能依靠中文翻译和道听途说。为什么就说袁把中西方给读通了呢？因为他犯的事实错误，并不与西方文化的根本冲突。举几个例子，袁说在西方不信教就像牲口。先不说早就政教分离的美国。就是在天主教影响仍然很大的西班牙，现任总理Zapatero就是一个公开声称不信神的人。袁还说一信教就能融入美国主流社会，这也是荒唐的说法。很多中国人来到美国以后，立刻就参加教会活动。很多人参加了二十多年，我也没见到他们多么融入主流社会。袁说你到了教会就可以白吃白喝，那是刚开始人家吸引你入教的时候。去多了，人家就会发展你入会，交钱。袁说在欧洲旅游就是“白天看庙，晚上睡觉”，这种把欧洲文化局限在教堂和旅店的说法，对欧洲是极端不公平的。要知道教堂今天对欧洲人的影响力，已经远远不是当年盖教堂时的那种人人都穷，但是人人都捐的程度。与其说他这种说法是对欧洲的描述，还不如说这是对旅游团这种旅游方式的控诉（什么地方都去过，但是什么都没看着）。就是傻到底的美国人，到了欧洲，主要时间也花在博物馆和品尝欧洲美食上，并不太去那些教堂的。再有，袁说读书的目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就是中国人近乎无稽的冠冕堂皇。当今的中国，把心、命、圣人的绝学、万世的太平，和两百块钱放在一起，绝大多数的人恐怕会选择两百块钱。虽然袁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他时把中西方读通了的人。像他这样的人，写不出值得看的通俗读物，问题恐怕还是出版管制。
我的一生中，最好的老师，都是平等待人、平易近人，并且给人以自信力；他们不注重把什么特定的知识传授给我，而是把一个世界观展现在我面前。当年富士的一些经销商懒得不得了，以致损害富士声誉，我就找富士总裁说要整顿这些经销商。总裁说，这批人是在我一无所有的时候助了我一臂之力，无论他们怎么搞，我都不会整顿他们，因为我欠他们的人情。和这种老师在一起，学生就看到别人是在如何做人，这些东西是从商业书里学不到的。其次，好老师真正读通了他们的专科，从而可以把精华（一大堆看似散乱的细节中的内在联系）传给学生。听这种老师的课，和这种人对话，总有一种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觉。但是，我这辈子遇到的绝大多数的“老师”，自己都没有把他们所宣扬的内容搞懂、搞透，而单单照本宣科，然后布置作业，混口饭吃而已。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因为缺少市场竞争，学校里的老师大多是这类，如果家长的教育不能跟进，那就可能把孩子给耽误了。
（待续）
Saturday, November 6, 2010
教育杂谈八：随时发现、解决孩子的坏毛病
孩子在美国可能学坏的途径很多，帮派、怀孕、毒品、电子游戏，就是几个例子。对于快乐的孩子来说，帮派一般太黑暗，他们一般不会介入。同样，和家长关系好的女孩子，一般也不会糊涂到中学没毕业就怀孕的程度。
毒品就不那么简单了。美国政府对于毒品的措施，一直是措施越严厉，街面上的毒品纯度越高，价格越低。这里面的道理，再简单不过，政府打杀掉的，都是业余的或者是半业余的那帮人，真正职业的、有效率的毒品贩子是不会被打倒的。即便政府打倒一个职业的毒品贩子，立刻就又会出来一个替补的。所以，政府打杀的结果就是把这些职业毒品贩子的竞争对手全给消灭了。没有了竞争对手，街面上的毒品自然就会纯度升高，价格降低。
当然，家长不必知道太多的毒品社会经济学，但是要知道孩子在学校里搞到毒品，比搞到香烟容易的多这个不辩的事实。所以，无论孩子在学校多么“成功”，成绩再好，参加社团再多，受到老师表扬再多，家长都一定要随时注意孩子的细节，看看他们是不是在用毒。一旦发现，就要立刻着手解决问题。至于具体如何发现孩子使用毒品，属于医学领域，不是我的专长。但是网上这类文章很多，有兴趣的家长，可以查阅。我这里就讲一点，现在孩子用的毒品，可能不是传统的大麻和海洛因，而是从fabric protectors，到glues、adhesives、hair sprays，这类对不防范的家长来说是匪夷所思的东西。
我这里说一个最简单的，那就是电子游戏。除了电子游戏外，现在很多孩子，同时使用很多种通讯工具，从手机，到短信，到instant messaging，到email。有的孩子玩游戏，搞到游戏昼夜进行，大半夜有的孩子就会电话吵醒，因为朋友需要有人“救他们出狱”。在这样嘈杂环境下的孩子，根本不可能自己静下心来想什么事情，而他们自己，却会觉得他们完全可以正常思维。有的大学调查显示，今天生活在电子产品中的孩子，连一些最简单的问题都搞不懂。
其实，这个问题早在九十年代初，就已经存在了。当时我还在富士胶卷搞软件。在那一行里，我算是小有名气的。当我们的销售代表想卖富士器材给医院的时候，医院去问GE，能不能买这个富士产品，GE的标准答案是：富士有一个叫朴捷的，只要他说能，就没问题。这件事情，全公司人人都知道，不少人认为我是搞软件的“guru”。有一次，我去看富士在乔治亚州Savannah的一个客户，当天事情没办完。晚上的时候，我就和负责那片的销售代表逛街。她说她要给她八岁的儿子买一个电子游戏，问我买哪种。我就和她说，我从来不玩任何形式的电子游戏，对电子游戏机一窍不通。如果我有时间，绝对不玩电脑。她吃惊得不得了。然后她就说，就买最贵的那个就是了。我问她为什么不买最便宜的。她就和我讲她儿子在朋友中没有游戏机的压力。当时的电子游戏又贵，又不好。我就劝她：管它压力不压力，你就是不给他买，他又能如何？她就说：你没小孩，不知道这种从小朋友那里来的压力，谁也顶不住。结果她就闭着眼睛卖了最贵的一种。我当时只觉得玩游戏机没意思，浪费时间，这个销售代表买最贵的一个游戏机，就是为了她儿子的虚荣。
当时我还不充分了解电子游戏机的害处。后来，在dot com进入尾声的时候，电子游戏变成了新的金矿，我认识的不少很多好的程序员都在dot com的尾声改去搞游戏。那时我才真正开始了解电子游戏。这些游戏都一样，其策略就是要让人在某个时候必须做什么，否则你就会输掉。有些游戏还会通过让人忙得不可开交，停止思考，通过条件反射式的动作，产生对大脑的强刺激，从而产生快感，进而让人欲罢不能，玩物丧志。像国际象棋那样动脑子的，时间限制不高的游戏，在抓住孩子注意力这方面，效果就会差一点。
这些坏毛病，只要家长注意，都是可以发现的，因为孩子一开始不会，也没有经验在家长面前掩饰自己。孩子的掩饰本领，都是家长训练出来的。而且，在问题刚刚露头的时候，一般都很容易解决。问题是家长长期不注意这类问题，不了解孩子的状况，结果等到孩子深深地卷入帮派，染上毒瘾，在各种电子游戏中玩物丧志，家长才出来解决问题，这就会有一定的难度。
一旦发现孩子有问题，那就需要立刻解决。这时候，如果想约束孩子，就一定要和孩子的意愿顶着干（也就是最原汁原味的“教育”）。这时家长想让孩子服从家长，依靠的不是家长力气大，或者家长凶，而要靠绝对的耐心。最重要的，要靠“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积攒下来的资本（即孩子对家长的信任）。自己主动学习的孩子，有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一般不会陷入太深，因为他只不过是玩玩。家长较容易把孩子引回到正常的状态上来。但是，如果孩子因为没有一个好的学习习惯而染上坏毛病，家长就需要同时做两件事（一、停止孩子的坏习惯，二、建立起一个新习惯）。所以说，对于教育一直不得法的家长来说，通常这个改毛病的任务相当艰巨。除了上面说的，还要加上家长对教育这件事常常一窍不通。如果已经到了这步田地，家长想要有所作为，首先就需要用自己的钻研精神，搞懂教育这件事。家长需要从头开始，学习孩子的教育学、心理学。
那些教育不当的孩子，早就有几套行之有效的对付家长的办法，而且运用娴熟、得心应手。他们最拿手的莫过于属于耍赖，哄骗两三手做法，可以轮番使用。举个例子，家长在和孩子说话的时候，孩子装糊涂，顾左右而言它，阳奉阴违，或者干脆正面和家长对着干。败下阵来的家长不明白，孩子的这个办法对家长的挑战是：我看你有多大耐心。教育不力的家长，通常会大发雷霆，把孩子打一顿，然后实际上也就算了。这样，孩子虽然被打一顿，但是并不必改变习惯。对于很多孩子来说，这还是值当的。每一次孩子胜利，都会进一步地在孩子的心中灭掉一些家长的尊严，长一些孩子的威风，给下次解决问题，带来更大的困难。放手不管的家长的特征，就是每一次发现问题，就把孩子骂一顿，或者打一顿（在美国打一顿闹不好会惹上官司），或者把孩子送到什么什么班，什么什么院。据说国内就有电子游戏戒毒班把孩子给打死的事。
真正的解决方法，就是和孩子比耐心，坚守阵地，不屈不挠，不气不恼，不骄不躁，不达目的，永不罢休。这种较量，对家长的要求是很高的。孩子一天到晚没什么别的事，一旦和家长骠上，这就会成为孩子的唯一正事，他会一天到晚想对策，一心一意的求胜利。而家长却还要挣钱、养家，好有很多别的烦恼。举个例子，如果孩子阳奉阴违和正面对抗两手轮换使用，很快地就会把这些家长套在里头。结果就是在孩子正面对抗的时候，把孩子打一顿。然后在孩子阳奉阴违的时候，顺台阶下驴，就不管了。孩子随即会将坏习惯从地上转入地下，尽量不让家长发现，因为一旦被家长发现，孩子又会被迫和家长如此这般周旋一回，挨几回骂，遭几回打，然后又回到原地。
在这类较量之中，一般来说，家长败多胜少。对于那些败下阵来的家长，孩子和家长的正常交流自然是谈不上了。交流越来越少，结果就是各扫自家的门前雪，井水不犯河水，等你上大学滚蛋了事。很多更加过分的华人家长，在孩子18岁以后，还不下决心让他们去独立。他们一方面知道孩子的问题，另一方面没完没了地给孩子钱，让孩子不必正视他们的问题，躺在老子的银行帐号上继续走下坡路。
孩子有坏毛病，这本身就是对家长以前的教育的一种否定，这时的家长一般不会从自己身上找问题，而会以什么“孩子现在正处于反叛期”之类的鬼话，借坡下驴，逃脱责任。这种做法，自然不会改善孩子的状况。其实，对于正常发展的孩子，到了十几岁，就开始自己用自己的判断力独立判断。家长应该站在边上，看着孩子自己做决定，自己摔跟头，以此进一步磨练孩子的独立思考、判断能力。孩子独立判断，就意味着孩子的判断可能和家长的判断不同，这是家长就需要能够接受孩子的判断。如果前期教育有问题，这时孩子的决定就会有大问题（如使用毒品，沉迷电子游戏机），家长这时和孩子正面对抗，那基本上是鸡蛋碰石头，赢的希望是很渺茫的。而且，这种孩子的家长，往往一方面心里了解自己的教育完全失败，另一方面死不承认，到处去说他们的孩子如何如何优秀。这样的家长通常不会了解他们那么爱孩子，孩子孩子染上坏毛病，怎么居然会成为他们的问题？有一次，我受人之托，向一个家长介绍如何对付她失去了控制的儿子。我一说她的教育方式有什么不对，她就一脸不以为然；一说说到她儿子的问题，她几乎就觉得我是在当面侮辱她。我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后，灰溜溜地回来了。
所以，观察、改正孩子的坏毛病，不如早早地注意孩子的教育问题，真正地做到在孩子上小学以前完成孩子的世界观、待人处世教育。如果前期教育适当，后来孩子即便出问题，问题也不会太大，而且解决起来也不会太困难。如果家长在孩子小的时候，把孩子真的委托给保姆，孩子在上小学的时候，就不会有一个好的基础。长大以后，陷在问题之中就很容易不能自拔。这时，家长就不可避免地要与孩子正面冲突，而在这冲突之中，孩子对付家长往往得心应手，而家长对孩子却除了一片好心之外，完全不得章法。很多家长辛辛苦苦来到美国，希望孩子有比自己更好的未来，结果却因为工作太忙，或者不愿意有意识地学习如何教育孩子，最后搞得教育严重失当。更有一些人，自以为只要有钱给孩子，孩子的未来就不成问题。在中国，这可能（例如会有一大堆女明星像苍蝇找臭肉一般地围着富二代乱转），但是在美国，世世代代有钱的人遍地都是，没有能力的孩子，在社会上是没有前途、地位、价值可言的。这是所有家长都一定要注意的一件事。
（待续）
毒品就不那么简单了。美国政府对于毒品的措施，一直是措施越严厉，街面上的毒品纯度越高，价格越低。这里面的道理，再简单不过，政府打杀掉的，都是业余的或者是半业余的那帮人，真正职业的、有效率的毒品贩子是不会被打倒的。即便政府打倒一个职业的毒品贩子，立刻就又会出来一个替补的。所以，政府打杀的结果就是把这些职业毒品贩子的竞争对手全给消灭了。没有了竞争对手，街面上的毒品自然就会纯度升高，价格降低。
当然，家长不必知道太多的毒品社会经济学，但是要知道孩子在学校里搞到毒品，比搞到香烟容易的多这个不辩的事实。所以，无论孩子在学校多么“成功”，成绩再好，参加社团再多，受到老师表扬再多，家长都一定要随时注意孩子的细节，看看他们是不是在用毒。一旦发现，就要立刻着手解决问题。至于具体如何发现孩子使用毒品，属于医学领域，不是我的专长。但是网上这类文章很多，有兴趣的家长，可以查阅。我这里就讲一点，现在孩子用的毒品，可能不是传统的大麻和海洛因，而是从fabric protectors，到glues、adhesives、hair sprays，这类对不防范的家长来说是匪夷所思的东西。
我这里说一个最简单的，那就是电子游戏。除了电子游戏外，现在很多孩子，同时使用很多种通讯工具，从手机，到短信，到instant messaging，到email。有的孩子玩游戏，搞到游戏昼夜进行，大半夜有的孩子就会电话吵醒，因为朋友需要有人“救他们出狱”。在这样嘈杂环境下的孩子，根本不可能自己静下心来想什么事情，而他们自己，却会觉得他们完全可以正常思维。有的大学调查显示，今天生活在电子产品中的孩子，连一些最简单的问题都搞不懂。
其实，这个问题早在九十年代初，就已经存在了。当时我还在富士胶卷搞软件。在那一行里，我算是小有名气的。当我们的销售代表想卖富士器材给医院的时候，医院去问GE，能不能买这个富士产品，GE的标准答案是：富士有一个叫朴捷的，只要他说能，就没问题。这件事情，全公司人人都知道，不少人认为我是搞软件的“guru”。有一次，我去看富士在乔治亚州Savannah的一个客户，当天事情没办完。晚上的时候，我就和负责那片的销售代表逛街。她说她要给她八岁的儿子买一个电子游戏，问我买哪种。我就和她说，我从来不玩任何形式的电子游戏，对电子游戏机一窍不通。如果我有时间，绝对不玩电脑。她吃惊得不得了。然后她就说，就买最贵的那个就是了。我问她为什么不买最便宜的。她就和我讲她儿子在朋友中没有游戏机的压力。当时的电子游戏又贵，又不好。我就劝她：管它压力不压力，你就是不给他买，他又能如何？她就说：你没小孩，不知道这种从小朋友那里来的压力，谁也顶不住。结果她就闭着眼睛卖了最贵的一种。我当时只觉得玩游戏机没意思，浪费时间，这个销售代表买最贵的一个游戏机，就是为了她儿子的虚荣。
当时我还不充分了解电子游戏机的害处。后来，在dot com进入尾声的时候，电子游戏变成了新的金矿，我认识的不少很多好的程序员都在dot com的尾声改去搞游戏。那时我才真正开始了解电子游戏。这些游戏都一样，其策略就是要让人在某个时候必须做什么，否则你就会输掉。有些游戏还会通过让人忙得不可开交，停止思考，通过条件反射式的动作，产生对大脑的强刺激，从而产生快感，进而让人欲罢不能，玩物丧志。像国际象棋那样动脑子的，时间限制不高的游戏，在抓住孩子注意力这方面，效果就会差一点。
这些坏毛病，只要家长注意，都是可以发现的，因为孩子一开始不会，也没有经验在家长面前掩饰自己。孩子的掩饰本领，都是家长训练出来的。而且，在问题刚刚露头的时候，一般都很容易解决。问题是家长长期不注意这类问题，不了解孩子的状况，结果等到孩子深深地卷入帮派，染上毒瘾，在各种电子游戏中玩物丧志，家长才出来解决问题，这就会有一定的难度。
一旦发现孩子有问题，那就需要立刻解决。这时候，如果想约束孩子，就一定要和孩子的意愿顶着干（也就是最原汁原味的“教育”）。这时家长想让孩子服从家长，依靠的不是家长力气大，或者家长凶，而要靠绝对的耐心。最重要的，要靠“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积攒下来的资本（即孩子对家长的信任）。自己主动学习的孩子，有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一般不会陷入太深，因为他只不过是玩玩。家长较容易把孩子引回到正常的状态上来。但是，如果孩子因为没有一个好的学习习惯而染上坏毛病，家长就需要同时做两件事（一、停止孩子的坏习惯，二、建立起一个新习惯）。所以说，对于教育一直不得法的家长来说，通常这个改毛病的任务相当艰巨。除了上面说的，还要加上家长对教育这件事常常一窍不通。如果已经到了这步田地，家长想要有所作为，首先就需要用自己的钻研精神，搞懂教育这件事。家长需要从头开始，学习孩子的教育学、心理学。
那些教育不当的孩子，早就有几套行之有效的对付家长的办法，而且运用娴熟、得心应手。他们最拿手的莫过于属于耍赖，哄骗两三手做法，可以轮番使用。举个例子，家长在和孩子说话的时候，孩子装糊涂，顾左右而言它，阳奉阴违，或者干脆正面和家长对着干。败下阵来的家长不明白，孩子的这个办法对家长的挑战是：我看你有多大耐心。教育不力的家长，通常会大发雷霆，把孩子打一顿，然后实际上也就算了。这样，孩子虽然被打一顿，但是并不必改变习惯。对于很多孩子来说，这还是值当的。每一次孩子胜利，都会进一步地在孩子的心中灭掉一些家长的尊严，长一些孩子的威风，给下次解决问题，带来更大的困难。放手不管的家长的特征，就是每一次发现问题，就把孩子骂一顿，或者打一顿（在美国打一顿闹不好会惹上官司），或者把孩子送到什么什么班，什么什么院。据说国内就有电子游戏戒毒班把孩子给打死的事。
真正的解决方法，就是和孩子比耐心，坚守阵地，不屈不挠，不气不恼，不骄不躁，不达目的，永不罢休。这种较量，对家长的要求是很高的。孩子一天到晚没什么别的事，一旦和家长骠上，这就会成为孩子的唯一正事，他会一天到晚想对策，一心一意的求胜利。而家长却还要挣钱、养家，好有很多别的烦恼。举个例子，如果孩子阳奉阴违和正面对抗两手轮换使用，很快地就会把这些家长套在里头。结果就是在孩子正面对抗的时候，把孩子打一顿。然后在孩子阳奉阴违的时候，顺台阶下驴，就不管了。孩子随即会将坏习惯从地上转入地下，尽量不让家长发现，因为一旦被家长发现，孩子又会被迫和家长如此这般周旋一回，挨几回骂，遭几回打，然后又回到原地。
在这类较量之中，一般来说，家长败多胜少。对于那些败下阵来的家长，孩子和家长的正常交流自然是谈不上了。交流越来越少，结果就是各扫自家的门前雪，井水不犯河水，等你上大学滚蛋了事。很多更加过分的华人家长，在孩子18岁以后，还不下决心让他们去独立。他们一方面知道孩子的问题，另一方面没完没了地给孩子钱，让孩子不必正视他们的问题，躺在老子的银行帐号上继续走下坡路。
孩子有坏毛病，这本身就是对家长以前的教育的一种否定，这时的家长一般不会从自己身上找问题，而会以什么“孩子现在正处于反叛期”之类的鬼话，借坡下驴，逃脱责任。这种做法，自然不会改善孩子的状况。其实，对于正常发展的孩子，到了十几岁，就开始自己用自己的判断力独立判断。家长应该站在边上，看着孩子自己做决定，自己摔跟头，以此进一步磨练孩子的独立思考、判断能力。孩子独立判断，就意味着孩子的判断可能和家长的判断不同，这是家长就需要能够接受孩子的判断。如果前期教育有问题，这时孩子的决定就会有大问题（如使用毒品，沉迷电子游戏机），家长这时和孩子正面对抗，那基本上是鸡蛋碰石头，赢的希望是很渺茫的。而且，这种孩子的家长，往往一方面心里了解自己的教育完全失败，另一方面死不承认，到处去说他们的孩子如何如何优秀。这样的家长通常不会了解他们那么爱孩子，孩子孩子染上坏毛病，怎么居然会成为他们的问题？有一次，我受人之托，向一个家长介绍如何对付她失去了控制的儿子。我一说她的教育方式有什么不对，她就一脸不以为然；一说说到她儿子的问题，她几乎就觉得我是在当面侮辱她。我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后，灰溜溜地回来了。
所以，观察、改正孩子的坏毛病，不如早早地注意孩子的教育问题，真正地做到在孩子上小学以前完成孩子的世界观、待人处世教育。如果前期教育适当，后来孩子即便出问题，问题也不会太大，而且解决起来也不会太困难。如果家长在孩子小的时候，把孩子真的委托给保姆，孩子在上小学的时候，就不会有一个好的基础。长大以后，陷在问题之中就很容易不能自拔。这时，家长就不可避免地要与孩子正面冲突，而在这冲突之中，孩子对付家长往往得心应手，而家长对孩子却除了一片好心之外，完全不得章法。很多家长辛辛苦苦来到美国，希望孩子有比自己更好的未来，结果却因为工作太忙，或者不愿意有意识地学习如何教育孩子，最后搞得教育严重失当。更有一些人，自以为只要有钱给孩子，孩子的未来就不成问题。在中国，这可能（例如会有一大堆女明星像苍蝇找臭肉一般地围着富二代乱转），但是在美国，世世代代有钱的人遍地都是，没有能力的孩子，在社会上是没有前途、地位、价值可言的。这是所有家长都一定要注意的一件事。
（待续）
Saturday, October 30, 2010
教育杂谈七：如何应付学校
这个题目，上文《教育杂谈六：当今学校的最大问题》里面已经基本上讲过了。但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学校都有一个受官僚体制操纵、沿用百年以前的形成的那个早就与今天的科技发展不相称的教育制度的问题。这件事，不是几篇文章就可以解释清楚的。写了上篇以后，还有点意犹未尽，所以就再附加几点。
前些年，正当美国失业率低到创记录的时候，我的一个在中学当物理老师的朋友曾经向我介绍了一个调查：SAT分数超过50 percentile的人，有很多选择教中小学（美国的所谓K-12），但是在人们上岗5年以后，没有一个人还在教书。这说明庞大的官僚体制对于体制中的人起到了一个很大的压抑的作用。聪明人都不愿意呆在那里。结果，留下的，都是一些比较逆来顺受的人，或者是一些只想在家里当贤妻良母，不愿到社会上去奋斗的人。
这些老师最喜欢的就是俯首帖耳，叫他干什么就可以全部干好的学生。问题是，在今天这个社会里，成功依靠的，不是科科全优，而是可以把一件事做地道（这远远超过的一百分），做到有创见。我们走进一个商店，很容易区分出老板和雇员，区别就在于老板做事地道。雇员对一个公司的成功与否，归根结底不如老板在乎。他们今天高兴，就好好对待客户；明天和老板怄气，就很可能将气转嫁到客户身上。今天的学校，最喜欢的，莫过于老实巴交的店员。老师最不喜欢的就是有老板心态的人。
更糟糕的，是老师之中，特别是在小学，女老师的比例奇高。这就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女老师，特别是脑子比较慢的女老师，通常不会了解男生。她们觉得，调皮捣乱就等于“坏”。美国有很多单身妈妈带儿子，这些单身妈妈本来就不了解这些男孩子的本性。这些孩子上学以后，这些女老师，和他们的妈妈一起，加重这种影响。这样环境对孩子的影响，很容易在孩子的性格上看出来。
举个例子，加州有所谓Special Ed班（有些学区甚至有Special Ed学校）。所谓Special Ed就是特殊教育。理论上说，是说把一些需要照顾的孩子搞到一起，这样方便学校为他们提供特殊照顾。但是，问题就是需要特殊照顾的孩子，往往是有问题的孩子，包括从监狱里刚放出来的孩子，怀孕的女生，刚刚生育的女生，有残障的孩子。Special Ed的原意是小班提供帮助，结果却会迥然不同。
教Special Ed的老师都知道，你不能有一时一刻后脑勺对着这些学生，老师不能站在学生中间（一定要背对着墙）。不说别的，如果他们的眼睛离开了这些学生，下面发生的事情就是他们会立刻闻到大麻的味道。很多残障孩子的家长，说什么也不让他们的孩子去享受这种特殊照顾。
Special Ed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老师素质的问题。其实即便是监狱里刚出来的孩子，都是很幼稚、可爱、不坏的。他们的问题就是不怕和老师作对，而且为了在他们的朋友面前显示他们的能力，故意和老师作对。对于老师来说，认清这一点是打开这批孩子心灵之锁的钥匙。如果老师可以针对那些捣乱鬼，讲些他们感兴趣的事情（这件事可以简单到给他们讲一个故事，即便是没什么意思的故事），都会导致这些最闹的孩子会出来管理秩序。孩子的求知欲是老师最大的同盟。但是，Special Ed的老师大都还不如一般老师，更加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其结果，就等于把这些孩子扫入了垃圾箱。
解决Special Ed的问题，其实也很简单。美国一堂课四十到五十分钟，有人做过这样的试验，每节课少上五分钟，老师用这个时间，带着孩子在操场跑步。这样一来，原来嘈杂不堪的课堂，就变得完全可以上课了。目前学校里的问题，不是教师不知道如何解决，而是不愿意解决。家长要有意识地逐步告诉孩子学校的这个本质，不要让孩子太天真，然后产生困扰。学校和其他政府机构一样，是一个需要利用、对付的地方。老师只不过是挣钱吃饭的官僚而已。孩子的根本发展，和老师的切身利益没有什么关系。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可以告诉孩子这个关系：你病的时候，老师怎么办？打电话给爸爸妈妈，要爸爸妈妈带回家是不是？你病的时候，谁照顾你？爸爸妈妈还是老师？问过这几个问题以后，孩子就会理解这个关系，就会掌握分寸。换句话说，老师安排的作业一定要按时完成，老师鼓励学生做的事情，如果孩子不喜欢，不做也罢。这个掌握分寸的本事，在孩子的一生中，都会很有用处。
学校的本质就是以一个模子，向所有学生不分青红皂白地扣将过去。这样，老师才会有教了两年以后，就可以全然不动脑子，逼着眼睛都可以教的感觉。而孩子各有各的性格，家长需要的就是协助孩子认清自己的性格，发挥自己的性格，这样才能增加孩子日后在社会上成功机率和降低成功的难度。换句话说，教育中共性的问题由学校解决，个性的问题要家长自己解决，不能指望学校。解决个性问题需要创造性。所以那些以工作太忙当借口，把一切推给学校的家长，就会出问题。
当年Bush总统到学校做毕业演讲时说过不少次这样的话：“下面的那些平均成绩是C的学生，你们听着，我站在这里就是一个铁证，你们是有前途的。”（当然，家长还是要尽可能地让孩子得A，因为在美国得A实在是太容易了。）也就是说，即便孩子满足不了学校的要求，也不会影响孩子日后的成功。但是，如果家长帮助学校把孩子的个性给扼杀了，那么即便孩子的高分，日后的发展也成问题。
刚来美国的时候，在大学里，我就听到过“C学生的报复”这种说法。也就是说，很多C学生，虽然在学校里不行，到了社会里，反而会很成功。无论从声望，还是从挣钱的角度，他们都远远超过他们的教授和成绩是A的同学。而且，他们的日子，过得比那些相对更乖孩子舒心，因为他们更能为所欲为，更能畅所欲言。
中国人的一个相当大的问题，就是自己的事业没搞好，随即想把自己的理想，强加在孩子的身上，而不想想孩子的兴趣在什么地方，孩子想干什么。这样家长，为了让孩子实现家长的理想，就成为了孩子实现孩子自己理想的绊脚石。所以说，家长的眼光要放远一些、宽广一些，这样孩子的眼光也可以放得远一点、宽广一些。能上好学校自然好；上不了，照样施展自己的理想，顶多路程长一点，时间长一点，但是要活出自己性格的关键不会丢。
（待续）
前些年，正当美国失业率低到创记录的时候，我的一个在中学当物理老师的朋友曾经向我介绍了一个调查：SAT分数超过50 percentile的人，有很多选择教中小学（美国的所谓K-12），但是在人们上岗5年以后，没有一个人还在教书。这说明庞大的官僚体制对于体制中的人起到了一个很大的压抑的作用。聪明人都不愿意呆在那里。结果，留下的，都是一些比较逆来顺受的人，或者是一些只想在家里当贤妻良母，不愿到社会上去奋斗的人。
这些老师最喜欢的就是俯首帖耳，叫他干什么就可以全部干好的学生。问题是，在今天这个社会里，成功依靠的，不是科科全优，而是可以把一件事做地道（这远远超过的一百分），做到有创见。我们走进一个商店，很容易区分出老板和雇员，区别就在于老板做事地道。雇员对一个公司的成功与否，归根结底不如老板在乎。他们今天高兴，就好好对待客户；明天和老板怄气，就很可能将气转嫁到客户身上。今天的学校，最喜欢的，莫过于老实巴交的店员。老师最不喜欢的就是有老板心态的人。
更糟糕的，是老师之中，特别是在小学，女老师的比例奇高。这就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女老师，特别是脑子比较慢的女老师，通常不会了解男生。她们觉得，调皮捣乱就等于“坏”。美国有很多单身妈妈带儿子，这些单身妈妈本来就不了解这些男孩子的本性。这些孩子上学以后，这些女老师，和他们的妈妈一起，加重这种影响。这样环境对孩子的影响，很容易在孩子的性格上看出来。
举个例子，加州有所谓Special Ed班（有些学区甚至有Special Ed学校）。所谓Special Ed就是特殊教育。理论上说，是说把一些需要照顾的孩子搞到一起，这样方便学校为他们提供特殊照顾。但是，问题就是需要特殊照顾的孩子，往往是有问题的孩子，包括从监狱里刚放出来的孩子，怀孕的女生，刚刚生育的女生，有残障的孩子。Special Ed的原意是小班提供帮助，结果却会迥然不同。
教Special Ed的老师都知道，你不能有一时一刻后脑勺对着这些学生，老师不能站在学生中间（一定要背对着墙）。不说别的，如果他们的眼睛离开了这些学生，下面发生的事情就是他们会立刻闻到大麻的味道。很多残障孩子的家长，说什么也不让他们的孩子去享受这种特殊照顾。
Special Ed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老师素质的问题。其实即便是监狱里刚出来的孩子，都是很幼稚、可爱、不坏的。他们的问题就是不怕和老师作对，而且为了在他们的朋友面前显示他们的能力，故意和老师作对。对于老师来说，认清这一点是打开这批孩子心灵之锁的钥匙。如果老师可以针对那些捣乱鬼，讲些他们感兴趣的事情（这件事可以简单到给他们讲一个故事，即便是没什么意思的故事），都会导致这些最闹的孩子会出来管理秩序。孩子的求知欲是老师最大的同盟。但是，Special Ed的老师大都还不如一般老师，更加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其结果，就等于把这些孩子扫入了垃圾箱。
解决Special Ed的问题，其实也很简单。美国一堂课四十到五十分钟，有人做过这样的试验，每节课少上五分钟，老师用这个时间，带着孩子在操场跑步。这样一来，原来嘈杂不堪的课堂，就变得完全可以上课了。目前学校里的问题，不是教师不知道如何解决，而是不愿意解决。家长要有意识地逐步告诉孩子学校的这个本质，不要让孩子太天真，然后产生困扰。学校和其他政府机构一样，是一个需要利用、对付的地方。老师只不过是挣钱吃饭的官僚而已。孩子的根本发展，和老师的切身利益没有什么关系。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可以告诉孩子这个关系：你病的时候，老师怎么办？打电话给爸爸妈妈，要爸爸妈妈带回家是不是？你病的时候，谁照顾你？爸爸妈妈还是老师？问过这几个问题以后，孩子就会理解这个关系，就会掌握分寸。换句话说，老师安排的作业一定要按时完成，老师鼓励学生做的事情，如果孩子不喜欢，不做也罢。这个掌握分寸的本事，在孩子的一生中，都会很有用处。
学校的本质就是以一个模子，向所有学生不分青红皂白地扣将过去。这样，老师才会有教了两年以后，就可以全然不动脑子，逼着眼睛都可以教的感觉。而孩子各有各的性格，家长需要的就是协助孩子认清自己的性格，发挥自己的性格，这样才能增加孩子日后在社会上成功机率和降低成功的难度。换句话说，教育中共性的问题由学校解决，个性的问题要家长自己解决，不能指望学校。解决个性问题需要创造性。所以那些以工作太忙当借口，把一切推给学校的家长，就会出问题。
当年Bush总统到学校做毕业演讲时说过不少次这样的话：“下面的那些平均成绩是C的学生，你们听着，我站在这里就是一个铁证，你们是有前途的。”（当然，家长还是要尽可能地让孩子得A，因为在美国得A实在是太容易了。）也就是说，即便孩子满足不了学校的要求，也不会影响孩子日后的成功。但是，如果家长帮助学校把孩子的个性给扼杀了，那么即便孩子的高分，日后的发展也成问题。
刚来美国的时候，在大学里，我就听到过“C学生的报复”这种说法。也就是说，很多C学生，虽然在学校里不行，到了社会里，反而会很成功。无论从声望，还是从挣钱的角度，他们都远远超过他们的教授和成绩是A的同学。而且，他们的日子，过得比那些相对更乖孩子舒心，因为他们更能为所欲为，更能畅所欲言。
中国人的一个相当大的问题，就是自己的事业没搞好，随即想把自己的理想，强加在孩子的身上，而不想想孩子的兴趣在什么地方，孩子想干什么。这样家长，为了让孩子实现家长的理想，就成为了孩子实现孩子自己理想的绊脚石。所以说，家长的眼光要放远一些、宽广一些，这样孩子的眼光也可以放得远一点、宽广一些。能上好学校自然好；上不了，照样施展自己的理想，顶多路程长一点，时间长一点，但是要活出自己性格的关键不会丢。
（待续）
Monday, October 25, 2010
教育杂谈六：当今学校的最大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孩子开始上小学的时候，其基本世界观（例如遇到事情是对付还是把它搞懂）已经形成。不说别的，从回家的第一个星期算起，孩子已经经历了三百个星期了。在这个时候，家长想改变孩子的原始世界观，已经很难了。当然，至少在小学，甚至初中，孩子的坏习惯是可以纠正过来的。但是，这种纠正，发生得越晚，对于孩子来说就越困难，有时也会很痛苦（因为需要改他们既成的习惯）。如果发生改变的时间太晚，那么即使成功地纠正，即便孩子可以开创出一个成功人生，那么仔细观察，这种孩子的人生之中就会有很多不自然的地方。
天下成功的人有两类，有些人的成功是自然而然、自觉自愿、没有被自己逼迫或者被逼迫成分的，另一些人的成功是自己把自己给逼出来的。前面这种人，跟着感觉走（因为他们的感觉正确）；后面一种人，跟着理智走（因为他们的感觉不正确）。在美国这样不论出身，只论能力的自由市场里，行行都可以出状元。能不能成功，很大程度上不看你干的事情是热门还是冷门，而要看你能不能比别人干得好。不用想也可以知道，那些喜爱自己工作的人在这方面占很大便宜。
全世界的学校，只要是政府花钱，那一定是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任何庞大的官僚体系，其第一功能就是为自己（即官僚和教师）谋福利，而不为其客户（即学生和家长）谋福利。这和自由市场里的企业性质是截然相反的。经过多年的锤炼，学校往往自有一套对付学生的办法。如果学生、家长的要求影响到这套体系里面的人的利益，这个体系就会群起而攻之，非将你置之死地而后快。今年加州Meg Whitman竞选州长行将失败，就是因为受到教师等工会的强烈反对，而民众只想政府多在教育上花钱，而不进一步想这个问题。
这种官僚体制反改革的能力极强。在美国，每家每年都出很多税钱，来支持这个庞大的学校系统。如果一个家长不喜欢这个学校系统，他自然可以把孩子送到别的学校去。问题是一个家长不利用公立学校，这个公立学校系统是不会把这个家长付给它的税钱退给家长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早就有所谓voucher建议。所谓voucher，就是政府给每个学生发一张voucher。学生可以在上学的时候将voucher交给学校，学校就可以拿这个voucher去政府领钱。这样，一个市场竞争环境就建立起来了。但是，这样一个建议，教师团体极力反对，谁支持这个建议，教师团体就将成百万计的政治献金捐给对方。这样，voucher这个主意已经存在几十年了，那个州都不能全面实行。2007年出任华盛顿特区学区总监的Michelle Rhee（韩国裔）进行了一些小规模改革（她反对voucher），颇有成效，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轩然大波。那些享受到她政策好处的华盛顿特区居民，特别是黑人，早已被蛊惑得开始反对她了。（黑人对Rhee的支持从2008年的50%，已经降到今年的28%。）估计她已经时日不多了。如果华盛顿换上一个反她的总监，用不了几年，华盛顿的教育质量有会回到Rhee上台以前的水准。
从小的方面讲，学校里的老师经过多年的磨练，已经磨出来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对付学生的办法。他们的成功关键就是以官僚体制来对付个体家长：你一个家长有能力和官僚体制踢皮球吗？教育系统用家长的税钱和家长作对，如果家长和这个系统硬拼，那还想不想挣钱叫房地产税给教育系统了？在这种体系下，家长满意不满意学校都挣一样多的钱，谁真正地去考量家长的需要？对付学校的唯一办法，就是家长把房子买在好学区。这种做法首先不能改变根本状况，其次在好学区，能干的家长团结起来，可以通过选举合格人员到教委（Board of Education）来控制学区（Unified School District），以图把学区搞好。而那些坏学区，就会因为缺乏有效的民众参与，变得日益官僚，没有效率。
在美国，近几十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家庭采取Home School（在家自学）的方式教育自己的孩子。但是，对于双职工家庭来说，这是不可能的；而且，Home School的孩子，缺乏和其他孩子交流的能力。最大的问题，还是家长要一方面在家里教育孩子，另一方面得不到任何退税来协助家长做这个工作。
官僚体制下的学校的最大问题，就是老师和学生互相糊弄。从老师方面，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把经书念完了就了事。从孩子的方面来讲，我只要把那些经书读懂，然后完成作业，我就交差了。这种情况早就发展到学校是个机器的程度。自然，很多家长说：孩子能够考试全优，我们就满足了。除了全优，我们没什么别的要求。持有这种看法的家长，对全优的孩子沾沾自喜。很多家长对自己的孩子上哈佛兴高采烈，而不去想进一步的问题。有一次，一些Arcadia的志愿者和我们一帮律师搞慈善活动，活动后吃饭，有一个支援者就很自豪地说：我的女儿现在正在读哈佛法学院二年级。同桌的两个律师异口同声地说：“I am so sorry to hear that.” 那位志愿者坐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位妈妈完全不了解她女儿毕业后面临的艰苦爬坡。
这种官僚体系最欢迎的是那些聪明、有奴性的学生。而对那些独立自主、有创造性的孩子，学校是不喜欢的，因为这些孩子往往在他们喜爱的科目花大精力，而忽视其它科目。反之，奴性学生（和奴性家长）都把注意力放在孩子的弱项上。结果是孩子不喜欢干什么，学校、家长、孩子个人就奴隶干什么。
因为正面对抗教育系统对绝大多数家长来说是空中楼阁（况且私营学校有私营学校的官僚体制），所以对付教育系统这个蛮不讲理的庞然大物的最强有力的武器就是家长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我在以前的文章里讲过，家长的教育应该在孩子上小学以前完成（包括自动学习的习惯，有自己的兴趣，独立自主等）。好在美国的学校表面上号召、鼓励学生独立自主（independent），而且课业（和中国比）异常的轻，所以孩子们还是可以在缝隙中求生存，在学校里保持上学前获得的那些独立学习的习惯的（也就是说孩子要明白：该应付的要应付）。
华人家长的最大问题就是不仔细想教育，而盲目注重分数，站在学校一边，助纣为虐（例如，忽略孩子的优异科目，而逼着孩子将时间、精力放在他们学习的弱项上），把孩子仅有的那一点自学、自己决定自己想干什么的优秀品质，在幼苗期就给扼杀了。如果学校和那些糊里糊涂的家长占了上风，学生就会觉得学习是一个痛苦的事情。结果，孩子就不可能快活，不快乐，甚至自暴自弃，上个学期全A，这个学期全C。这种实例，在我身边就发生过好几起。Bill Gates今天那么成功，和他受到的教育十分不开的。当年他在哈佛还没有读完本科，就想肄业出来工作，是得到他家里的支持的。这样的家庭，肯定从Gates上小学开始，就没有把学校和教育混为一谈。
总之，教育是一件事，让学校高兴是另一件事。家长绝对不能以“我的孩子又不是神童”为借口，盲目地跟着学校敲锣打鼓。（有关“不是神童”论，我在这里要插一句话：我这辈子听到过无数人向我证明我不是天才。当年我在弗吉尼亚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至少有三个教授，包括系主任，当着我的面向我长篇大论、深入浅出地论证我不是天才。我的指导教授更是三天两头地向我确认这个事实。当然，学校一定是想说服学生及其家长，学生个个都是庸才，所以学校的机械性灌输方式是合理、正确、必需的。但是，这是学校向家长变的一个小魔术，因为这里的问题不是孩子是不是神童，问题是你想不想让孩子变成自己的主人，问题是你是否允许孩子追求自己的幸福。要知道“追求幸福”可是美国梦的一部分，是在《独立宣言》里明文确立了的。一旦放弃这点，那就立刻引出另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来美国？你的人生目的到底是什么？）教育是一门艺术，而对付学校是一个技能问题。我们要认清，学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不具有思考能力的庞然大怪物。（如果教育系统讲一点点道理，那华盛顿特区的家长，为什么能被蛊惑得如此反对一个把他们孩子教好了的学区总监？）我们对学校的态度，要像对付机器那样：这个机器能干好事，也能干坏事。我们的目的就是想出办法，利用这个机器的好性能，同时有意识有步骤地去避免这个机器伤害我们的那些性能。（这就像我们做菜用刀子那样，我们要让刀子切菜，而不是我们的手。）
只要我们能够根据学生的具体状况，研究出一个充分利用学校的方案（要包括对付学校的方案），学生就可以充分利用学校，同时还可以充分开发自我。这在美国是完全可行的。问题是很多家长不了解，处理这个问题的最佳时刻是幼儿园和学前班。如果在孩子上小学之前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那孩子就已经落后了。如果等孩子到了初中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可能已经为时已晚了。
（待续）
天下成功的人有两类，有些人的成功是自然而然、自觉自愿、没有被自己逼迫或者被逼迫成分的，另一些人的成功是自己把自己给逼出来的。前面这种人，跟着感觉走（因为他们的感觉正确）；后面一种人，跟着理智走（因为他们的感觉不正确）。在美国这样不论出身，只论能力的自由市场里，行行都可以出状元。能不能成功，很大程度上不看你干的事情是热门还是冷门，而要看你能不能比别人干得好。不用想也可以知道，那些喜爱自己工作的人在这方面占很大便宜。
全世界的学校，只要是政府花钱，那一定是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任何庞大的官僚体系，其第一功能就是为自己（即官僚和教师）谋福利，而不为其客户（即学生和家长）谋福利。这和自由市场里的企业性质是截然相反的。经过多年的锤炼，学校往往自有一套对付学生的办法。如果学生、家长的要求影响到这套体系里面的人的利益，这个体系就会群起而攻之，非将你置之死地而后快。今年加州Meg Whitman竞选州长行将失败，就是因为受到教师等工会的强烈反对，而民众只想政府多在教育上花钱，而不进一步想这个问题。
这种官僚体制反改革的能力极强。在美国，每家每年都出很多税钱，来支持这个庞大的学校系统。如果一个家长不喜欢这个学校系统，他自然可以把孩子送到别的学校去。问题是一个家长不利用公立学校，这个公立学校系统是不会把这个家长付给它的税钱退给家长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早就有所谓voucher建议。所谓voucher，就是政府给每个学生发一张voucher。学生可以在上学的时候将voucher交给学校，学校就可以拿这个voucher去政府领钱。这样，一个市场竞争环境就建立起来了。但是，这样一个建议，教师团体极力反对，谁支持这个建议，教师团体就将成百万计的政治献金捐给对方。这样，voucher这个主意已经存在几十年了，那个州都不能全面实行。2007年出任华盛顿特区学区总监的Michelle Rhee（韩国裔）进行了一些小规模改革（她反对voucher），颇有成效，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轩然大波。那些享受到她政策好处的华盛顿特区居民，特别是黑人，早已被蛊惑得开始反对她了。（黑人对Rhee的支持从2008年的50%，已经降到今年的28%。）估计她已经时日不多了。如果华盛顿换上一个反她的总监，用不了几年，华盛顿的教育质量有会回到Rhee上台以前的水准。
从小的方面讲，学校里的老师经过多年的磨练，已经磨出来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对付学生的办法。他们的成功关键就是以官僚体制来对付个体家长：你一个家长有能力和官僚体制踢皮球吗？教育系统用家长的税钱和家长作对，如果家长和这个系统硬拼，那还想不想挣钱叫房地产税给教育系统了？在这种体系下，家长满意不满意学校都挣一样多的钱，谁真正地去考量家长的需要？对付学校的唯一办法，就是家长把房子买在好学区。这种做法首先不能改变根本状况，其次在好学区，能干的家长团结起来，可以通过选举合格人员到教委（Board of Education）来控制学区（Unified School District），以图把学区搞好。而那些坏学区，就会因为缺乏有效的民众参与，变得日益官僚，没有效率。
在美国，近几十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家庭采取Home School（在家自学）的方式教育自己的孩子。但是，对于双职工家庭来说，这是不可能的；而且，Home School的孩子，缺乏和其他孩子交流的能力。最大的问题，还是家长要一方面在家里教育孩子，另一方面得不到任何退税来协助家长做这个工作。
官僚体制下的学校的最大问题，就是老师和学生互相糊弄。从老师方面，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把经书念完了就了事。从孩子的方面来讲，我只要把那些经书读懂，然后完成作业，我就交差了。这种情况早就发展到学校是个机器的程度。自然，很多家长说：孩子能够考试全优，我们就满足了。除了全优，我们没什么别的要求。持有这种看法的家长，对全优的孩子沾沾自喜。很多家长对自己的孩子上哈佛兴高采烈，而不去想进一步的问题。有一次，一些Arcadia的志愿者和我们一帮律师搞慈善活动，活动后吃饭，有一个支援者就很自豪地说：我的女儿现在正在读哈佛法学院二年级。同桌的两个律师异口同声地说：“I am so sorry to hear that.” 那位志愿者坐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位妈妈完全不了解她女儿毕业后面临的艰苦爬坡。
这种官僚体系最欢迎的是那些聪明、有奴性的学生。而对那些独立自主、有创造性的孩子，学校是不喜欢的，因为这些孩子往往在他们喜爱的科目花大精力，而忽视其它科目。反之，奴性学生（和奴性家长）都把注意力放在孩子的弱项上。结果是孩子不喜欢干什么，学校、家长、孩子个人就奴隶干什么。
因为正面对抗教育系统对绝大多数家长来说是空中楼阁（况且私营学校有私营学校的官僚体制），所以对付教育系统这个蛮不讲理的庞然大物的最强有力的武器就是家长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我在以前的文章里讲过，家长的教育应该在孩子上小学以前完成（包括自动学习的习惯，有自己的兴趣，独立自主等）。好在美国的学校表面上号召、鼓励学生独立自主（independent），而且课业（和中国比）异常的轻，所以孩子们还是可以在缝隙中求生存，在学校里保持上学前获得的那些独立学习的习惯的（也就是说孩子要明白：该应付的要应付）。
华人家长的最大问题就是不仔细想教育，而盲目注重分数，站在学校一边，助纣为虐（例如，忽略孩子的优异科目，而逼着孩子将时间、精力放在他们学习的弱项上），把孩子仅有的那一点自学、自己决定自己想干什么的优秀品质，在幼苗期就给扼杀了。如果学校和那些糊里糊涂的家长占了上风，学生就会觉得学习是一个痛苦的事情。结果，孩子就不可能快活，不快乐，甚至自暴自弃，上个学期全A，这个学期全C。这种实例，在我身边就发生过好几起。Bill Gates今天那么成功，和他受到的教育十分不开的。当年他在哈佛还没有读完本科，就想肄业出来工作，是得到他家里的支持的。这样的家庭，肯定从Gates上小学开始，就没有把学校和教育混为一谈。
总之，教育是一件事，让学校高兴是另一件事。家长绝对不能以“我的孩子又不是神童”为借口，盲目地跟着学校敲锣打鼓。（有关“不是神童”论，我在这里要插一句话：我这辈子听到过无数人向我证明我不是天才。当年我在弗吉尼亚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至少有三个教授，包括系主任，当着我的面向我长篇大论、深入浅出地论证我不是天才。我的指导教授更是三天两头地向我确认这个事实。当然，学校一定是想说服学生及其家长，学生个个都是庸才，所以学校的机械性灌输方式是合理、正确、必需的。但是，这是学校向家长变的一个小魔术，因为这里的问题不是孩子是不是神童，问题是你想不想让孩子变成自己的主人，问题是你是否允许孩子追求自己的幸福。要知道“追求幸福”可是美国梦的一部分，是在《独立宣言》里明文确立了的。一旦放弃这点，那就立刻引出另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来美国？你的人生目的到底是什么？）教育是一门艺术，而对付学校是一个技能问题。我们要认清，学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不具有思考能力的庞然大怪物。（如果教育系统讲一点点道理，那华盛顿特区的家长，为什么能被蛊惑得如此反对一个把他们孩子教好了的学区总监？）我们对学校的态度，要像对付机器那样：这个机器能干好事，也能干坏事。我们的目的就是想出办法，利用这个机器的好性能，同时有意识有步骤地去避免这个机器伤害我们的那些性能。（这就像我们做菜用刀子那样，我们要让刀子切菜，而不是我们的手。）
只要我们能够根据学生的具体状况，研究出一个充分利用学校的方案（要包括对付学校的方案），学生就可以充分利用学校，同时还可以充分开发自我。这在美国是完全可行的。问题是很多家长不了解，处理这个问题的最佳时刻是幼儿园和学前班。如果在孩子上小学之前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那孩子就已经落后了。如果等孩子到了初中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可能已经为时已晚了。
（待续）
Sunday, October 17, 2010
教育杂谈五：如何帮助孩子学习
学习有两种，一种是自我驱动的（即孩子自主、自动地学习），另一种是被逼的（即被别人逼着学习）。只有第一种（主动）学习有真正意义。最好的办法，是身教，而不是言教。也就是说，家长要充分利用孩子的模仿天性，以身作则，这样孩子就会照葫芦画瓢。以前有一段时间，我天天弹钢琴，但是最近比较忙，弹得就不多了。但是，孩子没事的时候，却会去弹。他们这种通过实践摸索音乐的方式，看起来的确很有意思。这样做有很多好处：第一，孩子会慢慢习惯自己发展自己的爱好；第二，通过自己的爱好，孩子们可以亲身尝到“知识就是力量”的味道；第三，孩子们会领会，天下的事情，没有哪一个是简单的。一定要有付出，才会有收获（即乐趣）。
举另外一个例子，很多家庭都在孩子上大学以前带孩子去欧洲玩过至少一次。不少家庭每过一两年就会到欧洲去一趟。但是，不同的玩欧洲的方式，会给孩子带来截然不同的影响。简单地说，有两种玩法。一、我们可以随团旅游，8天走11个国家；二、我们可以10天呆在同一个城市。西欧国家，从意大利、西班牙、上行到法国、德国等，各个国家有自己的语言与风俗。如果快速旅游，孩子们就会走马观花，体验不到文化。另外，随团旅游（或者游轮旅游）的弊病是他们总把你带到旅游景点。这些旅游景点往往充斥着游客，那里的当地人都想卖纪念品给游客。有些游轮甚至把你带到游轮公司开发出来的海滩，那里只有游轮带来的人和游轮公司的雇员。这种游法，一个人可以漫游全世界，但是什么文化都看不到。
我们在外面旅游的时候，经常故意避开旅游景点。即便去，也是点到即止。旅游景点只有大量的旅游巴士，一大群垃圾贩子（他们自己把那些垃圾称为旅游纪念品），加上二十分钟就要回车的那些嘈嘈杂杂的游客。在那里呆的时间一长，人就会头痛。那里惟一没有的，就是当地的文化、风土人情。要知道，所有的旅游城市，都有自己文化的一面。他们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风俗习惯，有自己的语言（有别于表演给游客看的那种假文化）。去领受一下，是一件很开眼界，很有意思的事情。当然，如果我们想开这种眼界，我们就要敢于脱离美国文化，脱离美国导游，甚至脱离英文。这就意味着我们要适当地学一些各种各样的语言。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老实说，欧洲人不像美国人那样，只会说英语。很多人都会一些英语。往往只有在小城市，你才会遇到一句英文不说的人。一个人只要说英文，就可以玩欧洲。当然，本地语言说得越少，领受到的东西也就越少。）
对于大人来说，学外语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防治老年痴呆的办法（见《青春永驻的妙方：学外语》一文）。同时，我们在学外文的时候，孩子就会看着我们在家里学外语，然后就操着这些刚刚学会的语言到那些国家去实际应用。无论我们讲得多么蹩脚，都会给孩子一个学以致用的例子。这样，逐渐地，即便家长不督促孩子学习，孩子们也会慢慢地进入这个自主学习，以学为乐的环境中来。当然，干这事要有耐心。
我觉得孩子最需要的是自由空间。家长大可不必穿梭于绘画班、钢琴班、跳舞班、网球班、空手道班之间。只有放孩子一码，孩子才会有闲，才会有心思去开发自己的爱好。一天到晚忙兮兮的人，是不会去琢磨他们自己想干些什么的。换句话说，一个人首先需要有闲，然后才会去想干什么自己才会获得最大的乐趣。从表面来看，这样做可能会浪费一些孩子的时间，但是从长远来看，孩子们会学到自己规划自己的时间，自己为自己寻找乐趣，寻找职业的能力。（在美国，如果一个人不热爱自己的职业，是不可能把工作做好的。）所以说，这个“牺牲”是值得甚至是必须的。
督促孩子学习的一个误区，就是家长帮助孩子做作业。其实孩子已经在学校里听了一天的课了，好不容易回到家里，绝对不需要什么人把这些陈芝麻、烂谷子再唠叨一遍。孩子做作业，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孩子独立工作的机会。有一些家庭，特别是华人家庭，大人生怕孩子的功课不出色，结果孩子每天一定要等着家长和他们一起做作业，否则不动手。有的家长甚至变相地帮孩子做功课。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上面讲过的作业是让孩子独立工作的机会，家长没有必要帮孩子做作业。如果孩子不会做作业，那说明孩子在课堂上没有听课。解决的方法是要求孩子在课堂上听课。对于那些需要孩子发挥主动性的作业，更需要孩子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来做，而不能由家长代劳。孩子自己写作业，做手工，自然不如和家长一起做做得好，但是作业是让孩子发挥独立思考、独特的创造力和独立完成工作的机会，家长的帮助往往造就孩子懒惰、依赖、以及丧失想象力和创造力。这个道理，虽然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很多家长做不到。
孩子自己做手工。做多了，就会有兴趣。例如，一个三、四岁的孩子，见到一个STOP牌子。就会问：这个牌子上说的是什么？看到一个商店的OPEN牌子，就问：这个牌子是什么意思。我儿子发现商店的牌子一面是OPEN，另一面是CLOSED。他在学前班的时候，就自己找了一张硬纸，在一面写上OPEN，在另一面写上CLOSED，挂在他的卧室门上。他睡觉的时候，就把牌子翻到CLOSED；醒来以后，就翻到OPEN。没人叫他这么做过。教育最可贵的结果就是孩子在没人要求的时候主动找事情做。当然，有些时候，家长可以促进以下。例如，你可以让孩子帮忙做些事挣一些钱，或者干脆就给他们一些钱，然后让他们算这几十块钱的账。无形之中，他们就把加减法给用熟了。（当然，这里有老大利用他的知识优势骗老二钱的问题。我们家的老大就用一些硬币把老二手里的纸币全给“换”走了。）
我很喜欢看书。在家没事的时候，通常是看书，从来不看电视。有意思的是，我经常发现儿子、女儿没事的时候，也抱着本书看。学校里，儿子在上学前班的时候，只要你登记，老师就会单独辅导孩子读书。我们因为太忙，从来不参加这种活动。所以老师一直觉得我儿子没有阅读水平。但是，到了年末，老师把所有学生都考了一下。她的办法就是找了一些这些孩子们从来没有见过的、比他们的程度高一步的书来让他们读。据老师自己的说法，我儿子居然可以正确地读出一些他根本不可能理解的内容。她惊讶地说他的硬阅读能力（cold reading ability），远远超过那些被她单独指导过的学生。
当然，我们也有意识地教孩子一些知识，但那都是随时随地发生的，而且多半发生在户外（因为我们在家的时候，大多在做自己的事。不太管孩子学习的）。灌输知识其实是一个很不好的教育方法。我就看到过三、四岁的孩子，背诵什么锄禾日当午，简直就是开玩笑。那样的年纪，他们的问题是饭放在桌上不吃，而不是没饭吃，怎么可能了解中国农民之苦。让他们学这些他们不可能理解的内容，除了哗众取宠，没别的用处。培养孩子的学习习惯，就一定要让他们学习那些他们可以理解的内容。对于大人来看，可能太小儿科了，但是这些小儿科的东西，才可以真正唤起孩子学习的兴趣。只有孩子有兴趣，才会有自己做OPEN/CLOSE的牌子的事情。这种自发的举动，比家长拔苗助长要可贵百倍。这些可贵的品质，是要通过培养，而不能用灌输的方式。至少在美国，孩子的未来，从很大程度上讲，就要看他们能不能自发性地学习、创造；能不能自发性地开发自己的特长；犯了错误（例如选错专业）之后，能不能自发性地重新再选一个。这些品质，对孩子们日后的发展，是会起决定性作用的。值得庆幸的是，一旦孩子尝到学习的甜头，他们就会自己去学习，良性循环也就因此建立，不必家长天天亲自督战。这可能就是古人所谓的“无为而治”吧。
从一个很实际的角度讲，我们大家都很忙，十分需要这种一劳永逸式的教育。
（待续）
举另外一个例子，很多家庭都在孩子上大学以前带孩子去欧洲玩过至少一次。不少家庭每过一两年就会到欧洲去一趟。但是，不同的玩欧洲的方式，会给孩子带来截然不同的影响。简单地说，有两种玩法。一、我们可以随团旅游，8天走11个国家；二、我们可以10天呆在同一个城市。西欧国家，从意大利、西班牙、上行到法国、德国等，各个国家有自己的语言与风俗。如果快速旅游，孩子们就会走马观花，体验不到文化。另外，随团旅游（或者游轮旅游）的弊病是他们总把你带到旅游景点。这些旅游景点往往充斥着游客，那里的当地人都想卖纪念品给游客。有些游轮甚至把你带到游轮公司开发出来的海滩，那里只有游轮带来的人和游轮公司的雇员。这种游法，一个人可以漫游全世界，但是什么文化都看不到。
我们在外面旅游的时候，经常故意避开旅游景点。即便去，也是点到即止。旅游景点只有大量的旅游巴士，一大群垃圾贩子（他们自己把那些垃圾称为旅游纪念品），加上二十分钟就要回车的那些嘈嘈杂杂的游客。在那里呆的时间一长，人就会头痛。那里惟一没有的，就是当地的文化、风土人情。要知道，所有的旅游城市，都有自己文化的一面。他们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风俗习惯，有自己的语言（有别于表演给游客看的那种假文化）。去领受一下，是一件很开眼界，很有意思的事情。当然，如果我们想开这种眼界，我们就要敢于脱离美国文化，脱离美国导游，甚至脱离英文。这就意味着我们要适当地学一些各种各样的语言。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老实说，欧洲人不像美国人那样，只会说英语。很多人都会一些英语。往往只有在小城市，你才会遇到一句英文不说的人。一个人只要说英文，就可以玩欧洲。当然，本地语言说得越少，领受到的东西也就越少。）
对于大人来说，学外语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防治老年痴呆的办法（见《青春永驻的妙方：学外语》一文）。同时，我们在学外文的时候，孩子就会看着我们在家里学外语，然后就操着这些刚刚学会的语言到那些国家去实际应用。无论我们讲得多么蹩脚，都会给孩子一个学以致用的例子。这样，逐渐地，即便家长不督促孩子学习，孩子们也会慢慢地进入这个自主学习，以学为乐的环境中来。当然，干这事要有耐心。
我觉得孩子最需要的是自由空间。家长大可不必穿梭于绘画班、钢琴班、跳舞班、网球班、空手道班之间。只有放孩子一码，孩子才会有闲，才会有心思去开发自己的爱好。一天到晚忙兮兮的人，是不会去琢磨他们自己想干些什么的。换句话说，一个人首先需要有闲，然后才会去想干什么自己才会获得最大的乐趣。从表面来看，这样做可能会浪费一些孩子的时间，但是从长远来看，孩子们会学到自己规划自己的时间，自己为自己寻找乐趣，寻找职业的能力。（在美国，如果一个人不热爱自己的职业，是不可能把工作做好的。）所以说，这个“牺牲”是值得甚至是必须的。
督促孩子学习的一个误区，就是家长帮助孩子做作业。其实孩子已经在学校里听了一天的课了，好不容易回到家里，绝对不需要什么人把这些陈芝麻、烂谷子再唠叨一遍。孩子做作业，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孩子独立工作的机会。有一些家庭，特别是华人家庭，大人生怕孩子的功课不出色，结果孩子每天一定要等着家长和他们一起做作业，否则不动手。有的家长甚至变相地帮孩子做功课。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上面讲过的作业是让孩子独立工作的机会，家长没有必要帮孩子做作业。如果孩子不会做作业，那说明孩子在课堂上没有听课。解决的方法是要求孩子在课堂上听课。对于那些需要孩子发挥主动性的作业，更需要孩子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来做，而不能由家长代劳。孩子自己写作业，做手工，自然不如和家长一起做做得好，但是作业是让孩子发挥独立思考、独特的创造力和独立完成工作的机会，家长的帮助往往造就孩子懒惰、依赖、以及丧失想象力和创造力。这个道理，虽然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很多家长做不到。
孩子自己做手工。做多了，就会有兴趣。例如，一个三、四岁的孩子，见到一个STOP牌子。就会问：这个牌子上说的是什么？看到一个商店的OPEN牌子，就问：这个牌子是什么意思。我儿子发现商店的牌子一面是OPEN，另一面是CLOSED。他在学前班的时候，就自己找了一张硬纸，在一面写上OPEN，在另一面写上CLOSED，挂在他的卧室门上。他睡觉的时候，就把牌子翻到CLOSED；醒来以后，就翻到OPEN。没人叫他这么做过。教育最可贵的结果就是孩子在没人要求的时候主动找事情做。当然，有些时候，家长可以促进以下。例如，你可以让孩子帮忙做些事挣一些钱，或者干脆就给他们一些钱，然后让他们算这几十块钱的账。无形之中，他们就把加减法给用熟了。（当然，这里有老大利用他的知识优势骗老二钱的问题。我们家的老大就用一些硬币把老二手里的纸币全给“换”走了。）
我很喜欢看书。在家没事的时候，通常是看书，从来不看电视。有意思的是，我经常发现儿子、女儿没事的时候，也抱着本书看。学校里，儿子在上学前班的时候，只要你登记，老师就会单独辅导孩子读书。我们因为太忙，从来不参加这种活动。所以老师一直觉得我儿子没有阅读水平。但是，到了年末，老师把所有学生都考了一下。她的办法就是找了一些这些孩子们从来没有见过的、比他们的程度高一步的书来让他们读。据老师自己的说法，我儿子居然可以正确地读出一些他根本不可能理解的内容。她惊讶地说他的硬阅读能力（cold reading ability），远远超过那些被她单独指导过的学生。
当然，我们也有意识地教孩子一些知识，但那都是随时随地发生的，而且多半发生在户外（因为我们在家的时候，大多在做自己的事。不太管孩子学习的）。灌输知识其实是一个很不好的教育方法。我就看到过三、四岁的孩子，背诵什么锄禾日当午，简直就是开玩笑。那样的年纪，他们的问题是饭放在桌上不吃，而不是没饭吃，怎么可能了解中国农民之苦。让他们学这些他们不可能理解的内容，除了哗众取宠，没别的用处。培养孩子的学习习惯，就一定要让他们学习那些他们可以理解的内容。对于大人来看，可能太小儿科了，但是这些小儿科的东西，才可以真正唤起孩子学习的兴趣。只有孩子有兴趣，才会有自己做OPEN/CLOSE的牌子的事情。这种自发的举动，比家长拔苗助长要可贵百倍。这些可贵的品质，是要通过培养，而不能用灌输的方式。至少在美国，孩子的未来，从很大程度上讲，就要看他们能不能自发性地学习、创造；能不能自发性地开发自己的特长；犯了错误（例如选错专业）之后，能不能自发性地重新再选一个。这些品质，对孩子们日后的发展，是会起决定性作用的。值得庆幸的是，一旦孩子尝到学习的甜头，他们就会自己去学习，良性循环也就因此建立，不必家长天天亲自督战。这可能就是古人所谓的“无为而治”吧。
从一个很实际的角度讲，我们大家都很忙，十分需要这种一劳永逸式的教育。
（待续）
Monday, October 11, 2010
教育杂谈四：什么样的孩子是好孩子
上篇我们讲了，教育的真正意义就是引导孩子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直至他们体会到那件事情的乐趣，开始主动地去做为止。下一个问题就是，要该让孩子干什么呢？回答这个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可能是从不应该让孩子做什么入手。
我们在第二部分讲过新生儿回家第一天不愿意自己睡觉的问题。在医院，孩子的房间里，彻夜灯火通明。孩子在半夜里，又吃又喝，刚回到家，有一个倒时差的问题。那么，如果父母用抱来解决问题（不管是父母抱，爷爷奶奶抱，还是保姆抱），那么孩子就会产生依赖性。如果孩子有了依赖性，这对于他们的一生的发展都会有很大的阻碍。
不要小看这种依赖性，如果家长不认真对待，它是可以一直延续到高中、大学、甚至孩子的一生。目前学校里，老师很愿意干的事情，就是给家长布置作业，要家长干这个，干那个。这时，如果家长盲目依照老师的要求去做，而不注意这里面的问题，那就会带出一些问题。举个例子，老师很喜欢叫低年级的孩子家长给孩子听写单词。这件事，看起来很简单，家长念词，孩子写下来不就完了吗？其实没有那么简单。问题是，如果孩子能够写下来，家长听写完全没有意义（因为孩子已经会写了）；如果写不出来，下一步家长又如何做呢？老师要家长听写的窍门就在这里。如果老师要求家长帮着学生背单词，那么家长就会说：“那你上课干什么了？”但是，如果老师只要求家长“听写”，老师就把老师的事情，转嫁到家长头上了。
学校里，这样的事情，可以说是多如牛毛。我就见过很多家长，他们自己不仔细想这些事情，一味地照着老师的办法干，其结果就是孩子开始越来越多地依赖家长，发展到在学校不听课（在学校里玩，体现在上课不听课、说话、逗别的孩子玩等等，会被老师和同学认为是捣乱）的程度。对学生来说，反正回到家里以后，还要来一遭，为什么要在学校里解决问题？
一个孩子，缺乏独立性，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等孩子上了大学以后，不会有人再每天晚上帮他做白天他自己应该做的事情。等孩子到了社会上以后，更不会有人明确地和孩子说，你今天晚上回家的作业是什么（因为这违反劳工法）。但是一个人想干出任何漂亮的事情来，光凭早九晚五，不拿钱就不干，是不行的，一定要在家里做事。这种学习的主动性，是进步的根本。记得我当年在美国，我父母很多年没有机会来看我，后来他们终于来了。我父亲见到我的住处后，第一句话就说：“不错，到处都是书不错。”他接着说：太多的人，一从学校里出来，就觉得毕业就等于不再需要学习。然后，就不看书了。这很危险。其实，只要一个人喜欢看书，无论他看什么书，只要不是纯粹消耗时间的那些通俗小说，总是会有进步的。人生自己写自己的历史，靠的就是不断学习，不断进步。
如果一个孩子一辈子被动学习，那么从学校出来以后，就很可能有一种“终于把书读完了”的感觉，而会停止读书。我就看到很多我的朋友家里，一个小小的书架上，一共只有那么几十本书，而且很多是工具书、垃圾书。所以说，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要有意识地避免孩子的学习依赖性。当老师要求家长听写的时候，家长就应该和孩子解释：老师要我听写，如果你会，这是不必要的；如果你不会，光听写没有任何用处。这样，你就可以要求孩子独立完成记忆，“如果你记不住，再来找我。”至少在美国的学校里，学校的负担是很轻的，我很难想象一个主动的孩子需要家长帮忙背单词，或者做类似的动作。我只这样地和我的孩子说了一遍，然后就再没有给他听写过，而且他每次的成绩都基本上是满分。（当他把Salmon拼成Samon的时候，我还表扬了他一番，因为他没有死记硬背，而是通过思考拼出来的。）当他了解到，由他自己主动背单词，是最省时间和精力的方法后，孩子就会很心甘情愿地自己把自己的事情搞好。这样，一点一滴地，孩子就不依赖大人了。
在今天这个高科技时代，孩子们除了家长，还可能依赖高科技，如电子游戏、电视、种类繁多的通讯工具等等。很多新的科技产品，如苹果出产的iPad，搞好了，帮助我们干一些事情；搞不好，说简单了，就会让我们玩物丧志。这种玩物丧志，实际也是一种依赖。人的心理，对一个电子玩具一产生依赖，一没事情，就去玩这个电子玩具，而不会主动地去干什么正经事情。我们在餐馆里就经常看到这种情况，一家在外面吃饭，大人都在聊天，孩子却在边上玩电子游戏机，一刻都不停。大人也不问问，这种情形有没有什么问题。我相信这些家长，都觉得孩子一玩电子游戏，就不再打扰大人了，这样挺好。但是，实际上，却助长了孩子对电子游戏的依赖。很多家庭，为了避免孩子依赖这些电子玩艺儿，把电视都给卖了。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家里也一直没有电视，省得保姆带着孩子看电视。
第二，在美国，很多人讲一定要顺着老板，千万别和老板顶着干。但是，这种说法忽略了一个事实：一个公司里面，最缺乏的就是经理人才，也就是那些能肩负起责任，能够自我约束，同时能够领导别人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让很多人齐心合力，把一件事情做好。
如果一个人一味地顺着老板，那么没人会看到他是否具有上面讲的那些素质，等到公司要提升什么人的时候，老板自然不会想到他。
这一点，中国文化对孩子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影响。中国人见了孩子就用“乖”不“乖”来衡量。岂不知，“乖”就是听话，就是唯唯诺诺，也就是说没有主见，盲目地跟从他人的意见。在英语里，就没有乖这个字，因为大家不用这个标准来评价孩子。
第三，有了主见，还要有能力将这个主见付诸实施。这就要看一个人的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的基本，就是通过讲理的方式，协调并且鼓励很多人齐心协力，往一个方向使劲。
这种组织能力，起源于孩子的幼年。很多孩子的环毛病，来源于大人带孩子时候粗心。当一个孩子有要求，来好好地和大人说的时候，大人不管；等孩子大哭大闹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大人就妥协。这样形成的条件反射，进而培养的个性习惯，和社会上需要的恰恰相反。
我们在工作中就经常会遇见一些人，他觉得如果不没完没了地骚扰律师，律师就不会好好地为他工作。这种待人处事，缺乏真诚的做法，在一个团队里，是很危险的。
上面说过，唯唯诺诺的人，只要能把本职工作做好，虽然提职的时候，老板想不到他，但是公司裁员的时候，老板也想不到他们；对于那些不能在一个组织中正常工作，而总是阴阳怪气、胡搅蛮缠的人，不光提薪提职轮不到他们，公司一裁员，老板就会首先想到他们，而且会想：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独立、有主见、讲道理，归结起来其实就是一点：做人要正，该怎么着就怎么着，不来那些没用的。这一条在中国可能会有问题，因为你在学校不给老师进贡，就不能受到平等待遇；进贡以后，就可以享受特权。进入社会以后，一个人不可能不受到社会这个大染缸的侵染。但是在美国，家长没有这个借口，孩子不正，基本上既不是孩子的问题，也不是学校的问题，而是家长的问题。
当然，家长对孩子的要求，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独立、有主见、讲理，而且各方面的要求，例如自我约束的能力。而且，教育的各方面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在外面唯唯诺诺的孩子，在家里往往是趾高气扬、胡搅蛮缠。没有自己管理自己能力的孩子，就会缺乏独立性，进而有依赖心理，缺乏主见，缺乏管理他人的能力。从另一个方面讲，一旦家长建立起一个良性循环，家长不主动地做什么，好习惯也会自己找到孩子头上。这就是教育得体的效果。家长注意得越早，越细心，就越早地进入这种无为而治的境界，孩子也就会自己把自己教育成有用之才。在正常情况下，这个工作应该在孩子上小学一年级以前完成。
对于那些孩子还没有达到这种境界的家长来说（特别是那些孩子已经上学的家长），孩子下次胡搅蛮缠的时候，就是家长开始尽做家长的教育义务的最好时机。
好孩子都有独立性；办事讲道理，不乱闹；凡事有自己的主见。只有这样的孩子，才会自觉地、主动地吃好、玩好、学好，才会精力十足，才会朝气蓬勃，才会活泼快乐，才会前途无量。
（待续）
我们在第二部分讲过新生儿回家第一天不愿意自己睡觉的问题。在医院，孩子的房间里，彻夜灯火通明。孩子在半夜里，又吃又喝，刚回到家，有一个倒时差的问题。那么，如果父母用抱来解决问题（不管是父母抱，爷爷奶奶抱，还是保姆抱），那么孩子就会产生依赖性。如果孩子有了依赖性，这对于他们的一生的发展都会有很大的阻碍。
不要小看这种依赖性，如果家长不认真对待，它是可以一直延续到高中、大学、甚至孩子的一生。目前学校里，老师很愿意干的事情，就是给家长布置作业，要家长干这个，干那个。这时，如果家长盲目依照老师的要求去做，而不注意这里面的问题，那就会带出一些问题。举个例子，老师很喜欢叫低年级的孩子家长给孩子听写单词。这件事，看起来很简单，家长念词，孩子写下来不就完了吗？其实没有那么简单。问题是，如果孩子能够写下来，家长听写完全没有意义（因为孩子已经会写了）；如果写不出来，下一步家长又如何做呢？老师要家长听写的窍门就在这里。如果老师要求家长帮着学生背单词，那么家长就会说：“那你上课干什么了？”但是，如果老师只要求家长“听写”，老师就把老师的事情，转嫁到家长头上了。
学校里，这样的事情，可以说是多如牛毛。我就见过很多家长，他们自己不仔细想这些事情，一味地照着老师的办法干，其结果就是孩子开始越来越多地依赖家长，发展到在学校不听课（在学校里玩，体现在上课不听课、说话、逗别的孩子玩等等，会被老师和同学认为是捣乱）的程度。对学生来说，反正回到家里以后，还要来一遭，为什么要在学校里解决问题？
一个孩子，缺乏独立性，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等孩子上了大学以后，不会有人再每天晚上帮他做白天他自己应该做的事情。等孩子到了社会上以后，更不会有人明确地和孩子说，你今天晚上回家的作业是什么（因为这违反劳工法）。但是一个人想干出任何漂亮的事情来，光凭早九晚五，不拿钱就不干，是不行的，一定要在家里做事。这种学习的主动性，是进步的根本。记得我当年在美国，我父母很多年没有机会来看我，后来他们终于来了。我父亲见到我的住处后，第一句话就说：“不错，到处都是书不错。”他接着说：太多的人，一从学校里出来，就觉得毕业就等于不再需要学习。然后，就不看书了。这很危险。其实，只要一个人喜欢看书，无论他看什么书，只要不是纯粹消耗时间的那些通俗小说，总是会有进步的。人生自己写自己的历史，靠的就是不断学习，不断进步。
如果一个孩子一辈子被动学习，那么从学校出来以后，就很可能有一种“终于把书读完了”的感觉，而会停止读书。我就看到很多我的朋友家里，一个小小的书架上，一共只有那么几十本书，而且很多是工具书、垃圾书。所以说，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要有意识地避免孩子的学习依赖性。当老师要求家长听写的时候，家长就应该和孩子解释：老师要我听写，如果你会，这是不必要的；如果你不会，光听写没有任何用处。这样，你就可以要求孩子独立完成记忆，“如果你记不住，再来找我。”至少在美国的学校里，学校的负担是很轻的，我很难想象一个主动的孩子需要家长帮忙背单词，或者做类似的动作。我只这样地和我的孩子说了一遍，然后就再没有给他听写过，而且他每次的成绩都基本上是满分。（当他把Salmon拼成Samon的时候，我还表扬了他一番，因为他没有死记硬背，而是通过思考拼出来的。）当他了解到，由他自己主动背单词，是最省时间和精力的方法后，孩子就会很心甘情愿地自己把自己的事情搞好。这样，一点一滴地，孩子就不依赖大人了。
在今天这个高科技时代，孩子们除了家长，还可能依赖高科技，如电子游戏、电视、种类繁多的通讯工具等等。很多新的科技产品，如苹果出产的iPad，搞好了，帮助我们干一些事情；搞不好，说简单了，就会让我们玩物丧志。这种玩物丧志，实际也是一种依赖。人的心理，对一个电子玩具一产生依赖，一没事情，就去玩这个电子玩具，而不会主动地去干什么正经事情。我们在餐馆里就经常看到这种情况，一家在外面吃饭，大人都在聊天，孩子却在边上玩电子游戏机，一刻都不停。大人也不问问，这种情形有没有什么问题。我相信这些家长，都觉得孩子一玩电子游戏，就不再打扰大人了，这样挺好。但是，实际上，却助长了孩子对电子游戏的依赖。很多家庭，为了避免孩子依赖这些电子玩艺儿，把电视都给卖了。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家里也一直没有电视，省得保姆带着孩子看电视。
第二，在美国，很多人讲一定要顺着老板，千万别和老板顶着干。但是，这种说法忽略了一个事实：一个公司里面，最缺乏的就是经理人才，也就是那些能肩负起责任，能够自我约束，同时能够领导别人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让很多人齐心合力，把一件事情做好。
如果一个人一味地顺着老板，那么没人会看到他是否具有上面讲的那些素质，等到公司要提升什么人的时候，老板自然不会想到他。
这一点，中国文化对孩子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影响。中国人见了孩子就用“乖”不“乖”来衡量。岂不知，“乖”就是听话，就是唯唯诺诺，也就是说没有主见，盲目地跟从他人的意见。在英语里，就没有乖这个字，因为大家不用这个标准来评价孩子。
第三，有了主见，还要有能力将这个主见付诸实施。这就要看一个人的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的基本，就是通过讲理的方式，协调并且鼓励很多人齐心协力，往一个方向使劲。
这种组织能力，起源于孩子的幼年。很多孩子的环毛病，来源于大人带孩子时候粗心。当一个孩子有要求，来好好地和大人说的时候，大人不管；等孩子大哭大闹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大人就妥协。这样形成的条件反射，进而培养的个性习惯，和社会上需要的恰恰相反。
我们在工作中就经常会遇见一些人，他觉得如果不没完没了地骚扰律师，律师就不会好好地为他工作。这种待人处事，缺乏真诚的做法，在一个团队里，是很危险的。
上面说过，唯唯诺诺的人，只要能把本职工作做好，虽然提职的时候，老板想不到他，但是公司裁员的时候，老板也想不到他们；对于那些不能在一个组织中正常工作，而总是阴阳怪气、胡搅蛮缠的人，不光提薪提职轮不到他们，公司一裁员，老板就会首先想到他们，而且会想：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独立、有主见、讲道理，归结起来其实就是一点：做人要正，该怎么着就怎么着，不来那些没用的。这一条在中国可能会有问题，因为你在学校不给老师进贡，就不能受到平等待遇；进贡以后，就可以享受特权。进入社会以后，一个人不可能不受到社会这个大染缸的侵染。但是在美国，家长没有这个借口，孩子不正，基本上既不是孩子的问题，也不是学校的问题，而是家长的问题。
当然，家长对孩子的要求，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独立、有主见、讲理，而且各方面的要求，例如自我约束的能力。而且，教育的各方面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在外面唯唯诺诺的孩子，在家里往往是趾高气扬、胡搅蛮缠。没有自己管理自己能力的孩子，就会缺乏独立性，进而有依赖心理，缺乏主见，缺乏管理他人的能力。从另一个方面讲，一旦家长建立起一个良性循环，家长不主动地做什么，好习惯也会自己找到孩子头上。这就是教育得体的效果。家长注意得越早，越细心，就越早地进入这种无为而治的境界，孩子也就会自己把自己教育成有用之才。在正常情况下，这个工作应该在孩子上小学一年级以前完成。
对于那些孩子还没有达到这种境界的家长来说（特别是那些孩子已经上学的家长），孩子下次胡搅蛮缠的时候，就是家长开始尽做家长的教育义务的最好时机。
好孩子都有独立性；办事讲道理，不乱闹；凡事有自己的主见。只有这样的孩子，才会自觉地、主动地吃好、玩好、学好，才会精力十足，才会朝气蓬勃，才会活泼快乐，才会前途无量。
（待续）
Friday, October 8, 2010
诺贝尔委员会今年终于干了几件人事
刚刚听到诺贝尔颁发的和平奖，我都不相信我的耳朵。难道诺贝尔委员会居然真的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
这是今年的物理学奖和文学奖之后，诺贝尔委员会干的第三个人事。
奥巴马（去年吃错了药的诺贝尔委员会评选出来的和平奖得主）也居然立刻出来讲了几句人话（虽然是文字，没有图像，所以传播范围一定很有限）。奥巴马上台之后，最喜欢和各式各样的人民公敌站在一起，嘻嘻哈哈。这是臭名昭著的。导致下定决心不找奥巴马麻烦的布什前总统都主持召开世界人权研讨会。
世界上热爱和平，热爱自由的人们，终于听到了一个好消息。
这是今年的物理学奖和文学奖之后，诺贝尔委员会干的第三个人事。
奥巴马（去年吃错了药的诺贝尔委员会评选出来的和平奖得主）也居然立刻出来讲了几句人话（虽然是文字，没有图像，所以传播范围一定很有限）。奥巴马上台之后，最喜欢和各式各样的人民公敌站在一起，嘻嘻哈哈。这是臭名昭著的。导致下定决心不找奥巴马麻烦的布什前总统都主持召开世界人权研讨会。
世界上热爱和平，热爱自由的人们，终于听到了一个好消息。
Monday, October 4, 2010
教育杂谈三：什么是教育
很多人觉得教育是学校的事；即便觉得教育是家长的事，他们觉得对孩子的教育，也是从上小学开始。也就是说，在孩子被学校以分数来衡量其学习成绩以前，很多家长觉得教育不是一个问题。
以前美国有人曾经写过一本畅销书，他说一个人真正需要知道的东西，在幼儿园已经全部学到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一个家长可以真正“教”孩子的东西，到了孩子上小学的时候，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上学后的孩子，家长就要有意识地让孩子开始自我发现，自我发掘，自我发展，因为到这个时候，孩子的心理已经不再是一块海绵，无条件地吸收外界。他们已经开始有判断能力。所以家长也就需要让他们用他们自己的判断能力，自发的热情和动力来发现、发掘、发展他们自己。
要想教育好孩子，就要搞清楚教育是什么。从根本上来说，教育就是让孩子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直到他们尝到甜头，能够用自发的热情来做这个事情；或者改变孩子现在做事的方法，直到孩子完全意识到新做法的益处，主动地用改用新的办法来做事。当孩子走在正路上的时候，家长不必再教育什么，做好参谋和助理的工作就行了。
那么，如何才能改变孩子呢？简单地说，有效的教育一定要依靠一个清晰、明确的快速反馈系统。当孩子把一件事情做得很好的时候（如主动观察、描述事物），家长需要迅速给孩子一个正反馈；相反，如果孩子干了不该干的事情的时候（如在过马路的时候不看车就猛冲乱撞），家长需要迅速给孩子一个负反馈。这个反馈系统，只要足够快，足够强烈，在孩子们还是一张白纸的时候，或者是孩子走歪路走得还不远的时候，很容易改正不好的习惯，建立起良好的习惯。
当年，我们一群孩子在北京的一个研究机构大院里长大，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些父母双方都是研究人员的孩子，学习比较好。相比之下，那些父母中只有一方是研究人员的家庭，尽管孩子受到更加周密、细致的照顾，他们的学习却不如双研家庭里出来的孩子。（当时任何家庭都没有保姆。）一般来说，研究人员平常没时间，做起事情来都很讲效率。而那些非研究人员，当时都被安插在机关里，做一些很轻松的事务性工作。结果这些人就没有很强的时间观念，和家庭妇女差不多。她们虽然有更多的时间来督促孩子学习，但是他们的懒散习惯，对孩子产生的负面影响，显然超过了正面影响。所以，照顾得细致入微，应该远远没有正确地引导孩子、建立起好习惯重要。
今天在美国，生活不易，所以多数家庭是双职工。但是，不幸的是生了孩子，除非父母来美国帮忙，多数都雇保姆来看孩子。保姆的问题，更甚于我们当年大院里的非研妈妈。除了她们没有在美国获得专业工作的能力外，他们还活得极其不自在、不高兴。你在大街上，就可以看到一家人，父母还算高高兴兴，但是小推车里的孩子，却和推车的保姆一样愁眉不展，而且这些孩子常常面黄肌瘦。当孩子还是一张白纸的时候，如果完全交给保姆管，就会有这个问题：首先，保姆将他们那种对生活消极的情绪带给了孩子；其次，保姆会把他们的坏习惯（例如在家长面前一套，背后一套；做事表面文章，糊弄家长；生活懒散，一天到晚看电视；做事没有原则）也传染给孩子。
对于保姆来说，她们最不能做的，就是训练孩子的独立能力，因为那些心中不想教育的家长，看到保姆在孩子哭的时候把孩子扔在一旁不管，是会觉得保姆不尽责的。所以为了显示自己尽责，孩子一哭，保姆立刻就回去抱孩子。孩子一哭就抱，等同于鼓励孩子用哭来达到目的，时间长了，孩子行为上变得爱耍赖，心理上变得爱自怜，同时产生对保姆的心理依赖。表现就是孩子没了保姆就又哭又闹，家长自然也就把这个现象翻译成这个孩子跟这个保姆真亲，这个保姆好。
保姆带小孩，最大的问题是她们没有想过如何教育孩子， 帮助孩子建立良好的习惯。很多保姆自己也是做事毫无章法，当她们在应对各种事情的时候，所作的决定随机性很大。保姆的反应一复杂（例如她们让羡慕或嫉妒操纵她们的决定），随机性一大（例如保姆想发无名火），依赖反馈系统的孩子就糊涂了。这样，即便家长给了孩子正确的反馈信号，孩子恐怕也不会做出响应了。而且保姆往往不对孩子解释她们做各种反应的理由，所以孩子很难搞明白保姆在根据什么作决定。除此之外，如果孩子还看着保姆在家长面前低眉顺眼，在孩子面前横眉立目，那孩子就彻底搞不懂这个世界是怎么一回事了。
但是，孩子总还要成长，其结果就是孩子照着保姆的样子，做事没有章法（也就是不依据正确的逻辑和道理来作决定）。这样长大的孩子，很容易消极，不快乐，对自己和他人没信心。我上面说的是保姆主观上想好好干，想尽心尽力，但无法避免她们的天性带来的问题。换句话说，即使保姆想尽心尽力地带孩子，不由自主地，保姆还是会把她们做事的坏习惯，对生活的消极态度等等传给孩子，使得她们带的孩子在品性上更像是她们的孩子（因为只有她们在有效地影响孩子）。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保姆的时间观念往往不强，结果会给孩子带来很坏的影响。一个人没有时间观念，干起事情来不可能有效率，在这个世界上，就会被人看不起。这样的孩子将来走向社会，就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当年我在富士胶卷工作的时候，就注意到，每次我去见总裁，他都会在我走进他房间的那一刻看表。看到我几乎是踩着约好的那一秒进去的，他脸上就会洋溢出一种欣赏的表情。从某种程度上说，他这是在考核我的婴儿教育。反过来，如果我的时间观念不强，他就很可能不会做我的fans（粉丝的音译），从而在公司给我尽可能大的空间来实现自己的想法。
再举一个例子：今天的孩子，人人有饭吃的。但是为什么那么多孩子面黄肌瘦、面无表情，而另外一些孩子却红光满面、精力充沛、神气活现呢？这个问题的根本是有些孩子有吃饭的问题，另一些没有这个问题。吃饭问题显示在几个方面，第一是不挑食，第二是饮食结构合理，第三是吃饭的时候能够吃足量。惯孩子恐怕是造成不佳饮食习惯的根源。在婴儿期，孩子吃婴儿食品。有些中国父母，自己去品尝那些婴儿食品，觉得婴儿食品一没味道，二发腥。他们就觉得给孩子吃这些东西是委屈了孩子，所以就给婴儿做大人饭吃。当然，孩子一旦养成口味，是绝对再也不会回去吃婴儿食品的了。但是，婴儿身体用不到多少盐分、糖分，给他们多余的盐、糖对他们只有害处。有一次，我们在外面给孩子吃婴儿食品，有一对中国老人就走过来，非常和善地问：你们有没有吃过这些婴儿食品？很恶心的。我们就笑着说，吃过，但是这种食品对孩子有好处。这对中国老人就对我们现身说法，说他们做得多么多么好吃。孩子多么喜欢吃等等。但是，我们看了看他们推着的那个孩子，和我们的孩子一比较，就很容易辨别出来他们惯孩子的结果：他们推的那个孩子，就属于面黄肌瘦的那种。（当然我们没好意思指明这一点。）
从理论上来说，孩子的饮食，如果单凭孩子的味觉来决定的话，那么孩子的营养就一定会有问题，因为今天的垃圾食品，包括各类快餐、工厂制成品、冰淇淋、巧克力，都比健康食品含更加高的糖分，盐分，孩子不仅更喜欢吃，而且还会上瘾。如果一味满足孩子对这种口味的要求，就会影响他们的正常三餐。也就是说，如果家长在饮食方面完全顺着孩子，孩子就不可能有健康的身体。
世界上的很多乐趣，是要先吃苦，后收获的。没有付出，就不会有获得。一切听孩子的，那孩子就很难享受到这类乐趣。我女儿四岁的时候，和我们一起爬山，有一次，我们在Joshua Tree国家公园去看Hidden Oasis，来回走了8英里山路（约13公里，即使对大人来说也是艰苦的挑战）。快回到停车场的时候，她因为要和她哥哥比赛，一路小跑，看到的人就问：你走到头了吗？她就正色地、气喘嘘嘘地说：这条路太远了，你们见到一英里标记的时候，就要折回头，否则天黑前回不来的。听的人都笑死了。她率先回到停车场时的那种神气活现，飒爽英姿，不是呆在家里可以培养出来的。只要孩子尝到乐趣，都是愿意付出的，不必督促。我一说：“Want to go hiking?”这些孩子总是立刻就跳起来说：“Yes!”没有一次说不的，就连他们在生病的时候，都会说“Yes.”
良好的反馈系统，除了可以建立起一个良性循环，把孩子领上正路，还会给孩子一个边界概念。这个边界不可跨越；但是边界之内是孩子的自由。在清晰定义的边界内，孩子可以充分发挥自我。反之，如果孩子被恶性循环控制，被惯坏了，那么孩子就会很消极，对什么都说不。我就见过被惯坏的孩子，在迪斯尼乐园里面还要怨这怨那，一会叫热，一会叫晒，一会又叫累。这样的孩子，如何能够开始一个快乐人生？问题是，这些孩子的家长，往往以为惯孩子就是爱孩子。要知道，爷爷奶奶惯孩子也就罢了，父母的职责一定是教育。
回到《教育杂谈二：教育最关键的时刻》里谈到的时机问题，解决孩子的问题，越早越好。越晚，孩子就会在邪路上走得越远，改起来也就越加困难。但是，无论多晚，总比以后再说来得要早。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家长要明白这个反馈系统的机制，并且熟练掌握这个反馈系统，以传达简单明了的信息给孩子。一旦意识到孩子有问题，就要迅速根据孩子的问题，制定一套应对方针，然后不折不扣地贯彻。不能一遇到困难，就被懒散之心操纵，来个“以后再说吧”，而放任孩子在错误的方向上越走越远。
（待续）
以前美国有人曾经写过一本畅销书，他说一个人真正需要知道的东西，在幼儿园已经全部学到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一个家长可以真正“教”孩子的东西，到了孩子上小学的时候，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上学后的孩子，家长就要有意识地让孩子开始自我发现，自我发掘，自我发展，因为到这个时候，孩子的心理已经不再是一块海绵，无条件地吸收外界。他们已经开始有判断能力。所以家长也就需要让他们用他们自己的判断能力，自发的热情和动力来发现、发掘、发展他们自己。
要想教育好孩子，就要搞清楚教育是什么。从根本上来说，教育就是让孩子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直到他们尝到甜头，能够用自发的热情来做这个事情；或者改变孩子现在做事的方法，直到孩子完全意识到新做法的益处，主动地用改用新的办法来做事。当孩子走在正路上的时候，家长不必再教育什么，做好参谋和助理的工作就行了。
那么，如何才能改变孩子呢？简单地说，有效的教育一定要依靠一个清晰、明确的快速反馈系统。当孩子把一件事情做得很好的时候（如主动观察、描述事物），家长需要迅速给孩子一个正反馈；相反，如果孩子干了不该干的事情的时候（如在过马路的时候不看车就猛冲乱撞），家长需要迅速给孩子一个负反馈。这个反馈系统，只要足够快，足够强烈，在孩子们还是一张白纸的时候，或者是孩子走歪路走得还不远的时候，很容易改正不好的习惯，建立起良好的习惯。
当年，我们一群孩子在北京的一个研究机构大院里长大，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些父母双方都是研究人员的孩子，学习比较好。相比之下，那些父母中只有一方是研究人员的家庭，尽管孩子受到更加周密、细致的照顾，他们的学习却不如双研家庭里出来的孩子。（当时任何家庭都没有保姆。）一般来说，研究人员平常没时间，做起事情来都很讲效率。而那些非研究人员，当时都被安插在机关里，做一些很轻松的事务性工作。结果这些人就没有很强的时间观念，和家庭妇女差不多。她们虽然有更多的时间来督促孩子学习，但是他们的懒散习惯，对孩子产生的负面影响，显然超过了正面影响。所以，照顾得细致入微，应该远远没有正确地引导孩子、建立起好习惯重要。
今天在美国，生活不易，所以多数家庭是双职工。但是，不幸的是生了孩子，除非父母来美国帮忙，多数都雇保姆来看孩子。保姆的问题，更甚于我们当年大院里的非研妈妈。除了她们没有在美国获得专业工作的能力外，他们还活得极其不自在、不高兴。你在大街上，就可以看到一家人，父母还算高高兴兴，但是小推车里的孩子，却和推车的保姆一样愁眉不展，而且这些孩子常常面黄肌瘦。当孩子还是一张白纸的时候，如果完全交给保姆管，就会有这个问题：首先，保姆将他们那种对生活消极的情绪带给了孩子；其次，保姆会把他们的坏习惯（例如在家长面前一套，背后一套；做事表面文章，糊弄家长；生活懒散，一天到晚看电视；做事没有原则）也传染给孩子。
对于保姆来说，她们最不能做的，就是训练孩子的独立能力，因为那些心中不想教育的家长，看到保姆在孩子哭的时候把孩子扔在一旁不管，是会觉得保姆不尽责的。所以为了显示自己尽责，孩子一哭，保姆立刻就回去抱孩子。孩子一哭就抱，等同于鼓励孩子用哭来达到目的，时间长了，孩子行为上变得爱耍赖，心理上变得爱自怜，同时产生对保姆的心理依赖。表现就是孩子没了保姆就又哭又闹，家长自然也就把这个现象翻译成这个孩子跟这个保姆真亲，这个保姆好。
保姆带小孩，最大的问题是她们没有想过如何教育孩子， 帮助孩子建立良好的习惯。很多保姆自己也是做事毫无章法，当她们在应对各种事情的时候，所作的决定随机性很大。保姆的反应一复杂（例如她们让羡慕或嫉妒操纵她们的决定），随机性一大（例如保姆想发无名火），依赖反馈系统的孩子就糊涂了。这样，即便家长给了孩子正确的反馈信号，孩子恐怕也不会做出响应了。而且保姆往往不对孩子解释她们做各种反应的理由，所以孩子很难搞明白保姆在根据什么作决定。除此之外，如果孩子还看着保姆在家长面前低眉顺眼，在孩子面前横眉立目，那孩子就彻底搞不懂这个世界是怎么一回事了。
但是，孩子总还要成长，其结果就是孩子照着保姆的样子，做事没有章法（也就是不依据正确的逻辑和道理来作决定）。这样长大的孩子，很容易消极，不快乐，对自己和他人没信心。我上面说的是保姆主观上想好好干，想尽心尽力，但无法避免她们的天性带来的问题。换句话说，即使保姆想尽心尽力地带孩子，不由自主地，保姆还是会把她们做事的坏习惯，对生活的消极态度等等传给孩子，使得她们带的孩子在品性上更像是她们的孩子（因为只有她们在有效地影响孩子）。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保姆的时间观念往往不强，结果会给孩子带来很坏的影响。一个人没有时间观念，干起事情来不可能有效率，在这个世界上，就会被人看不起。这样的孩子将来走向社会，就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当年我在富士胶卷工作的时候，就注意到，每次我去见总裁，他都会在我走进他房间的那一刻看表。看到我几乎是踩着约好的那一秒进去的，他脸上就会洋溢出一种欣赏的表情。从某种程度上说，他这是在考核我的婴儿教育。反过来，如果我的时间观念不强，他就很可能不会做我的fans（粉丝的音译），从而在公司给我尽可能大的空间来实现自己的想法。
再举一个例子：今天的孩子，人人有饭吃的。但是为什么那么多孩子面黄肌瘦、面无表情，而另外一些孩子却红光满面、精力充沛、神气活现呢？这个问题的根本是有些孩子有吃饭的问题，另一些没有这个问题。吃饭问题显示在几个方面，第一是不挑食，第二是饮食结构合理，第三是吃饭的时候能够吃足量。惯孩子恐怕是造成不佳饮食习惯的根源。在婴儿期，孩子吃婴儿食品。有些中国父母，自己去品尝那些婴儿食品，觉得婴儿食品一没味道，二发腥。他们就觉得给孩子吃这些东西是委屈了孩子，所以就给婴儿做大人饭吃。当然，孩子一旦养成口味，是绝对再也不会回去吃婴儿食品的了。但是，婴儿身体用不到多少盐分、糖分，给他们多余的盐、糖对他们只有害处。有一次，我们在外面给孩子吃婴儿食品，有一对中国老人就走过来，非常和善地问：你们有没有吃过这些婴儿食品？很恶心的。我们就笑着说，吃过，但是这种食品对孩子有好处。这对中国老人就对我们现身说法，说他们做得多么多么好吃。孩子多么喜欢吃等等。但是，我们看了看他们推着的那个孩子，和我们的孩子一比较，就很容易辨别出来他们惯孩子的结果：他们推的那个孩子，就属于面黄肌瘦的那种。（当然我们没好意思指明这一点。）
从理论上来说，孩子的饮食，如果单凭孩子的味觉来决定的话，那么孩子的营养就一定会有问题，因为今天的垃圾食品，包括各类快餐、工厂制成品、冰淇淋、巧克力，都比健康食品含更加高的糖分，盐分，孩子不仅更喜欢吃，而且还会上瘾。如果一味满足孩子对这种口味的要求，就会影响他们的正常三餐。也就是说，如果家长在饮食方面完全顺着孩子，孩子就不可能有健康的身体。
世界上的很多乐趣，是要先吃苦，后收获的。没有付出，就不会有获得。一切听孩子的，那孩子就很难享受到这类乐趣。我女儿四岁的时候，和我们一起爬山，有一次，我们在Joshua Tree国家公园去看Hidden Oasis，来回走了8英里山路（约13公里，即使对大人来说也是艰苦的挑战）。快回到停车场的时候，她因为要和她哥哥比赛，一路小跑，看到的人就问：你走到头了吗？她就正色地、气喘嘘嘘地说：这条路太远了，你们见到一英里标记的时候，就要折回头，否则天黑前回不来的。听的人都笑死了。她率先回到停车场时的那种神气活现，飒爽英姿，不是呆在家里可以培养出来的。只要孩子尝到乐趣，都是愿意付出的，不必督促。我一说：“Want to go hiking?”这些孩子总是立刻就跳起来说：“Yes!”没有一次说不的，就连他们在生病的时候，都会说“Yes.”
良好的反馈系统，除了可以建立起一个良性循环，把孩子领上正路，还会给孩子一个边界概念。这个边界不可跨越；但是边界之内是孩子的自由。在清晰定义的边界内，孩子可以充分发挥自我。反之，如果孩子被恶性循环控制，被惯坏了，那么孩子就会很消极，对什么都说不。我就见过被惯坏的孩子，在迪斯尼乐园里面还要怨这怨那，一会叫热，一会叫晒，一会又叫累。这样的孩子，如何能够开始一个快乐人生？问题是，这些孩子的家长，往往以为惯孩子就是爱孩子。要知道，爷爷奶奶惯孩子也就罢了，父母的职责一定是教育。
回到《教育杂谈二：教育最关键的时刻》里谈到的时机问题，解决孩子的问题，越早越好。越晚，孩子就会在邪路上走得越远，改起来也就越加困难。但是，无论多晚，总比以后再说来得要早。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家长要明白这个反馈系统的机制，并且熟练掌握这个反馈系统，以传达简单明了的信息给孩子。一旦意识到孩子有问题，就要迅速根据孩子的问题，制定一套应对方针，然后不折不扣地贯彻。不能一遇到困难，就被懒散之心操纵，来个“以后再说吧”，而放任孩子在错误的方向上越走越远。
（待续）
Tuesday, September 21, 2010
教育杂谈二：教育最关键的时刻
很多留在美国的中国父母经常把孩子带回中国去度假。我就认识很多人，一到夏天，就把孩子带回中国去。好像这个世界，只有中国和美国。我带着孩子去别的国家 玩，很多人就说那是浪费钱，他们劝我：你的孩子那么小，你带他们去欧洲去看那些欧洲文化的东西，他们根本看不懂。不如等他们大了，能看懂了，再带他们去。
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小孩子的确不像大人那样，可以看到异国文化中的某些内容。例如，他们走在雅典的街上，不会知道意识到苏格拉底曾经在这里干过什么；他们 见到巴塞罗那港的那个手指向美洲的哥伦布雕像，不会联想到当年欧洲人勇闯世界；他们去唐宁街十号，不会想到当年英帝国的辉煌；他们到法国La Havre，不会想到艾森豪威尔指挥着那些美国孩子们用鲜血在那白色峭壁上画出一条通向柏林之路。（当我看到那白色峭壁的时候，就想起当年Reagan总 统作“boys of point du Hoc”演讲时的感人场面。孩子们自然听不懂我在讲些什么。）
但是，孩子的观察和大人是不一样的。美国的心理学家往往把孩子的观察，比作海绵，因为孩子脑子里成见很少，他们可以看到并且吸收成人看不到的东西。也就是 说，小孩子就像一张白纸，你可以在上面写任何东西。将来孩子脑子里的知识多了，成见也同时多了，所吸收知识的方式不一样了。那时，家长能够对他们产生的影 响，也就不一样了。换句话说，等孩子有了主见以后，家长就应该给孩子机会让他们自我发现，自我发掘，自我发展。家长和孩子应该进行一种平等的讨论，而不是引导 孩子干这个、干那个。这个引导工作，要在孩子的主见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做。也就是说，孩子越小，就越需要家长给他们一个更加宽阔的视野，让他们看到世界的多样化以及无限的可能性，这样他们才有机会去自我发现、发掘、发挥；长大以后，他们才会做自己的主人。我们在西班牙的时候，并没有要求孩子们讲西班牙语。但是没几天，孩子们就主动地要求大家都讲西班 牙语。他们也操着那两句半西班牙语，和当地人交谈。
美国的儿童教育学认为，教育宜早不宜迟。具体地说，教育最关键的时刻是孩子从医院拿回家后的第一个星期。这第一个星期，对孩子教育来说，有一个分水岭的作 用。如果家长建立好这个起点，那么孩子便可以从一开始就走上正路。在我和不少家长讨论育儿经的时候，就听过这样的问题：孩子拿回家的第一个星期，他只不 过是一块小肉，除了吃、拉，就只会哭，你能教育什么？在原则层面上，家长在第一个星期里要教的是独立精神。从实际操作层面讲，就是要锻炼孩子睡觉的本事。 我曾经在美国各流行中文网站里搜寻有关孩子睡觉这个话题。对于孩子晚上哭，要家长抱，答案几乎千篇一律：你抱个一年两载，孩子就不哭了，也就熬出来了。
美国的理念不是这样的。医院里的护士曾经和我说过：如果你想让孩子睡小床，你就要从第一天开始把他放到小床上去睡；如果你觉得孩子哭得太厉害，就把孩子抱 到大床上来睡；几天之后，你再下狠心，把孩子放在小床上睡，孩子可能会哭晕厥过去，然后需要拿到医院急救的。依照这种说法，当我们把老大带回家时，就按照医 生的说法，在他神志最清醒的时候，把他放到小床上去睡觉，而且晚上上床后除了喂奶，不去碰他。结果这块小肉，哭了整整一夜(当然，隔一会要去他耳边说说话，增加他的安全感)。第一夜鏖战下来，我们有点怀疑医生、护士 的说法。随即私下讨论决定，给这个孩子一个星期的时间。如果一个星期以后，还不能进入正常，我们就采用中国式的抱的办法。
结果，第二天晚上，孩子居然自己睡过去了。到了三点左右，孩子饿了，才开始哭。这时我们喂一次奶，然后孩子就一觉睡到第二天，再没有哭。有时我们晚上起来查看时，发现这块小肉居然没有睡觉，在小床上安安静静地玩自己的手指头。几个星期以后，就会有一天，孩子会一觉睡到天亮。从这以后，即便孩子三点哭，我们也不喂了。有了老大的经验，老二也照章行事，结果完全一样，大闹了一夜了事。这样，我们每一个孩子，只有大概一个月的时间需要中间起来一下，然后生活作息就归于正常了。另一方面好处是，孩子只有在深度睡眠的时候，生长激素才分泌的最旺盛，所以能够睡大觉的孩子往往发育的更好。
这两个孩子各自有各自解决问题的办法。老大需要安慰的时候，就把袖子放在嘴边，用嘴拱拱，然后就自我安静了；老二就抱一个毯子。很长时间，她一定要抱同 一条毯子，拒绝用其它毯子。这样，一个礼拜后，体现在睡觉这方面，孩子就上好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第一课。有了这个起点，事后很多事情，我们都会尽量让孩 子为自己负责。例如，吃饭就要吃饱，一顿饭与另一顿饭之间不叫饿；长大以后，不挑食。依照美国这种育儿方式，我们的孩子，和很多别人的孩子比，在第一个星期，完成了那些被抱的孩子一、两年以后才能够做的事情。
没有带过小孩的人，可能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那些被孩子折腾的家长，如果细心，就会观察到：这种孩子对于家长的精神依赖（要求抱），不仅仅局限 在睡觉一方面。孩子有的时候哭是因为有事情，例如尿片湿了，或者是饿了；有的时候，单单就是因为他想让大人抱。如果有了晚上自己睡觉的本事，孩子想让抱的 时候，哭两声也就算了；不会像其他那些孩子那样，会越哭越厉害，一直到达到要求为止。这种通过哭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一个很坏的习惯。如果孩子提出的要求， 只要哭到一定程度，家长就一定会满足，那么孩子就会逐步变得任性、蛮不讲理。有时甚至会在公开场合硬性地向家长提无理要求。相反，孩子有了第一周自己睡觉的经 验，他就会有一定的独立精神。如果一个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不会没完没了、靠耍赖来达到目的。大人要求他做什么事情，他也会尽量做好。
这个事情，看起来简单，实际不然。这是一个反馈系统。合作的孩子，享受到合作的好处，就会更加合作；意气的孩子，因为耍赖管用，就会愈加用蛮横无理来解决问 题。这样下去，就会成长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孩子。试想，一个孩子能够自我节制，和父母合作；另一个孩子，以哭、耍赖来解决问题。有了事情，意气用事，以愈来愈烈的哭来威逼家长就范。前一种孩子，会逐渐走上遇事讲道理，并且服从道理路。后一种孩子，发展下去，遇事不会理性分析，以理服人，而一切通过意气来达到目的。
所谓第一周的重要性，就在于此。如果尽心尽力好好解决，这第一周的教育会有事半功倍的效应，会引导着孩子以“善”来解决问题。在另一个极端，如果家长不意 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跟着感觉走，从孩子一哭就抱，发展到哭得厉害才抱，直至孩子习惯于以“恶”来解决问题。如果这件事情不能好好解决，这就有一个分水岭的 效果。等孩子走上意气用事那条路以后，再往回扳就像把已经流下去的水给引回来那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样的家长，往往不会意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往往会自我解嘲地说，孩子的教育是以后的事，或者是学校的事。说这话的家长，自暴自弃，放任自流。在这种态度之下，在通过第一星期的这个分水岭时流错了方向的孩子，就不太可能调整回来。很多孩子的未来发展方向，在这第一周过去以后，按着家长的教育方式，已经开始形成了。这就是美国人说的家长make who you are 吧。
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小孩子的确不像大人那样，可以看到异国文化中的某些内容。例如，他们走在雅典的街上，不会知道意识到苏格拉底曾经在这里干过什么；他们 见到巴塞罗那港的那个手指向美洲的哥伦布雕像，不会联想到当年欧洲人勇闯世界；他们去唐宁街十号，不会想到当年英帝国的辉煌；他们到法国La Havre，不会想到艾森豪威尔指挥着那些美国孩子们用鲜血在那白色峭壁上画出一条通向柏林之路。（当我看到那白色峭壁的时候，就想起当年Reagan总 统作“boys of point du Hoc”演讲时的感人场面。孩子们自然听不懂我在讲些什么。）
但是，孩子的观察和大人是不一样的。美国的心理学家往往把孩子的观察，比作海绵，因为孩子脑子里成见很少，他们可以看到并且吸收成人看不到的东西。也就是 说，小孩子就像一张白纸，你可以在上面写任何东西。将来孩子脑子里的知识多了，成见也同时多了，所吸收知识的方式不一样了。那时，家长能够对他们产生的影 响，也就不一样了。换句话说，等孩子有了主见以后，家长就应该给孩子机会让他们自我发现，自我发掘，自我发展。家长和孩子应该进行一种平等的讨论，而不是引导 孩子干这个、干那个。这个引导工作，要在孩子的主见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做。也就是说，孩子越小，就越需要家长给他们一个更加宽阔的视野，让他们看到世界的多样化以及无限的可能性，这样他们才有机会去自我发现、发掘、发挥；长大以后，他们才会做自己的主人。我们在西班牙的时候，并没有要求孩子们讲西班牙语。但是没几天，孩子们就主动地要求大家都讲西班 牙语。他们也操着那两句半西班牙语，和当地人交谈。
美国的儿童教育学认为，教育宜早不宜迟。具体地说，教育最关键的时刻是孩子从医院拿回家后的第一个星期。这第一个星期，对孩子教育来说，有一个分水岭的作 用。如果家长建立好这个起点，那么孩子便可以从一开始就走上正路。在我和不少家长讨论育儿经的时候，就听过这样的问题：孩子拿回家的第一个星期，他只不 过是一块小肉，除了吃、拉，就只会哭，你能教育什么？在原则层面上，家长在第一个星期里要教的是独立精神。从实际操作层面讲，就是要锻炼孩子睡觉的本事。 我曾经在美国各流行中文网站里搜寻有关孩子睡觉这个话题。对于孩子晚上哭，要家长抱，答案几乎千篇一律：你抱个一年两载，孩子就不哭了，也就熬出来了。
美国的理念不是这样的。医院里的护士曾经和我说过：如果你想让孩子睡小床，你就要从第一天开始把他放到小床上去睡；如果你觉得孩子哭得太厉害，就把孩子抱 到大床上来睡；几天之后，你再下狠心，把孩子放在小床上睡，孩子可能会哭晕厥过去，然后需要拿到医院急救的。依照这种说法，当我们把老大带回家时，就按照医 生的说法，在他神志最清醒的时候，把他放到小床上去睡觉，而且晚上上床后除了喂奶，不去碰他。结果这块小肉，哭了整整一夜(当然，隔一会要去他耳边说说话，增加他的安全感)。第一夜鏖战下来，我们有点怀疑医生、护士 的说法。随即私下讨论决定，给这个孩子一个星期的时间。如果一个星期以后，还不能进入正常，我们就采用中国式的抱的办法。
结果，第二天晚上，孩子居然自己睡过去了。到了三点左右，孩子饿了，才开始哭。这时我们喂一次奶，然后孩子就一觉睡到第二天，再没有哭。有时我们晚上起来查看时，发现这块小肉居然没有睡觉，在小床上安安静静地玩自己的手指头。几个星期以后，就会有一天，孩子会一觉睡到天亮。从这以后，即便孩子三点哭，我们也不喂了。有了老大的经验，老二也照章行事，结果完全一样，大闹了一夜了事。这样，我们每一个孩子，只有大概一个月的时间需要中间起来一下，然后生活作息就归于正常了。另一方面好处是，孩子只有在深度睡眠的时候，生长激素才分泌的最旺盛，所以能够睡大觉的孩子往往发育的更好。
这两个孩子各自有各自解决问题的办法。老大需要安慰的时候，就把袖子放在嘴边，用嘴拱拱，然后就自我安静了；老二就抱一个毯子。很长时间，她一定要抱同 一条毯子，拒绝用其它毯子。这样，一个礼拜后，体现在睡觉这方面，孩子就上好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第一课。有了这个起点，事后很多事情，我们都会尽量让孩 子为自己负责。例如，吃饭就要吃饱，一顿饭与另一顿饭之间不叫饿；长大以后，不挑食。依照美国这种育儿方式，我们的孩子，和很多别人的孩子比，在第一个星期，完成了那些被抱的孩子一、两年以后才能够做的事情。
没有带过小孩的人，可能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那些被孩子折腾的家长，如果细心，就会观察到：这种孩子对于家长的精神依赖（要求抱），不仅仅局限 在睡觉一方面。孩子有的时候哭是因为有事情，例如尿片湿了，或者是饿了；有的时候，单单就是因为他想让大人抱。如果有了晚上自己睡觉的本事，孩子想让抱的 时候，哭两声也就算了；不会像其他那些孩子那样，会越哭越厉害，一直到达到要求为止。这种通过哭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一个很坏的习惯。如果孩子提出的要求， 只要哭到一定程度，家长就一定会满足，那么孩子就会逐步变得任性、蛮不讲理。有时甚至会在公开场合硬性地向家长提无理要求。相反，孩子有了第一周自己睡觉的经 验，他就会有一定的独立精神。如果一个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不会没完没了、靠耍赖来达到目的。大人要求他做什么事情，他也会尽量做好。
这个事情，看起来简单，实际不然。这是一个反馈系统。合作的孩子，享受到合作的好处，就会更加合作；意气的孩子，因为耍赖管用，就会愈加用蛮横无理来解决问 题。这样下去，就会成长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孩子。试想，一个孩子能够自我节制，和父母合作；另一个孩子，以哭、耍赖来解决问题。有了事情，意气用事，以愈来愈烈的哭来威逼家长就范。前一种孩子，会逐渐走上遇事讲道理，并且服从道理路。后一种孩子，发展下去，遇事不会理性分析，以理服人，而一切通过意气来达到目的。
所谓第一周的重要性，就在于此。如果尽心尽力好好解决，这第一周的教育会有事半功倍的效应，会引导着孩子以“善”来解决问题。在另一个极端，如果家长不意 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跟着感觉走，从孩子一哭就抱，发展到哭得厉害才抱，直至孩子习惯于以“恶”来解决问题。如果这件事情不能好好解决，这就有一个分水岭的 效果。等孩子走上意气用事那条路以后，再往回扳就像把已经流下去的水给引回来那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样的家长，往往不会意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往往会自我解嘲地说，孩子的教育是以后的事，或者是学校的事。说这话的家长，自暴自弃，放任自流。在这种态度之下，在通过第一星期的这个分水岭时流错了方向的孩子，就不太可能调整回来。很多孩子的未来发展方向，在这第一周过去以后，按着家长的教育方式，已经开始形成了。这就是美国人说的家长make who you are 吧。
Tuesday, September 14, 2010
西班牙印象（三）--中国人在西班牙，中国企业走向世界
每去一个国家，都想看看中国人在那里的情况。总的来讲，那里的中国人依靠西班牙人工作的慢节奏，干得都不错。西班牙人的生活、工作节奏，和美国人比起来，的确要慢很多。例如，西班牙人有个在街边坐坐，来上一杯的习惯。很多餐馆，都有露天座位。晚上六、七点钟，这些座位上坐满了人，人人面前都只有一杯饮料和小吃，没有食品（因为还没到晚饭时间）。这种场景，在美国是看不到的。
西班牙的商店不少从早上十点开到下午两点，然后就会关门到五点。晚上再从五点开到七、八点钟。例如，我们旅馆楼下有一个旧书书店。我一直想去看看，但是总是时间上不巧。有两次见到它的门是开着的，但是都因为我们急着去个什么地方，没有时间进去翻书（翻书需要很多时间）。而我有时间的时候，它都关着。西班牙人夏天出门度假，就在商店门口贴个纸条，说本月因为度假歇业一个月。这种情况，在西班牙很普遍。很多旅游地点，如博物馆、缆车等，都有一周休息一天的事情。（我们看到这种场景就想，一个国家失业率那么高，为什么不利用这些就业机会？答案恐怕是官僚制度。）西班牙人的懒散，给当地的中国人带来了商机。例如，中国人在西班牙开了很多食品小商场（supermercado），甚至有些就开在大商场（如El Corte Inglés或Carrefour）的边上。（西班牙的有些El Corte Inglés是有食品部的。）这些大商场十点钟关门，中国人的小商场就开到半夜。一方面，从十点到半夜他们垄断；另一方面，西班牙人不像美国人那样一买就买很多东西，他们有时会因为中国人的小店近几步，而不会去大超市。
另外，我们见到很多中国人在西班牙开的批发公司。这些批发公司把中国制造的小商品拿来批发，一条街上，可以有很多家这样的公司。我们选了几家进去看看，似乎他们都没有生存问题。这种公司，在美国是不可能存活下来的。我们在西班牙的时候，也和几个这样的公司老板聊过天，总的感觉就是他们比美国的这一批所受的教育水平低一些，而且他们的商业模式在美国是行不通的（因为美国大家睡觉早，大商店关门晚，而且大家习惯于大量购物）。我们见到一个中国南方过去的人，在巴塞罗那呆了六年以后自己就自己开了个supermercado，然后把女儿也接去了。我们去的时候，他和他女儿管着这个店。在孩子们上厕所、吃水果的一段时间里，我见到不停地有人来买东西。但是他们父女俩和这些西班牙顾客的交流都十分有限。过了一会，街对面的另外一个中国老板过来串门，谈到西班牙人赊账不还的事，大家笑了一回。讲了没几分钟，那人就说他要去管他的店了，就回去了。
中国目前面临一个大企业全球化的问题。很多大企业深知，不全球化，只局限在中国，风险就太大。但是他们出来“闯世界”的业绩总是不理想。这里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中国公司对海外文化了解不够深的问题，因此成功的案例非常少。要知道，市场的基础是文化。不了解文化，不可能真正地了解市场，无论是劳工市场，商品市场，还是金融市场。“闯世界”还有闯美、闯欧和闯日的区别，而且即便今天欧洲已经有了欧元区，欧元区内部各国的分离性还是很高的。而且很多欧洲国家不讲英语，这就给只讲英语的中国企业人员带来很大问题。比较了解欧洲的人知道，在欧洲，如果不讲当地语言，一个人不可能真正地了解一个国家。
撇开语言问题，了解一个国家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英国和美国做过生意的人都知道，英国和美国市场相差很大。（有人就开过玩笑：英国和美国是被同一种语言给分割开的两个国家。）开发海外市场的成败，依赖于在美、欧、日本这些发达国家成功。而对当地文化、人民心理的了解，恐怕是中国公司“闯世界”的最大障碍。你不了解对方，就无法做到“知己知彼”，不能“知己知彼”，运作起来就会有很大问题。
在这点上，美国就有很大优势。每年，美国有大量孩子到欧洲去玩。我们这次就见到很多美国父母带着孩子，或者美国年轻人自己结伴到欧洲去玩。因为他们操美国腔，一见到，自然有一些乡音共鸣。免不了搭讪几句。美国公司去欧洲发展，很大程度上依靠这些人。这个群众基础，对于美国公司在欧洲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重要性。
相对之下，中国人在西班牙的旅游，因为有旅游团这层隔阂，就事倍功半。有意思的是很多在美国的中国人，去欧洲都要跟着旅游团去“到此一游”。照道理说，来美国的这批中国人，是敢闯的一批。为什么去欧洲玩，就不发挥发挥我们这个敢闯的优秀品质。虽然旅游团很便宜，但是三、四个人一起游，就不那么便宜了。而且，如果你真的想在西班牙省钱，五、六十欧元，就可以住上不错的旅馆。这样一比，旅游团就不那么便宜了。我们在西班牙还遇到过几个台湾女孩自己结伴出来玩的，这帮女生竟是从乌干达过来的，真是让人佩服。
中国公司出来闯世界，经常靠海归。其实这是一个错误，因为海归大都是在海外混不下去了的，或者和当地文化格格不入，才回中国去的。真正适应、喜爱当地文化的人，都留下来了。认真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里面还是一个素质问题。例如，唐骏在微软（美国）呆不下去，很可能是因为他不能坐下来认真做事，而在美国不能靠忽悠吃饭，这才把他给逼回中国去了。当年锦涛同志来美国，在美国找翻译，就是认识到了这个问题。
不少中国公司依靠购买美国公司“闯世界”。他们在购买美欧公司后，往往全盘使用外国公司的原来管理层，不像一般公司并购之后，会作一些调整（从最低意义上说，并购是一个难得的解决一个公司内部固有问题机会，失去了这个机会，就等于将这些原来公司的固有问题，变成新公司的固有问题）。所有这些，都反映中国公司走向世界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和欧美自己的做法，有很大差距。这种差距，对于买到手的公司的竞争力，会有一个致命的影响（美国人自己买公司的时候不会错失这个机会）。公司并购，本身就有一个经济学中的所谓知识不对称的问题（很小的知识不对称会带来很大的损失，这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课题）。这个问题，对于缺乏对欧美文化了解的中国公司来说，会将这个公司放到一个更加不利的地位。要知道，美国公司之间并购，也是失败多，成功少。中国公司想利用并购走向世界，完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这方面，如果中国公司不依靠当地发展起来的华人力量，很难不重蹈日本人当年来美国收购公司的覆辙。
想想我们这批八十年代来美国的中国人，有不少已经事业有成。他们依靠着自己的闯劲，很多人已经在美国闯开了一片天地。虽然这批人手里的公司规模通常比较小，国内的大公司常常看不起他们，但是这批人通过打拼得来的，而且了解美国社会（否则他们不可能在美国打开一片天地）。在我的业务范围内，了解很多这样的人。有些中国大公司似乎看不起这些中国人开的小公司，而愿意直接和美国大公司合作，然后就遇到上面说的问题。我觉得，中国公司不意识到这批在美国成功创业的中国人的价值，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没有这个桥梁，合作就势必会有交流、理解上的问题；而这个缺乏交流、理解，无论从错失时机，还是因为知识不对称吃亏方面，日后都可能让中国公司失去机会或者造成损失。
这里我倒不是说来美国投资一定赚不到钱。美国的被动投资参照反馈值（benchmark）一直是9%。也就是说，中国公司来美国作业，当所有参与人员拿美国的正常工资后，公司的回报，如果有9%，就等于打了个平手。如果所有参与人员按美国标准拿工资后，公司的回报低于9%，那对于股东来说，还不如直接进行被动投资。美国的企业管理家工资非常高，就是这个原因（他们要超出这个benchmark）。
八十年代来美，目前身居欧美的这些成功企业家，对于国内企业来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财富。我觉得目前国内公司（特别是大公司）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认识到这批人的价值。倒是一些比较小的公司，在有意识地利用这个资源。（我的一些客户在这方面就很成功。）试想，这批人目前有自己的事情，而且正处于年富力强的年岁。即便从全世界的角度讲，这批人恐怕是最有资格被称为“世界公民”的一个群体。当然，他们自己有自己的企业，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一套生存之术，不少人对趟国内的这塘浑水不那么感兴趣。相比而言，那些在美国没有达到这个意境的人，却会削减脑袋，去国内兜售自己。我觉得，国内公司最需要的是冲破这层窗户纸。如果利用在美国大公司的打工仔，一定要认定，这是一个有P&L职责的打工仔（P&L = profit and loss）。否则，只在大公司当过小职员，公司的一些事情，是不会和他们商量的。他们知道的，充其量，无非是闲言碎语、道听途说而已，对于国内公司不会有什么指导意义。
总的来讲，我觉得国内的公司来美国找人才，需要像投资那样的反向思维：越找上门的，越没有什么用。在确定人选以后，要拿出点刘备三顾茅庐的精神出来，这样中国公司走向世界，才可能“知己知彼”，然后才可能谈得上“百战不殆”。
无论如何，对于中国公司的老板（一帮已经不在挣饭钱的人）来说，闯世界是一个极其有意思的事情。搞好了，不光可以分散国内作业的风险，而且对于自身来讲，也会有一个极大的充实。人生在世，没有多少事情（包括金钱和二奶 —— 其实金钱和二奶在很大程度上满足的是虚荣）可以让人真正地获得满足感。能够从一个更高的高度来看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全文完）
西班牙的商店不少从早上十点开到下午两点，然后就会关门到五点。晚上再从五点开到七、八点钟。例如，我们旅馆楼下有一个旧书书店。我一直想去看看，但是总是时间上不巧。有两次见到它的门是开着的，但是都因为我们急着去个什么地方，没有时间进去翻书（翻书需要很多时间）。而我有时间的时候，它都关着。西班牙人夏天出门度假，就在商店门口贴个纸条，说本月因为度假歇业一个月。这种情况，在西班牙很普遍。很多旅游地点，如博物馆、缆车等，都有一周休息一天的事情。（我们看到这种场景就想，一个国家失业率那么高，为什么不利用这些就业机会？答案恐怕是官僚制度。）西班牙人的懒散，给当地的中国人带来了商机。例如，中国人在西班牙开了很多食品小商场（supermercado），甚至有些就开在大商场（如El Corte Inglés或Carrefour）的边上。（西班牙的有些El Corte Inglés是有食品部的。）这些大商场十点钟关门，中国人的小商场就开到半夜。一方面，从十点到半夜他们垄断；另一方面，西班牙人不像美国人那样一买就买很多东西，他们有时会因为中国人的小店近几步，而不会去大超市。
另外，我们见到很多中国人在西班牙开的批发公司。这些批发公司把中国制造的小商品拿来批发，一条街上，可以有很多家这样的公司。我们选了几家进去看看，似乎他们都没有生存问题。这种公司，在美国是不可能存活下来的。我们在西班牙的时候，也和几个这样的公司老板聊过天，总的感觉就是他们比美国的这一批所受的教育水平低一些，而且他们的商业模式在美国是行不通的（因为美国大家睡觉早，大商店关门晚，而且大家习惯于大量购物）。我们见到一个中国南方过去的人，在巴塞罗那呆了六年以后自己就自己开了个supermercado，然后把女儿也接去了。我们去的时候，他和他女儿管着这个店。在孩子们上厕所、吃水果的一段时间里，我见到不停地有人来买东西。但是他们父女俩和这些西班牙顾客的交流都十分有限。过了一会，街对面的另外一个中国老板过来串门，谈到西班牙人赊账不还的事，大家笑了一回。讲了没几分钟，那人就说他要去管他的店了，就回去了。
中国目前面临一个大企业全球化的问题。很多大企业深知，不全球化，只局限在中国，风险就太大。但是他们出来“闯世界”的业绩总是不理想。这里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中国公司对海外文化了解不够深的问题，因此成功的案例非常少。要知道，市场的基础是文化。不了解文化，不可能真正地了解市场，无论是劳工市场，商品市场，还是金融市场。“闯世界”还有闯美、闯欧和闯日的区别，而且即便今天欧洲已经有了欧元区，欧元区内部各国的分离性还是很高的。而且很多欧洲国家不讲英语，这就给只讲英语的中国企业人员带来很大问题。比较了解欧洲的人知道，在欧洲，如果不讲当地语言，一个人不可能真正地了解一个国家。
撇开语言问题，了解一个国家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英国和美国做过生意的人都知道，英国和美国市场相差很大。（有人就开过玩笑：英国和美国是被同一种语言给分割开的两个国家。）开发海外市场的成败，依赖于在美、欧、日本这些发达国家成功。而对当地文化、人民心理的了解，恐怕是中国公司“闯世界”的最大障碍。你不了解对方，就无法做到“知己知彼”，不能“知己知彼”，运作起来就会有很大问题。
在这点上，美国就有很大优势。每年，美国有大量孩子到欧洲去玩。我们这次就见到很多美国父母带着孩子，或者美国年轻人自己结伴到欧洲去玩。因为他们操美国腔，一见到，自然有一些乡音共鸣。免不了搭讪几句。美国公司去欧洲发展，很大程度上依靠这些人。这个群众基础，对于美国公司在欧洲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重要性。
相对之下，中国人在西班牙的旅游，因为有旅游团这层隔阂，就事倍功半。有意思的是很多在美国的中国人，去欧洲都要跟着旅游团去“到此一游”。照道理说，来美国的这批中国人，是敢闯的一批。为什么去欧洲玩，就不发挥发挥我们这个敢闯的优秀品质。虽然旅游团很便宜，但是三、四个人一起游，就不那么便宜了。而且，如果你真的想在西班牙省钱，五、六十欧元，就可以住上不错的旅馆。这样一比，旅游团就不那么便宜了。我们在西班牙还遇到过几个台湾女孩自己结伴出来玩的，这帮女生竟是从乌干达过来的，真是让人佩服。
中国公司出来闯世界，经常靠海归。其实这是一个错误，因为海归大都是在海外混不下去了的，或者和当地文化格格不入，才回中国去的。真正适应、喜爱当地文化的人，都留下来了。认真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里面还是一个素质问题。例如，唐骏在微软（美国）呆不下去，很可能是因为他不能坐下来认真做事，而在美国不能靠忽悠吃饭，这才把他给逼回中国去了。当年锦涛同志来美国，在美国找翻译，就是认识到了这个问题。
不少中国公司依靠购买美国公司“闯世界”。他们在购买美欧公司后，往往全盘使用外国公司的原来管理层，不像一般公司并购之后，会作一些调整（从最低意义上说，并购是一个难得的解决一个公司内部固有问题机会，失去了这个机会，就等于将这些原来公司的固有问题，变成新公司的固有问题）。所有这些，都反映中国公司走向世界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和欧美自己的做法，有很大差距。这种差距，对于买到手的公司的竞争力，会有一个致命的影响（美国人自己买公司的时候不会错失这个机会）。公司并购，本身就有一个经济学中的所谓知识不对称的问题（很小的知识不对称会带来很大的损失，这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课题）。这个问题，对于缺乏对欧美文化了解的中国公司来说，会将这个公司放到一个更加不利的地位。要知道，美国公司之间并购，也是失败多，成功少。中国公司想利用并购走向世界，完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这方面，如果中国公司不依靠当地发展起来的华人力量，很难不重蹈日本人当年来美国收购公司的覆辙。
想想我们这批八十年代来美国的中国人，有不少已经事业有成。他们依靠着自己的闯劲，很多人已经在美国闯开了一片天地。虽然这批人手里的公司规模通常比较小，国内的大公司常常看不起他们，但是这批人通过打拼得来的，而且了解美国社会（否则他们不可能在美国打开一片天地）。在我的业务范围内，了解很多这样的人。有些中国大公司似乎看不起这些中国人开的小公司，而愿意直接和美国大公司合作，然后就遇到上面说的问题。我觉得，中国公司不意识到这批在美国成功创业的中国人的价值，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没有这个桥梁，合作就势必会有交流、理解上的问题；而这个缺乏交流、理解，无论从错失时机，还是因为知识不对称吃亏方面，日后都可能让中国公司失去机会或者造成损失。
这里我倒不是说来美国投资一定赚不到钱。美国的被动投资参照反馈值（benchmark）一直是9%。也就是说，中国公司来美国作业，当所有参与人员拿美国的正常工资后，公司的回报，如果有9%，就等于打了个平手。如果所有参与人员按美国标准拿工资后，公司的回报低于9%，那对于股东来说，还不如直接进行被动投资。美国的企业管理家工资非常高，就是这个原因（他们要超出这个benchmark）。
八十年代来美，目前身居欧美的这些成功企业家，对于国内企业来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财富。我觉得目前国内公司（特别是大公司）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认识到这批人的价值。倒是一些比较小的公司，在有意识地利用这个资源。（我的一些客户在这方面就很成功。）试想，这批人目前有自己的事情，而且正处于年富力强的年岁。即便从全世界的角度讲，这批人恐怕是最有资格被称为“世界公民”的一个群体。当然，他们自己有自己的企业，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一套生存之术，不少人对趟国内的这塘浑水不那么感兴趣。相比而言，那些在美国没有达到这个意境的人，却会削减脑袋，去国内兜售自己。我觉得，国内公司最需要的是冲破这层窗户纸。如果利用在美国大公司的打工仔，一定要认定，这是一个有P&L职责的打工仔（P&L = profit and loss）。否则，只在大公司当过小职员，公司的一些事情，是不会和他们商量的。他们知道的，充其量，无非是闲言碎语、道听途说而已，对于国内公司不会有什么指导意义。
总的来讲，我觉得国内的公司来美国找人才，需要像投资那样的反向思维：越找上门的，越没有什么用。在确定人选以后，要拿出点刘备三顾茅庐的精神出来，这样中国公司走向世界，才可能“知己知彼”，然后才可能谈得上“百战不殆”。
无论如何，对于中国公司的老板（一帮已经不在挣饭钱的人）来说，闯世界是一个极其有意思的事情。搞好了，不光可以分散国内作业的风险，而且对于自身来讲，也会有一个极大的充实。人生在世，没有多少事情（包括金钱和二奶 —— 其实金钱和二奶在很大程度上满足的是虚荣）可以让人真正地获得满足感。能够从一个更高的高度来看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全文完）
Tuesday, September 7, 2010
西班牙印象（二）-- 出国旅游：学语言、看社会
旅游万万不能跟着旅游团，特别是老中的旅游团。我们在西班牙的时候，因为我们不免要去一些景点，所以经常可以撞见这些旅游团。他们去的，都是那些都是不费时间，到此一游，短平快的地方（短指小地方；平是导游不想让游客爬坡，怕把游客累着了；有短平才能快，这样游客不会和当地人发生关系，为导游造成问题）。参加旅游团，身边都是美国人、或者美国的中国人，有了问题就去问导游。因为导游的一个任务是保护游客安全，而且他们对当地的语言、文化了解也很有限，所以他们不愿意游客和当地人接触。无形之中，旅游团就在游客和当地人之间，建起来了一堵隔离墙。如果导游是中国人，不管他们是当地的还是美国过去的，他们了解的仅仅是一些游客常问道的信息。其真正的西班牙语言、文化水平是非常低的。
参加旅游团，除了没有和当地人接触的机会以外，去玩的地方也大受限制。我们在西班牙旅游，每到一个地方，就到西班牙当地的旅游信息中心去和那里的人计划怎么玩。结果总是让我们很满意。例如，在Ávila，古城的半面城墙是开放的，所以我们就计划到城墙上去走这半面城市。结果发现，这半面墙太长，旅游团不上，结果整整半面城墙上没几个人。小孩子玩得尽兴的地方，往往是这种旅游团不去的地方。对于我们来说，看看每一段城墙，观察城墙如何保护每一个城门，坐下来的时候和边上的人聊聊天，旅游就变成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在Ávila的城墙上从古城的一边走到另一边后，我们就按照和旅游信息中心安排的计划，跑到城外的一个制高点回过头来拍这个城市，和那里的一帮法国人互相拍照，大人和小孩都很开心。因为这个地方去哪里都不顺路，所以那里没有旅游团的影子。
没有旅游团的禁锢，每一次出国旅游就可以达到半旅游、半考察的效果。为了达到这个效果，我在出发之前，花了几个星期，把西班牙语恶补了一番。我学西班牙语的初衷，是觉得学外语对人的脑子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像我们这样年纪的人，如果想学几个语言，应该早一点打个基础。有了基础，就可以慢慢地利用各种机会对语言进行加强。其实，像当年我在中国那样，在完全没有语言环境的情形下跟着广播电台学法语，是个不可思议的事倍功半的办法。另外，学语言对我们这样的中年人还有另一层意义。我们这帮人，职业已经摸到了路子。虽然当律师不像当老师那样，一门课讲过三遍以后，基本上再讲就不用动任何脑子了，但是匠气还是不可避免。（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匠气实际上就是经验，是一个人成熟的象征。但是，干事情经验用得越多，大脑就面临越严峻的僵化风险。）
刚刚恶补过一个语言，立刻到实际语境去磨炼一遭，这对于掌握这个语言，是很重要的。有的时候，我在西班牙点菜、买车票，和西班牙人用西班牙语一来二去，三下五除二，相当快。连我太太都问：你肯定搞对了吗？在西班牙和西班牙人的交流，从跟本上来说，是我的西班牙文和西班牙人的英文的一种竞赛。如果他们的英文比我的西班牙文好（如在本文第一部分讲到的D），那我们自然会讲英文。例如，有些餐馆里的服务生是菲律宾人。他们的西班牙文都没有他们自己的英文好，自然我们是用英文交流。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在旗鼓相当的时候，大家都尽量用对方的语言，我是为了练习西班牙语；对方不知道是为了同一目的，还是因为客气。
二十多年以前，我去一个白人家玩。他说他女儿想学法语，他就让她选修法语一年，然后送她到法国去玩了一个夏天。回来以后，她的法语就完全可以用了。当时我刚到美国，基本上还是穷光蛋脑筋，口袋里面没几个钱。听到这话，只羡慕美国人拥有的这种机会（因为我在中国的时候，也学过法语，但是我父母绝对没有条件把我送到法国去呆一个夏天）。这次如果我能够在西班牙呆两个月，而不是两个星期，那么我的西班牙语恐怕也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过关的。语境给人语感，而语感对于学语言的人来说，是再重要不过的，可以说是在学语言的每个阶段都必不可少的。当年锦涛同志还没变成核心的时候来美国，就曾经找过我的一个朋友给他做翻译，因为他从中国带来的翻译，语感不够，听不出英语字里行间的那些意思。当年中美核谈，中方谈判代表也曾邀请我翻译，据他说中国来的人拿不准英语语意。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见到过不少本科生，说事情的时候，动不动就和这个国家，那个国家比较，说哪个国家的人如何如何。虽然美国的劳苦大众，对学外语和了解外国相当没有兴趣，但是这里的精英还是很注重了解外国的。这恐怕对我们在美国的华人教育孩子是一个重大启示。其实，目前中国的家长就相当重视，一到暑假我们这里就充斥着一群一群的中国来的孩子。（当然，他们来美国都有强烈的旅游团性质。他们看美国，因为有上面讲过的导游隔离效应，就好似在动物园看动物，和本地人士是隔着一层的。他们这样来美国学到的东西，自然远远比不上这些美国孩子到欧洲学到得多。）
对于大人来说，只有亲身到一个国家，才能真正了解这个国家。因为西班牙岌岌地要步希腊的后尘，所以西班牙在美国报纸上（至少在我看的《华尔街日报》上）频频露面，使我对西班牙的一些近况，有一些初步了解。例如，西班牙GDP中，70%来自服务业，26%来自工业，3%来自农业。西班牙的失业率已经高到近20%，年轻人的失业率几近40%。如果不到西班牙看看，这些数据没有什么具体意义。到西班牙一看，才看到西班牙的农业不发达，实际上是因为人为的原因。西班牙制酒业相当发达的。在美国，我们经常喝的是加州本地产的葡萄酒。到了西班牙才发现，西班牙的葡萄酒相当好，一点不比美国、法国的差。但是，驱车驶离西班牙的大城市（如巴塞罗那、马德里），你立刻就会看到很多空地，而不像在美国大城市附近那样，到处都是农田。西班牙政府干预过多，搞得老百姓不能按常理做事，导致有工作机会无人问津（见本文第三部分），大家都懒懒散散。这种状况，不到西班牙去亲自看看，是不会理解的。
这次去西班牙，对西班牙的历史，也有了一些新的了解和认识。Franco 1975临死之前，叫手下的军官们在他死后听国王的话（他早在1969年就指定他培养的Juan Carlos为国王—按照正常传位顺序当时轮不到Carlos）。Franco死后两天，Juan Carlos登基，然后指定Adolfo Suárez出来当总理，但是Suárez没Franco这点管理能力，结果把经济搞得一团糟，闹到1981年发生所谓23-F军事政变。Carlos出来以西班牙军队总司令的身份命令军队停止政变，这场政变随即以军队听从Carlos的命令而告终。时至今日，这场政变的主要角色均还在世。这场不流血的军政变，被认为是从根本上，奠定了西班牙的现代民主政治体系（因为这次军政变以后，西班牙人就觉得军政变不再是一个可行的政治手段了––– 从很大程度上来讲，西班牙的社会进步是很晚的，例如美国人从两百多年前建国开始，就一直觉得军政变不是一个政治手段。）Javier Cercas去年写了一本书，叫Anatomia de un instante（权且翻译成《解剖历史一刻》），具体描写这场军政变的前因后果，被El País评为2009最佳图书，西班牙第二大报纸El Mundo评为2009年最佳非小说类图书。我在西班牙的时候，买了一本，可惜这本书里面的内容太多，而且对我来说相当陌生，所以在西班牙的时候只读了三分之一不到。
西班牙的一大特别活动是把野牛放到街上追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想去参加这个西班牙独有的活动。后来想想，觉得既然我们不会主动站到野牛面前被撞，去了也没什么意思，结果那天就到Segovia去看古罗马人建的空中水渠去了。我们没去的那次活动，野牛一共伤了十六个人。西班牙人对这种危险游戏乐此不疲，有可能是反映他们心理上需要宣泄。西班牙斗牛，美国见到的照片通常回避血。而西班牙报纸登出来的都是血磷磷的照片，这可能也是西班牙人需要宣泄的佐证。
西班牙社会上还有不少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例如，在马德里、巴塞罗那这样的大城市，随地大小便竟然是一个问题。早上起来，在大街上经常可以闻到尿味。我推测，那里的人睡得很晚，但是商店、餐馆都关得都很早，又没有公共厕所，所以那些一肚子啤酒的人半夜有了需求，就随地解决。我们到巴塞罗那的当天，就注意到街上有巨幅不许随地大小便的大幅告示，声称随地大小便罚款€100到€1,000，当时觉得很突兀。
（待续）
参加旅游团，除了没有和当地人接触的机会以外，去玩的地方也大受限制。我们在西班牙旅游，每到一个地方，就到西班牙当地的旅游信息中心去和那里的人计划怎么玩。结果总是让我们很满意。例如，在Ávila，古城的半面城墙是开放的，所以我们就计划到城墙上去走这半面城市。结果发现，这半面墙太长，旅游团不上，结果整整半面城墙上没几个人。小孩子玩得尽兴的地方，往往是这种旅游团不去的地方。对于我们来说，看看每一段城墙，观察城墙如何保护每一个城门，坐下来的时候和边上的人聊聊天，旅游就变成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在Ávila的城墙上从古城的一边走到另一边后，我们就按照和旅游信息中心安排的计划，跑到城外的一个制高点回过头来拍这个城市，和那里的一帮法国人互相拍照，大人和小孩都很开心。因为这个地方去哪里都不顺路，所以那里没有旅游团的影子。
没有旅游团的禁锢，每一次出国旅游就可以达到半旅游、半考察的效果。为了达到这个效果，我在出发之前，花了几个星期，把西班牙语恶补了一番。我学西班牙语的初衷，是觉得学外语对人的脑子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像我们这样年纪的人，如果想学几个语言，应该早一点打个基础。有了基础，就可以慢慢地利用各种机会对语言进行加强。其实，像当年我在中国那样，在完全没有语言环境的情形下跟着广播电台学法语，是个不可思议的事倍功半的办法。另外，学语言对我们这样的中年人还有另一层意义。我们这帮人，职业已经摸到了路子。虽然当律师不像当老师那样，一门课讲过三遍以后，基本上再讲就不用动任何脑子了，但是匠气还是不可避免。（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匠气实际上就是经验，是一个人成熟的象征。但是，干事情经验用得越多，大脑就面临越严峻的僵化风险。）
刚刚恶补过一个语言，立刻到实际语境去磨炼一遭，这对于掌握这个语言，是很重要的。有的时候，我在西班牙点菜、买车票，和西班牙人用西班牙语一来二去，三下五除二，相当快。连我太太都问：你肯定搞对了吗？在西班牙和西班牙人的交流，从跟本上来说，是我的西班牙文和西班牙人的英文的一种竞赛。如果他们的英文比我的西班牙文好（如在本文第一部分讲到的D），那我们自然会讲英文。例如，有些餐馆里的服务生是菲律宾人。他们的西班牙文都没有他们自己的英文好，自然我们是用英文交流。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在旗鼓相当的时候，大家都尽量用对方的语言，我是为了练习西班牙语；对方不知道是为了同一目的，还是因为客气。
二十多年以前，我去一个白人家玩。他说他女儿想学法语，他就让她选修法语一年，然后送她到法国去玩了一个夏天。回来以后，她的法语就完全可以用了。当时我刚到美国，基本上还是穷光蛋脑筋，口袋里面没几个钱。听到这话，只羡慕美国人拥有的这种机会（因为我在中国的时候，也学过法语，但是我父母绝对没有条件把我送到法国去呆一个夏天）。这次如果我能够在西班牙呆两个月，而不是两个星期，那么我的西班牙语恐怕也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过关的。语境给人语感，而语感对于学语言的人来说，是再重要不过的，可以说是在学语言的每个阶段都必不可少的。当年锦涛同志还没变成核心的时候来美国，就曾经找过我的一个朋友给他做翻译，因为他从中国带来的翻译，语感不够，听不出英语字里行间的那些意思。当年中美核谈，中方谈判代表也曾邀请我翻译，据他说中国来的人拿不准英语语意。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见到过不少本科生，说事情的时候，动不动就和这个国家，那个国家比较，说哪个国家的人如何如何。虽然美国的劳苦大众，对学外语和了解外国相当没有兴趣，但是这里的精英还是很注重了解外国的。这恐怕对我们在美国的华人教育孩子是一个重大启示。其实，目前中国的家长就相当重视，一到暑假我们这里就充斥着一群一群的中国来的孩子。（当然，他们来美国都有强烈的旅游团性质。他们看美国，因为有上面讲过的导游隔离效应，就好似在动物园看动物，和本地人士是隔着一层的。他们这样来美国学到的东西，自然远远比不上这些美国孩子到欧洲学到得多。）
对于大人来说，只有亲身到一个国家，才能真正了解这个国家。因为西班牙岌岌地要步希腊的后尘，所以西班牙在美国报纸上（至少在我看的《华尔街日报》上）频频露面，使我对西班牙的一些近况，有一些初步了解。例如，西班牙GDP中，70%来自服务业，26%来自工业，3%来自农业。西班牙的失业率已经高到近20%，年轻人的失业率几近40%。如果不到西班牙看看，这些数据没有什么具体意义。到西班牙一看，才看到西班牙的农业不发达，实际上是因为人为的原因。西班牙制酒业相当发达的。在美国，我们经常喝的是加州本地产的葡萄酒。到了西班牙才发现，西班牙的葡萄酒相当好，一点不比美国、法国的差。但是，驱车驶离西班牙的大城市（如巴塞罗那、马德里），你立刻就会看到很多空地，而不像在美国大城市附近那样，到处都是农田。西班牙政府干预过多，搞得老百姓不能按常理做事，导致有工作机会无人问津（见本文第三部分），大家都懒懒散散。这种状况，不到西班牙去亲自看看，是不会理解的。
这次去西班牙，对西班牙的历史，也有了一些新的了解和认识。Franco 1975临死之前，叫手下的军官们在他死后听国王的话（他早在1969年就指定他培养的Juan Carlos为国王—按照正常传位顺序当时轮不到Carlos）。Franco死后两天，Juan Carlos登基，然后指定Adolfo Suárez出来当总理，但是Suárez没Franco这点管理能力，结果把经济搞得一团糟，闹到1981年发生所谓23-F军事政变。Carlos出来以西班牙军队总司令的身份命令军队停止政变，这场政变随即以军队听从Carlos的命令而告终。时至今日，这场政变的主要角色均还在世。这场不流血的军政变，被认为是从根本上，奠定了西班牙的现代民主政治体系（因为这次军政变以后，西班牙人就觉得军政变不再是一个可行的政治手段了––– 从很大程度上来讲，西班牙的社会进步是很晚的，例如美国人从两百多年前建国开始，就一直觉得军政变不是一个政治手段。）Javier Cercas去年写了一本书，叫Anatomia de un instante（权且翻译成《解剖历史一刻》），具体描写这场军政变的前因后果，被El País评为2009最佳图书，西班牙第二大报纸El Mundo评为2009年最佳非小说类图书。我在西班牙的时候，买了一本，可惜这本书里面的内容太多，而且对我来说相当陌生，所以在西班牙的时候只读了三分之一不到。
西班牙的一大特别活动是把野牛放到街上追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想去参加这个西班牙独有的活动。后来想想，觉得既然我们不会主动站到野牛面前被撞，去了也没什么意思，结果那天就到Segovia去看古罗马人建的空中水渠去了。我们没去的那次活动，野牛一共伤了十六个人。西班牙人对这种危险游戏乐此不疲，有可能是反映他们心理上需要宣泄。西班牙斗牛，美国见到的照片通常回避血。而西班牙报纸登出来的都是血磷磷的照片，这可能也是西班牙人需要宣泄的佐证。
西班牙社会上还有不少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例如，在马德里、巴塞罗那这样的大城市，随地大小便竟然是一个问题。早上起来，在大街上经常可以闻到尿味。我推测，那里的人睡得很晚，但是商店、餐馆都关得都很早，又没有公共厕所，所以那些一肚子啤酒的人半夜有了需求，就随地解决。我们到巴塞罗那的当天，就注意到街上有巨幅不许随地大小便的大幅告示，声称随地大小便罚款€100到€1,000，当时觉得很突兀。
（待续）
Friday, September 3, 2010
西班牙印象（一）
今夏，我们到西班牙度假两周。一天早上，孩子们还在吃早饭，我没事干，就和旅馆老板的孙子聊天（我们不妨叫他D）。D的爷爷1964年买下那个旅馆。在D 中学毕业后，他爷爷就把他送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去读书。他说他在美国的室友是一个北京去的留学生。目前他是前台经理，他说，早晚他是会当上旅馆老板的。但是我觉得，即使他当上那个旅馆的老板，还是有些屈才。可能是我们都有在美国当外国学生的共同经历吧，谈起话来有一种比较亲近的感觉。我觉得我们可以比较深入地谈事情，但是即便如此，谈话一开始也并不顺利。
那天，他见我走到前台，就向我致歉，说昨天晚上旅馆服务生误按紧急按钮，导致旅馆半夜警铃大作，闹得客人睡不好觉。我不想谈那些没用的，就随口问他一句：“What do you think about Franco?（你怎么看Franco？）”他愣了一愣（显然没几个美国来的游客问这个问题），然后说：“I was not born then.（那时我还没生呢。）”我就说：但是你却告诉我爷爷1964年买这个旅馆的事。他吞吞吐吐地说：“He is a what-you-call-it.（他是一个怎么说的来着？）”我说：“Dictator.（独裁者。）”他说：“Right（对）,”然后就想把话题转到别的地方去。我却跟着问：“It cannot be that simple. Your grandfather bought this hotel in 1964.（不会那么简单吧，你爷爷1964年买的这个旅馆。）”他想了想，好像觉得我不是和那些一般的美国客，对Franco进行卡通式的简单化，就和我说：“There are two English words for him. I don’t remember what they are. He is bad, but he is good. He is good only because there is no better. You know Spain had just fought a civil war.（有两个英文词描述他。我不记得那两个字了。他是个坏人，但是他又是一个好人，说他是个好人是因为没有人比他更好。你知道西班牙刚刚打过内战。）”我就说：“You mean necessary evil? （你指“necessary evil（必要的邪恶”）这两个字？）”他说：正是。
到这个时候，这层窗户纸终于算是捅破了。我们之间开始有实际意义的交流。D也从有些紧张，变成了谈笑自若。显然，他一开始说的什么Franco的时候他还没有出生，是一个托辞。他对Franco时代的了解，是相当深入的。我问他一些问题，他可以立刻很深刻地回答出来。所以他前面谈到Franco的时候用现代时态，恐怕不是语言问题，而是下意识作出来的。说明对于他来说，这些历史问题，是今天的一部分。就像有些人在美国谈到杰斐逊的时候，用杰斐逊先生这种现代时的说法。谈了一通Franco，我们又谈起了Aznar，特别是Aznar私有化一些公司的事情。因为他看不上Zapateros，我对 Zapateros也没有多少好奇心，所以我们没谈多少Zapateros。我们的谈话，估计也就持续了十几分钟的样子。孩子们一吃完饭，我们就开拔了。但是这十几分钟交谈却让我受益匪浅。
在巴塞罗那那样的大城市里面，专门有一些人靠抢游客、骗游客为生（西班牙的失业率接近20%，年轻人失业率接近40%），在巴塞罗那短短几天，我们就亲眼见过两起光天化日抢劫的事情，所以不得不加以防范，不和不认识的人搭讪。但是，小城市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可以和街上的人聊天。不知道为什么，和那些不讲英语的人聊天，结果总是更有意思。有的时候，时间不长（例如利用孩子们上厕所的短短几分钟），但是随便和边上的人聊上几句，很有意思。在小城市，有人过来搭讪，我也可以和他们交谈，不像巴塞罗那那样，一见到找上门来的人就躲，因为下意识地觉得他们别有用心。
我刚到西班牙的时候，旅馆提供免费报纸，所以吃早饭的时候，我就有一搭无一搭地看报纸。渐渐发现，有些版面我完全可以看懂，但是另外一些版面，却看得一头雾水。感受就像我父亲在美国的时候向我抱怨过的：为什么这句话每个字我都看得懂，但是就是不懂整句的意思。例如，西班牙的政党，都叫社会主义什么什么，但是这些政党的人所实行的政策，却不一定是社会主义的。这和美国正相反。在美国，像奥巴马这样的纯粹的社会主义者（注意：当前西方人对社会主义的定义与马克思的定义有所不同）一再坚持他是自由经济者。缺乏这类背景知识，就导致看不懂某些版面，这是当年E.D. Hirsch Jr.讲的所谓Cultural Literacy的问题。也就是说，一个人缺乏当地的文化背景，就很难真正读懂那个地方的文字。意识到这点以后，我就开始有意识地天天看西班牙的主要报纸。后来到了马德里，旅馆不给免费报纸了，我就天天自己到报摊上去买了看。西班牙的报纸，从报摊上买，一块多到两块多欧元一份，不像在美国，一毛五就看上《华尔街日报》的。当然，我不知道在西班牙订阅El País要多少钱。
了解另一个国家，最有现实意义的，莫过于给人一个比较的能力。我这辈子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然后到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对这两个国家，可以说是比较了解的。想事情的时候，经常把两个国家拿来比较。（当一个人不完全了解一件事的时候，很难让他单独确认一件事好不好，或者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但是把在两个国家做同样一件事的后果进行比较，答案就很容易得出。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有比较才有鉴别。）在中美之间比较的问题，是中美文化是世界现存文化的两个极端，比较起来，往往比较粗线条。但是，西班牙却介于中美之中，所以无论何中国比，还是和美国比，都很有意思。
例如，和D讨论完Franco以后，让我回味了很久。然后我才意识到，D对Franco的评论，用在邓小平身上很合适。邓也是一个necessary evil。他做事，很有点Franco的风范：如果你反我，我就把你抓起来；但是如果你想发展经济，我就给你创造条件。有意思的是，很多西方人觉得 Franco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邪恶（大概是二战时他和希特勒、墨索里尼眉来眼去吧；但是你从某个角度来看，Franco的“中立”使得西班牙没有介入二战，这恐怕也算得上是一个奇迹）。西方人一谈起邓，即便心里知道八九年那一幕，都愿意从哲学高度（而不像对Franco那样，总带着感情冲动）来看到邓，不把他像Franco那样一棍子打死。有些中文读者可能不知道，1960年代，西班牙在Franco的专制统治下，曾经有过一场被称为“西班牙奇迹”的经济飞跃，使得西班牙得以从一个落后国家，变成一个现代化强国。今天西班牙社会主义的政策，靠的就是当年Franco留下来的老本。
在外旅游的时候，脑子里自动地做这些比较。比较之后，总会觉得有不少收益。
（待续）
那天，他见我走到前台，就向我致歉，说昨天晚上旅馆服务生误按紧急按钮，导致旅馆半夜警铃大作，闹得客人睡不好觉。我不想谈那些没用的，就随口问他一句：“What do you think about Franco?（你怎么看Franco？）”他愣了一愣（显然没几个美国来的游客问这个问题），然后说：“I was not born then.（那时我还没生呢。）”我就说：但是你却告诉我爷爷1964年买这个旅馆的事。他吞吞吐吐地说：“He is a what-you-call-it.（他是一个怎么说的来着？）”我说：“Dictator.（独裁者。）”他说：“Right（对）,”然后就想把话题转到别的地方去。我却跟着问：“It cannot be that simple. Your grandfather bought this hotel in 1964.（不会那么简单吧，你爷爷1964年买的这个旅馆。）”他想了想，好像觉得我不是和那些一般的美国客，对Franco进行卡通式的简单化，就和我说：“There are two English words for him. I don’t remember what they are. He is bad, but he is good. He is good only because there is no better. You know Spain had just fought a civil war.（有两个英文词描述他。我不记得那两个字了。他是个坏人，但是他又是一个好人，说他是个好人是因为没有人比他更好。你知道西班牙刚刚打过内战。）”我就说：“You mean necessary evil? （你指“necessary evil（必要的邪恶”）这两个字？）”他说：正是。
到这个时候，这层窗户纸终于算是捅破了。我们之间开始有实际意义的交流。D也从有些紧张，变成了谈笑自若。显然，他一开始说的什么Franco的时候他还没有出生，是一个托辞。他对Franco时代的了解，是相当深入的。我问他一些问题，他可以立刻很深刻地回答出来。所以他前面谈到Franco的时候用现代时态，恐怕不是语言问题，而是下意识作出来的。说明对于他来说，这些历史问题，是今天的一部分。就像有些人在美国谈到杰斐逊的时候，用杰斐逊先生这种现代时的说法。谈了一通Franco，我们又谈起了Aznar，特别是Aznar私有化一些公司的事情。因为他看不上Zapateros，我对 Zapateros也没有多少好奇心，所以我们没谈多少Zapateros。我们的谈话，估计也就持续了十几分钟的样子。孩子们一吃完饭，我们就开拔了。但是这十几分钟交谈却让我受益匪浅。
在巴塞罗那那样的大城市里面，专门有一些人靠抢游客、骗游客为生（西班牙的失业率接近20%，年轻人失业率接近40%），在巴塞罗那短短几天，我们就亲眼见过两起光天化日抢劫的事情，所以不得不加以防范，不和不认识的人搭讪。但是，小城市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可以和街上的人聊天。不知道为什么，和那些不讲英语的人聊天，结果总是更有意思。有的时候，时间不长（例如利用孩子们上厕所的短短几分钟），但是随便和边上的人聊上几句，很有意思。在小城市，有人过来搭讪，我也可以和他们交谈，不像巴塞罗那那样，一见到找上门来的人就躲，因为下意识地觉得他们别有用心。
我刚到西班牙的时候，旅馆提供免费报纸，所以吃早饭的时候，我就有一搭无一搭地看报纸。渐渐发现，有些版面我完全可以看懂，但是另外一些版面，却看得一头雾水。感受就像我父亲在美国的时候向我抱怨过的：为什么这句话每个字我都看得懂，但是就是不懂整句的意思。例如，西班牙的政党，都叫社会主义什么什么，但是这些政党的人所实行的政策，却不一定是社会主义的。这和美国正相反。在美国，像奥巴马这样的纯粹的社会主义者（注意：当前西方人对社会主义的定义与马克思的定义有所不同）一再坚持他是自由经济者。缺乏这类背景知识，就导致看不懂某些版面，这是当年E.D. Hirsch Jr.讲的所谓Cultural Literacy的问题。也就是说，一个人缺乏当地的文化背景，就很难真正读懂那个地方的文字。意识到这点以后，我就开始有意识地天天看西班牙的主要报纸。后来到了马德里，旅馆不给免费报纸了，我就天天自己到报摊上去买了看。西班牙的报纸，从报摊上买，一块多到两块多欧元一份，不像在美国，一毛五就看上《华尔街日报》的。当然，我不知道在西班牙订阅El País要多少钱。
了解另一个国家，最有现实意义的，莫过于给人一个比较的能力。我这辈子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然后到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对这两个国家，可以说是比较了解的。想事情的时候，经常把两个国家拿来比较。（当一个人不完全了解一件事的时候，很难让他单独确认一件事好不好，或者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但是把在两个国家做同样一件事的后果进行比较，答案就很容易得出。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有比较才有鉴别。）在中美之间比较的问题，是中美文化是世界现存文化的两个极端，比较起来，往往比较粗线条。但是，西班牙却介于中美之中，所以无论何中国比，还是和美国比，都很有意思。
例如，和D讨论完Franco以后，让我回味了很久。然后我才意识到，D对Franco的评论，用在邓小平身上很合适。邓也是一个necessary evil。他做事，很有点Franco的风范：如果你反我，我就把你抓起来；但是如果你想发展经济，我就给你创造条件。有意思的是，很多西方人觉得 Franco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邪恶（大概是二战时他和希特勒、墨索里尼眉来眼去吧；但是你从某个角度来看，Franco的“中立”使得西班牙没有介入二战，这恐怕也算得上是一个奇迹）。西方人一谈起邓，即便心里知道八九年那一幕，都愿意从哲学高度（而不像对Franco那样，总带着感情冲动）来看到邓，不把他像Franco那样一棍子打死。有些中文读者可能不知道，1960年代，西班牙在Franco的专制统治下，曾经有过一场被称为“西班牙奇迹”的经济飞跃，使得西班牙得以从一个落后国家，变成一个现代化强国。今天西班牙社会主义的政策，靠的就是当年Franco留下来的老本。
在外旅游的时候，脑子里自动地做这些比较。比较之后，总会觉得有不少收益。
（待续）
Thursday, August 26, 2010
教育杂谈一：千万别把孩子送回中国去养
中国大有一批觉得中国立刻要赶超美国的人；美国也有一批学者，觉得中国会超过美国。其实这帮人和八十年那批觉得日本会超美的那帮人一样，大概是需要出文章，但是没有灵感，所以一定要说一些冷门的话吧。我觉得中国在我的有生之年，是不可能超过美国的。这里的原因很简单：看看孩子就行了。
先说八零后这批人。这批人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生的。按道理说，他们得天独厚，即便是年长的那批（80左右生的那批），遇到89、90、91那几年的大倒退的时候，至多他们也只有十来岁，而且影响也就是一、两年。不像我们，十来岁之前，可以用一个“乱”字概括。
但是他们和我们的区别就是他们是在读书的环境中长大的。照中国古人的说法，读书应该是好事。但是，要知道，他们的读书，完全是填鸭式的教育方法中出来的。连“谈谈体会”这样的问题，都要以找“踩分点”为目标。当年高考我以政治五十多分，语文七十多分，能够考上清华，堪称一险。但是今天的学生，通过十二年的中、小学磨练（有别于我们当年三、四年的捏着鼻子恶补），思想方式，已经完全被八股文控制。想什么事情，都要下意识地去找踩分点。所谓踩分点，实际就是官方意志。下意识地要找踩分点，就是照着别人的意思说自己的话。
对于八零左右的那一代来说，他们成长时期的社会风气还不算太坏。不像今天正在长大的这一批，“金钱等于一切”已经发展到卖爵鬻官，人人腐败的程度。连学校里当个班长，都需要用家长的金钱来打通关节。这种社会现实，加在张嘴即八股的孩子头上，对心理造成的扭曲，是显而易见的。最近放暑假，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群一群的中国孩子。今天在Mall见到一批，上去问问，原来是浙大的。无论是什么地方来的中国孩子，老远一看就可以辨别出来。这些孩子，神情相当紧张，不像美国孩子那样嘻嘻哈哈，活泼可爱。
美国的孩子，你从表面看，一天到晚不读书，就是玩。从考试能力上来讲，的确不如中国孩子。但是他们可以享受社会给他们的一个自我发展空间。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他在瑞士读物理，靠的是瑞士物理研究院没有考试，这样他得以花时间，以他自己的方式学习。这样他才学到了真正的物理。虽然他未能在大学里谋一个职位，但是当他在专利局做小职员的时候，还是写出了革命性的相对论理论。
这一点，到美国公司里看看就很明白，当年我在dot com公司里混的时候，程序员中中国人很多，但是一到管理阶层，中国人就凤毛鳞角。可能有人会解释，说这是中国人在美国受到歧视。当年我在dot com管理层宦游，干了好几个公司的开发部主任，没有感觉到这种歧视。如果我和公司的意见不和，我走没有问题，因为我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另一个管理工作。这种情况发展到有些公司的CEO见到我的时候，说话都小心翼翼地，生怕把我得罪了，因为我一走，他们的项目就没人领头了。（自然，这里的前提是我的名声就是能把事情干成。）
要知道，对于这些公司决策人来说，他们的问题是手里的项目亟待完成（或者说尽快提高公司的股份价值），至于公司经理的皮肤颜色，对他们来说是再无所谓不过的事情。有一些中国来美国的年轻人，想当经理，摸不到门路，看到白人被提上去，没有自己的份，就不顾原因，把问题归咎于肤色。这是一种弱者心态，一种缺乏自信的表示，也就是他们不能提拔成经理的原因。在美国，白人投奥巴马票的百分比，和投给克林顿的百分比一样。从一个方面来说，这说明这一代的美国白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以肤色看人的这种无知者心态。
相比之下，中国的孩子，虽然考试分数奇高，但是缺乏独立思考能力。所以我们经常听到一些故事，某省高考状元想来美国上大学，一流大学中没有一个录取他的。很多大人，在中国看惯了目前的风气，也就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八股教育（即踩分点教育），加上言论控制，加上社会风气，对人的思想是一种很残酷的禁锢和腐蚀。当年面对八股教育方式，龚老先生说：“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我的问题是，就是老天爷给你降下人才，这些人才能经得住你们从六岁就开始的为期十多年的八股式禁锢教育吗？
中国人很推崇伯乐。也就是一个人去发现另一个人（常常是晚辈）的潜能。相对来说，大家都不太讲如何发现、发掘、发挥自己的潜能。相比而言，美国人就更加讲究自己发挥自己的潜能。人最可贵的就是自知之明。自己不主动了解自己，主动管理自己，主动自己得到生活之乐，一天到晚守株待兔，等着伯乐来发现自己，岂不是很傻？自己做自己的伯乐，首先就要从小培养独立思考，独立做事的能力。只有这样，长大了以后才能有自己为自己选择正确职业的能力，和发现错误及时纠正的能力。这方面的例子，我在《别人的成功，能复制吗？》一文中提过几个，不在这里重复。
说到底，无论是选择爱好还是选择职业，这都是一个自我发现，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这个能力，比考试得高分要重要许多，也困难许多。这里的道理很简单：试想有两个人，一个为挣钱捏着鼻子干一件事，另一个出于自己爱好干一件事。谁能干得更好？那个因为爱好干事的，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津津有味地想他工作上的事；而那个为挣钱苦熬的人，每天一上班就盼下班，巴不得不去想这些烦心事。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开掘自己心灵的泉水，对于一个人来说，这是一辈子最重要的三件事之一（另外两件事是建立家庭和选择居住地点）。如果这件事做不好，那么一个人就不可能幸福？
从这个角度讲，社会首先给孩子们发展空间，其次不去扭曲孩子们的心灵。这是一个社会大环境的问题，一个生活在中国的人，即便了解这一层，并且主动给孩子发展空间，不去扭曲孩子的心灵，他也很难达到效果。原因很简单，孩子的大多数时间在学校，搞八股那一套。孩子们生活在一个比较扭曲的社会里，每天看到的，都是缺乏公正，钱可以摆平一切的实例。你让他们能逆流而上，现实吗？
所以不要以为孩子随遇而安了，就等于他们得到良好教育了。中国赶超美国，要等中国开放思想禁锢、停止使用八股文教育方式以后的那一代人长大以后，才会有希望。在禁锢解放之前，千万别把孩子送回中国去养。
先说八零后这批人。这批人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生的。按道理说，他们得天独厚，即便是年长的那批（80左右生的那批），遇到89、90、91那几年的大倒退的时候，至多他们也只有十来岁，而且影响也就是一、两年。不像我们，十来岁之前，可以用一个“乱”字概括。
但是他们和我们的区别就是他们是在读书的环境中长大的。照中国古人的说法，读书应该是好事。但是，要知道，他们的读书，完全是填鸭式的教育方法中出来的。连“谈谈体会”这样的问题，都要以找“踩分点”为目标。当年高考我以政治五十多分，语文七十多分，能够考上清华，堪称一险。但是今天的学生，通过十二年的中、小学磨练（有别于我们当年三、四年的捏着鼻子恶补），思想方式，已经完全被八股文控制。想什么事情，都要下意识地去找踩分点。所谓踩分点，实际就是官方意志。下意识地要找踩分点，就是照着别人的意思说自己的话。
对于八零左右的那一代来说，他们成长时期的社会风气还不算太坏。不像今天正在长大的这一批，“金钱等于一切”已经发展到卖爵鬻官，人人腐败的程度。连学校里当个班长，都需要用家长的金钱来打通关节。这种社会现实，加在张嘴即八股的孩子头上，对心理造成的扭曲，是显而易见的。最近放暑假，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群一群的中国孩子。今天在Mall见到一批，上去问问，原来是浙大的。无论是什么地方来的中国孩子，老远一看就可以辨别出来。这些孩子，神情相当紧张，不像美国孩子那样嘻嘻哈哈，活泼可爱。
美国的孩子，你从表面看，一天到晚不读书，就是玩。从考试能力上来讲，的确不如中国孩子。但是他们可以享受社会给他们的一个自我发展空间。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他在瑞士读物理，靠的是瑞士物理研究院没有考试，这样他得以花时间，以他自己的方式学习。这样他才学到了真正的物理。虽然他未能在大学里谋一个职位，但是当他在专利局做小职员的时候，还是写出了革命性的相对论理论。
这一点，到美国公司里看看就很明白，当年我在dot com公司里混的时候，程序员中中国人很多，但是一到管理阶层，中国人就凤毛鳞角。可能有人会解释，说这是中国人在美国受到歧视。当年我在dot com管理层宦游，干了好几个公司的开发部主任，没有感觉到这种歧视。如果我和公司的意见不和，我走没有问题，因为我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另一个管理工作。这种情况发展到有些公司的CEO见到我的时候，说话都小心翼翼地，生怕把我得罪了，因为我一走，他们的项目就没人领头了。（自然，这里的前提是我的名声就是能把事情干成。）
要知道，对于这些公司决策人来说，他们的问题是手里的项目亟待完成（或者说尽快提高公司的股份价值），至于公司经理的皮肤颜色，对他们来说是再无所谓不过的事情。有一些中国来美国的年轻人，想当经理，摸不到门路，看到白人被提上去，没有自己的份，就不顾原因，把问题归咎于肤色。这是一种弱者心态，一种缺乏自信的表示，也就是他们不能提拔成经理的原因。在美国，白人投奥巴马票的百分比，和投给克林顿的百分比一样。从一个方面来说，这说明这一代的美国白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以肤色看人的这种无知者心态。
相比之下，中国的孩子，虽然考试分数奇高，但是缺乏独立思考能力。所以我们经常听到一些故事，某省高考状元想来美国上大学，一流大学中没有一个录取他的。很多大人，在中国看惯了目前的风气，也就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八股教育（即踩分点教育），加上言论控制，加上社会风气，对人的思想是一种很残酷的禁锢和腐蚀。当年面对八股教育方式，龚老先生说：“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我的问题是，就是老天爷给你降下人才，这些人才能经得住你们从六岁就开始的为期十多年的八股式禁锢教育吗？
中国人很推崇伯乐。也就是一个人去发现另一个人（常常是晚辈）的潜能。相对来说，大家都不太讲如何发现、发掘、发挥自己的潜能。相比而言，美国人就更加讲究自己发挥自己的潜能。人最可贵的就是自知之明。自己不主动了解自己，主动管理自己，主动自己得到生活之乐，一天到晚守株待兔，等着伯乐来发现自己，岂不是很傻？自己做自己的伯乐，首先就要从小培养独立思考，独立做事的能力。只有这样，长大了以后才能有自己为自己选择正确职业的能力，和发现错误及时纠正的能力。这方面的例子，我在《别人的成功，能复制吗？》一文中提过几个，不在这里重复。
说到底，无论是选择爱好还是选择职业，这都是一个自我发现，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这个能力，比考试得高分要重要许多，也困难许多。这里的道理很简单：试想有两个人，一个为挣钱捏着鼻子干一件事，另一个出于自己爱好干一件事。谁能干得更好？那个因为爱好干事的，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津津有味地想他工作上的事；而那个为挣钱苦熬的人，每天一上班就盼下班，巴不得不去想这些烦心事。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开掘自己心灵的泉水，对于一个人来说，这是一辈子最重要的三件事之一（另外两件事是建立家庭和选择居住地点）。如果这件事做不好，那么一个人就不可能幸福？
从这个角度讲，社会首先给孩子们发展空间，其次不去扭曲孩子们的心灵。这是一个社会大环境的问题，一个生活在中国的人，即便了解这一层，并且主动给孩子发展空间，不去扭曲孩子的心灵，他也很难达到效果。原因很简单，孩子的大多数时间在学校，搞八股那一套。孩子们生活在一个比较扭曲的社会里，每天看到的，都是缺乏公正，钱可以摆平一切的实例。你让他们能逆流而上，现实吗？
所以不要以为孩子随遇而安了，就等于他们得到良好教育了。中国赶超美国，要等中国开放思想禁锢、停止使用八股文教育方式以后的那一代人长大以后，才会有希望。在禁锢解放之前，千万别把孩子送回中国去养。
Sunday, August 15, 2010
在美国成功的秘诀
移民在美国混生活，的确很艰难。常常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甚至会觉得灰心、走到了尽头。但是，柳暗花明，往往就在下一个转弯处等待着。最近有人问我在美国的成功[注一]秘诀，想了几句话，转登在这里，与大家分享：
鼻子要像狗一样的敏锐，随时随地考察身边状况、机会；
等待要能够静若处子，行动要能够动若脱兔；
做事要能够像鲲鹏那样长期[注二]准备[注三]，然后抓住时机展翅高飞。
[注一] 我对成功的定义：工作能够乐在其中（也就是说最重要的是能够做到挣钱和娱乐之间没有界限），生活能够融洽顺畅，钱基本够花即可（即心态能够恬静，不追求富贵）。
[注二] 很可能为期二、三十年。
[注三] 指长时期的、日常的学习。
鼻子要像狗一样的敏锐，随时随地考察身边状况、机会；
等待要能够静若处子，行动要能够动若脱兔；
做事要能够像鲲鹏那样长期[注二]准备[注三]，然后抓住时机展翅高飞。
[注一] 我对成功的定义：工作能够乐在其中（也就是说最重要的是能够做到挣钱和娱乐之间没有界限），生活能够融洽顺畅，钱基本够花即可（即心态能够恬静，不追求富贵）。
[注二] 很可能为期二、三十年。
[注三] 指长时期的、日常的学习。
Tuesday, August 10, 2010
别人的成功，能复制吗？
最近唐骏的事情，搞得沸沸扬扬。其实，唐的问题有很多，更反映了很多中国的现状。例如，唐的《我的成功可以复制》能够畅销，就说明很多人觉得别人的成功可以去复制。换句话说，如果大家觉得成功是不能复制的，唐的这本书也就不可能畅销。下面的问题，就自然而然地提出了：别人的成功，能复制吗？
中国人一窝蜂，是出名的。十年前，美国爆发电脑热，很多中国人，完全不问问自己是否适合搞电脑，一窝蜂地去学电脑。那些完全不是搞电脑料的人，结果自然是很糟糕。我就见过不少一见到小逻辑就头痛，居然选择去学电脑编程。结果捏着鼻子学出来一个硕士以后，天天都要捏着鼻子去琢磨那些小逻辑。Dot com顶峰的时候，这些人可以找到一些边缘性的工作；dot com崩溃之后，自然变得一无所有。
相对来说，美国人就不这样一窝蜂。我还没来美国的时候，喜欢听Mahler的第二交响曲，因此听说过Gilbert Kaplan这个人。当年Kaplan在美国是一个很成功的出版家，他热爱Mahler第二到了欲罢不能程度。结果找一个音乐家教他看Mahler第二的总谱。第一个礼拜，学了一页，Kaplan就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干的，因为照这个速度，只要一年多他就可以学完总谱。长话短说，今天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对Mahler第二的理解超过Kaplan。
美国上届联邦储备银行行长Alan Greenspan是另外一个例子。当年他曾职业性地吹单簧管。当时他的吹伴，包括像Los Lobos这样的天才。吹了一段时间后，他认识到，这不是他的行业。他就去改学经济，然后变成全美国独一无二的经济学家。他热爱经济。有一次，他彻夜和撒切尔夫人在唐宁街10号交谈，凌晨三点，撒切尔把她的财政部长（住隔壁）叫来，问他为什么英国没有这样敬业的经济学家。
在美国，这样的故事多到无法胜数，遍地都是。实际上，我自己又如何不是这样一个例子。当年我来美国的时候，一门心思想一辈子搞物理研究。结果东冲西撞二十年后，几经周折，才最终找到了这个最初我连想都没有想过的职业：律师。当上律师以后，我才知道一个人找到适合的职业的滋味。
唱《音乐之声》的Julie Andrews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她刚开始唱歌的时候，觉得自己的声音不好听，就模仿别人。后来什么人和她说，如果你不用自己的真正声音唱歌，永远不会成功。结果，Andrews就用自己的真声唱歌，达到了相当的造诣。前两年加大洛杉矶分校搞图书节，Andrews参加，排队请她签字的人，绕着帐篷转了一大圈。
唐先生的《我的成功可以复制》的最大问题，就是和大家说，靠复制他，你就可以成功。我们姑且不去说唐的那套不冒险就会有收获的鬼话，他这个复制别人成功的说法本身是非常害人的，特别是害年轻人。
我在美国很多年了。很多人说我的思想已经完全美国化了。这恐怕是事实。从我的角度来说，中国来的人，太能够服从，太没有自己的东西。当年我在美国当dot com公司的开发部主任，曾经“宦游”过一段时间（在很多个公司当开发部主任），直到dot com彻底崩溃。当时的环境，通常是中国人、印度人写软件，白人管理。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说，这并不是种族歧视的结果，而是中国人没有自己的想法的结果。记得有一个dot com公司，把我找去做开发部主任，当时他们的程序员，很多是白人。所以CTO把我的手下召集在一起，对这下面坐着的一堆白人说：“这是你们的新经理，”然后就走了。我面对下面很多疑惑的目光，不知道该说什么，就只好说：“行了，干活去吧。”我进了公司以后，招了一大堆中国人，可惜没有哪个人可以独挡一面。结果，我手下的几个经理都是白人。
中国有一种伯乐说。也就是说，伯乐可以发掘一个人的潜力，并给他条件让它发挥出这种潜力。但是在当今社会里，你坐在那里守株待兔，等着伯乐来发掘你，而不自己发掘自己，难道不是很傻吗？
唐的《我的成功可以复制》可以在中国畅销，反映了一个社会问题：很多人在寻找一个成功（恐怕他们成功的定义是挣钱）的模式。其实这是中国人的一个问题。他们不了解，做人是没有模式的。任何一个人，不开掘自身就不会了解自己干什么合适。就像很多中国人不明白，挣钱是没有止境的。挣钱不是为了当冠军。这里的问题是所挣的钱是否够用。其实，如果不浪费，我们一年实在花不了多少钱。美国有一项统计，一家一年的收入，高于一个很小的数字后（不记得是两万还是三万），幸福就与挣钱的数量没有关系了。很多中国人不明白，一味地赚钱，一味地二奶、小三，并不是通向幸福之路。
记得当年我考律师资格的时候，和考场上邻座考友讲到年级大了改行，她就在中间休息的时候，把她学校里的一个六十多岁的考生介绍给我。握手的时候我随口来了一句：“当律师是一个很好的业余爱好。”这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立刻瞪起眼睛，和我说，这是她新生涯的开始，她考律师，绝对不是为了找一个业余爱好。她觉得她会有一个成功的律师事业。
美国人一生找自己的归宿，司空见惯。什么时候意识到，就什么时候行动。要知道，美国人人生一开始就没有什么模式。美国的儿童教育，都是以“独立”为褒义词，不像中国人用“听话”来夸孩子。其实，在英语里，“这孩子真听话”这句话是没有正相对的英语翻译的，因为美国人没有这个说法。（我以前连续做过两届南加州法庭中文翻译协会会长，中英翻译是有一定水平的。）
对于中国人来说，第一要认清的，就是要把精力花在自己身上，当自己的伯乐，想想自己干什么好，然后有胆气去付诸实施；失败以后，有胆气重新开始。而不是一心看着别人，看看别人如何成功，然后去复制。如果工作单单为钱，那时不可能成功的。
中国人一窝蜂，是出名的。十年前，美国爆发电脑热，很多中国人，完全不问问自己是否适合搞电脑，一窝蜂地去学电脑。那些完全不是搞电脑料的人，结果自然是很糟糕。我就见过不少一见到小逻辑就头痛，居然选择去学电脑编程。结果捏着鼻子学出来一个硕士以后，天天都要捏着鼻子去琢磨那些小逻辑。Dot com顶峰的时候，这些人可以找到一些边缘性的工作；dot com崩溃之后，自然变得一无所有。
相对来说，美国人就不这样一窝蜂。我还没来美国的时候，喜欢听Mahler的第二交响曲，因此听说过Gilbert Kaplan这个人。当年Kaplan在美国是一个很成功的出版家，他热爱Mahler第二到了欲罢不能程度。结果找一个音乐家教他看Mahler第二的总谱。第一个礼拜，学了一页，Kaplan就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干的，因为照这个速度，只要一年多他就可以学完总谱。长话短说，今天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对Mahler第二的理解超过Kaplan。
美国上届联邦储备银行行长Alan Greenspan是另外一个例子。当年他曾职业性地吹单簧管。当时他的吹伴，包括像Los Lobos这样的天才。吹了一段时间后，他认识到，这不是他的行业。他就去改学经济，然后变成全美国独一无二的经济学家。他热爱经济。有一次，他彻夜和撒切尔夫人在唐宁街10号交谈，凌晨三点，撒切尔把她的财政部长（住隔壁）叫来，问他为什么英国没有这样敬业的经济学家。
在美国，这样的故事多到无法胜数，遍地都是。实际上，我自己又如何不是这样一个例子。当年我来美国的时候，一门心思想一辈子搞物理研究。结果东冲西撞二十年后，几经周折，才最终找到了这个最初我连想都没有想过的职业：律师。当上律师以后，我才知道一个人找到适合的职业的滋味。
唱《音乐之声》的Julie Andrews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她刚开始唱歌的时候，觉得自己的声音不好听，就模仿别人。后来什么人和她说，如果你不用自己的真正声音唱歌，永远不会成功。结果，Andrews就用自己的真声唱歌，达到了相当的造诣。前两年加大洛杉矶分校搞图书节，Andrews参加，排队请她签字的人，绕着帐篷转了一大圈。
唐先生的《我的成功可以复制》的最大问题，就是和大家说，靠复制他，你就可以成功。我们姑且不去说唐的那套不冒险就会有收获的鬼话，他这个复制别人成功的说法本身是非常害人的，特别是害年轻人。
我在美国很多年了。很多人说我的思想已经完全美国化了。这恐怕是事实。从我的角度来说，中国来的人，太能够服从，太没有自己的东西。当年我在美国当dot com公司的开发部主任，曾经“宦游”过一段时间（在很多个公司当开发部主任），直到dot com彻底崩溃。当时的环境，通常是中国人、印度人写软件，白人管理。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说，这并不是种族歧视的结果，而是中国人没有自己的想法的结果。记得有一个dot com公司，把我找去做开发部主任，当时他们的程序员，很多是白人。所以CTO把我的手下召集在一起，对这下面坐着的一堆白人说：“这是你们的新经理，”然后就走了。我面对下面很多疑惑的目光，不知道该说什么，就只好说：“行了，干活去吧。”我进了公司以后，招了一大堆中国人，可惜没有哪个人可以独挡一面。结果，我手下的几个经理都是白人。
中国有一种伯乐说。也就是说，伯乐可以发掘一个人的潜力，并给他条件让它发挥出这种潜力。但是在当今社会里，你坐在那里守株待兔，等着伯乐来发掘你，而不自己发掘自己，难道不是很傻吗？
唐的《我的成功可以复制》可以在中国畅销，反映了一个社会问题：很多人在寻找一个成功（恐怕他们成功的定义是挣钱）的模式。其实这是中国人的一个问题。他们不了解，做人是没有模式的。任何一个人，不开掘自身就不会了解自己干什么合适。就像很多中国人不明白，挣钱是没有止境的。挣钱不是为了当冠军。这里的问题是所挣的钱是否够用。其实，如果不浪费，我们一年实在花不了多少钱。美国有一项统计，一家一年的收入，高于一个很小的数字后（不记得是两万还是三万），幸福就与挣钱的数量没有关系了。很多中国人不明白，一味地赚钱，一味地二奶、小三，并不是通向幸福之路。
记得当年我考律师资格的时候，和考场上邻座考友讲到年级大了改行，她就在中间休息的时候，把她学校里的一个六十多岁的考生介绍给我。握手的时候我随口来了一句：“当律师是一个很好的业余爱好。”这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立刻瞪起眼睛，和我说，这是她新生涯的开始，她考律师，绝对不是为了找一个业余爱好。她觉得她会有一个成功的律师事业。
美国人一生找自己的归宿，司空见惯。什么时候意识到，就什么时候行动。要知道，美国人人生一开始就没有什么模式。美国的儿童教育，都是以“独立”为褒义词，不像中国人用“听话”来夸孩子。其实，在英语里，“这孩子真听话”这句话是没有正相对的英语翻译的，因为美国人没有这个说法。（我以前连续做过两届南加州法庭中文翻译协会会长，中英翻译是有一定水平的。）
对于中国人来说，第一要认清的，就是要把精力花在自己身上，当自己的伯乐，想想自己干什么好，然后有胆气去付诸实施；失败以后，有胆气重新开始。而不是一心看着别人，看看别人如何成功，然后去复制。如果工作单单为钱，那时不可能成功的。
Thursday, August 5, 2010
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之一：回顾
前一阵子，中国公司来美国上市，形成了一个一窝蜂的局面，可以说是一个像女人买皮包那样的一个上市时尚。从结果来看，那些上了大盘（NYSE、 NASDAQ）的公司，很多自己的营运不错，但是股价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上扬。那些上了次级交易市场（OTCBB，Pink Sheet）的公司，很多已经消声灭迹了。
中国公司上市以后的最大问题，就是对于美国政府对上市公司的要求，和美国融资的过程（或者说对融资这个生意）了解不深。进而对维持一个上市公司的难度了解不够。更有很多美国“公司壳”贩子（所谓“公司壳”，就是一个已经没有作业的上市公司的壳），口口声声地对中国公司讲，美国SEC（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没什么大不了的。公司上市之后，他们可以负责对付SEC。中国公司尽可以放心。三来五去，这些中国公司就陷入一个骑虎难下的局面。
与SEC打交道，一定要有律师和会计（获得PCAOB认证）的参与。这里面，自然会有一个费用的问题。壳贩子的第一步，就是说他们认识很便宜的会计和律师。这样，中国公司就可以用壳贩子的便宜律师和会计所提供的服务来对付SEC。
要知道，在美国这个完全自由竞争的社会里，专业服务的价格完全是由提供服务的专业人士的能力和具体服务项目来决定的。也就是说，“便宜没好货”这句话在美国可以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我认识便宜的律师和会计”这话本身就有很大问题，因为如果这些律师和会计能做好工作的话，难道这些壳贩子有特别神通把他们找出来，而社会大众就不会？中国公司往往不认识这里面的另外一个问题，这些律师和会计受雇于这些贩子，他们能真正地考虑中国公司的利益吗？
从真正操作的状况来讲，这些律师和会计知道这里面有很多的猫腻。他们受理这些壳贩子的业务多少也是生活所逼，没有别的赚钱办法。但是，它们都知道这里面的问题，所以一般设入都很浅（反正那些贩子们也没有给他们多少钱）。在我涉及的案子里，一打电话过去，他们都是一问三不知。更有甚者，连公司名字和这些壳贩子的名字都记不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责任是很有限的。到时候出了事情，中国公司不能找他们来为你负责的。
很多中国公司的另一层问题是他们在美国没有多少实际的作业，所以没有能够办事的部门，干任何事情，都需要飞过来一趟，这样费用就非常高。（你认飞来美国就不能处理中国那边的业务。）所以，很多公司被迫在知道壳贩子这里面有猫腻的情况下，没有办法，继续依靠壳贩子，和这些壳贩子认识的便宜律师和会计。
在美国维持一个上市公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个公司一年向SEC提交几十个、近百个8-K报告，是正常的。试想，我们即便不说相应颁发的新闻通讯稿、与媒体互动、或者与华尔街各种机构的联系，如果一个公司每个星期都要向SEC递交报表，这是多少工作？如果只提交SEC报表，没有其他那些活动，那么投资者如何可以了解你这个远在天边的公司，如何敢向你投资。中国公司在中国的股价高于香港股价，在香港的股价高于在美国的股价，说到底就是这个原因。
工作在华尔街的那些人能赚那么多钱，就是因为美国的资金方面的运作，非常没有效率。我曾经看到过统计，说每从华尔街融资到一块钱，公司只能拿到五毛，另外五毛花在各式各样的手续费上了。这五毛的一部分，就是用于维持上市公司上（也就是对付SEC）。
一个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之后，即便你不想从华尔街搞到一份钱，很多的费用（如向SEC提供的报表）是不可避免的。这些SEC申报的要求，是很细的。有些人在中国经营久了，会觉得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没有什么。但是如果违反这些貌似鸡毛蒜皮的规矩，你就会收到SEC的所谓评论信（comment letter）。如果你不能对这些comment letter提出有效的回答（comment letter通常要求十天之内回复），那么SEC就会更深入地对你的公司进行调查、研究。往往，这些贩子卖出去的公司是经不起SEC的调查和研究的。结果，SEC就会问出一些你无法回答的问题。这时的问题就非常棘手了。
要知道，当一个中国公司刚刚买一个壳的时候，壳的问题是壳的问题，在中国公司聘请的律师的有效代理之下（区别于壳贩子的律师），是可以分清、并加以解决的。（当然，如果难以解决，律师会建议不要买这个壳。这样至少不必事后花擦屁股钱。）但是，当中国公司把这个壳买下来之后，特别是买下来一段时间之后，这个责任是谁的，就说不清楚了。
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壳贩子，继续为中国公司操作（卖壳了以后，他们好再赚它一笔）。他们继续利用他们“认识的便宜的律师和会计”继续维持这个公司。等SEC的comment letter接踵而来的时候，中国公司本能地就会说，那么我们给SEC写封信去解释一下，这些事情都不是我们的责任不就完了吗？
他们不了解的事，按照美国法律，问题不出在你欠SEC什么。公司向SEC提出的几乎所有报表，都会立刻公之于众。如果一个公司的报表不全，或者报表中有错，你欠的不是SEC，而是大众。这件事情，就像你把一个人骗了以后，能写封信解释一下就完了吗？（记住：公司的股票在你“骗人”的期间，可是在自由地交易！所有的实际交易者都实际上受到了欺骗；所有可能交易者，都潜在地受到了欺骗，也就是欺骗未遂。）
问题出来了以后，有些中国公司就自认倒霉，接受这些贩子提出的条件，继续受冤。（我对中国人对于冤屈的忍受程度，从来都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好一点的中国公司会自己出来找一个美国律师。但是，到了这种时候，常常是已经没有万全之策了。
有一次我代表这样一个中国公司老板A先生，在单独会见这个壳贩子的时候，我问他，既然你这个壳有那么多问题，而且你知道A先生显然对美国法律一窍不通，你为什么不建议他找一个美国律师，审核一下。这个壳贩子倒是老实，他笑了笑，反问我：“我问你这个问题：如果A先生在买公司之前找你，你会建议他买这个公司吗？”
像这样的，还算是比较客气的。更有甚者，我还见过壳贩子，他们依靠他们对美国法律的了解（如所谓Regulation S-K的Item 601(b)(31)要求公司负责人以Exhibits 31.3和31.4的形式担保报表的准确性），诱使中国负责人在一些不实之词后面签字。然后，用Exhibits 31.3和31.4担保去要挟中国负责人。这样，这些壳贩子就可以不停地向中国公司要钱，而且可以在SEC那里掩盖他们的问题。
消声灭迹的太多的中国上市公司中，有多少是在默默含冤呢？
中国公司上市以后的最大问题，就是对于美国政府对上市公司的要求，和美国融资的过程（或者说对融资这个生意）了解不深。进而对维持一个上市公司的难度了解不够。更有很多美国“公司壳”贩子（所谓“公司壳”，就是一个已经没有作业的上市公司的壳），口口声声地对中国公司讲，美国SEC（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没什么大不了的。公司上市之后，他们可以负责对付SEC。中国公司尽可以放心。三来五去，这些中国公司就陷入一个骑虎难下的局面。
与SEC打交道，一定要有律师和会计（获得PCAOB认证）的参与。这里面，自然会有一个费用的问题。壳贩子的第一步，就是说他们认识很便宜的会计和律师。这样，中国公司就可以用壳贩子的便宜律师和会计所提供的服务来对付SEC。
要知道，在美国这个完全自由竞争的社会里，专业服务的价格完全是由提供服务的专业人士的能力和具体服务项目来决定的。也就是说，“便宜没好货”这句话在美国可以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我认识便宜的律师和会计”这话本身就有很大问题，因为如果这些律师和会计能做好工作的话，难道这些壳贩子有特别神通把他们找出来，而社会大众就不会？中国公司往往不认识这里面的另外一个问题，这些律师和会计受雇于这些贩子，他们能真正地考虑中国公司的利益吗？
从真正操作的状况来讲，这些律师和会计知道这里面有很多的猫腻。他们受理这些壳贩子的业务多少也是生活所逼，没有别的赚钱办法。但是，它们都知道这里面的问题，所以一般设入都很浅（反正那些贩子们也没有给他们多少钱）。在我涉及的案子里，一打电话过去，他们都是一问三不知。更有甚者，连公司名字和这些壳贩子的名字都记不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责任是很有限的。到时候出了事情，中国公司不能找他们来为你负责的。
很多中国公司的另一层问题是他们在美国没有多少实际的作业，所以没有能够办事的部门，干任何事情，都需要飞过来一趟，这样费用就非常高。（你认飞来美国就不能处理中国那边的业务。）所以，很多公司被迫在知道壳贩子这里面有猫腻的情况下，没有办法，继续依靠壳贩子，和这些壳贩子认识的便宜律师和会计。
在美国维持一个上市公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个公司一年向SEC提交几十个、近百个8-K报告，是正常的。试想，我们即便不说相应颁发的新闻通讯稿、与媒体互动、或者与华尔街各种机构的联系，如果一个公司每个星期都要向SEC递交报表，这是多少工作？如果只提交SEC报表，没有其他那些活动，那么投资者如何可以了解你这个远在天边的公司，如何敢向你投资。中国公司在中国的股价高于香港股价，在香港的股价高于在美国的股价，说到底就是这个原因。
工作在华尔街的那些人能赚那么多钱，就是因为美国的资金方面的运作，非常没有效率。我曾经看到过统计，说每从华尔街融资到一块钱，公司只能拿到五毛，另外五毛花在各式各样的手续费上了。这五毛的一部分，就是用于维持上市公司上（也就是对付SEC）。
一个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之后，即便你不想从华尔街搞到一份钱，很多的费用（如向SEC提供的报表）是不可避免的。这些SEC申报的要求，是很细的。有些人在中国经营久了，会觉得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没有什么。但是如果违反这些貌似鸡毛蒜皮的规矩，你就会收到SEC的所谓评论信（comment letter）。如果你不能对这些comment letter提出有效的回答（comment letter通常要求十天之内回复），那么SEC就会更深入地对你的公司进行调查、研究。往往，这些贩子卖出去的公司是经不起SEC的调查和研究的。结果，SEC就会问出一些你无法回答的问题。这时的问题就非常棘手了。
要知道，当一个中国公司刚刚买一个壳的时候，壳的问题是壳的问题，在中国公司聘请的律师的有效代理之下（区别于壳贩子的律师），是可以分清、并加以解决的。（当然，如果难以解决，律师会建议不要买这个壳。这样至少不必事后花擦屁股钱。）但是，当中国公司把这个壳买下来之后，特别是买下来一段时间之后，这个责任是谁的，就说不清楚了。
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壳贩子，继续为中国公司操作（卖壳了以后，他们好再赚它一笔）。他们继续利用他们“认识的便宜的律师和会计”继续维持这个公司。等SEC的comment letter接踵而来的时候，中国公司本能地就会说，那么我们给SEC写封信去解释一下，这些事情都不是我们的责任不就完了吗？
他们不了解的事，按照美国法律，问题不出在你欠SEC什么。公司向SEC提出的几乎所有报表，都会立刻公之于众。如果一个公司的报表不全，或者报表中有错，你欠的不是SEC，而是大众。这件事情，就像你把一个人骗了以后，能写封信解释一下就完了吗？（记住：公司的股票在你“骗人”的期间，可是在自由地交易！所有的实际交易者都实际上受到了欺骗；所有可能交易者，都潜在地受到了欺骗，也就是欺骗未遂。）
问题出来了以后，有些中国公司就自认倒霉，接受这些贩子提出的条件，继续受冤。（我对中国人对于冤屈的忍受程度，从来都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好一点的中国公司会自己出来找一个美国律师。但是，到了这种时候，常常是已经没有万全之策了。
有一次我代表这样一个中国公司老板A先生，在单独会见这个壳贩子的时候，我问他，既然你这个壳有那么多问题，而且你知道A先生显然对美国法律一窍不通，你为什么不建议他找一个美国律师，审核一下。这个壳贩子倒是老实，他笑了笑，反问我：“我问你这个问题：如果A先生在买公司之前找你，你会建议他买这个公司吗？”
像这样的，还算是比较客气的。更有甚者，我还见过壳贩子，他们依靠他们对美国法律的了解（如所谓Regulation S-K的Item 601(b)(31)要求公司负责人以Exhibits 31.3和31.4的形式担保报表的准确性），诱使中国负责人在一些不实之词后面签字。然后，用Exhibits 31.3和31.4担保去要挟中国负责人。这样，这些壳贩子就可以不停地向中国公司要钱，而且可以在SEC那里掩盖他们的问题。
消声灭迹的太多的中国上市公司中，有多少是在默默含冤呢？
Friday, July 30, 2010
今天当中国人真可悲
今天网上盛传的一篇署名“青年报”“记者林艳雯”的文章：《周立波微博力挺唐骏学历：攻击出于羡慕嫉妒恨》，看了以后，让人觉得今天当中国人真是太可悲了。
周说：“是唐喜欢假文凭呢？还是社会不看真本事？是唐欺骗了世界呢？还是世界胁迫了唐？”虽然 “我不赞同唐骏的做法，但我理解唐的无奈，我更肯定唐曾经的成就，我坚信，报唐料的人一定没唐有料。”
这些言论，可以用“人心的扭曲”来概括。周不顾事实如何，为唐辩护。他完全不顾唐是否说了实话，是否来美国买了个假文凭，拿回去忽悠愚昧的中国人，竟然成功到《我的成功可以复制》的程度。
周立波所谓的“是唐喜欢假文凭呢？还是社会不看真本事？”云云，荒唐到让人哭笑不得的地步。难道世界上大家用钱来作为交换媒介，到银行抢钱就有道理了？中国社会的问题到底是不看真本事，还是盲目崇拜海外学位？这有一个唐是被动还是主动的问题。
周认为，唐是被逼的。既然被逼，那就应该不是主动的了。但是，唐到处说他是名大和Caltech的双料博士，并且还号召国人，特别是年轻人，《我的成功可以复制》。这是被动还是主动？到底唐是“社会不看真本事”的牺牲品，还是他主动地、充分地利用中国人缺乏自信力，盲目崇拜海外学位的心态，通过欺骗，得到中国人普遍的青睐，以满足其虚荣心？
周在说那些昏话之前，有没有自问，世界是如何“胁迫”了唐。据说唐当年在微软美国谋一个小职位，然后自己主动，到微软中国去混。然后，没混几天，就出来不干了。（是不是什么人看到了唐的虚浮？）我也有朋友，在微软美国工作，虽然不轰轰烈烈，但是小日子称之为其乐融融一点都不为过。唐放着这种宁静、安馨的好日子不过，要到中国去招摇撞骗，难道是什么人“胁迫”的？
唐的荒唐，国人竟然看不出来，说明时至今日，常常自称“强大”的中国人如何缺乏见识，如何妄自菲薄。没本事的人，海龟去骗国人，多么之容易。要知道，名大和Caltech都位于象牙塔的顶尖。在一个学校拿到博士，绝对不必要到另一个学校去再拿个博士。这个道理，就像你在北大读出一个学士以后，绝对不必再考一次高考，到比北大更好的清华去再读个学士。我敢打赌，唐当年递给微软的简历，肯定不会说他是名大和Caltech的双料博士。（就他那块料，说是名大和 Caltech的学士，恐怕都会被微软的HR看破，还不要说微软的那些脚踏实地的技术管理人员。）
唐这个人是很了解中美之间的区别的。据说唐这个人的家小都在美国，自己到中国去招摇撞骗。他知道，好地方是美国，不是中国。但是，在美国他不会有一展他骗子宏图机会，所以她就回国报效祖国去了。其实说句老实话，海龟时行那么多年了，我还真的没见过一个真心回去“报效祖国”的海龟。海龟的原因，无非就是在中国挣钱容易。在美国，一切实打实，来不得虚的，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实在是太艰苦了。
据说唐先生事发以后，那个雇他做CEO的公司，还在让他当他的CEO。其实，说到底，CEO是一个决定如何拿他人的钱去冒险的角色，唐先生的名言之一就是他之所以当打工皇帝，就是不愿意冒险。这样的人竟然被聘为CEO，真是荒唐。显然这些董事被唐的名大和Caltech的双料博士给镇住了，真是愚昧。
周说：“我坚信，报唐料的人一定没唐有料。”我和方舟子曾经打过吐沫仗，搞到方老弟把我发到他新语丝的贴全都立刻给删了。当时我记得我说过，他颤抖的手，疯狂地按“删除”键。但是，方舟子打假，无论怎么说，也是一个脚踏实地的活，因为你打假，就要查明人家假在什么地方。虽然方在美国也没混开，这才变相海龟，到中国去打假，但是怎么讲，方也比唐有料。周那么“坚信”，不知道理何在？他说这话的时候，不知有没有想过依据何在？
至于周说：“我更肯定唐曾经的成就。”我就实在不知道如何评论了。
唐骏这样一个骗子，在美国没有“发挥”的地方，跑到中国行骗，说明中国可悲。唐骏这样一个低级骗子，能在中国成功，说明中国可悲。周立波这样一个“名人”，没有社会正义感，不讨伐唐骏，却为唐骏辩护，说明中国可悲。周立波这样一个没有任何依据就胡说八道的人，能在中国这么走红，说明中国可悲。唐这种低级骗子，竟然有董事会聘他为CEO，说明中国可悲。事发之后，这些董事竟然让他继续当他的CEO，说明中国可悲。最可悲的是：事发之后，中宣竟然下文，禁止报道，禁止检讨中国人的这种无知。
周、唐之流胡说八道，对于成人也就罢了。那孩子们呢？
周说：“是唐喜欢假文凭呢？还是社会不看真本事？是唐欺骗了世界呢？还是世界胁迫了唐？”虽然 “我不赞同唐骏的做法，但我理解唐的无奈，我更肯定唐曾经的成就，我坚信，报唐料的人一定没唐有料。”
这些言论，可以用“人心的扭曲”来概括。周不顾事实如何，为唐辩护。他完全不顾唐是否说了实话，是否来美国买了个假文凭，拿回去忽悠愚昧的中国人，竟然成功到《我的成功可以复制》的程度。
周立波所谓的“是唐喜欢假文凭呢？还是社会不看真本事？”云云，荒唐到让人哭笑不得的地步。难道世界上大家用钱来作为交换媒介，到银行抢钱就有道理了？中国社会的问题到底是不看真本事，还是盲目崇拜海外学位？这有一个唐是被动还是主动的问题。
周认为，唐是被逼的。既然被逼，那就应该不是主动的了。但是，唐到处说他是名大和Caltech的双料博士，并且还号召国人，特别是年轻人，《我的成功可以复制》。这是被动还是主动？到底唐是“社会不看真本事”的牺牲品，还是他主动地、充分地利用中国人缺乏自信力，盲目崇拜海外学位的心态，通过欺骗，得到中国人普遍的青睐，以满足其虚荣心？
周在说那些昏话之前，有没有自问，世界是如何“胁迫”了唐。据说唐当年在微软美国谋一个小职位，然后自己主动，到微软中国去混。然后，没混几天，就出来不干了。（是不是什么人看到了唐的虚浮？）我也有朋友，在微软美国工作，虽然不轰轰烈烈，但是小日子称之为其乐融融一点都不为过。唐放着这种宁静、安馨的好日子不过，要到中国去招摇撞骗，难道是什么人“胁迫”的？
唐的荒唐，国人竟然看不出来，说明时至今日，常常自称“强大”的中国人如何缺乏见识，如何妄自菲薄。没本事的人，海龟去骗国人，多么之容易。要知道，名大和Caltech都位于象牙塔的顶尖。在一个学校拿到博士，绝对不必要到另一个学校去再拿个博士。这个道理，就像你在北大读出一个学士以后，绝对不必再考一次高考，到比北大更好的清华去再读个学士。我敢打赌，唐当年递给微软的简历，肯定不会说他是名大和Caltech的双料博士。（就他那块料，说是名大和 Caltech的学士，恐怕都会被微软的HR看破，还不要说微软的那些脚踏实地的技术管理人员。）
唐这个人是很了解中美之间的区别的。据说唐这个人的家小都在美国，自己到中国去招摇撞骗。他知道，好地方是美国，不是中国。但是，在美国他不会有一展他骗子宏图机会，所以她就回国报效祖国去了。其实说句老实话，海龟时行那么多年了，我还真的没见过一个真心回去“报效祖国”的海龟。海龟的原因，无非就是在中国挣钱容易。在美国，一切实打实，来不得虚的，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实在是太艰苦了。
据说唐先生事发以后，那个雇他做CEO的公司，还在让他当他的CEO。其实，说到底，CEO是一个决定如何拿他人的钱去冒险的角色，唐先生的名言之一就是他之所以当打工皇帝，就是不愿意冒险。这样的人竟然被聘为CEO，真是荒唐。显然这些董事被唐的名大和Caltech的双料博士给镇住了，真是愚昧。
周说：“我坚信，报唐料的人一定没唐有料。”我和方舟子曾经打过吐沫仗，搞到方老弟把我发到他新语丝的贴全都立刻给删了。当时我记得我说过，他颤抖的手，疯狂地按“删除”键。但是，方舟子打假，无论怎么说，也是一个脚踏实地的活，因为你打假，就要查明人家假在什么地方。虽然方在美国也没混开，这才变相海龟，到中国去打假，但是怎么讲，方也比唐有料。周那么“坚信”，不知道理何在？他说这话的时候，不知有没有想过依据何在？
至于周说：“我更肯定唐曾经的成就。”我就实在不知道如何评论了。
唐骏这样一个骗子，在美国没有“发挥”的地方，跑到中国行骗，说明中国可悲。唐骏这样一个低级骗子，能在中国成功，说明中国可悲。周立波这样一个“名人”，没有社会正义感，不讨伐唐骏，却为唐骏辩护，说明中国可悲。周立波这样一个没有任何依据就胡说八道的人，能在中国这么走红，说明中国可悲。唐这种低级骗子，竟然有董事会聘他为CEO，说明中国可悲。事发之后，这些董事竟然让他继续当他的CEO，说明中国可悲。最可悲的是：事发之后，中宣竟然下文，禁止报道，禁止检讨中国人的这种无知。
周、唐之流胡说八道，对于成人也就罢了。那孩子们呢？
Sunday, July 11, 2010
谈谈饥饿对长寿的作用
上篇介绍了resveratrol（白藜芦醇）的健康作用。浓缩Resveratrol在美国已经可以买到。这对于血脂高的人来说，是一个福音。在浓缩resveratrol上市以前，唯一的办法就是大量引用用葡萄酒，而酒类直接提升血脂。
可以和resveratrol相媲美的，就是所谓CR（calorie restriction，或者减少热量）。CR的做法很简单：就是饥饿。一种解释是CR激活一个叫TOR的基因。而TOR产生的rapamycin被认为有防衰老的作用。
无论resveratrol还是rapamycin，人工合成不是问题。问题人工合成的resveratrol或rapamycin副作用都太大。例如，rapamycin的负作用极大。但是，少量服用，似乎可以起到激活TOR的好处。实验室老鼠实验证明，rapamycin可以延长老鼠生命14%。目前一般认为，服用极少量的rapamycin可能会对人有延长寿命的作用。但是，目前离真的可以买到rapamycin，恐怕还有些年月。
美国在防老化方面的科研，投资巨大。而且一些私营企业，也开始对这类药物感兴趣。2008年，Sirtris被药厂GlaxoSmithKline以72亿收购就是一个例子。但是无论是政府投资，还是私营企业，都有很多问题。例如，政府投资科研的效果一直不佳，私营企业致力发展特效药。
和resveratrol比，CR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那就是CR可以通过饥饿达到，不必吃药，这就省去了买药带来的麻烦（例如药中的resveratrol含量是否充足等）。当然，饥饿对于一般中年人来说是很困难的。今天的中年人，承受着相当大的压力。在这种压力之下，通常吃得都比较多，特别是肉吃得比较多。这种饮食结构，对人会有一种安慰效应。美国人对麦当劳曾经做过调查，发现习惯吃汉堡包的人，吃完以后，很放松。如果不吃，就没有这种感觉。也就是说，汉堡包是可以上瘾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要放弃过量饮食，将饮食从吃过量，改变成吃不饱的状态，对中年人来说是有一定困难的。而且，饥饿有很多讲究。太胖的人，自然不在乎掉分量。但是，到一定程度，饥饿与保持体重、体力就会成为一种矛盾。人的生化系统很复杂，你想用饥饿将人体从一种平衡，转变到另一种平衡，一方面不容易，另一方面搞不好会有危险。这就使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CR可能和冬泳有同样的效果。所谓冬泳，其实就是到冷水里面，让身体内的生存能力得以施展。这样人从水里出来以后，才会浑身滚烫。人太舒适了，这些人体本来有的能力，慢慢就消失了。那么人也就老了。以前我的一个朋友叫我增加肌肉比例，说这样我才能承受更大的工作压力。Strom Thurman说的每天早上做伸展运动，以延年益寿，都大同小异。人体的功能，不用了，自然就会衰退。一旦衰退，就很难再找回来。这样人就老了。
所以说，健康长寿之道，还是要让身体去经受锻炼。如果不让身体经受锻炼，resveratrol吃得再多，恐怕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可以和resveratrol相媲美的，就是所谓CR（calorie restriction，或者减少热量）。CR的做法很简单：就是饥饿。一种解释是CR激活一个叫TOR的基因。而TOR产生的rapamycin被认为有防衰老的作用。
无论resveratrol还是rapamycin，人工合成不是问题。问题人工合成的resveratrol或rapamycin副作用都太大。例如，rapamycin的负作用极大。但是，少量服用，似乎可以起到激活TOR的好处。实验室老鼠实验证明，rapamycin可以延长老鼠生命14%。目前一般认为，服用极少量的rapamycin可能会对人有延长寿命的作用。但是，目前离真的可以买到rapamycin，恐怕还有些年月。
美国在防老化方面的科研，投资巨大。而且一些私营企业，也开始对这类药物感兴趣。2008年，Sirtris被药厂GlaxoSmithKline以72亿收购就是一个例子。但是无论是政府投资，还是私营企业，都有很多问题。例如，政府投资科研的效果一直不佳，私营企业致力发展特效药。
和resveratrol比，CR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那就是CR可以通过饥饿达到，不必吃药，这就省去了买药带来的麻烦（例如药中的resveratrol含量是否充足等）。当然，饥饿对于一般中年人来说是很困难的。今天的中年人，承受着相当大的压力。在这种压力之下，通常吃得都比较多，特别是肉吃得比较多。这种饮食结构，对人会有一种安慰效应。美国人对麦当劳曾经做过调查，发现习惯吃汉堡包的人，吃完以后，很放松。如果不吃，就没有这种感觉。也就是说，汉堡包是可以上瘾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要放弃过量饮食，将饮食从吃过量，改变成吃不饱的状态，对中年人来说是有一定困难的。而且，饥饿有很多讲究。太胖的人，自然不在乎掉分量。但是，到一定程度，饥饿与保持体重、体力就会成为一种矛盾。人的生化系统很复杂，你想用饥饿将人体从一种平衡，转变到另一种平衡，一方面不容易，另一方面搞不好会有危险。这就使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CR可能和冬泳有同样的效果。所谓冬泳，其实就是到冷水里面，让身体内的生存能力得以施展。这样人从水里出来以后，才会浑身滚烫。人太舒适了，这些人体本来有的能力，慢慢就消失了。那么人也就老了。以前我的一个朋友叫我增加肌肉比例，说这样我才能承受更大的工作压力。Strom Thurman说的每天早上做伸展运动，以延年益寿，都大同小异。人体的功能，不用了，自然就会衰退。一旦衰退，就很难再找回来。这样人就老了。
所以说，健康长寿之道，还是要让身体去经受锻炼。如果不让身体经受锻炼，resveratrol吃得再多，恐怕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Monday, June 28, 2010
庆祝美国独立日
我们每年纪念美国独立日。对于移民来说，如果仅仅把这个日子用来休息、烤肉、看焰火，那就浪费了一个大好的认识美国的机会。如果一个移民不了解美国，特别是对于那个33岁的弗吉尼亚人在1776年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那个酷热的夏天，在Market街和第7街交界处的那个小客栈楼上，在没有任何参考书的情况下，写下来的美国纲领没有充分认识的话，那我们在美国的成功 ––– 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一个群体 ––– 就会受到障碍。
当年英国政府一方面对美国人征税，另一方面不为美国人在英国下院安排席位，导致美国人强烈不满。双方僵持不下，结果终于导致决裂，1776年7月4日，十三个殖民地的代表一一在这个“掉头的营生”（第二任总统亚当斯语）上签字。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宣布：“我们认为下列事实无需证明：人生来平等；造物者赋予了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为了保护上述权利，人民组成政府，并赋予其权力；如果任何政府形式破坏这些目的时，人民就有权将其改变或废除，进而建立新政府，并以这些原则为基础，安排政府权力的形式，使他们觉得最能够保障他们的安全和幸福。”
有了纲领还要实现，在麦迪逊（第四任总统）的领导下，1787年完成立宪。当时出使法国的杰弗逊回国后，觉得宪法需要明确列出老百姓的权利。他说服麦迪逊领导修宪。结果就是宪法第一到第十修正案，亦称权利法案。麦迪逊同时提出的一个有关国会议员薪水的议案于1992年批准后成为宪法第27修正案，另一个有关众议院人数的议案目前已无意义，但议案本身仍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
记得有一次，我在回中国的飞机上给南京大学的一个教授解释美国立国时的一些文件，听后他感慨地说：“美国人其实是很革命的嘛。”所以，美国人把独立战争称之为革命战争，一点也不过分。因为国父们对政府极端不信任，所以美国政府的权力一直比较小。当第40任总统Ronald Reagan 1989年届满离任时，就对记者说过：“我愿意大家把我记忆成那个还政于民的总统。” 美国人从去年的陶醉于奥巴马，到今天的对奥巴马的不满，显示美国人对政府仍然高度不信任。
美国是一个人民的国家。这一点，从美国国歌里可以看得很清楚。国歌里把美国叫做“自由人的国土，勇敢者的家乡。” 仔细想一想，这两者之间实际上是有因果关系的，因为在自由人的国土上，不勇敢人生就不会有光芒。从1963年以来，在美国被动投资（即投资者不参与经营）的中间回报率，总是在9%上下。对于回报高的投资，分析一下，就会发现投资者所冒的风险高于基准线。
勇敢，就意味着敢于冒险。用居里先生（居里夫人的丈夫）的话说，就是敢做个梦，然后用具体行动将其实现。国庆期间，允许我向勇敢的人民，特别是移民致以敬意。
当年英国政府一方面对美国人征税，另一方面不为美国人在英国下院安排席位，导致美国人强烈不满。双方僵持不下，结果终于导致决裂，1776年7月4日，十三个殖民地的代表一一在这个“掉头的营生”（第二任总统亚当斯语）上签字。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宣布：“我们认为下列事实无需证明：人生来平等；造物者赋予了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为了保护上述权利，人民组成政府，并赋予其权力；如果任何政府形式破坏这些目的时，人民就有权将其改变或废除，进而建立新政府，并以这些原则为基础，安排政府权力的形式，使他们觉得最能够保障他们的安全和幸福。”
有了纲领还要实现，在麦迪逊（第四任总统）的领导下，1787年完成立宪。当时出使法国的杰弗逊回国后，觉得宪法需要明确列出老百姓的权利。他说服麦迪逊领导修宪。结果就是宪法第一到第十修正案，亦称权利法案。麦迪逊同时提出的一个有关国会议员薪水的议案于1992年批准后成为宪法第27修正案，另一个有关众议院人数的议案目前已无意义，但议案本身仍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
记得有一次，我在回中国的飞机上给南京大学的一个教授解释美国立国时的一些文件，听后他感慨地说：“美国人其实是很革命的嘛。”所以，美国人把独立战争称之为革命战争，一点也不过分。因为国父们对政府极端不信任，所以美国政府的权力一直比较小。当第40任总统Ronald Reagan 1989年届满离任时，就对记者说过：“我愿意大家把我记忆成那个还政于民的总统。” 美国人从去年的陶醉于奥巴马，到今天的对奥巴马的不满，显示美国人对政府仍然高度不信任。
美国是一个人民的国家。这一点，从美国国歌里可以看得很清楚。国歌里把美国叫做“自由人的国土，勇敢者的家乡。” 仔细想一想，这两者之间实际上是有因果关系的，因为在自由人的国土上，不勇敢人生就不会有光芒。从1963年以来，在美国被动投资（即投资者不参与经营）的中间回报率，总是在9%上下。对于回报高的投资，分析一下，就会发现投资者所冒的风险高于基准线。
勇敢，就意味着敢于冒险。用居里先生（居里夫人的丈夫）的话说，就是敢做个梦，然后用具体行动将其实现。国庆期间，允许我向勇敢的人民，特别是移民致以敬意。
Wednesday, June 16, 2010
为什么美国政府赤字还没有触发通货膨胀？
WHY HASN’T THE FEDERAL SPENDING TRIGGER INFLATION?
According to the economic theories, when the government expands the spending, hot money will flood the Main Street, triggering more money chasing after relatively fewer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e result was inflation. Now, the Obama government is waging unprecedented spending. The national debt has topped $13 trillion, which is 90.3% of GDP and $117,975 per taxpayer. However, there is no inflation. Why?
This is an interesting question, posted to me by a client. The answer is of critical importance to everyone as inflation impacts everything. For instance, if one can accurately predict the inflation, he could buy real-estate prior to its hitting, as inflation will become the most effective discount of the price that he pays. That is why inflation is known as borrowers stealing from savers, a bias that hurts the economy.
There are two ways that Obama gets the money to spend. First, he can borrow money from the market, i.e., bank,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rivate investors, etc., by issuing debt. Second, when nobody wants to lend to Obama, he can essentially print more money and keep on spending. The cost of first type of deficit spending is strangling private enterprises (because private enterprises will always lose in the competition as the government can always bit up the interest rate until it wins). The cost of the second type of deficit spending is inflation. Incidentally, the foreign entity’s purchase of the U.S. debt also has the inflationary effect.
Now, the heavy government borrowing coincides with the enormous tightening of the lending by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fter a financial crisis as they face an unpredictable financial reform bill. In other words, for now, the government spending is compensated by the financial institute’s tightening to the private enterprises, especially small business. The net effect is that, instead of the small business uses the money to create jobs, the government is using the same money to support its spending. The difference on Main Street is that people, when living on government benefit, are losing the skills that they have been relied upon to earn a good living. Obama’s bet is to build up people’s reliance on government welfare so he and the Democratic Party would build a stronger voting basis by creating a stratum of poor people.
A few weeks ago, Fed reported that the credit card lending standard continue to tighten after so many years. That makes the 11th quarter of continuous tightening. Over the past three months, 29% of banks reduced credit card limits, 27% raised interest rates, and 12% raised the minimum credit scores required for a credit card. Many truly small companies, such as small construction companies, heavily rely on their credit cards, typically with credit limit of $20,000, to run their business. They buy their materials on the credit cards and pay their workers and credit card company when they are paid. Now, people with that business model must figure out another way of doing business. Driving them out of market will force people to hire bigger, more unionized and more expensive companies. That is precisely another objective of Obama.
That is part of the reason that the current recovery is so much weaker than the normal recovery in history. Business, seeing opportunities, cannot undertake those opportunities because the finance is not there.
Let’s come back to the topic of deficit. The current government spending is unsustainable. The U.S. government debt as a percentage of GDP increased phenomenally under Obama. The administration’s hands will be forced to increase the middle class tax (because “soaking the rich” would not actually increase the government revenue). Since direct increase of income tax to the middle class is politically impossible. Some form of hidden tax, such as VAT (value-added tax, which is buried in the price of all products), is inevitable. The net effect of that is to take the money away from the middle class and pay for government bureaucracy, an undertaking that is not far better from simply borrow the money from the market.
Government is a monster. Once it gets money, it will build up vested interests, which will use the government, i.e., tax-payers, money to protect its interests. It is next to impossible for the unorganized “people” to defeat the concentrated and determined vested interests. That is the reason that the most basic educational reform is so difficult. That is also the reason that Fanny and Freddie become such monsters and still gobbling billions of dollars of the taxpayer’s money each month with no end in sight, as they pour some of those billions back to politicians to force their hands.
The critical moment is the people’s ability to vote in a government that will limit the spending and allow the banks to lend to individuals and businesses, rather than competing against the small business for the same money. There are enough laws on the book, e.g., the anti-monopoly law and the insurance law, for the government to break up the too-big-to-fail institutes, even when such too-big-to-fail is produced by CDS, conducted by AIG. Now, politicians are using the people’s frustration to build into the law, more ways for them to get the political donations from vested interests.
Before the high inflation hits an economy, typically there is a period of stagnation, where the investors’ confidence is low and the money is tight. With tight money, there would be no inflation. However, the mechanism of that is like a dam. Once the water burst out, nothing can stop it. That is the problem today. Greenspan used to make his influence behind the close doors to stop things from getting out of hand. Since Bernake took over, we have seen all kinds of problems in the financial system. All of them can be stopped by some phone calls.
The current path is obviously sustainable (just like a few years ago when the banks trying to loan money out regardless of the borrowers’ ability to pay, while few people seems to ask questions). If the government, including the White House, Congress, and the Federal Reserve, cannot make the change early next year, Greece today would be our tomorrow.
The breakout “moment” depends the moment that the water breaks out of the dam. That is always an impossible event to predict. However, the fact that breakout is going to take place, if we continue this path, is inevitable.
According to the economic theories, when the government expands the spending, hot money will flood the Main Street, triggering more money chasing after relatively fewer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e result was inflation. Now, the Obama government is waging unprecedented spending. The national debt has topped $13 trillion, which is 90.3% of GDP and $117,975 per taxpayer. However, there is no inflation. Why?
This is an interesting question, posted to me by a client. The answer is of critical importance to everyone as inflation impacts everything. For instance, if one can accurately predict the inflation, he could buy real-estate prior to its hitting, as inflation will become the most effective discount of the price that he pays. That is why inflation is known as borrowers stealing from savers, a bias that hurts the economy.
There are two ways that Obama gets the money to spend. First, he can borrow money from the market, i.e., bank,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rivate investors, etc., by issuing debt. Second, when nobody wants to lend to Obama, he can essentially print more money and keep on spending. The cost of first type of deficit spending is strangling private enterprises (because private enterprises will always lose in the competition as the government can always bit up the interest rate until it wins). The cost of the second type of deficit spending is inflation. Incidentally, the foreign entity’s purchase of the U.S. debt also has the inflationary effect.
Now, the heavy government borrowing coincides with the enormous tightening of the lending by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fter a financial crisis as they face an unpredictable financial reform bill. In other words, for now, the government spending is compensated by the financial institute’s tightening to the private enterprises, especially small business. The net effect is that, instead of the small business uses the money to create jobs, the government is using the same money to support its spending. The difference on Main Street is that people, when living on government benefit, are losing the skills that they have been relied upon to earn a good living. Obama’s bet is to build up people’s reliance on government welfare so he and the Democratic Party would build a stronger voting basis by creating a stratum of poor people.
A few weeks ago, Fed reported that the credit card lending standard continue to tighten after so many years. That makes the 11th quarter of continuous tightening. Over the past three months, 29% of banks reduced credit card limits, 27% raised interest rates, and 12% raised the minimum credit scores required for a credit card. Many truly small companies, such as small construction companies, heavily rely on their credit cards, typically with credit limit of $20,000, to run their business. They buy their materials on the credit cards and pay their workers and credit card company when they are paid. Now, people with that business model must figure out another way of doing business. Driving them out of market will force people to hire bigger, more unionized and more expensive companies. That is precisely another objective of Obama.
That is part of the reason that the current recovery is so much weaker than the normal recovery in history. Business, seeing opportunities, cannot undertake those opportunities because the finance is not there.
Let’s come back to the topic of deficit. The current government spending is unsustainable. The U.S. government debt as a percentage of GDP increased phenomenally under Obama. The administration’s hands will be forced to increase the middle class tax (because “soaking the rich” would not actually increase the government revenue). Since direct increase of income tax to the middle class is politically impossible. Some form of hidden tax, such as VAT (value-added tax, which is buried in the price of all products), is inevitable. The net effect of that is to take the money away from the middle class and pay for government bureaucracy, an undertaking that is not far better from simply borrow the money from the market.
Government is a monster. Once it gets money, it will build up vested interests, which will use the government, i.e., tax-payers, money to protect its interests. It is next to impossible for the unorganized “people” to defeat the concentrated and determined vested interests. That is the reason that the most basic educational reform is so difficult. That is also the reason that Fanny and Freddie become such monsters and still gobbling billions of dollars of the taxpayer’s money each month with no end in sight, as they pour some of those billions back to politicians to force their hands.
The critical moment is the people’s ability to vote in a government that will limit the spending and allow the banks to lend to individuals and businesses, rather than competing against the small business for the same money. There are enough laws on the book, e.g., the anti-monopoly law and the insurance law, for the government to break up the too-big-to-fail institutes, even when such too-big-to-fail is produced by CDS, conducted by AIG. Now, politicians are using the people’s frustration to build into the law, more ways for them to get the political donations from vested interests.
Before the high inflation hits an economy, typically there is a period of stagnation, where the investors’ confidence is low and the money is tight. With tight money, there would be no inflation. However, the mechanism of that is like a dam. Once the water burst out, nothing can stop it. That is the problem today. Greenspan used to make his influence behind the close doors to stop things from getting out of hand. Since Bernake took over, we have seen all kinds of problems in the financial system. All of them can be stopped by some phone calls.
The current path is obviously sustainable (just like a few years ago when the banks trying to loan money out regardless of the borrowers’ ability to pay, while few people seems to ask questions). If the government, including the White House, Congress, and the Federal Reserve, cannot make the change early next year, Greece today would be our tomorrow.
The breakout “moment” depends the moment that the water breaks out of the dam. That is always an impossible event to predict. However, the fact that breakout is going to take place, if we continue this path, is inevitable.
Monday, June 14, 2010
突然想起批评和自我批评
在毛年代，党和国家最喜欢搞的莫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洗脑的一部分。当年，大小单位每个星期都要花一天的时间进行“政治学习”，包括学习政策，和讲个人自己的体会。这个体会，不是真的体会。例如，毛号召批林批孔（更准确地说，这是江青借毛等几句牢骚华搞起来的，矛头对向周恩来的一场群众运动），你觉得孔的思想没有什么问题，那在“政治学习”的时候，你是千万不能说出来的，因为一说出来，那就是反党，反毛，反“革命”。按照法律，这个当局从来没有定义清楚的反革命罪是可以判死刑的。换句话说，每周一次，在宣讲党的政策（多半是读政府文件和报纸）之后，大家就要开始联系自己的具体情况，讲讲党的这个方针，如何正确，如何解决了本单位的所有问题。
至于那些胆敢唱反调，与党叫板的人来说，毛所用的，就是这个被称之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对于毛或者党的干部来说，“批评”是对毛或者党的干部说的，也就是说毛或者党的干部可以批评你。“自我批评”是指的是哪些唱反调的人。他们自然只能“自我批评”，也就是说你们只能批评自己。不能批评毛或者党的干部。
我不是历史学家，不知道毛是从怎么想出这个阴着来的。可能和天主教的忏悔有点关系吧。对于天主教徒来说，人人都是罪人（大家都要以“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原则承担原罪）。罪恶的念头，都要通过向牧师忏悔而得到上帝的宽恕（这种手续，自然也是牧师得以挣饭饭吃的手段）。
我到了美国，才发觉，真正的自我批评不是忏悔形式的。对于最喜欢自我批评的美国人来说，他们的自我批评都是直着嗓子说出来的，绝没有忏悔的意味。
例如，最近George Mason大学的Daniel Klein教授和Zogby的Zelika Buturovic搞了一个调查，这个调查问了8个非敏感的基本经济学问题，调查答错的题目数量，而不是答对的数量（换句话说，如果回答模棱两可，就算不错）。结果让人跌破眼镜：保守派答错20%以下，左派答错60%以上。联想到当今奥巴马极左主义统治，他的极左根源，自然都是一些极左派，其中包括很多年轻人。而奥巴马政治的两个支柱之一，就是在美国搞社会主义（另一个支柱是把奥巴马日益搞得灰头土脸的全球道歉外交）。闹来闹去，奥巴马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是那些被奥巴马蛊惑的经济学白痴。
这也就是民主的一个问题。当少数人明白一件事情的时候，一个民主制度很可能将权力交给一个会蛊惑广大不了解情况的老百姓的人。这样，民主国家很可能会采取很荒唐的政策。也就是说，Klein证明奥巴马的这场试图将美国变成欧洲的革命，实际上是以美国愤青为基础的革命。
回过头来讲批评和自我批评，像Klein这样的理直气壮的批评，才是真正的自我批评。毛时代的人所做的所谓自我批评，实际上都是违心的。而且后来的事实证明，那些人违心的“自我批评”针对的思想，最后都证明是对的。美国现在自然是在走弯路。但是，弯路才刚刚走了两年，批评的声浪，就已经一浪高过一浪。就一个民族来说，像Klein所做的调查，就是最好的自我批评。这样的自我批评，才会使美国人开始思考，开始改变。换句话说，那些支持奥巴马的人就可能会想，是不是中了奥巴马言论的圈套了。这就是社会进步的条件，也就是说：教育大众无罪（即便是以反政府为目的的）。
三十年改革开放，不大张旗鼓地抓右派了，但是右派真的还没有摘帽的，也就是屈指可数的三四个人。据说留几个人不摘帽的原因是这样右派就是一个扩大化的问题，凡有本身没有错（告诉那些已经忘却了本朝历史的人们一个史实：反右总指挥是邓）。但是在新的时期，胡耀邦和赵紫阳就是新的右派。他们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在他们政治生涯的后期，他们觉得应该开放言论（虽然其尺度非常保守），受到邓和保守派的反对。最终导致六四。最后，这样两个重要的名字，在中学生课文里是不出现的。
大家都说最近中国强大了，但是我没有看到有哪个正经国家，真正地和中国站在一边。中国扮演的，经常是反面角色。例如，各国想制裁伊朗（一个宗教激进政府试图开发核武器），最大的障碍是中国。也就是说，在国际上中国的确很有影响力，但是大家有没有想想是什么影响？而且，中国的经济影响靠的是廉价劳工。最近的一个美国调查发现，美国的生意几乎都有知识产权部分（也就是说美国没多少企业是纯粹靠价格竞争取胜的）。廉价劳工的问题就是剥削，一方面是进口国货方（如美国）对廉价劳动力的剥削，另一方面是中国人对这些廉价劳工的剥削。中国常有“汉奸”、“洋奴”、“狗腿子”这类词汇（这类词是没有英文对应的），这些词反映的，就是中国人对那些帮助洋人剥削中国廉价劳动力的那些人的憎恨情绪。
目前，新一代的廉价劳动力，对这件事情开始反思，搞得当局心惊肉跳。问题是，涨工资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从依靠廉价劳动力这个模式中走出来。我是专利律师，时时会遇到中国专利问题。中国的专利，常常让人哭小不得。而真正地从出售廉价劳动力的阴影里走出来，靠的还是解放思想，放开禁锢。而解放思想，放开禁锢的第一步，就是平反胡耀邦、赵紫阳、六四。当局就是有这个心（温家宝要让大家活得有尊严的言论，和《人民日报》2010年04月15日刊登的他写的《再回兴义忆耀邦》），也没这个胆气。
中国和美国各有各的问题，因为美国有公开自我批评，我打赌这次解决美国的大政府的问题，不会在需要三十年，快的话，今年就可以开始扭转方向。而中国走出的单纯出售廉价劳动力的模式，要在美国走出奥巴马阴影之后。
至于那些胆敢唱反调，与党叫板的人来说，毛所用的，就是这个被称之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对于毛或者党的干部来说，“批评”是对毛或者党的干部说的，也就是说毛或者党的干部可以批评你。“自我批评”是指的是哪些唱反调的人。他们自然只能“自我批评”，也就是说你们只能批评自己。不能批评毛或者党的干部。
我不是历史学家，不知道毛是从怎么想出这个阴着来的。可能和天主教的忏悔有点关系吧。对于天主教徒来说，人人都是罪人（大家都要以“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原则承担原罪）。罪恶的念头，都要通过向牧师忏悔而得到上帝的宽恕（这种手续，自然也是牧师得以挣饭饭吃的手段）。
我到了美国，才发觉，真正的自我批评不是忏悔形式的。对于最喜欢自我批评的美国人来说，他们的自我批评都是直着嗓子说出来的，绝没有忏悔的意味。
例如，最近George Mason大学的Daniel Klein教授和Zogby的Zelika Buturovic搞了一个调查，这个调查问了8个非敏感的基本经济学问题，调查答错的题目数量，而不是答对的数量（换句话说，如果回答模棱两可，就算不错）。结果让人跌破眼镜：保守派答错20%以下，左派答错60%以上。联想到当今奥巴马极左主义统治，他的极左根源，自然都是一些极左派，其中包括很多年轻人。而奥巴马政治的两个支柱之一，就是在美国搞社会主义（另一个支柱是把奥巴马日益搞得灰头土脸的全球道歉外交）。闹来闹去，奥巴马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是那些被奥巴马蛊惑的经济学白痴。
这也就是民主的一个问题。当少数人明白一件事情的时候，一个民主制度很可能将权力交给一个会蛊惑广大不了解情况的老百姓的人。这样，民主国家很可能会采取很荒唐的政策。也就是说，Klein证明奥巴马的这场试图将美国变成欧洲的革命，实际上是以美国愤青为基础的革命。
回过头来讲批评和自我批评，像Klein这样的理直气壮的批评，才是真正的自我批评。毛时代的人所做的所谓自我批评，实际上都是违心的。而且后来的事实证明，那些人违心的“自我批评”针对的思想，最后都证明是对的。美国现在自然是在走弯路。但是，弯路才刚刚走了两年，批评的声浪，就已经一浪高过一浪。就一个民族来说，像Klein所做的调查，就是最好的自我批评。这样的自我批评，才会使美国人开始思考，开始改变。换句话说，那些支持奥巴马的人就可能会想，是不是中了奥巴马言论的圈套了。这就是社会进步的条件，也就是说：教育大众无罪（即便是以反政府为目的的）。
三十年改革开放，不大张旗鼓地抓右派了，但是右派真的还没有摘帽的，也就是屈指可数的三四个人。据说留几个人不摘帽的原因是这样右派就是一个扩大化的问题，凡有本身没有错（告诉那些已经忘却了本朝历史的人们一个史实：反右总指挥是邓）。但是在新的时期，胡耀邦和赵紫阳就是新的右派。他们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在他们政治生涯的后期，他们觉得应该开放言论（虽然其尺度非常保守），受到邓和保守派的反对。最终导致六四。最后，这样两个重要的名字，在中学生课文里是不出现的。
大家都说最近中国强大了，但是我没有看到有哪个正经国家，真正地和中国站在一边。中国扮演的，经常是反面角色。例如，各国想制裁伊朗（一个宗教激进政府试图开发核武器），最大的障碍是中国。也就是说，在国际上中国的确很有影响力，但是大家有没有想想是什么影响？而且，中国的经济影响靠的是廉价劳工。最近的一个美国调查发现，美国的生意几乎都有知识产权部分（也就是说美国没多少企业是纯粹靠价格竞争取胜的）。廉价劳工的问题就是剥削，一方面是进口国货方（如美国）对廉价劳动力的剥削，另一方面是中国人对这些廉价劳工的剥削。中国常有“汉奸”、“洋奴”、“狗腿子”这类词汇（这类词是没有英文对应的），这些词反映的，就是中国人对那些帮助洋人剥削中国廉价劳动力的那些人的憎恨情绪。
目前，新一代的廉价劳动力，对这件事情开始反思，搞得当局心惊肉跳。问题是，涨工资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从依靠廉价劳动力这个模式中走出来。我是专利律师，时时会遇到中国专利问题。中国的专利，常常让人哭小不得。而真正地从出售廉价劳动力的阴影里走出来，靠的还是解放思想，放开禁锢。而解放思想，放开禁锢的第一步，就是平反胡耀邦、赵紫阳、六四。当局就是有这个心（温家宝要让大家活得有尊严的言论，和《人民日报》2010年04月15日刊登的他写的《再回兴义忆耀邦》），也没这个胆气。
中国和美国各有各的问题，因为美国有公开自我批评，我打赌这次解决美国的大政府的问题，不会在需要三十年，快的话，今年就可以开始扭转方向。而中国走出的单纯出售廉价劳动力的模式，要在美国走出奥巴马阴影之后。
Thursday, May 27, 2010
谈谈resveratrol（白藜芦醇）的返老还童作用
20年前，人们就知道法国人大量吃红肉但是不得心血管疾病，是因为他们喝红葡萄酒。红葡萄酒里面的有效成分resveratrol也早就为人所知。但是，在很长的时间内，提取出来的resveratrol价格太贵，一般人买不起，所以resveratrol也就成为空中楼阁，想用resveratrol降低患心血管疾病概率的人们，只好学着法国人的样子，每天饮用红葡萄酒。（因为resveratrol含在葡萄的颜色里面，所以白葡萄酒中，resveratrol的含量很少。
2003年，哈佛的研究人员David Sinclair相信通常隐性的sirtuin基因对长寿很有好处。他测试出resveratrol可以将sirtuin基因变为显性后，就Google了一下resveratrol，结果让他吃惊的就是红葡萄酒里含有大量的resveratrol。Sinclair说他知道对红酒的研究，当他将sirtuin基因和红酒联系起来的时候，差点没有从椅子上掉下去。
老鼠实验显示，过度显现sirtuin基因（SIRT1）会有降低胆固醇，降低血糖，和降低转氨酶的作用。
Sinclair和哈佛的另一个研究人员Christoph Westphal成立了Sirtris公司研究以resveratrol为基础的新药。2008年，Sirtris被药厂GlaxoSmithKline以72亿收购。目前，Sinclair和Westphal仍然在运作GlaxoSmithKline的子公司Sirtris。
Sinclair讲，resveratrol可以让九十岁的人向六十岁那样打网球。记得我曾在Caltech的网球场见到过90岁的人打网球，在和他的交谈中，他说：除了跑不太动以外，有时会有晕眩的感觉，毕竟年纪不饶人嘛。在那以外，我没有见过90多岁的人打羽毛球，或做这种有一定强度的锻炼的。
当然，目前resveratrol的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但是，天然提纯的resveratrol已经可以在很多商店里买到。其中resveratrol的含量，一般都百倍于红葡萄酒，而且价格完全可以承受。
2003年，哈佛的研究人员David Sinclair相信通常隐性的sirtuin基因对长寿很有好处。他测试出resveratrol可以将sirtuin基因变为显性后，就Google了一下resveratrol，结果让他吃惊的就是红葡萄酒里含有大量的resveratrol。Sinclair说他知道对红酒的研究，当他将sirtuin基因和红酒联系起来的时候，差点没有从椅子上掉下去。
老鼠实验显示，过度显现sirtuin基因（SIRT1）会有降低胆固醇，降低血糖，和降低转氨酶的作用。
Sinclair和哈佛的另一个研究人员Christoph Westphal成立了Sirtris公司研究以resveratrol为基础的新药。2008年，Sirtris被药厂GlaxoSmithKline以72亿收购。目前，Sinclair和Westphal仍然在运作GlaxoSmithKline的子公司Sirtris。
Sinclair讲，resveratrol可以让九十岁的人向六十岁那样打网球。记得我曾在Caltech的网球场见到过90岁的人打网球，在和他的交谈中，他说：除了跑不太动以外，有时会有晕眩的感觉，毕竟年纪不饶人嘛。在那以外，我没有见过90多岁的人打羽毛球，或做这种有一定强度的锻炼的。
当然，目前resveratrol的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但是，天然提纯的resveratrol已经可以在很多商店里买到。其中resveratrol的含量，一般都百倍于红葡萄酒，而且价格完全可以承受。
Friday, May 21, 2010
年轻人是奥巴马政策的最大牺牲者
YOUNG PEOPLE ARE HURT THE MOST BY OBAMA’S POLICIES
Ironies are everywhere in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For one thing, young people and the high tech company executives came out amass to vote for Mr. Obama. Yet, in the early days, Obama openly laughed at those executives that they voted him in so they have to work with him. I am sure that the executives can adjust. Also, Senator Arlen Specter, who turned Democratic to give ObamaCare the necessary 60th vote and lost the Democratic primary election to Joe Sestak, because the White House would not come out to campaign for him, would do just fine in his retirement life. Mr. Specter did this due to political reasons (that he was not likely to win the Republican primary if he had not switched party). The young people, who were duped into voting for the Obama, the Rock Star, were sent to the gutter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indicators that we are becoming an European country is that the young people’s unemployment rate doubles the national average. As the national unemployment hovers around 10% (comparable to the European level), young people (25 and under) are suffering the unemployment rate of around 20%, also a typical European level.
Young people makes up their lack of experience by their diligent work. When I was young, I often sleep only four hours a day. Now, I am older and work with much less intensity. However, my experience more than makes up that gap. When I wrote columns for The Cavalier Daily, it typically cost me 20 hours to write a single piece. It was an enormous work load to turn out a piece every week. Now, it takes me about one to two hours to do the same, with higher quality.
Young people’s high work intensity makes them learn faster than older people, which is the reason that, when completely new technologies are under development, young people worth more than the older people, because experience does not count much. During the dot com boom, I was in my thirties and worked as the director of development department for several dot com companies. Except the CEOs and CTOs who are essentially the sales people, everyone in the company were younger than me. The learning stamina in young people is enormous. In those days, the gym near the office was full at 3 a.m., because the young people take a break at that hour to get some exercise. Sleep was pretty much ignored to development the new product.
It is that kind of work ethics and innovative spirit that made all technologies obsolete after six months. The joke of the day was that if you leave the field for six months, you would return as a total outsider. Experience, such as management experiences, even in those days, certainly had value. I was hired as development department heads mostly because of my management experience in large traditional companies (called brick-and-mortar then). However, if the experience spirit was not combined with my keen understanding of the technical progress, sufficient to tell developers what to do precisely, my management experience would hold little value.
Those were the days when people in their 50s and even 40s are treated badly, because they cannot work till 2 a.m. seven days a week. The only people in that age group are CEOs and CTOs, whose job is to get investment and sell the products that we develop. Incidentally, while we, the young, did a marvelous job in developing technologies. They failed miserably for creating the so-called dot-com bubble.
Dot-com trained a stratum of young people, as older people were unable to hold cutting edg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positions. That experience made us believe that nothing is impossible in this world. Hard work would always be rewarded with great products and enjoyable experience. When the dot-com industry collapsed, I followed other managers to law school. Most of my Chinese friends thought then that I was crazy. However, the confidence that I gained in dot-com prevailed. Now, I get to combine my knowledge of law, my corporate management experience (in the practice of business law), and my technical and scientific background (as a patent attorney).
The driving forces of dot-com, either as principal developers or key technical managers, are in their 40s now. Thinking back, I am always amazed that “the boom” gave me, who come to the U.S. after graduating college in China on a physics scholarship, such an opportunity to build up my character. I have heard many people saying that immigrants can only live on the margins of the society. My experience contradicts that opinion.
Today, in the stagnate environment, experience can crush even the most indefatigable learning stamina, as I can produce better writing today with only 5% of the time in a mentally relaxed state. That is the reason that young people are neither needed nor wanted now. The macroeconomic indicators, e.g., unemployment rate, only reflect that reality.
The problems, certainly, do not rest with the young, but with the national policy. When Reagan died, I stood outside of his library from 6 p.m. to 6 a.m. the next morning to show my respect, because his tax cut, his pro-business policies, his persuading of the American people that government is the problem, allowed me to have what I had. Under Obama, people believe government is the solution. I have to wait till November to see what people think that about Obama’s spending spree and ObamaCare. American people, without the likes of Reagan, are talked into the concept that the rich is evil and should be taxed to make the country fair. They don’t seem to look around to see who is giving them jobs. Obama is instituting a tax policy that 50% of the people do not have to pay any tax, and that public employees and entities, such as Fannie and Freddy, may freely use the taxpayer’s money to exert their influence on the government. It is the political game-playing that would suffocate the innovative spirit (i.e., if you lose, you take the loss; if you win, the government will redistribute it).
The U.S. is on a critical moment in history. If Obama is not stopped in November, massive government entities would be built under the laws that have just passed. Once these institutions are built, it is politically next to impossible to undo. That is the reason that Europe and Japan suffer from their perpetual economic anemia.
No American politicians dare to come out to explain the harsh reality to the people: the increasing inequality of earning abilities is caused by the fierce global competition. Those who can take creative jobs can demand their premium pay. But the earning ability of those who hold less creative jobs would be directly pressured by those who make much less in China. Allowing the creative people to flourish, so they can general work opportunities for those less creative, is the only possible economic path to success. Mr. Obama cannot wait to nurture the golden goose to lay eggs. He had a better idea: Let’s kill them for the eggs (government spending spree). Mr. Obama fails to think: after you killed the golden goose (i.e., high government deficit and a slow economy), then what? Greece is looming on the horizon.
Some may say: Government spending is ultimately translated to some form of spending, which should stimulate the economy. The answer is simple. That kind of stimulation is only valuable at the worst moment of the economic crisis to soften the blow. It cannot be turned into long-term entitlement. If the government persistently takes away the profit and redistribute it to the non-risk-takers for consumption, at best, it stimulates the traditional and existing economy, as, for instance, people buy cheap goods from stores. (Note: Government money is aimed at the low income brackets.) I am sure that China would be thankful, but it would not stimulate innovations, such as dot-com, which is the only way for the U.S. to compete. The worse scenario is that risk takers may take their business to other countries that actually encourage innovation. That would be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dreams as we know it.
There are signs that the American people have seen the mistake in electing Barack Obama. However, the Obama political machine, which obliterated John McCain, is hard at work and had its recent victories, as Democrats did much better than the Republicans to get out their votes.
The American spirit, a.k.a. the American dream, was to explore, to adventure, and to enjoy the fruit of hard work. FDR has used the Great Depression to deny the American people of that. Ronald Reagan turned the ride by reducing the government interference to people’s lives. Reagan’s power was so strong that, at one time, the opportunistic Bill Clinton claimed that the era of big government was over. Now, Obama is using the Great Recession to repeat that cycle. Although I am confident that the American people will ultimately see through all this and turn the tide again, the question is: Would it take another 40 years? Would the young people, who were betrayed and denied their innovative and confidence-building experience by Obama, vote Democratic again?
There are anecdotal reports from China that the Chinese youth are suffering from high unemployment. Although I have not seen any data, the root of the problem is the similar: the saturation of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which had been absorbing the Chinese youth because that was new to the Chinese workforce then) and the inability to build a creative sector. In the end, the government’s policy of stimulating the internal consumption parallels Obama’s spending. With a much weaker economy, the Chinese policy quickly kicked up the consumer product and food price. Now, food, which cost around 1/6 the U.S. price only a few years ago, is several times more expensive now. Some American educated people, upon returning to China, found that they cannot afford ribs in supermarket. Many Chinese business people visiting the U.S. complained to me about the unfairness of the world that Americans are making more and able to buy Chinese products that are much cheaper in the U.S. than in China.
Maybe the whole world is at a critical moment.
Ironies are everywhere in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For one thing, young people and the high tech company executives came out amass to vote for Mr. Obama. Yet, in the early days, Obama openly laughed at those executives that they voted him in so they have to work with him. I am sure that the executives can adjust. Also, Senator Arlen Specter, who turned Democratic to give ObamaCare the necessary 60th vote and lost the Democratic primary election to Joe Sestak, because the White House would not come out to campaign for him, would do just fine in his retirement life. Mr. Specter did this due to political reasons (that he was not likely to win the Republican primary if he had not switched party). The young people, who were duped into voting for the Obama, the Rock Star, were sent to the gutter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indicators that we are becoming an European country is that the young people’s unemployment rate doubles the national average. As the national unemployment hovers around 10% (comparable to the European level), young people (25 and under) are suffering the unemployment rate of around 20%, also a typical European level.
Young people makes up their lack of experience by their diligent work. When I was young, I often sleep only four hours a day. Now, I am older and work with much less intensity. However, my experience more than makes up that gap. When I wrote columns for The Cavalier Daily, it typically cost me 20 hours to write a single piece. It was an enormous work load to turn out a piece every week. Now, it takes me about one to two hours to do the same, with higher quality.
Young people’s high work intensity makes them learn faster than older people, which is the reason that, when completely new technologies are under development, young people worth more than the older people, because experience does not count much. During the dot com boom, I was in my thirties and worked as the director of development department for several dot com companies. Except the CEOs and CTOs who are essentially the sales people, everyone in the company were younger than me. The learning stamina in young people is enormous. In those days, the gym near the office was full at 3 a.m., because the young people take a break at that hour to get some exercise. Sleep was pretty much ignored to development the new product.
It is that kind of work ethics and innovative spirit that made all technologies obsolete after six months. The joke of the day was that if you leave the field for six months, you would return as a total outsider. Experience, such as management experiences, even in those days, certainly had value. I was hired as development department heads mostly because of my management experience in large traditional companies (called brick-and-mortar then). However, if the experience spirit was not combined with my keen understanding of the technical progress, sufficient to tell developers what to do precisely, my management experience would hold little value.
Those were the days when people in their 50s and even 40s are treated badly, because they cannot work till 2 a.m. seven days a week. The only people in that age group are CEOs and CTOs, whose job is to get investment and sell the products that we develop. Incidentally, while we, the young, did a marvelous job in developing technologies. They failed miserably for creating the so-called dot-com bubble.
Dot-com trained a stratum of young people, as older people were unable to hold cutting edg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positions. That experience made us believe that nothing is impossible in this world. Hard work would always be rewarded with great products and enjoyable experience. When the dot-com industry collapsed, I followed other managers to law school. Most of my Chinese friends thought then that I was crazy. However, the confidence that I gained in dot-com prevailed. Now, I get to combine my knowledge of law, my corporate management experience (in the practice of business law), and my technical and scientific background (as a patent attorney).
The driving forces of dot-com, either as principal developers or key technical managers, are in their 40s now. Thinking back, I am always amazed that “the boom” gave me, who come to the U.S. after graduating college in China on a physics scholarship, such an opportunity to build up my character. I have heard many people saying that immigrants can only live on the margins of the society. My experience contradicts that opinion.
Today, in the stagnate environment, experience can crush even the most indefatigable learning stamina, as I can produce better writing today with only 5% of the time in a mentally relaxed state. That is the reason that young people are neither needed nor wanted now. The macroeconomic indicators, e.g., unemployment rate, only reflect that reality.
The problems, certainly, do not rest with the young, but with the national policy. When Reagan died, I stood outside of his library from 6 p.m. to 6 a.m. the next morning to show my respect, because his tax cut, his pro-business policies, his persuading of the American people that government is the problem, allowed me to have what I had. Under Obama, people believe government is the solution. I have to wait till November to see what people think that about Obama’s spending spree and ObamaCare. American people, without the likes of Reagan, are talked into the concept that the rich is evil and should be taxed to make the country fair. They don’t seem to look around to see who is giving them jobs. Obama is instituting a tax policy that 50% of the people do not have to pay any tax, and that public employees and entities, such as Fannie and Freddy, may freely use the taxpayer’s money to exert their influence on the government. It is the political game-playing that would suffocate the innovative spirit (i.e., if you lose, you take the loss; if you win, the government will redistribute it).
The U.S. is on a critical moment in history. If Obama is not stopped in November, massive government entities would be built under the laws that have just passed. Once these institutions are built, it is politically next to impossible to undo. That is the reason that Europe and Japan suffer from their perpetual economic anemia.
No American politicians dare to come out to explain the harsh reality to the people: the increasing inequality of earning abilities is caused by the fierce global competition. Those who can take creative jobs can demand their premium pay. But the earning ability of those who hold less creative jobs would be directly pressured by those who make much less in China. Allowing the creative people to flourish, so they can general work opportunities for those less creative, is the only possible economic path to success. Mr. Obama cannot wait to nurture the golden goose to lay eggs. He had a better idea: Let’s kill them for the eggs (government spending spree). Mr. Obama fails to think: after you killed the golden goose (i.e., high government deficit and a slow economy), then what? Greece is looming on the horizon.
Some may say: Government spending is ultimately translated to some form of spending, which should stimulate the economy. The answer is simple. That kind of stimulation is only valuable at the worst moment of the economic crisis to soften the blow. It cannot be turned into long-term entitlement. If the government persistently takes away the profit and redistribute it to the non-risk-takers for consumption, at best, it stimulates the traditional and existing economy, as, for instance, people buy cheap goods from stores. (Note: Government money is aimed at the low income brackets.) I am sure that China would be thankful, but it would not stimulate innovations, such as dot-com, which is the only way for the U.S. to compete. The worse scenario is that risk takers may take their business to other countries that actually encourage innovation. That would be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dreams as we know it.
There are signs that the American people have seen the mistake in electing Barack Obama. However, the Obama political machine, which obliterated John McCain, is hard at work and had its recent victories, as Democrats did much better than the Republicans to get out their votes.
The American spirit, a.k.a. the American dream, was to explore, to adventure, and to enjoy the fruit of hard work. FDR has used the Great Depression to deny the American people of that. Ronald Reagan turned the ride by reducing the government interference to people’s lives. Reagan’s power was so strong that, at one time, the opportunistic Bill Clinton claimed that the era of big government was over. Now, Obama is using the Great Recession to repeat that cycle. Although I am confident that the American people will ultimately see through all this and turn the tide again, the question is: Would it take another 40 years? Would the young people, who were betrayed and denied their innovative and confidence-building experience by Obama, vote Democratic again?
There are anecdotal reports from China that the Chinese youth are suffering from high unemployment. Although I have not seen any data, the root of the problem is the similar: the saturation of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which had been absorbing the Chinese youth because that was new to the Chinese workforce then) and the inability to build a creative sector. In the end, the government’s policy of stimulating the internal consumption parallels Obama’s spending. With a much weaker economy, the Chinese policy quickly kicked up the consumer product and food price. Now, food, which cost around 1/6 the U.S. price only a few years ago, is several times more expensive now. Some American educated people, upon returning to China, found that they cannot afford ribs in supermarket. Many Chinese business people visiting the U.S. complained to me about the unfairness of the world that Americans are making more and able to buy Chinese products that are much cheaper in the U.S. than in China.
Maybe the whole world is at a critical moment.
Monday, May 17, 2010
正在走向黑暗的美国
AMERICA ON ITS WAY TO DARKNESS
Whenever there is a problem, many people automatically think that government is the solution, even when the problem is primarily caused by the government. So when there is an increased disparity in earnings, let's vote for a socialist president (Mr. Obama) to redistribute wealth by outrageous government spending. (I haven't heard anyone applauding the redistribution. Mr. Obama repeatedly claims that he is not a socialist. This somehow echoes China's claim that it is not capitalist.) When there is a sub-prime mess, let's have a set of new laws to have the government take care of it, while nobody ask why the nation suffers these financial problems periodically, forcing repeated necessity of government's (really taxpayers') bailout of someone else's risk-taking mistakes or fraud.
The problem of the increased disparity of earning is not caused by the lack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but by the global competition that has essentially taken out the old profit margin of the entir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Only creative endeavors, which require both a lot of creative thinking and a lot of risk-taking, can possibly get high reward. In other words, if a person cannot make himself creative (as an employee) or take some long risks (as a small business owner), he would not be able to command high earnings.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e., redistribution) cannot change that reality. The world has spent the last century proving that socialism kills all initiatives of private risk-taking. Look no further than Cuba and ask: Do we really want to become the next Cuba? Incidentally, one of Fidel's claims of fame was universal healthcare.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of the sub-prime mess is created by the big government pension funds buying these repackaged worthless mortgage bonds (which are called CDOs, repackaged to obscure its original worthlessness). When the rating agencies, e.g., Moody's, give these worthless debt triple A rating, and then banks buys CDS (a de facto insurance designed to evade insurance laws, primarily to avoid the required reserves) to insure it, large pension funds, especially government pension funds, bought them in billions.
New laws increase the complexity of the financial market, leading it in the wrong direction. They may legally require transparency, which will do good. However, when everyone, including the pension funds, banks, insurance companies, othe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at do not want to be called banks or insurance companies, newspapers, television stations, regulatory agencies, the Fed, Congress, etc., work together to game the system, the next problem will most certainly appear in the next 10 to 20 years.
What we need are people who can recognize these things (these people do exist) and a government that can respond accordingly (the U.S. Government, among other components mentioned in the last paragraph, has lost that ability). In 2006, the bill to put a stop to Freddy and Fannie's reckless lending practice failed to pass Congress, because it is not in line with Barney Frank's political game playing. As its size increases, we can expect the government to have less and less to do with reason.
Big government is a monster. Now, out of frustration, we are working hard to increase its size, with the private-sector's risk-taking money much needed to kick start the economy. In the end, the smart people will adjust their risks (why take the long odds when the loss is entirely theirs and the major portion of the winning has go to the government) and do fine. The middle class (or, to be more precisely, from mid-middle class down), who so whole heartedly voted for big government and does not pay much income tax, if any, will be swallowed by the monster that they made.
While the Democrats are driving the train full steam in the wrong direction, the Republicans, even if they retake both houses this November, may not be able to give up the political game playing and start to think reason. Incidentally, a government that is unable to see reason is the identifying characteristics of a banana republic. What we really need is another enlightenment movement, leading to another age of reason.
Whenever there is a problem, many people automatically think that government is the solution, even when the problem is primarily caused by the government. So when there is an increased disparity in earnings, let's vote for a socialist president (Mr. Obama) to redistribute wealth by outrageous government spending. (I haven't heard anyone applauding the redistribution. Mr. Obama repeatedly claims that he is not a socialist. This somehow echoes China's claim that it is not capitalist.) When there is a sub-prime mess, let's have a set of new laws to have the government take care of it, while nobody ask why the nation suffers these financial problems periodically, forcing repeated necessity of government's (really taxpayers') bailout of someone else's risk-taking mistakes or fraud.
The problem of the increased disparity of earning is not caused by the lack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but by the global competition that has essentially taken out the old profit margin of the entir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Only creative endeavors, which require both a lot of creative thinking and a lot of risk-taking, can possibly get high reward. In other words, if a person cannot make himself creative (as an employee) or take some long risks (as a small business owner), he would not be able to command high earnings.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e., redistribution) cannot change that reality. The world has spent the last century proving that socialism kills all initiatives of private risk-taking. Look no further than Cuba and ask: Do we really want to become the next Cuba? Incidentally, one of Fidel's claims of fame was universal healthcare.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of the sub-prime mess is created by the big government pension funds buying these repackaged worthless mortgage bonds (which are called CDOs, repackaged to obscure its original worthlessness). When the rating agencies, e.g., Moody's, give these worthless debt triple A rating, and then banks buys CDS (a de facto insurance designed to evade insurance laws, primarily to avoid the required reserves) to insure it, large pension funds, especially government pension funds, bought them in billions.
New laws increase the complexity of the financial market, leading it in the wrong direction. They may legally require transparency, which will do good. However, when everyone, including the pension funds, banks, insurance companies, othe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at do not want to be called banks or insurance companies, newspapers, television stations, regulatory agencies, the Fed, Congress, etc., work together to game the system, the next problem will most certainly appear in the next 10 to 20 years.
What we need are people who can recognize these things (these people do exist) and a government that can respond accordingly (the U.S. Government, among other components mentioned in the last paragraph, has lost that ability). In 2006, the bill to put a stop to Freddy and Fannie's reckless lending practice failed to pass Congress, because it is not in line with Barney Frank's political game playing. As its size increases, we can expect the government to have less and less to do with reason.
Big government is a monster. Now, out of frustration, we are working hard to increase its size, with the private-sector's risk-taking money much needed to kick start the economy. In the end, the smart people will adjust their risks (why take the long odds when the loss is entirely theirs and the major portion of the winning has go to the government) and do fine. The middle class (or, to be more precisely, from mid-middle class down), who so whole heartedly voted for big government and does not pay much income tax, if any, will be swallowed by the monster that they made.
While the Democrats are driving the train full steam in the wrong direction, the Republicans, even if they retake both houses this November, may not be able to give up the political game playing and start to think reason. Incidentally, a government that is unable to see reason is the identifying characteristics of a banana republic. What we really need is another enlightenment movement, leading to another age of reason.
Thursday, May 6, 2010
华人社区已经逐步成为全美最富庶的地区
我二十多年以前来美国的时候，华人社区，可以用“脏乱差”来形容。记得有一次我带一个白人朋友去纽约中国城过春节。中国城放鞭炮，放得一地碎纸屑，把她吓得我一说中国城她就皱眉头，死也不去中国城了。中国城在大家心目中，只是一个吃美式中餐的地方。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那种中餐，真是不吃也罢。我们从学校里出来以后找住处，绝对是避着中国城走。
十多年以前，我决定离开纽约来洛杉矶。当年作这个决定，就是因为我喜欢洛杉矶的华人社区。和其它地区的华人社区不同，洛杉矶的华人社区不是一个或几个点，而是绵延十几英里的，和其它族裔社区交织在一起的一个混合体。洛杉矶的种族分配大概是西裔50%以上，亚裔10%，白人30%。这种情形，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风土人情。我能够想出来的最好的一句描述洛杉矶的话就是：这里是现代的大唐盛世。在这里，各民族交融在一起，共同奋斗，共同创建自己的社区。（我不是说这里没有一些相当严重、相当棘手的问题。例如，华人的成功已经遭到别的族裔—包括白人—的嫉妒。）
可能是华人比白人勤奋吧，从我来洛杉矶以后，白人的生意（最引人注目的是超市）一倒闭，取而代之的一定是华人生意。慢慢地，经过十几年的和平演变，华人生意已经全面取代白人生意。与此同时，我也从白人社区搬入当时华人刚刚过半的Arcadia。说起Arcadia，有一个故事。当年，老蒋搞土改，创造了一批富人（老毛土改靠的是“杀”字，老蒋土改靠的是“买”字）。这些人有了钱，就来美国买房子。当然，这些土财主不知道哪里的房子好，就请台湾的风水大师来裁决。风水大师来到洛杉矶一看，说Arcadia是龙头上的龙眼，是个好地方。这样，台湾人就开始一批一批地在Arcadia买房子。慢慢地，Arcadia的学区也好了起来。对于中国人来说，学区就是命（“孩子就是命”的衍生物）。学区一好起来，大批华人开始涌入Arcadia。Arcadia的房价也就高了起来。
亚裔进入Arcadia以后，就逐渐地开始参政。当年（2002），鄂志超竞选Arcadia市议员，他的志愿者一批一批地劝我投票给他，还要把他的小牌子插到我的草坪上，都让我拒绝了（我对地方政治不太感兴趣）。结果投票当天，鄂志超亲自打电话过来，问我有没有什么问题他可以解决，我说那倒没有。他就说如果我将来有什么问题一定可以去找他。然后他说：“你能不能去投我一票。”这样，我就跑去投了他一票。华人就是以这样的坚韧不拔，一点一点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开始起主导作用。可惜的是2010年的市议员选举，几个亚裔候选人搞得非常不好。结果，三个亚裔失利共同落马，三个白人全部当选。
今天，洛杉矶东面，很有点全面被华人接管的意思。从市中心向东行驶，绵延二十余英里，从已经败落的中国城开始，经Monterey Park、Alhambra、San Gabriel、San Marino、Arcadia、Rowland Heights、到新开发的Diamond Bar，华人社区已经连成一片。在San Marino和Arcadia这样的富庶地区，地价已经被华人推到其它族裔觉得匪夷所思的高度。显现出的现象就是亚裔逐步把其它族裔排挤了出去。与此同时，华人在这些地方，渐渐地建设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世外桃源。最近连续两年，Arcadia都被评为加州最适合孩子成长的城市。学区将这件事写成专稿，通过学生，送给所有家长。
生活好了，大家就开始关心健康。目前，在San Marino、Arcadia这样的富庶亚裔地区，亚裔妇女平均寿命95.0，亚裔男性89.5，寿命之长，居世界第一。即便是全美平均，亚裔妇女的寿命也高达87.4。男性82.1。（中国总平均73岁。）因为大家都比较注意健康，加上大陆食品的质量无法保证，目前超市里，除了台湾货以外，架子上有大量的日本货。在有些货架前，日本货喧宾夺主，如果你不注意，会觉得身居日本超市。近些年，超市促销产品的时候，也注明产地，以说明此货不是来自中国大陆。华人社区建设的这个优异的成绩，是和多少年来大家的勤奋工作分不开的。目前，住在南加州富庶亚裔社区里，全套的生活供应、服务系统，包括中文的报纸、电台、电视台、出版社，已经全面形成。在这些社区里，一个人可以不讲英语，解决生活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包括娱乐。（这种文化，也有其副产品。例如，这片宝地被不少大陆的二奶看中。依照自己的经济实力，她们带着孩子在这些社区安家落户。有一些地方，因为她们群居，居然有二奶村之称。）
或许是因为生活在这个环境之中吧，我也不由自主地关心起健康问题。以后，我会慢慢地把我自己在健康方面的体会，和一些有关健康的资料，写下来，供各位参考。
十多年以前，我决定离开纽约来洛杉矶。当年作这个决定，就是因为我喜欢洛杉矶的华人社区。和其它地区的华人社区不同，洛杉矶的华人社区不是一个或几个点，而是绵延十几英里的，和其它族裔社区交织在一起的一个混合体。洛杉矶的种族分配大概是西裔50%以上，亚裔10%，白人30%。这种情形，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风土人情。我能够想出来的最好的一句描述洛杉矶的话就是：这里是现代的大唐盛世。在这里，各民族交融在一起，共同奋斗，共同创建自己的社区。（我不是说这里没有一些相当严重、相当棘手的问题。例如，华人的成功已经遭到别的族裔—包括白人—的嫉妒。）
可能是华人比白人勤奋吧，从我来洛杉矶以后，白人的生意（最引人注目的是超市）一倒闭，取而代之的一定是华人生意。慢慢地，经过十几年的和平演变，华人生意已经全面取代白人生意。与此同时，我也从白人社区搬入当时华人刚刚过半的Arcadia。说起Arcadia，有一个故事。当年，老蒋搞土改，创造了一批富人（老毛土改靠的是“杀”字，老蒋土改靠的是“买”字）。这些人有了钱，就来美国买房子。当然，这些土财主不知道哪里的房子好，就请台湾的风水大师来裁决。风水大师来到洛杉矶一看，说Arcadia是龙头上的龙眼，是个好地方。这样，台湾人就开始一批一批地在Arcadia买房子。慢慢地，Arcadia的学区也好了起来。对于中国人来说，学区就是命（“孩子就是命”的衍生物）。学区一好起来，大批华人开始涌入Arcadia。Arcadia的房价也就高了起来。
亚裔进入Arcadia以后，就逐渐地开始参政。当年（2002），鄂志超竞选Arcadia市议员，他的志愿者一批一批地劝我投票给他，还要把他的小牌子插到我的草坪上，都让我拒绝了（我对地方政治不太感兴趣）。结果投票当天，鄂志超亲自打电话过来，问我有没有什么问题他可以解决，我说那倒没有。他就说如果我将来有什么问题一定可以去找他。然后他说：“你能不能去投我一票。”这样，我就跑去投了他一票。华人就是以这样的坚韧不拔，一点一点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开始起主导作用。可惜的是2010年的市议员选举，几个亚裔候选人搞得非常不好。结果，三个亚裔失利共同落马，三个白人全部当选。
今天，洛杉矶东面，很有点全面被华人接管的意思。从市中心向东行驶，绵延二十余英里，从已经败落的中国城开始，经Monterey Park、Alhambra、San Gabriel、San Marino、Arcadia、Rowland Heights、到新开发的Diamond Bar，华人社区已经连成一片。在San Marino和Arcadia这样的富庶地区，地价已经被华人推到其它族裔觉得匪夷所思的高度。显现出的现象就是亚裔逐步把其它族裔排挤了出去。与此同时，华人在这些地方，渐渐地建设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世外桃源。最近连续两年，Arcadia都被评为加州最适合孩子成长的城市。学区将这件事写成专稿，通过学生，送给所有家长。
生活好了，大家就开始关心健康。目前，在San Marino、Arcadia这样的富庶亚裔地区，亚裔妇女平均寿命95.0，亚裔男性89.5，寿命之长，居世界第一。即便是全美平均，亚裔妇女的寿命也高达87.4。男性82.1。（中国总平均73岁。）因为大家都比较注意健康，加上大陆食品的质量无法保证，目前超市里，除了台湾货以外，架子上有大量的日本货。在有些货架前，日本货喧宾夺主，如果你不注意，会觉得身居日本超市。近些年，超市促销产品的时候，也注明产地，以说明此货不是来自中国大陆。华人社区建设的这个优异的成绩，是和多少年来大家的勤奋工作分不开的。目前，住在南加州富庶亚裔社区里，全套的生活供应、服务系统，包括中文的报纸、电台、电视台、出版社，已经全面形成。在这些社区里，一个人可以不讲英语，解决生活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包括娱乐。（这种文化，也有其副产品。例如，这片宝地被不少大陆的二奶看中。依照自己的经济实力，她们带着孩子在这些社区安家落户。有一些地方，因为她们群居，居然有二奶村之称。）
或许是因为生活在这个环境之中吧，我也不由自主地关心起健康问题。以后，我会慢慢地把我自己在健康方面的体会，和一些有关健康的资料，写下来，供各位参考。
Wednesday, April 28, 2010
加州政府穷疯了，开始靠罚款赚钱
在加州开车，请谨慎行使。
Traffic Tickets Fines (01/06/2010)
Violation of disabled parking provisions, second offense..............$1876
Parking in a bus loading area .........................................$976
Violation of disabled parking provisions, first offense................$976
Failure to provide evidence of 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insurance) ...$796
Passing a school bus with flashing red signals.........................$616
Mandatory use of child passenger restraints............................$436
Failure to stop at a red signal. ......................................$436
Unsafe Speed, 16 to 25 miles over the limit............................$328
No evidence of current registration....................................$256
Drive using wireless phone not hands free, For each subsequent offense.$256
Failure to notify DMV of address change within 10 days.................$214
Failure to stop at a stop sign. .......................................$214
Unsafe Speed, 1 to 15 miles over the limit.............................$214
Unlawful material on vehicle windows...................................$178
Adequate muffler required .............................................$178
Headsets/Earplugs over both ears.......................................$178
Motorcycle safety helmet requirements..................................$178
Drive using wireless phone not hands free, First offense ..............$148
Drive while wireless device to send, read or write text................$148
Minor drive using wireless phone.......................................$148
Mandatory use of seat belts............................................$148
Traffic Tickets Fines (01/06/2010)
Violation of disabled parking provisions, second offense..............$1876
Parking in a bus loading area .........................................$976
Violation of disabled parking provisions, first offense................$976
Failure to provide evidence of 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insurance) ...$796
Passing a school bus with flashing red signals.........................$616
Mandatory use of child passenger restraints............................$436
Failure to stop at a red signal. ......................................$436
Unsafe Speed, 16 to 25 miles over the limit............................$328
No evidence of current registration....................................$256
Drive using wireless phone not hands free, For each subsequent offense.$256
Failure to notify DMV of address change within 10 days.................$214
Failure to stop at a stop sign. .......................................$214
Unsafe Speed, 1 to 15 miles over the limit.............................$214
Unlawful material on vehicle windows...................................$178
Adequate muffler required .............................................$178
Headsets/Earplugs over both ears.......................................$178
Motorcycle safety helmet requirements..................................$178
Drive using wireless phone not hands free, First offense ..............$148
Drive while wireless device to send, read or write text................$148
Minor drive using wireless phone.......................................$148
Mandatory use of seat belts............................................$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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